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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标题】The Impact of Nuclear Weapon on Alliances: A Case Study on DPRK's Nuclear Issue on Japan-U.S. Alliance

　　【作者简介】张景全，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国际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内容提要】核武器通过对威胁能力与威胁认知的修正对同盟建立产生影响。核武器及其拥有国的数量影响同盟的结构样式和结构变动。核武器拥有、部署及威慑功能的变动持续塑造同盟参与国对威胁的认知，从而影响同盟参与国的对外政策。同盟内核保护的明确性与可信性、核武器功能及部署的分享与分工、国际核安全机制的构建，都将影响同盟的内部互信。综观朝核问题对日美同盟的影响：日美同盟参与国对外政策的不协调为其表，日美同盟内互信的动摇为其中，日美同盟结构的进一步“平等化”为其里。

　　The issue of nuclear weapon affects alliance formation by altering the capacity and the cognition of "threat". The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will lead to structural changes in alliances. Changes to the possession of nuclear weapons, their deployment and nature of deterrence will constantly shape the cognition of threat amongst alliance actors, which in turn will affect their foreign policies. Definition and credibility of the respective nuclear protection in each alliance, the shared responsibilities towards the deployment of nuclear weapons, policy consultation processes on external nuclear issues, and the presence of inter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regime will affect mutual confidence between allied partners. From this perspective, on the DPRK's nuclear issue, Japan-U. S. alliance exhibits several layers of tensions between two allies. On the surface,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two countries appear to diverge from the other; beneath that surface is a constant wavering of mutual confidence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at the core, the Japan-U. S. alliance structure is moving towards "equalization" of the involved parties.

　　【关 键 词】核武器/同盟形成/同盟结构/同盟对外政策/同盟互信nuclear weapon/alliance formation/alliance structure/foreign policy of alliance members/mutual confidence between alliance members

　　关于核武器如何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基辛格曾坦言：“很难想到一个命题比核武器和对外政策这个问题更使人深切地感到需要虚心。”①构建同盟是国际关系演进中国家不断运用的对外政策之一，有学者不无极端地指出：“如果没有涉及同盟，就不可能说明国际关系。”②随着核武器问题在全球安全中再度升温，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核武器与同盟的关系。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朝核问题搅动着东北亚地区甚至全球安全态势，日美同盟亦围绕朝核问题或因为朝核问题的牵连而产生了一系列互动，同盟内的互信一度动摇。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认为，日美两国“无论是伊拉克、阿富汗还是朝鲜问题，在哪个领域都是问题成堆”。日本媒体更是认为，“如今日美两国之间的难题可以说堆积如山”。不仅有美国要把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删除的问题，而且包括自卫队继续为美军提供后方补给问题，修改日方为驻日美军提供经费问题，牛肉贸易问题等等。日本驻美大使加藤三良称，日美关系的现状是他“自2001年赴任以来最困难的时期”。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中也有人认为，日美关系“也许进入了动荡时期”。③曾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亚洲事务主任的迈克尔·格林提出警告，日本一度从印度洋撤回自卫队的举措“一下子削弱了近年得到加强的日美安保合作纽带，也使日本的其他战略伙伴丧失了对它的信任”。美国国会和国务院均有人指出，“布什政府很清楚日本坚决反对把朝鲜从支持恐怖活动国家名单中除去，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这么做，日方肯定会说‘美国明知这对日美同盟将产生恶劣影响，却仍然采取了令日本不快的举措’”。“这本身就是轻视日美关系的表现。加上日方对这一举措的激烈反对，日美同盟关系肯定会趋于冷却”。④

　　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朝核问题与日美同盟的互动为例，就核武器对同盟形成、结构、对外政策及对内部互信的影响加以分析。

　　核武器与同盟的形成

　　自核武器诞生以来，其革命性的意义便深入国际关系的诸多层面，核武器与同盟之间的关系也一度为国际关系理论者和实践者所关注。20世纪50、60年代，以核武器为凝聚因素之一的两大同盟激烈对抗，“世界政治的主要学者分析的是核武器的作用、威慑技术和像北约这样的美国领导下的结盟集团”。20世纪80年代，随着美苏冷战进入新的阶段，美苏核竞赛与全球竞争再度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问题，“学者们对核威慑研究的修正以及利用比较历史事例的研究方法产生了许多关于联盟战略、常规威慑、军事学说根源等新的看法”。⑤

　　我们在此继续探讨核武器对同盟影响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核武器何以对同盟的形成产生影响？同盟是指“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在安全合作方面所作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⑥可见，同盟形成的基础是面对共同威胁而形成的共同安全利益，核武器主要是通过对威胁的塑造来影响同盟的形成。

　　威胁是指一个组织或团队对另一个组织或团队具有实施消极影响的能力和意愿。⑦威胁具有客观存在与主观认知两个层面。其一是客观层面，即对方具备了对己方构成消极影响的能力；其二是主观层面，即对方具备了对己方构成消极影响的意愿，且己方认知了这种意愿。与威胁紧密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威慑，“威慑就是设法向敌方提出危险性，这种危险性将使对方认为与其所要获得的任何利益不成比例，因而使对方不致采取某种行动途径。”⑧可见，在某种意义上，威慑更加强调威胁的效果。影响威胁能力、意愿及效果的因素很多，其中技术革新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核武器是技术革新的产物，其影响具有革命性。

　　在核武器诞生之前，国家之间具有的威胁对方的能力相对有限。它包括常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文化力量，等等。这些威胁对方的能力所具备的功效，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被认为是相对有限的，即它不能完全确保彻底摧毁对方。同时，威胁力量和威胁意愿可能被多数国家所具备，因而它是多元的、流动的和易变的。在这种威胁能力和威胁认知基础上，同盟的形成与变动更具有随机性和灵活性。

　　核武器的诞生，改变了国家的威胁能力以及国家对威胁的认知，从而影响同盟的形成。一方面，核武器彻底改变了威胁力量的对比，与非拥有国相比，拥有国具有绝对的优势；甚至不需要实际使用，各方便知晓这种威胁手段的威力，彻底消灭对方将以彻底消灭己方为代价。冷战的战略家们评述到：对“战略理论最重要的考验，就是对威胁所下的定义”。“在核时代，当威胁已达到显而易见的程度时再想抵抗，为时可能已晚了。此外，核技术的发展，在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完全通过另一主权国家领土以内的发展就能够改变实力均衡这样一种局面”。⑨“全面核战争所能获得的唯一政治目标，乃是消灭敌人；也许只有冒自我消灭的危险才能达到这个目的”。⑩另一方面，核武器降低了威胁使用的成本，扩大了威胁覆盖的范围，增加了安全收益。有学者指出：在非核同盟中，对盟国的传统的防御可能只有依靠军事力量在自然位置上的重新部署才能实现，或者通过对对手不友好行为威胁使用高昂的军事报复，即通过传统武器的使用来为盟国提供威慑这种集体产品。但是传统武器对广大区域提供威慑非常困难，并且对对手的高价值资产造成损失的效果也不佳。然而在核同盟中，由于核武器本身的巨大威力和远距离投送能力，保护盟国的花费并不昂贵，甚至可能不用任何花费。(11)

　　于是，威胁的能力与威胁的认知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渗透进国际社会的现实与观念之中，这对于参与国际博弈的国家选择构建同盟意义重大。如果结盟是国家应对共同而紧迫威胁的选项之一，如果核武器在安全收益与成本投入之间的权衡中对面临威胁的国家有利，那么，在核武器“稀缺”时代，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结盟比任何时代都更加迫切。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二战结束之后，人类历史很快步入了新的大结盟时代，并且这种结盟基本是以核武器国家为核心进行。“依赖战略武器是所有友好国家组合在一起以结盟为一个同盟的核心”。(12)当时的“军事制定者们确信，核武器对于同盟的生存是绝对必需的”，(13)众多国家迅速围绕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进行集结。(14)

　　尽管冷战时期的朝鲜不拥有也没有部署核武器，但苏、美出于对彼此核武器的恐惧，朝、日出于对苏、美核武器的恐惧，苏、美通过向朝、日提供核保护伞，朝、日通过向苏、美提供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潜在或现实的军事使用基地，这成为朝苏同盟、日美同盟得以建立并不断调整的原因之一。因此有同盟理论学者指出，“与北约相比，朝鲜战争后的亚洲同盟更像是核威慑的工具”。(15)从此，核武器与同盟的紧密结合便充斥在复杂的国家间关系、集团间关系之中。例如，当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后，美国向苏联做出威胁性表示：除美国本土外，有三个国家有美国的导弹和核武器，英国是其中之一。尽管没有确认另两个国家，但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腊斯克提到了日本和韩国：“至于日本”，“美国在日本既没有导弹，也没有核武器。”“当然，前提是朝鲜不采取行动改变现状。”总统肯尼迪明确表示：“美国将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来保卫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16)苏联也曾认为：“日本冲绳已经成为巨大的美国核基地”，“美国正在日本储存核武器”，“日本已经成为核武器的运输舰”。(17)有学者提出，20世纪60年代，苏联曾经为朝鲜提供过用于研究的反应堆并训练过朝鲜的工程师。(18)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一定时期内美国在韩国部署了核武器，这对日美同盟而言起到了一定的核屏蔽作用，对朝苏同盟而言起到了一定的强化作用。这种由核拥有、核部署及核威慑功能所塑造的同盟一直持续到冷战终结。

　　核武器与同盟的结构

　　自冷战结束以来，人们就对核武器与同盟问题充满疑惑。“冷战后的世界面临着两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同盟、制度和安全保障的前途，另一个是核技术是否会从前苏联地区流到未来的核扩散国家中”。(19)但是，将核武器、尤其是将核武器拥有国增加与同盟置于同一议题之下，探讨两者之间会出现怎样的互动，却一直没有被充分展开。笔者认为，核武器以及核武器拥有国数量的增加与同盟结构存在互动。核武器拥有国经历了一国拥有、两国拥有、三国或三国以上拥有，其间，拥有核武器国家的不同数量会对同盟结构产生影响。

　　首先，核武器影响同盟的结构样式。在同盟体制内，核武器拥有国对核武器的占有以及其他同盟国对核威慑确保其安全的依赖，使同盟的结构呈现出同心圆或等级制特点。无疑，在同盟的历史中，也存在大量结构为等级制的同盟。但是，核武器的出现以及核武器为两国拥有，使同盟的等级制或同心圆结构得以强化，且特色鲜明，例如冷战初期的北约与华约。美、苏控制着核武器，他们对同盟的军事指挥、同盟的经济均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甚至同盟的观念也主要由拥有核武器的同盟主导国塑造和输送，同盟成员国往往围绕美、苏形成“卫星国”。同时，核武器的高技术要求、对这种技术的垄断欲求以及核武器巨大的破坏力，一方面使核武器的拥有和传播都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和慎重性，另一方面使以核武器为核心的同盟内各国担心背离同盟的代价，因此，以核武器为核心形成的等级制或同心圆同盟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又被国际体系的两极分布所强化。“在多极或者权力分散的体系中，国家会缔结同盟以实现均势，但盟友并不是固定的”。“在两极体系中，同盟变得比较僵硬”。两极体系中存在两个权力中心，“他们或是两个大国，或是两个紧密的同盟体系”。(20)国际关系学者经常指出，冷战时代基于核遏制的紧凑的两极体系塑造了国际关系的每一个方面，同盟样式也发生了变化。冷战时代的同盟更加缺少灵活性，更加不对称，以“轮轴—辐条”(hub and spoke)体系集中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周围。(21)

　　其次，核武器拥有国的数量影响同盟的结构变动。如前所述，自核武器诞生以来，核武器对威胁的革命性修正，促使参与国际博弈的国家迅速向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靠拢，构建同盟。如果一国长期拥有核武器，会形成单极独霸的同盟。但是，这种情况不会存在很久。因为，一国长期垄断技术不利于技术进步，这是技术本身发展的要求；一国长期独享权力与利益，不符合国家追求权力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这是国家生存发展的要求；一国长期保持绝对优势，不利于国际体系谋求均势，这是体系运行的要求。因此，一国垄断核武器的时期会很快终结。基辛格在核武器诞生不久就曾预言：“在一个世纪以内，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一定会扩展到全球各地。那时大多数国家都会拥有制造核武器的方法。今后制定对外政策将以这样的世界为背景：‘常规’技术就是核技术。”(22)一旦另外一个国家拥有了核武器，新的同盟就会生成。参与博弈的国家会为了各自的利益集聚于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周围。这也进一步解释了冷战时期两大对抗性同盟体系即所谓两极体系的形成。

　　如果说核武器的两国拥有会强化等级制同盟结构，那么，随着核武器拥有国数量的继续增加，即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拥有核武器，同盟结构将会出现动摇。核武器的两国拥有，使威胁的发出及对威胁的对抗都相对明确，因而国家容易围绕核武器拥有国展开较为明确的结盟。然而，核武器拥有国数量的增加改变了参与国际博弈的国家对威胁的认知。核武器拥有国的相对分散化，使威胁的发出与对威胁的对抗都相对不明确，即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核俱乐部，国家对威胁来源的判断和如何对抗威胁的选择，都进一步增多。因此，国家将根据新的威胁认知重新评估原来的结盟或展开新一轮的结盟。与此同时，原来拥有核武器的同盟主导国的核政策与次级同盟国的核政策都可能会随之发生变化。一种结果是，由绝对的等级制、同心圆结构向相对的等级制、同心圆结构转化，甚至出现所谓“平等伙伴”同盟结构；另一种结果则是同盟的瓦解。

　　日美同盟自其建立至20世纪60年代，其结构是严格意义上的等级制。随着英国、法国、中国相继拥有核武器以及朝核问题的演进，日美同盟亦开始了“平等化”调整的步伐。1960年，日美两国签署《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第一次在法律上体现了日美同盟当事国法律地位和同盟协作功能的平等化和协调化。1978年，《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公布。1981年，双方首次共同使用了“美日同盟”的表述。(23)1989年，美国的卫星照片显示朝鲜发展核计划，朝核问题被世人所知。(24)1990年，日美同意将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成员提升到相同级别。(25)随着美朝就核问题不断博弈，1992年，几次被推迟的老布什访日终于成行。日美联合发表《东京宣言》，宣称两国决心“携手并肩，承担建立新时代的特别责任”，使美日同盟关系成为“具有全球性的合作关系”。美国正式确认了与日本的“全球性的伙伴关系”。尽管1994年朝美达成协议，朝鲜同意冻结核计划，但是在朝核问题及台海危机的刺激下，1996年和1997年，《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及新的《日美防务合作指针》公布。1998年，朝鲜发射飞跃日本的导弹。(26)自1999年起，日美开始研究联合构建导弹防御系统。2002年12月，朝鲜宣布解除核冻结。同月，日美安全磋商会议(2+2)发表共同宣言，双方开启了就驻日美军调整进行协商的进程。2003年，朝鲜再次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同年12月，日本正式宣布加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

　　可见，核武器、尤其是朝核问题与日美同盟结构调整存在一定的互动。一方面，朝核问题是强化日美同盟的因素之一，日美同盟的强化反过来刺激朝鲜进一步发展核武器；另一方面，朝核问题也是日美同盟加速调整等级制的同盟结构、实现同盟结构“平等化”的因素之一。

　　核武器与同盟的对外政策

　　一般而言，即便参与同盟的国家其国家利益存在交集，但他们仍存在着不同的国家利益，因此同盟参与国的对外政策不可能完全协调和统一。“国家利益可以被分为主要的和次要的、暂时的和永久的、特殊的和一般的，以及互补的和冲突的”，“两个国家，即使是联盟，也很少有一致的国家利益”。(27)而从核武器与同盟关系的视角来看，核武器拥有、部署及威慑功能的变动持续塑造着同盟参与国对威胁的认知，从而对同盟参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影响。我们将继续从朝核问题与日美同盟互动的案例中看到这一点。

　　随着朝核问题在六方会谈框架下的不断推进，日美同盟却一度因朝核问题而出现波动趋势，日美双方的对外政策也一度出现不和谐。

　　首先，朝核问题的出现改变了核武器拥有及核武器部署，即朝鲜由非核武器拥有国向核武器拥有国转变，由潜在核武器被部署国向现实核武器部署国转变，这种变化对日美双方的影响是不同的。对日本而言，朝日之间狭窄的海峡及其较为关注地区的国家战略，使日本在朝核问题的谈判中回旋余地较小，日本对朝核问题的担心较为迫切。同时，虽然美国依然保持对韩国的核保护承诺，(28)但美国撤出在韩国的核武器，美韩同盟不断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美韩同盟的对日核屏蔽功能降低，这进一步加深了日本的忧虑。对美国而言，广阔的太平洋及其关注全球的国家战略，加之美国在长期冷战中积累的核危机处理经验，日美、日韩同盟的存在以及驻东北亚美军的大规模调整，使美国对朝核问题的担心与日本相比不能等量齐观。因此，从核武器拥有及核部署位置的变动来看，朝核问题出现后所产生的威胁，对日本来说是一大步，而对美国来说是一小步。

　　其次，朝核问题的出现改变了日美对核武器可能被使用的担心。可能被使用包括使用的意愿及将这种意愿转化为实践的能力。冷战结束前，没有核武器的朝鲜处于朝苏同盟之中，美苏又达成了一系列核约束机制。冷战后，向有核国家转变的朝鲜反而缺乏机制的约束：苏联解体，朝鲜不再处于朝苏同盟之中；1993年和2003年，朝鲜两次宣布退出其于1985年加入的《核不扩散条约》；在六方会谈的不断努力下，朝鲜半岛由停战机制向和平机制转化虽端倪初现，但一波三折。这种机制缺失在朝日、朝美关系正常化久拖未决以及朝鲜国家安全压力的重重作用下，使得日美对朝鲜使用核武器的意愿尤为担心。但是，日美对朝鲜使用核武器的意愿及其转为实践的担心却存在不同。

　　对日本而言，一方面，不拥有核武器的日本与向拥有核武器转变的朝鲜，双方在核威慑中的地位存在不对等：前者不能独立对后者构成核威慑，只能依赖盟友美国的核威慑。而长期的美国核保护经历，使日本缺乏国际核危机处理经验。另一方面，朝日同为东北亚国家，近在咫尺；朝鲜自近代便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双方相互敌视已久，诸如历史问题、“绑架问题”等，始自近代，历经冷战，延续至今。

　　对美国而言，一方面，即便朝、美均拥有核武器，双方在理论上似乎构成了相互的核威慑，但是，双方在核武器数量、投送手段等方面存在严重不对称，例如美国投入巨资构建导弹防御系统，因此朝美形成的是不对称核威慑。另一方面，朝美分别为亚洲及美洲国家，尽管朝美关系自近代以来便纠葛不断，但直至二战后的朝鲜战争，双方才兵戎相见。而韩美又存在同盟关系，事实上，韩美同盟对朝、美双方而言都存在某种“人质”作用。可见，对于日美而言，朝鲜的核武器使用意愿及转化为实践的可能性不同，对日本来说是迫在眉睫，而对美国来说是尚有回旋。

　　因此，尽管朝核问题出现后，日美同盟的参与双方都意识到这是对同盟的巨大威胁和挑战，都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实施坚决遏制的政策：美主日从，构建导弹防御系统，组织“防扩散安全倡议”。然而，日美同盟的参与双方对朝核问题的具体政策却存在差异。美方试图通过谈判形式——六方会谈、关系正常化、经济援助等，通过制裁及威胁形式——贸易金融制裁、海上检查、军事演习等，软硬兼施，渐进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日方的具体政策是，先解决朝核问题、“绑架问题”，然后再解决关系正常化问题及经济援助问题。于是人们看到，日本一度对朝美在未实现朝鲜弃核的前提下就达成协议、朝美关系迅速升温表示不满。

　　核武器与同盟的内部互信

　　核武器对同盟的内部互信产生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同盟内的核武器拥有国必须为同盟国提供明确的核保护，其同盟国也必须认知这种核保护是可信的。其二，同盟内实行一定程度的核武器功能及部署的分享与分工，对同盟参与国的核诉求有所满足。其三，国际核安全机制的现实与未来，有利于有效束缚各国的核野心。日美同盟内的互信也深受上述三者的影响。

　　美国一直高度重视核武器与同盟的关系，注意核武器与同盟内互信的互动。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中一直反复强调：核武器“是对我们盟国的安全以及我国安全的主要贡献”。“美国如果没有盟国的支持，即使付出再高的代价也不能满足防务需要”。“反过来，我们的盟国也依赖美国保卫其安全”。“如果我们的盟国对我们反击苏联侵略的能力和意志缺乏信心，他们就会被吸引采取中立主义的立场，特别是在面临核威胁时更是如此”。(29)

　　为此，美国在同盟内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了灵活的核武器相对垄断政策，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同盟参与国对核武器的诉求，为维持同盟内互信提供保障。“美国与其盟国在不同程度上分享核武器。它容纳并认可了英、法的独立核力量”。“美国使自己的核战略在同盟关系中机制化和合法化了，但同时又保持着自己在核事务中的压倒性优势”。(30)在日美同盟内部，美国一方面与日本分享核威慑功能，一方面有效束缚日本的核野心，两者形成互动。其结果是日本公布了“不制造、不拥有、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1976年，日本加入《核不扩散条约》。这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日美同盟内互信的维持。(31)

　　事实上，同盟核政策也可以分为同盟内核政策与同盟外核政策，国际核安全机制的构建当属后者。同盟内、外核政策的协调至关重要。首先，同盟主导国对次级盟国的核保护不动摇。其次，次级盟国认为国际核安全机制的未来应该是乐观的。这对消解次级盟国的核野心、维系同盟运行非常重要。如果次级盟国对国际核安全机制的构建前景悲观，面对核威胁的多元化，单纯的同盟主导国核保护承诺也就会逐渐失去其原有的功效，次级盟国会面临发展独立核力量与继续维系与同盟核主导国关系的政策选择，同盟互信随之动摇。

　　冷战后的一定时期内，美国对日本依然维持着核保护，日本也确信美国的这种核保护。但是，随着朝核问题的出现，以及美国为了构建与印度的合作关系，对印度的核计划采取了承认的政策。这一方面表明，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导致核热情的削减，随着更多国家拥有或可能拥有核武器，威胁的能力与认知重新被修正，威胁的来源开始了新一轮的多元化阶段，同盟内部结构及同盟参与国对外政策发生变化。另一方面表明，国际核安全机制发生了动摇。因此，日本再度谈核论核，拥有核武器的野心逐渐彰显。至今，日本对核武器的诉求方式有二，即日本独立拥有核武器或日美在核武器上进行合作，从而联合控制核武器。“50年来把日本最紧密地与美国绑在一起的一个因素是日本对美国核保护伞的依赖。一旦日本拥有了它自己的核武器，它就拥有了政治独立的可能性。或迟或早，它都会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32)但是，针对朝鲜发展核计划，日本较现实的考虑是，可能通过与主要盟友美国进行合作在东亚建立一个核威慑体系，公开允许美军将核武器部署到驻日美军基地。据《朝日新闻》2005年8月6日公布一项调查显示，日本民众中认为“有必要依靠美国拥有的核武器”的比例，已经从1995年的15％增加到2005年的39％。(33)

　　可见，无论是日本在同盟体制内单独拥有核武器还是与美国进一步分享核武器，都会使日美同盟内互信的一个重要条件——国际核安全机制以及日本核野心被有效束缚——产生动摇，从而在改变固有同盟内核武器功能及部署的分享与分工的同时，使同盟内的保护对象、被保护对象以及核保护的明确性均发生模糊或动摇，同盟内的互信受到冲击。

　　近几年来，日美双方都认识到了朝核问题对同盟的冲击，开始从核问题和“绑架人质问题”两个方面调整政策，以改善同盟关系。2007年5月，《日美联合宣言》宣布，美国“重申美国的全部军事力量——包括核武器和非核武器打击力量——构成了美国承诺持续威慑和支持保护日本的核心”。这表明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包括使用美国战略核力量来履行其防卫日本的承诺。(34)美国奥巴马政府在继续坚持对其盟友提供核保护之外，还提出了新的核政策：一方面，宣布尊重并强化现有的国际核安全机制，例如美俄“战略武器削减条约”(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核裂变物质削减条约”(Fissile Material Cut-off Treaty)，“扩散安全倡议”(The 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另一方面，美国提出2010年主办核安全全球峰会，为非核武器国家获得和平动力创建一个“国际燃料库”(International Fuel Bank)。(35)2008年6月27日，日美两国外长在京都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继续在绑架问题与朝核问题上进行合作，强调通过协调以修复同盟关系的裂痕。2009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日本，接见了日本“被绑架人质”家属。

　　总之，核武器从以下方面对同盟产生影响：核武器通过对威胁能力与威胁认知的修正对同盟建立产生影响；核武器及其拥有国的数量影响同盟的结构样式和结构变动；随着核武器拥有、部署及威慑功能的变动持续塑造同盟参与国对威胁的认知，从而影响同盟参与国的对外政策；同盟内核保护的明确性与可信性、核武器功能及部署的分享与分工、国际核安全机制的构建以及各国核野心被有效束缚，影响着同盟的内部互信。基于上述核武器与同盟关系的分析，笔者认为，朝核问题对日美同盟的影响包括：日美同盟参与国对外政策的不协调为其表，日美同盟内互信的动摇为其中，日美同盟结构的进一步“平等化”为其里。只要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照顾日本的利益诉求，及时协调政策，继续向日本提供可信的核保护、有效约束日本的核野心，并为之提供国际核裁军未来依然乐观的前景，日美同盟的紧密化、平等化趋势将会持续。

　　*感谢《当代亚太》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

　　注释：

　　①[美国]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5页。

　　②George Liska, Nations in Alliance: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3.

　　③《日美同盟将再次陷入动荡期？》，载[日本]《朝日新闻》2007年11月18日。

　　④《日美同盟产生裂痕》，载[日本]《产经新闻》2007年11月6日。

　　⑤[美国]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2页。关于核武器与同盟关系的研究，20世纪50、60年代的著作主要包括：Henry Kissinger,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Harper and Row, 1957; Raymond L. Garthoff, Soviet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Age, F. A. Praeger, 1958; Bernad Brodie, Strategy in the Missile 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Glenn Snyder, Deterrence or Defens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Joel Larus, Nuclear Weapons Safety and the Common Defens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7. 20世纪80年代的著作主要包括：Wallace j. Thies, The Atlantic Alliance, Nuclear Weapons & European Attitudes: Reexamining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3; Stephen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Robert A. Wampler, Nuclear Weapons and the Atlantic Allianc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t Maryland,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89; Ken Booth and John Baylis, NATO and Nuclear Weapons: Alternative De fence versus Alliance Reform, Macmillan, 1989.

　　⑥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 12.

　　⑦James W Davis, Threats and Promises: The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0.

　　⑧[美国]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第93页。

　　⑨[美国]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第14、16页。

　　⑩[美国]保罗·克奇克梅提：《战略投降——胜利和失败的政治》，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214页。

　　(11)Glenn Palmer and J. Sky David, "Multiple Goals or Deterrence: A Test of Two Models in Unclear and Nonnuclear Alliance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3, No. 6, Dec. 1999, p. 756.

　　(12)Todd Sandler, "Allianc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3, No. 6, Dec. 1999, p. 740.

　　(13)Michael J. Brenner, "Tactical Nuclear Strategy European Defense: A Critical Reappraisal",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1, No. 1, Jan. 1975, p. 25.

　　(14)一般认为，面对威胁国家往往会采取的应对手段是：增加军事力量，包括武器更新；增加经济力量；构建同盟。See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72-107; James D. Morrow, "Arms versus Allies: Trade-offs in the Search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7, No. 2, 1993, pp. 209-233; Ken Booth, "Alliances", in John Baylis, Ken Booth, John Garnett and Phil Williams, eds., Contemporary Strategy Vol. Ⅰ: Theories and Concepts, Croom Helm, 1987, pp. 258-309.所以，在核时代，国家面临着发展核武器与结盟的政策选择诱惑。

　　(15)Robert Osgood, Alliance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8, p. 78.

　　(16)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9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51页。

　　(17)Tsuneo Akaha, "Japan's Nonnuclear Policy", Asian Survey, Vol. 24, No. 8, Aug. 1984, p. 866.

　　(18)William J. Perry, "Proliferation on the Peninsula: Five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e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607, No. 1, 2006, pp. 80-81. http://ann.sagepub.com/cgi/content/abstract/607/1/78.

　　(19)[美国]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5版)，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页。

　　(20)[美国]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45～46页。

　　(21)Brett Ashley Leeds and Michaela Mattes, "Alliance Politics during the Cold War: Aberration, New World Order, or Continuation of History?"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4, No. 3, 2007, p. 183.

　　(22)[美国]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第5页。

　　(23)[日本]猪口孝：《冷战后的日美关系——国际制度的政治经济学》，中译本，NTT出版株式会社1997年版，第48页。

　　(24)Mel Gurtov, "South Korea's Foreign Policy and Future Security: Implication of Nuclear Standoff", Pacific Affairs, Vol. 69, No. 1, Spring 1996, p. 9.

　　(25)根据1960年《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第4款，日美同盟设立了安全协商委员会。其职能是就同盟的防卫政策、军事活动以及地区安全进行磋商。当时参加这一机制的人员主要有：日本方面为外相以及防卫厅长官，美国方面为美国驻日大使以及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20世纪90年代，美国把代表的级别提升到与日本相同，即所谓的“2+2会议”。

　　(26)这一年，日本的调查显示，朝鲜被认为是日本的最大威胁。See Kevin J. Cooney, Japan's Foreign Policy Maturation: A Quest for Normalcy, Routledge, 2002, p. 109.

　　(27)[美国]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学》，中译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页。

　　(28)2006年10月朝鲜进行核试验之后，驻韩美军司令贝尔将军宣布，美韩同盟将经受住考验，维持到所能预见到的最遥远的将来，而且美国的“核保护伞”将作为美韩两国防务合作的一部分继续保护韩国。

　　(29)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5405号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说明：关于国家基本安全政策》，1953年10月30日；参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二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760、761、764页。

　　(30)Peter Hayes, "American Unclear Hegemony in Korea",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5, No. 4, Dec. 1988, p. 351.

　　(31)诚然，冷战时期日本国内也存在出于增强美海军在日本沿海的机动性、将来日本失去美国保护而发展核武器的考虑而废除“无核三原则”的意见。See Tsuneo Akaha, "Japan's Nonnuclear Policy", p. 854.但他们未持续发酵，这既表明日本存在核野心，也表明日美同盟就核武器问题存在互信，这种互信对日本的核野心具有封存和消解功能。

　　(32)[美国]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朝鲜核爆：谁从中得益？》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期，第63页。

　　(33)Frances Rosenbluth, Jun Saito and Annalisa Zinn, "America'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How It Looks from Japan", Asian Survey, Vol. XLVⅡ, No. 4, July/August 2007, p. 585.

　　(34)Bruce A. Wright and Mark O. Hague, "Japan-Aiming for Broader, Deeper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East Asian Strategic Review, 2008. http://www.nids.go.jp/english/dissemination/east-asian/e2008.html.

　　(35)"Remarks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pril 5, 2009. 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Remarks-By-President-Barack-Obama-In-Prague As Deliv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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