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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0月中旬我在希腊首都雅典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时，丝毫没有感觉到这个南欧国家即将陷入举世瞩目的债务危机。在帕特农神庙等历史名胜之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满脸笑容，兴高采烈；大街上，映入眼帘的是车水马龙和各种肤色的行人；马路边，不少顾客喝着咖啡，抽着烟，颇为悠然自得。

　　2009年10月4日，希腊提前举行大选。帕潘德里欧领导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击败时任总理卡拉曼利斯领导的新民主党。5日，帕潘德里欧获得帕普利亚斯总统的授权，组建新一届政府。6日，帕潘德里欧在总统府宣誓就职，成为其继祖父和父亲之后帕潘德里欧家族的第三位总理。

　　10月18日，帕潘德里欧修正了前政府的有关经济数据，称希腊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分别为 12.7%和113 %，大大高于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确定的3%和60%的上限。此后不久，国际上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先后调低了希腊国债的信用等级，国际投资者和媒体对希腊是否会“国家破产”的担忧与日俱增，希腊股市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动荡。

　　2010年2月2日，帕潘德里欧总理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希腊已濒临“崩溃的边缘”。3月4日，帕潘德里欧政府制定了以增税和减支为主要内容的财政紧缩计划。4月23日，希腊正式向欧盟及IMF提出纾困（bailout）的要求。

　　为何久拖不决

　　如将2010年4月希腊正式提出纾困要求视为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那么，这一危机迄今为止已近3年；如将2009年10月帕潘德里欧政府修正前政府的经济数据当作危机的起点，那么，这一危机已开始进入第四个年头了。

　　欧洲债务危机为何久拖不决？

　　一是欧洲债务危机的波及面广。在金融全球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经济领域的各种危机很容易扩散到其他国家，形成所谓“传染效应”。欧洲债务危机最早始于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三国。诚然，这三个国家是小国家，经济规模有限，在欧元区的经济重要性不大，但其危机产生的“传染效应”却迅速传递到欧元区第三大国意大利和第四大国西班牙，甚至还使法国和塞浦路斯等国受累。

　　二是欧盟未能抓住将希腊债务危机扼杀在“萌芽”状态中的最佳时机。2009年10月希腊经济形势告急时，欧盟并不认为一场举世瞩目的债务危机即将来临。当时，在欧盟的各个层面上，形成的共识主要有两点：一是希腊的债务问题应由希腊通过自己的努力加以解决，二是帮助希腊解决其债务问题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因此，直到2010年4月，即希腊债务危机业已“传染”到爱尔兰和葡萄牙等国后，欧盟才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出如何为希腊纾困的方案。

　　三是欧盟最初制定的反危机战略出现了一定的偏差。摆脱危机的最佳途径无疑是发展经济，但欧盟最初制定的反危机战略的核心却是财政紧缩。在实施财政紧缩的过程中，生产领域的大量投资被取消，社会福利被削减，从而使需求受到很大的影响。由此可见，财政紧缩是一把“双刃剑”。紧缩有利于削减不必要的政府开支，有利于实现财政平衡，但不利于刺激内需，不利于加快经济发展。而且，财政紧缩的社会成本很高。

　　四是无法通过贬值来扩大出口。欧元是欧洲一体化的产物，也是欧洲人智慧的结晶。但是，统一的货币政策却使希腊等国无法通过贬值来扩大出口，而扩大出口是振兴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许多人鼓励希腊退出欧元区，希望它通过使本国货币德拉马克贬值来摆脱危机。

　　五是银行业陷入了严重的不良境地。债务危机不仅影响了实体经济，而且还损害了银行业的稳健度。一方面，银行因“减记”70%以上的希腊国债的而蒙受巨大的损失；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的萎靡不振也损害了银行业的活力和利润率。据路透社报道，受欧洲债务危机影响，2011年欧洲四大银行的亏损高达80亿欧元。法国农业信贷银行行长让-保罗•史弗莱认为，目前是“1929年以来最艰难的时刻”。

　　六是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乌鸦嘴”效应不利于恢复市场信心。事实表明，信用评级公司在欧洲债务危机中的表现异常活跃。这是前所未有的。每当这些评级公司降低有关欧洲国家的信用等级后，市场信心就一落千丈，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国债利率迅速上升，融资成本随之增加。法国前欧洲事务部部长皮埃尔•勒卢绪在一次采访中说：“我很想了解（评级公司中的）那些30来岁的毛孩子是否知道他们对西班牙或葡萄牙等地的人民带来的灾难。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得不蒙受巨大的损失，许多人失去了工作和住房。这些信用等级评级机构的责任心在哪里？”

　　七是应对债务危机的努力不时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一些国家，各党派在反危机措施上的不同立场导致政府出现更迭或提前举行大选。有些党派将危机视为攻击对手的良机，有些政党则发表一些蛊惑人心的言论，使解决债务危机的政治条件变得异常脆弱。希腊是一个有为典型的例子。

　　八是德国未能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作为欧盟的“领头羊”，德国在应对欧洲债务危机中的作用是至高无上的。诚然，德国为各种纾困计划提供了资金，并时刻呼吁“更多的欧洲”（即加快欧洲一体化进程），但德国的作用和实际行动委实令人失望。

　　波兰外交部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可能是对德国的立场最反感的欧洲国家政府官员。他说道：“我希望德国帮助欧元区逃过这一难，并取得繁荣发展，这既是为了德国自己，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其它各方都无力做到这一点。我很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说出下面这句话的波兰外交部长，但我仍然要说：与其说我担心德国的强大，不如说我开始担心德国的不作为。你们已成为欧洲不可或缺的国家。”

　　九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在全球化时代，外部环境的优劣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欧洲债务危机与世界经济复苏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欧盟遭遇的债务危机久拖不决已掣肘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也使世界经济长期陷于不景气状态，从而使欧洲债务危机的解决增加了难度。换言之，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固然是事实，但难以彻底扭转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这一态势。

　　是否已见“隧道尽头的亮光”

　　在回答何时能够解决欧洲债务危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要回答另一个问题：何谓解决债务危机。

　　欧洲债务危机的解决是否意味着希腊等“问题国家”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或是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相当于GDP的比重分别降到60%和3%以下，或是这些国家能重返资本市场，或是其十年期债券收益率降到6.0%以下，或是它们不再需要“三驾马车”的援助，或是政府大楼前的广场或首都的主要街道恢复安静祥和，没有抗议示威；或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不再对其信用降级，或是CNN、《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社等国际媒体不再将其经济形势作为头条新闻，或是……，是满足上述条件中的一个还是所有条件？

　　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外学术界尚未在“何谓债务危机得到解决”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这就增加了我们预测欧洲债务危机形势发展前景的难度。

　　但是，与欧洲债务危机形势的前景息息相关的下述几个事实是不容忽视的。

　　一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和欧元区的政府债务负担并不重，财政赤字并不大。根据欧洲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2年第2季度末，欧元区17国的政府债务相当于GDP的比重为90.0%，欧盟27国为84.9%，显然大大低于日本和美国的负债率。当然，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爱尔兰的债务负担较重，分别为150.3%、126.1%、117.5%和111.5%。

　　欧元区17国和欧盟27国的财政赤字相当于GDP的比重分别从2010年6.2%和6.5%下降到2011年4.1%和4.4%。这也是非常可喜的。但爱尔兰仍然高达13.4%，希腊和西班牙均为9.4%，英国接近8%。

　　二是欧盟应对债务危机的“防护墙”在加固。2010年5月9日，欧盟经济与金融事务委员会（ECOFIN）的特别会议决定成立欧洲金融稳定工具（ 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 EFSF）及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zation Mechanism, EFSM）。EFSF与EFSM的不同之处是前者面向欧元区成员国，后者为整个欧盟服务。

　　EFSF和EFSM被认为是缺乏法律基础的，其运行是临时性的，因此，2011年3月11日的欧元区峰会决定成立永久性的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ESM）。3月24-25日的欧盟峰会为此而特意修改了《欧洲联盟运行条约》（TFEU）第136条。2012年2月2日，欧元区成员国驻欧盟大使在布鲁塞尔签署了ESM条约，10月8日正式开始运转。

　　ESM被认为是欧洲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一放贷额高达5000亿欧元的“防火墙”今后将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是欧洲中央银行（ECB）将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受法律因素的制约，ECB无法直接充当“最后的贷款人”，但可以在二级市场上发挥其作用。迄今为止，ECB已进行了两次“长期再融资操作”（longer-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 LTRO）：第一次是在2011年12月21日，为523家银行提供4892亿欧元、为期3年、利率为1%的的信贷；第二次是在2012年2月29日，为800家银行提供为期3年、数额为5295亿欧元的信贷。2012年9月6日，ECB宣布，它将通过实施“直接货币交易”（Outright monetary transaction, OMT），在二级市场上无限制地、有条件地购买提出纾困要求的国家的国债。这一决定宣布后，西班牙等国的国债收益率快速下降。一些国际媒体认为，这一市场干预实际上使ECB成了“准最后贷款人”，因而有效地避免了西班牙等国经济形势的恶化。

　　四是欧盟的反危机战略正在发生变化。变化的核心是从片面强调紧缩到关注增长。如在2012年6月28日，欧盟峰会通过了数额高达1200亿欧元的增长协定。许多国际媒体认为，这一战略的调整有助于推动“问题国家”的经济复苏，也有助于刺激整个欧盟的经济增长。

　　五是爱尔兰经济已开始复苏。2011年上半年，爱尔兰经济终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尽管复苏的速度是缓慢的。IMF在2012年10月9日发表的一个报告指出，爱尔兰经济已走出衰退，2012年增长0.4%，2013年有望达到1.4%。

　　爱尔兰经济的复苏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是工资水平的下降导致爱尔兰产品的竞争力上升，从而导致出口增加；二是压缩公共财政等改革措施恢复了国际投资者对爱尔兰的信心。

　　爱尔兰的经济复苏使一些国际媒体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爱尔兰是不是实施财政紧缩的成功榜样？希腊等国是否应该向爱尔兰学习？英国《金融时报》（2011年9月1日）在一篇题为“爱尔兰病人”的文章中说：其他国家应该学学爱尔兰是如何“恢复健康”的。

　　六是欧盟经济的“领头羊”德国能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如在2012年，欧盟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为0，欧元区为-0.3%，而德国则是0.7%。事实上，2010年以来，德国经济增长率都是正数，从未出现过负增长。

　　七是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已经并将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密不可分，相互依存度也在快速提高。这为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无私地帮助欧盟摆脱债务危机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和必要性。在第十四次中欧峰会上，温家宝总理表示：中方已经做好了加大参与解决欧洲债务问题力度的准备。第十五次中欧峰会公报中有这样的文字：中方重申将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相信欧方正采取适当措施应对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其他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也表达了为欧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的愿望。

　　八是欧洲领导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决心是强大的。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洲、亚洲、拉美或非洲，政治因素是影响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债务危机，欧盟各国推动一体化的决心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在强化。德国总理默克尔等政治家经常说，欧洲需要更多的一体化，而非削弱一体化（more Europe, not less）。

　　2012年3月2日，除英国和捷克以外的所有欧盟成员国都签署了《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与治理条约》（又称财政契约）。根据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等政治家的设想，欧盟还将为建立银行业联盟、经济联盟和政治联盟作出努力。尽管建立这些联盟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当然，不容否认，欧洲债务危机的前景也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利因素：例如，银行业已受到债务危机的不良影响，西班牙的情况尤为严重。又如，债务危机的社会成本不断加重。在失业率节节攀升的形势下，低收入阶层的生活质量每况愈下。西班牙一些地方的政府已要求超市的垃圾箱上锁，以防止穷人食用来自垃圾箱中的不洁食品后罹患传染病。而此伏彼起的示威游行既影响了生产活动，也使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日趋紧张。再如，希腊等国的债务负担依然很重，尽管债权人已为希腊“减记”了1000多亿欧元的债务。

　　综上所述，欧洲债务危机的前景面临着不少有利和不利的因素，但总的说来，有利因素似乎居于主导地位，“隧道尽头的亮光”已开始显现。

　　责任编辑：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