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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核武器的扩散与反扩散，一直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安全课题之一。2006年10月9日，朝鲜核试验的进行使东亚安全面临严峻挑战。不管未来朝核问题如何解决，但这一事件已经再度引起关于“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国际核扩散”的争论。本文通过分析有关核扩散与反扩散之间的理论争论，以朝鲜核试验为案例来研究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与这些争论之间的关系。最后，文章得出的结论是，国际反扩散制度必须进一步加强。关 键 词：核扩散 反扩散 朝鲜 核问题 国际安全
作者简介：朱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核武器的扩散与反扩散，一直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安全课题之一。虽然国际社会在政策层面建起了广泛而又强大的反核扩散的制度与规制，核不扩散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政治中具有道德优势的话题，但在学术领域对这两者关系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有限核扩散有利于和平”的观点在过去30年来一直是不扩散问题上一种重要的声音。①持发展中国家无法建立有效的核武器管理体制的看法也有。②随着2006年10月9日朝鲜核试验的进行，国际核不扩散制度究竟将何去何从，又成为一个需要开始激辩的问题。不管承认与否，朝鲜的核试验让我们再次面对核扩散的多样化结果。虽然悲观主义者认为，核扩散难以避免，因为其根源是国际关系难以摆脱的“安全困境”。而乐观主义可能会继续相信，核不扩散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因为这是一个大国必管的领域。本文希望通过对核扩散与反扩散理论的梳理，以朝鲜核试验为案例，分析国际核不扩散理论目前存在的严峻挑战，以此表达必须维护核不扩散原则的信念。
核扩散与反扩散：理论的争论与多视角的认识方法
冷战后争取核不扩散的全球进展并最终实现世界的无核化一直是国际和平论者的崇高理想。为此，1995年的世界《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通过了将核不扩散条约无限期延长的决定，国际核不扩散规制得到了更新和加强。这被普遍认为是国际核不扩散努力的新的开始。③然而，国际社会盼望核不扩散的勇气接二连三遭到沉重打击。1998年的印巴核军备竞赛、2002年10月之后的第二次朝核危机、2004年后的伊朗核问题以及2006年10月9日的朝鲜核试验在不断提醒人们：核扩散正在呈现扩大的趋势，国际核不扩散制度也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评论认为，如果朝核问题不能解决，国际核不扩散制度将走向崩溃。④由此而产生的理论问题是，核扩散究竟是难以避免的，还是反扩散只能有限地降低有核武器国家的数量，而难以真正遏其增长趋势？其实，这样的争论从核武器产生之日起就从未停止过。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有学者预言，“未来将很快有10到20个左右的有核武器的国家。”⑤冷战后，国际核扩散的局势甚至比冷战时期更加严峻。为什么一些国家难以舍弃拥有核武器的梦想？对此，学者们有三种解释：一是冷战结束失去同盟庇护之后产生了新的独立的安全需要；二是领导人的国内政治需求；三是技术和经济精英头脑简单，一旦决定，不容更改。⑥然而，国际关系学者普遍认为，追求核不扩散的努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能够获得成功的。这不仅是因为摆脱核战争的阴霾是人类和平的保障，最重要的是，从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出发，大国都无一例外地将防止核扩散以及保证核安全视为降低国际冲突、发展国家间合作以及避免核战争对国家安全形成灾难性打击作为不可回避的目标和责任。⑦联合国更是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列为争取冷战后世界安全的首要任务，增强联合国主导下的国际核不扩散规制，始终是联合国促进国际安全努力的主要内容之一。但问题是，国际社会争取和致力于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努力并没有真正实现核不扩散目标。从政策领域和理论争论来看，对于“核扩散是否不可避免？”问题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相信核扩散可以避免；另一种认为核扩散不可避免。
在政策的层面，出于现实的国家利益的考虑，一般国家都采取“选择主义”的政策方式。例如，1998年印巴核试验曾遭到美国的制裁，但布什政府上台后不仅取消了对两国的所有制裁，而且于2006年3月和印度签署核合作协议，事实上承认了两国的核武器国家地位。⑨从国际安全理论来说，有关核扩散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为代表的有限核扩散的支持者、以美国官方为代表的选择主义者、以司考特•塞根(Scott Sagan)为代表的全球主义反扩散论者以及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的悲观论者之间。
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沃尔兹教授是有限核扩散理论的支持者，这使他又成为了冷战后核不扩散的乐观主义者。从现实主义的制衡理论来看，沃尔兹认为，既然核威慑(nuclear deterrence)能够在东西方之间起到稳定的作用，那么，有限的核扩散应该有助于借助核威慑的力量稳定区域性的冲突关系。⑩沃尔兹进一步从冷战时期的核恐怖均势稳定的经验出发，认为既然核武器国家不会相互轻易地进行战争，那么，适度的核武器的扩散不仅有助于制衡超级大国不负责任的海外干预行动，也能进一步形成全球和区域两个层次上较为稳定的均势关系，使得冲突中的国家不得不更为克制，从而形成受核武器特殊技术条件控制和影响的“核武器和平”。(11)冷战后，沃尔兹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核武器技术已经传播了，而并非是扩散了，特别是当核武器国家增加和更新它们的核力量时，这些武器系统及相关技术必然垂直扩散，这是世界性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但核武器必须在水平的层次上缓慢扩散到其他国家，因为允许大规模扩散的条件并不具备，例如美苏冷战时期为了保持两极体系的稳定防止扩散、冷战后大国为了各自的安全又进行反扩散，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是新的国家有了核武器，也会受到核武器相关规定的限制，例如“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等等；核武器的拥有也将产生相应的“责任感”，战争的可能性就会随着核威慑的作用和战争能力的增强而降低。因此，“缓慢的扩散”比“过快的扩散”，或者“完全不扩散”要好得多。(12)事实上，认为核武器的存在以及一定限度的核扩散是和平的积极力量的观点并非少数。有一系列的学者通过研究形成了在核扩散问题上的“核和平理论”(nuclear peace theory)。(13)
选择主义的核扩散理论强调核扩散最大的威胁是核武器、核技术同“流氓国家”(Rogue States)或者恐怖主义势力的结合。这是冷战后核不扩散的新形势与新问题。防扩散在冷战后的任务就是要防止“流氓国家”或者恐怖分子掌握有核武器。这一理论强调“流氓国家”是不可威慑的，也即不能通过大规模报复、包括核报复来阻止它们使用核武器对美国进行威胁、或者直接的攻击。换句话来说，由于“流氓国家”的内在政权性质和行为特征，使得传统的核威慑失灵。(14)不能再依照冷战时期所沿用的核威慑理论来看待“流氓国家”追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行为，因为这些“流氓国家”普遍缺乏必要的“国家资产”可以作为威慑打击的对象。“不可威慑”和“遏制”便成为了冷战后“第二个核时代”的特点。(15)而这些国家追求核武器的基本目的却是为了能够对美国和西方国家进行“核恐吓”与“核讹诈”。(16)既然“流氓国家”以及国际恐怖主义追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不可威慑的，它们也常常是不能被“遏止”的。因此，对于核不扩散的努力在冷战后必须全面转向包括直接军事打击在内的“先发制人”攻击等手段来进行“反扩散”(counter proliferation)。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流氓国家”的核扩散努力，不能只是简单地进行“预防性防御”为主的军事防范与打击准备，或者单纯依靠维护和执行国际不扩散制度来进行外交途径的解决，而是更需要准备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以消除“流氓国家”和恐怖主义所谋求的对美国的“非对称性威胁”。(17)而这种非“对称威胁”比冷战时期敌对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核武器威胁更具有“攻击性”，其目还包括通过威胁美国前沿驻军、削弱美国的盟国战略以及煽动对美国的敌对情绪等方式来打击美国的利益。罗伯特•李特瓦克 (Robert S. Litwak)特别强调在制定冷战后美国的反扩散战略时，首先必须考虑做出正确的“政治选择”(Political selection)，对于那些追求核武器的“流氓国家”而言，“接触”原则已不再适用，因为这只会鼓励这些国家继续追求核武器的企图、并削弱美国的战略决心。(18)
核不扩散的全球主义者则相信任何核扩散都将导致国际安全的巨大风险，这同“扩散者”的政权性质以及行为模式没有任何关系，而与核武器带来的军事、政治、社会与外交作用存在直接的联系。司考特•塞根教授运用组织学理论，分析了掌握有核武器之后国家的制度影响和军事体制的运行程序，他认为职业化的军事机构，常常因为偏见、刚性的处理问题的路径依赖以及地方利益保护主义(parochial interests)，更可能出现导致核威慑失败以及事故性战争行为的“组织行为”(organizational behaviors)。(19)塞根教授进一步认为，为了拥有核武器而拼命追求军事力量的扩展，导致了国家资源向军事投入严重倾斜，从而阻碍了其他工业及人民生活的发展，因而在相当程度上凸显了军事力量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削弱了国家本来应有的制约机制，因而在冲突发生时，更容易威胁使用、甚至直接使用核武器。(20)著名安全理论家巴瑞•布赞(Barry Buzan)等人则将核不扩散视为全球化时代从传统的国际安全走向全球安全的重要标志，并认为保障核不扩散的实现，在相当程度上需要依靠现有核大国的核裁军行动以及抛弃反扩散政策中的政治选择，将核安全以及通过追求核武器才能获得安全的根源降低到最小限度，这是能够实现核不扩散的重要途径。(21)
核扩散的悲观论者通常是现实主义理论的信奉者。冷战后的世界虽然已出现全球化、单极体系等一系列新的因素，但他们并不认为国际关系的权力政治本质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因此，只要存在着国家间的竞争与冲突，那么，核武器对一个国家的安全需求，特别是对“安全困境”作用下的安全心理的满足而言，是不可抗拒的“诱惑”。而其他大国，不管是否拥有核武器，都不愿意看到某个国家因为核扩散而拥有核武器之后强于自己，或者增强了威胁自己的权力。正如戴维斯(Zachary Davis)所言，“经典的现实主义为核扩散、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应—核不扩散的根源提供了最为全面的解释”。(22)对国家来说，这种核武器追求的安全动机、或者说国际关系中难以克服的权力诱惑同样因为国际局势的复杂性、国际核扩散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美国“选择主义”反扩散政策难以避免的自私的“双重标准”，会变得更加突出。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全球安全环境”，是决定核扩散的企图与反扩散的努力之间的斗争仍将持续的重要因素。然而，核不扩散制度能否真正健全、“全球安全环境”是否真正有利于所有国家放弃核想法，本身还存有巨大的疑问。(23)
朝鲜核试验：安全的需求？
朝鲜为什么决定进行核试验，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从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的10月3日的核试声明以及10月13日朝鲜领导人金永南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来看，这是为了国家安全，为了抵御美国对朝鲜可能发动的核攻击，是对美日等国对朝鲜进行制裁政策所采取的被迫反应。(24)但问题是，从冷战结束到今天，朝鲜面临美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低落过，原因之一是美国目前在伊拉克重建中的深陷泥潭；二是中国、韩国以及俄罗斯的坚决反对；三是美国国内政治不会同意布什政府再度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海外战争。(25) 2005年9月六方会谈第4轮会议发表的《共同说明》，明确表示让布什政府承担不攻击朝鲜以及保障朝鲜安全的责任。(26)自2003年8月六方会谈启动三年多来，朝鲜继续进行核试验似乎也违背了其参与六方会谈的初衷。“核试验”常常被视为朝鲜在六方会谈中最后、最大的筹码。(27)但核试验说明核努力并非只是筹码，平壤希望利用目前美国、日本等国坚持对朝鲜采取严厉的金融和贸易制裁的时机，抓住美国无法对朝鲜动武的关键时刻，实现在国际社会宣告朝鲜已经是“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status of nuclear power)的目标。
朝鲜的核试验背后的逻辑其实并不复杂。不管朝鲜最终意图是真的想要核能力，还是为了增加谈判中的地位，可以肯定的是，目前是朝鲜通过核试验“宣告”自己核国家地位的“最好时机”。一方面，朝鲜不需要担心核试验会导致美国直接的军事反应。美军在伊拉克重建中深陷泥潭的事实以及布什政府当前与国会关系中的“跛鸭”状态，决定了美国不可能对朝鲜进行直接军事打击。另一方面，鉴于布什政府始终不肯放弃对朝金融制裁的强硬立场，平壤认为利用“核武器牌”来达到自己的外交与经济目的的空间已经大大压缩。既然暧昧的“核武器牌”无法为朝鲜赢得它所需要的多种利益，无法实质性地改变美、日的制裁立场，那么，还不如索性就进行核试验向国际社会宣告朝鲜已经拥有核武器的现实。平壤很清楚，即便进行了核试验，只要没有遭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即便有更加严厉的国际制裁，这和平壤已经受到美日等国的金融制裁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要朝鲜能够“顶住”制裁，就能像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98年的核试验后的情况那样，最后迫使国际社会承认朝鲜是有核武器国家的事实。(28)
但是为什么朝鲜不采取迅速重归六方会谈、通过东边合作来维护自己的安全，而非要利用“时机”来进行核试验？虽然国际关系中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强调国家总是追求首要的安全利益，但同样认为“合作”与“妥协”是国家获得安全的途径。这在许多核不扩散案例中得到了体现。(29)现实主义的逻辑并不强调只有核武器、或者军事能力的发展才能导致安全。朝鲜的案例恰恰说明，国家对核扩散的安全选择更多的是同国家的防务体制联系在一起的。朝鲜的“先军政治”决定了它在国家安全追求中选择了一意孤行式的核试验。
朝鲜从1956年就建立了高能物理研究所，正式的核开发从70年代即已开始。经历了1993-1994年的第一次朝核危机之后，从2002年10月第二次朝核危机开始，朝鲜参加了六方会谈，但拥有核武器始终是朝鲜两代领导人共同的梦想。(30)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朝鲜领导人曾不得不表示了“最终弃核”的意愿，但其谋求核武器能力与地位的真实想法从来没有改变过。从现实的防务力量发展战略来说，对朝鲜这样的小国和穷国，核武器建设比发展先进的常规军事力量要便宜和有效得多。朝鲜虽然有220万军队，但装备很差，又缺乏足够的训练，从战斗能力上远远落后于人员规模小得多的韩国，(31)更何况还要面对驻扎在朝鲜半岛上28000名美军。从这一战略出发，朝鲜发展核计划的真实想法就是拥有核武器，以彻底弥补其常规军事力量的劣势，改变因国力所限导致常规力量劣势的事实。当时，2004年9月开始，美国情报部门就已发现，朝鲜在积极准备核试验。(32)美国国务卿莱斯也直截了当地指出，朝鲜核试验就是为了“让世界接受朝鲜的核武器事实”。(33)
朝鲜核试验：重新主导外交谈判进程？
核试验所体现的朝鲜另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为未来的六方谈判制造新的起点和增加新的筹码，改变目前在六方会谈中朝鲜的孤立局面，争取主动以实现真正拥有核武器、同时又能改变目前在国际社会长期受到孤立与压制的窘迫处境。
在现有的国际核不扩散问题的谈判中，去除已有的核计划和取消已有的核武器，是两种概念和两种性质的谈判。六方会谈无非是要求朝鲜从“冻核”走向“弃核”，这是国际社会还无法确认朝鲜是否真正拥有核武器状况下的谈判。如果朝鲜通过核试验证明了自己是核武器国家的事实，那么，未来的谈判将是如何将核武器国家朝鲜转换为非核武器国家的谈判，朝鲜在谈判中的地位和要价都将明显增强。即便是朝鲜能够“放弃”核武器，那么在核试验之后的“身份”与“地位”的转换很可能让平壤领导人认为将大大有利于朝鲜。例如，在2005- 2006年美国和印度就核合作协议进行的谈判中，布什政府不仅确认了印度有核武器国家的事实，而且在接受这一事实的前提下协议开始了双方的核合作与军事战略伙伴关系的进程。有核武器的印度从布什政府那获取了更大的“利益”。印度例子对朝鲜的启示很可能是：只有展示了自己的核能力，才能在谈判中赢得真正的“平等”和“利益”。说到底，朝鲜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核试验，来主动寻求未来朝核问题谈判中新的形式和新的条件，利用核武器的“小东西”来换取朝鲜想要的“最大的外交杠杆”。(34)这也是金永南在10月13日接受共同社采访时模糊地表示朝鲜依然愿意“对话和谈判”，但只字不提愿意启动六方谈判的原因。而朝鲜后来同意六方会谈，是中国施加压力的结果。(35)
有迹象表明，朝鲜有可能就未来谈判的形式与主题提出自己的新方案和新的要价。2006年4月，朝鲜明确表示，若要消除朝鲜半岛的核武器，应该进行朝鲜、韩国与美国之间的“共同裁军谈判”。这种用自己的核力量事实来改变目前六方谈判架构旨在只让朝鲜“弃核”的做法，很可能是未来朝鲜在对话进程中新的“目标”。显然，六方会谈架构是无法接受朝核问题由朝鲜单方面“弃核”变成东北亚地区“共同裁军谈判”。这样一来，朝鲜就可以在谈判中以“拖”待“变”，争取“合法”的核武器国家地位的同时改变自己的孤立和各国要求朝鲜必须“弃核”的困境。2006年10月3日朝鲜发表的准备进行核试验的声明与中国1964年10月首次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之后发表的核武器问题的政府声明几乎没有任何差别。平壤很可能只是简单地改了某些文字就将中国首次核试之后的核武器立场搬来做了自己的“核武器原则”。(36)这种大幅度“克隆”中国最初核立场的做法，显示朝鲜力图“效法”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封锁、追求自己核防御力量的决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朝鲜10月9日核试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保有自己的核武器能力，而不是简单地将核武器换取自己想要的经济与外交利益。即便恢复六方会谈后没有任何进展，朝鲜也可以通过再度核试验来继续升级危机态势。有迹象表明，即便已同意六方会谈复会，朝鲜似乎还在采取各种准备想进行新的核试验。(37)
朝鲜核试验的动机：认知因素对核扩散的作用
不可否认，美国军事打击朝鲜核设施的压力始终是存在的。朝鲜也有受美国军事打击威胁的先例。1994年第一次朝核危机之所以能够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一方面是美国显示了新的灵活立场，愿意通过“购买时间”(buy time)的方式坐等朝鲜内部出现实质性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平壤确认克林顿政府决心在对话失败后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的结果。(38)近年来美日的导弹防御计划研制和部署也在不断增加朝鲜方面面临军事打击的压力。然而，朝鲜没有选择加速六方会谈进程，而是选择不断显示自身“能力”的方式来回应。朝鲜领导人的个性及认知是在朝核危机升级、并发展到直接核试验这一系列进程中最重要的原因。(39)发展“免于”外在军事打击的核能力很大程度上是朝鲜领导人强烈个性、主观认知与情绪的结果。
朝鲜想要通过核试验来保障自己的国家安全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更应被解读为平壤为了保障现政权和现体制的安全。因为核试验之后如果遭受更严厉的制裁打击将使朝鲜变得更不安全。(40)朝鲜的领导人可能认为，只有清晰地展示自己的核能力，才能有效地吓阻美国对朝鲜的直接军事威胁。平壤甚至视自己这种核能力公开展示比维持与中国的传统友谊更重要。这只能说明，核试验能够最大限度符合朝鲜领导人在争取安全过程中的目标：自己是“对外关系”的主人、而不是低眉顺眼的安全“乞求者”。(41)
安全作为一种“主观”判断与选择的结果是国际安全研究中被广泛接受的事实。对安全的定义无论是从“主观上免于恐惧”还是“客观上不受威胁”的角度出发，认知因素都是主导安全意象和安全政策的核心要素。核扩散作为国际关系中经常出现的现象，其产生的原因中主观认知因素占据多大的比重，还是核扩散本来就是物质主义的权力分配巨大失衡的结果，抑或是因为核武器的特殊影响力，对此，虽然一直有争论，但安全认识与判断的主观性及心理特性是国际关系中解释与分析安全问题的基本视角。(42)从主观意象的角度来解释安全，是安全分析的重要内容。
世界核武器的发展历史表明，主观的安全认知，常常是国家追求核武器的重要出发点。(43)换句话来说，当一个国家追求核武器时，从文化心理学上解释，领导人所常选择的“国家安全”需求事实上更多的是领导人自身的情绪、政治动机安全认知等主观认知的结果，而并非真正可以物质化的安全威胁所致。这使得核武器的安全动机永远都具有天生的“悲剧含义”，因为物质性的安全冲击总是在感知者心理产生难以克服的恐惧或者逆反，从而对安全的回应自然而然从悲剧心态中寻找“力量”和“满足”。(44)自2006年7月5日导弹试射以来，朝鲜不顾一切地采取自我期许的“超强硬”政策，完全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和严正立场，说明通过核试验将朝核危机推至新阶段的做法，更像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内心“悲剧情节”的结果——在六方会谈中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在对美关系中得不到尊重，在国家发展中总是在国际环境中处处受限。核试验就自然变成了平壤领导人个人主观决断和个性的显示。(45)
朝鲜对美国的不满与其说是为了针对美国的威胁，更直接的原因却是布什政府长期拒绝谈判造成的对平壤的“忽视”，这让朝鲜成为了难以接受的“安全乞讨者”。布什政府在核危机爆发之后始终拒绝朝鲜所要求的双边对话，坚持不取消金融制裁并强调和朝鲜的谈判必须是“无条件”的。在平壤领导人的“逻辑世界”中，通过一意孤行地追求核武器恰恰是对布什政府这种“忽视朝鲜”政策强烈的个性与情绪化的反应。因为核试验可以在国际关系中突显国家自以为是的“实力意象”(self-defeating power imagery)——“我们是核大国、而不是孩子”。二战结束后无论是苏联、法国还是英国，在获得核试验成功之后的直接表现，首先不是因为有了“终极武器”而赢得了安全，而是有关国家和领导人的“权力感觉”与“荣誉感”的提高和扩大。(46)平壤更是如此。在2006年10月22日举行的平壤庆祝核试验成功的10万人集会上，朝鲜领导人明确表示，朝鲜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来保卫自身及“周边邻国”的安全。(47)显然，对朝鲜来说，核武器是进一步体现强烈的“自我意识”的工具，改变受到极度挫折后与外部世界形成“消极关系”的手段。正是这种“自我意识”产生了要赢得外部尊敬的强烈欲望，也使得朝鲜的许多行动在外人眼里变得诡异、难以用常理来推测。(48)
结论
无论核扩散与反扩散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理论争论，朝鲜核试验后的现时影响究竟有多大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笔者在这里无意做一个“扩散乐观主义者”、还是“扩散悲观主义者”立场的划界。但通过朝鲜核试验的案例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核扩散背后的安全动机是复杂而又多变的。我们能够找到一系列的因素来说明朝鲜核试验究竟是为了什么——免于美国军事打击的安全需求、取消制裁和关系正常化的利益交换，以及平壤领导人的个性等因素起了决定作用。但最重要的自变量还是朝鲜领导人的个性以及对这个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的认知。因为无论是从安全、还是利益交换的角度来说，平壤事实上都能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核试只能是对这个国家最大的打击。但朝鲜却做了自己在外界看来“最难以理解”的选择——让自己陷于更大的压力与孤立。这一变量关系的成立，将使得核扩散的乐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都陷入变量关系的困境：乐观主义者的有限扩散的合理性崩溃了，“情绪化”事实上瓦解了任何核威慑可靠性的基础；而领导人的心理认知因素更是揭示了传统物质主义无法解释的“全球安全环境”的另一面，一个依然还被忽视的“社会化世界”。从这个角度来看，国际社会坚定决心让朝鲜走出封闭和孤立、改变“先军政治”，是最终促使朝鲜弃核的唯一途径。
注释：
①支持有限核扩散有利于和平与稳定的观点，参见：Kenneth N. Waltz,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More May be Better", Adelphi Paper, No. 171, London: IISS, 1980; "Nuclear Myths and Political Real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4, No. 3, 1990, pp. 731- 745; Scott Sagan and Kenneth N. Waltz,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A Debate,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1995; Stephen Van Evera, Cause of War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1。
②M. Van Creveld,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the Future of Conflict, Free Press, 1993; "Technology and War II: Postmodern War", in C. Townshend ed.,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odern War, OUP, 1997, pp. 303-305.
③Henry Sokolski, "Next Century Nonproliferation: Victory is still Possible", 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Vol. 4, No. 1, Fall 1996, pp. 90-97.
④朝鲜核试验对全球不扩散规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的相关分析，参见Dafna Linzer, "Optimism Turns to Anxiety on Curbing Nuclear Arms",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3, 2006; Robert Gallucci, "Nuclear Shockwaves: Ramifications of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Test", Arms Control Today, November 2006, pp. 3-6。
⑤Leanador Beaton, Must the Bomb Spread? Penguin, 1966, p. 128.
⑥David Albright and Michael Hibbs, "Pakistan' s Bomb: Out of Closet", 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 Vol. 48, No. 6,1992, pp. 38-43; Scott D. Sagan, "Why Do States Build Nuclear Weapon? Three Models in Search of A Bomb",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3,1996- 1997, pp. 54-86; Michael Reiss and Robert S. Litwak eds., Nuclear Prolifer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994.
⑦冷战后世界上的大国，特别是核大国，都无一例外地将核不扩散列为冷战后国家安全的重要目标。有关大国与核不扩散之间的安全关系的理论探讨，参见Praful Bidwai and Achin Vanaik, India, Pakistan and Global Nuclear Disarmament, Interlink Publishing, 2000; Bernard I. Finel and Kristin M. Lord eds., Power and Conflict in the Age of Transparence, Palgrave, 2000; Victor Urgoff ed., The Coming Crisis: Nuclear Proliferation, U. S. Interests, and World Order, MIT Press, 2000。
⑧该图表的制作，参考了 Barry R. Schneider,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Counter Proliferation: Policy Issues and Debates",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38, No. 2,1994, p. 211o
⑨有关美国与印度进行核合作背后的战略含义的探讨，参见 Sumit Ganguly and Andrew Scobell,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rging A Security Partnership?", World Policy Journal, Summer 2005, pp. 37-43; Michael Green, "Democrac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Asia", The American Interest, Vol. 2, No. 1, September/October 2006, pp. 95-102。
⑩Kenneth N. Waltz,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More May be Better", pp. 3-12.
(11)Kenneth N. Waltz, "Nuclear Myths and Political Realities", pp. 731-745; Scott Sagan and Kenneth N. Waltz,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A Debate, pp. 11-15.
(12)Scott Sagan and Kenneth N. Waltz, The Spread of Nudear Weapons: A Debate, pp. 14-22.
(13)Scott D. Sagan, "Why Nuclear Spread is Dangerous in the Use of Force: Military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Kenneth Waltz and Robert Art eds., The Use of Force: Military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th edition), Ro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9, pp. 372-384.
(14)美国对流氓国家的定义，就是指采取同情和支持恐怖主义等措施“不顾一切地挑战”美国、行为不可捉摸、处于失败进程中，以及蓄意挑起军事冲突的国家。参见Michael Klare, "Rogue States and Nuclear Outlaws: America' s Search for A New Foreign Policy", Hill and Wang, 1995, pp. 130-135。
(15)“第一个核时代”是指1945-1990年，即纯粹大国之间核武器发展的时代；“第二核时代”是指中小国家通过核扩散而导致的核时代。参见Keith Payne, Deterrence in the Second Nuclear Age,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96。
(16)Derek D. Smith, Detering America, Rogue States 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Janne E. Nolan, Bernard I. Finel and Briand D. Finlay eds., Ultimate Security: Combating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The Century Foundation Press, 2003; Janne E. Nolan, An Elusive Consensus: Nuclear Weapons and American Security After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9.
(17)这方面的理论总结和政策倡导，客观上成为了美国布什政府“先发制人”战略的重要思想依据。参见Peter R. Lavoy, Scott D. Saan and James J. Wirtz eds., Planning the Unthinkable: How New Powers Will Use Nuclear,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Weapon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Robert S. Litwak, "New Calculus of Pre-emption", Survival, Vol. 44, No. 4, 2002 -2003, pp. 53-80; Ariel E. Levite, "Never Say Never Aga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3, 2002-2003, pp. 59-88。
(18)Robert S. Litwak, Rogue State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Containment After the Cold War,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0, pp. 75-81.
(19)Scott D. Sagan, "Nuclear Instability in South Asia", in Robert J. Art and Robert Jervis 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nduring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Pearson & Longman, 2005, pp. 251-262; Scott Sagan and Kenneth N. Waltz,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A Debate, pp. 45-81.
(20)Scott Sagan and Kenneth N. Waltz,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A Debate, pp. 60-65.
(21)Barry Buzan and Eric Herring, The Arms Dynamic in World Politics, Lynne Rienner, 1998.
(22)Zachary S. Davis, "The Realist Nuclear Regime", Security Studies, Vol. 3, No. 3/4, 1993, p. 79.
(23)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2005, pp. 515-516.
(24)有关朝鲜核试验声明的全文，参见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of DPRK via Korea News Services (KNS): "DPRK Foreign Ministry Clarifies Stand on New Measure to Bolster War Deterrent", October 3, 2006。
(25)美国总统布什2006年10月9日，对朝鲜核试验后所发表的政策讲话明确地排除了迅速采取军事行动解决的可能性。参见"President Bush's Statement on North Korea Nuclear Test", October 9, 2006, http://www. whitehouse. gov/news/releases/2006/10/200610009. html。
(26)布什政府虽然从来没有承诺将军事打击的手段排除出解决朝鲜核问题的“选项”之中，但《共同声明》中美国强调对朝鲜提供“安全承诺”应该被视为美国对朝鲜政策“灵活度”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布什政府提出的可以给朝鲜提供“文字性”安全承诺的立场。
(27)Michael E. O' Hanlon, "North Korea Announces Nuclear Test",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9, 2006.
(28)印巴核试验给朝鲜的核武器计划带来的影响的相关分析，参见Derek D. Smith, Deterring America: Rogue States 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apter 4"。
(29)Barry R. Schneider,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Counter Proliferation: Policy Issues and Debates, pp. 209-234.
(30)这方面的分析，一是认为谋求核武器是朝鲜在后冷战时代半岛均势变化的情况下，寻求自身安全“再保障”(reinsurance)的基本措施，因此朝鲜不会放弃；二是认为朝鲜的政权性质，争取核能力与核地位是平壤政权的生存需要，朝鲜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朝鲜不会放弃核武器。参见Michael J. Mazarr, North Korea and the Bomb: A Case Study in Nonproliferation, Sr. Martin's Press, 1995; Scott Snyder, "Pyongyang's Pressur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3, No. 3, 2000, pp. 163-170; Morton I. Abramowitz and James T. Laney, Meeting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Challeng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3; Andrew W. Scobell, "Making Sense of North Korea: Pyongyang and Comparative Communism", Asian Security, Vol. 1, No. 3, 2005, pp. 245-266。
(31)对朝鲜军事能力的分析以及朝韩战斗力的比较，参见：Seung Joo Back, "North Korea's Military Buildup and Strategic Outlook", in Jonathan Pollaek ed., Korea: East Asian Pivot,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6, pp. 199-214。
(32)David E. Sangnr, William J. Broad and Eric Schmitt, "Fresh Concerns on Atomic Moves By N. Korea",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2, 2004, p. 1.
(33)Debra Saunders, "Rice's Reasoning", Washington Times, October 11, 2006, p. 11.
(34)George Wehrfritz, "Fallout: North Korea Joins the Nuclear Club and Sets off A Global Diplomatic Crisis", Newsweek, October 9, 2006.
(35)Choe Sang-Hun and John O' Nell, "N. Korea Expects Talks to End Sanction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 2006.
(36)2006年10月，朝鲜“克隆”1964年10月中国政府的核武器原则最明显的地方是：一强调“不首先使用”原则，二是承诺不对“非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三是对核武器存放的“安全保证”。
(37)Anna Fiffeld, "US General Warns of N. Korea Nuclear Test",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30, 2006.
(38)Leon V. Sigal, Disarming Strangers: Nuclear Diplomacy with North Kore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Selig S. Harrison, Korean Endgame: A Strategy for reunification and U. S. Disengagement, A Century Foundation Book, 2002; Joel S. Wit, Daniel B. Poneman and Robert L. Gallucci, Going Critical: The First Korean Nuclear Crisi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4.
(39)Barbara Demick, "Kim Has Case of 'Malign Narcissism', Expert Says", Las Angeles Times, October 11,2006.
(40)从物质主义的角度来看，2006年10月14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1718号决议以及美日相继宣布的对朝鲜新的制裁措施，实质性地减少了对朝鲜的国际支持与同情的声音和力量，朝鲜经济的发展进一步陷入困境，针对朝鲜的军事部署在加强，这都在客观上削弱了朝鲜增强国家层面上的安全能力。首先金融制裁就能极大伤害朝鲜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参见 Martin Fackler, "For North Korean Resort, Symbol of Engagement, Nuclear Test' s Fallout is Financial",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6, 2006。
(41)对平壤这种“个性”的描述，参见Young Whan Kihl, "Securi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Continuity and Change", Security Dialogue, Vol. 33, No. 1,2002, pp. 59-72。
(42)从文化心理学角度分析心理因素和核武器的关系，参见Robert Jervis, The Meaning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 Statecraft and the Prospect of Armaged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Richard Ned Lebow, The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Ethics, Interests and Ord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43)在最新出版的一项核扩散研究成果中，有关认知与情绪因素被列为了包括朝鲜在内若干国家进行核扩散努力的首要因素。参见Jacques E. C. Hymans, The Psychology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Identity, Emo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44)Richard Ned Lebow, The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Ethics, Interests and Orders, p. 17.
(45)Michael Hirsh, Mark Hosenball and Melinda Liu, "Why Pyongyang May Test Its Bomb?" Newsweek, October 16, 2006.
(46)Jr. Thomas Graham, "Sixty Years After Hiroshima, A New Nuclear Era", Current History April 2005, pp. 147-152.
(47)“平壤举行十万人集会庆祝核试验成功”，《环球时报》2006年10月23日。
(48)有一种观点认为，正是这样的性格，使金正日希望自己一定要比自己的父亲金日成更“有所作为”，进行核试验受到了这种心理的强烈驱动。参见Michael Hirsh, Melinda Liu and Mark Hosenball, "We Are A Nuclear Power", Newsweek, October 2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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