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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昕，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北京 100862)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国外民间基金会出资并与中方合作、在华设立研究机构和资助中国科研机构开展研究项目等新现象，并将其与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活动做比较，就政府如何鼓励国外非赢利机构参与中国科技发展事业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 键 词：科技合作 民间基金会 科技事业

　　1  导言

　　随着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和科技实力的增长，对外科技合作在拓展合作领域和渠道、创新合作方式和内容、提高合作水平和成效等多方面均取得了新的突破，呈现出由“跟踪、模仿”的学习型合作向“以我为主、平等互利、携手国外一流机构和人才、通过合作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创新型合作模式发展的趋势。近年来，还出现了国外非赢利机构如民间基金会直接参与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出资与中方合作在华设立基础研究机构、资助中国科研机构开展“纯”学术研究项目等新现象。

　　2005年经科技部推荐和介绍，美国卡弗里基金会（Kavli Foundation）开始与国内有关科研机构接触并商谈出资在华设立基础研究机构的可能性。2007年5月该基金会与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合作，分别成立了北京大学卡弗里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卡弗里理论物理研究所，美方对两研究所首期各捐助300万美元。两所的成立受到了国内外天体物理和理论物理学界的广泛关注，英国《自然》杂志子刊《自然•物理》2008年1月号为此刊发了社论[1]。

　　2 卡弗里基金会和在华合作设立的卡弗里研究所介绍

　　卡弗里基金会是由美国加州知名企业家、慈善家、物理学者Fred Kavli先生于2000年卖掉了其一手创立的Kaylico公司后成立的，其宗旨是“推动科学发展以促进人类福祉，增进公众对科学的认识和对科学家工作的支持”[2]。该基金会资助范围是天体物理和理论物理、纳米科学、神经科学三个基础研究领域，主要资助形式是设立研究所、资助讲习教授和举办前沿科学研讨会。卡弗里基金会还仿效诺贝尔基金会，自2008年起与挪威科学院合作在上述领域设立了单项奖金为100万美元的卡弗里奖。

　　卡弗里基金会出资设立研究机构的方式颇为独特，主要是与国际知名、并在前述领域具有较高水平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设立卡弗里研究所，由基金会向研究所提供启动资金和种子资金，其中种子资金一般由卡弗里研究所委托其它机构运营，其产生的收益用于支持研究所的日常运营。自成立以来，基金会相继与美国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荷兰Delft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挪威科技大学及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合作建立了15家卡弗里研究所。卡弗里研究所多由世界级大师出任所长，其中3位是诺贝尔奖得主，还有几位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院士等。据了解，中方合作机构——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天文学系和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得到了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知名国际学者的推荐，在严格审核后得以入围卡弗里基金会的资助名单。两家卡弗里研究所在中国的设立，表明我国科研机构在有关领域的研究水平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

　　在成立卡弗里研究所之前，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已具有良好的基础，得到了有关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两家卡弗里研究所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立了由国际知名学者组成的专家指导委员会，启动了多个合作研究及人才培养项目。

　　两家卡弗里研究所的运行方式各具特色。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都将卡弗里研究所作为其对外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合作的重要平台，在“985”工程二期的支持下，北京大学卡弗里研究所成为一个独立的科研机构，也是北京大学计划建设的三个国际化研究中心之一。该所中方人员认为，要建设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研究中心，关键是要有国际一流水平的人才。而要吸引国际一流人才并保证其不流失，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个具有国际声望且研究条件一流的研究所；国际一流水平的管理、运行、人员流动和评估机制；在国际上富有竞争力的薪酬标准。为此研究所在行政管理、人事、薪酬等方面争取与国际标准及惯例接轨。该所研究人员（全职）和博士后岗位均采取了全球招聘的形式，其申请人均为来自国际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人士（包括美国加州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意大利Trieste大学等），质量明显高于北京大学历年来国际招聘的平均水平。

　　中国科学院卡弗里研究所虽非独立机构而被认为是一个“纯”研究平台，也没有新增固定的研究人员[3]，但作为中科院创新三期中的一个重要举措，理论物理所借鉴国外一流研究所的经验并结合国内理论物理学界和本所当前的形势，在全世界范围内征集项目建议书，通过开展长期的科研项目来吸引国内外一流科学家和活跃在前沿的青年科学家到卡弗里研究所进行长期的交流与合作研究，以“人才驱动”、“项目驱动”和“问题驱动”模式（即3P驱动模式），聚集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国际一流学者，在中外不同研究机构、不同研究领域之间开展前沿交叉及新兴学科的基础研究。两所人员都认为，卡弗里研究所的“金字招牌”对于提高中方知名度、吸引国际一流人才、开展与国外一流科研机构（特别是国外其它卡弗里研究所）的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实现建设国际一流水平且国际化科研机构的目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推动了我国科研机构加入本领域世界一流学术机构的网络，开辟了合作的新天地，确保了未来交流与合作的质量，也为如何利用国际资源来促进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3 美国民间非赢利机构资助科技活动及国际项目分析

　　类似卡弗里基金会巨额资助科技发展项目的民间基金会在美国并非个别现象。美国科技体制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投入主体的多元化，除政府和产业界外，社会各界以不同方式对科技事业进行各种投入。其中宗旨各异、数目繁多的民间基金会在支持发现新知识和促进科学教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4]。美国民间基金会数量庞大，到2005年已超过71000家，总资产为5506亿美元，2006年资助总额约为407亿美元[5]。美国民间基金会与企业及高校的关系非常密切，许多基金会是由大企业（如3M基金会、埃克森美孚基金会）或科技型企业家（如微软的比尔•盖茨、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摩尔）出资成立，民间基金会还广泛资助了高校的科研和高等教育活动。此外，规模较大的基金会资助国际项目的金额也高，如2004年美国资助国际项目总额排前15位的基金会有12家名列2005年或2006年美国民间基金会资产排行榜前20名（见表1）[6]。

　　根据位于美国纽约的基金会中心（FoundationCenter）最新检索信息显示，资助国际项目的美国民间基金会有1114家，其中112家资助科技领域活动。据对2006年部分规模较大美国民间基金会140484个项目总计191亿美元的资助金额统计[7]，科技项目共计2422个，金额约为5.5亿美元；191亿美元的资助总额中有22％（约42亿美元）用于国际项目（12％由美国国内机构获得，10％由美国以外机构获得）。国际项目中按领域分类对科技项目的资助份额较小，据对2004年部分规模较大美国民间基金会资助10676个国际项目总计28.3亿美元金额统计[6]，科技类项目共149个，资助总额6329万美元。虽然国际项目中科技项目比例不高，但同时也要看到上述卫生、教育、环境、发展等领域许多项目的内容与科技及国际合作密切相关（见表2）。

　　美国民间基金会在资助中国的科技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如洛克菲勒基金会早在1910年代就开始了对中国医学、生物、化学、物理、地质、考古、遗传学、农业科学和植物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多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的资助，其中知名的项目包括建立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资助周口店“北京人”的发掘和研究工作等[8]。改革开放以来，美国民间基金会恢复了与中国合作，其在华项目主要是以政策法规研究、促进妇女儿童事业、扶贫、农业改良和农村发展、医疗卫生、生态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内容为主，较少资助纯科研项目，涉及科技的项目内容也多为政策研究，或是技术推广以促进清洁能源、环保、健康、扶贫、可持续发展等事业。近年来部分基金会资助中国学术机构开展“纯”科研项目的情况增多，如盖茨基金会在“全球卫生大挑战”计划下资助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用于艾滋病和丙肝病毒的新型小鼠模型开发”项目190万美元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自然产品通过细胞机制抑制细胞内微生物”项目200万美元，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一些美国企业设立的非赢利基金也在华开展了资助本公司以外研发项目的活动，如从1998年开始，上海市科委和英国联合利华公司合作成立上海—联合利华研究与发展基金，以支持上海地区有关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上海市科委和联合利华公司共同感兴趣的基础和应用发展研究项目，并向青年科研人员提供奖学金。非赢利机构中除民间基金会外，美国私立大学也开展了在海外的科研投资和设立联合研究中心的活动，如近期耗资10亿新元成立的新加坡—麻省理工学院科研中心[9] 的案例，为未来推动中方与国外私立大学的合作提供了新思路。

　　4 国外民间基金会资助活动与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活动的比较

　　目前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虽然也开展了研发活动，但其具有以下局限性：首先是研究层次和水平参差不齐，大多数从事的还是本地化、项目开发和应用性研究，很少一部分从事前沿新技术或基础性研究工作[10]；其次是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多为独资且部分开放性不强，作为其全球研发网络的一部分，与中方本地科研机构及企业的技术合作不多；再次是知识产权归属，许多跨国公司要求在华研发成果仍回母国申请专利；此外仍有国内科研机构培养的人才外流的问题，只不过流失的目的地从国外改为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11]。相比之下，虽然目前国外非赢利机构如民间基金会和私立大学直接参与我国科技事业的规模不大，在华的实质性投入不多，但具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其在华活动不以赢利为目的，较少涉及知识产权归属、人才外流等问题。通过资助在华建立研究机构或科研项目，其对本地研究机构增加科研经费来源、提高科研水平和国际知名度、开辟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新渠道等均有所帮助。

　　5 政策建议

　　在当前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政府如何引导和鼓励国外非赢利机构如民间基金会和私立大学直接参与中国科技发展事业，共同支持其在华设立机构或资助开展项目，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探讨。如科技计划主管部门如何制订政策和管理办法，争取其在华开展的科研活动与国家科技发展目标和主体科技计划相结合；国际科技合作主管部门如何“招商引资”，发掘新的国外资源并促成与中方机构的合作；民政部门如何简化登记注册手续；外贸、海关、税务部门对其在华开展科研活动及对外合作给予便利等。

　　与此同时，国外民间基金会在中国的资助活动也给中国科技界带来了挑战。正如《自然•物理》杂志在社论中指出的那样，在华设立的卡弗里研究所“要想在全球（研究）网络中取得成功，需有强有力的本地支持和整合，特别是中国年青一代的物理学家必须应对挑战。文化差异也将一直存在，双方都需认识到其敏感性。但在机遇这一大背景下上述差异不会被视为障碍”[11]。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合作的增多，无论是政府科技管理人员还是科学家或许都会认识到，这类挑战正是科学活动的国际性和追求国际一流水平的目标所决定的，而引导和鼓励海外民间基金会参与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将有助于我国科技界更快地实现这一目标。

　　参考文献：

　　[1] Editorial. The philanthropic principle[J]. Nature Physics, Vol. 4 No. 1 January 2008.

　　[2] 卡弗里基金会网站（http://kavlifoundation. org/about/）.

　　[3] 李大庆．中科院成立卡弗里理论物理研究所[N].科技日报，2007－05－28.

　　[4] 龚旭．美国私人基金会及其支持科学事业的考察[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4).

　　[5] Foundation Center. Foundation Yearbook Highlights 2007 Edition[EB/OL] (http://foundationcenter. org/gainknowledge/research/pdf/fy2007_highlights, pdf).

　　[6] Loren Renz and Josie Atienza. International Grantmaking Update[R]. October 2006http: //foundationeenter. org/gainknowledge/ research/pdf/intl_update 2006. pdf), Foundation Center. Top 100 U.S. Foundations by Asset Size/by Total Giving (http:// foundationcenter, org/findfunders/topfunders/top100assets, html. http: //foundationcenter. org/findfunders/topfunders/top 100giving. html).

　　[7] Foundation Center. Highlights of Foundation Giving Trends[R] . 2008 Edition. February 2008(http://foundationcenter. org/ gainknowledge/research/pdf/fgtO8highlights, pdf).

　　[8] 资中筠．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J].美国研究，1996,(1).

　　[9] 吴汉钧．耗资10亿元MIT海外最大新麻科研中心成立[N].联合早报，2008－01－24.

　　[10] 杨云龙．中国是不是研发中心？[J].科技智囊，2004,(9).

　　[11] Denis Fred Simon. Presentation by Dr. Denis Fred Simon Provost and Vice- President for Academic Affairs Levin Graduate Institute, SUNY for Heating on China' s High Technology Development Before the US -China Economic &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R], April 21－22, 2005, Stanford University.以及China Something new; Getting serious about innovation[J], Economist, Aug 3rd 2006 p. 38－39.

　　责任编辑：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