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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指出：现代性是稳定的，而现代化却带来动荡。在一个世纪以前、同样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期的美国，社会舆论的开放度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却并未因此而陷入政治动荡，反而借机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改良运动，维持并巩固了政治稳定。可见，舆论开放与政治稳定之间未必不能兼容。

　　“进步主义时代”的舆论

　　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正处在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型的时期。私人资本的组织化程度和经济实力大大增强，而公共权力在行政管理职责的扩展与能力的提升上却明显滞后，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失衡导致了两极分化、政治腐败、社会冲突加剧、公共道德衰落等一系列严峻的发展问题。然而，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美国宪法所规定的言论与出版自由权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舆论开放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由新闻媒体唱主角的“黑幕揭发运动”的兴起。随着独立报纸和大众流行杂志的普及，美国新闻媒体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一批富于社会责任感的新闻记者、专栏作家对垄断资本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各级政府和议会的腐败内幕，以及各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度调查和彻底曝光，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社会反响。拥有八九千万常住人口的美国，从事“揭黑”运动的杂志月发行量最高突破了300万份。

　　在所谓“进步主义时代”（1900—1917）社会批判的舆论洪流中，还夹杂着一些超越“揭黑”边界、宣扬社会革命的激进声音。这些文学作品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厄普顿 辛克莱的小说《屠场》。厄普顿顿辛克莱是一位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激进派作家，他的创作意图很明确：通过讲述一家在屠宰场工作的立陶宛移民的悲惨经历，揭露和抨击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号召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该书一经发表，立即引发了轰动效应，赢得了包括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内的千百万读者。

　　从表面上看，这些自由开放的言论似乎无不刺激着危险的公众情绪、挑战着政治稳定的底线，但事实并非如此。洞悉了纷繁乱象与重重内幕之后的美国民众，仍然保持着乐观稳定的心态和发展进步的信念。“揭黑”运动没有招致政治动荡和激进革命，而是引发了一场内容广泛、手段温和的社会改良运动。《屠场》刻意宣扬的革命理想并未引起公众认同，反倒是书中描述的一幕幕令人作呕的肉制品加工场景激起了公愤，迫使政府在小说出版后仅半年就通过了美国历史上首部食品卫生立法。辛克莱曾自我解嘲地说，他本想用《屠场》击中大众的头，却意外地击中了他们的胃。“头”与“胃”之间的距离，代表的是政治动荡与政治稳定的殊途。舍前者而取后者，不是政府强行压制的结果，而是美国民众的自发选择。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不但在开放自由的舆论环境中保持了政治稳定，而且在稳定中深化了改革和发展。可见，舆论开放与政治稳定是可以兼容的，兼容性的源头，来自美国社会强大的自我稳定机制。这种内在的稳定机制根植于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社会结构和多元化的竞争格局之中。

　　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社会结构对政治稳定的意义

　　独立战争前夕，纽约富商中有1/3到2/5是白手起家的，19世纪后期的很多大资本家都出身寒微，依靠个人奋斗而不是等级特权发家。垄断资本的崛起导致了两极分化的扩大，但中产阶级不但萎缩，反而在新的机遇中进一步发展壮大。大型企业组织的兴起使得中层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和办公室职员等职位急剧扩张，推动了白领阶层（新中产阶级）的崛起。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白领人数猛增了1600%，成为美国社会的主导阶层。

　　作为大众报纸和流行杂志主要读者、“揭黑”文学主要受众的中产阶级，大多数是早期移民的第二、三、四代后裔和新中产阶级。其家族的发家史及其自身的奋斗经历，基本都印证了“美国梦”的命题——只要勤奋、聪明、节俭，就能过上好日子。既然在现存体制下存在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自然就不需要求助于颠覆性的变革方案了，而《屠场》之类的激进小说竭力渲染的劳动人民的苦难经历与中产阶级的自身经验相去太远，显得陌生而极端，也难以引起其共鸣。同时，相对公平的发展机会大大削弱了美国民众的民粹主义和反精英情绪。所以，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中产阶级对现存体制虽然抱有不满，但仍保持着基本的认同和信任，视其为自身利益的基本依托。中产阶级的温和倾向塑造了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改良主义性质：就变革目标而言，中产阶级认同当前体制的基本框架，主张局部微调而不是整体变革；就变革手段而言，主张温和改良，反对暴力革命。在经济领域，中产阶级积极推动限制垄断、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要求超越自由放任的传统，通过政府管制、拆分托拉斯等形式限制垄断资本，增进经济平等。仅在 1903年，国会就在其推动下通过了《加速审理法》、《商务和劳工法》以及《埃尔金斯法》等法规来加强对托拉斯的管理。在政治领域，他们主张在现行政体框架内扩大民主基础，规范、扩大和强化政府职能，并积极推动修宪，发展出党内总统预选制、参议员直选制、妇女选举权和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等州内直接民主制。在社会生活方面，他们推动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塑造责任制的地方政府，还主动发起“居住中心运动”、戒酒运动、社区改造运动等社会改造运动。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社会舆论虽然是开放的，但中产阶级愿意接受的只是对具体问题的批判和改革，而不是对整个体系的质疑和颠覆。他们对社会舆论进行选择性吸收的结果，就是“动而不乱”的社会改良。

　　多元化的竞争格局对政治稳定的维持

　　美国社会稳定机制不仅存在于静态的社会结构中，更依赖于一种动态的多元化竞争格局的维护。在美国的自由市场体制和多元民主体制下，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分化与竞争、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分权与制衡，增强了制度体系的包容性和灵活性，使矛盾冲突在体制的框架内被削弱甚至化解掉。

　　首先，资本集团、本土中产阶级与外来下层移民之间的分化与竞争，瓦解了统一激进行动的可能性，并在竞争的基础上促进了利益整合。1890年前后，美国的移民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些来自较发达的西、北欧国家且自身已发展为本土中产阶级的老移民，对于来自贫穷落后的东、南欧国家，刚刚进入美国的新移民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们不但厌恶新移民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将其视为国家经济的拖累、城市发展的负担和地方治安的威胁，而且对新移民乐于接受较低的工资标准、抢占自身就业机会、降低普遍工资标准的行为更是耿耿于怀。因此，他们对于由意大利、俄国等移民引进的欧洲激进思想保持着本能的抵触，破坏了社会统一行动的可能性，这是激进思想在美国遇冷的一个重要原因。民族、种族与宗教的分化本来蕴含着分裂、动荡的危险，但是当这种分化存在于主体阶层与边缘集团之间，并且主体阶层本身状态稳定时，它反而可能转化为一种维持稳定的机制。与此同时，外来移民作为边缘群体并未遭到彻底排斥，正是资本集团出于对廉价劳动力的需要，抵制着中产阶级的排外主义，为外来移民保留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使其享受到比移民前优越得多的物质待遇和发展机会；而中产阶级对垄断资本的斗争又在客观上限制了垄断资本的经营行为，进一步改善了劳工的工作环境，削弱了其潜在的激进倾向。这样，彼此冲突的利益集团反而在多元竞争体制达成了利益平衡和妥协。

　　其次，政治体系内部的竞争为民众提供了利益表达的渠道和制度改良的可能性，有助于通过及时、灵活的体制变革消除政治动荡的诱因。进步主义时代是一个关键的社会转型期，体制原有的弊端被空前放大。在多元民主体制下，这些问题不但没有被刻意掩盖，反而被新闻媒体彻底揭露出来，公众的不满情绪和利益诉求由此得以传递给决策者，使之能够及时、准确地把握社会心态；而决策者之所以愿意并能够据此对政策导向和制度设计作出灵活调整，同样得益于美国多元体制下多重力量相互制约、相互竞争的权力运作格局。以食品卫生立法为例。早在美西战争期间，参、众两院就围绕食品质量监管的立法草案展开过较量，在牛肉托拉斯等利益集团的阻挠下，法案没能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小说《屠场》出版后，社会反应十分强烈，辛克莱直接将书寄给了西奥多多罗斯福总统。对于一贯主张限制私人垄断资本、强化政府权威的老罗斯福来说，这是一个很有利用价值的政治筹码。于是，以总统为首的改革派行政力量介入了国会斗争，并最终利用社会舆论的压力，迫使托拉斯和参议院作出妥协，通过了《肉类检查法》和《纯净食品与药物法》。多元权力主体之间的分权和竞争，虽然可能降低决策的效率，但也拓宽了体制内权力运作的空间，增加了变革的动力和渠道，反而使及时、必要的调整成为可能。调整越及时，就越易于对社会情绪和社会动员进行疏导和控制，避免其走向极端。

　　从美国的案例中可以看出，维持政治稳定最有效的手段，不是强行实施舆论控制，而是塑造一种由社会公众“自动纠偏”的社会内在稳定机制。在美国，这种局面的形成具备较好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条件，即以具有温和改良倾向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以及由多元分化、彼此竞争的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构成的多元竞争格局。而这样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条件，根源于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集团的有机分化和政治权力的非独占性。

责任编辑：王村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