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可持续旅游的重要实现形式和手段，社区旅游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以来，就迅速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并成为国外旅游研究的重要课题。通过对国外《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两种SSCI引用的旅游期刊所发表的相关文献的梳理，试图对国外社区旅游研究工作进行归纳和评述，着重析述了社区旅游的概念与内涵、旅游对社区的影响研究、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感知研究、社区开发与管理研究以及相关专题研究等5个方面， 以期为中国社区旅游的健康发展提供指导，并借此推动国内旅游学术界对社区旅游的进一步研究。

　　关 键 词：社区旅游 概念 研究焦点 展望

　　作者简介：程怡，章意锋，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

　　前言

　　西方学者和政府较早关注社区旅游。1978年美国政府出版署出版的美国国家旅游政策研究总报告中，旅游就被定义为人们离开其家庭所在社区去往其他社区的旅行活动[1]。西方发达国家已开始将旅游业和社区发展结合起来，从社区的角度来重新定义旅游。与此同时，国外学术界对社区旅游的研究也不遗余力，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伴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对社区旅游的研究也逐步深化，研究方法从个案分析到多学科交叉运用，研究内容涉及旅游对目的地社区影响、旅游与社区居民态度、旅游与社区参与、社区旅游规划、社区旅游发展等各个层面。

　　与国内相比，国外对社区旅游的研究起步较早，范围较广，并在一些方面取得了具有指导性的成果。本文以对国际旅游学术界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两大英文刊物《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74—）和《Tourism Management》（1980—）自创刊后所发表的45篇有关文献的梳理为主线，较为系统地对国外社区旅游研究的进展进行归纳和分析，以期对国内社区旅游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　国外社区旅游的概念研究

　　1.1　社区旅游中社区的界定

　　社区是社区旅游的载体。在社区旅游中，“社区”规模多大，结构几何，地域界限的界定是基于地情（如居住在同一地域），还是基于人情（如种族）？从国外社会学界进行的社区研究实例来看，很少有人把一个国家、一个省份界定为一个社区，绝大多数人往往把一个村庄、一个城镇、一个城市或城市中某一个街区界定为一个社区。考虑到社区旅游发展的主要目的是满足东道社区的基本需求，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而社区居民一般在旅游区内或附近居住，居民居住、生活、就业等各方面都与旅游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可将社区旅游中的“社区”界定为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的居住区，该居住区聚集在旅游地点边缘或外围位置，通常为旅游区周围的村庄或城镇，其地域大小取决于当地旅游的规模和发展水平。

　　1.2　社区旅游概念的界定

　　社区旅游（community tourism）最初是由美国学者de Kadt[2] 于1979年提出，但由于社区旅游概念的复合性和复杂性加上不同学者在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上的差别，关于社区旅游的定义存在不同的理解：社区利益保护者们把社区旅游看作一种实现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模式，主张社区公平参与，社区居民自主决定社区经济和旅游业发展目标，强调大部分利益保留在社区内部；社区文化资源保护者们，把旅游当成社区公共事业来进行规划和管理，鼓励社区居民积极投入到社区资源保护和环境建设中来，维系社区文化的本底特征；而社区发展论者，则把旅游作为社区经济复兴的一种手段，以旅游为源动力，为当地居民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完善基础设施，实现社区兴旺目的。

　　尽管学者们对社区旅游概念理解的侧重点不同，造成对社区旅游概念的界定不完全一致，但是学者们基本上都认同社区旅游应该从社区的角度考虑旅游目的地建设，尊重社区居民的意愿，强调社区的力量，多方参与指导旅游区的总体规划和布局，实现旅游业及东道社区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持续发展。

　　2　国外社区旅游的研究焦点

　　2.1　旅游对社区的影响研究

　　对社区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基本上是在社区旅游经济影响、环境影响和社会文化影响3个层面展开的。

　　许多学者的研究得出旅游促进当地社区经济发展的结论。Mark[3] （2005）对印尼爪哇岛婆罗浮屠佛塔社区的研究发现，旅游发展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加了就业机会。在印尼经济危机之前，旅游淡季约有700多个摊贩而旺季则上千，其中75％的摊贩来自附近社区。而旅游产生的就业机会对维持社会稳定方面有积极影响。Boissevain[4] （1979）发现在马耳他戈佐岛，旅游业发展为当地几百个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避免该地年轻人外出寻找就业机会，从而维持和促进了社区稳定。

　　但学者们也认识到旅游业是一把双刃剑（double-edged sword）。Pam等[5] （2003）对澳大利亚北昆士兰旅游社区的研究指出，旅游业既给当地带来了积极影响（如地方文化的复苏、就业机会的增加、跨文化理解增强、福利条件改善）也产生了消极影响（社区互动减少、文化变质、资源过渡使用）。Rafael[6] （1996）对坦桑尼亚的石头城的研究表明，一方面旅游发展为当地社区居民创造新的就业就会，改善生活条件，但同时也大量破坏古镇本就脆弱的社会和文化系统以及居民居住的古建筑。Linda[7] （2005）对阿拉斯加东南部3个社区的旅游影响情况调查结果也论证了“旅游业不仅是一只会下金蛋的鹅，而且也会弄脏自己的巢”这个道理[8]。

　　旅游发展也可能影响目的地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例如，Ross[9] （1992）关于澳大利亚凯恩斯居民的调查显示，旅游发展削弱了当地居民间的友谊。Perdue等[10] （1987）、Milman和Pizam[11] （1998）的研究均表明，旅游发展可能导致旅游地交通阻塞、商店或其他场所人员拥挤、犯罪率提高，从而干扰旅游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另外，也有学者致力于旅游社区影响的量化研究，构建相关评价模型。Lichty和Steinnes[12] （1982）利用I／O模型对美国明尼苏达州美加边境社区的旅游经济影响进行量化评价。Deying Zhou等[13] （1997）在I／O模型的基础上引入CGE评价模型，并通过实际案例——夏威夷游客消费影响，检验了CGE模型的应用效果。Rush[14] （2002）建立TEAM模型对2002年西方八国首脑会议（G8）在加拿大阿尔伯达省召开所可能带来的旅游经济影响进行了分析。

　　2.2　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感知研究

　　这一直是社区旅游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之一。Arthur[15] （1980）认为在旅游发展初期，居民对旅游发展一般持支持态度，但伴随旅游业发展，居民态度也随之转变。Allen等[16] （1988）、Perdue等[17] （1999）的研究显示， 当旅游地门槛容量逐步降低时，处于更高发展阶段的社区居民对旅游者及旅游业持更为反对的态度，即超过其承载力后，社区居民在旅游发展初期阶段的支持态度会转为反对。Long等[18] （1990）关于美国科罗拉多州28个社区的居民态度研究支持了该观点。研究发现，居民对社区旅游发展的支持并不是无限的，热情随旅游发展不断增强，然而，当社区超过30％的零售业源自旅游业，即超越该地社会承载力，他们的赞成态度有所改变。同时，Getz[19] （1994）进行的纵向研究表明居民对旅游业的支持态度同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发展代价的权衡比较有关，这支持了Ap[20] （1992）的观点：社会交换理论有助于解释居民态度。Ap通过对社会交换理论的运用指出，当居民与旅游业之间资源交换的程度很高而且处于平等位置，或者虽然不平等，但是倾向于居民一方，他们对旅游业则持积极支持态度；反之，如果资源交换虽然平等，但交换程度很低，或者是地位不平等，居民的态度则转为消极反对。在居民对社区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方面，Milman和Pizam[11] （1988）、Prentice[21] （1993）、Lankford和Howard[22] （1994）指出， 从旅游业中获益的居民与不获益的居民相比，前者感知的经济影响较后者强于对社会和环境影响的感知。John和Rob[23] （2001）使用聚类分析法对新西兰10个小镇居民的不同旅游影响感知进行了4类居民群的划分：热爱者（Lovers）、厌恶者（Cynics）、中立者（Taxpayers）和漠视者（Innocents），发现， 最不赞成社区旅游发展的居民群比其他居民群感知旅游负面影响更为强烈。Allen等[24] （1993）对乡村社区旅游的研究发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经济影响感知占绝对优势。Smith和Krannich[25] （1998）对美国落基山脉西部4个对旅游经济依托程度不同的旅游社区进行比较分析， 按其旅游依托度的不同分为旅游饱和型、旅游意识型和旅游饥渴型。研究显示，旅游饱和型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负面感知比其他类型居民更为强烈，旅游意识型社区居民对旅游负面影响的感知也较为明显，而旅游饥渴型社区居民则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感知最为强烈。

　　此外，学者们也探讨了影响居民感知和态度的因素。Murphy[26] （1985）认为：主客体交往的类型和程度、旅游业对社区的重要程度、个人对旅游的依靠程度，以及社区旅游发展的总体程度都将影响居民感知和态度。Brayley等[27] （1990）指出，居民对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感知程度受到居民旅游教育水平影响，因为受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其对社区发展机会的了解。Keogh[28] （1990）则进一步指出，缺乏对发展计划的了解将导致居民对旅游项目开发的怀疑和冷淡。Faulkner和Tideswell[29] （1997）则将旅游感知和态度的影响因素归为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两类。外在因素指目的地特征，例如发展的程度、旅游者类型以及季节性因素等。内在因素指目的地主人的特征，例如参与旅游的程度、社会经济特征、居住地距离旅游中心区的远近等，并且反映在他们对社区发展的不同态度上。

　　2.3　社区发展与管理研究

　　社区旅游如何合理开发与管理，是近年来国外研究比较活跃的方面。其中，社区参与为国外学者所积极倡导。国外学者非常强调社区参与的重要性，Lankford和Howard[22] （1994）等指出，一旦居民参与了社区的各种活动， 他们就会更为支持社区的变迁及发展，而忽略或缺乏地方居民参与，则会导致居民对旅游发展的反对，削弱他们对旅游者的容忍度。Sudhiani[30] （2000）认为当地居民熟悉情况，社区参与是社区旅游成功开发的一个重要因素。Amanda[31] （2000）的研究表明，当地居民一旦参与旅游开发，他们会按照游客的期求来主动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和当地的传统文化。

　　同时，学者们还就参与程度、参与影响因子、参与形式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参与程度研究上，Regina[32] （1999）认为当地居民对旅游开发要进行全方位参与，即从经济、心理、社会、政治等多方面参与旅游开发，这样才能分享旅游开发所带来的各种利益。但Martha[33] （1999）对加拉帕戈斯群岛、古巴、坦桑尼亚、肯尼亚、南非等国家和地区进行的比较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当地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程度存在很大差别。Sudhiani[30] （2000）指出在大多数社区的旅游开发中，主要参与者是那些所谓的杰出人物（“elite”），而当地居民却很少参与。Lisa[34] （1999）、Matthew和Harold[35] （2000）的研究也同样证明了由于当地居民缺乏资金和旅游技能支持，很少能够参与旅游开发，从而影响居民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以及当地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在影响因子分析上，Chrys和David[36] （2002）比较了新西兰两个旅游社区的社区参与情况，发现社区参与依赖于社区的历史、地理状况以及地方控制力。Cevat[37] （2000）研究了制约发展中国家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障碍，即操作性障碍、结构性障碍和文化性障碍。由于参与程度和影响因子的不同，导致社区参与的形式也不尽相同。Petty[38] （1995）根据动机、方式等特征将社区参与分为7种形式。Seven[39] （2000）对厄瓜多尔旅游社区的研究显示，社区居民不同的参与方式对其旅游收入影响不大，但对环境保护影响很大。

　　基于社区参与实施过程中诸多因素的影响，为保证社区参与的有效性和深入性，有学者提出社区一体化理论。Friedmann[40] （1992）、Mitchell[41] （1998）认为，社区一体化等同于对社区发展的授权，即在平等的基础上社区依靠自身的能力实现发展目标。Ross和Reid[42] （2001）进一步细化了社区一体化研究，指出社区一体化要求充分尊重居民意愿，使居民高度参与社区发展的决策过程，以社区的整体利益作为衡量和评估旅游开发项目和发展决策的重要标准，最终给旅游目的地带来积极的影响和结果，并满足社区居民的利益，并通过对秘鲁塔基列岛安第斯社区的实证研究得出：旅游社区一体化程度越高，则当地居民从旅游业中获益越多。

　　2.4 专题研究

　　2.4.1　社区旅游规划研究

　　社区旅游规划的最初倡导者为Murphy[26] （1985），他在《旅游：一个社区方法》一书中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如何从社区角度去开发和规划旅游。其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社区旅游规划的研究中来。Mitchell[41] （1998）、Pinel[43] （1998）等专家倡导将社区放在规划和管理的中心位置，因为相关研究发现，如Campbell[44] （1999）关于哥斯达黎加奥斯辛诺发展社区旅游的案例研究显示，虽然多数居民对旅游持支持态度，但他们却未能充分把握旅游所提供的就业或投资机会，加之外地投资者不断涌入，在缺乏有效规划或干预的情况下，社区居民进一步从旅游获益的机会将因此受到限制。因此，要求地方力量在旅游规划决策占据主动和重要位置。

　　在对规划方法的探讨中，Tazim等[45] （1995）将合作结构理论应用到旅游社区规划中，指出动态式和合作式的规划过程对正经历着由旅游发展而引起急剧发展和变化目的地社区尤为重要。Reid等[46] （2004）通过对加拿大6个社区居民的调查分析指出，随着旅游业深入发展，社区与旅游的结合将更为紧密，在旅游规划过程中应用社区自我评估法（CTAI）可以帮助解决社区将面临的重大问题。此外，也有学者研究了影响规划的因素。如Maureen[47] （1997）以加拿大夸密斯镇为例研究了权利结构如何影响社区旅游规划。

　　2.4.2　性别与社区旅游关系研究

　　在社区居民与旅游关系的研究中，部分学者对研究进一步细化，讨论性别和社区旅游的关系。Enloe[48] （1989）、Inskeep[49] （1991）、Levy和Lerch[50] （1991）等发现，男性居民和女性居民从社区旅游发展中获益不平等。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男性在传统行业中失去工作而女性则在兴起的旅游服务业中获得就业机会。但Swain[51] （1989）指出，女性获得的工作一般是低收入、低水平且极不稳定。尽管如此，Levy和Lerch[50] （1991）研究发现，女性更青睐新获得的工作且更容易感知旅游发展的积极影响。但也存在不同观点，如Milman和Pizam[11] （1988）的研究表明，男性居民更支持旅游业的发展。Jeannie等[52] （1995）对美国爱达荷州内不同旅游发展水平的社区进行调查，着重研究了男性和女性是否对旅游影响具有不同的感知以及在不同旅游依赖程度的社区内是否存在不同的性别感知差异。结果表明，虽然不同旅游依赖水平社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存在很大差异，但相同发展水平社区内的女性和男性居民的感知却几乎一致。因此，关于性别对旅游影响的感知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2.4.3　社区资源保护研究

　　旅游发展给目的地社区带来了经济繁荣和现代文明的同时，也对传统文化和历史遗存构成了威胁。如何对社区传统资料进行保护成为许多学者关心的问题。在发达国家旅游社区内，如Linda[7] （2005）对东南阿拉斯加社区的研究，发现许多居民强烈感觉到保护当地资源的重要性，许多社区还对游憩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及邻里资源设立了保护区进行保护。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社区资源保护的重视度还不够，Rafael[6] （1996）考察了坦桑尼亚石头城10年的旅游发展变化。旅游发展使石头城从一个连基本食品都缺乏的地区变成如今随处可见各色进口奢侈品的旅游热点城市，但代价则是其核心旅游吸引物——古石建筑的大量破坏以及传统文脉的割断。因此，Rafael认为，在以旅游业为城市复兴动力的欠发达地区，更加需要注重传统资源的保护，加强政府管治的力度。在问题解决上，Christina等[53] （2001）以印度的宗教圣地普什卡社区的资源保护为例，强调从游客的角度解决旅游发展和资源保护的矛盾，使游客理解并融入当地文化。Mark[3] （2005）指出，社区资源保护、社区发展和经济发展三者应互相依存，行成良性循环。

　　3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社区旅游的研究不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达到很高的水平。研究内容涉及社区旅游影响，旅游与社区居民，社区旅游的发展和管理，社区旅游规划等诸多方面，其中，在对社区居民与旅游问题的探讨上，研究已经相当细化；研究方法大多以某一案例为基础，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同时还广泛应用统计学方面的有关知识和技术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使研究更具深入性和科学性。可以说当前国外社区旅游研究已经形成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局面。未来社区旅游的研究分支将更加细化，研究方法也将更加准确、多样，涉及的学科也将进一步扩大，这是社区旅游研究的大趋势。同时，居民对社区旅游业发展的态度及旅游影响的感知，社区旅游的发展和管理问题仍是未来社区旅游讨论的热点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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