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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标题】On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作者简介】郭春生(1965－)，男，河北肃宁人，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 在国际共运史学科受到冷落的时代，研究者必须冲破狭隘的研究视野，拓展共运史的研究视野。“国际”的视角和方法就是在共运史研究中非常值得重新审视的一种视角和方法。对这一视角和方法的重新审视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和认识苏联问题，也可以为我们揭示以往国际共运史研究中存在的狭隘性问题。

　　When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becomes desolate today, researchers must break through limitations and broaden their research perspective.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ogether with related methods, is a new and important way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Investigation of this new perspective will help us to more clearly understand and recognize problems with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will also discover limitations in former historical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关 键 词】国际共运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苏联/社会民主主义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inter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Soviet Union/social democracy

　　在当今市场经济时代，作为一个学科体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属于受到冷落的学科。但是，古人言“以古为鉴可以知兴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尤其是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绝对不能忽视国际共运史的研究。弄清共运史实，阐明历史道理，从过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汲取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将大有裨益。

　　国际共运史学科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在它的名称中既已体现出来的“国际”性。在这一学科的研究中，“国际”既作为一种视角也作为一种方法而存在，这种视角和方法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的。本文试就国际共运史学科的“国际”视角和方法谈几点看法。

　　第一，作为“视角”和“方法”，“国际”联系是国际共运史研究中必须重视的一个要素。

　　从学科体系上说，国际共运史是作为一门历史科学而存在的，它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更确切地说是世界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任何一门科学的研究都有其特定的方法和视角，历史科学也不例外，除了史料辨伪法、比较研究法、计量史学法等等这些历史研究中通用的方法和视角之外，每一个历史科学的分支还有其特定的方法和视角，而“国际”的视角和方法对于国际共运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共运史的研究中，这种视角和方法又是很容易被疏漏和遗忘的。

　　首先是“国际”的视角。在国际共运史研究中，所谓“国际”的视角，就是在观察和研究国际共运史的人物和事件时，必须超出一国的范畴，从国际联系中揭示事物的真相，探索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这一方面由于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使得隔绝分裂的各国历史真正形成了世界历史，另一方面更是由于共产主义运动史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个别历史，而是具有广泛国际联系的“世界历史”。因此，国际视角是共产主义运动研究中必须具备的一种视角。

　　研究的视角同时也是一种研究的方法。事物的普遍联系是一种世界观，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在共运史的研究中，国际联系方法的应用是达到全面认识事物的重要途径，抛弃了这种方法来分析问题，往往会以偏概全，导致对事物的片面认识。

　　对事物的精深研究是历史学家追求的至高境界，正是这种精深研究还原了大量的历史真相。但这种研究也很容易将历史学家引入到一个幽深而又狭窄的世界，将他们的有限精力局限在这个世界之中而不能自拔，从而忽视了研究对象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而在国际共运史的研究当中，任何对国际联系的疏漏和遗忘都极有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

　　“求真”——即追求事物的真实性——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原则。国际联系视角和方法的使用必须遵循“求真”的原则，以真实而充分的论据证明国际联系的存在，决不能将没有联系的事物硬扯在一起。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是揭示事物变化原因的基本哲学原理。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变化而言，“国际”因素毫无疑问是属于外因的范畴，也就是说它应该属于变化的条件。但在国家和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国际形势波谲云诡的时代，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变化往往不是源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内部，而是源于外部因素。在现代国际政治中，由外部因素导致国家剧变的事例不胜枚举。所以，简单地将“国际”因素视为外因恐怕难以解释纷繁复杂的重大事变，必须给予“国际”因素以更多的重视。国际共运史的研究更是如此，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变化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时受外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决定性影响，或者受到其他国际因素的决定性影响。因此，进行国际共运动史的研究更需要重视“国际”的“视角”和“方法”。

　　第二，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国际”视角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特征。

　　首先从理论上看。

　　从源头上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也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中，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结束语，这其中的“全世界”中所包含的国际视角自不待言，也就是说在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和争取人类解放的过程中，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不能局限于一国一地，而是要联合起来进行斗争。除了在结尾处的这个标语性的口号之外，在《共产党宣言》中还有多处都体现出了这种国际视角。在无产阶级斗争的背景上，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指出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还能孤立于这个全球化进程之外，“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276“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276既然有了这种全球化的背景，无产阶级的斗争就不能仅仅局限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共产党宣言》指出：“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1]283但是无产阶级在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1]307。由此看来，在《共产党宣言》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和标志性的文献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从理论上确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性”原则。

　　在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活动进行理论指导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始终将国际联系作为革命理论的一部分。例如，在分析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时，马克思就指出：“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2]这就是说，因为没有其他地方革命的联系和支持，使得巴黎的革命因势单力孤、孤军奋战而失败。这就从理论上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了指导，要求无产阶级在斗争中要加强国际支持和配合，这是保证革命胜利的重要一环。再例如，在回答俄国革命家的疑问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阐明：“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251这其中包含着多重的思想，其中之一是，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相互联系是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推向更高一步的保障；如果缺少这种相互联系，革命的发展甚至是不可能的。

　　在列宁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体系中，“国际”视角更是显而易见，这种国际视角多是以“世界革命”的理论表现出来的。虽然列宁主张在革命条件成熟的俄国率先进行革命，但他从来也没有将俄国革命与其他国家的革命割裂开来，而是始终将俄国革命放在世界革命的大视野之中，把它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二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号召俄国无产阶级继续进行斗争，他表示相信：“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援助保证会到来；”他高呼：“俄国革命万岁！”“已经开始的世界工人革命万岁！”[3]这很清楚地表明，“国际”视角是列宁共产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其次从实践上看。

　　以德国流亡者组成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法国、英国、比利时等国进行活动，这本身既已体现出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性。当时在西欧诸国流行着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它们不都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范畴，但毫无疑问都是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体现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性。与《共产党宣言》发表几乎同时发生的欧洲1848年革命，被《新莱茵报》、法国工人六月起义等打上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的烙印，也体现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性。此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性特征更是明显，国际工人协会和世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就分别被称为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各国思想家们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问题都是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中带有国际普遍性的问题。对于俄国革命而言，当时在俄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及应该不应该进行革命，都成为重大的国际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革命家曾希望在西方发生革命以形成与俄国革命的配合，在1919年共产国际又建立起来，所以说，这一时期共产主义实践活动的国际性特征非常明显。

　　总而言之，共产主义运动自产生开始，从理论到实践都带有明显的“国际”特征。

　　第三，苏联共产主义也是一个“国际”问题，在分析苏联共产主义时不能忽视“国际”的视角和方法。

　　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理论形态进入到现实社会制度的阶段。1918年初，列宁主张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更名为俄国共产党，“我们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应该给自己清楚地提出这些改造归根到底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共产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唯一正确的”[4]。因此，我们常说的苏联社会主义实际上应该被称为苏联共产主义才更为确切。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分析苏联社会主义时必须将它作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运用“国际”的视角和方法对它进行全面分析。在对苏联社会主义进行“国际”分析时，以下几个方面是必须要考虑到的：

　　1.意识形态的国际对立。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学界赞同高放教授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继承物、对立物、取代物和创新物”[5]。在苏联社会主义70余年的历史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始终表现为一对对立的意识形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以与资本主义制度对立的姿态出现和存在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70余年的发展和曲折，都同这种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对立联系在一起。既然是对立，就包含着激烈的斗争，即苏联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相互的意识形态攻击和渗透。毫无疑问，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不复存在，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成为胜利者。苏联剧变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这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有直接关系，割裂了这种“国际”联系，对苏联剧变原因的分析就是不全面的。但是，如果片面强调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在苏联剧变中的作用，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2.苏联国内问题与国际斗争的相互联系。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多次出现激烈的国内斗争。在这种国内斗争中，失败的一方往往被扣上国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大帽子，如在“沙赫特事件”上，斯大林就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专家集团同国际资本相勾结对苏维埃政权的“严重进攻”，而这实际上只是国家政治保安局制造的假案。斯大林这种“着重于从国内外敌人那里寻找根源”[6]的做法与我们所说的“国际”视角毫不相干。历史研究讲究的是以史实为依据，那种捏造史实以打击对方的做法正是违背“国际”视角原则的做法。在分析苏联的国内问题时，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它们与国际斗争的联系。

　　3.苏联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之间的国际联系。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就非常重视建立苏联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广泛联系，共产国际的诞生也是这种国际联系的一个产物。这一时期各国共产党都与苏联共产党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或者可以说不少国家共产党的建立就是苏联共产党努力的直接结果。即便是共产国际不复存在后，苏联社会主义仍然在广泛影响着世界社会主义，1956年苏联二十大时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在各共产主义政党中的爆炸效应就是这种影响的表现。这也提示我们，在对苏联共产党历史和各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中，一定不能忘记他们之间相互联系这一视角。这也应该是国际共运史研究中一个不可偏废的重要课题。

　　4.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必须超越苏联社会主义的视野，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汇合和交叉的。在当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中，不能将民主社会主义完全拒之门外。

　　在19世纪，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同根同源的。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写《共产党宣言》时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严格区别开来，但在进入50年代之后，他们就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词混合使用，把它们视为含义相同的词汇。但是，在19世纪末恩格斯去世以后，第二国际发生分裂，尤其是第二国际一些无产阶级政党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时投了赞成票，而列宁为代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坚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主张，并最终取得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就连第二国际著名的左派思想家罗莎·卢森堡也对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措施进行激烈抨击，列宁则坚持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主张。1918年3月，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建议将党的名称修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他认为“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同时修改名称也表达与沦为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欧洲各社会党的区别，“直到现在，欧洲各先进国家旧的正式的社会党，都没有摆脱使欧洲正式社会主义在这次战争中彻底破产的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乌烟瘴气，因此直到现在，几乎所有正式的社会党都是工人社会革命运动真正的障碍，真正的绊脚石”[4]41。从此，共产党和社会党、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被严格区分开来，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被严格排斥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运动之外。与此相适应，我们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也是从这个历史时段开始不再包括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活动。

　　实际上，我们不能将社会民主主义完全排斥在社会主义之外。社会主义自诞生以来就是一个新生事物，在和资本主义的继承、对立、取代和创新过程中，社会主义也是在曲折中前进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围绕一系列重要问题在社会主义的国际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也是社会大变革时期的正常现象，社会民主党并未因此放弃社会主义的追求。同样，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我们也不能因此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研究必须将苏联代表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囊括其中，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全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180.

　　[3]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70.

　　[4]列宁全集(第34卷)[J].北京：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41.

　　[5]高放．世界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轨迹和根源[J].广东社会科学，1996, (2): 26－32.

　　[6]陈之骅，等．苏联兴亡史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49.^

　　

　　

　　

　　责任编辑：项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