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某些指标来看，美国经济运行良好，目前年均创造实际GDP超过11.5万亿美元，继续保持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但是，从其他一些指标来看，美国经济的表现并不如意，它对美国的很多中产阶级产生了负面影响。美国经济尽管面临着许多挑战，但却存在一个悖论，即美国依然有能力掌控着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权势并具有威望。造成这一“悖论”的原因，就在于存在着一整套保护美国经济运行的制度，甚至在结构不平衡的时候，它们也能够起到保护作用。这些制度有些是经济的，也有一些是法律的和政治的；有些是国际制度；有些是国内制度；加在一起，它们似乎解释了为什么国际社会对美国经济的信心经常能够持续，甚至在似乎没有理由这样做的时候也是如此。

　　关 键 词：美国宏观经济 美国经济表现 美国经济问题 美国经济制度 宏观经济国际比较

　　作者简介：肯尼思?路易，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伊利校区，美国　宾夕法尼亚　16563

　　译 者：祝青 吴淼

　　一、导言

　　从某些方面来看，美国经济似乎运行良好。目前美国每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1.5万亿美元，仍保持着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这个实际产值在2004-2005年间增长了3.2%，2005-2006年间增长了3.4%。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水平较低，特别是与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相比更是如此。2005年消费物价指数仅增长了不足3%。同样，美国的失业率与历史相比也相对较低，而且还在逐步降低，2005年失业率还是5.1%，2006年已降到4.6%（见表1）。

　　然而，就其他几个重要的经济运行指标来看，美国经济似乎表现很差，这样的表现对美国的许多中产阶级产生了负面影响。美国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水平始终没有增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工人和受教育程度低、技能欠缺的工人之间，收入和福利的差距一直在拉大。随着美国人口老龄化，人们将更加强烈地关注迅速增长的卫生保健成本和用来资助政府社会保障项目的预期税收不足问题。私人和公共储蓄都比较低，私人部门负债持续增长，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预期在2007年将超过3500亿美元。①在国际舞台上，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继续以空前的水平增长，2006年估计超过了8000亿美元（见表1）。财政预算和国际贸易中的“双赤字”暗示了美国国内较高的开支水平，为了维持这个高水平，美国依赖于大量举借外债。基于这第二组经济运行方面的统计，一些分析家们的下列看法也就不足为奇了：除非采取重大措施来应对国内和国际收支的失衡，否则，美国经济即将面临一些危机。

　　不过，从这个相对悲观的估计来看，仍然有一个悖论，即美国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依然能够掌控相当大的经济权力和具有威信。例如，既然存在着巨大的国内外债务及其所暗示的潜在的长期性问题，美国如何能够维持其经济信心并继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呢？尽管这些投资已从2000年3000亿美元的高点降下来，但2004年流入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仍然达到了1000亿美元，比2003年的两倍还要多。到2005年，国际投资者在美国的直接投资总计超过了1.6万亿美元。②

　　该怎样解释美国的这种经济领导权“悖论”呢？本文将通过对多位经济学家研究成果的分析来探讨这个问题。在这些研究中，他们发现了这个悖论的主要原因：美国经济权势和威望之所以能够持续，就在于存在着一整套保护美国经济运行的制度，甚至在结构不平衡的时候，它们也能够起到保护作用。这些制度有些是经济的，也有一些是法律的和政治的；有些是国际制度；有些是国内制度；加在一起，它们似乎解释了为什么国际社会对美国经济的信心经常能够持续，甚至在似乎没有理由这样做的时候也是如此。限于篇幅，本文将集中讨论国内制度与美国经济领导权悖论之关系。

　　二、近期美国宏观经济的运行

　　从2001年乔治?W.布什出任总统开始，美国经济的总体运行变得混杂。表1概述了2000到2006年美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些主要指标。2001年，短暂的衰退导致国家最终产品和服务产出（或者实际GDP）的增长下降到1%以下，不过此后有所反弹。2004年，实际GDP差不多增长了4%，并在2006年的第一季度增长了5.6%，到2006年底增长减缓至3.4%。

　　这个时期，以消费价格指数变化来衡量的通货膨胀始终保持适度。与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破坏美国经济的两位数通货膨胀率相比，今天的通货膨胀保持在2%-3%的范围内。不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部分地关注到了通货膨胀。在过去的两年中，美联储15次提高短期利率，防止重新出现螺旋式上升的通货膨胀。

　　许多分析家和政策制定者都注意到，美国劳动市场近来在创造新职位上“行动迟缓”，特别是与1990年代高技术繁荣时相比。一些人甚至把2001年衰退之后的年份描述成“没有工作的复苏”。③如表1所示，美国失业率着实从2000年的4%上升到2003年的6%。不过，在2006年末，美国经济增加了相当多的职位，工作机会增长相当强劲，失业率回落到4.6%。④在布什总统执政的最后两年，美国劳动市场状况是否将继续改善仍然有待观察。近期统计显示，2007年1月美国经济只创造了111 000个工作机会，工作的增长看来有轻微减缓。⑤不幸的是，美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这些积极方面（GDP增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维持在较低水平）被一些不太好的结果所冲淡。比如，在2000年增长了3.7%之后，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这是衡量一般美国人购买力的广泛指标）从2001年起增长更为缓慢。作为联邦预算赤字迅速增长的一个结果，美国政府不得不依赖数量不断增长的净借款。2006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估计超过了3 000亿美元，正如前面提到的，2007年预计超过3500亿美元。

　　表1显示了美国政府净借款在2003年差不多上升到GDP的5%，但从那以后，占GDP的百分数实际上是下降的。在金融市场上，由于政府与其他潜在的举债人竞争，这样大规模的借款最终会影响到利率。表1也显示，长期利率自2000年缓慢下降后，从2002年起逐步缓慢上升。表1中另外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是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迅速上升，不只是绝对量的上升，而且占美国GDP的百分比也在上升。这个重大的贸易不平衡意味着美国必须依靠大量外国借款，来填补其在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中支出和收入的缺口。

　　三、历史上美国宏观经济的运行

　　很多因素影响着宏观经济的运行，其中一些因素超出总统的直接控制。事实上，总统经常因为好经济消息而受惠，也因为坏经济消息而受责，即使是这两种情况可能都与他无关。正如宏观经济运行指标所体现的，我们观测到的结果来自无数的经济代理人作出的无数决定，他们是工人、消费者、管理者、企业家、民选的或指定的政府官员和政策制定者等等。然而，主要的经济结果，诸如一个持续繁荣或长期停滞的时期，经常与一位特定的总统有关系，也许是因为这位总统领导才能（或缺乏才能）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比较布什执政时期与过去30年他的四位前任执政时期美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会是有益的。

　　正如表2所示，在克林顿的两届政府期间，美国实际GDP的年平均增长率最高(3.7%)。接下来是里根和卡特时期，小布什治下的增长率在卡特以来的五位美国总统中排名第四。小布什执政期间，在通货膨胀、失业和长期利率这些领域里，经济运行比他的几位前任为好。2001—2006年间，消费价格指数平均只上升了2.7%，这是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一个重大的缓和。失业率也适当、逐步地下降。还有，1970年代和1980年代后，美国10年期固定期限国债利率继续下降。然而，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较缓慢，2001-2006年间只增长了1.5%。就这个指标而言，小布什仍然处在卡特以来的五位美国总统中的第四位。

　　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联邦政府预算不平衡所导致的政府净借款出现了相当大的增长。尽管政府年平均净借款仍然只占GDP的3.3%，但年平均借款总量已经超过了3700亿美元。或许，在所考察的这五位总统任期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趋势就是经常账户中所反映的美国国际贸易不平衡的巨大增长。从卡特以后，美国在年均经常账户的赤字上经历了一个90倍的增长，现在已经超过了美国GDP的5%。

　　以上表明，这个巨大的贸易不平衡意味着美国必须依靠大量国外借款，填补在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中支出和收入的缺口。此外，这样大规模的借款取决于国外投资者将资金投在美国的意愿会持续，反过来，这又依赖于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如果这个信心减退，可能对美国长期利率产生重大的影响。

　　四、比较视角下的美国宏观经济运行

　　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中，从一个比较的视角考察美国宏观经济运行也是很重要的。表3至表7，就是根据各宏观经济指标对美国与几个其他国家或国家组的比较。

　　表3表明，从2000年开始，美国比多数工业化国家或国家组增长得都快。这些工业化国家或国家组包括30个“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七国集团(G-7)、欧盟(EU)和日本。相反，在这个时期中，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新加坡、韩国这些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经历了比美国更快的增长率。一些分析家注意到通货膨胀率在全球范围内下降，大部分归结于国际间的竞争，这使得成本和价格增长缓慢。表4表明，事实上情况可能就是如此，因为美国以及很多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已经收敛到2%-3%的范围内。然而，各国的失业率并没有收敛。正如表5表明的，美国当前4.6%的失业率仍然低于欧盟、七国集团和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归类为“发达经济体”的28个国家的平均失业率。

　　正如上面提到的，联邦预算和国际贸易地位似乎是美国经济最不平衡的两个领域。表6和表7揭示，与其他国家进行相关比较时，美国的这些不平衡显得尤其突出。如表6所示，美国一般政府平衡（赤字）占GDP的百分比要比除日本以外的其他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都高。还有，表7显示，反映国际贸易不平衡的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美国GDP的6.6%，比参与比较的其他任何国家或国家组都高。同时，表7也表明，中国经常项目顺差超过了其GDP的7%。事实上，中国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与美国有着最大双边贸易赤字的国家。这是美国持续对中国施加压力，要其重估美国人认为被低估了的中国人民币价值的一个重大原因。

　　五、美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以上图表分别从当前、历史以及比较的角度展示了美国经济运行的全貌。对这些图表所提供的数据进行仔细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经济面临的三个主要的挑战：(1)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2)联邦政府持续大规模的财政失衡，反映了公共储蓄率过低；(3)从不断扩大的经常项目赤字中可以看到，国际贸易失衡的规模较大且正处于增长中，表明私人储蓄率较低。

　　第一个挑战是，生活水平的降低和停滞，将给美国普通居民带来潜在的困窘。后两个挑战则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健康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为高利率可能为抵消较低的国内公共储蓄率和私人储蓄率所必需，但它却会产生抑制经济的效应。但是，至今所讨论的宏观经济指标，只是经济学家用来衡量一个经济总体健康情况时普遍使用的手段。事实上，许多其他的挑战在这些总体的统计数据中并未反映出来，而美国经济正面临着这些挑战，它们将继续威胁美国经济的活力，考验其适应能力。

　　下面将要简单地讨论这些挑战中最为紧迫的那部分。毫无疑问，这些挑战并不就是所有的挑战，这些挑战也没有按优先级排列。对它们的选择以及重要性的排序难免带有主观色彩，会因不同作者而定。一个潜在的挑战是不平等和贫穷在美国继续存在。一项研究认为：“自196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家庭收入的差异显著扩大。尽管这种差异的扩大部分地与收入分配中上层的所得有关，但是，收入分配中最低收入阶层增加显著。1980年代，收入分配中低收入阶层的扩大造成贫困率的增长，尤其是有小孩的家庭，这表明收入不平等的增加对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⑥在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和收入方面，那些教育程度高、技术能力强的工人与教育程度低、技术能力差的工人之间的差距在拉大，这已经引起了一场该如何采取适当应对政策的激烈争论，目前尚未有结果。例如，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就说：“政策应该针对贫困而不是不平等。”⑦就在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还在认真分析和争论这一问题时，许多美国中产阶级已体验到了实际（排除通货膨胀之后）收入的缓慢增长。⑧

　　尽管导致收入不平等扩大以及贫困继续存在的因素有很多，但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技术日趋复杂的经济体对技术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高。随着对技术员工——他们拥有一个高技术和信息驱动的经济所需要的技术——需求的增长，他们的工资报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也在增长。相反，缺乏这些技能的员工收入增长缓慢，职业发展前景暗淡，在劳动市场上的就业机会很少。这表明，美国经济面临的另一个主要挑战是要保证教育制度能够培养出足够多的毕业生，使他们具备21世纪“新经济”需要的技能。否则，收入不公和贫困的问题就会持续下去，甚至可能会更糟。不幸的是，根据某些测算，美国的教育制度至今没有能够应对这一挑战。⑨

　　虽然教育年轻人，使他们准备好应对“新经济”的严峻形势是政府的重要目标，但是，美国经济还必须面临来自年龄分布另一端的挑战。美国老龄人口的增加，可能会对经济提出更多的要求。为大量美国工人提供退休养老保险金的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其收入和支出的失衡是一个与美国人口年龄老化有关、可能也是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如果这个政府项目没有根本的改革（即减少对退休工人的养老金支付，为该项目寻找替代的资金来源，或两者兼而有之），政府岁入终将不足以维持对退休工人继续支付的承诺。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对美国来说，社会保障虽然不是迫在眉睫的危机，但它的确代表了一种重要且不可避免的挑战。”“社会保障项目托管局”已经预测，除非采取重要的措施，否则到2041年“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资产就会耗尽。

　　除了面临社会保障退休项目即将破产的挑战外，与美国人口老龄化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更多的资源将不得不逐渐地分配给其他像卫生保健这类成本增长迅速的部门。一个特别受到关注的领域是美国医疗保障(Medicare)计划，这一计划向65岁以上有资格享受社会保障福利的老年人提供住院保险和补助性医疗保险。长期以来，医疗保障计划不断扩大，让更多的人受益。这一项目最近一次修正是引入了一个处方药计划，它已于2006年生效，这使得老人和残疾人可以选择是否加入一项提供处方药福利的计划。

　　对此，上面提到的那项研究认为：“虽然对纳税人和收益人来说，社会保障是个重要的问题，但医疗保障却是个更大的挑战。其实，由于健康方面的开支增长比经济增长更快，医疗保障的开支也走上了不可持续之路。目前，这两个福利项目的开支占GDP的6%。到2080年，这个比例会高达20%。”它引用了美国“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托管局”董事会的一个结论：“在当前的融资安排中，我们不相信目前预期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的长期增长率能够持续。”⑩

　　除了所有这些国内的挑战，美国经济也必须应对不断增长的全球经济压力带来的问题。为了在全球化的新时代保持竞争力，美国必须保持其在研究和新技术方面的投资。但是，由于其他国家也正在采取措施使自身在全球经济中变得更有竞争力，美国面临的挑战将变得更加难以应付。这种激烈的国际竞争已经对美国普通工人产生了潜在的冲击。哈佛大学著名劳动经济学家里查德?弗里德曼预测说：“成千上万来自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技术工人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这一新的竞争将逐渐压低美国工人的工资。”他认为，“全球化使得我们原先预想的美国工人的工资增长变得更加困难。”(11)

　　由于上述及其他挑战，有分析家认为，除非采取重要措施来消除国内和国际的不平衡，否则，美国经济可能会面对一些迫近的危机。但如前所述，仍然存在着悖论，即美国依然有能力在世界大部分地方掌控着可观的经济实力，维持其威望。那么，美国又是如何能够维持国际社会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并继续从国外吸引投资基金、劳动力以及其他资源的呢？尽管美元最近疲软，为何它仍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要货币呢？简言之，美国经济领导权的悖论该怎样解释呢？

　　六、制度的作用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研究成果不断表明，美国经济得以保持强大和有声望就在于存在着一整套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关于这些制度对各国经济运行所产生的影响，已经有了不少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大都关注这些制度在经济发展进程的角色，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建议，后者正在谋求创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不过，这些关注于制度作用的研究，其许多论据和结论也适用于业已拥有良好制度框架的发达国家。

　　在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眼里，制度是什么？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制度是一整套能够概括经济制度特征的“规则、实施机制和组织”。(12)道格拉斯?诺斯教授——曾因为对于经济中制度的性质和角色的开创性研究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把制度定义为“经济博弈中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13)。制度如何影响经济运行？哪种制度比较重要？一本关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教材认为：“不同国家的制度的质量千差万别，尤其是在激励员工方面。正是这种激励促进增长，并为广大的公民提供了获得经济机会的途径。较为发达的国家普遍拥有为更多的个人提供财产权利的制度，这些制度还提供低成本、高效率以及能够迅速利用的解决争端的机制，诸如通过法院和其他机构来履行契约。在发达国家，制度普遍较为透明：公司治理，监管机构的程序和税收制度得到公正和有效的执行，其行事方式清晰可辨，而且，监管者的行为更少专断。研究者们还发现，对经济增长来说，政权的稳定要比政权的类型有更大的影响。”(14)

　　在美国经济这个案例中，经过多年的发展并经历了通常是充满谬误的试验之后，上面提到的不少令人期望的制度特征得以存在并延续。比如，在与市场经济有关的制度中（如私有产权、从事自愿和竞争性互惠交易的能力），存在着相当可观的激励因素，它们刺激着个人和组织采取能够加快经济增长的行动。这是因为市场体系倾向于奖励这样一些个体企业家和公司，后者发展出有助于社会整体福利的新思想。美国的计算机和制药行业就是其中两个最好的例子。在这两个行业中，巨额经济奖励的预期刺激着创新，而这种奖励又来自市场交易。这种由市场提供的可持续经济刺激就是美国经济能够继续不断吸引国外技工和资金的一个原因。

　　在美国法律中，有一套将私有产权视为神圣的精致的制度安排，它强化了市场经济制度。前者不仅以法律的形式保护私有产权不被偷窃和非法占有，同时也以专利、著作权和商标的形式来保护知识产权。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特别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成为美国吸引外资的另一个原因。当就一份合同的解释或者执行存在争议时，美国法院精致的司法制度便提供了一些解决机制。有时，另外一些不太正式的机制也可以用来解决不满或者调解纠纷，例如劳工和管理层之间解决雇佣问题的谈判。

　　美国影响私人和公共部门经济的一系列制度具有高度的透明性。举例来说，无论是私营企业的管理层，还是政府的监管部门（从联邦证券委员会到食品药品管理局，它们的范围极广），其构成和决策程序都受制于无数的“制约和平衡”，以保证决策的公正、清晰可见和避免专断。在宏观的政策制定中，同样存在着制约与平衡。财政政策（政府支出和税收）先由总统提交预算建议，然后经过国会的仔细审查。总统每年提交的初步预算要经过国会委员会的广泛审阅，最终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的预算往往是政府执法和立法两大部门各自做出重大妥协的结果。货币政策则是由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也就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决定的，这就大大降低了任何不适当的政治影响。经济权力分散在不同决策权威这一事实暗示，至少从理论上说，没有任何个人或特定团体能够为自身利益来操控经济。

　　美国同样享有一个高度稳定的政治，这典型地体现在各级政府通过定期的民主选举实现政权的平稳交接，也体现在能够支持民选领导的完备的公务员体系。总之，由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构成的这套合作体系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坚固的平台，保证了人们对这一制度长远活力的信心，尽管它短期内存在着巨大的国内和国际不平衡。也正是由于这一持续的信心，美国经济才得以继续拥有国际威望并维持其经济领导地位。

　　七、告诫

　　然而，同样应该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研究者都相信制度在影响经济绩效方面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举例来说，有些研究者探究了地理和气候因素可能的作用，因为这两个因素影响到一个国家自然资源的价值，后者反过来又会促进或阻碍经济的增长和发展。(15)除了自然资本，其他一些研究者考察了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16)还有些研究者注意到，制度的确起着重要和强有力的作用，但有时它会带来一些并不期望的后果。例如，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多年前由殖民列强最早建立的、至今仍在延续的一些制度，需要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欠佳负责。(17)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警告是，即使旨在促进经济繁荣和稳定的制度有时也会功能失灵。在美国，最近发生在安然、世界通讯这样著名大公司中的财务丑闻，促使对政府监管制度的重新考察：它需要对公司如何保存和披露财务信息进行管制。这一努力的最终结果是2002年国会通过了交由联邦证券委员会来执行的Sarbanes-Oxley法，它规定了金融和其他公司自己保管财务记录的最低保管期，并严厉惩罚任何有下述行为的人：出于阻碍调查公司行为的目的，毁坏、隐藏或者伪造业务记录和文件。

　　尽管存在着上述告诫，对于制度环境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发展和稳定的重要性，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有着颇为强烈的共识。一项最近的研究称：“有极其充分的理论根据支持这样的一种意见：在技术学习、经济协调与变革的所有过程中，制度和政策总在起作用。”(18)在此背景下，美国的制度框架能够提供一个可信的理由来解释美国经济领导权的“悖论”。

　　注释：

　　①参见Benjamin A.Mandel and Mary L. Roy, Federal Budget Estimates for Fiscal Year 2007,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March2006,pp.12-22.

　　②参见James K. Jacks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Economic Analysi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CRS) Report for Congress, March 23, 2005; U.S. Dep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S. :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Data, http://www.bea. gov/international/dibal. htm.

　　③参见Louis Uchitelle, Employers Balk at New Hirings, Despite Growth,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6, 2003.

　　④参见Jeremy W. Peters, Job Growth is Strong, Surprising Economist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6, 2007; Louis Uchitelle, Employers Added 132,000 Jobs Last Month,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9, 2006.

　　⑤参见Jeremy W. Peters and Eduardo Porter, Slower Job Growth, at Least for Now,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3, 2007.

　　⑥参见Mary C. Daly and Robert G. Valletta,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Effects of Rising Male Wage Dispersion and Changing Family Behavior,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Working Paper 2000-06, March 2004.

　　⑦参见Martin Feldstein, Reducing Poverty, Not Inequality, The Public Interest, No. 137, Fall 1999.

　　⑧参见Steven Greenhouse, Falling Fortunes of Wage Earners, New York Times, April 12, 2005.

　　⑨参见Sam Dillion, Test Shows Drop in Science Achievement for 12th Graders, New York Times, May 25, 2006; Floyd Norris, U.S. Students Fare Badly in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Math Skill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7,2004.

　　⑩参见Craig S. Hakkio and Elisha J. Wiseman, Social Security and Medicare: The Impending Fiscal Challenge, Economic Review,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Vol. 91, No. 1, First Quarter 2006.

　　(11)参见Steven Greenhouse, Falling Fortunes of Wage Earners, New York Times, April 12, 2005.

　　(12)参见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2: Building Institutions for Markets, New York: Oxford Univ.,2002.

　　(13)参见Douglass C. North,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1994):359-368;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4)参见Michael P. Todaro and Stephen C. Sm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9th edition, Boston: Pearson Addison Wesley, 2006. 有关解释政治稳定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研究，可以参见 Alberto Alesina and Roberto Perott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 Critical Survey of the Recent Literatur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8 (1994): 351-371.

　　(15)参见John Luke Gallup and Jeffrey D. Sachs, Geography and Economic Growth,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8,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1999; Jeffrey D. Sachs, Institutions Matter, But Not for Everything,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40 (2), June 2003, pp. 30-41, http ://www. imf. org/external/pubs/ft/fandd/2003/06; 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Norton, 1997.

　　(16)参见George Psacharopoulos,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A Review,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3 (January 1988): 99-116; John Strauss and Duncan Thomas, Health, Nutri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6(1998):766-817.

　　(17)参见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2001): 1369-1401;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 (2002): 1231-1294.

　　(18)参见Mario Cimoli, Giovanni Desi, Richard R. Nelson, and Joseph Stiglitz,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Shap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 Introductory Note, LEM Working paper Series, January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