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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变更将会导致国家战略行为的变化，这是国家为了安全利益而必然采取的“自助行为”。新的战略选择可以包括“制衡”、“搭便车”、“推诿”或者变成更为紧密的“合伙人”。通过考察和分析近年来的中日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决定一个国家对权力变更采取战略选择最重要的变量是国内政治的需要，而并非对权力变更后的“威胁”知觉。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日关系“复杂化”的决定性因素不是“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权力变更，而是日本政府所采取的“联美抑中”的战略选择。它不仅导致了中日关系中“权力因素”与“认同因素”的恶化，也为日本政治精英追求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崛起”提供了条件。

　　关 键 词：中日关系 权力变更 认同/东亚安全

　　作者简介：朱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100871）

　　国际关系的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的变化是决定国际行为的重要因素。由国家间能力分配的变化所引起的权力变更，常常导致国家不得不基于“相对收益”标准上的安全需求而采取“制衡(balancing)”、“搭便车(bandwagoning)”、“推诿(buckpassing)”或者“合伙人(ehaingang)”等战略反应。华尔兹 (Kenneth N. Waltz)直接把这样的权力变更之后的国家行为模式变化归因于“安全困境”作用的结果。在他看来，以“安全”为最高需求的国家通常采取“制衡”而较少选择“搭便车”的行为。①沃尔特(Stephen M. Walt)则将行为选择的变量设定为“威胁”的性质和程度。②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以及“新古典现实主义”更多地把国际行为的模式转变视为权力结构变化条件下的“决策过程”，对于国内政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的目标期待、利益估算、国家性质、知觉和对国际制度的认同，它们通过引进国内政治的变量来考察和分析国家在权力变更过程中的国际行为转变。③如果我们以中日关系为案例来检查这些理论，我们不得不面对以下问题：为什么“中国崛起”时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都在改善而唯独与日本关系紧张？如果中国的“睦邻”政策并不存在对日本的“例外”，那么是什么原因决定了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末之后持续强硬的对华政策？如果因为历史问题而导致的认同差异决定日本对华政策的强硬，那么80年代这样的差异同样存在，为什么那个时期中日关系能保持稳定而现在却不能？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引进一个新的干预性变量用以解释国家在权力变更过程中的国际行为。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日关系持续下滑一直是困扰东亚地区安全的重大隐患之一。持续紧张甚至恶化的中日关系不仅妨碍了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发展，阻止了活跃的经济区域化进程向安全领域内扩大的势头，更有可能引发新的军备竞赛和大国对抗。从新现实主义理论出发，早在90年代初就有人预言：为了财富、权力和荣誉，东亚将难以避免地进入“不稳定的多极冲突”时代。④有关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探讨，许多海外学者都把重点放在1998年中国领导人访日、中日政治体制的差异、两国在历史问题上的争论以及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等问题上。⑤大部分中国学者则把原因解释为是日本右翼势力高涨、日本对中国强大的忧虑、日本知华人士的流失以及中国缺乏对日本政策的“新思维”等方面。笔者认为，导致日本对华政策趋于全面强硬的最重要原因是面对“中国崛起”时日本战略选择的变化。东亚的权力变更以及日本同时出现的“政治崛起”进程是日本对中国采取“联美抑中”战略的原因。这种基于日本国内政治发展而形成的“战略选择”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简单意义上的安全，还包括日本在亚洲维持经济主导地位、提升日本的商业竞争力以及日本在与亚洲国家关系中的传统“优势”地位。日本“政治崛起”的目标不仅是要让日本修改和平宪法、成为一个拥有“集体自卫权”的“普通国家”，更是要让日本能够在心理上、国民意志上、国家法律体制上和包括防务力量在内的整个国家能力建设上，都能应对未来强大的中国以及朝鲜的核能力等问题。从小泉政府到安倍内阁，日本对华政策的持续转型的根本目的是要为未来日本全面“抵御”甚至“战胜”所谓“中国威胁”发展出日本政治精英想要看到的“国家能力”和国民意志。日本的“战略选择”超越了“权力变更”和“认同对立”，成为日本对华奉行强硬政策的根本原因。

　　一 中日关系：最复杂的大国关系？

　　在当代大国关系中，中日关系无疑是最复杂的关系。中日关系几乎囊括了所有让大国关系趋于紧张和对立的基本因素。这种因素既有权力(power)层面的变更，也有能力(capabilitiy)上升后而出现的对未来权力结构的疑虑和恐惧；既有因中日两国之间文化与心理的差异而产生的错觉，也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而导致的认知差异；既有地理位置邻近而必然产生的地缘政治(geopolitical)上的竞争关系，又有大国间难以避免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所激发的对各自未来政策与意图的不确定感；既有如钓鱼岛这样的领土争端，又有两个工业化国家之间不断上升的有关能源与市场的竞争；既有两国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政策的“非连续性”，又有各自国内膨胀的民族主义而引发的政策背后的情绪化因素；既有“历史问题”所造成的挥之不去的不同的“历史记忆”，又有现实政策与观念背后总是存在的“历史与现实的纠葛”。⑥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在分析架构上可以简化为两大因素：“权力因素”和“认同因素”。“权力因素”是指因为权力对比变化而造成的利益竞争甚至冲突以及看待权力对比变化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念；“认同因素”是指相互之间的认知、知觉和看法。⑦

　　后冷战时代的东亚安全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最突出的是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与发展。观察家们认为，东亚的变化即使不是由中国“主导”的，却基本上是由中国来“推动”的。⑧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使得中国经济的工业化进程全面展开，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长足进展。199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在世界第八位，到2006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跃升到世界第四位。这十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而同比，日本的经济规模只增长了24%，欧洲经济增长了28%，美国经济增长了将近 48%。中国经济在未来还有20～30年的高速增长的空间。到2015年，中国经济总量有可能超过德国占据世界第三位，到2025年，中国经济规模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过日本。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上升，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建设在前进，有关中国是否将成为东亚区域领袖以及全球性大国的臆断层出不穷。中国的崛起是一种综合能力的崛起，它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经济和军事、文化和外交等诸多方面。⑩中国的崛起在后冷战时代导致了东亚的权力变更。

　　然而，美国维持东亚前沿驻军、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和追求对中国的“接触”政策的结果，依然使得美国维持了在东亚军事实力和战略力量具有优势地位的“霸权稳定”态势。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后冷战时代的东亚安全结构是中美之间的“两极体系”，但这是一种以美国霸权优势为基础的、以美国对地区的军事义务的可靠性为前提的、非对称的“均势状态”。(11)日本作为美日同盟的坚强成员，其安全地位事实上在后冷战时代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更有保障了。即便是2006年10月9日朝鲜进行核武器试验，美国重申对日本的核保护，美国对日本的同盟义务的信誉并没有受到任何削弱。而日本在海、空军力量发展上的高技术“精兵”之路，使得日本的军事能力完全是“世界级”的，领先于其他的亚洲国家。(12)日本之所以死咬着“中国威胁论”不放，并让这种观念去主导其对华政策，是因为日本国内的政治精英希望在后冷战的环境中实现日本的“正常化”，让日本从世界第二经济体的实力出发获得相应的政治、防务与国际地位，并为日本的安全政策赢得更大的“自由”和“灵活度”。(13)在日本，“中国崛起”的事实被广泛说成是中国正在实质性地“威胁”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和利益，成为日本凝聚社会共识、打击国内和平主义思潮和调动各种政治力量突破和平宪法体制约束的最重要的“外在因素”。其结果，“中国崛起”在日本看来几乎完全改变了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日中关系的基础。但本质问题并不是中国的崛起导致了日本进取性的防务政策变化，相反的是日本外交与战略思想的现实主义转型放大了“中国崛起”对日本的消极后果。(14)

　　国际关系中权力的再分配并不必然产生国家间认同与情感因素的对立。国内政治制度因素更不是妨碍国家彼此推进认同建设不可逾越的障碍。“中国的崛起”就产生了国际关系中对中国形象认识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变化。一种观点把中国视为“可爱的熊猫”，它们愿意做“熊猫的拥抱者(panda hugger)”，另一种观点则把中国看作“凶狠的恶龙”，要做“屠龙手(dragon slayer)”。(15)但是，如果随着国际关系中权力分配的变化而出现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明显的认同恶化，那么这种认同的疏离、对立甚至憎恶只会加剧彼此之间因为能力变化后对对方意图的怀疑与敌视，进而不断地加剧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冲突。国际关系中难以摆脱的紧张和敌意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权力的再分配经常伴随着不同国家之间相互认同的恶化与排斥。(16)

　　中日之间“认同差异”有两国的社会性因素，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民族主义确实也给了日本很大压力：首先是“历史问题”。中国一直坚持认为日本应该“以史为鉴”，而日本90年代以来的主流社会意识是要彻底“走出战败历史的阴影”。其次是长期存在的“不信任”国民心理问题。即便20世纪80年代中日两国相互开放、人员往来频繁，但两国缺乏“信任”的事实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17)自小泉政府上台后，中日之间的“认同差异”已经走向了全面的“认同对立”。其结果是，不仅日本对华有亲近感的人数从90年代中期的55%降至2005年的32%（日本民意调查显示），创历史新低。在对一系列重要的地区与世界性问题的看法上，中日两国的立场常常截然不同，各自对对方的国际角色、作用和未来走向的看法严重趋于对立，彼此认为对方是最有“威胁性”的国家。这种认同对立的核心除了争论不断的历史问题，还包括对“美国霸权”地位的看法，日本认为“美国霸权”是保持国际秩序与安全的“答案”，而中国认为是“问题”。(18)然而，单纯的认同对立并不必然导致两国关系的持续紧张和对抗的升级。20世纪80年代，即使有社会心理上的“不信任”，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还是较稳定的。小泉执政的2001～2006年，“认同对立”演变成了中日在靖国神社、东海油气田、钓鱼岛和日本“入常”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政策对抗。

　　日本恶化的“中国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国内“政治引导”的结果。例如，右翼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中国问题上的叫嚣几乎看不到日本国内的批评。 2004年“亚洲杯”后中国球迷的不冷静举动一遍又一遍地在日本媒体播放。在日本右翼政治势力鼓噪和媒体的片面引导下，日本民众普遍认为中国抓住二战历史不放，是为了让日本永远在中国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日本应该在历史问题上停止“自虐”。在这样的情绪化的认识中，两国历史问题的争论已经偏离了“是非”、“对错”的价值判断，越来越变成了单纯涉及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较量，变成了中日权力竞争的“另一条战线”。小泉首相拒绝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故意将这场争论污蔑为中国图谋永远“压制日本”。与此同时，针对所谓“中国威胁”，日本的安全政策也在不断走向强硬，越来越反映日本国内普遍的“政治共识”。(19)2005年2月，美日“2+2”联合声明第一次将保障台湾海峡局势的和平解决视为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关注”。日本外相麻生是公开谈论“中国威胁”最多的西方国家的外长。转型时期的中日两国对彼此的疑虑、敌意和民族主义情绪都在不断上升。

　　中日对立的历史问题背后存在着更为深刻的国内政治因素。冷战后，东亚区域国家中的日本、中国和韩国都普遍基于国内政治重塑对外认同。(20)2001年后日本的对华政策中隐含着的“认同排斥”有着强烈的国内政治需求。小泉政府利用日本国民的“改革诉求”，开始实施国内改革方针。在赢得多数民意支持的情况下，其不惜在日中两国关系问题上操弄民粹主义主题，利用日本国民对中国增加的“嫌弃感”，坚持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对华“不低头”方针，加剧了两国社会层次上的相互排斥。反过头来，日本对华政策上的情绪化看法，又进一步给予日本政治人物采取进攻性的防务政策的借口，成为政府可以动员舆论接受政治精英们的安全与防务主张的强有力的手段。在小泉政府时期，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立场、国内政治中的精英主义立场和内政运作上的保守主义形成“三位一体”、相互促进。(21)这不仅大大伤害了中日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而且催生和助长了两国间的对抗性情绪，限制了决策者的妥协空间，把本来合理的竞争推向了情绪化的冲突轨道。在近现代国际关系中，经由民族情感的对立并进而产生狂热的民族冲突的例子比比皆是。中日东海油气田争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民族主义情感对立的结果。(22)

　　然而，在分析中日关系的恶化以及是否将进入“大国敌对”状态的原因时，不能单纯地视为是“历史问题”、民族主义或者制度差异引发的“认同对立”。这三个因素确实是两国煽动性的民族情感对立的源泉，也是两国关系恶化重要的社会背景。但冷战的起源已经证明，只有相互排斥的认同因素与国家特定的战略相结合，才能真正演化为一种大国对抗的“悲剧”。(23)

　　二 东亚的权力变更与日本的战略选择

　　东亚的“权力变更”随着中国的崛起带来了中日两国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但并未出现“权力转移”。美日军事同盟的日益紧密、日本对于扩大导弹防御研制与部署的努力以及日本自卫队体制的转变和日本迈向“普通化国家”的加速，标志着日本从体制、能力和意志三个层面准备防范“中国威胁”，但这并不能决定日本政府就一定要对中国实行“对抗政策”。从理论上说，中日的权力关系变化并没有走到让日本在政治上与中国对抗的地步。(24)小泉政府时期的对华强硬政策是日本做出了“联美抑中”的战略选择的结果，日本因而放弃了在中、美、日三边战略互动中保持某种战略平衡的选项，转而一味地紧绑在美国的战车上竭力从战略上牵制中国。

　　国际关系中权力分配的变化无论是从国际关系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影响国家战略选择的决定性因素。日本不是担心和害怕现在的中国，而是担心和害怕未来的中国——一个可能在东亚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具有和日本接近的科技与工业竞争力并拥有区域投送能力的中国。在此背景下，日本认为其传统对华政策的目标——让中国实现改革开放因而避免拖累东亚地区发展和成为日本包袱的中国、一个可以让日本大规模地推销其商品的中国——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中国崛起过程中日本的战略利益需要。日本需要针对一个可能“超越”与“钳制”日本的中国来做出自己的战略反应。(25)

　　日本的“战略选择”既有日本外交的特殊性，也有中日关系的特殊性。日本外交的特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日本历史上所具有的“与国际体系中最强者”结盟的传统；(26)二是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对邻近的大陆国家崛起而产生的天然的对海路航行安全的特别关切。中日关系的特殊性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日本知道基于历史问题，中国难以对日本成为“全球大国”显示战略宽容，因而只有通过强势性地“依附”美国才能获得外交政策从“民间的国际主义(civilian internationdism)”向强调国家力量要素作用的“强国国际主义(great power internationalism)”的转型。虽然东亚所出现的权力转移和变更并不必然导致日本对中国采取敌视和对抗的政策，但日本国际战略转型的方向性选择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基本成型。(27)二是在后冷战时代，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开放的国家以及中日之间的经济联系日臻紧密，但日本始终认为在“国家类型”上，美、日都是“西方”民主国家，而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这种利益和价值上的“阵营观念”在相当程度上也决定了日本在中美之间的“战略取舍”。(28)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日本政府的对华强硬政策并不与究竟什么样是“中国威胁”的性质有关，而只是与日本政治精英已经决定了的“中国政策”的战略选择有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以和平、睦邻与合作为主题的外交政策的发展，再加上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中国为东亚区域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中国崛起的过程是日本和区域内绝大多数国家都受益的过程。其结果是除了日本之外，亚洲绝大多数国家都将中国视为“好邻居、建设性伙伴和区域性的现状国家”。(29)实际上，日本更是目前中日密切的经贸互动关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中日贸易已经连续三年超过日美贸易，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当前经济景气的重要拉动力是其不断扩大的对华出口。面对着“中国崛起”，日本理论上存在有多样化的反应方式，包括在中美关系中实行“等距离外交”，甚至坚持以往的和平主义方针扮演亚洲的“瑞士”的角色。(30)

　　然而，日本不满足于“平民大国”、转而追求“政治大国”的决心，促使日本将“制衡中国(balancing China)”作为应对中国崛起首要的战略选择。为此，日本全面增强美日军事同盟，加速瓦解“专守防卫”的自卫队体制，按照美日共同军事行动和相互密切配合干预区域安全热点的原则调整日本军事力量的部署和武器系统，在台湾问题上形成美日联合协防台湾当局的态势，扩大战争准备的“有事法制”，反对欧盟取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在日本“制衡中国”的战略选择主导下，日本政府利用“中国威胁”凝聚国内共识。通过不向中国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妥协和污蔑中国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就是干预日本内政，争取摆脱受历史问题“矮化”的心态，从精神上寻求全面与中国对抗的心理资源。(31)即便是 2006年9月上台的安倍政府也拒绝就停止靖国神社参拜做出公开承诺。对日本的政治精英来说，似乎只有选择“制衡中国”，才能在外交和内政上真正成为一个“强国(great power)”。

　　国际关系理论对什么是“强国”有不同的定义，但标准的现实主义定义是“只有拥有大国间战争能力、因而能影响国际秩序的国家”才是强国。(32)或者，“只有能拥有意志和能力可以改变国际系统性的事件”的国家才是强国。(33)虽然日本的政治精英很难接受日本不是“强国”的称谓，但添谷芳秀认为，日本只是“中等大国(middle power)”，因为日本没有强大的军队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没有战略打击能力，尽管经济强大，但缺乏全球政治影响力。(34)国际关系中有强国的潜力但不想成为强国的例子几乎没有。正如华尔兹所言：“不选择成为强国是国际关系中结构性的例外。就这一原因来说，维持这样的决定是很难的事情。……日本和德国又能够在多长时间内与其他的核大国共存而又拒绝自己拥有相同的能力呢？”(35)冷战的特殊历史造就了日本的“和平主义”体制，但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环境让日本的主流观念认为没有必要继续恪守“和平主义”的自我设限。

　　日本决心“制衡”中国的战略选择直接加剧了中日两国之间日益对抗性的历史问题认识和排斥性的民族情绪，这使得中日关系中的冲突性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尖锐。在众多冲突性议题上，本来双方能够找到妥协或者其他解决办法，却因为缺乏达成共识的意愿而使对立升级。20世纪80年代，中、日两国可以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搁置争议”的做法，但90年代末以来，日本一直在通过设立灯塔、向个人租借等方法有意加强对钓鱼岛的实质管辖。日本似乎并不担心对华强硬政策带来的后果。安倍曾公开暗示，中国不会坐视中日关系紧张，因为这将损害中日的经济发展。(36)中日之间的东海油气田问题、两国的军事力量发展问题以及今后各自的战略动向问题交错在一起，一旦出现过激的对抗或者“擦枪走火”的事件，两国是否能在未来真正控制和化解危机、避免关系进一步向对抗方向升级，目前尚难以乐观。小泉执政的最后四年，中日两国出现了“大国对抗(great power rivalry)”的趋势。

　　“联美抑中”战略要求日本政界精英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加速追随美国在东亚的霸权建构，以遏止和看管中国崛起的战略动向，其结果是，日本增强美日协调与同盟关系的努力在战略方向上就是接受美国有关国际秩序的话语和观念，日本政府并为此不惜强势引导日本国民接受“亲美路线”上的精英意识，散布在情感和观念上的“嫌弃中国”。(37)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小泉首相不顾日本国内近70%的反战民意，向伊拉克派遣日本自卫队，强调日本对美国这个唯一同盟的责任。在日本政治精英“联美抑中”战略的社会动员下，不单日本国内缺乏改善中日关系的国内政治资源，也给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继续在民粹主义旗帜下操弄两国历史争议提供了巨大空间。这却使得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得到了美国前所未有的认同，为美日同盟承担更大军事义务成为日本“军事崛起”的“政治授权”。(38)

　　日本“制衡中国”的战略选择既满足了通过加强美日军事同盟、让自己在历史和现实中永远都是“与强者为伍”的心理和安全感，又为日本摆脱二战后的战败国地位和战败后发展起来的“和平主义”提供了重要的阶梯。二战后，日本作为和平主义国家是那段历史的产物，其核心甚至否定日本意识形态中的“国家主义”。(39)但是，奉行和平主义的日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它的国际行动能力和影响力所受到的巨大限制，日本的政治精英可能永远无法得到他们所梦想的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应该拥有的权力与荣誉，日本在后冷战时代面临变化的国际环境、朝鲜核问题和中国崛起时所能为这个国家应付“不确定未来”的能力将永远受到约束。后冷战时代至今的日本就是从冷战时代的“和平主义”、“平民国家”或者“经济超级大国”地位中苏醒、开始为新世纪的日本重新构筑“普通国家”齐备的权力要素的过程。(40)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小泽一郎等人就开始提出了“普通国家论”，要求修改和平宪法，成为拥有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全面国家能力的“普通国家”，告别“和平国家”的自我束缚。经过桥本龙太郎、森喜朗、小渊惠三和小泉纯一郎等历届政府的努力，终于到了最后“冲刺”阶段。安倍政府上台后，将加速修宪列为重要议程，要求在2007年就通过立法允许对修改日本和平宪法进行全民公投。(41)日本政府的战略选择得到了美国的响应和鼓励，1996年的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使得这一战略与对华强硬政策结合在一起，日本松动自卫队体制乃至摆脱和平宪法束缚、让日本更好地成为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的“枢纽”和战略行动的得力帮手，符合美国的利益与政策要求。尽管日本右翼政客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和言论践踏了国际正义，但美国政府从来没有就历史问题公开批评或者警告日本，美国甚至有人公开支持日本拥有核武器作为对付朝核危机的“筹码”。(42)

　　三 国内政治、决策过程与中日关系模式

　　决定日本未来对华政策的因素除了权力变更以及战略选择之外，国内政治究竟如何影响其“决策过程”是另外一个重要变量。即便一个国家担心另一个国家未来的能力和意图，并决心在战略上采取“制衡”行动，决策者们也可以基于当代国际关系及和平与合作的时代特征来选择“利益目标上的合法竞争”、“烈度有限的对抗”，并辅之于“有限范围内的合作”。问题是，今后日本政府究竟是愿意选择与中国在“竞争中合作”，还是在“冲突中合作”。这是两个几乎完全不同的关系模式。

　　小泉政府显然选择了“冲突中合作”的决策模式。日本现实主义的政治精英总是将日本自我选择的“政治大国化”道路视为中国或者朝鲜因素作用下的“刺激／反应”方式，但更直接的变量关系并非如此。无论是日本和平主义的民意，还是改革日本宪法所设定的防卫体系，都是日本国内政治变革中受主导的对象。(43)小泉利用参拜靖国神社去追求和提升自己的“个性魅力”，为推进自民党权力重组和邮政改革等尖锐的国内政策积攒个人政治资本。2005年9月，小泉宣布国会重新选举并在选举中获胜，这表明日本公众对小泉政府的评价根本不顾及日益恶化的中日关系，反而让“个性十足”的小泉达到了个人声望的顶峰。日本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固执与褊狭，并非是小泉首相个人性格特点所致，更不是为了迎合日本民众的对华不妥协的主流看法，而是因为参拜的政策决定本身是日本国内政治的需要。(44)在对华关系上，日本小泉政府的“精英主义”路线甚至拒绝美国总统布什2005年11月要求日本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的劝告。小泉相信他的行为不会伤害日本选民。(45)而小泉时代的日本外交决策权力有了更为突出的变化，即从以往的官僚体制向政治家倾向转移的事实，不仅进一步遏止了日本对华政策的不同声音，也使得对华政策决策几乎完全掌握在少数政治首脑的手中。为此，小泉政府时期中日经济关系虽然得到了延续和发展，但首脑互访停止了四年，在日本“入常”问题上更是进行了一场惨烈的外交较量。在东海油气田资源开发问题上，中日双方的军事力量对峙也时隐时现。正如麦克•格林(Michael Green)所指出的：“显然两国关系的动态有影响，但日本对华政策的模式转变是其国内政治、文化和制度变迁的产物。……日本外交政策中的战略现实主义将会继续发展，中国因素有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46)

　　从目前来看，2006年9月上台的安倍政府采取了“在竞争中合作”的对华关系模式。在中国方面争取稳定和改善中日关系的巨大诚意面前，安倍首相在2006年10月8日访问中国，成为二战后日本首相就职之后选择中国为首先出访国的第一个日本首相。安倍访华具有重要的意义，对稳定持续动荡的中日关系、减缓双方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对立发挥了直接作用。然而，安倍并没有承诺不去参拜靖国神社。他所采取的“既不说去，也不说不去”的政策显示了安倍在对华政策上比小泉富有灵活性，但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对华外交上的“小泉路线”。安倍急于访华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向日本公众证明自己的外交能力。(47)从安倍目前涉及中国政策的讲话来看，日本新政府在策略上将致力于推进同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关系，争取日本外交在对美关系与对亚洲关系上实现某种平衡。因为这既有助于为安倍新政府树立外交声望，也是安倍政府想要将日本打造成“世界级大国”所必须的。(48)一定程度上，亚洲外交将成为安倍政府的政策重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外交的这一重点是安倍新政府的“外交焦点”。安倍政府将仍然坚持日本外交中的“美国焦点”，进一步增强日美安保同盟、协调东京—华盛顿在区域与全球问题上的基本政策以及密切日美磋商与对话管道。在对美政策上，安倍肯定继承“小泉路线”。日美关系将继续强化，中日关系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善的可能性不大。

　　然而，未来中日关系是否能够继续保持“竞争中合作”的态势，目前还难以断定。从消极的观点来看，日本在这两种关系模式之间摇摆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第一，安倍的外交理念虽比小泉首相要灵活和务实，但日本政治人物普遍认为中国缺乏“价值高度”或“道义说服力”来让日本有意愿接受中国在历史和其他问题上的要求。(49)这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上日本对中国的“歧视”，更是近代以来日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长期存在的“心理优势”和“骄傲感”，甚至在某些日本人心中，始终隐藏着自日本“脱亚入欧”以来就从来没有真正改变过的对亚洲其他国家和社会的“蔑视”。(50)日本对华政策的国内政治基础依然脆弱。

　　第二，日本政府的外交理念是否能尊重中国政治体制的现实还难以预料。虽然日本在表面上没有对中国发动意识形态攻势，但安倍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意识形态色彩空前强烈。在2006年出版的《致我美丽的祖国》一书中，安倍首相强调日本外交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同亚洲民主国家的关系，并强调推动民主国家的联合是日本外交未来的方向。(51)安倍外交政策中坚定的国家主义信念和他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背景，本身就很可能导致日中在外交妥协方面更加困难。这将是中国未来对日政策的一个新视点和新问题。日本即便想向与其有历史问题争议的国家妥协，日本的重点也会放在韩国而不是中国的身上。对于日本的右翼来说，“日韩关系”而不是“日中关系”可以成为“东亚政治的新核心”。(52)安倍在 2006年10月9日访韩时特别强调日韩拥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联系到日本近年来对印度的外交政策和即将与澳大利亚签署的防务合作协定，日本的“联美抑中”战略正在出现扩大趋势。

　　第三，日本国内的政治走向是否会让政府重新“操弄”中国议题，还难以断言。小泉时代的日本对华外交证明，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日本政府甚至需要日中关系处于“对抗状态”，以便通过诉诸日本国民上升的民族主义情感来增强政治人物的“人气”，聚敛修宪所需要的国内凝聚力，培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安倍首相上台后，一方面与中国积极恢复首脑外交，另一方面将防卫厅升格到防卫省，通过新的日本教育法推广爱国主义教育，坚持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加进“人质”绑架问题，并强调要大力推动修宪进程，反映了日本政府积极利用“外部因素”以促使国内和平体制彻底转型的既定方针。

　　从积极的角度来说，中日关系建立“竞争中合作”的关系模式仍可以期待。首先，我们应该相信日本民众的判断力和爱好和平的意愿与决心。2006年11月28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的舆论调查显示，有35%的日本受访者认为日本最需要加强关系的国家是中国，该数字超过了选择美国的33%。(53)日本民众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心理在安倍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就显现出来了，这也是安倍就任首相之后迅速访问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问题是，日本的民意是否能实质性地影响日本政府的决策过程，依然还是一个疑问。(54)其次，历史问题分歧短期内难以缩小，但并非不可以跨越。中日关系难以实质性改善的症结是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但从深层的原因来看，靖国神社之所以能够成为难以突破的“瓶颈”，是由于两国关系已经出现了“复杂性”加剧的结果。具有主导性作用的“权力要素”在引发两国间的“认同危机”的同时，又强化了日本以中国为“长期威胁”的战略选择，从而使得日本政府全面对华强硬政策几乎难以改变。日本首相继续参拜靖国神社是不可接受的，但中日关系的稳定可以促使日本在解决靖国神社争议上拿出方案来。最后，中日之间有充分理由建立长期的、旨在稳定两国交往的“战略互惠关系”。随着2006年10月和11月两次中日首脑会晤的举行，两国关系开始出现了小步升温的势头。2007年4月，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将访问日本，安倍首相有望在2007年秋季再度访问中国。中日两国近来频繁的高峰会谈有助于两国关系的稳定与改善。安倍在国内政治没有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对中国采取以首脑互访为标志的“二次关系正常化”的对策，但在防务和战略领域与美国继续强化关系，共同实行“防范(hedging against)”中国的政策。

　　然而，对中日关系的未来保持乐观为时尚早。不管谁出任日本首相，日本安全战略将继续实质性地向“现实主义”转型，“联美抑中”的战略选择不会改变。20世纪90年代有关日本安全战略的一系列核心概念，例如“平民大国”、“反军事主义(anti-militarism)”以及“商业主义大国(mercantalist power)”已摇摇欲坠。日本正在日益转变为独立地追求和行使外交与防务力量、能够在美日同盟框架内执行国家战争能力的国家。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观点来说，日本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基于权力原则的“安全的追求者(security seeker)”，而不再是以往的“制度的和平者”。安倍政府在外交上已使得日本更加活跃，在防务政策上将更加咄咄逼人。日本积极的外交与防务角色，已成为美国主导的区域乃至全球霸权的重要支柱。(55)在美日联合导弹防御计划研制的同时，日本已经开始着手发展长程导弹研制计划，日美正在改建过程中的下地岛民用机场转向军事机场，日本发展自己的军事侦察卫星系统以便建立起战略性侦察和预警能力，并为自己的长程导弹能力设立全球目标定位系统，日本具有充足的核武器制造和发展能力以及在美日安保同盟中建设日本海上和空中自卫队的远程运送能力。不远的将来，美日将会制定针对台湾海峡危机的联合军事行动计划。(56)日本国内也有人强烈呼吁，为了配合美日同盟的军事与安全行动的需要，日本该是认真考虑“核武装”的时刻了。(57)但日本安全战略的现实主义转型以及其“联美抑中”的战略内核并不意味着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潮的重新抬头，也并不意味着日本不再是坚持和平道路的国家。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理论来说，“安全的追求者”虽然强调实力，但只要不是一个“贪欲压倒一切的食肉国家”，同样可以相对理性地处理国家的安全关注。(58)如何妥善处理中日两国转型时期较为特殊的“对撞”和克服来自日本持续的战略压力，是21世纪中国实行和平与合作政策的重大考验。

　　四 结论

　　国家在国际体系内权力变更的过程中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国际行为是新现实主义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传统的“安全困境”研究由于缺乏对国内政治变量的考察而陷入了物质主义的泥潭；而防御性现实主义对“国内变量”的探讨丰富和发展了现实主义安全范式的解释力，但将国内变量常常局限在决策过程、国家类型以及威胁认知等方面。本文引入“战略选择”作为“国内变量”的一个延伸，能够更为细致地解释为什么在小泉政府执政后实行如此强硬的、对抗性的对华政策。通过本文的分析，笔者想要强调的是“战略选择”的分析路径并非是新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刺激／反应”模式，而是基于国内政治对国家发展的评估与预期而采取的因应“外在因素”的主动行动。“认同对立”事实上是这一战略选择的产物而不是国家战略选择的前提。

　　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区域层次上持续的权力变更正在将地区安全推向新的转型时代。日本在国际事务中作为“政治大国”的崛起以及为了配合这一崛起而采取的“联美抑中”战略正在促成东亚权力结构新的再分配进程。东亚目前的现实是中国的“大国崛起”和日本的“政治崛起”正在同时发生。如果这两种崛起进程发生碰撞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是猜疑、敌意和民族主义情绪的膨胀是可以理解的。但对立的认同如果成为支撑日本战略选择的资源，那就是极不正常和非常危险的。中日关系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最复杂的大国关系之一。日本的战略选择是这些复杂性深化的最重要的变量，也是解释日本为什么在亚洲各国中以强硬的方式采取包括“软遏止”等各种措施在内的防范中国政策的主要原因。随着“中国崛起”，两国间的认同对立是当前中日关系改善的巨大障碍。中日两国国民情感的渐行渐远不仅是两国关系恶化的产物，更是两国关系一路下滑的原因。由于日本对华政策的强硬立场更多地来自于其自身“大国化”进程中的战略选择，来自于日本国内政治变迁的现实需要，因而是长期性的。期待这种强硬立场随着政权变更而出现“软化”更是不现实的。日本“大国化”的战略选择需要以强势应对“中国威胁”来为国内政治动员力量，而旨在克服“中国威胁”的战略选择又可以通过加速向“普通国家”的转型并增强和形成对付“中国威胁”的能力。问题是，中国和日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管理这种“碰撞”。今后的中日“碰撞”是否将导致两国通过军备竞赛来应对各自所面临的“安全困境”，现在还很难预料。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东亚新的权力分配的结果是大国纷纷追求以军事力量为代表的“政治崛起”，东亚地区安全将面临新的分裂。因此，在中日两国都处于崛起过程的时候，如何能够有效地防止不信任的深化和彼此战略冲突的扩大，避免东亚出现新的军事对抗和大国敌对，是目前摆在中日两国以及东亚所有国家面前的重大挑战。中日关系不稳定，东亚不可能稳定。化解这一挑战最重要的途径之一是要实现中日关系的历史性和解，并形成相互可以兼容的战略关系的未来。没有中日两国下决心去培植和建立起码的战略互信，阻碍两国关系持久稳定的认同对立不可能降低。由于美国因素的存在，中日关系应该可以“在竞争中合作”，避免代价巨大的“在冲突中合作”。

　　注释：

　　①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1979, Chapter 6.

　　②Stephen W.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③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4,No.2,1990, pp.137-168; Charles L. Glaser, "The Security Dillemma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 50,No.1,1997,pp.171-201; Charles L.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 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No.3,1994/1995, pp.122-166;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5,No.3,1996,pp.90-121; Thomas J. Christensen, "Perceptions and Allinces in Europe: 1860-194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1,No.1,1997,pp.65-98; 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es: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7,No.1, 1992,pp.177-198.

　　④Aaron L. Driedberg,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1993/1994, pp. 5-33; Richard K. Betts, "Wealth, Power, and Instability: 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1993/1994, pp. 34-77; Denny Roy, "Hegemony on the Horizon? 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 pp. 149-168.

　　⑤Ming Wan, Sino-Japan Relations: Interaction, Logic and Transform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Quansheng Zhao, Japanese Policy Making: The Politics behind Politics-Informal Mechanis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⑥有关中日两国安全互动中“复杂性”的分析，请参见Aaron L. Driedberg,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hipolar Asia," pp. 5-33; Thomas J. Chilstensen,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1999, pp. 5-38; Reinhard Drifte, Japan's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 1989: From Balancing to Bandwagoning?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Ming Wan, Sino-Japan Relations: Interaction, Logic and Transformation, 2006。

　　⑦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在这里所使用的“认同”并非是指建构主义中的“认同”，而是使用政治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中的“认同”概念，它是指与物质主义要素有关，但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物质主义要素之外的知 (perception)、认知(cognition)和观念(idea)，是国家关系中在心理感受／反应层面的因素。请参见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eter H. Gil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erkeley, C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⑧Stephen Bosworth and Morton Ambramowitz, Chasing the Sun, New York: M. M. Norton, 2006;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2006; Morton Abramowitz and Stephen Bosworth, "American Confronts the Asian Century," Current History, April 2006, pp. 147-152; William A. Callahan, "How to Understand China: The Dangers and Opportunities of Being a Rising Pow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1,2005, pp. 701-714.

　　⑨Michael Elliott, "The Chinese Century," Times, January 22, 2007,p. 32.

　　⑩有关“中国崛起”是包括多种实力要素在内的综合性崛起的分析，请参见J. Stapleton Roy, "Troubling Signs in East Asia," CSIS Pacific Forum: PacNet Newsletter, June 14, 2006; Joseph Kahn, "The Two Faces of Rising China," New York Times, March 13, 2005。

　　(11)有关后冷战时代东亚地区和平是中美之间“两极均势”的分析，请参见Robert N. Ross, "The Geography of Peace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1, 1999, pp. 35-65。

　　(12)Jennifer M. Lind, "Pacifism or Passing the Buck? Testing Theories of Japanese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2004, pp. 92-121.

　　(13)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的安全总是同它能够取得的“自由程度”相匹配的。参见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12.有关修宪究竟将如何提高日本安全政策的“灵活度”的详细分析，请参见Christopher W. Hughes, "Why Japan Could Revise Its Constitution and What It Would Mean for Japan Policy," Orbis, Fall 2006, pp.725-744。

　　(14)有关冷战后日本的外交与战略思想从“自由和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分析，请参见Michael J. Green, Japan's Reluctant Realism, New York: Palgrave, 2001。

　　(15)Peter H. Giles,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Identity-Conflict Debate: Is a'China Threat' Inevitabl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1, No. 2, 2005, pp. 235-265.

　　(16)Jonathan Mercer, "Anarchy and Ident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2,1995, pp. 229-252.

　　(17)这方面最早的权威论述，请参见Allen S. Whiting, China Eyes Japan, Berkeley: Unvi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18)Michael Yahuda, "The Limits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Berkeley: Univeresity of Califon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62-185.

　　(19)Robert Pekkanen and Ellis S. Krauss, "Japan's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on Security Policies," Orbis, Summer 2005;Christopher W. Hughes, "Why Japan Could Revise Its Constitution and What It Would Mean For Japan Policy," pp. 725-744.

　　(20)Koro Bessho, "Identities and Security in East Asia," Adelphi Paper 325, 1999, pp. 13-37.

　　(21)有关外交的现实主义、国内政治中的保守主义和决策过程中的精英主义为什么常常“三位一体”的理论分析，请参见Piki Ish-Shalom, "The Triptych of Realism, Elitism, and Conservat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8, No. 3, 2006, pp. 441-468。

　　(22)Mark J. Valencia, "The East China Sea Dispute: Ways Forward," CSIS Pacific Forum: PacNet Newsletter, September 15, 2006.

　　(23)有关基于权力与利益考虑的“冷战战略”决定了冷战起源和进程的分析，请参见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而对看上去有利可图的战略及政策选择为什么导致国际关系中的“悲剧”，请参见Richard Ned Lebow, The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Ethics, Interests and Ord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4)从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理论来说，日本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联美抑中”的战略选择甚至是某种“例外”。华尔兹认为，如果说“制衡”是国家为了保障安全的现实需要，那么这样的“制衡”对象应该首选强者，而不是“弱者”。参见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26-127；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日本的实际对华政策一直是在“制衡”与“合作”中平衡，“合作”的一面还比较突出。Michael J. Green, Japan's Reluctant Realism, pp. 81-102。

　　(25)查尔斯•格雷泽对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贡献就是论证了当国家间权力分配开始变化时，是这个国家对“制衡”对象的知觉，而不是单纯的制衡行为，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战略选择。参见Charles L. Glaser, "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1,1997,pp.171-201。

　　(26)有关结盟政治作为一种“历史政治文化(Historical-Political Culture)”分析要素在日本对外战略中的影响和作用，请参见Thomas Berger, Cultures of Antimilitarism : National Security in Germany and Japan,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55-60。

　　(27)Mike M. Mochizuki, Japan: Domestic Change and Foreign Policy, Santa Monica: Rand, 1995, pp. 47-54.

　　(28)有关美日是“民主阵营”内共同价值与利益不可分离的伙伴的分析，请参见Gerald L. Curtis, ed.,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Asia: Challenges for U. S. Polic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4; Yoichi Funabashi, Alliance Adrift, New York: 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ook, 1999; Michael J. Green and Patrick M. Cronin, eds., The U. 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ook, 1999; Steven K. Vogel, ed. , U. S.-Japan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Would,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2。

　　(29)David Shambaugh, "Asia in Transition: The Evolving Regional Order," Current History, April 2006, p. 158.

　　(30)Samuel p. Huntington, "Japan's Role in Glob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Vol. 1, No. 1 , 2001, p. 142.

　　(31)在华尔兹看来，“制衡”有“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的制衡措施就是加速国家的发展，包括防御力量、制度调整和心理准备；“外部”的制衡就是组织或者强化军事同盟。参见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24-125。

　　(32)Graham Evans and Jeffrey Newnham,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Penguin, 1998, pp. 209-210.

　　(33)James M. Goldgeier and Michael McFaul, "A Tale of Two Worlds: Core and Peripher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1992, p.467.

　　(34)添谷芳秀：『日本の「ミドルパヮ一」外交——戦後日本の選択と構想』，东京，筑摩書房，2005年版。

　　(35)Kenneth N.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1993, p. 66.

　　(36)David Pilling, "Abe Aims to Secure Japan' s World Status,"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31, 2006.

　　(37)Qingxin Ken Wang, "Hegemony and Socialization of the Mass Public: The Case of Postwar Japan's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n China Poli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9, No. 1,2003, pp. 99-119.

　　(38)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Re-Emergence as a 'Normal Military Power,'" Adelphi Papers, No. 368/369,2004, p. 14.

　　(39)有关日本和平主义在二战后兴起与发展的经典论述，请参见H. P.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0; Jeffrey W. Dower,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40)这方面的深入介绍与分析，请参见Yoshihide Soeya, "Japan: Normative Constraints versus Structural Imperatives," in M.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Practice: Material and Ideational Infiuer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28-231。

　　(41)《安倍晋三希望2007年推动修宪公投》，http://news. sina. com. cn/w/2006-12-20/074911837933. shtml。

　　(42)Charles Krauthammer, "The Japan Card,"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3, 2003.

　　(43)Robert Pekkanen and Ellis S. Krauss, "Japan's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on Security Policies," Orbis, Summer 2005.

　　(44)Willem Van Kemmende, China and Japan: Panners or Permanent Rivals? Clingendael: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6, pp. 41-52.

　　(45)Richard MacGregor and David Ibison, "Koizumi in Hot Soup with China over War Shrine,"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7, 2006.

　　(46)Michael J. Green, "Managing Chinese Power: The View from Japan,"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 171.

　　(47)Martin Fackler, "Abe Hurrying to Improve Tie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3, 2006.

　　(48)David Pilling, "Abe Aims to Secure Japan's World Status," Finaacial Times, October 31,2006.

　　(49)Ming Wan, Sino-Japan Relations: Interaction, Logic and Transformation, pp. 33-39; Robert Sutter, "China and Japan: Trouble Ahea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No. 4,2002, pp. 37-49.

　　(50)Koro Bessho, "Identities and Security in East Asia," p. 13.

　　(51)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东京：文芸春秋，2006年7月，第五章“日本与亚洲及中国”。

　　(52)Michael R. Ausl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The New East Asian Core," Orbis, Summer 2005, pp. 459-473.

　　(53)于青：《日本民众认为最应加强与中国关系、右翼势力不高兴》，载《环球时报》，2006年12月2日。

　　(54)有关日本特殊的政治文化与政治体制对民意作为独立制衡力量的抑制，请参见Karel Van Wolferen,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Tokyo: Charles E. Tutttle Company, 1993。

　　(55)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Re-Emergence as a Normal Military Power," Adelphi Papers, No. 368/369,2004.

　　(56)Wang Liang, "Coping with Abe: Time for 'New Thinking' in China's Japan Policy," CSIS Pacific Forum: PacNet Newsletter, January 24,2007.

　　(57)川上高司：「‘封印’された：日本核武装论を解き放て」，『世界周报』，2007年1月16日，第6-10页。

　　(58)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Security Dilemma?" pp. 90-121.

　　责任编辑：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