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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欧盟的中东北非政策在“阿拉伯之春”发生前，以制度性建设为主，相继实施“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欧洲睦邻政策”和“地中海联盟”等项目，但结果与其设计目的之间的落差较大，没有实现中东北非地区繁荣和稳定的目标。阿拉伯世界出现“民主化浪潮”之后，欧盟及其成员国迅速调整政策，支持一些国家“政权更迭”，外交政策立场强硬，运用多种严厉制裁工具，改变了世界对欧盟作为“民事力量”的传统认知。欧盟在美国力量收缩的世界格局中，追求“有效多边主义”世界秩序中的“有效性”，增加了国际影响，但它在中东北非地区仍对美国存在军事和外交上的依赖。

　　关键词：欧盟的中东北非政策、阿拉伯之春、有效多边主义

　　2012年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在美国战略东移，在中东北非地区呈现收缩之势的情况下，态度异常强硬地对待叙利亚和伊朗现政权。它们改变了过去以和平谈判为主的政策手段，与美国通力合作，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和伊朗政府实施经济制裁及其他干预措施，一些举措的积极程度甚至超过美国。欧债危机虽然严重，但欧盟及其成员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行动并没有受到债务危机的过多影响。

　　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的中东北非地区政策演变历程，我们发现欧盟的政策原本比较稳健，着重通过建立制度来维护该地区的稳定。制度建设是欧盟的传统。中东北非地区毗邻欧盟，从1995年开始，欧盟通过建立“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EMP）、“欧洲睦邻政策”（ENP）和“地中海联盟”（UfM）等制度管道，试图以发展经贸关系、提供援助等方式实现这一地区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地区和平。但欧盟与中东北非国家间的这些机制并未发挥理想效果，不少阿拉伯国家的失业率高企，经济增长乏力，2011年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爆发后，中东北非更是陷入地区性动荡。法英等欧洲国家和欧盟在“阿拉伯之春”系列事件里相当活跃，深层次参与推翻原有政权的各项活动，法英在利比亚危机中甚至率先出动战机轰炸卡扎菲军队，2012年的叙利亚危机和伊朗核问题博弈中，欧盟和一些欧洲国家也相当主动。欧盟近年来的中东北非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改变了世界对欧盟作为“民事力量”的认知。一位美国评论者提到，欧洲不再是“后现代社会的和平主义者”，“当他们有政治意愿的时候，他们也能，并将使用武力”。[1]笔者认为，欧盟的中东、北非政策的转型依旧是欧盟“有效多边主义”战略的体现，只不过其重点转向“有效”这一部分，为了“有效”，欧盟开始认可包括军事干预手段在内的“硬举措”。

　　欧盟中东北非政策机制效果不佳

　　中东北非国家位于地中海的南半弧，欧盟处在北半弧。随着欧盟的逐步扩大，南半弧的地中海国家在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家加入欧盟后，成为欧盟隔海相对的邻国。为了稳定周边，自20世纪90年代起欧盟开始推行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欧洲睦邻政策和地中海联盟等制度性项目，但结果与其设计目的之间的落差较大。

　　1、1995年欧盟（当时是15个成员国）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及、以色列、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塞浦路斯、马耳他[2]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签署“巴塞罗那宣言”，正式启动“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 （EMP）机制。“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机制改变了欧洲与地中海南岸邻国保持双边关系的旧模式，变成一方为欧盟，一方为地中海合作伙伴国家的新型多边关系。“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计划将地中海变为一片和平、繁荣之海。“巴塞罗那宣言”提出欧洲与地中海国家要建立三个相互补充的层面的关系，第一是政治和安全合作，希望实现环地中海的和平与稳定；第二是经济和金融合作，共享繁荣，建立环地中海自由贸易区；第三是社会与文化层面，进行人员交流，促进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增进公民社会层面上的联系。

　　但是“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并不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更像一种辐辏体系。欧盟并非根据南方国家的需要，而是自己决定实施方法和具体步骤[3]。最终结果是“巴塞罗那宣言”确定的和平与稳定、共享繁荣等目标，都没有变成现实。“巴塞罗那宣言”规定在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但直到今天，只是消除了制造业领域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这些都是欧盟和欧洲国家的优势所在。农产品的贸易自由化（北非国家除能源外最主要的出口产品）进程非常缓慢。欧盟倡导投资自由化，也使得欧洲公司在竞争中胜过本土公司，将很多本土公司逐出市场。更关键的是，“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项目安排中没有南方国家与欧洲间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协议，这也削减了南方国家的劳动力竞争优势，间接增加了这些国家的失业。欧盟力图通过“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在地中海国家推广自由市场理念，但自由市场反而增加了这些国家的失业，拉大了贫富差距。“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其根本原因正在于阿拉伯国家的糟糕的经济状况。唯一从伙伴关系中获益的国家是唯一一个非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以色列借助“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打开了通向欧洲市场的出口渠道，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以色列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越不少欧盟国家[4]。

　　2、“欧洲睦邻政策“（ENP）是欧盟2003-2004年开始实行的一项政策工具，它与“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不同，不是多边协定而是欧盟单方面有条件地向地中海国家提供援助。此政策的出台有三点背景：第一是地中海国家经济和政治体系差异过大，欧盟希望用一项可以分类对待各国的新政策工具来提升管理水平；第二是欧盟2004年即将东扩，中东欧十国将加入欧盟，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会成为欧盟的新边界，欧盟在短期内不可能让这两国入盟的前提下，又需要稳定它们的情绪，所以提出“欧洲睦邻政策”，给以它们一定援助。这一模式随即被照搬到地中海邻国与欧盟的关系中；第三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提出了“大中东和北非倡议”（Broader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itiative）[5]，计划有组织、有规模地从外交、经济和政治等个层面在整个伊斯兰世界进行民主改造。“欧洲睦邻政策”也是欧盟相对美国这一倡议推出的以民主稳定周边的平行的制度工具。欧盟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但交换条件是阿拉伯国家进行政治改革。

　　由于有“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的铺垫，欧盟在中东北非地区推广民主，与美国相比，有一定的优势。但是阿拉伯国家在态度上，对美欧的新政策工具都没有表示热烈欢迎。阿拉伯民众厌恶美国入侵伊拉克，对欧洲也没有好感，尽管很大一部分欧洲国家对伊拉克战争持否定态度。阿拉伯国家批评美国在巴以问题上持双重立场，欧洲人则被看作是美国的帮凶[6]。在政治上，面对欧盟伸过来的“樱桃”，不少阿拉伯国家采用了实用主义态度，比如埃及的穆巴拉克一开始表示同意，但当需要进行真正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时，它就中断了与欧盟的谈判。在技术上，阿拉伯国家也不适应这套将欧洲共同体法律（acquis communautaire）照搬过来的援助措施，如约旦，虽几经努力，它也没能将自己的公有部门或私有部门的治理水平提升到欧盟要求的水平。只有以色列认为“欧洲睦邻政策”是一个真正的机会，以色列通过它获得进入欧洲市场的特殊通道，而且在科研领域可与欧洲展开合作。

　　3、“地中海联盟”（UfM）是萨科齐2007年在竞选法国总统职位时提议，在他当选总统之后大力推动于2008年建成的。“地中海联盟”与“欧洲睦邻政策”相比有两个特点，一是成员国更多，达到43个，二是层次更高，更侧重国与国之间政府间层次对话和谈判，它在西班牙专设了秘书处，并且仿照欧盟设立轮值主席国。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地中海联盟”也称不上成功。首先，它在欧盟内部就受到很多质疑，西班牙怀疑法国此举是冀图改变西班牙在“欧洲睦邻政策”中的中心角色[7]，德国认为萨科齐是在争夺欧盟扩展方向的主导权，有碍欧盟的团结。其次，“地中海联盟”着力推广欧盟与北非国家在能源、基础设施、运输以及环境等领域的商业项目，但收效甚微。唯一的亮点，为促进地中海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地中海联盟”专门成立了“地中海企业开发机构”，但目前来看，大多数项目仍停留在纸面上[8]。再有，“地中海联盟”与前两项欧盟机制一样，也强调中东北非国家要推进民主和人权，法国也是“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反应最激烈的欧洲国家，但2008年正是法国前总统萨科齐邀请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与他一道担任“地中海联盟”首任联合主席。2008年7月萨科齐也同样在巴黎设宴欢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

　　总体来看，欧盟的三项地中海机制都没有达到预想效果，政治上没有取得阿拉伯国家的充分信任，对巴以问题的帮助不大；经济合作也没有让阿拉伯国家开始改革，阿拉伯人民并未从中获益；虽有文化对话和公民社会接触，但效果有限。“巴塞罗那宣言“提出的欧盟与地中海南岸国家“共享繁荣”和“创造就业”的目标没有实现。欧盟推广自由、民主和法治等理想主义说辞，由于它的现实主义做法和对待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双重标准（2006年巴勒斯坦大选哈马斯获胜后欧盟拒绝承认），说服力大为减弱。加强情报、边检、反恐等领域的合作，保证欧盟自身安全，减轻移民压力等现实动机在欧盟的地中海政策机制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利比亚危机后欧盟中东、北非政策的新动向

　　利比亚战争开创了法英等欧洲国家领衔北约军事干预的新模式，欧盟在利比亚战争中也表现得颇为活跃。检视欧盟和一些欧洲国家在利比亚的行为，翻阅它们的政策文件[9]，我们可以看出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已经承认它们原来追寻的西亚、北非地区的“稳定”已不复存在，转而将核心目标改变为促进该地区的“深度民主”，冀望日后在更高层面上，实现地中海南岸的长久稳定及欧洲的利益诉求[10]。2012年，欧盟和以法国为首的一些欧洲国家对叙利亚和伊朗的态度相当强硬，在经济制裁更新频率和覆盖范围、帮助反对派和在联合国提案的主动程度等方面超过美国，外交行动非常活跃，似乎没有受到债务危机的影响。但对中东动荡的老热点——巴以问题，欧盟则比较沉寂，没有给予巴勒斯坦建国有力支持。

　　1、叙利亚危机

　　2011年3月叙利亚爆发大规模国内冲突以来，欧盟和法英等成员国有以下几点表现：第一，加强对叙利亚政府的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2011年5月至2012年10月，欧盟已对叙利亚进行了19次制裁，不断增补制裁产品种类，增加列入制裁名单的自然人和法人数量。截止2012年10月份，欧盟外长理事会决议已禁止欧盟国家进口叙利亚原油、石油产品和武器，禁止欧盟企业向叙利亚出口武器、军用产品、炼油设备、黄金、钻石、贵金属、奢侈品、防毒面具等军民两用产品，以及可用于互联网和电话监听的设备、技术和软件；要求成员国如果发现可以用于叙利亚政府“国内镇压”的武器或装备，须在机场、港口及其领海内根据国际法予以拦截；禁止欧盟银行和保险公司向叙利亚政府或公司购买上述产品提供技术或资金支持；冻结与叙利亚的“联系国协定”谈判，停止与叙利亚政府在“睦邻政策工具”内的合作项目；禁止向叙利亚中央银行提供现金；成员国不得向叙利亚政府提供援助和优惠贷款；冻结欧盟认为支持叙利亚政权的自然人和法人的资产，不允许上述自然人入境；禁止叙利亚飞机在欧盟机场着陆；禁止叙利亚金融机构在欧盟开设新分支或与欧盟银行建立联合办事单位等[11]。叙利亚经济主要依赖石油出口，而且欧洲市场是叙利亚的主要销售地，约95%叙石油出口至欧洲。欧盟对叙利亚的全方位制裁，给巴沙尔政府造成巨大经济压力。

　　第二，动用除军事手段之外的多种方式帮助反对派。在欧盟2012年3月23日的外长会议结论中，提出它“愿意接触所有坚持非暴力、包容和民主价值的叙利亚反对派，支持它们发表一份具有广泛性和包容性的纲领”；欧盟认可“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为叙利亚人民的合法代表，认为“各反对派组织必须团结起来为建立一个民主、多元、稳定和保障人权的新叙利亚进行和平斗争”；而且欧盟许诺“一旦发生真正的民主转型，欧盟就将与叙利亚在各互利领域发展新的、规模宏大的伙伴关系，包括启动援助、加强贸易和经济关系，以及支持叙利亚的司法和政治转型”[12]。欧盟积极参与“叙利亚人民之友”的国际会议筹办，并对叙利亚反对派提供资金和人力支持。2012年9月11日，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在向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陈述叙利亚局势时，表示叙已陷入“危险僵局”，欧盟准备提供更多资金，协助叙反对派联合起来组建过渡政府[13]。

　　叙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40年代曾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又因黎巴嫩问题与法国存在历史争议，因此法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最积极。2012年9月11日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在法国国民议会承认，法国帮助多名叙利亚高官叛逃。叙共和国卫队少将塔拉斯7月初加入反对派，他表示自己是在法国特工的帮助下逃离叙利亚的。法国《费加罗报》称，巴黎帮助12名叛逃者逃离叙利亚。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伯翰•加利昂是居住巴黎的大学教授。“叙利亚人民之友”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也是在巴黎召开的。法国总统奥朗德6月曾放出“不排除对叙利亚动武”的说法，欧洲议会重要议员、比利时前首相伏思达9月11日也敦促欧盟军事干涉叙利亚，他表示，鉴于美国国内目前聚焦于大选，欧盟必须“站在打击巴沙尔政权的最前沿”，用不着等待美国人，欧盟可以单独在叙设置“禁飞区”[14]。

　　第三，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要求阿萨德下台。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联合阿拉伯联盟等地区组织，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和人权理事会以保护人权为理由，提出提案，要求阿萨德下台。2011年10月，英法两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2012年2月，摩洛哥又代表阿盟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由法国、英国、德国及有关阿拉伯国家共同起草的涉叙决议草案。上述两份草案被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2012年4月英国、法国、德国和葡萄牙四国起草并在安理会散发谴责叙利亚的声明草案。8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当天在日内瓦举行第17次特别会议，会议以33票支持、4票反对、9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由波兰代表欧盟提出的向叙利亚派出独立国际调查团的决议。该决议谴责叙利亚当局侵犯人权，呼吁叙当局立即停止该行为、保护平民。俄方在对该决议的表决中投下了反对票。这几次国际场合交锋中，欧洲国家都扮演了发起人的角色，而美国则只是表示大力支持。

　　2、伊朗核问题

　　自2003年伊朗宣布提炼出能为核电站提供燃料的铀后，美国对伊朗的核能开发计划就“严重质疑”，极度担心伊朗拥有生产核武器的能力，对伊朗态度强硬，时常发出与以色列一起发动战争的声音。欧盟则在伊朗核问题上长期担任斡旋者，由英、法、德组成的“三驾马车“代表欧盟，与伊朗进行对话，致力于谈判解决纠纷。但2012年开始，欧盟开始追随美国，对伊朗实施严厉的制裁，改变了调停者的自我定位。

　　2012年1月23日欧盟外长理事会作出决议，禁止成员国从伊朗进口石油并对伊朗中央银行实施制裁：欧盟禁止成员国从伊朗进口和转运原油和成品油；禁止欧盟成员国从伊朗进口石油化工产品，禁止欧盟成员国向伊朗出口石油产业关键设备和核心技术，禁止欧盟企业继续向伊朗石化产业投资或与伊朗相关企业合资经营新项目；不允许境内金融机构为伊朗的石油贸易提供融资和保险服务。生效日期为2012年7月1日。同时欧盟外长会还决定制裁伊朗中央银行，要求欧盟成员国冻结伊朗中央银行在欧盟境内的资产。此外，欧盟还拉出个人制裁名单，禁止成员国向名单上人员发放签证并冻结其在欧资产[15]。2012年10月15日，欧盟进一步制裁伊朗，将伊朗的另一出口产品——天然气——纳入制裁范围：禁止成员国从伊朗进口、转运天然气，以及为伊朗的天然气贸易融资和提供担保。同时扩大金融制裁范围，将此前对伊朗中央银行的制裁扩大到伊朗的商业银行。决议规定欧盟金融机构不得处理可能用于伊朗核计划和弹道导弹项目的资金，欧盟域内的银行非经明确严格条件下的国家授权不得与伊朗银行进行交易等。决议还规定欧盟成员国不得向伊朗出口石墨、铝、钢等原料和半成品，可用于集成工业加工流程的软件，以及相关项目的技术支持和融资服务。决议还禁止欧盟成员国公民和公司拥有的船舶运输或储存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禁止欧盟成员国企业为伊朗建造油轮、生产海军装备以及提供船舶建造和维修技术等。此外，决议还将34家为伊朗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的伊朗企业和一名与伊朗核计划相关的个人列入欧盟制裁清单[16]。欧盟这两次对伊朗的大规模制裁标志其政策发生重大转变，2012年之前欧盟对伊朗的制裁仅限于针对特定个人和公司的经济限制措施，之前欧盟在实施全面行业制裁方面落后于美国，当时主要考虑到中东地区的稳定，以及欧伊贸易关系，但显然2012年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态度已经有所改变。

　　伊朗出口的原油有近20％输往欧盟国家，由于美国早就对伊朗实施制裁，欧盟的制裁使本已饱受封锁之苦的伊朗的着力一击，在欧盟制裁的第一个月，伊朗就因此损失50亿欧元。伊朗的货币里亚尔贬值40％，预计到年底还将再贬值一倍[17]，欧盟的制裁对此有很大“贡献”。

　　3、巴以问题

　　自1993年奥斯陆和平进程开启以来，欧盟一直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最大的国际援助者，欧盟每年援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15亿美元，约占其受援总额的50－55％。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日常行政开支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欧盟的援助。欧盟也很自豪它同时成为巴以双方的朋友，而且这一地区是它传统上的安全重点[18]。欧盟对“中东路线图”计划最有热情，但在“中东四方”机制（即欧盟、美国、俄罗斯和联合国共同商谈巴以问题）框架下，由于美国片面支持以色列的立场毫不动摇，而欧盟又不可能违背美国意愿，所以欧盟的努力没有换来任何成果[19]。欧盟在巴以问题中没有独立性，所以它只能延续奥斯陆协议以来的模式，在美国监督下的谈判中，它只能不断重复关于希望实现“两国方案”的言辞，只要以色列依旧“只说不做”，欧盟就仍没有办法，无法阻止以色列继续在西岸建设犹太人定居点[20]。

　　一些阿拉伯领导人，比如阿盟前秘书长穆萨曾呼吁欧洲接管巴以和平进程。2011年5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在与欧盟官员会面时，也曾督促欧洲“加强努力，消除阻碍和平进程的障碍”。但一方面受制于美国因素，另一方面，欧盟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法国本想推动欧盟组织巴以和谈，但被其他成员国否决[21]。2011年9月，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关于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成员国的申请，这一正当要求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反对，欧盟和法英两国劝说巴勒斯坦领导人放弃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计划，选择在此前作为联合国观察员实体身份的基础上做“有限升级”。但2012年当巴勒斯坦当局表示要向联合国大会申请非成员国观察员身份时，欧盟又建议巴勒斯坦当局小心“这一决定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22]。2011年11月，巴勒斯坦申请以一个国家的身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得到批准，欧盟在这一问题也没有能够成功统一立场，27个欧盟成员国中5国反对巴勒斯坦的申请，11国赞成，11国弃权。

　　对欧盟中东、北非政策的简单评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在中东、北非地区的机制性联系没有良好改善该地区的经济状况和安全紧张局势。欧盟及其成员国提出“民主、自由、人权”等口号，但因其在巴以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没有赢得阿拉伯国家的信任[23]，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欧盟对外政策的合法性。在“阿拉伯之春”发生前，为了反恐和控制移民等“软安全”目标，欧盟认为需要邻国的合作，所以它与压制群众抗议的许多阿拉伯国家都有交易，支持一些非欧美定义的自由民主政权[24]。为了安全合作和共享情报，欧盟允许阿拉伯国家不进行政治改革。

　　欧盟是中东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东能源的主要购买者，它希望维持该地区的稳定，所以和平一向是欧盟及欧洲国家在中东地区的首要目标。但当中东北非地区由于“阿拉伯之春”陷入混乱后，欧盟及一些欧洲国家意识到原有稳定不可维系，因此对其政策目标迅速进行调整，转而支持革命，体现了其适应性。

　　不过我们应当注意，欧盟的政策转变并非完全被动的调整，欧盟在叙利亚和伊朗核危机中的处置是其全球政治抱负的体现，是其“有效多边主义”对外政策原则的新发展。2003年欧盟首次发布《欧洲安全战略》文件，提出欧盟的三个战略目标：应对安全威胁、与邻里平安共处和在有效多边主义基础之上建立新国际秩序[25]。当时欧盟提出“有效多边主义”概念的背景是美国小布什政府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正在走向顶峰，欧盟着力强调以“多边主义”方式解决国际危机的必要性。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外交政策多边主义色彩大幅增加。目前美国提出“战略东移”，同时又面临财政紧缩、削减军费的压力，所以它在中东北非的一些非核心利益区并不愿扮演领导角色，承担过多责任。这时它特别希望其他盟友，特别是欧洲盟友来帮助它分担危机处理工作，它也自然乐意采取多边主义的方式处理这一地区的一些国际危机。

　　当“多边主义”在利比亚、叙利亚、伊朗（伊朗还存在美国单边的可能性）已经实现的时候，追逐“有效性”就成为欧盟及其成员国的主要目标。“有效”解决危机混杂了欧盟及其成员国避免人道主义灾难、推进中东地区无核化等理想和增加自己国际声誉，维护自己在前殖民地地区的影响力等现实考虑因素。为了“有效”解决危机，法英等欧盟国家对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发起空中军事打击，欧盟对叙利亚和伊朗实施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

　　中东北非乱局发生后，欧盟向世界展示了它的强硬外交姿态和它的“硬实力”，不过似乎它自身对“阿拉伯之春”之后的阿拉伯世界的未来也没有清晰的战略规划。无论是埃及、也门、利比亚，还是叙利亚，“有效”更迭政权会带来一个和平民主稳定的新气象，还是恐怖主义滋生和频繁宗教冲突的悲哀结果，都是难以预知的[26]。欧盟迅速转变中东北非政策，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有“机会主义”的嫌疑。此外，在巴以问题上，欧盟没有响应阿拉伯国家的呼声，明确支持巴勒斯坦的建国努力，显示出它在外交领域仍对美国存在一定依附性。欧盟的军事实力也不足以支撑较大规模的军事干预行动，仍需依赖美国的支持[27]。

    注释：

　　[1] Damon M.Wilson, “Learning from Libya: the Right Lessons for NATO”, Atlantic Council, 2011, p.2, http://www.acus.org/files/publication_pdfs/403/090111_ACUS_LearningLibya_Wilson.PDF

　　[2] 塞浦路斯和马耳他2004年已经加入欧盟。

　　[3] Rosemary Hollis, “No Friend of Democratization: Europe’s Role in the Genesis of the ‘Arab Spr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88:1 , 2012, p. 83.

　　[4] Roby Nathanson and Stephan Stetter, eds., Israeli-European Policy Network Reader, Tel Aviv: Friedrich-Ebert-Stiftung, 2005.

　　[5] 参见美国国务院网站：http://2005-2009-bmena.state.gov/。2012年10月10日访问。

　　[6] Abdel-Fattah Mad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Contemporary Arab Affairs, 3:3, 2010, pp. 271-96.

　　[7] Richard Gillespie, “Adapting to French ‘Leadership’? Spain’s Role in the Union for the Mediterranean”, Mediterranean Politics 16:1, 2011, pp.59-78.

　　[8] Nathalie Tocci, “State (Un)Sustainablility in the Southern Mediterranean and Scenarios to 2030s: the EU’s Response”, Meditterranean Projects (MEPRO) Policy Paper 1, Aug. 2011.

　　[9] 欧盟委员会2011年3月和5月发表两份以促进“民主”为目的的欧盟新伙伴关系文件European Commission and 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A Partnership for Democracy and Shared Prosperity with the Southern Mediterranean，Brussels, March 8. 2011，COM(2011) 200 final;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A new response to a changing Neighborhood，Brussels, May 25, 2011，COM(2011) 303.

　　[10] 吴弦：“欧盟国家利比亚军事干预解析”，《欧洲研究》2012年第2期。

　　[11] 2012年9月欧盟理事会发布的“事实清单”列出了9月7日之前的制裁项目。见欧盟理事会网站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foraff/128379.pdf.

　　[12] European Council, “Council Conclusions on Syria”, 3183rd Foreign Affairs Council Meeting, Brussels, 23 July 2012.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foraff/129234.pdf.

　　[13] Catherine Ashton EU High Representative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Statement by High Representative/Vice President Catherine Ashton on the situation in Syria European Parliament/Strasbourg , 11 September 2012,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SPEECH-12-599_en.htm?locale=fr

　　[14] 刘睿，葛元芬：“法外长帮多名叙高官叛逃，欧盟对叙动武声音浮现”，《环球时报》2012年9月13日。

　　[15] Council Decision 2012/35/CFSP, http://eeas.europa.eu/cfsp/sanctions/docs/measures_en.pdf

　　[16] BBC News, “EU imposes new sanctions on Iran”, 15 Oct. 2012.

　　[17] Andrew Rettman, “Question marks over EU sanctions on Iran”, Euobserver, Oct. 8, 2012. http://euobserver.com/foreign/117779

　　[18] 2010年法国外长伯纳德•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和西班牙外长米格尔•安赫尔•莫拉蒂诺斯（Miguel Angel Moratinos）发表《联合声明》，声称在巴以问题上，“欧盟必须发挥作用，因为它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双方的朋友，而且首先是因为欧盟自己的长远安全利益与之相关。”Rory Miller, “Europe’s Palestine Problem”, Foreign Affairs, Sep/Oct.,2011, vol. 90, No.5, p.8.

　　[19] Esra Butlut, ed., European Involvement in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Chaillot Paper, 124, Paris: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10.

　　[20] Rory Miller, “Europe’s Palestine Problem”, Foreign Affairs, Sep/Oct.,2011, vol. 90, No.5.

　　[21] Rory Miller, “Europe’s Palestine Problem”, Foreign Affairs, Sep/Oct.,2011, vol. 90, No.5.

　　[22] 刘晋编译：“欧盟警告巴勒斯坦当局勿申请联合国观察员国地位”，中国社会科学在线，2012年10月11日。http://www.csstoday.net/Item/26099.aspx

　　[23] Euromed Survey of Experts and Actors, Assessment of the Euro-Mediterranean Partnership: Perceptions and Realities, Barcelona: European Institute of the Mediterranean, 2010, pp.33-38, 49-55.

　　[24] Rosemary Hollis, “No Friend of Democratization: Europe’s Role in the Genesis of the ‘Arab Spr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88:1, 2012, p. 92.

　　[25] European Council, “A Secure Europe in a Better World: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Brussels, 12 December 2003.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Upload/78367.pdf

　　[26] 欧盟在2012年10月加强对伊朗经济制裁，致使伊朗货币加速贬值后，欧盟外交官和金融机构表示不知道里亚尔大幅贬值会造成何种后果。Andrew Rettman, “Question marks over EU sanctions on Iran”, Euobserver, Oct. 8, 2012. http://euobserver.com/foreign/117779

　　[27] 北约秘书长拉斯姆森2011年在《外交季刊》上撰文，提倡欧盟国家在紧缩时代应加强分工合作，发挥各自特长，建设“更灵巧防御”（smarter defense）体系。Anders Fogb Rasmussen, “NATO After Libya: The Atlantic Alliance in Austere Times”,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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