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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标题】The Theory, History, and Trend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作者简介】庞仁芝(1953-)，山东招远人，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北京100091

　　【内容提要】 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理论上看，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为社会主义制度所替代，但资本主义国家又不能不与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往来或合作，两类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关系；从历史实践看，两类国家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但基本状态是斗争、合作与竞争；从发展趋势看，当今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具有长期共存的客观必然性，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要经历一个漫长过程。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is complicated.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capitalism system will be inevitably substituted by socialism system while capitalist countries have to hold intercourse with or cooperate with socialist countries. A special inter-state relationship is formed between these two types of states.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ist states and socialist states is intricate, but the basic interaction forms are struggle,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trends, it is objectively inevitable for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and social systems to co-exist. The substitution of capitalism by socialism will be a long journey.

　　【关 键 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制关系capitalism/socialism/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ist system and socialist system

　　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既体现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体现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还体现于这两类国家之间。按照关系中的主动方的不同，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关系又可分为两种：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本文着眼于后者，从理论、历史和趋势三方面考察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同时兼顾前者，必要时也论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全面认识“两制关系”，对于我们正确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理论分析

　　关于对两制关系的认识，可以追溯到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早期。恩格斯指出：“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制服不了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作坏东西抛弃掉。”[1](P740)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社会主义思想，是资本主义发展不成熟的产物，关于两制关系的认识难免存在历史局限性，但为后人深化这方面的认识提供了思想材料。

　　1.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

　　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着丰富而辩证的思想。一方面，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梯，它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基础等方面的条件。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剩余价值，而不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力。这样一种目的，造成了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榨取，也决定了榨取的最佳方式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单纯延长劳动时间。这样，资本在客观上就担负起为人类创造更高生产力的任务。马克思指出：“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2](p252)资本家“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3](P649)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状态，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它必然为社会主义社会所替代。列宁指出：“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4](P186-187)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是存在根本区别的。因此，社会主义不论是作为一种思想还是作为一种制度，必然遭到资产阶级的极力抵制和反对。马克思主义诞生时，由于资产阶级难以容忍，共产主义只是游荡于欧洲的一个“幽灵”。“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5](p271)被马克思称为“实际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的巴黎公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次尝试，仅仅存在了72天就被资产阶级扼杀了。

　　十月革命的胜利，把一个新的重大而现实的问题摆到了资本主义国家面前：如何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能否容忍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是否需要与社会主义国家保持经济文化联系？正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所指出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给协约国带来了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协约国同苏维埃政府应该保持什么关系？新俄罗斯国家的边界线怎样划分？”[6](p37)列宁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和政策。

　　首先，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很难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尽管社会主义国家有和平的意愿。列宁在1918年3月指出：“国际帝国主义拥有雄厚的资本，拥有非常先进而成为国际资本真正实力和真正堡垒的军事技术装备，它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无论按其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都是这样”[4](P439)。事实很快证实了列宁的这个判断。1918年夏，英、法、美等武装干涉者对苏俄不宣而战。盟军总司令部在关于《盟国必须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备忘录中明确写道：“如果协约国想要保住它得来不易的胜利成果，它自己就应该推翻布尔什维主义以使俄国获得新生并在这个国家和轴心国家之间筑起一道坚固的壁垒”；“布尔什维主义制度是与建立持久和平不相容的”；“协约国各国迫切需要的是尽快消灭布尔什维主义；它们共同的天职就是要为此目的而联合起来。”[7](P107)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人民经过近三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终于赢得了自卫战争的胜利，巩固了十月革命的成果。列宁在1920年12月又指出：“我们现在已由战争转向和平，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战争还会死灰复燃。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这是战争的延期。”[8](P78)列宁的这一论述，反映了当时社会主义俄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意在提醒人们不可对资本主义侵略和颠覆掉以轻心。

　　其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不与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往来或合作。列宁认为，随着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与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经济联系。他指出：“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他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9](P332)后来的事实证明，调整、发展同俄国的贸易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迫切愿望和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立足于社会主义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列宁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积极推动俄国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设备、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有力地推进了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2.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两制关系

　　在国际关系史上，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后，不断向境外拓展，把一切国家卷入世界市场，逐步形成了世界经济体系，民族国家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国际关系渐失了偶然性和幼稚性，越来越具有世界性和现代性。当代国际关系，主要是指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以及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贸易等方面的合作、联盟和较量。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一种一般国家关系，具有一般国家关系所具有的共性，同时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关系，具有一般国家关系所没有的特性。

　　作为一般国家关系，两类国家都是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两类国家虽然性质不同，但在要素上都符合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一定范围的领土，一定数量的居民，相对完整的政权组织，拥有实际的主权。其中，主权是最能反映现代民族国家基本特征的要素，主权独立和完整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国际社会正常运作的基石。

　　两类国家都拥有由国家主权引申而来的多种权利。第一，独立权，即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自己的内政外交事务、不受外力控制和干涉的权利。第二，平等权，即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具有的和其他国家平等的地位。主权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互不隶属、互不管辖，不仅平等地参与国际法的制定，还享有同等的权利和承担同等的义务。第三，自保权，即国家为保卫自己的生存和独立发展而进行国防建设和自卫的权利。第四，管辖权，即国家对其领域内的一切人、物和事件以及境外特定的人、物和事件具有的行使管辖的权利。

　　两类国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维护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包括国家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国家利益是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依据，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本动因，是国家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最高目标。国家利益首先是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同时是这个国家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居民的共同利益。因此，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只有考虑到整个民族的利益，才能更好地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国家利益的排他性，决定了国家间利益矛盾、对立和冲突的必然性，也决定了国际竞争的必然性。只要国家存在，维护国家利益的竞争就不会停止。国家利益也有统一性的一面，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国家间的共同利益也是国家利益的内容。因而，国家之间不仅存在着竞争，而且存在着合作。对立与统一是一般国家关系的基本特征，冲突与合作构成一般国家关系的全部历史。

　　两类国家在享有基本权利的同时也必须履行相应的国际义务。基本义务主要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条约中的共同约定，国家实施具体行为应当坚持和平与发展的原则。

　　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还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关系，具有不同于一般国家关系的特性。第一，两类国家之间存在更大的排斥性。无产阶级居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产阶级居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在对外关系中二者谋求的利益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因而两类国家之间的关系较之一般国家关系存在着更大的排斥性。这种排斥性，在社会主义国家产生、资本主义制度灭亡之际体现得尤其激烈和突出。第二，两类国家之间的对立是相对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如果说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体现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那么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关系则体现的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原则上讲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是一致的，因为国家利益并不是超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国家反映了各自政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但是，国家利益更为具体和复杂。两类国家的国家利益，既受一些不同因素的影响，也受一些相同因素的影响。因而，它们之间的关系，除了具有对立性的一面，还有合作需求和共同利益这个统一性的一面，而且在一定时期、一定历史条件下，统一性的一面可能超过对立性的一面。第三，两类国家的关系具有过渡性。这种过渡性，是由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代资本主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决定的。在过渡期内，不仅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将长期并存，而且一个国家内部也需要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过渡期的长短，既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更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两类国家的力量比较优势，虽然当今还在资本主义国家方面，但终将发生历史性变化。

　　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历史考察

　　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打破了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开始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处的历史。从那时起，社会主义国家面临一个如何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重大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也面临一个如何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重大问题。两制关系错综复杂，但基本状态是斗争、合作与竞争。就斗争来说，不仅表现为斗争形式的多样性，而且竞争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斗争，合作之中也有斗争。就合作来说，它不仅体现在双方以和平形式共同参与某项互惠的事业，而且体现在斗争中，斗争中的合作在两种社会制度的共处史上不乏其例。就竞争来说，广义上的它包括斗争和合作，斗争和合作体现了不同意义上的竞争，斗争、合作与竞争的领域往往是一致的。斗争、合作、竞争三种具体形态，在大部分时间内几乎同时存在，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侧重。

　　1.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斗争中共处

　　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产物，首先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因而不能不引起资本主义制度的挣扎和反抗。这种本能加之侵略本性，使资本主义国家尽一切可能的威胁手段，迫使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一，侵略与反侵略。武装入侵，力求用暴力摧毁社会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付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选手段。在两种社会制度的共处史中，帝国主义曾多次武装入侵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被迫进行爱国自卫战争。这样，两类国家的共处就处在武装对抗的斗争状态。第二，遏制与反遏制。战后之初，资本主义国家面临共同的课题，即抵御社会主义，镇压民族民主革命和一些国家的进步力量，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殖民制度，它们之间利害的一致大于矛盾。而社会主义国家也面临共同的敌人，需要相互支援，克服困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样，两类国家的矛盾便成为战后世界的主要矛盾，很快促成了分别以美国、苏联为中心的两大阵营对抗的体系。对抗的形式之一是遏制与反遏制。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按照遏制战略行事，从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等方面对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包围、孤立和封锁。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遏制活动相对抗，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反遏制的措施。西方国家的遏制并没有完全达到它们的预期目的，在某种意义上还促进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以美国对古巴的遏制来说，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认为，美国对古巴的禁运措施没有奏效，它的效果只是体现于更便于加拿大、韩国和其他十几个国家向古巴提供食品、发电机和建筑材料；孤立古巴的政策并没有成功，但在其他方面奏效了，它成功地巩固了古巴政权。[10]第三，演变与反演变。演变即和平演变，是指帝国主义势力或西方资产阶级通过暴力以外的其他手段从内部促使某些国家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变化的战略策略手段。为了达到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美国在西方世界带头施展了一整套策略手段。如利用经贸、信贷、技术转让等对社会主义国家诱压兼施，通过舆论媒介等渠道渗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维护“民主”、“自由”、“人权”为名随意干涉别国内政，利用宗教、民族等问题挑动群众对当政者的不满情绪，等等。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所以垮台，根本原因无疑在苏联内部，但外部因素也不可忽视。对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图谋，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并作出了有力反应，巩固和发展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侵略与反侵略、遏制与反遏制、演变与反演变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处是斗争的共处，只有斗争形式的翻新，没有斗争有无的变化。

　　2.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合作中共处

　　合作，与斗争一样，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作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是增进和维护各个合作参与者的利益，至少是不损害其利益。这里所谈的合作，是指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领域内，基于利益和目标的基本一致或部分一致，所进行的不同程度的协调和联合。

　　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有其必然性。首先，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生产分工就要扩展到国家之间，这时，经济问题就成为国际问题，国与国之间必然要发生一定的经济联系。近代以来尤其如此。“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5](P276)战后日趋密切的国际联系，特别是不断深入的经济全球化，使国际关系中的经济、政治等因素相互制约，没有一个国家或集团能够随心所欲地追逐自己的利益，任何国家都必须从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方面来考虑自己的发展问题。其次，是资本主义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是无限制地追逐利润，它的发展并不以国内市场为满足。当一国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国外市场比国内市场更加重要。“资本主义只是超出国家界限的广阔发展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因此，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也没有这样的国家。”[11](P191)不仅开拓国外市场需要国际合作，而且寻求国外资源也离不开国际合作。资本主义国家有某些方面的优势，但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某些方面的长处。通过国际合作，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取长补短。再次，某些国际问题需要两类国家共同参与才能解决。几十年来，世界被一些全球性问题所困扰，如走私贩毒、难民潮、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有人指出：“不管问题是气候变化还是恐怖主义、管理松散的核武器还是禽流感，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有效的共同行动的需要与国际社会满足这一需要的能力之间的差距是人类面临的最危险的不足。”[12]

　　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以来，两类国家间进行了多方面、多样式的合作。根据合作的方式，可分为通过默契进行的合作，通过签约、协议进行的合作，通过建立国际组织进行的合作，通过各类民间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官方途径进行的合作；根据合作的规模，可分为全球性的合作和区域性的合作，多边性的合作和双边性的合作；根据合作的程度，可分为具有战略协调性质和一定协调程度的合作；根据合作的领域，可分为政治合作、经济合作、军事合作、科技合作等等。两类国家间的合作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启示。第一，合作始终充满复杂的斗争。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在某些方面的合作不会心甘情愿。合作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不断发展，往往是经济封锁破产的产物，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与之进行的斗争。无限追逐最大的利润，是资本家一切经济活动的最高准则，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寻求合作的根本动因。社会主义国家要在合作中取得有利的条件，实现尽可能大的利益，必须进行斗争。合作中，西方资产阶级不仅有追求高额利润的目的，同时有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腐蚀社会主义国家的企图。美国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认为：“从美国的角度看，合作的目的始终是：与中国合作是为了改变这个国家”；“我们与中国人做的生意越多，他们就越会变得与我们一样”；“应该更多地考虑在这种经济战略中所缺乏的东西：支持持不同政见者致力于中国的政治开放”。[13]社会主义国家要通过合作达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不斗争是不行的。第二，合作要有灵活的策略。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资本家追逐超额利润的规律，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资本主义竞争的规律，都是伴随资本主义制度始终起作用的规律。在这些规律的作用下，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是长期存在的，并且是不断变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赢得更为有利的合作伙伴和条件，必须善于把握时机，讲究合作策略，适时利用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和分歧。第三，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深化这方面的研究，是社会主义国家把合作引向深入的前提，需要在实事求是中进一步解放思想。

　　3.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竞争中共处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处，到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存在一个两种社会制度竞争的问题。竞争的实质，是究竟谁代表历史未来，谁退出历史舞台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后以来两类国家间竞争的领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战后一个较长时期，面对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出的勃勃生机，西方资产阶级预感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最初试图用军事侵略来颠覆某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继而又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拼凑包围圈，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遏制和封锁。面对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社会主义国家以牙还牙，不惜重金投入国防和军队建设，并希望通过发动世界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加速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进程。实践证明，军备领域的竞争和武力对峙，既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其消灭社会主义意图的上策，也无益于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其推进世界社会主义的战略。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的权利，企图用武力消灭某国的现行制度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必须通过和平竞争来最终决定两种社会制度的胜负。这样，两类国家的竞争逐步转向以经济为主的领域，谋求以经济、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提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速度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赢得了相比较的优势，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世界排序不断前移。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深感两制间的竞争这样发展下去意味着什么，它们一方面想方设法提高本国的竞争力，一方面使出限制和压制对方发展的不道德伎俩。美国国会议员直言不讳，美国有经济势力和技术势力，通过耗资数百亿美元的导弹防御计划拖垮中国算不了什么。一方面企图拖你走上军备竞赛的道路，另一方面又不时攻击你搞军备扩张；一方面与你保持接触和交流，另一方面又在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出口方面严加限制，社会主义国家竞争对手的如此表演，从一个侧面展示出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势下两制竞争的激烈程度。

　　应对资本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挑战，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解决好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问题。上面谈到的合作已经涉及这个问题，但借鉴又不等于合作。合作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对话或协作解决某些问题，或是为了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合作的可能性是双方之间存在某些共同利益，合作的效果不仅取决于自己，而且取决于对方。而借鉴的目的在于通过各种途径学习资本主义的某些可取之处，借鉴的必要性在于自己在某些方面落后于对方，借鉴的效果基本取决于自己，而与对方的意愿无关。如果合作缺乏借鉴的意识和动机，那么这种合作至多只能得到对方可能给予的满足，而不会有更多的收获。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利用，必须突破合作的范围，具有广泛借鉴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自觉意识和行动。与综合国力处于强势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共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应当研究和借鉴它的长处。只有研究和认识竞争对手，我们才有可能制定正确的竞争战略，才有可能掌握竞争中的战略主动权。研究和认识竞争对手，堪称竞争取胜谋略的精髓。竞争共处而不研究对手，是一种致命的封闭和失策。

　　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趋势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二者关系的发展趋势是后者取代前者，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一取代要经历一个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长过程。“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14](P997)胡锦涛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重申的这一主张，反映了两种社会制度相互关系的应然要求。

　　1.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长期共存的客观必然性

　　多样性是世界的属性，人类文明也不例外。人类文明具有统一性，但就其表现来说，却是千差万别的。文明的多样性，从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以来，就是一种客观存在。考古研究表明，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它不仅发轫于欧亚大陆，而且产生于非洲和美洲。以这些发源地为主，人类历史上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各种类型的文明，都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主要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中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精神文化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有机形态。

　　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深刻根源，在于生活于不同文明圈的人们所处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不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差异对文明多样性的决定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各个方面，如物质生产方式、地理环境、人口状况等等，都对文明的形成产生作用。另一方面，文明的诸多构成，如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法律、宗教、信仰、哲学、文学、艺术、价值观等等，都取决于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培育和强化着各种文明要素，使那些得到社会认同的文明要素得到不断传承，并最终积淀为表征这个民族之精神的东西，造就出具有自己特征的社会文明。

　　文明的多样性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表明，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追求可以通过不同的文明来表达，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理想可以通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来实现；各种文明尽管形成的历史有长有短，但是它们形成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都在不同时期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其他文明不可替代的贡献；一个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各种文明相互交汇、相互借鉴，所有国家平等相待、彼此尊重，充满活力而又丰富多彩的世界。作为当今世界人类文明重要体现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两类国家，都应从现实世界的客观要求出发，以善意的姿态处理好与对方的关系，处理好与非自身文明的关系。

　　文明的多样性，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多样性的文明，相互之间提供了比较的参照和学习的对象，因而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在西方文明中，西欧文明占有重要地位。这种文明，历史跨度大，覆盖地域广，四千余年中众多地区和国家参与了创造，赋予了它以丰富的内容，使它至今保持着强劲的态势。西欧文明所以能够在当代世界取得重要地位，一个重要原因是得益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西欧诸多民族与国家，既有文化的同一性，又有创造的多样性，交往历来密切，凝聚共同智慧，推进西欧文明的整体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西欧文明与其他一些主要文明也存在多种形式的交往与会通，从中获取活力。在人类文明多样性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就曾对西欧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中国古代的科技文明就对西欧文明产生过重要影响。对此，马克思有一段生动的描述：“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5](P427)中国古代文明对西欧文明的推动作用，是文明多样性作为人类文明进步动力的有力证明。

　　在新的世纪、新的千年开始不久的今天，是通过增强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而将世界引向和平，还是通过人为制造文明隔离或文化霸权而将世界引向冲突？一个和平相处而又共同发展的世界，一个充满活力而又绚丽多彩的世界，需要各种文明相互交汇、彼此借鉴，需要所有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文明的多样性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要求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应作出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选择。2009年6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埃及开罗大学发表演讲声称，没有一个国家认为一种模式适合另一个国家，也没有一个国家有权力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另一方。这一激起全场热烈掌声的讲话，无疑是美国改弦更张的好兆头，但需要的是言必行、行必果。社会主义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虽有着性质的根本区分，但都是当今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重要体现。这两类文明的发展，都不能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轨道，都应以博大的胸怀从多样性世界文明中吸取营养，甚至学习和借鉴对方中有益于自己的成分，通过发展自身文明来丰富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国外舆论指出：“在西方模式长期主导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的异军突起似乎给人类文明注入了新的生命力。”[16]

　　2.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要经历一个长过程

　　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就要承认两种制度或两类国家长期共存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同时阐明了这种替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当时欧洲的现实，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已经开始激化，革命很快在欧洲各国发生，资本主义的灭亡指日可待。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这种估计过于乐观了。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作出一定的调整，但对这种调整余地估计不足。恩格斯在他的晚年反思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这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而生产力发展到资本主义灭亡的成熟程度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必须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来思想，把对必然性的理解和对长期性的理解结合起来。

　　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状来看，资本主义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首先，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依然能够容纳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5](P275)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再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显示出资本主义的自我变革和调整能力。可以预见，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还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发生新的调整。其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仍呈现出扩张的势头。战后以来，新科技革命不断深入，各国经济联系日趋紧密，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仍将保持扩张的势头。总之，“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7](P33)资本主义在当代所表现出来的生机和活力，表明它走到历史的尽头仍将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社会主义是一种优越的社会制度，但它的历史还是短暂的，总的说来还处在实践和发展的初期。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水平和历史方位，限制了人们的认识与眼界，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知之不多，认识不深。毛泽东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18](P826)就社会主义的目标来说，它要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项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成功和失误免不了相互交织。总之，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和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求我们树立科学的共产主义信念。

　　在实现代替的历史进程中，虽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将长期并存，但引领社会发展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我们应坚持变化和发展的观点，把资本主义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性与历史演进过程的长期性统一起来，把资本主义的腐朽性与它可能继续发展的进步性统一起来，把历史进程的阶段性与历史结局的指向性统一起来，在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并存的世界格局中谋划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法]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7][苏]安·安·葛罗米柯，鲍·尼·波诺马廖夫.苏联对外政策史：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8]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9]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0][美]理查德·哈斯.忘记菲德尔吧[J].(美国)新闻周刊，2009-03-16。

　　[11]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美]莫伊塞斯·纳伊姆.重新思考全球化[J].(美国)外交政策，2009-03-04.

　　[13]美学者鼓吹“输出民主遏制中国”[N].参考消息，2008-01-24.

　　[1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6]新加坡]杜平.“中国特色”到了关键时候[N].(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03-06.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项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