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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标题】Asian Order on Land and Sea

　　【作者简介】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世界政治理论、中国政治与外交、国际组织。主要著作：《21世纪全球政治范式》(合著)，《中国与全球治理：进程、行为、结构与知识》(论文)等。

　　【内容提要】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是两种代表性的地缘秩序思想。由于英美海洋秩序的支配，导致过去欧亚大陆秩序建设受到忽视和抑制。大陆秩序力量的释放会对世界政治和国际体系转型产生重要的影响，以此可以看出美国重返亚太的局限所在。依陆向海的地缘特点和优势，决定了中国可以在欧亚大陆的协同与整合上发挥重要作用。亚洲秩序建设需要在欧亚大陆合作的大背景下进行思考，注重价值体系、制度体系、生产体系、知识体系的构建。

　　The marine and continental orders are two representative ideas of geopolitical order. The longterm dominance of the sea by US and UK has led to the outcome that the building of Eurasia continental order is ignored and inhibited. If continental order forces are at play, they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world politic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is enables people to find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America's return to the Asia-Pacific. Due to China's geographical feature of leaning against land and embracing the sea, which is also an advantage, it determines that China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ordinating and integrating the Eurasia continent. The building of Asian order must be consider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urasian cooperation and give priority to establishing system of values, production system and knowledge system.

　　【关 键 词】海洋秩序/大陆秩序/依陆向海/亚洲秩序构建marine orders/continental order/leaning against land and embracing the sea/the building of Asian order

　　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

　　大陆秩序与海洋秩序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地缘秩序思想，在当代，前者以欧亚大陆大国的秩序思想为代表，后者以英美的秩序思想为代表。

　　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中，以陆地为核心的地缘秩序思想长期占支配地位。各个文明中心从其腹地的孕育到发展再扩散，均有向内陆延伸的习惯。在欧亚这块大陆上，诞生了无数地理规模庞大的帝国，形成了不同的信仰版图、文化版图和经济版图，彼此间的兼并与分立，构成了人类文明内容的主体，以及国际关系纷争与合作的主要舞台。

　　因此，在航海和空间技术形成突破之前，以海洋为核心的地缘秩序思想并不占主流，一个重要原因，是海洋秩序的物理限制太多，导致这种秩序非常脆弱。古希腊雅典文明一直被视为海洋秩序的范本，其中不乏被西方被后人美化的成分，但由于物理限制，这种秩序的范围很难扩散，往往局限在狭小的空间，而且很脆弱，容易崩溃，一旦崩溃，就难以再生。

　　近代英美海洋秩序崛起之前，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两个较大的海洋秩序格局：一个是围绕地中海周边形成的地中海秩序，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以及地中海世界》①对此作出杰出的探讨；另外一个是以南中国海为核心、东南亚国家所环绕而形成的南海秩序，澳大利亚历史学家瑞德模仿布罗代尔，写过两卷本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②，对东南亚的海洋秩序作出很精彩的分析，海内外许多研究华侨华人社会的著作，也多少涉及这个主题。我们可以直观地发现，环地中海一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展地带，同样，南海以及东南亚也是人类文明最丰富多样的地带之一。从地缘角度看，世界上还有一个地区与环地中海和南海周边类似，就是环北极地带，最近围绕这个地带的国际政治竞争出现了，原因之一与气候变暖突显北极航线的价值有关。③但是，与前两个地带相比，这一地带并不是文明的核心地带。

　　航海和空间技术被突破以后，海洋秩序思想一度在地缘秩序思想中与大陆秩序思想分庭抗礼，技术的发展使海洋秩序的限制因素大大降低，比较而言，大陆内部文明之间沟通的文化障碍和限制却很难根除。就海洋秩序而育，英国建立的庞大殖民地帝国，以及美国通过全球上千个军事基地建立的帝国体系，是其典型代表。膜拜和推动海洋秩序的无非是一些海岛国家和临海国家。如作追究，可以发现世界上的许多规则是按照有利于海洋国家的原则制定出来的。海洋国家或者岛国始终将海洋以及沿海口岸的控制作为其立国的基础，这只是一方面。反过来看，事物总是辩证的，海洋国家或者海岛国家挥之不去的阴影，则是担心大陆国家形成庞大的联盟。一旦大陆国家形成联盟，那么海岛国家则成为孤岛，必将被迫转向封闭，或者依附大陆。基辛格说过，一旦亚欧大陆形成庞大的国家联合，对美国将是个梦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由此，英国防止欧洲大陆出现霸权国家，与美国防止欧亚大陆出现主导性国家的道理是一样的。另外，在过去海洋秩序主导下，沿海和港口的发达繁荣与大陆腹地的贫困化形成鲜明的对照。世界上许多最不发达的经济体，几乎都处于大陆腹地。反过来说，这一贫困化的地带为未来大陆秩序构建提供了巨大的契机和空间，而且，国际社会的发展议程，重点地区也在很多大陆的内陆地带。例如，在海洋秩序思想支配下，沿海国家均将港口经济作为对外交往的支柱，但是，随着陆地交通技术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变化，沿海港口相对于大陆内陆经济带的比较优势可能逐渐减少。以此来思考欧亚大陆的合作是有启发价值的。

　　历史上的中国，尤其是唐以后的中国，并非如常识告诉我们的那样，只是个大陆国家，实际上，她是将大陆秩序和海洋秩序有效整合在一起的一个独特的文明体。从地缘版图上看，西域边疆、中原腹地、江南沿海实际上是三位互动一体的，三者之间通过军事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④最近有些全球史学家格外重视中国江南在前近代时期在全球交往史中的地位。复旦大学的葛兆光教授开展的“从周边看中国”项目，也重视“西域”和“东海(南海)”两个地带在中国文化经济史发展中的作用。⑤

　　因此，从糅合大陆秩序和海洋秩序为一体的中国角度，以及从欧亚大陆整体的角度，有助于我们超越海洋—大陆的两分法的非此即彼思维方式，更全面地估量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优势，以及破解美国战略东移对中国安全环境产生的问题。

　　假如从大陆从属于海洋的思维出发，我们在思考亚洲秩序和中国地缘环境时，就会将太多的精力放到东亚和亚太这两个概念上。尤其是东亚，它其实只构成小半个亚洲。而这种思维的主导无疑会遮蔽掉亚洲大片陆地的意义，从而不自觉地将亚洲大陆一大块腹地边缘化了，忽视了欧亚大陆腹地的地缘价值。在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中，有关东亚的研究文献应该比北亚、中亚、南亚研究文献的总和要多。这是值得省思的。

　　反之，如果我们从海洋从属于大陆，或者从中国依陆向海、陆海统筹、超越海洋一大陆对立的地缘格局看，那么亚洲秩序构建的地缘格局就比较清楚，就既会看到海洋海权的重要性，也会看到陆地陆权的价值。同样，也会发现要思考亚洲秩序，东亚只是一小部分，必须将南亚、中亚、西亚、北亚、东南亚完整地纳入进来考虑。在亚洲，也只有中国具有这样的战略环境，制定战略时需要时刻将环周边因素统筹起来考虑。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周边陆海强敌环伺，列强从各方来犯，试图吞灭中国。那段历史是要永远记住的。

　　进一步说，亚洲秩序的重心始终是在大陆而不是在海洋，海洋从属于大陆而不是大陆从属于海洋。当然，海洋国家历来将“大陆从属于海洋”作为战略出发点，但这个逻辑不适合大陆国家。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海洋国家的美国，在面对亚洲大陆时的战略动机和行为。本质上，美国不太可能成为亚洲秩序构建的积极力量，有的时候，甚至是破坏力量。美国对亚洲的战略将始终是阻止中国与亚欧大陆最强大国家形成紧密合作关系，并试图以海洋秩序的规则来牵制和分割中国。所谓分割中国，意思是指通过投资将中国沿海地带与内陆地带分割开来，造成一个纳入其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国沿海与相对贫困化的中国内陆。今天的中国要缩小内地和沿海的差异，不能寄希望于外来投资自动地从沿海转移向内地，而必须依靠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来推进中西部开发。再者，美国战略的目的是让东亚国家形成依附于美国的安全结构，并以这种结构来限制亚欧大陆大国的联合。

　　这样，我们大致可以发现美国的亚洲政策与欧洲政策的同异：美国希望在欧亚大陆的西侧——也即欧洲——扮演过去英国扮演的角色，维持北约在欧洲大陆的存在，防止欧洲出现主导性国家——不论这个国家是德国还是俄国。这个逻辑继承了英国外交的一贯逻辑：在欧亚大陆的东侧，美国或者分化中国与过去苏联的关系，或者主动出击，与中国维持合作关系，如20世纪70年代那样，达到防止欧亚大陆西侧出现联合的主导性国家的格局。冷战中后期，美国这个战略曾经是非常成功的。美国现在提出重返亚太和战略东移，加固和扩大其海洋联盟，压制中国依陆向海的格局。但是，欧亚大陆西侧和欧亚大陆东侧不一样，美国可以在欧洲大陆拥有广泛的驻军，但是美国在欧亚大陆东侧陆地上的驻军基地有限，大部分集中在海岛国家或者半岛国家。美国通过拉拢海岛国家和半岛国家来重返亚太，将大陆国家作为对手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其实犯了海洋秩序思想的忌讳，最终可能使自己变得孤立。其结果一是进一步推动大陆国家更紧密的政治安全经济合作，而欧亚大陆上大陆型大国的合作对海洋国家是不利的；其二，美国向太平洋的战略东移的最终结果还没有完全在欧洲显露出来，可能的一个结果，将是为欧洲安全留下较大的安全缝隙。

　　总之，无论美国是否重返亚太，欧亚大陆在互联互通建设以及互联互通规则建设上都大有可为，这可能是21世纪对世界政治经济影响最大的地缘因素。大陆秩序能不能回归是另外一回事，但这种趋势绝不是英美为代表的海洋秩序希望看到的。

　　从国际体系转型看亚洲秩序建设

　　当前国际体系处于敏感的转型时期，这个时期也是累积矛盾和新旧矛盾的多发时期。2008年的金融危机，至少表明英美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在走向衰竭，其进一步的结果是英美确定的所谓全球化价值和规范(例如普世价值等)会遇到信仰、信念、信心危机(其实现在已经显露出来了)，目前英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知识泡沫现象，是其价值危机的反映；英美主导的全球化的动能在衰竭，新一轮全球化动能在新兴国家积聚，很可能转移到新兴国家手中，而这些新兴国家无一不是大陆国家。最近金砖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持续上升，其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超过30％。另外，发达国家自危机以来转向内向与内顾，内政对其外交的牵制和制约在加大。这对亚洲秩序的建设是一个机会。

　　另外，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或者美国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的规范和规则在退化。该体系有转向封闭的可能，因为依靠等级和依附关系来强化的英美自由国际秩序并不能包容更大规模现代化的需求。本质上看，该体系是为了少数人的现代化而不是为了实现更多人的现代化而设计的。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的现代化从世界人口规模讲(30％世界人口)，是真正的更多人的现代化。因此，更多人的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规则和规范是什么？这就是新国际体系和秩序所要解决和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显然，比如，其不能像过去的体系那样，将别人纳入只顾剥削的劳动分工体系中。这需要新兴国家共同探讨，包括与一些西方国家一起探讨新型全球化模式。

　　中国在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最为成功的经验是中国始终保持和提高独立自主参与的能力。当今世界上虽然有许多国家，但是很多国家的外交政策并不是独立自主的，理论上，只要本国领土被外人驻军，这个国家的外交就难有独立性可言。中国现在与多个国家在推进贸易倍增计划，例如印度、俄罗斯、包括最近与南共体的贸易关系等，但并没有在中美双边关系中提出贸易增加的时间表计划，在中美经贸关系中，中国更多提到的是要美国放开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长远来说，实际上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贸易额在中国总贸易中的比重是呈下降趋势的，随着中国全方位外交的成功执行，中美关系在中国外交全局中上升的空间有限。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中国推进的双边货币互换制度和双边自由贸易区建设，货币格局和贸易格局的变化也会对中美经济关系产生较大的影响。假如美国经济恢复不力或无力，主权债务长期得不到解决，维持军事扩张的融资体系出现问题，美元的国际支付能力和信用必然下降，美国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市场规模也会相对萎缩，所以，货币、财政和军队这一系列问题对美国来说是连锁性的。所谓英美自由国际秩序，一个重要甚至关键支柱是军事威慑和军事威胁。冷战时期一位美国领导人说，自由必须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力量基础上，这是很有意味的。比较而言，一些新兴的大陆国家以及新兴国家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其市场规模会相应扩大。这是新兴国家和大陆国家的地缘经济优势所在，这种地缘经济优势下一步需要转化为地缘政治优势。

　　配合美国重返亚太或者战略东移安全战略的，是经济战略，也即美国在亚太推行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由于加入TPP谈判的成员基本是海岛国家或者半岛国家，缺少大陆经济体市场规模的支持，以及由于美国经济恢复艰难导致自身市场规模的缩小，TPP的难度很大。TPP的主要成员在贸易上对中国的依赖度比美国大，它们不大可能因为美国而失去与中国的贸易，这是中国经济外交正在成功地转化为对中国有利的政治权力的表现，所以谈判主动权在中国而不是美国手里。

　　国际体系转型期的第二个现象，是新兴国际制度建设的速度在加快，各种各样的南南合作和新兴国家合作机制的发展与旧国际制度集体行动能力不足形成对照。新兴国家在国际制度建设上采取笔者称之为“增量改进”的办法，是推动新旧体系以及秩序更替以和平方式转型的重要保证之一。⑥

　　笔者在这里提出一个可能不成熟的观点：新体系从地缘形态上看，更多地建立在大陆经济一体化的优势基础上，由此使得海洋国家可能会被边缘化，当然，前提是各个大陆的一体化得到充分的发展。冷战结束以后，随着美苏对峙的两极体制的结束，地区一体化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大潮流，大地域政治因素由此上升。这点同样适合欧亚大陆各个地区。当然，海岛半岛国家之间也忙着进行一体化，但难度要远远高于大陆国家间的一体化，在两者之间的一体化竞争中，前者的优势要弱于后者。因此，一个真正的亚洲大陆秩序的形成对东亚海岛国家和半岛国家(如日本和韩国)是个挑战，最终这些国家将在美国和亚洲大陆之间面临选择，一般而言，他们难免会回归亚洲，附着于亚洲大陆。日韩之间由于与中国经济联系日益加深，已经开始对其国民心理产生重大影响。这是大陆秩序的巨大吸附力量所在。欧洲战后的一体化进程对英国这样的岛国产生的孤岛效应感受，以及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游离不决，体现的也是这个逻辑。

　　就大地域政治而言，目前的欧洲和中国所在的亚洲，未来的确定性要比西亚北非地带(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聚集地)强。所谓西亚北非地带不太确定，捉摸不定，是指这个地区暂时看不出形成大地域政治体的清晰思路和实践。目前有两支新兴力量值得注意，一个是中等国家土耳其，另一个是阿盟和海合会在西亚北非变局中扮演的活跃角色，这两支新兴力量最近都很活跃。假设这一地带真的形成大地域政治体，那才是自奥斯曼帝国解体一个世纪来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具有极大冲击性的政治实践。所以说中国和欧洲的变化比较确定，是因为中国和欧洲历来是世界政治版图中的重要角色，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就是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国家。所以，中国和欧洲的变化轨迹无论怎样发展，都不会改变两者是世界政治重要角色的现实。但是，设想西亚北非地带出现大地域政治体，那对世界政治格局来说则将是全新的现象，无疑为世界政治增添了一支新的重要力量。

　　亚洲秩序建设要点

　　世界政府可望不可及，人类社会的实践阶段以及政治智慧，均还没有到达那个境界。在可预见的将来，大地域政治秩序绝非没有可能。现在很多地区都在探索大地域政治秩序的模式和道路，例如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欧洲、俄罗斯、印度、中国，甚至不排除目前较为动荡的西亚北非世界，当然也包括北美。地区内合作成为潮流，也会带动并促进各国探讨新型地区关系模式问题。

　　今天亚洲的很多问题，并不是亚洲内生的问题，而是过去殖民者以及今日霸权国家外在力量造成的。看国际政治，有时还是要凭良心和用历史说话。今日的许多国际关系教科书不太讲殖民主义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年青一代的学生在这方面受的历史教育不够。20世纪非殖民化浪潮中，殖民者在撤离第三世界地带的时候，无不以臭名昭著的分而治之之术，给当地治理留下巨大的隐患；当代霸权国家在干涉完他国以后，往往给当地留下个烂摊子。因此，在思想意识上，亚洲国家必须有主体意识、主人意识和主人翁意识来建设亚洲。不止是亚洲，世界上其他地区都应该要有主体和主人意识。这个自觉浪潮在20世纪中后期曾经对世界政治版图产生革命性影响，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尤其是苏联解体后，它被霸权国家输出的意识形态极大地抑制了。但在今天，地区主体意识和自觉浪潮呈现复兴趋势，我们应抓住这个趋势。

　　亚洲秩序建设的核心是如何使亚洲的规范、规则、观念、经济、安全、知识等形成体系。英美海洋秩序是成体系的。任何秩序只有成体系才能稳固和扩张。目前的大陆秩序或者亚洲秩序还不成体系，散乱、零碎、分裂、缺章法，不成体系则不能协同，从而容易被别的成体系的秩序所吸纳、收编甚至击溃。未来，亚洲秩序建设需要在统筹陆海的前提下，注重自身价值体系、制度体系、生产体系和知识体系建设，争取在形成新型地区合作关系上成为世界的探路者，为新型国际关系注入新内涵。

　　注重亚洲共同价值体系建设。这个世界并非如有的人所说，只有西方提供思想而非西方生产电视机。广大发展中国家曾经为国际关系贡献了很多思想和智慧，只是这些思想和智慧在强势话语下，或者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自觉不自信，从而被覆盖和遮蔽了。亚洲是有自己的价值并为国际关系贡献过思想的。万隆会议上的“求同存异”，印度尼赫鲁等人提出的“不结盟思想”，中、印、缅甸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世纪以来中国人提出的和谐世界，等等，这些都是亚洲国家凝聚共同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放在人类文明史上，它们也能占据重要的地位。所以，亚洲人对自己的思考和智慧要有信心。

　　深化制度体系建设。“我们不但有了国内的制度，而且主张在国际上建立一种制度，那就是各国和平共处，互相监督，国际间一切争端通过和平协商解决而不是武力。”⑦中国的国际制度建设既要着眼于全球，也要立足于亚洲。尽管亚洲一些地区局势不安，但亚洲大陆上目前已存在诸多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网络，各类大多边和小多边合作网络在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东北亚遍地扎根，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有效落实这些制度安排。为此，现在迫切需要做的是加强亚洲国家间行政、立法、司法互联互通合作网络，从而为地区治理提供良好的地区公共服务支撑。尤其是国家间行政合作，将成为亚洲国家内部以及欧亚互联互通建设(例如大陆交通体制的规则建设)的先导力量，国家间行政合作将成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重要内容，它也是一项巨大的国际产业，应该在理论研究和实践落实上给予高度重视。

　　优化经济体系建设。应注重亚洲内部的生产、分工、贸易、金融、能源网络建设，经济体系的建设仅依靠放任的市场是不能自发形成的，必须依靠政府前瞻性的战略性引导、投资和拉动，才能将经济合作优势转化为政治资源，提升到更高的政治合作层面。

　　加强知识体系建设。亚洲知识体系建设的核心是立足亚洲，以亚洲的主体意识为指导，汲取其他地区的先进文明，致力于在解决亚洲和平和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基础上，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上走出一条亚洲特色的新型地区关系道路，争取在国际上用亚洲的声音来说话。人文和教育领域的互动互识是亚洲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手段，中学和大学联盟、青年人文交流、亚洲文明史编写、大学教材体系建设、亚洲会议语言使用、有利于亚洲共识形成的跨国大项目学术研究等，应该提到亚洲各国教育和科学研究部门的议程上。

　　注释：

　　①［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及地中海世界》，唐家龙，吴模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②［澳］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吴小安，孙来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③关于近期北极国际政治，参考秦倩，陈玉刚：“后冷战时期北极国际合作”，《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4期。

　　④参考苏长和：“战争、财政危机与中国古代王朝的困厄”，《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报告》，2010年第31期。

　　⑤参考葛兆光：“从‘西域’到‘东海’——一个新历史世界的形成、方法及问题”，《文史哲》，2010年第1期。

　　⑥苏长和：“走中国的国际体系建设道路”，《当代世界》，2012年第2期。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178～179页。

　　

　　

责任编辑：项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