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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通常与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存在密切联系，并一定意义上规定着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特点和规律。“滞涨”、“泡沫经济”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的产生，是战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新变化呈现出的显著特征。战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出现的“滞涨”、“泡沫经济”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很大程度上由某些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所致。为了规避中国经济陷入“滞涨”、“泡沫经济”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风险，有必要采取有效举措，加快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经济运行具有周期性特征，而经济周期性波动通常与经济发展模式有着密切联系，并一定程度上规定着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特点和规律。当代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源是利益关系矛盾和冲突，但经济发展模式缺陷是主要成因。（杜人淮，2012）“滞涨”、“泡沫经济”和“中等收入陷阱”等成为战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新特征，这些新变化同有关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内在缺陷密切相关。研究当代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新变化与经济发展模式内在缺陷的关系，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更好地规避“滞涨”、“泡沫经济”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风险，实现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滞涨”与依靠扩张型财政政策等政府干预手段刺激需求的发展模式

　　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虽经历一个经济相对繁荣时期，但20世纪70年代却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出现了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和低经济增长并存的，并在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滞涨”现象。滞涨时期，美国1970-1979年间的GDP平均增长率仅为3.2%，1973-1982年间美国和西欧工人的平均失业率均超过10%。1965年美国制造业设备利用率曾达到86%，但20世纪70年代末的这一指标却降至70%以下，1982年美国倒闭的企业多达23000余家。（叶振勇，1999）“滞涨”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周期的顽症。“滞涨”现象的出现，对风靡西方的凯恩斯主义提出了有力挑战。根据凯恩斯主义理论，生产停滞和失业的增加同通货膨胀互不相容。

　　面对“滞涨”问题，凯恩斯主义信奉者束手无策，既无法解释，也开不出治愈良方。在此情况下，其它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给出了各自的理论解释，观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新古典综合派以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和长期菲利普斯螺旋曲线为基础，用充分就业和自然失业率来解释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现象；供给学派从有效供给不足角度就“滞涨”问题进行了解释；而货币主义学派用合理预期等因素对“滞涨”现象作出了阐述。为医治“滞涨”，这些理论学派还以各自理论为基础开除了不同的药方。尽管这些理论和主张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未能深入地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内在缺陷视角来把握“滞涨”问题。

　　20世纪70年爆发的以“滞涨”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同西方国家采取的特定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二战后，西方国家为缓和或避免再度跌入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接受了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经济理论及政策主张，并通过“增税增支”财政政策等政府干预手段人为地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这种通过政府干预刺激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虽暂时缓解了生产过剩问题，带来了经济的相对繁荣景象，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生产过剩的根源。不仅如此，经济繁荣景象还制造了需求规模扩张的假象，刺激企业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加产品供给，使被掩盖的生产过剩问题得以不断积累。一旦支撑经济发展的动力丧失，或出现对经济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突发事件，被掩盖和累积的严重生产过剩问题就会瞬间爆发，导致经济迅速衰退，并造成大量失业。与此同时，政府长期实施刺激经济增长政策，还会造成物价上升压力不断超过生产过剩引起的物价下跌压力。当经济陷入衰退时，政府通常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致使危机期间物价不跌反升，进一步加剧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这样，危机期间就必然出现高失业、高通货膨胀和低经济增长并存的“滞涨”问题。

　　事实上，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科技革命和国际市场上石油等廉价能源的供应。进入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内外环境却出现了重大转折：长期积累的国内经济结构不平衡矛盾凸显，新技术革命创造的新产品达到饱和状态；石油输出国组织夺回石油自主权，并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导致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急剧攀升；战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严重动荡。由于支撑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动力的丧失，依靠扩张型财政政策等刺激经济发展的模式终于走到尽头。以“滞涨”为特征的经济危机的爆发，最终迫使西方国家不得不放弃依靠扩张型财政政策等刺激经济发展的模式。

　　二、“泡沫经济”与过度依赖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等创造财富的发展模式

　　20世纪70年的经济危机使西方国家转而希望从其它经济学派中寻求医治“滞涨”药方。进入20世纪80年代，“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进入西方国家政府决策者视野，并将其作为推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基础。这些国家为适应减税和“借债增支”的政策需要，逐步采取和推行凭借其强大金融体系，依靠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创造财富的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的作用推动了股市、债市、房市的繁荣，其财富的快速累积效应又进一步刺激了内需的增长。这种快速累积财富的效应，导致投机日盛，促进股市、债市、房市进一步膨胀，就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结果，虚拟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并日益偏离实体经济，最终引发了泡沫经济。

　　“所渭泡沫经济就是资产价格（具体指股票与不动产价格）严重偏离实体经济（生产、流通、雇佣、增长率等）暴涨，然后暴跌这一过程。”（三木谷良一，1998）。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泡沫的产生早有预测，认为“昨天，资产者还被繁荣所陶醉，怀着启蒙的骄傲，宜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货币。今天，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喊：只有货币才是商品！象鹿渴求清水一样。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唯一的财富。”追求货币财富利益驱动，加上放松监管，必然导致整个经济的严重泡沫化。当经济泡沫膨胀发展到极限就不可避免地破灭，引发经济危机。虽然不同国家产生泡沫经济的具体原因有所不同，但与其采用依靠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创造财富的特定发展模式有关。其中，日本、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最为典型。

　　日本是战后出现泡沫经济问题最早，且影响程度最深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出口又遭受来自欧美不断加大的贸易摩擦压力，发展“实业”日趋艰难，从而迫使企业和居民将投资转向股票、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引发日元大幅升值，出口难度进一步加大。为阻止日元升值，日本政府实行超低利率政策，使企业与居民进一步失去储蓄兴趣，把大量剩余资金投向回报相对较高的股票、房地产等领域，由此推动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不断攀升、连创新高。此时，日本政府本应进行必要管制，却反而进一步采取放松管制政策，批准福利金、国民养老金、邮政年金和人寿保险等进入股票市场。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还积极扮演“护卫舰”角色，为金融机构提供保护，导致金融机构疏于防范风险，致使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不动产市场，对股市、房市泡沫的膨胀推波助澜，最终吹出了巨大经济泡沫。1989年，日本经济泡沫达到最高峰，由于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无法得到实业支撑，在美国迫使日元升值和日本政府限制银行向房地产市场提供房贷等政策作用下，日本经济泡沫最终破灭。自此，日本经济开始走上长达20年的衰退之路。

　　美国20世纪初爆发的IT泡沫和2008年房地产泡沫破灭等泡沫经济引发的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则是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以来，美国凭借其掌握的国际货币——美元发行权和美元强势地位，过度依靠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工具作为其经济增长动力的发展模式所致。“欧债危机”的发生及其不断蔓延，其深刻诱因也大致如此。

　　三、“中等收入陷阱”与强调政府主导经济超赶和盲目自由化的发展模式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产生，是当代世界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特有现象。世界银行2006年的研究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首先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基本含义是：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钱凯，2011）面对“中等收入陷阱”，仅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1972年日本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就突破了1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花了大约12年时间。1987年韩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大约用了8年时间。而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迟迟未能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经济增长率开始放缓，甚至不增反降，出现长期停滞的徘徊局面。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拉美和东南亚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其中拉美某些国家最为典型。20世纪8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人均GDP就超过3000美元，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经历近30年的发展，到2009年的人均GDP依然徘徊在3500至6000美元之间，始终未能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20世纪90年代末，阿根廷人均GDP曾上升到8000多美元，但在2002年却又降至2000多美元，直到2008年才恢复到8236美元。1980年菲律宾人均GDP为671美元，2006年仅为1123美元，若考虑通胀因素，其人均GDP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产生虽然原因比较复杂，但同这些国家特有的经济发展模式紧密相关。

　　20世纪30、40年代开始，拉美国家相继采取政府主导的以“进口替代”和“超前”城市化战略为主要内容的赶超发展模式，以此推动本国民族工业发展。拉美国家长期奉行的“进口替代”战略强调自给自足和经济超赶，虽然帮助这些国家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并使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家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稳定增长，但同时埋下了不少隐患，积累了许多矛盾和问题。然而，由于其“进口替代”战略忽视同全球产业链的衔接和本国比较优势的发挥，最终造成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另外，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战略以牺牲农业发展作为代价，结果还造成大量农民破产。拉美国家还积极推行超过工业化承载能力的“超前”城市化战略，促使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这不仅带来严重的“城市病”和收入差距等问题，而且进一步加剧经济发展和人口地理分布的失衡，导致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拉美国家实施的以“进口替代”和“超前”城市化战略的经济超赶发展模式，主要由政府主导，但政府权力未得到有效制约。随着拉美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隐藏着的政治腐败和官员腐败问题日趋严重，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陷入衰退。

　　进入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实施政府主导经济超赶发展模式中积累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激化，其内在缺陷更加凸显。此时，这些国家不但没有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适时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反而不顾本国国情接受和推行以“私有化、非调控化、自由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实行超越财政限制和经济发展阶段福利政策，结果导致政府债台高筑、官员腐败猖獗和社会矛盾激化，致使经济发展严重滑坡。整个20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的GDP年均增长率只有1.2%，人均GDP增长则为负0.9%，陷入了所谓“拉美陷阱”。

　　四、推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积极有效应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根本举措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较好利用了国际有利条件和自身比较优势，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国内外环境不断改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开始暴露出日趋突出的矛盾，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日益显现，并潜伏着产生“滞涨”、“泡沫经济”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风险。为有效化解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负面影响，更好防范“滞涨”、“泡沫经济”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风险，需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1．转变过分偏重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科学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及其作用边界

　　政府与市场是两种配置资源和协调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机制或制度安排。战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中的“滞涨”、“泡沫经济”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某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未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过分偏重政府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显著特征，其结果往往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周期同政府主导作用状况紧密相关。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资本短缺、产品匮乏、技术落后和市场发育不良等现状，强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对推动改革，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集中有限资源办急事和做大事，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等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和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特别是内外环境不断变化，强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负面作用越来越突出，资源配置低效率和浪费现象越来越严重。比如，土地、水、矿产等资源价格长期由政府决定，导致国内资源价格长期低于国际市场，并造成国内外市场对中国资源的过度需求和浪费；各级政府追求GDP的投资冲动，不仅客观上刺激了经济的粗放式增长，而且造成了严重的资源重复配置和低效率利用问题；政府管理经济行为长期偏重微观经济指标，缺乏对能耗、排放等行为规制，加上未及时建立节约使用资源、资源再生利用等激励机制，实际上对能源消耗和资源浪费现象起了鼓励作用，致使经济发展中的资源供求矛盾愈加突出。因而，转变长期以来过分偏重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已迫在眉睫。

　　转变过分偏重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并不是盲目削弱政府职能，也不是盲目夸大市场机制，而是合理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及作用边界，实现政府与市场优势互补。（杜人淮，2011）为规避“滞涨”、“泡沫经济”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风险，当前需着力解决以下主要问题：一是政府“越位”和市场“缺位”问题。政府需把履行的本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事项交给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克服和解决政府失灵问题。其中，重点是要改革和完善政府体制和管理制度，确实把政府不该管或管不好的事项让位于市场机制。二是解决政府“缺位”和增进市场功能问题。需通过政府的“补位”来解决该由政府管理领域和事项出现的“真空”问题，实现政府与市场的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为增进市场功能，政府需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合理适度使用行政手段，努力做市场做不到和做不好的事，以弥补市场缺陷。当前着力点是要建立公平市场竞争环境和用好宏观管理手段。三是解决政府和市场各自“错位”问题。这需要通过政府和市场的“正位”来防止和解决政府和市场在各自领域出现的作用方向和力度不合理问题，从而有效解决政府低效率和市场低效率问题。

　　2．转变过度依赖外需和资源投入驱动的发展模式，坚持走依靠内生和创新驱动之路

　　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过度依赖外需和资源投入，不仅会导致一国经济极容易受制于他国贸易政策和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冲击，而且会使经济增长付出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导致经济发展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瓶颈问题，影响经济增长后劲。这也是二战后一些国家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过度依赖外需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不仅付出沉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导致中国产业长期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低端水平，而且使经济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2007年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63%，是全球化龙头美国的2.3倍，出口导向型日本的2.5倍。（丛亚平，2010）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不仅反映经济开放程度和同国际市场联系密切程度的提高，而且意味着世界经济波动极容易传导到中国，给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作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导致外需锐减，中国月度出口增长率因此从2007年2月的51.7%下降至2007年12月的21.7%，造成中国约10万余家中小企业倒闭。（孙剑，2010）我国过度依靠资源和能源投入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属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这不仅经常性地诱发所谓经济“过热”问题，而且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资源枯竭速度加快。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钢铁、煤炭、铜等资源第一消费大国，石油和电力等资源第二消费大国。我国还是世界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国家，万元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万元GDP用水量高达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这不仅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供求矛盾，而且越来越容易受到国际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和资源投入驱动，还使我国内需和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日趋严重。目前，中国已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等却长期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成为代工角色。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和产能扩大，过度依赖外需和资源投入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越难越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强，同世界各国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大。同时，随着资源消耗量剧增和国内外资源存量减少，过度依靠资源投入驱动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更加突出，推动经济增长驱动力的转型已刻不容缓。一是要坚持走依靠内需驱动经济发展之路。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但依靠内需驱动经济增长关键是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扩大消费需求关键则是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优化需求结构，从而使居民有能力消费、敢于消费和善于消费。二是要坚持走依靠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之路。随着生产力不断进步和发展，技术进步和知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突出。通过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不仅可解决外需规模和资源投入减少可能产生的经济增长放缓问题，而且有助于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为此，需要高度重视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升、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在经济增长中作用，努力构建推动创新、鼓励创新和支持创新的文化氛围。

　　3．转变过于追求速度和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确立保障和改善民生导向的发展理念

　　经济发展不仅仅是追求增长速度和规模扩张，更重要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广大民众。若只注重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扩张，而忽视保障和改善民生，最终必将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矛盾和经济波动，拖累经济发展，并可能产生“滞涨”、“泡沫经济”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基本上沿袭的是粗放型的速度规模扩张型发展模式，最典型特征就是过分强调GDP的增长，甚至盲目崇拜GDP。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2003-2007年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即使遭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2008年和2009年，中国GDP仍分别实现了9%和8%以上增长速度。由于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2010年GDP达到60483亿美元，人均4260美元，首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肉类、谷物、水果、棉花等农产品产量，以及钢铁、化肥、棉布、煤炭、水泥、汽车等工业品产量高居世界第一。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扩张，提升了综合实力及国际地位和形象，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有效性和时代价值。然而，经济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长期低下，一些民生指标趋于恶化，结构失衡、产能过剩、资源匮乏、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以及收入差距扩大等社会不公问题日渐突出。收入最高10%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7. 3倍剧增至2007年23倍；新世纪以来的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0.4警界线以上。（张卓元，2010）近年来，普通百姓“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以及收入分配不公、就业难和通货膨胀等民生问题牵动着每个人神经，有可能演化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为了有效防范“滞涨”、“经济泡沫”、“中等收入陷阱”等风险，更好应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负面影响，需在把经济发展理念上由长期过分追求增长速度和规模扩张及时转向保障和改善民生，真正做到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改善民生，在改善民生中推动经济发展。一是合理调整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超越经济持续发展承受力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势必对资源和环境构成巨大压力，影响人们生存和生活环境和质量；盲目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粗放式”增长速度，还势必影响和制约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需淡化GDP崇拜，使经济增长速度回归理性，着力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二是注重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按照科学发展的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的要求，坚持把调整结构、提高效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约束性指标。三是把民生目标作为发展最高目标。坚持把就业优先、成果共享、共同富裕，以及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作为经济发展重要目标，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改革，解决好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住房等领域公平公正问题，积极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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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丛亚平．解决中国经济失衡的路径——缩小贫富差距[J]．领导文萃，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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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项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