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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标题】The Loss of Belief: An Ideological Catalyst for the Soviet Collapse

　　【作者简介】黄继锋，王明哲，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黄继锋，男，福建闽清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王明哲，女，河北保定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内容提要】 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大厦轰然倒塌的原因，学界已做了许多探讨。意识形态阵地被侵袭带来的自上而下的信仰缺失无疑是一个关键性因素。本文从上层知识分子、普通苏共党员、普通民众三个群体的信仰缺失展开，说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与否事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这对于我国从意识形态引导和社会主义实践两个方面，坚定全党及普通民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扫清障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The academia have discussed a lot abou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a key factor is the loss of belief from top to bottom as a result of western invasion of the Soviet ideology.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i.e. elites, party members and the ordinary people in Soviet Union, this article manifests that the Marxism belief is a central existential challenge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For Chinese, we're supposed to centralize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strengthen the party and people's Marxism Belief, and get rid of barriers on construction.

　　【关 键 词】信仰/苏联解体/意识形态/社会主义belief/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ideology/socialism

　　学界对于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众说纷纭，就现有的研究来看，大致有革命早产说、马克思主义乌托邦说、十月革命阴谋说、斯大林模式说、苏联模式说、经济决定说、苏联人民选择说、上层精英决策说以及西方和平演变说等观点。按照恩格斯关于历史的合力说法，每一种力量都无法直接导致苏联这个庞大帝国的解体。笔者认为，从党员到普通民众，苏共党内从上到下的信仰缺失在苏联解体事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信仰原本是一个宗教色彩较浓的词语，在后来的文化发展中，它越来越被学术界认同为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方面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因此，意识形态领域所依据的理论体系，往往也被称为信仰，进而成为一个政党夺取并维护政权、实施政治纲领的精神支持。“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根本利益，由其中一部分最积极的分子组成，有共同的政治主张(理论和纲领)，采取共同的行动，为夺取和巩固政权而联合起来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政治组织。”[1]信仰的履行、坚定程度的强弱，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执政党的威信和执政地位的稳定。苏联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及时把握住革命形势，在世界上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以强大的制度优越性，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强烈政治认同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并吸引了普通民众认同其执政理念。然而，伴随着上层知识分子、苏共普通党员、直至普通民众信仰的或转移或泯灭，社会主义苏联开始走向解体。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言：“前苏联败在了意识形态上，败在了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信仰、信念的动摇上。”[2]汲取苏共失败的教训，趋利避害，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公民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向、用社会主义实践的成果增强制度的吸引力，才能坚定中国共产党党内党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完成。

　　一、信仰转移：上层知识分子的改向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在人类历史的跨越式进步过程中，知识分子推波助澜的作用仍不可否认。正是他们在掌握科学理论的基础上顺应历史发展趋势，适时推进了革命形势向前发展，他们缔造了崭新的社会制度，为人类社会向着文明昌盛前行立下了丰功伟绩。苏共初期的领导人曾经以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赋予了全国人民不畏苦难的信心和争取革命胜利的勇气。在科学信仰的武装下，苏联人民成功摘取了革命的果实。然而，斯大林模式的一系列弊病，加之改革的不力甚至方向错误，导致苏共领导阶层和知识分子思想发生偏离、分化，最先掉转社会主义方向，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及苏共的领导。

　　知识分子信仰转移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领导阶层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在苏共执政的早期阶段，苏共党员甚至是手握重权的管理人员，无比忠于组织原则，宁愿自己饿死都坚决不占公家一丝便宜；而到苏共后期，官僚特层集团的特权却发展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在勃列日涅夫当政后期，苏共领导人的共产主义思想已经变得十分淡薄，物欲横流、奢侈浪费、阿谀奉承的风气日益滋长，勃列日涅夫本人就是这样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特权阶层的最高代表。不仅如此，他们还无视民间疾苦，例如，“当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的一个书记帖列霍夫向斯大林汇报关于哈尔科夫农村歉收而造成的极端困难局面”[3]时，斯大林颇有“何不食肉糜”的荒诞，讽刺这位书记“最好放弃州委书记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参加作家协会去，到那里编故事，供傻子们阅读吧”[4]。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中，大部分人是原来的党政干部。同年6月的一次调查表明，在苏联高层干部队伍中，76.7％的人认为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革了苏共的命。他们认为，在公有制为基础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合法劳动而非特权来积累大量物质财富、获得更高尊严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非法积累物质财富的同时，他们开始怀疑并否认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另一种则是知识分子共产主义思想的淡漠。斯大林执政后期积累下的弊病开始逐渐腐蚀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渐渐瓦解了知识分子曾经坚不可摧的信仰。并且，知识分子较之平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西方思潮，受侵蚀的概率也相应更大。以戈尔巴乔夫为中心，包括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在内的右翼势力集团，他们将过度集权夸大为极权主义，主导了当时知识分子由“完善社会主义”调转到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潮流。2001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俄罗斯灯塔电台采访时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苏共二十大的孩子，苏联60年代的历史对我们影响很大，年轻时我们是怀着对党的信任和忠诚入党的，但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5]他还多次与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进行对谈，并合作出版了《20世纪的精神教训》这一对话录。戈尔巴乔夫在其中说：“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发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同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了。”[6]他否定了自己之前的全部马克思主义信仰，而且还将矛头直接指向伟大的革命导师，指向了已经被实践反复证明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以至于之后的改革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而走上了完全相反的资本主义路线。他说：“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卡尔·马克思的晚年时代已经死去的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口号。”[4]领导人大张旗鼓的改旗易帜倾向，直接鼓励了苏联知识分子陆续转到社会民主主义等其他道路上，复辟资本主义的结局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共的威信日益下降，风气日下，腐败横行，党内也混进了不少利用体制漏洞借机往上爬的投机分子，他们想在党票的掩护下实现自己个人的肮脏勾当。最终，这瓦解了党内意志，挖了共产党的墙脚，大环境的恶化使得许多正直的共产党员也开始丧失对曾经寄托过他们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的苏共的信任。这导致整个上层社会一片混乱，全苏联陷入群龙无首的纷杂，为最终的解体埋下了伏笔。

　　二、信仰崩塌：普通苏共党员的丧志

　　一个政党的发展壮大和执政地位的取得巩固，要求有一个有远见、有战斗力的领导阶层作为中流砥柱，这种领导的有效性表现在广大党员对党的认同和拥护上——不仅要拥护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而且要先于普通民众在其成为国家法律法令之前自觉地加以贯彻，这样才能确保执政的有效性。先有党内的整体支持，才有可能获得外围群众性组织及普通民众的支持。如果党内自身都不能团结一致，表现出高度的凝聚力和斗争力，对于外围群众来说就更缺乏说服力和领导力了。普通党员在外围群众和党的领导集团之间起着一种桥梁性作用。因此，领导集团的党员信仰必须强化，占执政党相当数量的普通党员则更不能例外。

　　如前所述，苏共早期的党员正因怀着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高度的信仰，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条道路，不畏艰辛夺取革命的胜利。然而民主渠道的阻塞，专制风气的强化，官僚科层的凸显，党内斗争的加重，人民利益的受侵等都引起了普通党员强烈的不满，他们忠贞的信仰感情受到了欺骗和伤害，对党继续宣扬的信仰产生了怀疑甚至反感，越来越多的党员开始离心于中央。更可怕的是，即便党内有一些党员有独立见解、头脑清醒、信仰坚定，却因党内利益冲突导致的分裂而被贴上党的事业的叛徒的标签，从而被无情镇压。整个苏共党内乌烟瘴气，黑白混淆。冰冷的现实使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贫穷加暴力，继而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构筑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制度。这些既目睹了斯大林模式辉煌成就，又不同程度地感受过大清洗及各种运动的党员，对原本无比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产生了质疑。不少拥有权力的党员甚至开始视自己的利益为首要目标并进行寻租活动，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分化瓦解从高层向下蔓延。从领导苏联人民建设了一个超级大国，到在外忧内患的条件下坚持打赢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再到亡党亡国，苏联执政党自身的危机是根本原因，其中党员信仰发生的转变是一个很突出的因素。

　　专题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的解说词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令人深思的问题：“一个有着将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在执政74年之后丢掉了执政地位，整个党也随之溃散。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在敌对势力取缔共产党时遇到来自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共产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的记载。”[7]带着美好初衷入党的普通党员对党的理想信念、执政方式都产生了怀疑，那么这个党必定是涣散的，缺乏生命力的。首先从思想上丧失了阵地的苏联共产党，如同丢失了它的灵魂支柱，党员们对其信仰不再热诚，甚至更多地选择了放弃，转而接受了西方语境下的自由平等博爱。最终，失去了大多数党员支持的苏共自然失去了生存能力，更谈不上维护执政地位，最终导致这个超级大国的解体。

　　三、信仰泯灭：党外普通民众的绝望

　　中国有句古语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体现了人民在推动历史变革中起到巨大作用的群众史观。人民群众从拥护转向放弃最终导致了危机总爆发。理想与现实强烈的反差，加之官僚特权阶层转嫁给穷苦人民的巨大压力，使得人民群众普遍感受到社会主义并不像他们理想中美好，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逐渐在本国甚至东欧阵营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换言之，当苏东各国人民看到世界各国蓬勃发展的现实，发现自己的国家大大落后了，从而产生了严重的屈辱感。人们意识到要想继续前进，振兴自己的国家，就只好变更斯大林模式，寻觅更科学的社会发展方向。正因如此，苏东剧变后，各国都宣布彻底与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决裂，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向转轨。民众的失望促使改革改变了方向，最终走上一条与社会主义完全相反的道路。

　　苏共后期民众信仰的缺失不仅源自对现实的失望，也要归咎于思想工作环节的薄弱。党的各项思想教育活动开展的虽多，但往往滥于程式，流于口号，与现实脱节。与此同时，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却在慢慢渗透进新生代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对多数青年来说，不仅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工业化和集体化，就连伟大的卫国战争和战后的恢复都成为了历史。相比起来，他们更容易接受新奇、奢靡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苏联社会政治制度就像一个从来就有的现实——不了解历史，也就不会珍惜苏维埃政权所取得的成就和成绩，年轻一代逐渐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现实产生了相互的矛盾，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的腐败没落’没有出现，代之而起的是日本以及西方先进国家所取得的前所未闻的科学技术及物质文明的进步”[8]。

　　普遍信仰缺失的环境和冷战的背景，使得西方的敌对势力有机可乘，他们掀起了对苏联、对社会主义的更为猛烈的舆论进攻，国外势力勾结国内反动派，政治事件频频发生，给国内经济建设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苏联人民的信仰缺失为西方思潮的渗入提供了丰沃的土壤，西方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甚至直接开进苏联进行运转。苏联的思想界、理论界一片混乱，纷纷扬扬地对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历史进行揭丑、批判，甚至竞相进行诽谤、辱骂。党的阵地首先从思想上沦陷。信仰本身不够坚定的青年人对社会主义更加不热诚，他们不但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缺乏批判，反而崇尚西方膨胀式的“富足”生活，向往西方语境下的自由民主平等，青年群体信仰混乱、道德沦丧，而党却把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疏忽了。由此可见，思想工作的空白使广大普通民众失去了对于苏联共产党的信心，对党的宗旨冷漠、唾弃，甚至加以反抗。一场针对苏共甚至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任危机全面展开并向纵深蔓延。可以说，民众在没有选择一种新的信仰时，便毅然决然地抛弃了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造成的苏联国内大众信仰缺失，不仅加速了苏联的亡党亡国，还对日后苏联人民的精神面貌、革命斗志产生了摧毁性的影响。

　　四、后事之师：在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中坚定信仰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者和维系者，苏联原本无意直接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但苏共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错误的理解和运用导致意识形态建设剑走偏锋，苏联走上了先左后右、既左且右的道路，最终酿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悲剧。一来，斯大林无视列宁晚年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忧思，将列宁避免机械重复巴黎公社道路、争取吸收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教诲抛之脑后，不能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沿着极左的路线建立了一套等级森严、权力集中的科层制度。尽管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迅速建成了现代工业体系，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但毕竟这种行为无异于竭泽而渔，它为苏联后期经济疲弊、民不聊生埋下了危险的火种；政治上集中大过民主导致了权力的绝对膨胀以及盲目的宗教式个人崇拜，苏共领导集体在自大自满中混淆了判断、在位高权重中丧失了本色，党内腐败逐渐成为一颗日渐肥硕的毒瘤；文化大清洗运动则更是束缚了人民学习与创造的热情，全党上下故步自封、自欺欺人，最终甚至发展成为苏共领导人清除异己、稳固权力的斗争工具，成为苏联政治恐怖、信仰崩塌的主要推手。极左的斯大林模式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埋藏下了深厚的体制危机，严苛的意识形态控制带来的恐怖反倒带来了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质疑。二来，自赫鲁晓夫开始的意识形态修正和体制改革却矫枉过正地将苏联引上了右的道路。苏共首先在文化领域进行了一面倒式的批判，并以主动引进多元化舆论观点，过分放松意识形态控制逐渐使改革转了向，西方意识形态日益侵蚀着苏联意识形态阵地，文化领域丧失党性原则，甚至允许大量丑化苏共、丑化社会主义声音的发出。各种声音的繁芜错杂导致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苏共上层成为资本主义的鼓吹者，人民也在真真假假的宣传面前呈现出迷茫和惶恐，马克思主义信仰从被淡化发展到被抛弃。

　　因此笔者认为，苏共正是因为背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才没有沿袭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路，走上了先左后右的道路。在意识形态领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地位，导致全党上下三个主要群体的信仰转变及缺失，最终颠覆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庞大体系，这不能不说是极其可悲的。

　　哺育信仰的过程，不妨说是思想政治工作与社会主义建设相统一的过程。一方面，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资本成分对计划成分的驱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躲不开也绕不过，如果不改变经济增长至上的理念，忽视了意识形态引导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用，放任西方各种思潮的无限制涌入，无疑会加大党的执政风险。另一方面，当今世界正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各国都在全力以赴地提高综合国力和国民生活水平，如果仍然沿袭苏共的错误，忽视人民民主的重要作用、不打击特权阶层对利益的垄断、思想文化上专断集中、任凭人民生活水平持续走低，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在贫穷和封闭中渐渐丧失其优越性和吸引力。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鼓励百花齐放、推动思想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引进增量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要求，这样才能在全党上下及党外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形成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合力。因此，要使全党上下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一方面需要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引；另一方面需要社会主义实践的鼓舞。前者事关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问题，后者则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四位一体统筹发展的科学发展要求。

　　(一)坚定信仰过程中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引作用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有力证明了这一点——意识形态的瓦解崩溃逐步啃噬了人民的信仰，而人民主观信仰的坍塌致使他们选择了另一种经济制度，这彻底动摇了社会主义的根基。可以说，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只是使社会主义制度大坝渐溃，但这并不意味着彻底丧失了修补即改革的机会。而是否去修补、如何修补、修补的方式(加固还是重建？)以及修补的力度都取决于党员群众的主观选择，这需要信仰的保障。因此，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增强社会主义荣辱意识，坚定全党上下及普通民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事关社会主义建设全局。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必须有力坚持意识形态的一元指导地位。社会主义思想阵营面临的最大威胁便是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蚀。诚然，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在西方宣传的诱导和个人利益的迷蒙下，选择了与社会主义相背离的政策，这使得国家与社会主义制度渐行渐远；然而，据相关史料显示，在戈尔巴乔夫集团改弦更张的整个过程中，几乎没有受到过来自任何阶层的抵抗。可见，社会主义苏联内部的意识形态免疫系统是非常薄弱的，经不起任何推敲。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用科学的、系统的理论占领党员群众尤其是普通民众的思想高地，一方面拒绝低层次的民主自由；另一方面用科学的理论说服人，不给其他错误思潮留侵占的空间。越在思想混乱的时候，越要依靠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来统一思想认识，逐渐培养坚定的主观信仰，从根源上建立牢固的思想防御系统。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必须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改革改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禁锢发展的地方，但“改革而不能改向”，切忌变成“信仰放弃、方向背离、主义抛弃”的改旗易帜。前总参谋长、当时的苏联总统参谋、68岁的元帅阿尔哈尼耶夫于1991年8月24日24日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上吊自杀了，他在遗言中写道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破灭了。可以说，如若彼时苏联坚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尝试修补性的改革，结果或许不会如此触目惊心，至少苏联人民的信仰没有全面崩塌。在社会主义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推行改革，以改革的实际成效彰显制度优越性，才能培育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必须切实加强文化软实力的影响感召作用。在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国际声望，在世界舞台上开始举足轻重。但可以说，中国仍不是一个大国。“一个大国应该是在思想与意识形态、经济体系和军事实力方面都取得支配地位的国家”[9]，显然文化短板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成为一个大国。中国人民必须形成明确的价值信仰，用“凝聚党和人民关系的新的认同和理想”壮大自己、影响世界。

　　(二)坚定信仰过程中社会主义实践的根基意义

　　无论在社会主义苏联还是中国，共产党都因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工人阶级的吸引而得到了广泛的拥护。在共产党力量尚为薄弱、根基尚为不稳的年代里，民众朦胧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反而起过巨大的动员和激励作用，这种甚至很模糊的信念曾经给予了共产党员及普通群众钢铁般的意志，支撑他们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并赋予他们在艰苦环境下建设美好家园的勇气和信心。然而，随着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稳固，继续保持党内外信仰的坚定性则更需要依靠社会主义直接的实践成果。

　　正是因为逐渐丧失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苏联人民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热情也一点点消退。到80年代末，苏共的社会基础已非常脆弱，石化企业的一位领导人说：“最重要的是党丧失了威信，人们的日子越过越不好。二十年前人们都愿意入党，现在我们党衰落了，人们也要退党了。”[10]1991年，喀山的一位老人这样说：“共产党试了70多年了，弄成这样，也应该让其他人试试。”[11]群众流露出了对苏共的无比失望，甚至试图寻求另一种价值追求。可见，社会主义建设的薄弱是苏共晚期人心涣散的重要原因。苏联极左社会主义路线付出的代价无疑是惨痛的，它带来的不仅仅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大受阻，还是几代人民群众生活逆转的悲哀。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法宝指导人民群众突破了重重困难，创造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唯有继续深化改革，以改革的创新破解攻坚阶段改革的难题，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用社会主义实践的累累成果宣告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性、彰显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科学性，才能培养各阶级、各阶层普遍的自觉的共产主义信仰，形成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效规避执政风险，避免重蹈苏共的覆辙。

　　总之，在风云激荡的披荆斩棘中、在变幻莫测的国际环境中，中国要继续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协调发展，与时俱进，转变执政方式，更加注重公平和公正，让人民群众看得到实现普遍幸福的终极价值的希望，并以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思想统揽意识形态全局，才能从根本上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在一定阶段内的螺旋上升甚至倒退中保持信仰的坚定。

　　【参考文献】

　　[1]王惠岩．政治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180.

　　[2]［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J].外交季刊，1993, (2): 39.

　　[3][4]［俄］雅科夫列．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M].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58.

　　[5]李慎明，等．历史的风——俄罗斯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9.

　　[6]［俄］戈尔巴乔夫，［日］池田大作．20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孙立川，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 119.

　　[7]李慎明，等．《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8集DVD教育参考片解说词(上)[J].科学社会主义，2006, (5): 114.

　　[8]李慎明．历史在这里沉思：苏联解体20周年祭[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7.

　　[9]海伦·王．中国很难成为超级大国[J].福布斯，2010, (6): 4.

　　[10][11]张锡恩．苏联“八·一九”事件目击记[J].炎黄春秋，2011, (9): 28、33.^

　　

　　

　　

　　责任编辑：项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