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自从2001年成立以来,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已经从一个聚焦于边界问题的、比较松散的联盟发展成为涉及地区安全、经贸合作、能源交通等全方位的、制度化的区域性国际组织。结合上合组织的这一发展过程,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结盟理论角度,将其10年来的发展路径界定为一个“从策略性联盟到正在形成中意识形态组织”的过程

关键词：上海合作组织；国际组织；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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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自从2001年成立以来,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已经从一个聚焦于边界问题的、比较松散的联盟发展成为涉及地区安全、经贸合作、能源交通等全方位的、制度化的区域性国际组织。结合上合组织的这一发展过程,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结盟理论角度,将其10年来的发展路径界定为一个“从策略性联盟到正在形成中意识形态组织”的过程,并总结出推动这一过程的四大动因,最后分析了这一过程可能给未来的地区和国际安全格局所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 　上海合作组织；国际组织；国际秩序

　　[中图分类号] 　D814. 2;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245X (2007) 0220067210

 

一、从“上海五国”到上海合作组织:背景与问题

　　1996年4月26日,在中国政府的倡议下,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在中国上海签署档,宣布建立“上海五国”(Shanghai Five)元首定期会晤机制。此后,这个区域性组织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并于2001 年提升为上海合作组织( Shanghai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发展成一个具有国际法地位的、永久性政府间国际组织。2004年12月上合组织获得了联合国大会观察员资格,并于2005年首次提出“鉴于阿富汗反恐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经告一段落,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认为,反恐联盟有关各方有必要确定临时 使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上述基础设施及在这些国家驻军的最后期限”[ 1 ] ,从而彰显出了某种程度的地区安全共识( regional security consensus)。

　　短短的10年时间,虽然经历了北约东扩、亚洲金融危机、“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及中亚国家“颜色革命”等环境因素的变化,但是上海合作组织仍然不断发展壮大,已经从一个聚焦于边界问题的、比较松散的联盟发展成为涉及地区安全、经贸合作、能源交通等全方位的、制度化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有学者认为,作为中国发起成立的第一个植根于本国的国际性组织,上合组织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体现将来中国融入并影响世界的计划和步骤[ 2 ] 。耐人寻味的是,如何更加准确地界定上海合作组织10年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推动这种变化的深层次动力和逻辑是什么? 这种变化对于地区安全和国际格局具有怎样的意义?

二、上海合作组织的组织变迁过程分析

　　(一)上海五国会晤:从边界协商到安全合作

　　1991年底,原苏联迅速走向解体。当时,最为迫切和现实的问题在于,原中苏边界西段的大部分地段及与其有关的历史遗留问题,转变成为中国与多国双边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边境线长达3 300千米,而且大都是难以派兵驻守的高山地区,因此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成为当时最为迫切的问题。在接下来的5年中,五国政府就边界问题几乎每年进行双边或多边的协商,为上海五国机制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①。

　　表1　　　　　　　　　　　　　　　　　　上海五国元首五次会晤对比

时间	地点	背景	主要议题及成果
1996年4月	中国上海	中国与其他四国在边界协商问题上已经达成初步协 议和成果	边界协商、建立军事互信
1997年4月	俄罗斯莫斯科	北约东扩启动;日美签订共同防卫新指针;五国边境 上大量陈兵	边境裁军问题
1998年7月	哈萨克斯坦 阿拉木图	国际势力加紧对中亚各国的渗透,各国都面临着三 股势力的威胁	打击三股势力,交通能源合作
1999年8月	吉尔吉斯斯坦 比什凯克	俄罗斯和中亚各国均受到恐怖主义袭击;跨国犯罪 活动日益猖獗;“东突”势力威胁中国西北安全	联手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加强 国际问题磋商、复兴古丝绸之路
2000年7月	塔吉克斯坦 杜尚別	美国新干涉主义兴起;三股势力活动更加公开化、规 模化、策略化	内部加强反恐合作,对外反对强权政 治,乌兹別克斯坦成为观察员

　　为了巩固前一阶段多边磋商的成果, 1996 年4月,五国的国家元首相聚上海,共同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标志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机制的正式建立,也显示出协商议题从边界问题磋商到建立军事互信的转变。然而,在随后的1997年,北约东扩正式启动,美日签署《日美防卫合作新指标》,所有的这些因素,都要求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之间更好地建立军事互信机制,以避免东、西两面形势都陷于紧张的不利局面。为此, 1997年4月,五国元首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议》,明确表示五国均努力将边境地区的军 事力量裁减到最低水准,使其只具有防御性,不谋求单方面的军事优势等。

　　1998年7月,五国领导人再次举行正式会晤,并发表了《阿拉木图声明》,初步明确了五国携手反对民族分裂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的共同目标。这标志着,五国元首会晤的内容已经从被动性、临时性的军事互信机制建立,走向了主动性、常规性的地区安全合作。1999年,三股势力恐怖袭击的威胁日益增大,再加上美国悍然对原南斯拉夫联盟进行军事进攻,这些因素都促使五国元首再次走到一起,于1999年8月在比什凯克举行第四次会晤。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会晤中提出建立中亚无核区、合作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等五点建议[ 3 ] 。2000年7月,五国元首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別进行第五次会晤,除了重申和强调以往的共识之外,还首次吸纳了乌兹別克斯坦成为观察员国家,为下一步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二)上海合作组织:曲折中的前进

　　虽然在五国第四、五次元首会晤中,各国已经就五国会晤机制的前途发展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是实际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特別是关于乌兹別克斯坦加入“上海五国”的问题仍有分歧。在中、俄的共同努力下,各国对接纳乌兹別克斯坦加入“上海五国”的建议不再持反对态度[ 4 ] 。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正式在上海宣布成立,并共同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为维护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联合打击“三股势力”奠定了法律基础。

　　2001年“9·11”事件的突发,使成立伊始的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全球反恐的大形势下,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力量开始逐渐进入中亚地区,中亚各国政府也纷纷倒向美国,为其在中亚地区的反恐军事行动提供各种便利。俄罗斯也先后与美国签署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与北约签订《罗马声明》等。因此,在随后的一段时期内,一些西方媒体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原有的组织和共识基础有被“空心化”( hollow2out)的趋势,其区域安全合作组织的地位也甚至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

　　面对这种新的全球安全形势,中、俄两国抓住中亚国家大国平衡外交的心理,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进行某种策略性的调整。2002年6月,六国元首在圣彼德堡召开的年度会晤上,签署了《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决定建立常设地区反恐怖机构,加强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中亚各国领导人在会后均对“上海合作组织”给予了积极评价。有学者认为,这次会晤表明,“上海合作组织”不仅在继续按照自己的政治设计发展,而且发展的态度更加积极[ 5 ] 。

　　经历了“9·11”事件所带来的挑战之后,上海合作组织各个成员国之间协调了相互的利益关系,为组织的下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2003年5月,在即将结束初创阶段,开始在国际生活中独立自主地发挥作用的重要时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三次会晤,批准设立关于比什凯克地区反恐中心等机构的活动规章以及组织的徽标方案,商定了组织预算编制和执行规则,明确表示上海合作组织常设机构的启动应不晚于2004年1月。在随后9月份的总理会晤上,又相继批准了《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年度预算》、《反恐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等一系列执行性决议。这一系列的共识和举措,被一些国际媒体认为是“上海合作组织从这时起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组织”[ 6 ] 。

　　2003年峰会之后,由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基础建设已经完成,组织的发展进入了第二阶段———机制建设提高阶段[ 7 ] 。2004 年6 月,六国元首塔什干峰会召开,主要的会晤论题包括上合组织自身地位、会议机构组成人员的豁免、东道国地位、观察员国地位、对话伙伴国地位问题、与东盟建立对话机制等,决定给予蒙古以组织观察员地位,并邀请阿富汗临时政府总理卡尔扎伊作为主席国客人参加会议。这不仅表明上合组织在内部建设上的进一步机制化、层次化以及对外的一致化,也标志着其成员机制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在随后的2004年12月,上海合作组织获得了联合国大会观察员地位; 2005年4月,又与东盟和独联体签署谅解备忘录,这些资讯都昭示出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内部利益关系中已经取得平衡,因而在对外态度上渐趋一致。2005年6月,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行会晤,再次强调了成员国在对外经贸、交通、环保、文化、教育领域务实合作的具体方向;肯定了该组织在对外开放方面的新成就,决定给予巴基斯坦、伊朗、印度三国观察员地位; 并首次就“9·11”以来美国和北约国家的军事力量撤出中亚地区的主张达成共识。

　　上合组织日趋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2006年的上海年度会晤中体现得更加明显。2006年6月,在成立五周年之际,元首会晤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宣言》,不但强调了维护地区安全和反恐的决心,也简明了各成员国在对外关系上的一些基本价值和立场,如强调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审慎对待安理会改革、尊重各国文明价值的差异、反对武力输出社会模式等。

　　此外,将成员国合作议题扩大到资讯安全、教育交流、金融合作等方面,并首次邀请东盟和独联体有关领导人以主席国客人的身份参加会晤。

　　在上合组织成立后的几年时间里,西方媒体并没有对其有太多的关注。从2001到2003年,由于聚焦 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等问题,美国的主流媒体几乎从来没有提及上合组织[ 8 ] 。而2006年上海年度会晤表

　　表 2　　　　　　　　　　　　　　　　　　　　　　上海合作组织元首六次会晤对比

时间	地点	背景	主要议题及成果
2001年6月	中国上海	乌兹別克斯坦提出加入上海五国机制的申请,各国 在接纳问题上达成共识	接纳新成员国,成立上合组织,签署 《上海公约》
2002年6月	俄罗斯 圣彼德堡	“9·11”事件爆发,美国对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军 事力量直接进入中亚地区	建立地区常设反恐机构,通过《合作宪 章》
2003年	俄罗斯莫斯科	美国的反恐战争在阿富汗取得成功,并出台以“先发 制人”为本质的新安全战略,并开始对伊拉克采取军 事行动;俄罗斯与北约建立“20国机制”	通过秘书处的规章和预算;明确建立 常设机构的时间表
2004年6月	乌兹別克斯坦 塔什干	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结束,美俄在独联体国家 和中亚地区的军事竞争加剧	立观察国和对话伙伴国机制;吸收 蒙古、阿富汗与会
2005年6月	哈萨克斯坦 阿斯塔纳	美国出台《国家军事战略》,继续推行单边主义,并保 留在中亚地区的驻军;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 国家先后爆发“颜色革命”;伊朗核危机再次升温。	给予巴基斯坦、伊朗、印度三国观察员 地位;要求有关国家制定从中亚地区撤军时间表
2006年6	中国上海	联合国改革一波三折;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不断升 温;北约与欧盟双东扩加速;恐怖主义再度肆虐	简明在对外关系上的一些基本价值和 立场;邀请独联体和东盟国家参加

　　召开之后,一些外电和国外学者纷纷发表评论,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意识形态和共同利益逐渐强化的趋势。英国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撰文指出,上合组织明显突出了中国在中亚日渐扩张的影响力,并且对美国采取更对抗的态度,甚至将其称为“东方北约”[ 9 ] ;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 PeterBrooks)则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形成了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战略利益,例如反对西方国家对于这些国家的民主和人权问题所提出的批评,反对将维吾尔、西藏和车臣的民族权利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对外的一致立场等[ 10 ] 。美联社报导称,俄罗斯和中国对于美国对世界事务的主宰以及华盛顿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而感到不安, (因此)它们“把‘上海合作组织’看作是抵消美国和欧洲在该地区不断增加投资的影响的一个途径”。

　　(三)从策略性联盟到正在形成中的意识形态型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变迁的内在逻辑

　　如何有效地解释甚至预测国家间的结盟现象及其模式,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当前,国际结盟理论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以新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斯·华尔滋(KennethWaltz)的“权力平衡论”( balance of power) ,认为“如果弱国可以自 由选择的话,在各方力量中他们会与较弱的一方结盟,因为较强的一方会对他们形成更大的威胁,因而与弱方结盟会使他们更有安全感”[ 11 ] ,即认为追求各方的权力平衡是各方结盟的主要动因;第二种是以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沃尔特( Stephen Walt)为代表的“威胁平衡论”( balance of threat) ,认为国家更多地会从认识威胁、而非权力平衡的角度来维护自身的安全,权力本身只是一个中性事物,只有发现权力背后可能蕴藏着巨大的安全威胁之时,才能激发国家结盟的积极性[ 12 ] ; 第三种是以学者瑞达·施韦姆( RandallSchweller)为代表的“利益平衡论”( balance of inter2est) ,认为前两种观点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假设,即国家结盟的主要目的是被动地维护自身安全,而在现实生活中,国家并不只是现状的维护者,而是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因此国家结盟的动机主要来源于对自身和联盟利益追求之间的平衡[ 13 ] 。

　　如果从结盟各方的策略性强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以上三种理论假设是呈递增趋势的:权力平衡论和威胁平衡论更多地从被动角度来看待国家的结盟行为,因而具有更强的策略性和权宜性;而利益平衡论则更倾向于从主动的角度来分析国家结盟行为,从而更加强调结盟各方的共同利益和价值共识。因此,我们可以近似地将基于前两者假设基础上的国际组织称为“策略型联盟”( strategic alliance) ,而把利益平衡论所指的国际组织称为“意识形态组织”( ideology2basedorganization) 。他们在组织目标、架构、利益协商机制和对外关系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

　　

　　表　3　　　　　　　　　　　　　　　　　　　策略性联盟与意识形态型组织的区別

类別	策略性联盟	意识形态型组织
组织目标	单一性, 境遇性, 以具 体问题的解决为依归	多元性, 系统性, 以共 同利益和价值共识为 基础
组织架构	非制度、临时、不稳定	制度化、长久性、相对 稳定
利益协商	双边性	多边性
对外关系	弱一致性, 难以共同 行动	强一致性,容易形成集 体行动

　　从组织目标来看,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机制的建立,最初是为了解决原苏联解体之后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并通过边境裁军问题的协商,来达到建立军事互信、避免互相交恶的局面发生。因此,参与各方基本上都是抱有某种策略考量的:面对北约东扩,俄罗斯希望中亚地区能够成为自己稳定的后方;美日安全同盟的加强,也促使中国把国家安全的重点放在海权上,因而不希望在西北边境看到军事威胁;独立不久的中亚国家也希望能够在中、俄、美三个大国之间取得某种利益平衡。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成员国之间的协商议题逐渐从被动地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到主动地进行地区安全合作和经贸交往,合作的利益基础进一步扩大; 2003年莫斯科峰会之后,六国之间的合作议题从传统的安全和经贸领域扩展到交通、环保、能源、文化、教育、资讯安全等方面,上合组织的定位已经从单纯的地区安全联盟转变为具有一定共同利益基础、全方位的区域合作组织。

　　从组织架构来看,在上海五国阶段,除了建立了元首年度定期会晤机制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常设性正式机构和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伊始,就公布了《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不但建立了秘书处、反恐等常设机构, 而且确认了该组织的国际法主体地位。

　　2004年以后,上合组织正式设立了自己的综合性常设机构,并通过建立观察国和对话伙伴国机制,逐步扩大

　　表 4　　　　　　　　　　　　　　　上海合作组织不同阶段的特征对比

类別	上海五国阶段	上合组织(2001 - 2003)	上合组织(2004 - 2006)
组织目标	解决边境问题,建立军事互信	地区安全合作和经贸交往	安全、经贸、交通、环保、能源、文化、教育、 资讯安全等全方位的合作
组织架构	元首年度定期会晤	制定宪章,成为国际法主体,设 立常设的反恐机构	建立观察国和对话伙伴国机制,设立上合 组织的常设机构
利益协商	主要是双边协商,中俄两国作用 占主导地位	双边协商与多边协商并重;随着参与国家的增加,中亚国家扮演的角色越发 重要
对外关系	早期缺乏一致的理念,后期提出 反对新干涉主义与强权政治,但 缺乏实际的行动落实	提出反对恐怖主义和强权政治 的理念,并多次举行双边和多边 联合军事演习	简明了对联合国和武装干涉等问题的一 些基本价值和立场,并对影响本地区安全 形势的国家的行为发布了共识性声明。

　　自己的影响范围,组织架构和机构建设进一步制度化、稳定化。

　　从利益协商的方式和过程来看,在初创阶段,中、俄两国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在一些重要议题的协商方面,基本上是以中俄双边协商为先导,然后再由中国和俄罗斯分別与中亚国家进行协商,从而达成妥协和共识。以双边协商为主的机制,昭示出组织本身还无法提供一个有效的、多边协商的平台。上合组织成立以来,由于参与国家的增加,中亚国家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由于上合组织的制度化水准得到加强,为各方利益的协商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平台,因此原有的双边协商方式也逐渐让于多边协商方式。

　　最后,从对外关系来分析,囿于具体的组织目标所限,早期的上海五国主要着眼于各自的利益协调,而缺乏一致的支撑对外关系的理念。虽然在后期发表的声明中,曾经提出了反对新干涉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口号,但一致缺乏实际的行动落实。“9 ·11”事件发生以后,新成立的上合组织在宪章中一方面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恐怖主义,另一方面仍然坚持抨击强权政治的共同理念,并多次举行双边和多边联合军事演习; 2004年以后,上合组织在发表的宣言中多次简明了对联合国地位、安理会改革和军事干涉等问题的一些基本价值和立场。针对一些可能对本地区安全形势产生影响的国家的行为,上合组织首次发布了共识性的声明。

　　(四)基于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共同价值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渐强趋势,不仅体现为各国在各个方面合作的扩大和加强,更表现在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某些共同价值观念的初具成型。在上海五国时期,面对各国维护本国利益的强策略性,一些所谓的“共同价值观念”更多的只是一种口号。上合组织成立以来,随着各国对彼此间共同利益的看法逐渐趋同,在基于各国共同利益基础产生了一些策略性较强的共同价值。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各国在维护地区安全、反对他国干涉内政等问题上的行为趋于一致,这些共同价值已经逐渐内化为各个成员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从而表现出某种弱意识形态性。

　　第一,新型安全观。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传统的安全观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将主权国家及其领土视为唯一的安全主体,并主要把安全主要视为有效地避免军事冲突的过程。而新型安全观则在原有的现实主义基础上,适当增加了自由主义的内容,认为国际社会、国家、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关系中的主体,安全问题的外涵,还必须从军事冲突扩大到 政治、经济、环境等其他领域。今年来,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安全合作方面的加强,正是遵循了新型安全观的基本逻辑:一方面,通过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军,建立军事互信,维护传统意义上的安全格局;另一方面,各国将安全合作的对象逐渐从主权国家转向某些地区激进组织、将安全合作的内容从军事领域转向经济、环境、司法、资讯等领域。在上合组织成员国看来,传统安全观是冷战思维的延续,而新型安全观将成为后冷战时代国际安全问题的发展趋势,而构建一个基于新型安全观基础之上的地区安全新体系,正是上合组织的重要目标和使命。

　　第二,主权高于人权,反对干涉他国内政。以西方政治学的观点来看,上海合作组织六个成员国均带有强烈的威权国家( authoritarian state)色彩,在人权、民主等问题上屡遭西方国家的指责和批评,甚至将其作为干涉各国内政、扩充自身军事影响的理由之一。因此,为了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固,面对来势汹汹的西式民主化潮流,上合组织在《共同宣言》中提出“必须尊重和保持世界文明及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政治社会体制、价值观和发展道路的差异不应被用于干涉他国内政的藉口。社会发展的具体模式不能成为‘输出品’”[ 14 ] 。日本《读卖新闻》据此评论,上合组织表明要与那些持有“主权优先”价值观的国家合作,而与重视人权的欧美各国明确划清界限,这与欧美尤其是美国所主导建立的世界新秩序是相对抗的[ 4 ] 。随着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上海合作组织有可能成为复兴所谓“亚洲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与西方世界主流的自由民主价值形成某种竞争关系。

　　第三,推行联合国主义(United Nationasism) ,支持和推动联合国改革,以联合国来遏制西方国家的单边主义。在成立初期,上海合作组织只是在《成立宣言》中提出“各成员国将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 原则”[ 15 ] ,即更多的只是一种被动参与的心态。随着安全经贸合作力度的加大以及获得联合国大会观察员地位,上合组织开始主动地对联合国的改革提出自己的诉求,并明确表示反对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例如在2005年发表的《元首宣言》中提出“元首们支持联合国进行合理、必要的改革,以提高效率、维护权威”、“重申联合国改革应遵循最广泛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应为改革设立时限及强行推动表决尚有重大分歧的方案”[ 16 ] 。2006年在发表的《五周年宣言》中更是明确提出“联合国应根据世界形势变化进行合理、必要的改革,以提高效率, 增强应对新威胁和新挑战的能力”、“安理会的改革,应遵循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和最广泛协商一致的原则”、“本组织主张,下届联合国秘书长应来自亚洲”[ 17 ] 。这些声明之间的微妙变化表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对待联合国问题上逐渐由被动走向主动,并逐渐形成一些共同的价值,其核心是通过影响联合国的改革进程,来遏制西方国家的单边主义。

　　以上的共同价值分析表明,上海合作组织已经不仅仅再是一个平衡各国利益的策略性联盟,同时也开始形成自己的价值共识和文化理念。虽然从现阶段来看,这些价值和理念仍然具有一定的策略性基础,但是在内容上已经将自己与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区分开来,显示出独特的地区价值体系。无论是主权高于人权,还是联合国主义,都昭示出上合组织逐步走向意识形态组织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强的意识形态,能否在未来被锻造成为某种地区文明的价值共识,进而引发与西方国家的“文明的冲突”( clash of civili2zation)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三、上海合作组织的粘合剂:四大动因分析

　　(一)维护地区安全均势的需要

　　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看来,追求地区安全均势( balance of power in regional security)是各国实现安全利益的最普遍的模式。长期以来,由于地理、宗教、民族等复杂因素的存在,各个大国都意图在中亚地区谋求某种安全均势,特別是原苏联、美国和中国三个大国,对中亚地区的均势格局格外关注。原苏联解体之后,新产生的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美国和中国三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复杂和微妙:俄罗斯希望依然能够与中亚国家保持紧密合作的关系,以稳固自己的后方,以便腾出更多的精力来处理车臣和北约东扩等问题;美国则希望将中亚地区作为制约俄罗斯和中国的重要领地,“9·11”事件之后更是意图在中亚国家建立长久性的反恐军事基地;中国也不愿意看到美国或俄罗斯在自己的西北边境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中亚各国则意图利用各个大国之间在该地区的利益冲突的缝隙,寻找到一个最符合自身利益的位置。因此,从维护国家利益和地区安全均势的目的出发,中亚各国最佳的策略就是不要和任何一个大国过于亲近,也不能轻易冒犯任何一个大国的利益。

　　此外,中亚四国意图保持内部均势平衡,也加速了上合组织的发展。俄罗斯学者R. Burnashev认为,如果不能与中国和俄罗斯达成稳定的安全协议,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就难以保障自身的安全,同时它们也不能与其他邻国撕破脸皮,因此三国的最佳选择就是参加跨区域的、多边的合作组织,这样有利于它们在与两个大国周旋中,有效地防止其他邻国的潜在威胁和野心[ 18 ] 。

　　“9·11”事件爆发以前,中亚各国一直在努力践行着安全均势的外交政策。“9·11”事件的爆发,打破了中亚地区原有的安全均势格局,美国政府以“打击恐怖主义”为旗号,逐渐派遣军事力量进入中亚地区,中亚各国政府也纷纷倒向美国,为其在中亚地区的反恐军事行动提供各种便利,就连俄罗斯也先后与美国签署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与北约签订《罗马声明》等。因此,在“9·11”事件爆发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在中亚地区保持着强大的军事战略优势,传统的均势平衡格局被打破。

　　随着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结束,美国对恐怖主义组织实施军事打击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因此本应开始着手准备在中亚地区撤出军事力量,然而,美国和北约组织则试图以恐怖势力尚未完全清除等名义,继续保持其在中亚地区的军事部署。这不仅引起了中国和俄罗斯的不满,也招致了中亚各国的猜忌。另外,北约在提出“北约战略新概念”的指导下,继续不断实施东扩计划,也不能不令中亚地区各国的担忧。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中亚各国开始调整其外交和军事政策,重新回归到原来的安全均势指导思想上,借用中国和俄罗斯主导的上合组织,来平衡其与美国和北约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俄两国也试图运用上合组织的基本框架,来遏制“9·11”以来美国在中亚地区的膨胀势头,因此从2004年开始,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共同利益和共识基础变得更为宽广,已经成为维护中亚地区安全均势、协调各国安全利益的重要平台。

　　(二)各国打击“三股势力”的共同要求

　　中亚地区的地理、宗教和民族环境极为复杂,给各种民族分裂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创造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再加上长期以来,由于中亚接壤各国缺乏军事和安全互信机制,不但在打击三股势力上难以协调和合作,甚至通过默许和支援某些三股势力组织来达到制约其他国家的目的。随着各国政治形势的发展,中亚地区的“三股势力”开始出现某种合流的趋势,逐渐成为影响各国政治稳定的共同危害。例如,三股势力分子通过贩毒聚敛钱财,招兵买马,扩充武装,不仅使中亚地区犯罪升级,更重要的是导致中亚毒品泛滥,直接动摇着中亚各国的经济基础,使各国的经济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考验,也给中亚地区社会稳定注入了长期的潜在威胁;一些隐匿在费尔幹盆地的宗教极端组织,如“伊斯兰革命党”、“乌兹別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不断策划和发动针对中亚各国的恐怖袭击,并与阿富汗塔利班基地组织勾结在一起,严重影响了中亚地区的安全。

　　另一方面,作为推动上合组织形成和发展的主导力量,俄罗斯和中国也在联手打击“三股势力”上取得共识。近年来,俄罗斯所面临的恐怖主义袭击的威胁剧增,车臣反政府武装以及其他恐怖组织先后策划了多起绑架、爆炸、劫机等恐怖事件,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的隐患;而对于中国而言,以“东突”组织为代表的三股势力,已经对中国西部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例如,“东土耳其斯坦青年家园”(Home of East Turkestan Youth)在中国、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边境上集结了2 000多名武装分子,由于其的激进性和组织严密性,又被称之为“新疆的哈马斯”[ 19 ] ; 2002年6月,一名中国外交官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被暗杀,两年之后又有两名中国来访官员遭到杀害。中国政府也逐渐意识到,只有依靠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合作,才能对“东突”组织进行有效的打击,从而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利益[ 20 ] 。因此,虽然在三股势力的具体界定上仍存在一些分歧,但各个成员国基于对自身综合安全( comp rehensive secu2rity)的考虑,在共同合作打击三股势力、有组织犯罪、偷运武器、贩卖毒品和麻醉品等议题上具有越来越强烈的愿望[ 21～23 ] 。加强反恐与地区综合安全合作,已经成为凝聚上合组织最强大的向心力。

　　(三)加强多边经贸合作的必然趋势

　　除了建立安全和军事互信机制之外,上合组织成员国在经贸方面的合作也在不断得到加强。与安全、政治等问题相比较,经贸合作更容易达成共识,也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从成员国经济结构本身的特点来看,六国间经济贸易互补性潜力巨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世界上最重要的轻纺类产品出口大国;受到原苏联模式的影响,俄罗斯的经济结构依然过于依靠能源和原材料等重工业;而中亚各国经济内部存在类似问题,急需进行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其资源和能源优势明显。因此,在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中,中国是主要的轻纺织品供给者,俄罗斯是高技术产品、部分机电产品和能源原材料的供应者,中亚各国则是能源和原材料的供给者[ 24 ] 。此外,除从中国进口大量日用品、食品外,中亚国家还希望中国能对其生产性专案进行投资,并借助与中国的地缘优势,打开通向世界市场的出海口[ 25 ] 。因此,这种经济结构间的互补性,使得各方都能在经贸合作中实现共赢局面,从而推动多边经贸合作的不断升级。2002年,中国新疆地区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总贸易额已经达到15. 7亿美元,占新疆地区总贸易额的57% ,中国也已经成为两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 26 ] 。

　　20世纪末,为了推动经济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中国提出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开发能源、发展西部边境贸易、与中亚各国加强交通和环保合作等。特別是在能源合作方面,目前中国的西部油气可开采储量不能满足需求,因此有必要开发和寻求中亚及里海地区的油气资源,并通过管网运输,与“西气东输”的管道联通,从而有效保障中国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能源供应,以舒缓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对能源需求的巨大压力。从2001年到2005年,中国政府先后投资了120亿美元用于新疆地区的基础设施、生态保护以及教育項目建设,希望以此来发展西部地区经济,稳定新疆的政治形势[ 27 ] 。而作为石油输出大国的俄罗斯,一方面希望通过出口石油来出口创汇,另一方面也意图通过控制作为战略资源的石油,来达到平衡各方经济和军事力量的目的。

　　此外,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美国对中亚各国经济的强大控制能力,也使得俄罗斯和中国必须加强与中亚各国的经贸合作。例如,美国与中亚国家在飞机制造、汽车、农业等诸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美国的许多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別克斯坦等国家开设了分支机构。截止到1997年底,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大公司控制了哈萨克斯坦30多家能源、冶金和钢铁等大型企业,约占哈萨克斯坦全国总产值的70%[ 28 ] 。也就是说,美国企业已经成为中亚各国最大的外资来源。中国和俄罗斯都有理由担心自身的经济安全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因此必须通过加大与中亚国 家的经贸合作来平衡美国经济霸权的地区影响。

　　(四)美国因素的变化

　　作为当今世界上的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政策和行动也会对上合组织的发展产生影响。

　　原苏联解体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亚地区并没有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因而对上海五国机制一直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基地组织发动“9·11”袭击之后,美国将中亚地区视为恐怖主义组织的重要集聚地,并悍然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利用反恐战争直接介入中亚地区安全事务。同时,为了赢得中亚国家在反恐问题上的支持,美国也不再指责和批评中亚国家人权和民主状況的做法,这些都使得中亚各国在对待上合组织问题上趋于谨慎。

　　阿富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又将反恐战场扩展到伊拉克、东南亚等其他一些地区,反恐战略的重点也逐渐从中亚地区向其他地区扩散,这就为上合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然而,美国并没有放弃在中亚地区的军事部署,这就使得中亚各国在配合美国反恐政策的态度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特別是在多个原独联体国家相继发生“颜色革命”之后,中亚各国不免担心美国借用反恐之名,行控制之实,因而开始逐渐倾向与中国、俄罗斯加强合作,以遏制美国谋求中亚地区优势的野心。可见,近年来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政策调整,也从客观上推动了上合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有美国学者认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前景,从某种意义上取决于美国控制中亚激进的伊斯兰组织的态度和能力,因为目前的中亚各国似乎更期待中国和俄罗斯来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 29 ] 。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美国重要智库组织(如兰德公司)的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中亚地区对于美国利益的重要性,建议美国政府必须在中亚问题上既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又应当避免过于主导( a relatively minor butimportant role)的倾向,主张继续保留在中亚地区的“半热”型( semi2warm)军事基地、采取审慎的军事互动策略以及与地方武装力量协作配合作战等策略[ 30 ] 。

　　如果这些政策建议被采纳,可以预见,在将来的一段时期内,美国政府在中亚地区的军事政策将更加趋于灵活化、折衷化和本土化,从而有助于消除中亚国家对美国的顾虑,进而再次削弱上合组织各国合作的共同利益基础。

四、对未来国际秩序的影响

　　作为一个年轻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在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加强合作,是各个成员国目前可以选择的最佳外交政策位置[ 31 ] 。随着合作内容的深入和共识的形成,上合组织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六个成员国之间的事情,对未来中亚地区的安全格局也具有深远意义,甚至对后“9·11”时代的全球国际秩序也会有所影响。

　　冷战的结束,瓦解了原有的美苏主导下的中亚地区安全框架。虽然此后各国都在试图努力建立新的地区安全框架,但都因利益协调的复杂性而一直无法实现。

　　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与强化,为建立21世纪该地区安全新格局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中亚地区,上合组织的崛起,引起了美国和北约国家的关注。许多西方媒体认为,它产生的目的是为了抗衡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是“反西方”,“反北约”和“反美”的。美国保守派的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俄罗斯与欧亚专家科罕(Ariel Cohen)则表示:“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与美国竞争的全球强权关注的焦点”。而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北京在中亚与美国对立的幕后原因之一是策略性考量:担心被策略性包围( strategic encirclement) ,美国在该区的军事基地成为华盛顿可能进行策略包围的来源;另一方面中国的考量又时时受到中俄竞争的牵制:北京和俄罗斯在中亚是能源对手,俄罗斯努力垄断中亚的出口,这限制了北京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往来的能力。

　　北京也在这些国家投入了很多的铁路和公路运输的基础建设计划,这使北京成为俄罗斯的贸易对手[ 32 ] 。因此,在这些复杂的利益关系协调背后,美国与基于上海合作组织平台之上的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四方之间,将有可能形成“1 + 3”的新型地区安全框架,从而形成某种比较稳定的安全均势架构。

　　由于中亚地区与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息息相关,因此上海合作组织的壮大,也就不可避免地对后“9·11”时代的全球国际秩序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方面,中亚问题是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三个大国之间利益博弈的集中。

　　[作者简介] 　沈旭晖(1978 - 　) ,男,香港人,西安交通大学亚欧研究所副所长,英国牛津大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教授;刘　鹏(1979 - 　) ,男,湖南衡阳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博士候选人。

　　①　1992年9月8日,五国政府的全权代表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了联合谈判; 1993年2月8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工作小组和其他四国联合代表团工作小组在莫斯科就双方的边界问题举行会谈; 1994年5月,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访华,中、俄两国政府签署了《中俄国界管理制度协议》等7个重要协议;同年9月,江泽民主席对俄罗斯进行了正式访问,签订了《中俄国界西段协定》,划定了两国西段55公里共同边界的明确走向;1995年10月18日,中俄两国在北京举行了《中俄西段国界协定》的批准书互换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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