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德克•梅斯纳，［德］/约翰•汉弗莱［英］
德克•梅斯纳（Dir Messner），德国发展研究所（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Bonn）主任；
约翰•汉弗莱（John Humphrey），发展研究所（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Brighton, UK）研究员。
译 者：赵景芳
赵景芳，军事科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冷战后多行为体、多层面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兴起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出更多的有效参与全球治理制度的空间，而九一一事件则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边缘化。然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印度却崛起为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舞台上的关键性参与者，并以强大的力量开始重塑全球治理架构。中国与印度的崛起对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政策、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全球霸权带来了新的挑战。关于中国与印度的崛起对全球治理理论可能带来的影响及其发展趋势，作者给出了一项简要的研究议程。
关 键 词：全球治理 亚洲发动机 西方霸权 新挑战
一 引言
冷战结束后，有关全球治理的争论反映了一种共识，即加速发展的全球化正在带来跨界和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无法依赖各行其是的民族国家得到解决，而是需要国家间以新形式的“超国家治理”为基础通过政治合作加以应对。① 国际金融危机、银行管制、全球气候变化、国际产权、移民流动、人道主义干涉、打击跨国恐怖主义以及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国际贸易体制等问题，已经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对象。
在这种背景下，全球治理的目标与宗旨被确定为：“发展一整套包括制度、规则及新型国际合作机制在内的体制，以此为基础不断应对全球挑战和跨国现象所产生的问题。”② 随着越来越多具有潜在威胁的问题的出现，全球治理的主要目的是要避免全球体系内的危机和动荡。这一目标无法通过一个集中统一的全球治理体系来实现，而是需要大批的多层次、多行为体参与的制度安排，其中这些行为体既包括政府间组织，也包括半官方及完全非官方的团体。③
但是，全球治理并非仅止于此，其发展还有自身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全球治理的目标被设计为一项新自由主义政策议程，旨在通过国家内部和外部的自由化来促进经济更快增长。尽管有关“管理全球化”或“让全球化有利于穷人”等问题的讨论日益突出表明，如果要促进各国普遍发展，全球化进程需要从政治上进行干预，④ 但是国际一体化的不断增强仍被认为是一项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⑤
20世纪90年代，全球治理理论促进了多边世界秩序的强化以及政府与民间行为体之间新型合作模式的建立。这段时期内，私营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更加凸显，民间与半官方组织在各种全球治理制度中，尤其是围绕产品安全、质量、金融、劳工和环境的标准设定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⑥ 施奥特则把全球层面上私营部门行为体在规范活动中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趋势称为“治理的私有化”。⑦
然而，多行为体、多层面全球治理体系的兴起似乎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出有效参与全球治理制度的空间。⑧ 虽然人们十分关注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治理制度的参与和影响力有限的问题，并试图通过贸易谈判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增加理解和能力的机会，但是直到最近的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发展中国家才充分展现出在设定议程和阐明立场上的能力。不过，大量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对许多制定和应用具有重要影响的贸易技术规则的论坛的参与仍十分有限。⑨ 面对这种情况，全球治理机构的决策者一直努力通过为发展中国家培训谈判和技术专业人员以及支持其参加会议来提高它们对这些论坛的参与程度。
九一一事件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在各种全球论坛中的边缘化，因为它把讨论的焦点转移到了全球化条件下世界政治的未来上面。美国政府对九一一事件的回应和伊拉克战争引发了一场有关“孤独超级大国”阴影下单边世界秩序的激烈讨论。⑩ 许多观察家认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美国仍将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有人宣称，除美国外，还没有看到其他行为体能够对全球治理进程发挥广泛而持久的影响。(11) 如果那样的话，发展中国家则将不可能在未来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中发挥有效的作用。
可是，在关于“单边世界秩序”的讨论即将达到顶峰之时，又出现了一场新的争论。这场争论的焦点是中国和印度及其他一些“支柱国家（anchor countries）”（如巴西和南非）的崛起以及它们对整个工业发达国家特别是对美国全球霸权带来的新挑战。(12) 本文将主要讨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如何塑造全球治理架构以及对西方带来怎样的新挑战。
二 作为全球变革推动者的中国和印度
值得关注的是，直到最近一段时间，人们才意识到中国和印度作为全球变革的推动者甚或“亚洲发动机（Asian Drivers）”，在全球政治、变革和治理等方面正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根据许多重要的全球治理文献可以看出，直到2003～2004年，在有关全球性变革（世界问题、全球相互依赖、全球化进程对民族国家改革的冲击以及全球治理体系中政策制定的新模式）主要驱动力的争论中，人们才开始论及中国和印度作为全球化推动者的重要性。(13)
美国国际政治领域内的一些重要学者也忽视了“亚洲发动机”现象的出现。比如，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对美国来说并非真正的政治挑战；约瑟夫•奈强调，中国必须要走相当长的一段路，才能成为与美国实力相当的竞争者；(14) 查尔斯•库普乾则把欧洲描绘为惟一超级大国面临的严峻挑战，而丝毫没有论及“亚洲发动机”的未来作用；伊沃•戴尔德与詹姆斯•林德赛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跨大西洋的新型合作模式上，也根本没有考虑中国和印度可能会改变整个局势。(15)
自1990年以来，西方出现了6种有关全球政治未来发展的理论，但其中没有一种论及“亚洲发动机”的发展趋势：第一，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意识到全球民主化的强烈趋向，认为全球政治地图的主要冲突线是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斗争。(16) 第二，米尔斯海默集中关注冷战稳定格局崩溃之后民族国家间冲突的再度出现。(17) 在他看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是最严峻的挑战。因此，以实力为取向的安全政策是任何全球战略的核心内容。九一一事件后，卡根等许多学者认为，反恐战争将是未来几十年内的主要冲突形式。(18) 无论米尔斯海默还是卡根，他们都把“安全”作为其研究的首要议题。第三，亨廷顿则主要思考西方与其他文化之间的“文明的冲突”。(19) 第四，保罗•肯尼迪和罗伯特•卡普兰认为，主要冲突线存在于“西方世界和世界其他部分”之间社会经济上的不对称。在他们看来，全球贫困、环境破坏、腐败和南方国家的失败是主要挑战。发展政策以及西方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国际合作是应对这些全球风险的重要方面。第五，托马斯•弗里德曼分析了全球政治的经济化进程。在他的地缘经济学图景中，主要冲突线存在于能够从自由化、新技术和全球市场变革中获益的部分与信奉国家调控和保护主义的另一部分之间，而这两部分既存在于国家内部，也存在于国家之间。第六，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治理理论经历了全球化条件下深刻的政治变革。这种转变的关键词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终结”，(20) 即国家内部与外部主权的销蚀以及国内外政策与政治界限的模糊。在这种情境下，关键性的挑战是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全球治理架构，以便处理日渐增多的世界性问题和全球相互依赖。换言之，全球治理理论认为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强化合作性的全球多边主义。
依笔者看来，“亚洲发动机”现象可能会改变并挑战上述6种“全球政治未来图景”所描绘的那些趋势。全球政治的第7种图景则认为，未来几十年内，全球治理中的主要冲突线存在于中、印作为全球经济及治理的强大推动者所产生的新动力与以上种种趋势之间的相互作用。
三 中印崛起带来的新的权力格局
中国和印度崛起为全球治理与世界经济的重要行为体，将使当今“准单边世界秩序”转变为一种事实上的多极权力格局。最迟到2025～2030年，美国、中国、印度和欧洲将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四大力量中心。这些核心行为体在未来全球治理中的相互作用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1世纪跨界及全球性问题是否以及如何进行应对，决定世界发展中地区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中能够扮演怎样的角色。这种新的多极力量格局及其带来的权力与政策选择的竞争将成为塑造未来50年全球治理架构的核心冲突线——其塑造的方式类似冷战时期的两大体系冲突，也类似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欧洲国家之间无休止的冲突。
其中，问题的核心是，欧盟能否帮助把这两股新兴力量逐渐整合到一个有效的多边主义体系之中，抑或这种多极体系因无节制追求权力而导致新的冲突和不稳定，从而制约了遏制全球化消极方面（比如贫困、环境退化、国家失败）的力量。而未来很可能的情况是，全球治理体系将受到“动荡的多边主义（turbulent multilateralism）”的影响。
中国和印度正成长为全球性参与者，从而改变着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崛起正在并将继续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世纪70～80年代，虽然韩国和台湾地区也曾展示出高增长率，但是现在中、印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并改变着其根本的模式。因此，中国和印度不仅是“崛起的经济体”（如同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泰国和日本一样），而且更是“全球变革的亚洲发动机”。中国对全球经济影响的迅速增长令人吃惊：它在美国全部进口中所占的份额从1995年的6％上升到2004年的15％，(21) 而且在各种制造业部门中，它对全球贸易具有根本性影响。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的《中国经济概览》预测，至2010年，中国将超过德国和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中国对关键性贱金属（base metals）的需求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5％～7％增长到目前的20％～25％；中国拥有世界第二大外汇储备，总计超过8190亿美元；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家——中国未来的能源政策将对全球气候变化情况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国从事实上孤立于国际组织的状态逐渐转变为对国际体系内的国际组织进行充分参与。(22)
印度在世界贸易和金融方面的地位不如中国显赫。虽然印度的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比中国低得多，但是在过去20年中，印度也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并且在下个10年中保持继续增长的前景看好。至2020年，印度将可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一些分析人士甚至认为，印度的长期发展前景要好于中国。(23) 比如，由于印度相对于中国有许多重要的比较优势（比如，“民主制度”、不断成长的年轻人口等），它甚至可能成为具有更大全球行动能力的行为体。自1964年“77国集团”成立之始，印度就一直在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谈判中发挥着关键性主导作用，但印度在各种全球论坛中的地位以及印度政治与经济精英对自我的认知正在经历戏剧性的变化。颇具影响力的《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指出，“印度工业联合会的‘印度无处不在’运动席卷了今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年会。如果公共关系是走向经济成功的路径的话，印度将征服整个世界。印度人确实无处不在，而中国人则相对不见踪影”。(24)
发展中国家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当然来自中国与印度的崛起。首先，随着中国与印度经济的增长，全球竞争环境迅速发生了变化。由于中印两国的高经济增长率、经济规模以及国家内部结构调整的速度，中国和不断加速崛起的印度正在对世界其他地区造成巨大的压力。其次，初级产品在数十年价格跌落之后，自2001年起，原材料与农产品的贸易价格开始反方向运动，(25) 其原因在于中国与印度需求的拉动。在越来越多的部门中，中国工业出口产品正在积极抢占拉美和非洲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26) 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经济活力正在使世界劳务、商品和金融流动市场发生着重大变革。发展中国家决策者需要理解并对新的全球环境做出反应。其中，“赢家”（特别是能源与原材料出口国）将不得不应对出口商品价格与数量增长带来的影响，而“输家”（需要进口不断涨价的原材料与能源的国家以及在国内外市场面临廉价工业制品竞争的国家）则将面临艰难的调适过程。
自相矛盾的是，这种不断增强的影响却很少被运用它的国家所认识到。以中国为例，外界对中国力量以及它对全球经济影响的增强与中国国内的认识大相径庭。中国国内认为，中国仍然相对贫穷落后，需要集中精力克服困难，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以及保持政治稳定和领土完整。这种内外认识上的巨大差异主要存在3个原因：第一，外部与内部认识的视角不同。从外部来看，中国的发展对全球贸易具有重大影响：它在2010年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中国内部的观点则非常不同：1998年，以人均工业制品出口计算，中国在世界上排名第52位。(27) 因此，中国仍把自己看作贫穷的国家，而外界则把中国看作强国。第二，外部与内部的优先考虑和对风险的认识存在差异。外界根据中国过去的增长来推断中国未来的发展，认为它们必须为这种可能的未来情况而准备。对于外界来说，无论中国经济保持继续增长还是进入一个停滞或危机时期，中国都将对全球经济具有根本性影响。而在国内，中国政府的优先考虑和责任所系则是维持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应对主要因经济和社会快速转型而带来的众多挑战。第三，存在一个相对规模的问题。某些对于中国相对不太重要的变化，而对于较小的国家来说则意义重大。
笔者认为，“亚洲发动机”崛起带来的挑战在以下两个方面能够被明显感受到：（1）在多极权力格局时期，全球治理制度的管理能力以及这些机构中权力的均衡和所面临的挑战；（2）由于中国和印度提供了不同的发展选择，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政策因而面临着挑战。
四 全球治理领域中的挑战
在我们进入一个多极世界的过程中，世界将会怎样被塑造呢？它将以各方合作性的态度，还是新老全球参与者的尖锐冲突为特征呢？历史经验表明两点：多极国际结构常常不稳定，倾向于冲突性；全球霸权国家或帝国的崛起与衰落通常伴随着冲突、动荡甚至战争。(28)
中国与印度作用的日益增强必将给全球治理带来挑战。首先，尽管中国与印度喜欢利用多边主义的辞令，但两国国内重要政治行为体的思维主要受传统主权和民族国家观念主导。相比之下，工业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的决策者则认为，在当代全球相互依赖背景下，利用国际合作加强国家的治理资源，修正对于“不干涉”概念的理解，对于在一个已全球化的世界中保持政治行动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来说是必要的。有意思的是，中国与印度所赞成的关于主权与民族国家的传统理解，与当前美国政府的政治思想完全吻合。比如，在有关伊拉克问题的争论中，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家罗伯特•卡根曾努力向欧洲解释，“多边主义是弱国所使用的概念”，是一种很可能在崛起的亚洲强国中找到众多支持者的论断。在这种背景中，人们很容易理解，中国与印度为什么在2005年与布什政府签署了“气候倡议”，而同时又支持京都多边进程以及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设定限制的努力。如果这些基本政治模式在美国、中国与印度关系中得到强化，那么它对全球治理进程的未来将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中国与印度的崛起将会挑战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中的霸权。比森与贝尔认为，这些机构不仅仍然在管理全球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反映了根据盎格鲁—撒克逊思想设计的某种特定世界秩序观念。(29)
最后，多极世界除挑战全球治理的内容外，还将挑战各种治理的进程。历史表明，即使世界经济出现了新的格局，而调整的压力可能会使多极权力格局的演变充满动荡与不稳定。未来很可能出现的一种情景是，现有主导国家与新兴崛起国家间充满大国敌对。(30) 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曾提出创建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以稳定地区货币，美国则立即对日本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负责此事。如果有一天中国与印度开始建立自己的全球治理战略，那么情况又将如何呢？谁会负责缓和中国与印度的立场并指导它们走入合作的渠道呢？实际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不同的问题上都可能会产生分歧或根据立场来划线。从这个角度看，一个以大国间彼此离心为特征的破碎的全球治理架构比一个包容性的全球治理结构出现的可能性更大。
（一）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
总体来看，随着中国和印度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人们能够辨识出它们对当前世界秩序的潜在挑战。然而，需要认清的重要一点是，中国与印度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它们进行改造的能力，还取决于它们希望挑战当前游戏规则意愿的程度。在这方面，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例子提示我们，我们并非简单地存在于这样一个世界，即西方的利益必然受到来自崛起国家的挑战。坎昆会议就展示了西方未来可能受到的其他挑战。当时美欧议程与“22国集团”（G22）国家的议程发生了冲突，最后形成了僵局。(31) 在坎昆会议上，由于中国同意加入“22国集团”，使得印度长期以来作为发展中国家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得到加强。然而，这可能是一个特例，而非一种常规。总体而言，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一直保持低姿态。大多数关于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分析集中于中国在成为该组织成员过程中需要进行的调整，而非中国对该组织运作产生的影响。宋泓强调指出，中国加入WTO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压力和困难。(32) 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协作，为争取发展中国家更加公正的贸易条件以及国家发展的政策空间而斗争。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许多规则相抵触。另一方面，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会从世界贸易组织创立的经济秩序的维持中得到好处。随着中国对科技投资的大幅增加以及中国公司逐渐在全球技术密集产业中站稳脚跟，中国可以从当前体系规则的维持中获得许多好处，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等。对于印度，现在尚不确定伴随它在科技领域的同样大力投资，它能否也会实现向“正统”全球治理制度的过渡。因为没有理由假定，在未来20～30年，中国与印度的利益必然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相一致。
当前，发展中国家具有共同利益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对于印度来说仍然很重要，因为印度经常把自己当作发展中世界的领导者。在这方面，它与种族隔离之后的南非和卢拉当选总统后的巴西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因为这些国家也想承担这样一种角色。它突出体现在2003年6月三国外交部长在巴伐利亚会议上创立了“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IBSA）”。这一组织没有包括中国，说明这些国家作为“民主的”、非经合组织国家正积极试图在“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之外发挥更显著的作用。它们把自身看作是穷国利益的代言人，但这种自我认知可信吗？事实上，它们充当这样一种角色的同时，并没有排除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比如，巴西在联合国提出有利于穷国的倡议并大谈特谈多边主义外交的同时，在本地区却采取服务于本国经济私利的货币政策。
（二）全球准则的制定
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全球治理还是通过制定多种多样准则的机构来实施的。正如布鲁森与雅各布森指出的，在现代世界中，准则可以生成一种强大的全球秩序要素，若没有这些准则，现代世界中的全球秩序是不可能存在的，准则强化全球范围内的协调与合作。标准化是规范的一种形式，其极端重要性犹如等级制和市场一样。(33) 创立什么样的准则以及如何应用这些准则对于贸易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在这一领域，发展中国家一直被认为处于边缘化地位。菲利普斯观察到，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对自身处境的认识主要与全球准则相关。他指出，从大量非西方国家的全球化的研究中看，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研究全球化的方式。这些研究倾向于关注全球化的“冲击”，好像全球化是一股造成国家、地区、社会和经济体出现问题的外在力量，而并不关注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及其建设性的参与。(34)
发展中国家很大程度上是工业化国家发展准则的被动接受者，而这些准则反映的则是工业化国家的考虑。中国与印度试图通过3种不同的方式来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它们拥有潜在资源，能够获取有效参与准则制定机构的技术资格。随着印度与中国本土跨国公司的成长，私营部门参与这些谈判的能力也会增强。其次，进口国家拥有在自己市场上确定标准的权力。随着中国与印度国内市场重要性的增强和进口越来越多的商品与服务，它们将具有塑造地区与全球标准的能力。这方面的例子如中国“绿色食品”的标志。尽管这种标志不是强制性的，但是由于它作为一种可以安全食用的食品标志在中国得到广泛认同，因此进入中国市场的销售公司发现拥有这种标志将获得优势。最后，随着中印两国公司的成长和技术上的不断成熟，它们在各自政府的支持下，能够影响诸如电子商品之类产品的兼容性的技术标准设定。
中国与印度公司对全球准则制定的影响并不会局限于全球准则制定的正式领域。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和对新药品安全的日益关注，西方制药公司的主导地位在20世纪后半期曾得到强化。全球领先的药品公司的垄断状况将会改变，中国与印度公司可能会在制药领域挑战西方公司的主导地位。这不仅是在于印度（以及较小程度上中国）的公司会生产并“复制”这些专利药品，而且在于将来新药产品可能会生产出来，并且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市场。在这种迅速变化的形势下，西方公司与政府很可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鼓励中国与印度公司减少专利侵权、改善产品质量以及打击造假。总体上看，亚洲制药公司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价格低廉的药品，从而直接地冲击西方制药公司的垄断。
（三）对资源与能源的寻求
在未来几十年中，资源特别是能源可能会越来越紧缺，因为包括中国与印度在内的许多国家都需要通过获取各种资源和能源以维持经济快速增长。迈克尔•克莱尔指出，能源与水等资源问题正日益导致全球冲突，甚至在冲突出现以前的很长时期里，国家间对资源的竞争与战略筹划就已经开始。(35) 长期以来，获取外部能源一直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
个中原因十分明显。预计2002～2015年间，中国的能源消耗将翻番，而印度的能源消耗将增加50％，这两个国家将日益依赖能源进口。目前，中国能源需求的45％依赖进口，而到2030年，预计石油消费的74％将依赖进口。同样，整个南亚地区（印度占其中经济活动的80％）2000年石油消费量的72％依赖进口，而2030年则预计达到95％。(36) 中国和印度都严重依赖煤炭，但是现在它们的国内煤炭供应已出现短缺。2002年之前，中国还曾一度试图出口煤炭，现在则不得不努力保障国内需求。同样，印度煤炭进口量预计从其煤炭总消耗的7％增加到2031年的71％。(37) 这两个国家的能源战略还与全球气候变化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现在，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6.5％，而印度则占4％。
保障能源供给安全意味着中印与地区伙伴间更加紧密的合作，这种合作既包括发展基础设施，也包括加强政治联盟。比如，印度为了获取尼泊尔的水电资源和孟加拉国的天然气，不得不加强对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改善政治关系。此外，印度还与巴基斯坦达成协议，要建立一条经过巴基斯坦连接伊朗与印度、价值70亿美元的油气管线。同样，中国在维护其南海权益的同时，也试图与中亚、俄罗斯东部的能源区域连接起来。(38) 然而，在中国政府的战略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它在积极获取非洲石油方面的努力。
换言之，我们当今所谈论的美国情况正在越来越适用于中国与印度：如果这些全球参与者在能源政策、京都进程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不能够被争取开展国际合作的话，那么世界上任何紧迫的环境问题都将无法得到解决。(39) “全球变革发动机”的高速增长率带来的可持续发展、能源和全球气候政策等问题，注定很快将高居世界政治的议程之上，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则表明了地缘经济与政治的复兴：对能源储备和资源的竞争（特别在非洲、拉美、中亚和俄罗斯）在塑造未来的多边权力结构上将产生重大影响。当然，中国与亚洲地区的其他国家一样，对这些问题都十分担忧。在这些具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进行协作，很可能是新兴亚洲强国融入全球治理进程的一种重要方式。
五 工业化国家发展政策面临的挑战
当下中国与印度的崛起意味着“两个非西方大国”正成为全球体系的关键行为体。“西方”如何应对这种事态呢？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克林顿政府时期的重要政策顾问查尔斯•库普乾曾断言，“全球化就是美国化”。(40) 但是，这种“美国化”又能维持多久呢？对于以西方共识为基础形成的工业化国家发展政策来说，中国与印度正带来巨大挑战。
工业化国家发展政策与战略的指导原则主要体现在它们的双边援助项目及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中确立的优先重点上。这些原则包括促进贸易自由化、金融改革、私有化和良治（good governance）；在兼顾军事与战略利益的同时，努力促进人权；根据对经济改革和人权的特定承诺而实施有条件的援助。
墨菲指出，工业化国家创建特定发展议程的成功，是基于金融权力（包括援助、对国际金融机构的控制等）、强大经济体所赋予的信誉度和设定发展议程能力的组合。(41) 然而，这3个因素正随着亚洲经济体特别是中国与印度经济的崛起而缓慢弱化。
首先，中国与印度的崛起提供了“发展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发展”的新思路，从而对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北京共识”就是这样一种体现。(42) 中国在经济自由化方面并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开出的“标准处方”。在其他很多方面，中国的做法也与众不同。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在亚洲以外几乎是不可想像的。而对于这样一个国家，如果认为采纳“标准处方”则中国经济还将更快增长的话，那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柯兰特奇科观察到，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软权力’。这种权力是经济活力、文化吸引力以及贸易和外交的结合。它如同军事力量一样，使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无与伦比。”他认为，美国在亚洲的情况尤为如此。(43) 汤普森则强调，中国在非洲地区努力建立联盟以及提供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方面的切实援助，正在增强中国在非洲的“软权力”。(44) 此外，欧盟最近一份关于亚洲战略的报告援引美国一位未透露姓名的专家的话说：“在过去的5年当中，亚洲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对中国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改变。该地区正在把中国视为思想之源（a source of ideas）。这是一种新现象。”(45)
最后，尽管中国与印度尚不能挑战西方国际金融制度的霸权，或挑战西方的援助计划，但它们能够在一些特定领域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尽管中国与印度的对外援助十分有限，但是对于那些接受援助的国家来说，这可能会开启它们新的发展选择。当安哥拉想获得一项20亿美元的贷款而避免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可能的附加条件时，则转而求助于中国。作为回报，中国获准进入安哥拉石油工业。(46) 这些举动可能带来对工业化国家奉行的自由化议程的某种制衡（counterweight）。
对一些国家来说，中国的吸引力还由于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政策而进一步加强。苏丹、津巴布韦等遭受西方国家指责的国家就特别欢迎这样一种政策。作为非西方国家，中国影响力的不断增强是否会阻挡世界范围内人权、社会、环境标准的进步，并使这些标准实施起来更加困难呢？在国际发展合作的框架下推进民主与防止冲突的努力是否会被削弱呢？“中国模式”是否会在非洲与拉美找到“崇拜者”呢？
拥有影响发展政策的潜力并不必然会转化成为实际的影响力。比如，尽管具有金融权力以及庞大的援助预算，日本在过去20～30年间既没有对全球制度也没有对发展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然而，无论中国还是印度看来很可能都将更加明确地使用它们的权力，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对资源的争夺。(47) 如前文所述，能源问题看来是中国外交与贸易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中国与“人权纪录糟糕”的国家间（如津巴布韦、苏丹等）的紧密合作以及与伊朗、苏丹之间密切的能源伙伴关系，不仅表明外交、援助与投资如何与能源联系在一起，而且还表明这些关系如何挑战西方国家对有关捐赠国标准的政策。(48)
西方不得不学会与自信心不断增长的强国打交道，对于这些国家，西方缺乏更多的优势或影响力。因为，中国与印度都不需要接受国外的大量援助，而且尽管它们需要同西方国家在创新、技术和环境政策领域进行紧密的合作，但西方也需要进入这些快速增长的市场和生产与创新竞争的中心。随着印度与中国在全球发展政策及援助中担负起更加积极的角色，西方国家对它们的影响将有越来越明显的感受。
需要指出的是，工业化国家与中印在某些领域拥有共同利益，如全球经济稳定和共同应对诸如气候变化的挑战等。前文曾指出，中国无意削弱WTO，尽管它可能希望改变WTO的某些政策，以便为国家经济发展留取更大的政策空间。此外，在整个亚洲，所有国家都认为环境与气候问题是它们面临的共同挑战。其中，尽管中国不想过早承诺对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限定，明确声称减少排放是当国家进一步消除贫困之后才应考虑的事情，(49) 但是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努力还是十分显著的。比如，在努力履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非附件1国家”的责任的同时，中国大力投资制度的创新以促进能源的有效利用，而且中国还意识到电力行业过度用煤所带来的问题。
中国与印度的未来作用现在尚无法清晰界定，这取决于中印各自的国内进程以及它们与其他国家间的关系。作为快速增长和改革发展的社会，中国与印度必将面对困难重重的国内调整。历史表明，国内局势紧张常常导致狭隘民族主义的和侵略性的外交战略。因此，鉴于中国与印度在全球政治中不断增强的重要性，全球治理的未来可能依赖于这两个国家在管理内部关键性转型上的治理能力，这反过来将塑造它们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间的关系。
六 “亚洲发动机”挑战全球治理理论：一项多维的研究议程
直到现在，关于“亚洲发动机”对全球变革与全球治理观念影响的讨论仍是初步的，全球治理理论还没有囊括亚洲发动机现象。本文试图给出一个简要的概述，以指明中国与印度在全球治理等级体系中的崛起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与趋势。
这个研究项目需要展示全球变革领域的准确轮廓，并回答上文概述的问题。这项研究议程的相关角度和问题包括：
1.关于中印对全球治理的参与。中印两国在全球治理的哪些领域正在发挥着积极主动的作用（包括议程设定能力；动员其他国家、组织投票阵营以及组织临时或稳定联盟的能力；在国际事务中资金开支能力；组织全球会议能力）？在哪些领域它们的作用比较被动？它们这些作用的发挥主要在地区层次，还是在全球范围？这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怎样的影响以及发展中国家如何反应？
2.关于中印对国际政治的理解。中印两国是否坚持狭隘的国家利益、积极寻求地区领导作用的提升、在发展中国家集团中积极寻求全球领导作用、把自己作为全球领导者而不顾发展中国家利益？它们对外行事的方式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若不同的话，那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3.关于中印对全球治理的不同选择。两个国家是倾向于采取一种合作性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遵守国际体系的规则还是避免国际规则的约束？支持一个强大的联合国还是虚弱的联合国？以地区合作与一体化来应对全球化，还是加强主导国家在地区内的政治权力？
4.关于中印对不同权力模式的态度。目前国际政治领域有4种主要的权力样式：（1）通过与其他行为体的联系而获取的权力，即通过直接的交往来影响其他行为体的能力；（2）“软权力”，即通过组织合作以获取信任以及说服和吸引别人的能力；（3）制度性权力，即参与国际治理制度和体制标准的设定过程，通过确定游戏的规则影响他人的能力；（4）通过武力与强迫获取的权力，即利用军事力量、政治主导和金融实力迫使他人就范的能力。“全球变革的亚洲发动机”会运用哪种形式的权力？它们能否加强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权力？
5.关于中印对私人行为体的态度。这两个国家如何看待世界政治中私人行为体的兴起以及如何与它们打交道？新兴的私人行为体在这些国家中的发展程度如何？它们的议程怎样？更主要的，不论是在正式全球治理机构内部还是通过事实上的权力的运用，中国与印度将如何挑战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制定国际商业规则（如知识产权）的权力？这些挑战对发展中国家将会开启新的机遇，还是带来新的威胁？
6.关于中印国内政治与政策问题。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精英如何认识其国家不断增长的国际重要性及其在世界政治中的新兴角色？这些国家内部对于它们在地区及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存在怎样的政治共识？当前，中印国内对它们作为“全球变革推动者”角色的主流态度将保持不变，还是处于变化之中？
7.关于中印国家内部行为体的问题。在全球治理领域，要想成为积极而有影响力的行为体，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有效的制度（如高效的外交部及其他国际交往的部门）；（2）外交使团的战略能力；（3）在国际事务、全球化进程研究方面的投入，以创造强大的“软权力”（体现在大学、思想库及出版物等方面）等。中国与印度准备在这些领域发挥作用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利益和战略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赵景芳译）
注释：
① M. Zürn, Regieren jenseits des Nationalstaates,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98; J. N. Rosenau, Along the Domestic-Foreign Fronti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J. D. Donahue and J. S. Nye, Governing in a Globalizing World,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al Press, 2000; P. Kennedy, D. Messner and F. Nuscheler, Global Trends and Global Governance,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E. Ostrom, “Revisiting the Commons: Local Lessons, Global Challenges,” Science, Vol. 84, No. 12, 2002, pp. 278—282.
② D. Messner, “Ist Auβenpolitik noch Auβenpolitik …und was ist eigentlich Innenpolitik. Einige Beobachtungen zur Transformation der Politik in der ra des Globalismus.”PROKLA. Zeitschrift für kritische Sozialwissenschaft, Vol. 30, No. 118, 2000, p. 28.
③ 对规范全球经济起到一定作用的民间团体，包括私营债券评级代理机构以及在再保险和清算账目领域中的全球寡头垄断公司。此类团体还包括诸如食品领域的欧盟良好农业规范（EUREPGAP）和全球食品安全倡议（GFSI）以及电子领域的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 ）等民间标准制定倡议在内。参见A. Payne, “The Study of Governance in a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in N. Phillips, ed., Globaliz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77。
④ E. Aninat, “Surmounting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sation,”Finance & Development, Vol. 39, No. 1, 2002, http://www.imf. org/ external/ pubs/ ft/ fandd/ 2002/ 03/ aninat. htm.
⑤ 可参见World Bank, “Globalisation, Growth, and Poverty,”Policy Research Report,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2002, http:// econ. worldbank. org/ prr/ globalization/ text—2857/。
⑥ K. Nadvi and F. W ltring,“Making Sense of Global Standards,”in H. Schmitz, ed., Local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4, pp. 53—94; J. Humphrey, “Shaping Value Chains for Development: Global Value Chaing in A gribusiness,” Eschborn, GTZ, http:// www2. gtz. de/ publikationen/ isissearch/ publikationen/ details. aspx? RecID=BIB-GTZ066187Global.
⑦ A. Scholte, Globaliz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0, p. 151. 转引自V. Higgins, and G. Lawrence, “Globalisation and Agricultural Governance,” in V. Higgins, ed., Agricultural Governance: Globalisation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Regul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5, p. 5。
⑧ D. Rodrik,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 C. Maggi and D. Messner, eds., Gobernanza Global. Una Mirada desde América Latina, Caracas: Nueva Sociedad, 2002.
⑨ S. Zarrilli, “WTO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Agreement: Issu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TRADE Working Papers 3, Geneva: South Centre, 1999, p. 15.
⑩ R. Cooper, The Breaking of Nations, Order and Chao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3; I. V. Daalder and J. M. Lindsay, America Unbound,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W. R. Mead, Power, Terror, Peace, and War-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in a World at Risk, New York: Knopf, 2004.
(11) R. Kagan,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versus Europ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Knopf, 2003.
(12) 所谓“支柱国家”，是指一个地区内的最大经济体，或拥有至少相对于地区内其他国家20％的经济量的国家。支柱国家在地区内拥有广泛的经济政治影响。参见John Humphrey and Dirk Messner, “The Impact of the Asian and Other Drivers on Global Governance”; Goldman Sachs,“Dreaming with BRICs: The Path to 2050,” Global Economics Paper, No.99,2003,http:// www. gs. com; A. Stamm, “Schwellen-und Ankerl nder als Akteure einer globalen Partnerschaft,” DIE Discussion Paper, No. 1, Bonn: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04; T. L.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5; T. L,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 Giroux, 1999。
(13)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urhoo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D. Held, et al.,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M. Zürn, Regieren jenseits des Nationalstaates, 1998; M. Zürn, “Global Governance under legitimacy Pressure,”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39, No. 2, 2004, pp. 260—287; J. N. Rosenau, Along the Domestic- Foreign Frontiers, 1997; J. D. Donahue and J. S. Nye, Governing in a Globalizing World, 2000; P. Kennedy, D. Messner, and F. Nuscheler, Global Trends and Global Governance, 2002.
(14) J.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 2002, p. 22.
(15) 实际上，直到最近的国际关系争论，西方学者才开始把中国和印度放入全球权力格局的框架之内来考虑。J. Nye, “Entspannung zwischen Indien und China,” Süddeutsche Zeitung, June 13, Munich 2005, S. 2; J. Fischer, Die Rückkehr der Geschichte. Die Welt nach dem 11. September und die Erneuerung des Westens, Cologne: Kiepenhauer & Witsch, 2005; T. G. Ash, “Leninistischer Kapitalismus. Chinas undemokratischer Aufstieg zur sch nen neuen Welt 2026?” Süddeutsche Zeitung, January 13, München 2006, S. 15。
(16) F.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17) J.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pp. 5—56.
(18) R. Kagan,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versus Europ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03.
(19) S.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20) 此指1648年签订的结束了“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它确立了国家主权和不干涉他国事务的原则。
(21) http:// www. uscc. gov/ trade_date_and_analyses/industry_job_trends/2005/B—95—05—US—X—M—share. pdf.
(22) Y. Wang, “Briefing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Y. Wang, ed., Construction within Contradiction: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ijing: China Development Publishing House, 2003, pp. 1—46; A. I. Johnsto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Perspectives from Outside China,”in Y. Wang, ed., Construction within Contradiction: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p. 314—328.
(23) D. Rodrik and A. Subramanian, “Why India Can Grow at 7 Percent a Year or More: Projections and Reflections, ”IMF Working Paper 04/ 118, New York: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4, p. 3; Deutsche Bank Research, “India Rising: A Medium Term Perspective,”http:// www. dbresearch. com, 2005.
(24)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4, 2006.
(25) R. Kaplinsky, “Revisiting the Revisited Terms of Trade: Will China Make a Difference?” unpublished paper,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5.
(26) E. Dussel,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Posed by China for Mé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Bonn: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05; R. Kaplinsky and M. Morris, “China's Impact on Africa,”unpublished paper,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6.
(27) UNIDO,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port 2002/ 2003- Competing through Innovation and Learning, Vienna: UNIDO, 2002, P. 163, http:// www. unido, org/ doc/ 5156.
(28) 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2;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H. Münkler, Imperien, Berlin: Rowohlt Verlag, 2005.
(29) M. Beeson and S. Bell, “Structures, Institutions and Agency in the Models of Capitalism Debate,”in N. Phillips, ed., Globaliz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asingtone: Palgrave Macmillian, 2005, pp. 116—140.
(30) “亚洲发动机的崛起”将挑战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自我认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描述了美国克服“全球支配”观念和发展一项“全球领导”战略的困难有多大：“一个富有经验的欧洲观察家在对当代美国与古代罗马对比时很有见地地指出， 没有对手的世界大国自成为一个等级。他们不接受任何国家是对等的，很容易把忠实的追随者称为朋友。它们不再有任何敌人，有的只是叛乱分子、恐怖分子与流氓国家。它们不再作战，而只是惩罚。它们不再发动战争，而只是缔造和平，当臣属没有履行其职责时，它们就会被激怒。”此处还应该加上，“它们不侵略别的国家，而只是解放”。作者写于九一一事件之前，但是其评论惊人地抓住了美国某些决策者的态度。参见Z. Brzezinski, The Choice: Global Domination or Global Leadership,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4, p. 216; P. Bender, “America: The New Roman Empire?” Orbis, Winter 2003, p. 155。
(31) 尽管如此，国家间仍以十分复杂的方式划线站队。比如，在农业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就存在许多不同的利益。关于坎昆会议上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农业问题上复杂的立场划线的讨论，参见Australian Services Roundtable, “Cancun Special,” Newsletter, September 2003, http://www. servicesaustralia. org. au/ pdfFilesNewsletters/specialnewsletter. pdf。
(32) H. Song, “China and WTO: A Process of Mutual Learning, Adapting and Developing, ”in Y. Wang, ed., Construction within Contradiction: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p. 194.
(33) N. Brunsson and B. Jacobsson, “The Contemporary Expansion of Standardization,” in N. Brunsson and B. Jocobsson, eds., A World of Standar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17.
(34) N. Phillips, “Globaizati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N. Phillips, ed., Globaliz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20—54.
(35) M. Klare, “The New Geography of Conflict,”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3. 2001, pp. 49—61.
(36) IEA, World Energy Outlook, Paris: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04.
(37) TERI, TERI Energy Date Directory and Yearbook, 2003/2004. New Delhi: The Energy and Resource Institute, 2004.
(38) 然而，中国在获取哈萨克斯坦能源方面的缓慢进展表明，国家间共同声明并不总能保证项目的完成。
(39) 同样，一篇为2005年3月在首尔举行的“第五届亚太环境与发展部长会议”提交的文章强调了6个方面的环境挑战：工业污染、农业用水增加和农业化学品污染、城市卫生恶劣、能源密集型消费、能源短缺以及自然资源的大量开采。该文还指出：“本地区必须尽快从传统的破坏环境的非持续经济增长，即可称为‘先增长、后清洁’的范式，转换为新的可称之为‘绿色增长’的环保型可持续经济增长的范式。”参见UN ESCAP, “Achieving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in Asia and Pacific, ” Theme paper prepared for Fifth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Seoul, March 2005, http:// www. unescap. org/ mced/ documents/, pp. 3—4。
(40) 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p. 72.
(41) C. Murphy, “Global Governance: Poorly Done and Poorly Understoo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6, No. 4, 2000, pp. 789—803.
(42) J.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5.
(43) J. Kurlantzick, “China's Chance,” Prospect, March 2005.
(44) D. Thompson, “China's Soft Power in Africa: From the‘Beijing Consensus’ to Health Diplomacy,” China Brief, Vol. 5, Issue 21, 2005, pp. 1—4.
(45) Consortium of European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and NOMISMA, 2005, p. 31.
(46) C. Alden, “Leveraging the Dragon: Towards‘An Africa that Can Say No’,”eAfrica, The Electronic Journal of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 March 1, 2005, p. 6.
(47) 能源并非是外交政策中对资源争夺的惟一动力。中国还扩大了它在拉美地区的参与，包括成为美洲国家组织的常任观察员，并试图成为泛美开发银行（Inter- 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的股东以及加强与拉美国家的双边关系等。
(48) 中国石油总公司在苏丹最大的石油企业中拥有40％的股份。这种情况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国家因为安全形势而撤离苏丹造成的。参见I. Taylor, “Beijing's Arms and Oil Interests in Africa,” China Brief, Vol. 5, Issue 21, 2005, p. 4。
(49) Y. Chen, “The Evolution of UNFCCC: Interests and Options for China,”in Y. Wang, ed., Construction within Contradiction: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pp. 236—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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