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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

　　内容提要：美国的军事力量和文化吸引力使美国处于全球秩序的顶端。可是，霸权不能仅仅依赖枪炮和好莱坞生存。美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作为“粘性权力”发挥作用，使其他国家依附美国的体系，接着加入这个体系。粘性权力能够帮助稳定伊拉克的局势，把法治带给俄罗斯，并防止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武装冲突。

　　自其最初的岁月以来，美国的所作所为始终像是一个全球强国。美国不仅始终能够把庞大的舰队和强大的军队派往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而且始终关注全球体系的演变，美国军队长期以来在国际上服役。美国并不总是以世界上最大或者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自夸，但这个国家总是从全球角度看待贸易，大体上推动世界向经济一体化前进。美国的意识形态冲动也是全球性的。诗人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把在 美国大革命中打响的第一枪描述成“响彻世界的枪声”，而美国人总是认为，他们的宗 教和文化的价值观应该在全球各地占据优势。

　　从历史上说，安全威胁和贸易利益促使美国人从全球角度进行思考。英国人驾船穿越大西洋前来焚烧首都华盛顿；日本人从太平洋的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珍珠港。与亚洲和欧洲的贸易以及西半球范围内的贸易对美国的繁荣来说始终是至关重要的。1801年，托马斯•杰弗逊总统为了保护美国的贸易，派遣海军前往地中海与巴巴里海盗作战。19世纪50年代，美国海军将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迫使日本开放门户，部分地为了确保在日本海岸附近沉没的美国捕鲸船的幸存者得到体面对待。此外，美国内战的最后几下枪声是从在北冰洋的偏僻水域攻击联邦船舶的一艘南部邦联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上响起的。

　　美国登上超级大国的地位源自这种全球目光。在20世纪，随着英国的帝国和商业的体系的衰落和崩溃，美国外交决策者面临三种可能的选择：支持英帝国，无视问题并听任世界其余部分自行其是，或者取代英国并承担强制推行某种世界秩序的令人生厌的职责。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冷战开始，美国尝试了所有这三种选择，最终取代英国成了世界秩序的维护者。

　　然而，美国人是在游戏规则永远发生变化的时刻取代英国人的。美国不可能只是变成又一个具有强大实力的帝国，玩弄战胜敌人和控制盟友的旧游戏。这种竞争导致战争，而主要强国之间的战争不再是国际体系一个可接受的组成部分。美国没有必要尝试别的国家从来没有实现过、许多国际关系的理论家也发誓不可能实现的某种目标。美国必须营造一个能够终结数千年强国冲突的体系，建立一个能给全世界带来持久和平的权力框架——在全球范围再现古代的埃及、中国和罗马各自在地区基础上实现过的成就。

　　使这项使命变得更复杂一点的是，新霸权主义者将不能利用罗马人和其他人可利用的某些方法。将世界上的诸多国家和文明缩减为从属的省份是美国能够或者可能使用的任何军事力量所力所不及的。美国将不得不为主权国家制订一种新方式，让它们在一个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充满宗教、种族、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对抗的世界上共处。

　　在2002年出版的《美国权力的悖论：为什么世界惟一超级大国不能独行其事》(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一书中，哈佛大学政治科学家小约瑟夫•奈(Joseph S.Nye Jr.)讨论了美国在建立世 界秩序时能够利用的权力类型。小约瑟夫•奈把注意力集中于两类权力：硬权力(hardpower)和软权力(soft power)。在他的分析中，硬权力是迫使其他人遵循某种特定的行 动方针的军事力量或者经济力量。相反，软权力——文化的力量，榜样的力量，观念和 理想的力量——更微妙地发挥作用；软权力使其他人想望你所想望的东西。软权力支持 美国的世界秩序，因为它影响其他人，使他们喜欢美国的体系，并出于他们自己的自由 意志支美国的体系。小约瑟夫•奈有关软权力的见解引来大量关注，并将继续在美国的 政策辩论中起重要作用。可是，他所提出的两类硬权力——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之 间的差别没有得到应得的考虑。传统的军事实力可有益地被称为锐性权力(sharp power )；那些抵制这种权力的人将感觉到，有刺刀推动并刺激他们向其必须走的方向前进。 这种权力是美国体系的基础。经济实力可被认为是粘性权力(sticky power)，这种权力 由一系列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构成，这些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吸引其他人喜欢美国的影 响，然后接受美国的影响。锐性权力和粘性权力与软权力(美国体系所固有的价值观、 观念、习惯和政治)一起支持美国的霸权，并使类似以美国为首的全球体系这样的人造 的、从历史上看是任意的东西显得令人想望、不可避免和恒久不变。

　　锐性权力

　　锐性权力是一种非常实际和没有感情色彩的东西。美国军事政策所遵循的规则对赫梯人或者罗马帝国来说或许是不可理解的。事实上，美国军队是一个其指挥结构与欧洲君 主政体的指挥结构最为相像的机构——总统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磋商后发布命令，而军 队随之服从这种命令。

　　当然，安全始于国内，而且，由于1823年门罗主义的宣布，美国安全政策的主要原则是不让欧亚强国涉足西半球。从阿拉斯加的巴罗角到智利的合恩角末端，不会出现具有迷惑力的主要强国，不会出现洲际同盟，而且，随着美国变得更强大，也不会出现欧洲或者亚洲的军事基地。

　　美国安全政策的制订者也把注意力集中于世界的海上和空中通道。在和平时期，这种通道对美国及其盟友的繁荣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战时，美国必须控制这些海上和空中通道，以支持美国的盟友并向其他大陆派遣军事力量。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几乎被德国的潜艇击败；在当今一体化市场的世界上，经由这种通道的贸易流动的任何中断都将是灾难性的。

　　最后(而且也是决定性的是)，美国认为中东是一个值得严重关注的区域。从美国的观点看来，在中东潜伏着两种潜在的危险。首先，某个外部强国，诸如冷战时期的苏联，可能尝试控制中东的石油，至少使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的石油供应受到妨碍。其次，中东的某个国家可能接管该地区，并尝试做同样的事。埃及、伊朗和最近的伊拉克全都进行过这种尝试并且——多半由于美国的政策——全都失败了。“基地”组织领导人乌萨马•本•拉登及其追随者如今努力在中东地区建立一个神权政治强国，这个强国能够控制石油资源，并把独裁权力延伸到整个伊斯兰世界。这种努力尽管造成各种新的危险，但与最近60年来美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其他威胁相似。

　　作为其表达这种优先考虑的锐性权力战略的一部分，美国维持一个由联盟和基地组成 的体系，这个体系旨在促进亚洲、欧洲和中东的稳定。总的说来，到2003年9月底，美 国的境外驻军略微超过25万(不包括参与“伊拉克自由行动”的军队)；其中大约43%部 署在北约地区，大约32%部署在日本和韩国。此外，一旦出现紧张局势，美国具有把大量部队运往这些地点和中东的能力，美国也保持着控制对其前哨基地来说必不可少的海上通道和空中走廊的能力。而且，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情报和电子侦测组织。美国2003年的情报预算估计在300亿美元以上，超过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韩国各自的军事预算。

　　随着时间的推延，美国的战略思考已转向把压倒一切的军事优势作为国家安全的最可靠保证。这部分地是出于更大安全的明显理由，但这部分地也是因为至上优势是一种重要的威慑因素。建立压倒一切的军事优势不仅可能制止潜在敌人发起军事进攻，也可能阻碍其他强国尝试与美国的军事集结抗衡。倡导者们坚持认为，从长期来看，这种战略可能比只是略胜一筹更便宜，也更安全。

　　粘性权力

　　经济的或者粘性的权力不同于无论是锐性的还是软性的权力，它既不以军事强制为基础，也不以简单的意愿巧合为基础。请考虑食肉茅膏菜属植物，它们以一种软权力吸引被掠食者，也即以一种令人喜爱的气味诱惑昆虫去吸食其液汁。可是，一旦受害者接触 液汁，它就被粘住了；它不能离开了。这就是粘性权力；这就是经济权力起作用的方式 。

　　粘性权力具有长期历史。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建立了吸引其他国家的全球经济体系 。英国在19世纪吸引美国参与英国的贸易和投资体系。伦敦金融市场所提供的投资资本 使美国企业得以发展，而美国人得益于遍及大英帝国的自由贸易。然而，美国的全球贸 易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英国海军的抵押品——只要美国拥有英国的友谊，美国就能与世界 进行贸易，但这种友谊的中断将意味着金融崩溃。因此，在美国始终存在一个反对与英 国开战的强大的游说团体。在1812年战争期间，依赖贸易的新英格兰几乎脱离了美国， 而在下一个世纪英美关系的每一个危急时刻，英国能够指望商人和银行家的强有力游说 ，两个讲英语的强国之间的战争将使他们毁于一旦。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打算领导的世界经济已远远落后于在英国领导下达到的一体化顶峰。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撕裂了曾支持原先的体系的脆弱网络。在冷战年代，由于美国努力重建并改善英国的体系，美国必须改变世界经济体系的货币基础以及法律和 政治的框架。

　　美国建立粘性权力所依据的是两个基础：一个国际货币体系和自由贸易。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使美元成为世界的基本货币，而且，虽然在另外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元在理论上仍然与黄金挂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能够增加美元供应以回应经济需要。结果是在近30年内货币基础不断扩大与价格始终保持稳定的不可思议的结合。这些条件帮助产生了改变发达的西方和日本的生活水准的经济奇迹。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引发了一场全球经济危机，但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采用一种浮动汇率新体制，这个体系的运行几乎与以往一样出色，而美元在这种新体制中仍是决定性的。

　　向自由贸易和经济一体化前进所代表的是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出乎意料的伟大胜利之一。甚至在发展中国家日益依赖政府指导的计划和投资使其经济起飞的时候，多半来自美国或者在美国大学接受过教育的法律和经济专家帮助穷国建立能够让外国投资者放心的制度。国际金融机构向世界各地派遣的不是炮艇，而是银行家和咨询顾问。

　　在所有这种活动背后，是美国即使在非互惠的基础上向来自欧洲、日本和穷国的出口品开放市场的意愿。这种政策是遏制共产主义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有助于巩固世界各地对美国体系的支持。与美国财政和货币当局的扩张性倾向一样，美元作为一种全球储备货币的作用有助于形成所谓的“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和“最后的消费者”。美国贸易赤字刺激世界其余部分的生产和消费，增强其他国家的繁荣及其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经济的意愿。向外国竞争对手开放国内市场始终是(目前依然是)冷战期间美国外交政策 最引起争议的组成部分之一。面对外国竞争的美国工人和企业强烈反对这种开放。其他 人对贸易赤字的长期后果感到担心，贸易赤字使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变成纯国际债务国 。自艾森豪威尔政府以来，每当美国对国外借贷的依赖有所增长，危机(美元方面，国 内利率方面，或者在这两方面)迫在眉睫的预言就会出现，但这种否定后果迄今仍有待 变成事实。这种结果更像是在全球范围重复英格兰银行的创立者们于1694年将金融债务 转化成政治实力的创举。一个世纪后，当美国承担英属北美13州殖民地的债务时，这个 创举得到再现。

　　在这两种情况下，债券由富翁和有权者买下，他们接着从政府的稳定中获得利益—— 政府的稳定确保债务的价值不会贬值。富裕的英国人反对斯图亚特王室重登王位，因为 他们担心这将损害他们所持有的英格兰银行债券的价值。同样，英属北美13州殖民地拥 有财产的上层人士开始支持新的美国宪法，因为他们的债券的价值随着全国性政府的实 力涨跌。

　　同样，最近60年来，随着外国人在美国投入更多资金——政府债券、私人债券、直接私人投资和间接私人投资——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通过维护以美国为首的体系的实力获得利益。美国经济的崩溃和美元的暴跌将不仅仅削弱美国的繁荣。没有美国最慷慨的消费者，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国家将陷入经济萧条。要是美国崩溃，每一个国家的金融实力都将受到严重动摇。根据这种情况，债务变成实力，而不是弱点，此外，其他国家害怕与美国决裂，因为它们需要美国的市场和它们自身的安全。当然，走得太远，大量国债可能从力量的源泉变成限制手脚的义务，而美国必须通过维护如期偿还金融债务的长期记录继续为其他国家的信心提供依据。可是，与腓力斯人(地中海东岸古国腓力斯的居民——译注)神殿上的参孙(以色列士师，以其力大无穷而著称——译注)一样，崩溃的美国经济将对世界其余部分造成巨大的、不可接受的伤害。这就是具有复仇力量的粘性权力。

　　所有权力的总和?

　　因此，用小约瑟夫•奈的话来说，美国的全球经济力量不仅仅是强迫其他人的硬权力或者吸引世界其余部分的软权力。毫无疑问，美国的经济体系为美国提供实施其安全战 略所需的繁荣，但它也鼓励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领导。美国的经济力量是粘性权力。

　　粘性权力将如何帮助美国应对当今的挑战?一种紧迫的需要是确保伊拉克的经济重建使这个国家更坚定地融入全球经济。经济开放的国家能形成面向贸易的强大企业；这些企业的领导人能够促进尊重产权、民主和法治的经济政策。这种领导人也对政府进行游说，以避免乃是遭到经济制裁的伊拉克和利比亚的特征的孤立。此外，在伊拉克之外，利用西方资本和全球市场的吸引力是保护法治在俄罗斯不受进一步侵蚀的力量之一。

　　中国全球地位的上升能为粘性权力提供一个关键的试验案例。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它应该获得能支持一支与美国军队抗衡的军队的财富；中国也正在世界上获得政治影响力。中国和美国的一些分析家都认为，历史规律意味着，中国的权力有一天将与占据支配地位的美国的权力发生冲突。

　　粘性权力能提供一条出路。中国得益于参与美国的经济体系以及将其自己融入全球经 济。从1970年至200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大约1060亿美元增至1.3万亿美元以上 。到2003年，大约4500亿美元外国资金已流入中国经济。此外，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依 赖进口和出口，以维持其经济(和军事机器)的运行。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争行动将削弱 中国的工业，切断石油和其他主要商品的供应。

　　可是，粘性权力以双向方式发挥作用。即使中国承受不起与美国的战争，美国中断与 中国的商业关系的日子也将越来越难过。在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代，这种相互依 赖对双方或许都是有利的。粘性权力没有防止第一次世界大战，但经济的相互依赖如今 更深入；因此，“不可避免”的美中冲突不那么可能发生。

　　此外，出于两点理由，粘性权力对美国的霸权来说是重要的：粘性权力有助于防止战争；如果战争发生，粘性权力有助于美国获胜。可是，要在现实世界上行使权力，权力的各种形式必须兼而有之。锐性的、粘性的和软性的权力共同发挥作用以支持美国的霸权。今天，即使在美国的锐性和粘性的权力达到空前水平的时候，反美主义的兴起反映出美国软权力的危机。这种危机对美国体系内的基本设想和关系提出质疑。解决这种紧张局势以使权力的不同形式彼此增强，这是2004年以及往后的美国外交政策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附录一：权力走向软性

　　软权力是哈佛大学政治科学家小约瑟夫•奈在1990年发表于《外交政策》杂志的《软 权力》一文中首先提出的权力等式的另一半。与包含军事和经济力量的硬权力相反，软权力是吸引其他人喜爱美国的理想和文化的权力。软权力吸引其他人支持或者至少接受美国的霸权和政策。例如，在冷战期间，美国的反帝国主义是软权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从未建立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而且，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积极地迫使欧洲国家赋予其殖民地独立。政治民主和人权具有全球吸引力；如果美国被视为支持这些价值观，美国的软权力就得到增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致力于建立一个获得广泛国际支持的全球体系，但美国的公司、非赢利机构、大学和数百万个人的行动提供了真正的动力。埃尔维斯•普雷斯 利(Elvis Presley)、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和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 对实施这个计划所作的贡献不亚于美国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美国前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C.Douglas Dillon)。此外，改造战后日本 工业的生产力权威爱德华兹•戴明(Edwards Deming)所具有的影响力不亚于道格拉斯• 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而且，最初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将其销售、 生产和管理延伸至世界各地，招募有才能的非美国公民，并推动最有成就者进入公司领 导班子。对美国的自由世界计划的成功来说，这些公司在彼此尊重的气氛中帮助创造一 个跨国界和跨文化的工作空间的活动仍是至关重要的。

　　世界各地数千万人在美国生活的渴望也是软权力的强有力证据。移民寄回老家的汇款使世界各地的人们与美国的成功具有利害关系，并产生一种参与美国生活的感觉。此外，每年有数万外国学生来到美国求学。虽然并非所有回国者都喜欢美国，许多人带着新的朋友和熟人的网络离开美国。

　　最后，美国对外人道主义援助的慷慨增强美国的软权力。传统调查仅考虑官方的开发援助，把美国列为世界上不那么慷慨的强国之一。然而，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前官员卡罗尔•阿德尔曼(Carol C.Adelman)所认为的，这种开发援助仅占美国全部海外赠与的17%。如果包括汇款，美国全部援助的61%来自私人部门，而美国基金会的国际捐赠现在达到每年30亿美元。私人赠与对外国接受者的影响可能比政府援助更大——并且因此增强美国的软权力。

　　附录二：粘性权力的历史教训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证明，“粘性权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策 ——能够作为一种武器发挥作用。在战前漫长的和平岁月里，德国被吸引加入了以英国 为首的世界贸易体系，德国经济变得越来越依赖贸易。本地企业依赖进口的原材料。德 国制造商依赖外国市场。德国从美洲进口小麦和牛肉，那儿美国辽阔肥沃的平原和南美的大草原所生产的食品比德国农业在国内能生产的更便宜得多。到1910年，这种经济的相互依赖是如此严重，以致包括《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一书的作者诺曼•安杰尔(Norman Angell)在内的许多人认为，战争的代价已变得如此具有毁灭性，以致战争 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情况并非完全如此。粘性权力未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但它对英国的胜利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旦战争开始，英国切断了德国已变得赖以为生的世界贸易，与此同时，多亏英国的皇家海军，英国及其盟国继续享有获得世界其余部分的商品的便利。战时德国始终存在基本材料和食品的短缺。到1916～1917年冬季，德国人陷入严重饥荒。与此同时，希望使成败机会均等的德国尝试以北大西洋的潜艇战切断同盟国的世界贸易 。这种行动使美国在没有别的东西能拯救同盟国事业的时候参战。

　　最后，1918年秋季，部分地由于基本材料和食品短缺的影响，德国武装部队和平民的士气崩溃了。这种条件而不是军事败北迫使德国领导人要求停战。粘性权力是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最重要武器。粘性权力很可能是美国在21世纪的最重要武器。

　　责任编辑：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