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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标题】The Impacts of Hindu Nationalism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 Asia

　　【作者简介】傅菊辉，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汪长明，硕士研究生，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湘潭 411105）

　　【内容提要】印度教民族主义是一种带有强烈教派主义色彩的社会政治思潮，是一种强调印度教至尊的理论体系和政治运动。以萨瓦卡、戈尔瓦卡和乌帕德雅亚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建立了各自的理论体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印度教民族主义逐步在印度政治中占据重要位置。印度人民党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性质的政党，该党的崛起及执政后推行的民族主义政策，对南亚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Hindu nationalism, a political social ethos tinged with strongly-emphasized communalism, is a theoretical system and political movement. Hindu nationalists, represented by Vinayak Damodar Savarka, Madhava Sadahiva Golwalkar and Pandit Deendayal Upadhyaya, developed their own theories on Hindu nationalism. As 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 which stands for Hindu nationalism, has come into power respectively in 1996, 1998 and 1999, Hindu nationalism gradually hold the political spotlight in India. The rising of BJP and the nationalism policy it adopted had profound impact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 Asia.

　　【关 键 词】印度教民族主义/印度人民党/南亚国际关系

　　民族主义是近代伴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并不断发展的一种政治思潮和实践运动，是国际关系中最活跃、最有影响的因素。民族主义建立在民族这个特殊人类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之上，“总是倾向于把本民族的利益提高到高于其他民族的地位”。①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学说、一种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是能够影响当今所有重要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

　　“宗教民族主义，是指民族宗教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使本民族神圣化，使宗教为本民族或本国家的一切利益服务。”②这种民族主义一旦与政治结合，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其作用往往是破坏性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印度教民族主义逐步在印度政治中占据重要位置。特别是通过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在1996年、1998年和1999年的三次组阁，印度教民族主义已经逐步摆脱了政治边缘化状态，实现了主流化。对于印度教民族主义，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是20世纪中后期全球经历的民族主义复兴浪潮在印度的地域反应。国外学者一般从发生学角度将印度教民族主义视为“西方现代性和印度传统在时间和地点上不合时宜的遭遇，从而诱发的一种试图发展印度现代性的努力”。③本文认为，印度教民族主义是具有强烈印度教色彩的民族主义形态，以宗教改革和社会运动为契机，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印度政治中实现复兴，并参与到印度政治的多元格局中去，扮演了催生印度大国意识的角色，使得印度与邻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对南亚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印度教民族主义

　　印度教是印度的土著宗教。印度教民族主义是在印度教复兴运动中产生的，并在产生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

　　（一）印度教民族主义产生的背景

　　印度是一个以印度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印度教不只是一种宗教或一种社会制度，它还是印度文明的核心。④公元8世纪，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人入侵而进入印度，使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本土大教——印度教首次面对一个强大的外来宗教的冲击。印度教徒奋起反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印度教民族反抗伊斯兰教民族侵略的斗争。在那时，印度教民族主义就有了产生的合理原因。19世纪上半叶基督教随着英国殖民者的侵占而进入印度，使印度教又一次面临巨大的挑战。为了复兴印度并赶走侵略者，印度教的仁人志士开始行动起来，他们利用印度教进行民族启蒙宣传。“复兴印度教”成为印度觉醒的最为重要的内容。

　　针对异族及异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进入和影响，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1.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英国殖民者惧怕印度人民日益高涨的抗英浪潮，采用“分而治之”的手法，挑拨离间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关系，引起双方的对立和冲突。印度教徒面临伊斯兰和基督教的双重压力，产生危机感。1914年最早代表印度教徒利益的教派组织——印度教大斋会(Hindu Mahasabha)在加尔各答创立，创始人为洛克马尼亚·提拉克。1925年，K·B·海德格瓦进而提出“振兴印度教”的口号，并在那格普尔市成立迄今仍最具影响的印度教教派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asevak Sangh，简称“国服团”）。据1998年统计，国服团拥有3.5万个支部，200多万会员。

　　2.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初期。印度独立后，标榜自己是“文化和社会性团体”的国服团认为有必要组建政党参选、参政，于是推动印教党副主席慕克吉(Shyama Prasad Mookejee)在北方十几个邦组织的基础上，于1951年建立了印度教教派政党——印度人民同盟（Bharatiya Jana Sangh，简称“印人盟”）。印人盟参加了1980年以前印度的五届大选。

　　3.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1962年，印度军队战败于中印边境战争，随后印、巴克什米尔争端又起战事，加上基督教传教团在印度东北几个小邦频繁活动，国内印度教徒又感到威胁，便打着爱国旗号，掀起一股反穆斯林等非印度教徒的浪潮。国服团领袖利用这种形势，于1964年推动建立全球性的印度教徒组织——世界印度教徒大会（Vishva Hindu Pafishad，简称“世印大”）。世印大是一个庞大的印度教徒联合体，其成员遍布世界几十个国家。

　　4.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70年代中期，国际上伊斯兰复兴运动和原教旨主义运动迅速兴起，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的边界矛盾以及印度国内穆斯林人口的迅速增长，使印度教徒产生一种危机感，加上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简称“国大党”）政府在宗教政策上的一些失误，也使印度教徒深感不满，印度国内又在“振兴印度”的口号下掀起一股复兴印度教的民族主义群众运动。这场运动的政治代表就是1980年成立的印度人民党（Indian People's Party，简称“印人党”）。作为印人党的前身，印人盟先于1977年与老人民党合并，三年以后以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为首的一派又从老人民党拉出队伍，正式组建印人党。

　　印度教民族主义从产生之初就具有一种强烈的战斗色彩，具有两个鲜明的指向：第一，指向英国殖民主义，要求民族独立，因而是民族主义的；第二，指向国内的伊斯兰教，要求建立印度教国家，因而是印度教的。因此，印度教民族主义是一种带有强烈教派主义色彩的社会政治思潮，是一种强调印度教至尊的理论体系和政治运动。在实践中，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中的强硬派还主张暴力，煽动宗教冲突。泰戈尔曾斥之为“严重的威胁”和“印度麻烦的根源”。⑤据此，学界从一开始就把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教教派主义等同起来。⑥

　　（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主要理论流派

　　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萨瓦卡、戈尔瓦卡和乌帕德雅亚。他们的思想及代表著作使印度教民族主义理论完善和成熟起来。

　　1.萨瓦卡的“印度教国家”(Hindu Rashtra)论。萨瓦卡（Vinayak Damodar Savarkar, 1883-1966年）是印度教大斋会的首领，是印度教教派民族主义的奠基人。1937年，萨瓦卡加入印度教大斋会，连续七年当选该组织的主席。从30年代到50年代，萨瓦卡一直通过印度教大斋会宣传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

　　萨瓦卡首先提出建立“印度教国家”的理论。他通过对“印度教徒”、“印度教”、“印度教民族”和“印度教统一体”四个概念的解释阐述了他的民族主义观点，其中带着浓厚的教派主义色彩。萨瓦卡指出：“我们印度教徒，尽管内部有许许多多的差异，但是当我们与其他非印度教民族——说英语、日语的民族以及印度穆斯林相比较时，我们是靠共同的宗教、文化、历史、种族、语言和其他亲缘关系所结合起来的，并构成一个确定的同质的民族”；⑦“我们印度教徒就是一个国家，因为宗教的、种族的、文化的和历史的亲缘关系把我们结合成一个同质的国家。”⑧

　　萨瓦卡理论的核心是“印度教特性”，旨在恢复印度教的传统，建立一个印度教统治的国家。这种理论第一是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力图将他们驱逐出印度；第二是想把印度的穆斯林排除在印度这个国家之外。这在当时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也为以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冲突埋下了祸根。

　　2.戈尔瓦卡的“国家虔信”论。国服团的领袖戈尔瓦卡（Madhava Sadahiva Golwalkar, 1906-1973年），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另一个积极鼓吹者。戈尔瓦卡继承和发展了萨瓦卡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国家虔信”论，主要从“印度教徒特质”(Hindutva)、“印度教国家”（Hindu Rashtra或Hindu Nation）、“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 Nationalism)和“国家虔信”论(Rashtrabhakti)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戈尔瓦卡的基本观点是：印度的土地是印度教的土地，印度的文明是印度教的文明，印度的生活方式是印度教的生活方式，印度的国家是印度教的国家。印度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不属于这个国家，因为他们在心理上不忠诚于印度。戈尔瓦卡的理论，是一种较偏激的、狭隘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理论，对印度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乌帕德雅亚的“整体人本主义”论。乌帕德雅亚 （Pandit Deendayal Upadhyaya, 1916-1968年）的整体人本主义论(Integral Humanism)，或称“达摩之治”论(Dharma-rajya)，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印度独立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一种有代表性的学说。1965年，时任印人盟总书记的乌帕德雅亚在孟买以四个演讲的形式阐述了整体人本主义的具体内容，从而成为印人盟及印度人民党诠释整体人本主义含义的范本。

　　乌帕德雅亚以传统印度教哲学的基本内容为基础，以传统印度教的核心概念“达摩”为中心，力图以传统印度教思想解释印度现代的民主、国家、民族等政治现象。“达摩”(Dharma)一词来自梵文，它是印度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概念，有许多含义。乌帕德雅亚的达摩之治，就是把他所谓的印度真正的意识”——达摩——作为全社会的最高指导原则，用这种原则去治理国家，去指导每个人和每个团体的行动，消除各种矛盾与冲突，从而使社会达到和谐与统一。本质上，乌帕德雅亚的达摩之治论，就是把印度教“种姓达摩”的观念与现代人道主义的思想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综合学说。其目的，是用这种学说来捍卫印度教的传统文化和精神，抵御西方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侵袭和影响。⑨

　　二、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印度政治中的主流化

　　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印度政治中的主流化，集中体现在印度人民党上台执政后推行的民族主义政策上。

　　（一）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的崛起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组织根基，可以追溯到1914年印度教大会的建立。1951年，印度教大斋会副主席慕克吉带领一批成员退出该组织，成立了一个教派政党——印度人民同盟。由于慕克吉与国服团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此也有许多国服团的成员加入到印人盟中。印人盟带有强烈的教派主义色彩，积极鼓吹印度教民族主义，反对印巴分治，主张通过和平方式使国家重新统一。1977年，印度第六届大选前夕，印人盟出于大选的需要，便与其他五个党派合并，组合成一个新党——人民党。该党在这次大选中获胜，组成了联合政府。1979年，人民党的领导人为了向世人表明该党是一个世俗主义的政党，便公开宣布人民党的议员不得参加国服团的任何活动，以避免涉嫌教派活动。在这个问题上，人民党内部的各个派别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以瓦杰帕伊为首的原印人盟的成员坚决反对这一声明，因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从国服团转过来的，与这个教派组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况且有的人还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印人盟的盟员，又是国服团的团员。后来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原印人盟的成员由于不服从这一声明，决定与人民党决裂。1980年4月5日，他们在瓦杰帕伊的领导下，正式召开代表大会，宣布退出人民党，另组建一个新党，名为印度人民党。

　　1986年5月，宗教强硬派代表人物、时任内政部长的阿德瓦尼(Lal Krishinehangd Advani)接替瓦杰帕伊出任印度人民党主席，这标志着印度人民党战略调整的开始。阿德瓦尼强调维护印度教利益，其“印度教沙文主义”观念的散布使其社会基础不断扩大，在许多地区对国大党形成有力的挑战。⑩阿德瓦尼在就职演说中指出：“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印度人民党最独特的特征，我要说印度人民党是真正的民族主义声音，我们是奉行‘国家至上’的政党，我们致力于追求印度的心跳。”就在这次会议上，阿德瓦尼语气强硬地重提了“禁止宰杀母牛、统一民法典和废止宪法第370条”(11)三个敏感问题。这些言论刺激了印度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导致了印穆矛盾的加剧。例如，对于“统一民法”(Uniform Civil Code)问题，穆斯林就认为印度人民党是将其作为实行文化霸权和进攻穆斯林的“特洛伊木马”。此后，印度人民党的教派主义性质日趋明显。他们主张为印度教徒谋利益，反对国大党政府照顾少数派宗教（主要指伊斯兰教）的世俗主义政策，并且鼓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由于印度人民党经常采取一些行动维护印度教徒的利益，迎合印度教教派主义势力，所以它在印度教徒中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大，尤其得到了国服团和世界印度教徒大会等组织的支持。在随后的几届印度人民院的大选中，节节胜利，得票率直线上升。在1989年第九届大选中，印度人民党获得11%的选票，在人民院中获得86个席位。在1991年第十届大选中，它获得20%的选票和120个席位，在议会中成为仅次于国大党的第二大党。在1996年第十一届大选中，它获得20%的选票和161个席位，第一次超过国大党而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但它执政只有13天就下台了。在1998年第十二届大选中，它与其他党联合，共获252个席位。大选后，以瓦杰帕伊为首的印度人民党组织联合政府，再次执政。

　　从印度人民党的发展历程来看，它与印度教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排斥穆斯林，复兴印度教的社会与文化，在印度建立一个强大的“印度教国家”。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才把印度人民党政府称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府”或“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领导的政府”。

　　（二）印度人民党的思想基础

　　印度人民党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先后确定过两个最基本的哲学原则，即“整体人本主义”和“印度教特性”。对印度人民党而言，印度教民族主义是其意识形态的核心。印度人民党建立后，温和派领导人瓦杰帕伊试图扭转其前身印人盟教派主义色彩过浓的形象，转而提出“民族主义和民族统一、民主、积极的非教派主义、甘地式的社会主义”等四项基本原则同国大党竞争。但是，这一转变并没有为政党带来收益。相反，该党在1984年印度第八届大选中失利，仅获得2个席位。此次失利使印度人民党认识到，利用世俗主义和民主等现代政治理念与国大党竞争是不现实的，于是，它又回到了原来的立场。在1985年10月的甘地纳伽尔全国执委会会议上，整体人本主义被确定为印度人民党的指导原则。此后，印度教教派鼓动成为印度人民党进行政治动员的一个重要手段。随着教派政治鼓动的日趋深化，整体人本主义思想逐渐满足不了政治鼓动的需要，因为整体人本主义虽然强调印度教传统文化，但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并不将矛头直接指向穆斯林，而是更多地指向西方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于是，整体人本主义遭到了冷遇，之后印度人民党便推出印度教特性作为新的思想武器。

　　印度教特性是贯穿印度教民族主义发展始终的核心概念，但它的确切含义却十分模糊。在印度，最早对印度教特性概念进行探讨的是萨瓦卡，其代表作是1923年所著的《印度教特性》(Hindutva)一书。萨瓦卡在书中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说：“印度教特性不是一个词，而是一个历史过程。如同人们常常会错误地将印度教特性和它的同源词‘印度教’混淆起来一样，认为印度教特性仅仅是印度人精神或者宗教的历史，也是不正确的。印度教是印度教特性的派生物，是印度教特性的一个片断，一个组成部分。印度教特性包含印度教民族历史上存在的一切思想和行为。”(12)萨瓦卡强调印度教特性的历史性是把握这一概念的关键，但他的历史发展过程却排除了伊斯兰统治时期的历史。同时强调印度教在印度文化中的排他性和唯一性，认为印度教文化应该是印度穆斯林社会生活的唯一基础，穆斯林只有在掌握印度教遗产的基础上才能融入印度民族主义潮流之中。这是一种典型的教派主义意识形态。

　　实际上，印度教特性一方面体现了印度传统文化的内容以及古代宗教的宽容精神；另一方面，印度教民族主义将印度教特性与民族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使宗教民族化、民族宗教化，排斥和否定其他民族文化的存在，则带有很强的民族沙文主义倾向，对国家的整合、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从不同历史阶段所提出的印度教特性来看，每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1923年，萨瓦卡首次提出“印度教特性”的概念时，正值印穆冲突日益加剧之际，其目的在于强调印度教徒的传统性和统一性，将穆斯林群体排除在印度民族之外，并以此保护印度教徒的政治、社会利益。这一概念遂成为1925年成立的国服团的重要指导思想。印度独立后，在国大党世俗主义理念的大背景下，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走向低潮，凸显印度教特性的提法不再成为关注的焦点。直到20世纪80年代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的又一次高涨，印度教特性再次成为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手中的王牌。1984年，湿婆军在选举中提出建立“印度教国家”的选举口号。80年代中后期，沙·巴诺(Shah Bano)事件、(13)巴布里清真寺问题(14)与由两大史诗改编的系列剧的播放等教派主义问题进一步促使人们关注印度教特性这一概念。

　　在上述背景下，印度人民党于1989年的帕兰普尔会议上明确将印度教特性作为指导思想，为自己的选举政治服务。而在1996年，印度人民党在“竞选宣言”中的民族国家思想则完全是萨瓦卡的印度教特性思想，甚至用词都一样。印度人民党的这一口号或思想体现了它建立“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和一种文明”的“大一统”“印度教国家”的政治目标。(15)2002年5月，阿德瓦尼在安达曼岛将布莱尔港机场更名为萨瓦卡机场，并发表演讲为印度教特性造势。瓦杰帕伊担任总理时甚至直接说过，“印度教特性”就是“印度性”。2003年2月26日，瓦杰帕伊政府将萨瓦卡的画像挂在了印度国会大厅中，正对着圣雄甘地的画像。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文章认为，瓦杰帕伊政府的此举反映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强硬路线已经进入印度政治的主流”。

　　由此可见，对印度教特性或印度民族之类概念的讨论始终伴随着印度教派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是印度人民党发展壮大一个不可缺少的武器。正如邱永辉先生指出的，印度人民党的崛起，除了政治手段和社会原因以外，关键是其思想观念的胜利。(16)

　　三、印度教民族主义对南亚国际关系的影响

　　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印度人民党一登上印度政治舞台，就带着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印度教派主义色彩，推行一种比以往历届政府都更强硬、更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对南亚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催生了印度社会的反穆斯林情绪

　　在印度教民族主义中，对印度教和印度教传统文化的骄傲是与对其他宗教（特别是作为入侵者宗教的伊斯兰教）文化传统的贬损甚至仇恨相联系的。因此，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长期以来就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贬损和打击的对象。

　　1.宗教矛盾加剧导致印邻关系紧张。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冲突，一直是影响印度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教派组织的鼓动和宣传，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思潮在印度各地迅速兴起与蔓延，同时在印度教徒中也滋长出一种宗教狂热心理和反伊斯兰教的躁动情绪，使得印穆的矛盾和冲突进一步加剧。印度近代哲学家辨喜早就指出：“当原则完全消失、感情泛滥时，宗教就会蜕变为狂热盲从和教派主义。”(17)

　　印度的穆斯林常被指责为巴基斯坦的“第五纵队”，这常引起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以及其他穆斯林国家的谴责和反对。80年代中期，在印度北方宗教圣地阿约提亚爆发的“寺庙之争”，后来导致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宗教冲突。1992年的巴布里清真寺事件，造成至少1200人丧生，4000多人受伤。这一事件立即引起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等国穆斯林的强烈反应。2002年古吉拉特宗教冲突中，至少800人死亡，印度国防部长指责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参与其中，巴方则愤怒地予以反驳。显然，恶性发展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扮演了进一步恶化印度与邻国关系的角色。

　　2.使印度社会进一步走向反巴基斯坦化。巴基斯坦是南亚最大的穆斯林国家。长期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宣传和政府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都将巴基斯坦甚至本国穆斯林视为敌人，使得印度社会上的反巴情绪进一步高涨，无论从选举、社会思潮还是有关宗教冲突的争论中，都可以看出对巴基斯坦的仇视和贬损。进入21世纪后，长期影响印度政坛的阿约提亚罗摩庙问题与印巴关系紧密联系了起来。世界印度教徒大会表示，只有发生与巴基斯坦的战争，才会考虑延长建立罗摩庙的最后期限。印度学者注意到，在2001年底北方邦和其他三个邦的邦议会竞选期间，“印度人民党高级官员采取将焦点集中在边境局势上的办法，竭力煽动沙文主义。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甚至说，印度人民党失败会被认为是巴基斯坦的胜利，会使前线部队士气低落”。与此相呼应，印度人民党阵营在选举中打出了恶化印巴关系的口号，如其青年组织的口号是：“巴基斯坦，别梦想我们会给你克什米尔。我们决心把拉合尔和卡拉奇夺过来！”，“每一个小孩都要准备为罗摩事业献身！”。受其影响，甚至低种姓政党也在选举中高呼“克什米尔是印度的王冠”等口号。(18)

　　（二）强化了印度的地区霸权意识

　　长期以来，印度视自己为南亚地区当仁不让的首要国家，在政策取向上竭力维护并巩固印度自独立以来就保持着的南亚“老大”的位置。印度人民党上台后，延续并强化了印度的这一传统政策。

　　1.推崇“大印度主义”。印度是南亚地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实力最强的国家。印度教徒是印度乃至南亚地区最大的宗教信仰群体。国土的辽阔和综合国力的雄厚使得“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将邻国（除中国外）看成不配与印度比较的‘侏儒’和非政治实体。印度是独一无二的、独特的、无可比拟的、永恒的”；“成百万的印度人被训练和引导去相信印度是‘天然的’伟大”。(19)

　　“印度的战略精英们对人们还没有足够重视印度感到既气愤又窘迫。巴基斯坦怎么能够和印度相提并论呢？孟加拉、尼泊尔和斯里兰卡那些小国更不值得一提。”(20)这种印度沙文主义把印度在南亚的身份定位在一个“老大”的位置，因而很难平等对待其南亚邻国。直至今日，印度仍坚持英国殖民时代的部分做法，比如要求尼泊尔和不丹在防卫和外交上接受印度的“保护”和指导。

　　2.对巴基斯坦采取不谈判政策与“战争边缘”政策。1998年以印度人民党为主导的联合政府执政以后，为巩固印度在南亚的霸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巴政策，其中最突出的是不谈判政策和不满足条件就开战的“战争边缘”政策。

　　印度人民党政府上台以后改变了往届政府的一贯做法，以坚持民主原则为名，不与巴基斯坦的“军事独裁政府”进行谈判。印度人民党政府不与巴基斯坦政府谈判的做法是将自己装扮成“反对军法专制政权的民主捍卫者”。从表面上看有某种合理性，但这种“没有民主就没有外交”的策略却为印巴和谈设置了先决条件，使得远在2001年12月印度国会袭击案发生之前，印巴谈判的大门实际上就关闭了。

　　这种政策对印巴关系的影响至少反映在两个方面：首先，不谈判政策容易导致印、巴“没有任何谈判空间”局面的形成。其次，“战争边缘”政策容易造成印、巴之间的长期临战状态。从2001年12月开始，印度对巴基斯坦采取了强硬的政治、军事姿态。在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之后，2002年2月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表示他不太可能做出更多的让步。而印度的回应则是做好了长期保持对峙局面的准备，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排除了在巴基斯坦完全满足印度提出的要求之前退兵的可能性。印、巴当时处于自1971年印巴战争以来最危险的时刻。

　　（三）激发了印度的大国诉求

　　大国地位是印度长久以来的诉求，印度历届政府都制定过实现“大国印度”的政策。印度人民党政府比往届政府表现出更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上台后，在其“国家议事日程”中突出强调，要“努力获得与印度的幅员、能力相称的国际地位、作用和位置”，(21)并为此加快了谋求大国地位的步伐。

　　1.执意争取“入常”，迈向政治大国。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出现了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印度认为这一形势是印度实现其世界大国战略目标的良机。随着联合国改革的启动，印度明确提出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这方面，印度人民党政府比以往政府表现得更急切。1998年9月24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第53届联合国大会上公开批评联合国安理会说：“安理会不能代表当代的现实，它无法体现国际关系中的平等”。他认为，必须增加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常任理事国，安理会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因此，他宣称：“新的常任理事国必须具备履行常任理事国的能力。印度相信自己具备这种能力。”(22)2003年9月15日印度外长辛哈再次发出呼吁：“印度认为，考虑到我们的面积、我们的重要性、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印度应当获得安理会的一个席位，一个永久席位。”(23)

　　为达到顺利“入常”的目的，印度与日、德和巴西结成“四国联盟”，进行“集体进攻”。针对四国联盟提出的安理会改革方案，由巴基斯坦、意大利等国组成的“团结谋共识运动”向第59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提交了一份与之意见不同的工作文件。这份文件的出台，以及非盟拒绝接受四国联盟的改革方案、现任常任理事国的不同态度等因素，导致此次安理会改革出现重大分歧。包括印度在内的四国联盟的“入常”努力最终落败。

　　2.坚决走向核军备化，挑起南亚核军备竞赛。早在1996年，在野的印度人民党在其竞选宣言中就提出，该党的奋斗目标是“印度的强大和安全”，使印度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大国。宣言承诺该党执政后将选择发展核武器。它还宣布除非其他核大国同意在规定时间内消除核武器，否则印度将绝不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和《裂变物质中止条约》(FMCT)。(24)大选获胜以后，印度人民党随即明确表示要尽快发展和部署核武器。瓦杰帕伊指出：“国家安全问题毫无妥协的余地。为了维护安全与主权，我们将考虑包括核选择在内的所有方案。”官方的施政纲领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印度人民党政府将“重新评估核政策，考虑拥有核武器的方案”。(25)

　　1998年5月，印度人民党上台不久就突破以往的“核模糊政策”，迈出了“实施核选择”的步子，在不到三天的时间内公然进行了五次核试验，引起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普遍关注。印度当局的这一举动，造成了南亚地区安全态势的严重失衡，导致该地区核军备竞赛的不断升级。印度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宣布自己是第六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其根本目的不外有三：一是谋求对巴战略优势，二是寻求对华核武器均势，三是追求大国地位。可谓一箭多雕，一举多得。

　　四、结论

　　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政治现象，宗教民族主义是宗教与民族主义连接、融合的产物，是潜在的宗教认同和民族／国家认同的资源在特定情境中动员起来的产物。在宗教与政治力量结合的过程中，政治的动机和逻辑会大大改变宗教的原始面貌。(26)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为了谋求政治局势的改变和其所代表阶层的政治利益，都或多或少地利用宗教民族主义来达到目的。由于价值指向的狭隘性和行为方式的非理性，宗教民族主义的发展往往具有自我封闭的倾向，并常常排斥和歧视其他民族或其他宗教，使得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更加复杂难解。

　　印度教民族主义是印度社会特有的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对印度的社会发展、政治生态的演变和南亚国际关系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印度人民党作为具有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党，其快速崛起并逐步实现在印度政治中的主流化，为印度的未来走向带来诸多不确定的因素。虽然印度人民党在2005年的大选中败北，但印度教民族主义对印度政治、社会的影响并未绝对削弱。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两大宗教、民族群体的矛盾和冲突，一直是影响印度社会发展的一大毒瘤。(27)印度的有识之士指出，教派主义不仅是对印度多元化历史文化的否定，更是“对现代印度国家的真正挑战”。(28)如何化解印、巴之间长期的互不信任并减少对抗，如何化解印度国内的民族、宗教纠纷，以及如何改善印度与邻国关系、调整印度与其他大国关系，顺利实现印度自尼赫鲁时代就要“做有声有色的大国”的目标等，都是印度人民党无论是执政期间的政策选择，还是作为在野党的参选纲领建构过程中必须小心驾驭的战略课题。

　　注释：

　　①宁骚：《民族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

　　②董小川：《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0页。

　　③周陈：《国外印度教民族主义研究述评》，载《南亚研究季刊》，2005年第2期，第68页。

　　④〔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30页。

　　⑤Praful Bidwai, "Nationalism Gone Berserk", Frontline, vol.19,issue 03, Feb 02-15,2002.

　　⑥薛克翘：《2003年亚太地区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⑦〔印〕O·V·梅森采娃：《现代印度的思想斗争——印度教的多种含义》，加尔各答，1988年，第69页。转引自朱明忠：《“印度教国家”理论与印度的教派斗争》，载《当代亚太》，1996年第3期，第25页。

　　⑧〔印〕萨瓦卡：《印度教徒特性》，浦那，1942年，第126页。转引自李珉：《印度教与印度民族主义》，载《南亚研究季刊》，2000年第4期，第72页。

　　⑨以上思想主要引自乌帕德雅亚的《国家生活的各种问题》一书。

　　⑩（英）卡尔帕兰·威尔逊：《马克思主义学派著述中的独立后印度国家》，载T·V·山塔穆提编：《社会变迁中的国家与民族》（第一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7页。

　　(11)A. G. Noorani, The RSS & The BJP, Leftword Books,2000,pp.65-68.

　　(12)Jagmohan, "Hinduism and Hindutva: What Supreme Court Says?", Hindustan Times, January 8, 1996, p. 8.

　　(13)沙·巴诺原本是印多尔(Indore)地区一个穆斯林律师的妻子。1975年她的丈夫娶了第二个妻子并在1978年按照伊斯兰教习俗休掉沙·巴诺。根据《犯罪程序法》(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第125条，沙·巴诺依法获得赡养费。1980年，沙·巴诺提出增加赡养费的要求，为前夫所拒绝并被告上最高法院，前夫认为：依照伊斯兰教法(Shariat)，丈夫没有义务在离婚3个月之后继续赡养前妻。最高法院最后裁决：《犯罪程序法》第125条适用于全体公民而不论其宗教信仰如何；《古兰经》也规定离婚的妻子应该得到赡养。法院的裁决激起穆斯林议员和穆斯林组织的不满，他们称最高法院解释《古兰经》是“僭越”行为。1986年2月27日，政府提出“穆斯林妇女（离婚权益保护）法案”。该法案赋予伊斯兰教法以政治合法性，并规定离婚3个月后的穆斯林妇女由亲属赡养，如果没有亲属就由瓦阔夫委员会(Waqf Board)负担。在民法问题上对穆斯林的政治迁就同样激起了印度教徒的强烈反对。由沙·巴诺离婚案引发的两个相互对立的事件是印度宗教矛盾的突出表现。

　　(14)巴布里清真寺位于印度七大宗教圣地之一的阿约提亚。据说阿约提亚是印度教大神罗摩的诞生地。1528年，莫卧儿帝国的穆斯林统治者拆毁了罗摩神庙。1548年，由米尔·巴基在罗摩庙的原址上兴建了巴布里清真寺。1949年12月22日深夜，清真寺内出现了罗摩的偶像。从此，印度教徒称这里为“罗摩的出生地”，而穆斯林仍称为“巴布里清真寺”。印度教徒曾多次要求拆寺建庙，为此，曾多次发生宗教冲突。

　　(15)〔印〕比潘·钱德拉：《现代印度的教派主义》，载《当代印度论文集》，新德里，1993年，第100页。

　　(16)邱永辉、欧东明：《印度世俗化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第242页。

　　(17)江亦丽：《印度：腥风血雨400年，教派冲突何时休》，载《京华时报》，2002年，3月20日第A15版。

　　(18)John Cherian, "Battle-ready Still", Frontline, vol. 19, issue 05, Mar. 2-15, 2002.

　　(19)Praful Bidwai, "Nationalism Gone Berserk", Frontline, vol. 19, issue 03, Feb. 2-15, 2002.

　　(20)〔美〕斯蒂芬·科亨著、刘满贵等译：《大象和孔雀——解读印度大战略》，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21)马加力：《关注印度——崛起的大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8页。

　　(22)印度驻华大使馆：《今日印度》，1998年第27期，第2-3页。

　　(23)《印度再次要求成为常任理事国》，载http://www.sina.com.cn，2003年9月16日。

　　(24)"Opposition Party Backs Indian Nuclear 'Sword'", Washington Times, April 8, 1996; "India: BJP Declares Readiness to Deploy Nuclear Weapons", Business Standard, April 8, 1996.

　　(25)Anita Pratap, "Indian Government Present's Policy Blueprint", World News, March 18, 1998.

　　(26)〔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6页。

　　(27)管银凤：《印度宗教民族主义探析》，载《世界民族》，2008年第3期，第28页。

　　(28)〔印〕C·P·巴姆比利：《印度国家50年》，新德里，1997年，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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