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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非洲问题上，我认为中非关系无疑是独特的。克林顿执政时期，我做过美国驻坦桑尼亚的大使。在我们的大使馆被基地组织袭击后的一个月，我来到了坦桑尼亚，当时的情景令我目瞪口呆。在我刚到达累斯萨拉姆的几天中就发生了许多触目惊心的事情。最为突出的就是我们被掏空的大使馆和这个遭破坏地区的惨状，而CNN并没有在爆炸事件发生后对这个地区进行充分的实地报道；另一个让我感触颇深的是坦桑尼亚气势雄伟的政府大楼，这个我多次驻足的地方；再就是位于Bibi Titi大街上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车站。我的坦桑尼亚司机总是用崇敬的口吻来描述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建筑。司机和我的交谈激起了我的兴趣，不仅仅是对于中坦关系，还有坦桑尼亚和其他非洲国家的关系。作为波士顿大学非洲总统档案研究中心的主任，自2001年以来，我每年都有三到五次机会来到非洲。其间我以极大的兴趣目睹了中国在坦桑尼亚日渐增长的投资。正如之前提到的，我认为坦赞铁路是中国在非洲制造影响的核心要素。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渐渐觉得这条铁路可以作为中非关系的一个象征。这条连接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和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的铁路不仅代表了这两个国家的友好关系，同时也象征着中国人对坦桑尼亚的国父朱利叶斯•尼雷尔先生的敬意。坦赞铁路也是两个非洲独立运动先锋国家的生命线。尼雷尔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为这片大陆上的每一次解放运动都提供了庇护。尤其是赞比亚，在津巴布韦（当时叫“罗得西亚”）和南非解放运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赞比亚通往外面世界的出口以及维持国民生计的必需品来源都被南非国民党政府和罗得西亚的史密斯政府切断了：

　　那时，赞比亚政府希望修建一条通往达累斯萨拉姆的铁路来找到出海口，不再依赖南非和葡萄牙人统治区的公路和铁路。而西方国家拒绝了这个内陆国家的要求（中国插手帮忙了）。①

　　坦赞铁路使赞比亚获得了得以生存的重要交通线，而坦桑尼亚也得到了一个贸易伙伴和军事盟友。

　　在我看来，坦赞铁路是一个象征符号，它象征着中国和非洲大陆通过一纸双向援助协议而彼此联系起来。对非洲政府来说，“政府开发援助”(ODA)为他们的国民提供了基本的必需品，从独立运动的枪支弹药到维持生存的面包。同样，非洲也在许多关键领域给中国以支持。在冷战年代，正是非洲国家率先帮助中国在诸多边组织中稳固了自身的地位。在一次由“南非非洲研究所”(AISA)主办的会议上，中国驻南非大使这样说道：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1971年是非洲的朋友帮助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多年来，如果没有非洲人民的大力支持，中国政府不可能一再挫败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的反华提案以及一小撮国家主张台湾获得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代表权的行径。②

　　作为一条连接两个目的地的铁路线，坦赞铁路也把中国和非洲这两个各自寻求独立自主国际地位的国家和地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除了我对坦赞铁路的第一印象以及给予它的象征意义之外，这条铁路线也说明中国历史上就对这片大陆有着重大影响。历史上，中国对这片大陆的影响就比我听到的奇闻轶事要来得真切和生动。了解这段历史是了解中国现行政策及其将来的政策转向的关键。

二

　　中非关系的历史源远流长，比大多数人想像的还要久远。这段关系始于公元前3500年，植物学家曾推断说世界上最古老的两种棉花中的一种——“亚洲棉”源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且最初很可能在埃塞俄比亚种植，而中国就是众多被播撒了“亚洲棉”的国家之一。③它是如何传播过去的确实值得思索，但对于讨论中非历史关系的建立没有太大的意义。后来，沃尔特•罗德尼博士，一位非洲裔美洲政治学家，记录了始于15世纪的中非联系：

　　罗兹韦部落……建立了国家姆塔帕（Mutapa，如今的津巴布韦），姆塔帕的统治者鼓励出口产品的生产，尤其是黄金、象牙和铜。阿拉伯商人也来到这个王国居住。津巴布韦地区逐渐被纳入印度洋的商业网络之中，并开始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发生关系。④

　　中非关系是久远的，同时也有多个层面。除了上文提到的早期联系之外，两地在历史上还有许多关键的接触点。也许把中国在非洲的利益以及中国与非洲的联系简化为三个时期是过于简单了，然而，我认为对于了解现在的中非关系是有用的。我对这三个时期的概括如下：

　　殖民地时期定义中非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承认这片大陆上的民族国家和中国有过类似的殖民地经历，“绝大多数亚非国家和民族都深受殖民主义之害”。⑤作为1955年那次历史性的亚非会议的参加者，中国在会议的联合公报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宣布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都是人类历史的罪恶，应该迅速消灭殖民主义。”⑥

　　解放运动时期新中国建立后，中非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新中国的建立是推动非洲解放运动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精神鼓舞的力量和成功独立的先例，中国大大激发了非洲大陆对于自由解放的热情和抱负。中国之所以被当作进步的革命旗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给非洲解放运动提供了切实有力的支持。“中国的军火大批运往达累斯萨拉姆，然后通过达累斯萨拉姆的港口再次出口，为南部非洲的独立运动提供了武器装备。”⑦中国的军火能够运往坦桑尼亚，这反映出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和中国总理周恩来之间的“战友”关系。中国援建的这条从达累斯萨拉姆到赞比亚的铜产地的铁路线耗资高达4亿美元，是中国对非援助的最好见证：

　　为了同苏联援建阿斯旺大坝相竞争，中国将大量的金钱、物力和人力投向了这条被人们称之为自由铁路、伟大的自由铁路、坦赞铁路⑧的工程之中。其工程耗时之长，是迄今非洲大陆上最浩大的工程之一。除5万名在非洲雇佣的劳力，中国政府派出了2000名名副其实的军人来修建铁路。该铁路线长达2000公里，从1969年开始修建，历时7年。⑨

　　冷战时期冷战年代，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不过，在支持“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同盟”（UNITA，简称“安盟”——译者）的运动中，二者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起初，中国支持“安盟”的主席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最终则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简称“安人运”——译者）。然而，在冷战时期的其他“舞台”上，中美始终是对立的。当美国在与南非种族隔离政体进行“建设性的接触”时，中国却在为“非国大”(ANC)提供安全庇护、军事训练和资源。中国不仅仅是从军事和战术上支持非洲人民对独立的渴望，在邓小平之后的年代，中国还大力倡导国际金融公司对非洲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并帮助其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

　　我们应该基于这个背景以及中国在后冷战时期的经济扩张来衡量现今中国在非洲的地位。一位作者曾这样巧妙概括中非的历史关系以及这一关系对于将来的意义：“中国作为一位与非洲国家平等的兄弟来到了非洲，他没有带来殖民的残余，也没有激起复杂的仇恨关系……中国给了非洲人民一个欧洲和美国都未能给予的机会。”⑩

　　以上我提到的这三个时期，为当今中非关系的确立创造了种种条件。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和意图已经定形，我们应该从这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对这片大陆的影响继续观察这种形象和意图的变化。

三

　　对于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最近美国的政策专家和非洲专家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11)一种看法认为，正如冷战时期美中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相互对立一样，在后冷战时期它们又成为了经济上的竞争者，尤其是在涉及能源和重要战略资源的领域。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不仅仅带着对资源的需求来到21世纪的非洲，它同时满怀希望，通过输入金融资源和政治影响来达到自己的目标”。(12)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简单地将中国视为美国在非洲的竞争对手是错误的。虽然这种看法并非主流，但却更具远见，也就意味着中美可以在非洲发展中成为伙伴(partners for progress)。

　　关于中国是否是西方利益者在非洲的最大竞争对手的争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位在塞拉利昂宾图玛尼饭店工作的中国经理这样说道：“非洲是中国投资的绝佳场所，因为这里的竞争并不激烈。”(13)在某些领域确实是这样，旅馆业就是最好的例子。但在能源领域则不然。中国和美国互为经济上的竞争对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华盛顿正在增加从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口原油的份额，预计从现在的15%增加到2015年的25%……北京似乎也在制定同样的政策，现在中国有28%的原油是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进口的，包括安哥拉、刚果（布）和苏丹。(14)

　　目前，中美在非洲“争夺”利益、抢签合同的竞争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为了获得令人满意的能源交易，中国不惜对非洲国家大施恩惠。“中国的中兴国际通讯公司在安哥拉的电信业投资了4个亿以换取与安哥拉的一项石油合同。而私营的石油公司很难与这种捆绑性的协议相竞争。”(15)还有一个例子，“中国政府同意向尼日利亚政府贷款10亿美元，用于铁路基础设施的修复和购买新车辆装备”，有人称之为新型的“支票簿外交”(check-book diplomacy)。(16)

　　从对中国公平的角度而言，美国的公司确实比中国新兴的公司更早涉足非洲，因此美国公司当然在开采已探明矿藏方面以及技术方面占有很大优势。因此，有一种论点认为中国需要做些事情来争取“竞技场的平等”(level the playing field)。除了通过“捆绑性协议”(linkage deals)以外，中国政府还积极地为非洲大陆提供急需的东西，比如技术或者基础设施。从殖民主义走出来的非洲，其基础设施本来就非常不完善，而且在冷战时期还遭到了破坏。例如：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是支持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ZIPRA)的，而革命军很可能入侵津巴布韦—罗得西亚地区。为此，（英国）决定对赞比亚境内的经济目标进行打击。赞比亚40%的出口货物都是通过红色中国人(Red Chinese)为他们修建的坦赞铁路来运输，这条铁路把赞比亚与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港口连通起来。这种情形导致了“奶酪行动”(Operation Cheese)。1979年10月8日，一支16人的英国空军特别部队(SAS)在离罗得西亚区北部边境320公里的赞比亚境内空降，并毁坏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公路以及赞比西河上的铁路桥……(17)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援助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仅是提高自身相对竞争力的合乎逻辑的选择，同时也满足了非洲国家迫切的需要，确实是一种巧妙的外交手腕。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是重中之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就中非现在的密切关系而言，中国的分量远远超过了一个发展伙伴的角色。

　　除了能源领域，中美在其他领域也存在竞争，比如：

　　1999年，中国在非洲的贸易额是20亿美元，到了2004年，这个数字已增长到290亿美元。……中国是非洲的第三大投资国。有分析人员认为，到2010年，中国将赶上美国成为非洲第二大投资国。(18)任何时候中国都在努力把与非洲的双边合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对于布什政府实行的“非洲成长及机会法案”(AGOA)、“千年挑战账户”(MCA)以及艾滋病防治等计划，中国也在迎头赶上。

　　2004年，“非洲成长及机会法案”获得了不小的成功——从2000年起这一计划开始实行，美国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贸易与经济联系也随之不断加深。到2005年4月，非洲有24个国家都获得了服装贸易的优惠资格。2004年，美国和非洲的贸易额比2003年增长了37%，尤其是在非洲的农产品出口和附加值产品（例如服装和鞋子）的出口上。2004年，美国从AGOA国家进口的商品98%都是免关税的。美国2004年从非洲的进口额中有超过260亿美元的商品是免关税的，比2003年增长了88%，其中绝大部分是原油进口。同年，美国从非产油国家的进口也高达35亿美元，比2003年度增长22%。2004年，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商品出口达到86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增长了25%，特别是农产品、机械和交通运输工具的出口。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商品出口的增长是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的两倍多。2003年末，美国对这片地区的直接投资达到115亿美元，增幅达18.7%。(19)

　　中国在非洲所做的努力远不及美国（政府开发援助，艾滋病、疟疾、结核病的防治以及千年挑战账户）。然而，中国目前所做的是空前的，特别是对于一个新兴国家来说，绝对令人印象深刻。

　　能源和贸易是美国用来定位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的两个参数。正如前文所述，美国看待中非关系的态度是很微妙的。克林顿和布什政府在非洲问题上的举措和欧洲方面布莱尔内阁的努力可以视为西方与非洲关系的一道分水岭。相应地，美国外交协会成立了一个专题小组来考察美国对非政策，目的是为了研究美国的对非政策是否正确。(20)在美国看来，中国在非洲国家从殖民主义走向独立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在非洲独立的早期，中国的意图主要出于外交目的，竭力防止非洲国家承认台湾代表中国……中国的另一个目标是抗衡西方和苏联的影响。（最后）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形象，对此中国用心良苦。当然，中国也确实是第三世界大家庭的一员。(21)

　　基于对中国在非洲角色不断演变的认识，专题小组接着概括了中国在非洲逐步扩大影响所带来的三个挑战：

　　第一就是在令人发指的侵犯人权的行为面前，中国仍然对某些“流氓国家”进行偏袒，如苏丹和津巴布韦。第二是中国对西方影响力方式的作用问题：反向压力——例如西方国家以停止援助或对投资设限的方式来达到改善某一非洲国家人权的目的，但如果中国准备抗衡这种影响力，西方政府的作用将难以奏效。第三，中国的商业行为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的，使得美国公司处于一种不平等竞争的境地。随着意料中的整个对非援助和竞标合同数量的增加，这一矛盾也会愈演愈烈。(22)

　　我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这些挑战并没有列出中美对非关系中的一个重点，即中国很明显“不仅仅要获得资源的使用权，还要控制资源的生产和分配。当资源变得稀缺时，自己有优先的使用权”。(23)在这件事情的背后，在这些挑战中似乎还有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即中国经济腾飞对能源的巨大需求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这个夏天，我参加了在瑞典举行的“塔尔堡峰会”(Tallburs Summit)。参与这次会议的主要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私人或公共领域的代表。峰会上大家讨论最热烈的就是中国庞大的能源需求对环境的影响。

　　在中美竞争背后还有许多其他的潜台词。不管是以前的还是现在的美国政府，都在思考中国在非洲国家民主化和自由市场改革中的不利影响。有一个草率的结论认为，中国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政策，因此中国有借口对非洲国家那些针对侵害人权的抗议声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这个观点至少是值得商榷的。中国政府在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之后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比如提供政府开发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在前文引用过的一次研讨会的发言中，中国驻南非大使金永健指出：

　　按照中非论坛的安排，中国适时地免除了非洲31个国家的105亿人民币债务。

　　与其长期的不干涉姿态相反，“中国向利比里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派出了维和部队，并对非洲之角的抗旱工作以及苏丹达尔富尔给予了人道主义援助”。(24)

　　虽然中美两国在非洲存在竞争，但是中国似乎并没有把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挤出非洲市场的意图。中国积极地与非洲各国的政府打交道，主要是出于经济增长和对非洲资源的需求。总之，中国在非洲的地位对中国自身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在非洲是要打持久战的。

四

　　中非关系中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中非关系能够以及应该达到什么程度？

　　谨慎地说，为了满足对能源的巨大需求，中国必须小心翼翼以免重蹈美国多年前在中东的覆辙，即为了获得石油而支持那些危险的国家。那些阻挠美国在中东行动的“非神圣的联盟”(Unholy Alliance)破坏了中东和平进程。这样的牵扯和纠缠妨碍了我们长远的战略选择，使我们的国际形象受损，同时也削弱了我们在国内的道德威信。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与某些难缠的国家扯上了关系，就很难脱身了。中国需要从中学到的是，与某些可怕的国家（比如苏丹）做生意或是向他们出售武器很可能将来危及自己。在当今世界的通讯条件下，中国不久就会看到可怕的反作用力了。作为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中国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大国在国际舞台上总是备受瞩目的对象。

　　诚然，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中国在向非洲传授其发展经验以及帮助非洲实现“大跃进”(Great Leap)时应该更加具有国际视野和战略远见。在这一点上，下面的中国故事是不足为凭的：

　　当看到日本和亚洲的小龙们通过储蓄、投资和出口变得富有起来时，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意识到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

　　为了推进这样的战略，一系列措施相继出台，沿海地区纷纷建立了经济特区、免税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地方、省级和中央各级政府机构纷纷出台刺激投资的举措，从免税假期到允许直接投资占到制造业设备成本的一半等等不一而足。另外，中国还加紧发展教育以弥补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失去的岁月，因为那段时间学校被关闭了。本国的中高等教育在不断扩张，还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前往美国和其他国家深造。如今，中国每年能培养出200万大学毕业生……最终，到了2003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成了国家宪法的一个基本原则。

　　相应的是，外来投资和出口都飞速增长。1980年中国的外资不到200亿美元，到1990年增长到2000亿美元，今天已经超过了5000亿美元。同样，出口也从180亿美元增长到了将近6000亿的数字。中国由于贸易顺差，现在拥有65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仅次于日本的85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25)

　　在2000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郑重许诺会提供人员培训与技术援助。问题在于这些培训和援助是否能从非洲国家的发展战略和需要出发，从而帮助非洲实现快速增长。

　　除了支持萨文比，冷战时期中国在非洲的所作所为给人以机智老练的印象，主要是因为它被视为一种与美苏相抗衡的力量。非洲国家期望中国继续作为好榜样，看起来好像确实是这样。在中国方面谨慎周密的努力和中国经济增长的“自然”动力的影响之下，非洲将会从中受益。例如，最近有报告称，中国的工会越来越活跃，中国开始对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做出回应，这意味着非洲将开始在全球经济中拥有潜在的竞争优势，即低成本的劳力。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成熟，非洲也将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

　　迄今为止，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使非洲获益不少：

　　中国对资源的需求拔高了世界市场不少商品的价格，如铜、金、铝、镍和木材，挽回了一次经济低潮，并促进了出口这些物资的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目前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铜消费国。(26)

　　中国现在是世界市场的主要行为者，因此可以为非洲国家提供更多的市场和更大的砝码，以便非洲在同其旧“主顾们”打交道时更好地为国民谋福利。

　　除了政府开发援助、外国直接投资以及提供一种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日臻完善的经济模式以外，中国还可以通过促进多边合作来推动非洲的发展。

五

　　在回顾中国在非洲的历史以及考察中美在非洲的竞争之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中美之间可能建立合作关系来推动非洲发展的领域。中美至少在以下三个领域可以比较容易地实现在非洲的合作：医疗卫生、人道主义援助和维和行动。

　　在医疗战线上，中国向非洲派遣了900余名援非医生，体现了中国对非洲的真诚和友谊。(27)除了人力援助以外，中美在非洲还有其他一些合作机会：

　　在乌干达，中国的一家制药公司正在引入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并在竞标一份出售蚊帐的合同。同时，中国也计划在非洲的其他一些国家试验一种疟疾疫苗。中国在非洲逐渐开展防治疟疾的行动与美国的意图是相吻合的。非洲每年大约有100多万人死于疟疾，其中大多数是儿童。最近，布什总统宣布要向非洲提供一笔高达12亿美金的援助来消灭疟疾。其他的一些西方公司也在非洲试验疟疾疫苗。在这一点上，中美完全可以以合作代替竞争。(28)

　　如前文所述，尽管中国一贯坚持不干涉其他主权国家内政的政策，但也承诺向非洲类似达尔富尔这样的动荡地区派遣维和人员。同样，中国也在尽力帮助非洲国家防治艾滋病。这是中美可以实现合作的另一个领域。

　　除了人道主义援助之外，中美之间可以进行一些商业合作。考虑到非洲巨大的能源潜力和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巨大需求，两国一定可以找到一些在非洲共同开发和投资的商业机会。

　　中美之间的这种合作会给非洲带来切实的利益，当然这种合作也是非洲所期待的。此外，中美在非洲的合作也会给中美双边关系带来好处。考虑到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两国在非洲的合作可以为双方提供：第一，一个用以检验进行双边援助合作模式的机会；第二，一个通过建立部长级关系来确立互信的机会；第三，建立一个通过彼此合作来解决问题的模式，就像处理朝鲜半岛问题的模式一样。中美在非洲的合作模式所达到的实际效果很可能成为世界走向稳定和谐的契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我所提到的合作方式并没有以法案的方式予以确立，而是需要来自部长级层次的领导推动和两国人民与各方的支持。（在这点上，大学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对非洲来说，推动中美合作性的双边关系也是适宜的。当中美在这片大陆上寻求各自的利益时，符合非洲利益的做法应该是寻求最大化合作效用和避免两强之间发生冲突。或许“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做法在过去是可行的，但当今世界局势很不稳定，中美关系一旦失去控制，所可能导致冲突的风险太大。中东地区一触即发的紧张态势（极有可能爆发）将对石油产量产生巨大的影响。考虑到两个经济体对能源的巨大需求，两国之间也随时有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我们当然是希望冲突不发生。因此，还有比在非洲发展问题上寻求两国合作更好的方法来避免冲突吗？

　　寻求在这些可能实现的领域进行合作是中美两国的明智之举。合作不仅有利于非洲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对于在非洲拥有大规模投资的——无论是从字面意义还是象征意义上说——中美两国而言，一个稳定而有希望的非洲符合大家的最佳利益。

　　正如开篇一样，我也想以一段个人的思考来结束此文。几年前，我参加了在莫桑比克马普托举行的第二届非盟会议。会场就在中国政府援建的一个会展中心。这座国家艺术会展中心从修建到竣工花费不到一年的时间，正好赶上了非盟峰会的召开。这座见证了历史性会晤的会馆现在被视为莫桑比克王冠上的一颗珍珠。此前，我也曾经因为其他的原因到过马普托，会展中心坐落的地方原先只不过是一片不毛之地。今非昔比，我对这样的变化感到吃惊。当我看到这座优美的建筑时，不由得联想起“凤凰涅槃”这样的形象。对于正在崛起和逐渐强大的中国而言，应该将其在莫桑比克的成功经验扩展到这片大陆上更多的地方。中国有能力使非洲成为“涅槃的凤凰”，帮助非洲从奴役、殖民主义和冷战的阴影中挣脱出来。这样值得称道的努力不仅会有益于非洲，也将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榜样，包括美国在内。

　　注释：

　　①Gerald L'ange, The White Africans: From Colonialization to Liberation, Jonathan Ball Publishers,2005,p. 303.

　　②金永健：《中国经济发展：中非关系的新契机》，在2005年5月17日由AISA主办的研讨会上的发言。

　　③Stephen Yafa, Cotton: The Biography of a Revolutionary Fiber, Penguin Books,2005, p.13.

　　④Walter Rodney, 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How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67.

　　⑤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4月19日。

　　⑥有来自29个亚非国家的代表参加了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⑦Peter Stiff, The Silent War: South African Recce Operations 1969-1994, Galago Publishing, 1999,p.47.

　　⑧原文是“the Uhuru（斯瓦希里语，‘自由’）Railway, the Great Freedom Railway and the Tanzam or Tazara Line”。——译者

　　⑨Gerald L'ange, The White Africans: From Colonization to Liberation, p. 303.

　　⑩Lindsey Hilsum, "We Love China", in Granta : The Magazine of New Writing 92, Winter 2005, p.240.

　　(11)最近，美国外交协会召集了一批这方面的专家，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来评估美国的对非政策。这个外交协会非洲专题工作组(Working Group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dependent Task Force on Africa)的成员包括：Anthony Carroll (Manchester Trade Ltd.), Timothy Docking (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Laurie J. Fitz-Pegado (The Livingston Group), Christopher Fomunyoh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International Affairs), Tom Gibbon (Emerging Markets Partnership), Stephen Hayes (The Corporate Council onAfrica), Makila James (Department of State), Jeffrey R. Krilla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Marina S. Ottaway (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Dave Peterson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Carol Pineau, Witney W. Schneidman (Schneidman &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Joseph T. Siegle (Center for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the Informal Sector) 。

　　(12)The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More the Humanitarianism: A Strategic U. S. Approach toward Africa, Independent Task Force Report 56,2006,p.40.

　　(13)African Business, July 2006,p.235.

　　(14)Ibid., p.21.

　　(15)Ibid.

　　(16)Ibid.

　　(17)Peter Stiff, The Silent War, pp.282-283.

　　(18)African Business, July 2006, p.16.

　　(19)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05 Comprehensive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U. S. Trade and Investment Policy toward Sub-Saharan Africa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 May 2005,pp.3-4.

　　(20)The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More than Humanitarianism: A Strategic U. S. Approach Toward Africa", Independent Task Force Report 56,2006,pp.40-54.

　　(21)Ibid. , pp.41-42.

　　(22)Ibid. , pp.49-50.

　　(23)Ibid. , pp.52-53.

　　(24)Africa Business, p.17.

　　(25)Clyde Prestowitz, Three Billion New Capitalists: The Great Shift of Wealth and Power to the East, Basic Books, 2005, pp.27-28.

　　(26)The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More the Humanitarianism: A Strategic U. S. Approach Toward Africa" , Independent Task Force Report 56,2006,pp.40,46.

　　(27)此处有误。根据中国方面的资料，从1963年我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援助队以来，目前已经向47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118支医疗援助队，共有1.5万名医务工作者参与过援非医疗队，并有1180名医护人员常驻国外。——译者

　　(28)The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More the Humanitarianism: A Strategic U. S. Approach Toward Africa", Independent Task Force Report 56,2006,pp.47-48.

　　责任编辑：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