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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Specialized Agencies of the UN: WHO as a Case Study【作者简介】晋继勇，郑州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6级博士生。（郑州 450001）
【内容提要】基于功能主义理论之上成立的联合国专门机构致力于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功能主义认为，这些技术性的国际合作机制应该独立于政治议程之外，因为政治化会有损于专门机构的效率。然而，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政府间性质使得政治化难以避免；全球相互依赖的加深也使得政治化不可或缺。作为一个功能性的专门机构，世界卫生组织也经常面临政治化的困境。一方面，它要尽力避免被政治化以免受权力政治因素的干扰；另一方面，作为全球卫生治理最重要的主体，它又需要从成员国那里获得足够的政治承诺。因此，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政治化不能一概否定，只有尽力屏蔽消极的政治化和倡导积极的政治化才能更好地发挥专门机构的全球治理的功能。
【关 键 词】功能主义/专门机构/政治化/世界卫生组织
功能主义认为，政治能够也应该与技术工作区分开来，通过在经济、社会和卫生等领域开展功能技术性的国际合作，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降低国际冲突。该理论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专门机构通过各自的组织章程，力求将成员国间的政治斗争排除在议程之外，在解决全球公共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些专门机构的政府间组织性质决定了它们难免受到政治化的影响。一些国家可能会把政治问题输入到这些功能性的组织，企图利用它们来追求某些政治目标，结果在成员国之间产生政治争议，从而加重了成员国间的集体行动困境，最终造成这些组织的功能紊乱。同时，随着一系列的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一些本来属于非政治的公共问题逐渐被提上政治议程。例如肆虐全球的艾滋病和新发传染病不但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而且是一个安全问题。这些被“安全化”了的公共卫生问题的解决不但需要各国的技术合作，更需要各国的政治承诺。例如，世界卫生组织作为一个功能性的组织，不能干涉成员国的内政，然而新修改的《国际卫生条例》规定，成员国必须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在国内发生的有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界卫生组织关注成员国国内的公共卫生体系；此外，世界卫生组织还与安理会以及《生物武器公约》等处理传统安全事务的国际机制合作。世界卫生组织的上述变化反映了其政治化倾向，然而这种政治化不但不会妨碍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效率，反而保证了在解决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方面所需要的来自成员国的政治支持。也就是说，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政治化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正面的政治化有利于专门机构获得所需的政治支持；反面的政治化由于在成员国间造成政治争议而内耗了专门机构的资源。因此对于专门机构的政治化不能全部否定。
一、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定义、特点、结构及理论基础
1.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定义、特点及组织结构
联合国专门机构是指与联合国具有专门法律关系，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卫生等特定业务领域负有广泛国际责任，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专门机构有两个特点，首先，专门机构的宗旨必须要和联合国的宗旨保持一致。也即“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①其次，联合国专门机构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而不隶属于联合国。它们各有其成员国、组织文件、体系结构、议事规程、经费来源以及各自的总部。它们的决议与活动也不需要联合国批准，联合国只是以经社理事会同它们协商并向它们提出建议等方式来调整彼此间的活动。协调一致是联合国与各专门机构相互关系的一项重要原则。换句话说，联合国与每个专门机构之间有密切的合作关系，但是联合国宪章承认这些专门机构的独立性。“专门机构是在它们各自专业领域或能力之内联合国的执行机构，它们的主要任务是在不同的领域协调国家间的合作。”②联合国体系就像一个星形体系，联合国好比太阳，专门机构好比围绕它旋转的不同的星球，但它们有不同的轨道。“联合国体系是一个分权的体系(decentralized system)”，③它自己承担某些责任，而在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责任则分配到各专门机构。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国际的教育与文化合作，而国际卫生合作则主要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来进行。
联合国各专门机构一般都具有下列组织结构和形式：①以全体成员参加的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制定方针政策、通过预算、选举执行机关的成员以及制定或修改有关约章等。②设有理事会或执行局的执行机关。其职能是执行大会决议，提出建议、计划和工作方案等，并付诸实施。③没有常设秘书处，主要负担各常设机构的协调任务，处理各种日常事务。上述三种机关是专门机构的典型结构。
2.联合国专门机构成立的理论基础
很多联合国专门机构都具有明显的功能主义色彩。例如，世界银行协定条款中的第十条明确规定“禁止政治活动”。④功能主义也反映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政策和阐述中，例如，世界卫生组织作为一个分权化的组织，其组织法规定它的一个功能就是公共卫生。功能主义的理念同样在其他联合国专门机构的章程中得到明确阐述。
作为功能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戴维·密特兰尼(David Mitrany)认为，把世界分为不同的主权国家是国际问题产生的根源，也阻碍了国际合作和和平。尽管主权国家是当前国际政治体系的基本单位，但是它们并不能充分地为其国民提供所需的经济和社会服务。功能主义者建议，世界各国可以在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进行合作从而实现一种渐进的国际一体化。“不断增加的功能合作是使人类从国际无政府状态向世界社会过渡的一个阶段”。⑤密特兰尼认为，在过去通过召开国际裁军会议或建立诸如国际联盟这样的政治组织等为缔造和维持和平做出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他们试图直接解决安全和权力政治问题。这种路径也是欠考虑的，因为它切入到了主权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冲突和争议最有可能产生的地方。
功能主义者认为，虽然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可以消除政治冲突，但期望各国政府将实质性的权力交给国际组织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在涉及他们重要的政治和安全利益领域，也即所谓的高级政治领域。然而，跨国问题的出现使得国家必须承担一些需要超越国境之外的非政治性功能，例如传染病的跨国传播、国际贸易以及跨国通讯等非政治问题方面的国际合作。他们还认为，人类事务可以分为两个领域，一个是政治领域，另一个是非政治领域，也即技术领域。前者被认为是充满争议的和冲突的领域；而在技术领域却容易达成国际共识。密特兰尼主张通过创立非政治性的国际组织，以此为平台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专门解决卫生、文化、科技及经济等问题，最终达到维护世界和平和降低国际冲突的目的。这些国际组织被认为是“功能性”的组织，它们的活动直接涉及“经济的、社会的、技术的和人道主义事务，而且明确地关乎繁荣、福利、社会正义等这些价值观而不是预防战争和消除国家不安全。”⑥“他走的道路是彻底的技术化和非政治化”。⑦在功能主义者看来，有一个准则适用于任何国际组织，那就是“一个组织所关切的领域越突出，它从大国获得的自主性就越少，自主性的大小还取决于组织所处理的问题的技术性。反之，一个组织所关切的领域越不明显、技术性程度越高，那么大国赋予该组织的自主性就越大。”⑧用密特兰尼的话来讲，“功能性安排的一个显著优点就是技术自主”。⑨因此，在国际组织中，专门机构被认为是独立于政治问题之外的，因为它们的工作领域主要是技术性的，没有特别地涉及国际政治问题。
二、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政治化
“国际制度就是行为者之间的‘游戏的规则’”。⑩这种游戏规则的制定主更是大国之间权力博弈的结果。“国际组织只是国家间互动的附属品”。(11)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更是强调指出，国际组织只是国家的代理人。(12)联合国专门机构也不例外，这些组织也成为大国之间政治权力斗争的战场，从而表现出政治化的倾向。功能主义在联合国专门机构中所追求的技术自主并没有应验。
1.联合国专门机构政治化的定义
要想了解政治化，必须首先理解政治的含义。有关政治的定义不一而足。马克斯·韦们把它描述为“一个被称为国家的政治实体的领导权或为此目的而施加的任何影响”；(13)汉斯·摩根索把政治简单地定义为“权力的争夺”。(14)尽管上述有关政治的定义各异，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把政治看作是权力的竞争和权力的运用。联合国专门机构建立的出发点就是想把政治问题排除在它们议程之外，力求通过功能性的国际合作更好地促进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如果某些成员国把一些政治性的议程引入到功能性的专门机构，那么这些专门机构就被政治化了。简而言之，所谓联合国专门组织的政治化是指成员国在这些非政治领域(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对政治目标的追求，有些时候这些目标是狭隘的或短期的。在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看来，“政治化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因为它说明了议程的形成过程。”(15)政治化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结果。例如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内讨论裁军问题会被认为是政治化的一个过程；经过讨论所导致决议的通过是政治化的结果。
鉴于联合国专门机构为政治单位构成了的一个互动沟通渠道，所以它们容易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正如维克多·耶维斯·科巴里(Victor-Yves Ghebali)所言，“专门机构是政治协定创造的结果，它们的决议和工作不可避免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反映当前的政治氛围。”(16)此外，关于任何一个专门机构能力之内的很多事务，专门机构都需要做出可能会影响成员国利益的决定。有些决定涉及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有些涉及意识形态的冲突。所有这些决定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政治性的，尽管它们可能与那些很明显的功能性责任相关，因此很多人认为，最初基于功能主义之上建立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领域都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了。(17)同联合国本身一样，这些专门机构也是多边外交的舞台。专门机构的“非政治化”只是一个神话而已，因为它忽略了“这些实体是由成员国组成的政府间组织”这一事实，总的来说，国际组织构成了“一个政治单位(成员国)的沟通渠道，它们在既合作又冲突的情况下互动，因此所有的政府间组织都暴露于政治斗争之中。”(18)它们“受制于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19)联合国专门机构不可能独立于成员国、特别是大国的政治斗争之外。每一个大国都会试图运用它的影响力以使系统组织的运作有利于自己。“任何有能力促进关键国际关系问题解决的国际组织都会受到政治力量的冲击”。(20)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沃萨克维(Christopher Osakwe)更是强调，“如果研究一下专门组织机构里所进行的讨论，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更现实的结论：与那些由所谓的政治组织所执行的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工作相比起来，国际教育、文化或者科学合作问题，甚至国际邮政和远程通讯交换问题的政治性毫不逊色，更不用说那些更敏感的国际劳工或卫生立法问题了。”(21)专门机构的政治化看起来是个现实，也是一个问题，这一点在它们的运作中表现出来。用国际关系理论的术语来说就是：“现实主义战胜了功能主义”。(22)
2.联合国专门机构政治化的影响
有关专门机构的“政治化”问题的争论时常出现。尽管政治化的中心在变化，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它是对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一种批评，而且经常具有贬义的含义。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基辛格就对这种政治化提出了批评，他提到了在专门机构中关注政治问题的趋势。(23)20世纪80年代也有学者对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政治化问题表示了担忧。(24)对于很多联合国体系的批评者而言，把某些政治性的问题融入诸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功能性组织的技术工作中去就是一种政治化，而且被认为会有损于该组织的效率。
作为国际体系趋势的指向标，不断增加的政治化对功能主义造成了不良影响。然而，如果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存在仅仅基于功能主义理论之上，那么这些机构的未来就十分令人怀疑。这些机构还有其他的存在理由：它们被看作是完整的国际政治体系一个组成部分。国家主权、国家自利和排他性是这些机构政治化的根本原因。这些原因不可能奇迹般地消失。联合国专门机构中的“技术自决是个伪命题”。(25)因此，联合国专门机构政治化问题也不可避免。功能主义有关政治领域和技术领域的划分无助于联合国专门组织的有效运作。国际组织应该也确实反映了国际体系的现实。如果联合国专门机构变得更“政治化了”，我们就应该分析一下这是否反映了国际体系的发展趋势或者某些专门机构的特色。如果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政治化程度在增加，我们就应该解释一下增加的原因及其对专门机构运作所产生的影响，而不是一味地对这种政治化完全否定。专门机构中的政治化可以分为正面的政治化和负面的政治化。前者是指那些适应国际发展趋势、并没有在成员国之间产生重大分歧的政治化。后者是指那些在成员国之间产生重大分歧、以至于影响到专门机构的效率和正常运作的政治化。对那些正面的政治化的接受与理解，同时尽力屏蔽负面的政治化，有助于减弱这些组织的危机感，从而更加有效地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服务。
三、案例分析：世界卫生组织的政治化
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也反映了功能主义的思想。它是一个功能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组织。为了保持其功能性的中立地位，该组织一直避免与那些处理传统政治事务的国际机制发生联系，也极力屏蔽那些超出了组织权限之外的政治问题。其创立者期盼能够通过国家之间的医疗卫生技术合作，“求各民族企达卫生之最高可能水准”。(26)在1983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上，当时的世界卫生总干事马克(Mahker)博士就强烈反对世界卫生大会涉及政治问题：“如果我们偏离到了宪章权限之外的领域，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处于我们一直努力避免的雷区。”(27)然而事实上，政治化自从世界卫生组织产生起就已经存在。“世界卫生组织内的政治化几乎不是什么新现象”。(28)总的说来，世界卫生组织的政治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结构安排方面的政治化
所谓结构，是指一个系统的组成部分的组织和联系方式。行为主义理论家认为，“结构影响了一个组织的结果，因此，也界定了组织的议程。”(29)也就是说，世界卫生组织的结构反映了它被政治化的可能性及程度。世界卫生组织的结构安排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世界卫生大会、执行委员会和秘书处。上述结构安排反映了世界卫生组织政治化的趋势。
首先，世界卫生大会是由各成员国的代表组成。每个成员国可指派三名代表。尽管这些代表来自各国卫生领域或是卫生管理部门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所代表的却是各自的国家，是各个国家政府的代言人。因此，当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履行着和专业外交人员一样的职责。一些国家经常利用世界卫生大会来追求某些政治利益。例如，在冷战期间，世界卫生大会成为了美国所支持的以色列和苏联所支持的阿拉伯国家之间政治斗争的场所。另外，世界卫生组织的经费来源是根据“能力支付”原则由成员国缴纳。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所缴纳的会费占总会费的22％左右。不丹、乍得等国仅占0.001％。而世界卫生大会的表决方式遵循“一国一票”的原则，无论国家大小，发言权一律平等。会费份额与表决权之间的差异带来了一系列的政治后果。美国因其“加权票”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所以经常拖欠世界卫生组织会费，从而影响了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顺利开展。
其次，执行委员会人员构成也使得世界卫生组织表现出政治化的趋势。执委会是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执行机构。“不管当初所订立的章程多么严格，它们都可能会以订立者所预见不到的方式发展。”(30)最初，执委会被认为是世卫组织所有成员国的代表而不仅仅是那些被选为派遣执委会成员国的代表。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把执委会的成员指称为“个人”，(31)言外之意就是，这些执委会成员是以个人名义，作为卫生领域的技术专家为执委会服务，而不是作为各个成员国的代表。因此，执委会成员不应该代表他们的母国，而是应该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32)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规定是为了表明卫生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不应受政治的影响。执委会的这种“独立性”能否超脱于政治之外呢？或许在处理那些技术性的问题时，执委会能做到这一点。当谈到有关国际政治、总干事的选举以及预算时就并非如此了。“执委会成员的独立性是一种神话”。(33)事实上，执委会的成员并不是以个人身份行事，而是代表着那些有权派遣他们的成员国，因此执委会避免不了被“政治化”的命运。
2.规范功能方面的政治化
世界卫生组织作为一个专门化的国际组织，“它很少涉及像国际安全和地区安全的政治问题”。(34)在最初成立后的三十年中，世界卫生组织试图主要通过实施以疾病为导向的政策来执行自己的管辖权。这种技术性的方法在旧《国际卫生条例》中得到充分体现。然而，随着跨国传染病问题以及生物恐怖主义的潜在威胁的出现，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也逐渐上升到安全议程。“在某种意义上说，所有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范畴。”(35)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安全化也标志着这些问题不再单单是一个医学或技术问题，而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作为全球公共卫生合作主导机制的世界卫生组织也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这个现实，从而表现出被政治化的趋势。
首先，世界卫生组织由于同处理安全事务的政治性国际组织建立联系而被政治化。为了保持其技术性的中立立场，防止其被卷入到国家之间政治斗争的漩涡从而影响其功能性作用的发挥，世界卫生组织一直避免同处理安全事务的政治性国际组织建立联系。然而艾滋病、“非典”、“禽流感”等传染病的跨国传播以及生物恐怖对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构成了威胁。在2000年1月有关艾滋病的会议上，安南指出，“艾滋病正导致社会经济危机，它反过来又威胁着政治稳定。”(36)2004年12月，联合国秘书长高级别小组发表了题为“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的报告。该报告的一个特点就是阐述了世界卫生组织在与生物恐怖作斗争中的潜在作用。高级别小组在报告中建议，“如果出现了新的传染病或有意释放传染致病剂，从而造成严重的威胁时，有必要由卫生组织和安理会进行合作，建立有效的防疫措施。”(37)报告中的其他部分也强调了世界卫生组织与安理会合作的重要性。例如在《改进公共保健防卫》这一部分，高级别小组建议，“安理会应当同卫生组织总干事协商，制定在爆发可疑和大规模传染病时共同合作的必要程序。”(38)在美国的推动下，世界卫生组织同意加强卫生监控体系以发现任何可能的生物武器攻击。
其次，世界卫生组织由于权限的扩大而被政治化。长久以来，公共卫生问题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国内公共治理问题，也是国家的内政问题，因此外部势力不得干预。世界卫生组织作为一个技术性的组织更是无权干涉其成员国内部事务。旧《国际卫生条例》无非是允许各成员国将传染病隔离于国门之外，而不能干预成员国内部的公共卫生政策。然而，在一个全球贸易和旅游广泛发展的时代，新的和复发的疾病能够超出国家边界，威胁世界的集体安全。公共卫生危机的负外部性使得过去的被动防御方式几乎无效。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以实现全球公共卫生安全。这些积极行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①通过修改《国际卫生条例》，关注成员国内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力求从源头上对传染病的传播加以控制和治理。因为国内的公共卫生体系是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务，该规定是对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的一种超越，对全球卫生治理而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新《国际卫生条例》要求成员国必须通报国内的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疾病暴发事件。而且世界卫生组织有权在不经成员国同意的情况下发布相关旅行建议和警示。②美国发生炭疽恐怖袭击以后，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了题为《蓄意使用导致危害的生物和化学制剂》的报告。报告指出，为了应对上述事件，世界卫生组织要“强化各个层次上公共卫生疾病预警系统，原因在于此类系统能够发现那些蓄意制造的疾病并做出反应。”(39)为了应对潜在的生物袭击，世界卫生组织于2004年出版了《生物和化学武器的公共卫生应对》(Public Health Response to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Weapons)一书，而且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的“传染病监测和应对部”(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ble Disease Surveillance and Response)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蓄意疫情的防备规划”(PDE)。世界卫生组织此举扩大了其在反生物恐怖方面的功能。
从上述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世界卫生组织的结构特点是其被政治化的一个先天诱因。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形势的发展是其被政治化的一个现实推动力。从而说明，“把政治因素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之外是不可能的”。(40)经典意义上的外交在世界卫生组织中依然司空见惯。功能主义者低估了在卫生领域进行有意义的国际合作所必需的思想共识和政治共识的程度。被政治化了的世界卫生组织有可能成为成员国，特别是大国追求私利的工具，从而在成员国之间造成政治分歧，影响到该组织的运作效率。同时，在跨国传染病和生物恐怖等威胁凸显的背景下，全球公共卫生问题越来越超出了医学技术领域而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世界各国的政治承诺和行动。作为国际卫生合作机制的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与传统的国际安全机制建立联系和扩展自身对成员国内部公共卫生事物的干预功能，也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化，这种政治化有利于确保全球公共卫生问题解决所需要的政治承诺。
结语
从理论上讲，所有的公共问题都可能被置于非政治化的范围。设立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初衷也是为了更好地在全球公共问题领域开展功能性的合作，从而建立一个“有效的和平体系”。然而，鉴于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政府间组织性质，不管一个专门机构所界定的权限多么狭窄，也不管其在决策中使用了什么样的技术标准，它都不可能避免在某些时候被政治化。我们应该以一种辩证的观点看待专门机构的政治化。在民族国家依然是主要行为体的今天，全球公共问题的解决更需要专门机构成员国的政治承诺和行动。如果成员国之间就某一专门机构的政治化达成共识，这种政治化不但不会影响其效率，而且还有利于全球公共问题的解决。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在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安全化(也即政治化)方面的共识就是一个正面例子。总之，我们对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政治化问题不应该全面否定。对那些影响专门机构效率的政治化要尽量屏蔽，对那些能够促进全球公共问题治理的政治化则要加以倡导和支持。
注释：
①《联合国宪章》第一条，http://www.chineseembassy.org/chn/wjb/zzjg/tyfls/tfsckzlk/zygifwj/t82919.htm。
②③(20)(21)(30)H. Ameri, Politics and Process in the Specialized Agencies of the UN, Gower: Hants House, 1982,p.26, p.26, p. 104, p. 106, p. 102.
④IBRD Articles of Agreement,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性BODINT/Resources/IBRD_Chinese.pdf.
⑤Arthur Sweetster, "The Non-Political Aehievements of the League", Foreign Affairs, Vol. 19, No. 1(Oct. 1940), p. 192.
⑥Inis L. Claude Jr, Swords into Plowshar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p. 378.
⑦陈玉刚：《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⑧(22)H. Hazelzet, "The Decision-making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Autonomous Policy Making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y Reinalda, B. and Verbeek, B,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28, p. 29.
⑨David Mitrany, "The Prospect of Integration: Federal or Functional?" in Functionalismby A. J. R Groom and P. Taylor,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75, p. 68.
⑩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11)(12)[美]莉萨·马丁、贝思·西蒙斯：《国际制度》[M]，黄仁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3页，第469页。
(13)Jacques Ellul, "Politicization and Political Solutions", in The Politicization of Society by Kenneth S. Templeton Jr,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1979, p. 220.
(14)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78, p.29.
(15)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International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gration"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by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Polsby, Mass.: Addison-Wesley, 1975, p. 397.
(16)Victor-Yves Ghebali, "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UN Specialized Agencie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4, No. 3(Winter 1985), p. 321.
(17)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World Politic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in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An Agenda for Research by C. Fred Bergsten, Lexington Books, 1973, pp. 118-133.
(18)V. Y. Ghebali, "The Politicization of UN Specialized Agencie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in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4, No. 3, 1985, p. 321.
(19)B. Verbee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Ugly Duckl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Autonomous Policy Making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d. by Reinalda, B. and Verbeek, B.,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17.
(23)M. Nerfin, "Is a Democratic United Nations Possible"? Development Dialogue, Vol. 2, 1976, p. 86.
(24)Robert W. Cox. "The Crisis of World Order and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1980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29, No. 2, 1994. pp. 99-113.
(25)Robert McLaren, "Mitranian Functionalism: Possible or Impossibl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1, 1985, p. 146.
(26)见《世界卫生组织法》第四十五版，补编，2006年10月，第2页。http://www who.int/governance/eb/who_constitution_zh.pdf。
(27)Douglas Williams, The Specialized Agencie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London: C. Hurst & Company, 1987, p. 63.
(28)Javed Siddiqi, World Health and World Politics, Columbus: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5, p. 30.
(29)Hammond, T. H., "Agenda contro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bureaucratic politic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0, No. 2, 1986, p. 382.
(31)见《世界卫生组织法》第四十五版，补编，2006年10月，第8页。http://www.who.int/governance/eb/who_constitution_zh.pdf。
(32)Elisabetta Minelli,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e mandate of a specialized agency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03.(Geneva Found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http://www.gfmer.ch/TMCAM/WHO_Minelli/P1-2.htm＃2.2.%20Executive%20Board.
(33)Beigbeder. Yves., L'Organisation Mondial de la Santé,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5，p.32.(比格比德·伊维斯：《世界卫生组织》[M]，法国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34)Anne-Marie Slaughter, A New World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2.
(35)巴里·布赞、奥利·维夫：《新安全论》[M]，朱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
(36)联合国安理会：“艾滋病对非洲的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新闻稿SC/6781)，2000年1月第4087次会议，第1页。www.un.org/News/Press/docs/2000/20000110.sc6781.doc.html。
(37)见《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报告》(2004)第70条。www.un.org/chinese/secureworld。
(38)见《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报告》(2004)第144条。www.un.org/chinese/secureworld。
(39)见世界卫生组织文件。www.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55/ea5520.pdf。
(40)Javed Siddiqi, World Health and World Politics, Columbus: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5, p.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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