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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Domestic Audience Cos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作者简介】林民旺，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法学博士。（北京 100037）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讨论了国内观众成本如何影响国际合作。观众成本理论是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发展。这一理论指出，由于国际事件的公开性，使得领导人的行为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政治观众的关注，因此在国际互动中存在着观众成本。而观众成本的存在能够影响国家间的互动，例如国际合作。本文回顾了观众成本的概念，探讨了国际合作常常失败的原因。进而指出，由于观众成本是代价高昂的信号，因此可以传递国家的真实意图，增强承诺的可信性以促成国家间的合作。最后，本文检视了这一研究的进步与不足。
The paper mainly discusses how the audience cost influence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theory of audience cost is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the rationalist IR. It points out that due to publicity of international events, political leaders are increasingly under close observation of political spectators at home and abroad, hence the existence of audience cost in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which in turn exercises influence on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A good case in point i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is paper the concept of audience cost is discussed, and causes for failures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re explored. The paper then claims that as audience cost signals a high price, it may convey the true intention and raise the credibility of commitment of a country, likewi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promoted.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progress and limitations of this research are discussed.
【关 键 词】观众成本/国际合作/信息不对称/承诺可信性audience cost/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mbalanced access to information/credibility of commitment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产生促进了国际合作的研究。但是，由于制度主义者的研究议程限定在回应现实主义的挑战，将国家看作理性的具有一定偏好和信仰的单一行为体，因而忽视了国内政治作用的问题。[1](P125)尽管这种研究框架对我们从广泛意义上勾画国际制度如何改变国家是有帮助的，但是由于只是把国家视为一个单一行为体，这样就使我们忽视了国内政治对国际合作的影响。早在1992年，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批评国际合作的研究的重大缺失就在于，没有将国内政治的讨论纳入其中。她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首先，由于无政府性被作为区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主要因素；其次，国际合作的研究采用的是博弈论，假定了行为体是单一的、理性的。她认为，考虑国内政治因素对于理解国际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首先，国内政治能够告诉我们国家偏好是如何汇聚起来的，国家利益是如何建构的；其次，国内政治能够解释国家为实现目标所采用的策略；再者，由于国家间的合作协议需要国内的批准，只有当国内行为体同意遵守国际谈判的条款时，国际合作协议才能够达成。[2](P489-493)在这种理论背景下，不少国际合作的研究者超越了体系层次的解释，开始转向国际合作的国内政治层面研究，取得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支——部分地受“民主和平论”研究的影响——开始将目光聚焦在特定的国内政治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关系上，认为更能够产生国内观众成本(domestic audience cost)①的国内政治制度能够更加有力地促进国家间合作。进而，这些研究表明，由于民主国家的观众成本更高，民主的国内政治体制更有利于国家在讨价还价中做出可信的承诺，更能够传递合作的善意，也更能使其他国家监督其履约的状况，因此这样的国内政治制度更能够促成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间合作。与此同时，高昂观众成本的存在使国家间的合作时间更长，合作程度更深。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这一最新研究，对国际合作的国内政治制度根源及其逻辑进行分析。全文分三个部分。首先介绍观众成本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以作为下文讨论的理论背景；第二部分从费伦的讨价还价模型来看国际合作的困难所在，并且从观众成本的信号传递和承诺可信性两个机制着重论述观众成本能够促进国际合作的内在逻辑；最后笔者对这项研究做一简要评估。
一、观众成本：概念及内涵
观众成本的概念最初是从国际危机的研究中产生的。根据费伦的观点，国际危机中之所以产生观众成本，其重要的前提假定是：国际危机是一个公开事件，是在国内政治观众(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②面前发生的。国内观众可以观察到领导人处理危机的行动和表现，并且据此来评估领导人的能力。这是理解危机如何爆发以及如何展开的关键。危机作为一种政治摩擦，是国家间就共同利益的分配问题进行讨价还价的一个过程，因此在每个阶段中国家都可以有多种选择，可以选择攻击、让步或者进一步将危机升级。假设领导人选择退缩，或者没能够兑现自己的公开承诺或者威胁，那么就可能要遭受国内政治观众的惩罚，包括批评、谴责，甚至于被解除职务、罢免等等，这就是所谓的国内政治成本。同时，国家还要遭受国际声誉、国家形象等方面的损失——这就是所谓的国际观众成本。这是因为，在一些重要的国际危机中，例如古巴导弹危机，在人们看来，选择让步的领导人常常被认为遭受了“外交上的羞辱”。危机越是进一步升级，这种让步所带来的羞辱感、耻辱感就越是强烈。而越是能够坚持立场不妥协，则越是外交上的胜利，越能够得到国内政治观众的褒奖。换言之，国内观众成本的产生源于每个国家的国民都会珍视自己国家的荣誉，对于那些发出虚假威胁却没有兑现，以至于使国家荣誉遭受玷污的领导人，国民将会给予惩罚——即便这种惩罚可能在短期内无法观察到。当然，并非所有国家的政治观众对于领导人的让步都有完全相同的认知和反应。例如，在一个小国和一个大国之间爆发的危机中，如果小国领导人先将危机升级之后再做出让步，相比于危机一开始就做出让步的行为，更可能会受到国内政治观众的褒扬。[3](P580)除此之外，国内观众成本还受到了社会习俗的影响。这是因为，人们通常对于国家荣誉有着共同的理解。例如，至少从18世纪以来，领导人和公众通常就认为，在国际危机中对他国发出威胁或者部署军队的行为都“关涉到国家的荣誉”，因此这些公开行为本身就会产生观众成本。[3](P580-581)
观众成本可以分为国内观众成本和国际观众成本。费伦认为，对于领导人的决策而言，国内观众成本是首要的，而国际观众成本则退居其次。理由很简单，如果领导人在国际危机中公开显示武力之后却做出让步，或者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这样就给国内的政治反对派提供了一个谴责他们的机会，可以名正言顺地谴责他们给国家造成了荣誉、面子和信誉上的损失。同时，国内政治观众对领导人的惩罚更加直接也更加容易。再者，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所遭受的国际观众成本（主要是国家声誉）需要通过国内政治迫使领导人来承担，而国际观众成本的代价则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国内观众更能够促使领导人有强烈的动机去保护国家的“国际”声誉。[3](P581)即便如此，安妮·萨特里(Anne E. Sartori)的研究表明，国内观众成本固然重要，但是国际观众成本也依然重要。[4](P51)例如，一个国家在某个危机中表现出乐于虚张声势，或者是乐于做出承诺之后却没有兑现，那么在国际观众看来，该国“不诚实”、“没有决心”——亦即该国为此付出了国际观众成本。对外行为中的这种声誉、形象的损失，将会给未来的外交带来更大的麻烦和损失。[5](P121-149)
观众成本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假设是，不同国内政治制度在观众成本的产生上存在着重大差异，民主国家比非民主国家更容易产生观众成本。费伦认为，这是因为民主制度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领导人是代理人，而选民是委托人。在民主制中，外交政策是由委托人（选民）授权给代理人（领导人）做出的，委托人有权力通过选举和公共舆论来制裁代理人。相反，在威权国家，却不存在这样有权力进行制裁的委托人。[3](P581-582)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国际事件中威权国家完全不会产生观众成本。而只是说，平均而言，民主国家领导人的对外行为更容易产生观众成本。
具体而言，民主政体之所以容易产生观众成本需要从民主政治制度本身的属性来解释。这些特征主要包括：(1)民主政治媒体的开放性、透明性。由于成熟民主国家的媒体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政治的控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自主性，因此报道的内容及观点本身具有很高的可信度。这样，媒体在影响公共舆论上就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领导人的对外行为也会越来越受到媒体的监督。(2)民主政治运作的透明性。如上所述，民主制度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为了保证委托人的意愿得到充分表达，成熟的民主政体都要求政治运作必须是公开的，以减少领导人（代理人）利用信息不对称有机会采取损害选民（委托人）利益的政策和行动。公开的政治竞争、公开的政治辩论给公众、政治反对派有机会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这种政治公开性束缚了领导人行动的灵活性，也使其他国家可以相对容易地观察到该国的民意状况。(3)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作为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选举制度体现了一种政治理念——只有公民选举出来的公共权力才是合法的。它能够通过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保证公共权力的行使符合大众的意愿。公民可以通过投票选举符合他们政治意愿的党派上台执政，实行符合民意的政策要求。[6]尽管有人批评民主选举制度中的诸多不足，但是民主制度的这种选举制度安排无疑是保障民意输出的主要机制，也是民主制度中最直接、最严厉的惩罚机制。(4)政治运作中的权力制衡。根据西方民主宪政原则，国家的司法权、立法权和行政权是分立的，分别授予给司法机关、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来行使。三者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分别行使不同的权力。由人民选举出的代表在议会（或国会）中行使着立法权和统治权。[6]同样地，这种制度也是对领导人对外行为灵活性的限制。(5)民主国家的政党制度。通过政党制度实现各方利益表达的机制也是西方民主制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现代西方的政治中，通过政党之间的竞争和对立，实现相互监督制衡的作用。不同政党的不同政见和政策方案的存在也为选民们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6]此外，这种政治反对派的合法存在也为一般的公众了解领导人的对外行为提供了更全面、更可靠的信息，进而也束缚领导人的对外行为。
简言之，由于国际事件具有的公开性，导致了国家领导人在国际互动中容易产生观众成本。国内的观众成本成为国家领导人在国际互动中的重要考虑因素，因此观众成本的存在系统地影响到了国家间的互动。更重要的是，由于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产生观众成本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因此不少学者进一步推断，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在对外行为上也存在重大差异。
二、国际合作的困难：信息不对称与承诺可信度
尽管观众成本的研究最早出现在国际冲突的研究中，但是这个富有新意的理论立即在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研究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之所以研究者有兴趣将观众成本应用于国际关系的广泛议题中来，一方面是由于现代通讯和传媒的发展，或者说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国际事件本身是一个公开事件，国际政治事件越来越具有国内政治效应——当然这也是观众成本理论可以应用于国际关系各个领域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观众成本的研究给国内—国际互动的研究开启了新思路③。可以说，观众成本的研究承袭了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Putnam)的“双层博弈”研究，[7](P347-380)从制度、信息两个方面探讨了国内因素如何影响国际互动。在国际合作领域，观众成本的研究议题包括联盟（安全合作的一种形式）、经济制裁、对外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等等。下文主要探讨国际合作谈判为什么经常失败，进而无法达成合作的原因。
在颇有影响的《讨价还价、执行和国际合作》一文中，费伦提出，过去的国际合作理论以博弈论为依据，将各种讨价还价的问题类比为各种博弈结构（囚徒困境、劝说博弈等等[8](P765-792)），尽管这种做法有助于理解合作，但是却曲解了国家领导人所面临的国际合作问题。费伦认为，所有的国际合作问题都有一个相同的策略结构(strategic structure)，都是由讨价还价问题(bargaining problem)和执行问题(enforcement problem)两个部分组成的。过去的国际合作理论将这两个问题分开进行讨论，忽视了国际合作中讨价还价的过程。国际合作只有首先各方进行讨价还价，同意了合作条款之后，才可能开始执行国际合作的协议④。对后续执行问题的考虑影响着国际合作的讨价还价过程，只有在谈判中解决了国际合作的执行问题（也可称之为“承诺的可信性”）才可能达成国际合作的协议。[9](P270)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影响着的。
按照国际合作的两个阶段模型进行思考，可以得出与过去不太一样的研究结论。肯尼斯·奥伊(Kenneth Oye)和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ord)认为，未来影响(shadow of future)能够促进合作。理性的行为体对未来结果的重视程度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参与人现在是否采取合作行为。参与人对未来的重视程度越低，就越倾向于欺骗，当前采取合作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10](P70)换言之，当未来的长期收益大于当前背叛的收益时，行为体就可能选择合作。这一点遭到费伦模型的挑战。他认为，如果行为体在谈判合作协议时越重视未来收益的话，那么谈判就越困难，就越难以达成合作协议。理由很简单，如果行为体预计目前达成的协议将长久地影响其收益，那么就更希望在目前的谈判中多获得一点收益分配上的优势，这样获得的累计收益则更为丰厚，因而就容易导致谈判达成变得更加困难，甚至导致参与各方不惜以拖延谈判为代价。[9](P269-305)进而，连国际协议的达成首先都难以实现了，更何况是合作协议的执行问题。
同样，按照国际合作的两阶段模型进行思考，可以有力地批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一些研究结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表明，国际合作中的遵约行为是很普遍的现象，国家很少背叛国际合作协议。[11](P819-835)然而，以费伦的这一模型进行思考，这种结论就存在很大问题。国家之所以遵守国际合作协议，是因为在达成合作协议之前（亦即讨价还价阶段）已经解决了承诺可信性的问题，因此国家没有机会主义的动机去采取背叛行为。换言之，国际协议的达成是因为解决了执行问题，能够谈判达成的国际合作协议本身是自我实施(self-enforcement)的协议。
那么，国际合作的讨价还价过程中存在什么障碍阻止合作达成呢？我们可以从战争的讨价还价理论来理解国际合作谈判中的困难。该模型认为，战争的产生（或者说国际合作谈判的失败）是源于讨价还价的失败(bargaining failure)。由于战争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因此从理论上说战争各方存在合作的可能，可以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促使彼此的状况都得以改善。国家间之所以谈判失败无法达成合作，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私有信息的存在。通俗地说，所谓私有信息就是指在订立契约时或者契约执行过程中有些信息是一方知道而另一方却并不清楚的。私有信息的存在导致了信息不对称。所谓的信息不对称指的是这样一种状况：缔约当事人一方知道而另一方不知道某一信息，甚至第三方也无法验证，即便能够验证，也需要耗费大量资源，在经济上是不划算的。[12](P78)例如“安全困境”就是由于私有信息的存在造成的。一方追求安全的行为之所以可能导致其他国家的不安全，原因在于其中一方（假设A国）并不知道另一方的真正意图，因为这是A国的私有信息，具有不可验证性。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一方就有利用信息优势对另一方进行欺诈的强烈动机，以谋求在谈判中获得优势。在国际合作的谈判中，国家可能采取虚传国家合作的成本、收益以及它的相对实力和合作意愿等方式，以便获得谈判上的优势。因此，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国家发出的信息其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
另一方面，承诺的可信性问题。也可以说是国际合作的执行问题(enforcement problem)，或者是遵约问题(compliance problem)。承诺的可信性是国际政治中一直就存在的问题。能够给国家间合作带来最高收益的合作形式本身需要确保能够对合作各方做出可信的承诺。国家如果缺乏做出可信承诺的能力的话，那么就难以实现经济交换的许多潜在收益。[13](P3)著名的博弈模型“囚徒困境”就是证明承诺可信性在国际合作中重要性的最好例子。承诺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这是因为尽管行为体A此时做出了承诺，可是行为体B却有理由怀疑A将来是否也会有同样的意愿去执行这一承诺，尤其是未来环境的变化可能导致先前协议的条件不复存在。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国家之间缺乏相互信任的社会背景，更难以做出可信的承诺。这就如同米尔斯海默所说的，国际政治中意图是不可确定的。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尤其是，任何国家都不能肯定另一个国家不会以进攻性军事力量攻击它。另外，意图稍瞬即变，一国的意图很可能今天是善意的，明天却是敌意的。意图的这种非确定性是无法避免的，这就意味着国家永远无法断定其他国家在具备攻击能力的同时不会心怀进攻的意图。[14](P43-44)
承诺的可信性问题正是许多现实主义者批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原因所在，也是双方争论的内核。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是可能的，通过重复博弈和议题联系(issuelinkage)效应可以消除相对收益的担忧，国际制度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信息、减少不确定性来减弱无政府状态的负面影响，实现国家间的实质性合作⑤。可是，新自由制度主义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国际制度的创设问题。与之相对的是，冷战后的新现实主义尽管并不否认国际合作的存在，但是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是困难的、短暂的，国际制度只是国家追求利益的工具，本身没有自主性和独立性。[15](P5-49)
在现实主义者看来，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国际合作的解释中更大的问题在于，没能够解释合作的国家是如何解决条约执行和遵守问题。因为根据基欧汉的观点，只要在多边合作中能够辨识出谁是合作者，谁是搭便车者就可以通过重复博弈和议题联系来保障条约的执行和遵守。并且如果这种区分足够清晰的话，每个参与者就可以通过奖励合作者，惩罚违约者、搭便车者来实现国际合作的执行问题。现实主义者认为，基欧汉的这一内在假定存在很大的问题：(1)在国际合作中，常常难以清晰地辨识出合作者与背叛者，对于条约的执行和遵守很大程度上是参与者的私有信息；(2)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对于违约者的惩罚通常要求其他参与者共同采取惩罚的措施，这样又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难以确保对违约者进行惩罚。[16](P20-22)一言以蔽之，现实主义强调，国际合作协议除非能解决承诺可信性的问题（亦即在无政府状态下协议能够自我实施），否则国际合作是难以实现的。
再者，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国际合作中的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问题。从本质上看，这也是一个承诺问题。因为这一争论最后在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者之间达成了一种共识：为了国际合作而建立的国际制度可能导致其中一方获得相对收益，但是这一制度能够建立的首要前提是，必须能够保证所有成员国的核心安全利益。[16](P25-27)也就是说，在国际合作中获得更大收益份额的国家必须向其他成员国做出可信的承诺，未来不会将累积的相对收益(cumulative relative gains)转化为威胁另一方的权力。[17](P112-146)
可以看出，国家间合作的困难在于，首先，无政府状态下私有信息的存在，以及国家存在虚传信息的动机，亦即国家传递的信息可信度低。其次，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做出的承诺可信度低，无法可信地表明自己的良好意愿。正如米尔斯海默所言，这并不是说国家非得怀有敌意意图。确实，体系中的所有国家也许都非常仁慈善良，但是它们不可能确信这一判断，因为意图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保证。[14](P44)
三、观众成本与国际合作：内在逻辑的分析
观众成本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国际合作的困难，提高国家在互动过程中所传递的信息的可信度和承诺的可信度，进而促进国际合作的实现。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观众成本是代价高昂的信号(costly signal)，能够传递国家的真实意图和动机，克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消极影响，因此能够促进国际合作。在国际政治中，国家常常需要根据接受到的信号来揣度对方不可知的意图和动机。那么，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国家如何才能够使传递的信息变得更具可信性呢？其中一种方式就是，领导人发出的信号本身需要承担高昂的成本或代价⑥。这样，信号接受者就可以方便地区别出不同类型的意图和动机。也就是说，只有当信号发送者(sender)发出某种行为信号需要承担非常高昂的成本，而这些高昂的成本又是那些没有这种意愿去执行此类行为的领导人所不愿意承担的，那么这个信号就容易被认为是可信的。[18]其实，这一思想托马斯·谢林(Thomas Shelling)很早以前就表述过，“话语(words)是廉价的，从对手口里吐出的话是不具有内在可信性的。行动倒是能够证明些什么，承受一些成本或者风险的重大行动常常能够表明它们的可信性。”⑦此外，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早在20世纪70年代也已经比较系统地阐述过这种思想了。杰维斯根据人们的行为是否能够有效地表明行为体的意图，将行为分为两大类：信号(signals)和表征(indices)。信号指的是某种言论和行动——它们的含义通过行为体之间隐含的或者明确的理解才得以确立。所有行为体都知道，发出信号主要是为了影响接收者(receiver)对发送者的意象，本身不具有内在的可信性，主要类型包括外交照会、军事调动、扩展或者断绝外交关系等等。相反，表征则是那些包含能够表明行为体意象的某些具有内在根据的言论和行动——人们认为，它们与行为体的能力或者意图是紧密相关的。[19](P18-40)显而易见，杰维斯所说的“表征”指的正是“代价高昂的信号”，而“信号”指的是“无代价的信号”(costless signals)或者“清谈”(cheap talk)。
当然，在国际政治中要产生这种可以区分不同意图的成本是很困难的，因为这种成本必须是内源性的(endogenously)，不能由外部机构强加其上。[20](P88)而观众成本恰恰符合这样的特征。作为“代价高昂的信号”的观众成本能够促进国家间的合作，是因为它能够传递国家的真实意图和动机。例如，按照观众成本产生的逻辑，如果A国领导人对B国的公开军事威胁没有兑现的话，那么就必须承担国内的观众成本。如果这种承诺公开程度越高，越是与国家荣誉挂钩在一块，或者越是与民众的利益息息相关，那么观众成本也越高。这样，在B国领导人看来，A国领导人的威胁就越是具有可信性。与此同时，对A国领导人而言，由于发出这种威胁需要承担很高的国内政治成本，因而在这一行为上也就更加谨慎，更加有选择地进行威胁。正如谢林认为的那样：讨价还价行为的实质就是通过一些主动的、不可逆转的牺牲自己某些选择的自由来限制对手的选择自由，从而达到自己所希望的结果。限制对手只有通过束缚自己才能做到。在讨价还价过程中，弱势一方反而具有优势，自由选择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选择让步的自由。讨价还价的力量来自于束缚自己手脚的力量⑧。观众成本束缚了自己领导人选择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承诺的可信性。
另一方面，观众成本增强了国家做出可信承诺的能力，因而能够促进合作。不论是在国际政治，还是在国内政治中，承诺要具有可信性，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可见性(visible)；(2)可理解性(understandable)；(3)放弃灵活性(inflexibility)，必须具有不可逆转性(irreversibility)。假设A向B做出了承诺。如果这一承诺是可信的话，那么首先必须让B知道A的这个承诺（即可见性）；其次，必须让B相信这项承诺对A而言是理性的，A会有很好的动机去采取行动实现这一承诺（可理解性），如果A这么做的损失和B一样大，甚至还更大，那么A的承诺就缺乏可信度。除此之外，承诺可信性最重要的在于不可逆转性，亦即要表明承诺是真实的，承诺的行为一旦付诸实践就很难中止，或者中止的成本相当高。中国历史上的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就是这样的例子。
从这三个前提条件来看，观众成本无疑能够增强国家做出可信承诺的能力。首先，观众成本具有可见性。由于观众成本产生的前提是公开性，因此国内、国际观众都可以看到这种成本的存在。其次，也是最主要的原因，高昂的观众成本的存在使领导人的承诺放弃了灵活性和自主性，因此更具有可信性。事实上，战略家谢林很早以前就注意到这一点，他提到：为了增强领导人承诺的可信性，在谈判前有意制造或者公开一些内情并形成一些公众舆论限制自己的一些选择，规定哪些问题不能让步。政治家也可以以声誉为借口，通过向公众做出难以违背的承诺而谋求对手让步⑨。再者，过于高昂的观众成本使得领导人的行为具有不可逆转性，也增强了承诺的可信性。当然，拥有良好的诚实声誉(reputation for honesty)或者有决心的声誉(reputation for resolve)的国家也能够通过廉价的清谈来实现承诺的可信性。[21]
简言之，观众成本促进合作的机制在于，它是“代价高昂的信号”，能够传递国家的真实意图，也能够限制领导人的行动自由，提高讨价还价中承诺的可信性，影响国家间的互动，进而削弱私有信息和承诺可信性问题对国家间合作的消极影响。
基于对这一机制的理解，不少学者推论，民主的国内政治制度更能够产生高昂的观众成本，由此也更能够影响国家在国际合作中履约承诺的可信性。例如，利萨·马丁从国内制度根源来探讨国家所做出的国际承诺的可信性，认为司法机构对行政机构权力的制约提高了成熟的民主国家履约的可信度，促进了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⑩。库尔特·泰勒·高巴茨(Kurt Taylor Gaubatz)和布雷特·阿什利·利兹(Brett Ashley Leeds)研究了联盟的背叛问题，认为国内政治制度使得民主国家的承诺更可信，因此民主国家之间更容易形成联盟，而且民主国家之间的联盟比非民主国家之间的联盟持续时间更长(11)。利兹的另一项研究则表明，国家权力的变化或者决策程序的变化是国家是否会遵守过去联盟承诺的重要指示。非民主国家和大国由于违约的代价更低，因此更可能背叛协议。[22](P801-827)舒尔茨和巴里·温加斯特(Barry R.Weingast)的研究认为，民主国家在向外国贷款上具有优势，因为民主国家被认为更能够履行未来还款的承诺。[23](P3-4)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D.Mansfield)、海伦·米尔纳和彼得·罗森多夫(B.Peter Rosendorff)的研究也表明，国家在贸易政策上的合作取决于其政体的类型，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民主，就越来越可能缔结贸易协定。[24](P477-513)总之，这类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以下两点：(1)由于观众成本的存在，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更普遍，合作的程度更深。这是由于民主国家能够做出可信承诺的缘故。(2)由于观众成本的存在使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更少违约，因此民主国家遵约的状况更好，国际合作的持续性更长，背叛的更少(12)。
四、结论
观众成本的这一研究是关于国内—国际互动研究的最新成果。可以说，这一研究代表着国际关系学科未来的发展趋势。冷战后的世界，经济相互依赖日益提高，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际关系理论更有必要分析两种后果：国内政治国际化以及国际政治国内化。观众成本的研究推动了民主和平论、国际合作、国际冲突、国际安全等方面的研究，甚至为国际制度的设计也提供了新思路。更重要的是，观众成本的研究推动了国内政治制度与国际互动之间联系的研究。这种研究顺应了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研究层次回落的趋势，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由此，观众成本理论也成为冷战后最有意思的研究议题之一。尽管如此，观众成本对于国际合作的研究中至少还存在几个方面的不足。首先，观众成本理论考察了国内外政治观众对领导人的影响，但是却忽视了领导人对于国内外政治观众的操纵(13)。从理论建构的简洁性要求上看，理论只能研究单向的过程，很难同时研究双向的过程，因而这一问题本质上不属于观众成本理论的研究范畴。可是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表明，领导人可以操纵国内政治观众对于国际事件的理解。加强对这一议题的研究无疑可以加深（甚至是破坏）观众成本理论原有的研究。第二，已有的研究都关注了观众成本促进合作的积极作用，但是却忽视了观众成本的消极作用(14)。高昂的观众成本由于能够束缚领导人的决策，因此很多情况下也可能阻碍国际合作的实现(15)。第三，已有的研究忽视了政体类型的多样差异。过去的研究主要将政体类型划分为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忽视了对转型国家的研究。是否转型国家比民主国家、独裁国家更容易合作，或者更难以合作呢？目前这类研究还非常有限。
注释：
①唐小松教授将audience cost翻译为公众成本。参见唐小松：《公众成本理论与对外政策决策——以布什父子处理外交危机为例》，载《国际观察》，2007,(6)。田野副教授将其翻译为听众成本，参见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第9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笔者认为，唐小松教授的译法与audience cost的内在涵义不太吻合。正如下文将论述到的，audience cost能够产生的其中一个首要前提假定是，国际事件首先是一个公开的公共事件，因此有很多的政治观众和看客。公众与观众的涵义是存在相当大的区别的。audience cost理论将领导人看作是舞台上的演员，而台下是诸多的政治观众，他们能够观察领导人的一举一动。基于此，笔者认为，将audience cost翻译为“观众成本”或者“受众成本”更能够表达该词的内在涵义。
②国内政治观众包括了反对党、竞争对手、国会议员、政治官僚、利益集团、大众（特别是在大众媒体崛起之后）等等。国际观众主要是指国家在危机中的对手，以及没有直接卷入危机的其他国家，例如盟友等等。参见James D.Fearon,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8, No.3, September, 1994,p.581.
③这一研究的系统总结，可参见Jeffrey Frieden, Lisa L. Mart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Global and Domestic Interactions, Ira Katznelson, Helen V.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2,pp.118-146.
④事实上，奥兰·扬对国际合作的研究与费伦的这一模型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但是她采取的是“制度谈判”(institutional bargaining)路径，具体内容见Andreas Hasenelever, Peter Mayer, Volker Rittberg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68-82.
⑤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秦亚青：《新自由制度主义》，载秦亚青主编：《理性与国际合作：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第57-81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⑥当然，仅有这一点并不是信号具有可信性的充分条件。在国际政治中，可以从信号的清晰性、一致性和传递成本三个方面来判断不确定性的大小。(1)清晰性，传递的信号越清晰，不确定性就越小；(2)一致性，传递的信号越一致，不确定性就越小；(3)信号传递所付出的成本越高，不确定性就越小。具体可参见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第10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⑦S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p.150.转引自Robert Jervis,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p.19.
⑧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pp.28-34.转引自陈宏：《博弈论与战略互动》，载秦亚青主编：《理性与国际合作：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第45-46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⑨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pp.28-35.转引自陈宏：《博弈论与战略互动》，载秦亚青主编：《理性与国际合作：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第47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⑩Lisa L. Martin, Democratic Commitments: Legislature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Lisa L. Martin, The President and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Treaties as Signaling Devices,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5, No.3, September 2005, pp.440-465.
(11)Kurt Taylor Gaubatz, Democratic States and Commit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0, No.1, Winter 1996, pp.109-139; Brett Ashley Leeds, Domestic Political Institutions, Credible Commitment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3, No.3, October 1999, pp.979-1002.
(12)J. Lawrence Broz, Political System Transparency and Monetary Commitment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 No.4, Autumn 2002, pp.861-887; David Stasavage, Open-Door or Closed-Door? Transparency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8, Fall 2004, pp.667-703; Kenneth A. Shultz, Do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Constrain or Inform? Contrasting Two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on Democracy an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3, No.2, Spring 1999, pp.233-266; Kenneth A. Shultz,Barry R. Weingast, The Democratic Advantag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Financia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7, Winter 2003, pp.3-42.
(13)感谢惠耕田、朱杰进、刘丰、李巍、尹继武相继向笔者指出了这一点。
(14)感谢门洪华教授、肖欢容教授向笔者提出的这一批评意见。
(15)笔者在博士论文中对这一点进行了研究。具体可参见林民旺：《选择战争：基于规避损失的战争决策理论》，外交学院2008届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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