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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创新的过程也是使用既有发明的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谈到发展问题，人们喜欢用“创新”一词，那么在您看来，到底何为“创新”

　　詹姆斯·莫里斯：提到“创新”，人们往往首先会想到发现、设计与发明，包括动手去做、去探索那些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但在我看来，创新的过程也是使用既有发明的过程，包含对既有的东西进行再生产。比如很多50年前的理论和发现，现在看来仍然非常前沿，如果没有追随前辈的脚步做进一步探索的话，那创新就无从谈起。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意思是说，创新不一定意味着发明，那么如何评价创新的价值呢

　　詹姆斯·莫里斯：首先，创新需要研究者走到行业知识的前沿，评估创新也就要走到知识传授的前沿。在经济学领域，研究的效果评估经常会用GDP等工具，实际上，创造评估工具的过程也是一种创新。其次，有一些创新只是在原有事物的基础上进行再制造、再投放。如对汽车产业创新进行评估时，我们需要衡量当年的产出以及投入，也会评估投入的劳动力、机器设备等。这个过程需要应用经济评估理论，但是哪个评估方法最为合适还有待讨论。如何能够更好地培训工人以适应新的知识、技术也是一个难题，这个过程也需要相应的评估，比如工人适应技术创新的程度。另外，我们也尝试过对“创新率”的研究，比如一家企业需要对其过去5年的产出进行评估，我们会发现过去5年全球经济非常疲软，所以，其实并不需要过于关注过去5年的数据对于创新率的影响，而是需要在更广的时间范围内进行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中国的创新水平如何

　　詹姆斯·莫里斯：就目前而言，尽管对于中国的创新评估因人而异，毕竟中国的主要产出是生产率相对较低的行业或产品，与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产品相比，其创新率就有一定的差异。但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的创新率看上去的确是比其他地方高一些，只是其原创性的成分与欧美的发明相比来说低很多，而且其中很多技术都来自于欧美。很多人都在说，中国现在一定要创新了，而这里的“创新”更多是指发明创造。我认为中国的科学家和设计工程师们都有能力进行发明创造。产品设计对于经济增长是一股非常重要的动力。假如首先对产品设计进行技术创新的源头并非在中国，这对中国而言就存在一个短时间内难以超越该技术的问题。但由于产品设计将会在未来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且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后，政府也会给予大力支持，所以我相信中国未来会涌现很多本土发明家。

　　2、大学是创新思维的集散地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大学在创新环节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詹姆斯·莫里斯：大学是发明创造的摇篮，是各种各样具有原创性创新思维的集散地。正如我刚才所说，为了实现创新的目的，研究者们需要处在他们所在行业知识的最前沿，但有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某个问题的具体答案，这就需要通过教育来鼓励学生走到这些问题的前沿去探索。在这一过程中，还需要把学生放到问题所涉及的理论框架中，让他们理解问题的语境。如果我们的学生对于已有的一些理论不是特别了解的话，也没有办法让他们进行创新，所以对已有的理论和未知东西的探索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在学生时代曾做过数学系的助教，这给了我一个跟杰出的数学家进行交流的机会，让我受益匪浅。不过，创新的过程也需要很多时间，这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中国的大学应该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詹姆斯·莫里斯：为了发挥大学教育在推动创新方面的作用，首先需要让学生保持好奇心。如果学生想获得高分，他就必须要把自己放到专业中，在各种各样开放性的问题中探索未知之谜。大学教育需要引导学生去发问，而不是去背诵知识。当我们看到学生提出非常有质量的问题时，还需要通过激励机制引导他们继续前进。另外，还可以引入竞争的激励方式，给第一个解决问题的人以奖励，这对学生而言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鼓励原创性，还要鼓励那些最有价值的问题。我认为，学校的使命就是不断地发掘或是创造新的知识体系。

　　衡量一流大学的标准必须看这所大学能够提出问题的数量，尤其是高质量问题的数量。另外，大学需要寻找到具有卓越能力的人任教，以保持其教学和研究水平，一流大学能够将足够多的优秀资源吸引到教育体系中。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在扩张的同时保持大学教育的质量。有人认为，中国很多大学扩张得过快，往往有多个校区，但我认为没有必要阻止大学的扩张。大学可以做得很“大”，但要明确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保持质量。此外，中国的教育制度也有自己的优势，例如高考制度。

　　

　　

　　

　　责任编辑：项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