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从地缘政治角度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是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民族国家的永恒的主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领域。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
关键词：上海合作组织，新机制，视角
作者简介：
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利益紧密相联，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与中国国家安全息息相关。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亚地缘政治的发展演变对中国的周边安全曾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重大威胁及重要影响。五年多来，上海合作组织正在逐步演变成为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地区跨区域的安全和经济合作组织。在这一区域性的国际多边合作机制的演化中，中国正逐步探索并形成了一种摆脱冷战思维、超越传统安全理念的新型安全观。这是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外交实践，开创了地区新型安全合作模式。走过5 年历程的上海合作组织，2006 年在上海举行的首脑会议上，胡锦涛致词提出：“全面加强合作，努力把本地区建设成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普京也认为：上合组织在解决世界上一个庞大地区的稳定问题方面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欧亚地缘政治的合理性、国家安全的现实性、合作组织的必然性这三个价值取向就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
一、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
在国际政治领域，从地缘政治角度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是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民族国家的永恒的主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领域。“国际政治的最高层次问题是战争与和平。”[1]地缘政治更深刻、更重大的意义是直接关系到本国和本民族的战争与和平、危机与安全问题。关于地 缘政治的内涵与界定可以说是众所纷纭。世界著名的英国地缘政治思想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和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就曾提出各自不同的观点。关于地缘政治学的含义，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在《和平地理学》中概括为三种：一是将其作为一种关于国家的侵略和扩张本性的学说；二是将其政治地理学或行政地理学等同起来；三是将其理解为根据地理因素来筹划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从地理的观点上来考虑一国的安全问题，使由此得出的结论可为负责制订外交政策的政治家们直接和即时采用。”[2]从某种意义上说，根据地理因素来谋划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当今地缘政治的主体。地缘政治是关于国际政治中地理位置对各国政治相互关系如何发生影响的分析研究，地缘因素在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的制定中具有重要作用，并被视为影响乃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基本因素。“任何地方的政治问题，都将以对自然特征考察的结果而定。”[3]地缘政治是从地理和空间的视角对政治和国际政治进行的研究，观察和判断大国或小国力量对比的空间配置如何发生调整与变化，体现了国际政治活动及活动赖以发生的地理环境间的人--境因果特殊关系。地缘政治之所以产生这种因果关联，既是地理环境决定论所导致，同时又伴随着对决定论的反思与批判。在“以民族国家体系和国际无政府状态为依据的现代性国际政治理论范式的霸权时代，扎根于地理空间的民族国家获得了新的合法性。民族国家通过其占有地理空间的特性消解了原来笼罩在国家身上的神学的、伦理的、血缘的光环，而代之以领土国家本身的合法性。这成为现代世界政治最基础的空间组织形式”[4]。“事物的现存秩序总是源于地理条件的性质。”[5]地缘政治学成为国家把握观察国际政治态势和制定对外战略的一种综合的地缘分析方法，每个国家在制定和实践对外政策和国家大战略时，都必须根据周边地理政治环境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因此，地理因素和地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行为体进行思考与实践的参照坐标。
在地缘政治演变的思维定势中，选择地缘政治盟友或是确立敌对关系的目的，是利益集团为了最大程度地维护地缘政治力量的均势，保障地缘政治格局的稳定和国家安全利益的最大化；并且始终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乃至国家安全利益为根本准绳，并以此为标准来区分敌友关系。对国家安全有利或有促进作用，就是地缘政治上的朋友；对国家安全不利或构成威胁，就是地缘政治上的敌人。这里不变的是安全利益，可变的是敌友关系[6]。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地缘因素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国家间的政治关系，而且地缘政治思想总是蕴涵于国际关系的考量筹划中，地缘政治的重点必然伴随着地缘经济环境和周边国家关系的演变而不断地调整变化。不变的是地理自然环境，可变的是周边政治环境；敌人或朋友关系的界定，一切都在不断调整变动之中，而决定这一变化的关键是每个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利益。地缘政治演变是长期形成的，以政治经济关系与政治文化变迁为基础。在每个历史时期，每个国家都有其相对不变的地缘政治的重点，确定这一重点源于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那些可能对本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的国家，往往就成为这一时期地缘政治防范的重点。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大背景下，随着各国经济贸易依赖程度日趋强化，地缘经济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愈来愈重要，地缘经济发展密切程度也成为地缘政治格局调整变化的主要依据。“对地缘政治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要对地缘政治的现象进行高度的概括，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并以此来指导地缘政治的实践。”[7] 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关系密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缘政治的规律性。
第一，国家安全是地缘政治研究的重点，地缘政治研究的主体对象是国家关系和国家利益及对外战略问题。地缘战略在国家的地缘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地缘战略涵盖地缘外交战略和地缘安全战略，二者相互交叉重叠并相互作用影响，是地缘政治战略的不同表现形式。为此，地 缘政治是确定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有效方法，而且是理解国家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有益工具。地缘政治对国家间关系的研究为其制定对外战略服务，对外战略的制定以确保地缘政治格局的均衡有序和国家安全稳定为目标。
第二，地缘政治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安全和利益及发展紧密相联。从古至今，许多战争都缘于对地缘政治利益的争夺，都是为了自身国家安全利益造成战争连绵不断。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兴盛衰亡都是与地缘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历史上许多大王朝的兴亡也是如此。从西周向东周的演变，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三国时代魏吴蜀的鼎立到元朝的兴灭，明朝的衰落与清朝的兴盛等等，无一不是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的特点紧密相联的。因此，每个国家的政治决策者都不能无视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否则将可能导致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损失。
第三，地缘政治格局存在明显的边际效应。无论何种地缘政治都是把国家与周边国家及地区联系起来考虑国家战略问题。一国的地理位置、边境接壤，战略疆域以及由此形成的地缘政治关系对国家的安全利益有着直接的战略意义和重要影响。周边关系友好不仅能使国家利益倍增，而且能够产生相对的安全感；否则这种周边邻国造成的伤害同样会倍增，安全系数也由此降低。
二、中亚地缘政治变迁与中国国家安全
欧亚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陆和政治经济中心，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内部形成新的“地缘政治动荡带”。中亚地处欧亚大陆连接点和战略结合部，是国际战略格局中重要的地缘政治枢纽，也是赢得欧亚地缘政治大棋局的关键所在。中亚所处的特殊地缘政治地位使其有极大的传播辐射力，历来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和中心角逐的焦点。20 世纪初期，英国的麦金德认为：中亚地区是“历史的地理枢纽”和“欧亚大陆的心脏”，“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8]。20 世纪末，美国将欧亚地区视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战略因素，“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这种地位直接影响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9]。美国的地缘政治理论一般总是以现实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美国的战略思想家们提出的各种地缘战略构想，也是为美国建立和保持世界霸权提供战略思维框架，其目标是重新配置美国的全球战略资源。由此可见，冷战后，“中亚”这个多年沉寂的地区也因为正处于这条通往欧亚大动脉的枢纽地位，而再次唤起世界大国的关注。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讲，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心所在。安全注重的主体对象是主权国家，关注的问题主要侧重在维护领土完整、坚持政治独立以及抵制外来敌对势力的攻击入侵。“安全不仅是国家最终生存的欲望，而且是国家生存在重要利益和价值观不受威胁的环境中的欲望。”[10]这种传统安全观念一直延续到冷战时期。居中国周边的中亚地缘政治线的特点是，这些国家几乎都曾经是苏联的成员国，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国，对其他国家仍然有很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为此俄罗斯是这一地缘政治中的中心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的周边环境特别是与中亚接壤的地缘政治环境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在相当一个时期里，周边环境是险恶严峻的。当年的苏联超级大国曾对我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也因历史和边界问题同中国发生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冷战结束后才出现了战略性的转变。正如俄罗斯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所言：“对于俄罗斯来说，现在的中国（而更主要的是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是永远的朋友或是盟友，或是21 世纪巨大的‘新挑战和威胁’？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应当看清俄中关系是如何发展的，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努力解决。”[11]战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大致经历了四次重大的历史性演变，每一次演变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阶段，友好的20 世纪50 年代。这一时期中国北部边陲十分安全，主要受益于建国初期我们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核心是对苏联“一边倒”战略，加之中苏两国间的同盟关系。
这一切不仅是基于当时的国际政治现实，而且是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为抵制美国的侵略和威胁，打破他们推行的以遏制中国为核心的远东政策，中国和苏联必须结为同盟，互相支持。20 世纪50 年代，中苏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拓展国际发展空间，为保障两国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国新生的国家政权和保卫国家安全营造了一个安全大后方。
第二阶段，严峻险恶的20 世纪60 至70 年代。60 年代中苏关系日趋紧张，中国政府推行“两条线”对外战略，不仅反美，而且反苏，在对外交往上以意识形态划线，使我国北部面临严峻的安全威胁，苏联逐渐成为威胁中国安全的主要因素。一方面，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界部署大量军事力量，陈兵百万，并不断挑起边界武装争端，在北部地缘区域对中国构成重大军事压力；另一方面，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愈益重视其亚洲战略布局，不断强化它在远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成立新的军区，加强了太平洋舰队的力量，组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支持或扶植中国周边国家的反华势力。它直接出兵入侵阿富汗，在西部边境威胁中国安全利益，体现了在战略上包围和遏制中国的政策。中国为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也把许多精力放在发展国防建设上，影响了国内经济的发展。
第三阶段，有所好转的20 世纪80 年代。进入80 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及时调整对外战略，其根本目的在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
中苏两大邻国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是不正常的，对双方不利，而且重要的是，中国联合美国对抗苏联的“一条线”战略，不能保障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为此，缓和改善中苏关系，实现关系正常化，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北部的安全威胁是大势所趋。如果以1982 年为开端，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曾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那么戈尔巴乔夫1989 年访华并发表《中苏联合公报》，标志着中苏关系重新实现了正常化。这一切，不仅解决了苏联对中国安全构成的直接现实威胁，而且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周边政治环境[12] 。
第四阶段，创建区域性多边合作机制的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冷战时期的结束，导致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欧亚大陆战略格局的变动和地缘政治战略的变迁，势必牵动大国利益和大国关系的新一轮调整。国际政治格局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预示着世界和平与发展直面更深层次的矛盾。一方面，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意义更为突出；另一方面，由解决中国与前苏联冷战时期的军事对峙到防范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安全合作，表明新地缘政治理论超越旧地缘政治战略，全球一体化超越冷战思维，对冷战时期形成的安全模式和安全理念构成冲击，非传统安全合作空间扩大。“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两国是近邻，相互接触和往来的发展是自然趋势。如今可以肯定地说，俄中关系处在有史以来最好的水平上，发展速度快并涵盖所有领域，甚至包括最敏感领域。”[13]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亚通过协调不仅营造了周边和平与安全环境，而且造就了欧亚大陆一个崭新的区域性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并由此而载入国际关系史册。
值得思考的问题关键是，如何理解上述战后出现的一系列地缘政治战略的演变。
第一，战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历史演变表明，国际力量的崛起与相互平衡是一个动态过程。它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间相互关系的变迁过程，而且也是地区各国内部变化的一种反映与表现。在这种内部变化过程中，首先是制度变化起着关键的作用[14]。特别是冷战后，中国和俄罗斯以及中亚前计划经济国家的国内制度都面临着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并形成了当地特殊条件与一般原则间的一种融合与互动关系。
第二，国际政治格局和周边大国对华政策是影响中国地缘政治安全环境的外部因素，中国的对外战略和综合国力则是内部要素，这些内外因素始终影响着中国地缘安全的变化与发展。相比之下，制定正确而合理的对外政策就显得更为突出重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施了与邻为伴、与邻为善、与邻为友和安邻、富邻的总体地缘外交战略，对周边安全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而且极大地改善了周边的安全环境，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
第三，在中亚地区各国的经济与安全合作中，不能忽视的一个现实是，美国因素是中亚地缘政治中最不稳定和最不确定因素。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或是独联体国家，都与欧亚大陆之外的世界，特别是与美国有着广泛而根基深厚的联系纽带。本来这些国家与美国远隔重洋，没有直接的地缘关系，但由于美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尤其是“9.11”事件后，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联盟把中亚地区作为它的战略目标，实现其军事存在的事态不断发展。欧亚大陆各国之间的合作应为它们各自的海外合作创造更多的机会与空间，两者之间应是一种平行开放、良性互动的关系。
三、上海合作组织与新安全观
政治与安全是国际关系中相伴相随的“孪生子”。安全是一国政治的前提基础，没有安全保障的国家政治是脆弱的，稳定融洽的周边政治关系是发展经济文化和全面关系的基础条件。1996年形成的“上海五国”机制，以及2001 年在欧亚大陆上出现的新的区域性多边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无论是指导理念，还是运作机制都体现了以新安全观为指导，不断通过相互信任、平等协商、互利合作，建立一种新型国家关系和新型地区安全模式的过程。“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独特的组织，它是目前地缘政治条件下第一个具有一体化性质的欧亚国际组织”[15]。上海合作组织各国的面积约占欧亚大陆的3/5，拥有15 亿人口，地缘政治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正如普京所言：如今“上合组织因素”是欧亚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是有影响力的地区性组织[16]。积极推 动从“上海五国”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发展，是冷战后全球与欧亚地缘政治环境双重震荡引发地区格局调整的产物，是国际关系格局新旧交替时期解决地区各国安全稳定的需要，奠定了成功解决中亚各国共同面临各种复杂问题的策略基础。
冷战的结束使人们普遍意识到世界战争的威胁已大大缓解，而人类又面临新的安全态势和安全挑战。随着各种国际政治变量的活跃与失控，新的安全问题愈来愈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充当主角，最为突出的则是日显重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安全内涵的拓展从军事和政治安全延深到社会、经济、金融、资源、环境、文化和科技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人的安全则是这些不同 层次安全的交汇点。因此，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对各国和平、稳定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当代西方安全问题研究的专家巴瑞·布赞认为，要将安全研究领域逐步扩展，“采用一种更加多样的研究议程，在其中经济、社会和环境安全事务扮演着与军事和政治安全相提并论的角色”[17]20 世纪70 年代，日本政府首先提出“综合安全”的概念，并提出两个附属性的安全概念：“合作安全”与“共同安全”。如果说，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国家安全研究的标志性理论成果，那么建构主义安全观和“批判性安全研究”则是对前者传统安全观的质疑与挑战，后者把安全重点从主权国家意义上的研究转移到人的安全和社会安全意义上的研究。可见，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已经超越国家层次和军事层面，立足于以人为本的全球范畴。
与传统安全相比，“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体现出的特点可概括为：国际性；突发性；互换性”[18]。这就提出了国际政治中安全理论的新问题。一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的发生载体往往不限于一个国家范畴，而带有跨越国界、关系到众多国家的性质，通常是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版图频繁变更，更加激活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跨越国家范围传播、诱发和结合的特性。例如，恐怖主义作为当今世界普遍的国际政治现象，已对各国和各地区的安全与秩序构成威胁。二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普遍存在于各国社会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各个层面中，它的形成发展大多经历一个长期积累的潜在过程，其可能产生的能量和破坏性危害很难给予确定，而防范或预测非传统安全要素威胁国际社会主体的条件又极为艰难复杂。从这个意义上讲，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爆发在表象上具有难以预知的突发性。例如：2002 年10 月，车臣非法武装在莫斯科轴承厂剧院劫持人质，2003 年5 月，在车臣制造的又一起恶性爆炸等重大伤亡事件，都突出地反映了这种突发性特性。三是，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渗透，彼此影响，很难划出一条清晰的界定；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本身产生的影响作用时常可发生相互的转换。传统安全中发生的战争和武装冲突事件，往往又激活引发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迅速膨胀，导致冲破临界点的事例屡屡发生，给人类带来复杂而多元的严峻威胁。
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中，人们逐步意识到，传统安全因素之外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力正在增强，亟待运用综合安全理论认识和解决国际政治的热点问题。冷战以来，长期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政治、军事对峙关系逐渐让位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形成对国际安全威胁程度明显上升的非传统安全因素。尤其是20 世纪末，中亚及周边地区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于“三股势力”的危害。这一严峻的现实，不仅强烈撞击着传统的安全观念和安全理论，也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安全意识。在国际政治主体对这一趋势普遍认可的前提下，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超越传统安全思维定势，有的放矢地探索新型安全观。
1991 年苏联解体后，中国与苏联的法定继承国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都在积极努力寻求利益共同点，这就是它们各自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在共同利益驱动下，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首先将消除军事领域的威胁作为第一目标。经过一致的努力和协作，五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署了《上海协定》和《莫斯科协定》。按照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念来看，阻碍各国进行经济建设的最大的安全威胁基本上得到解决。但是，发生在欧亚 地区的一系列恶性事件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看法。1999 年，中亚地区几乎成为恐怖、暴力、流血冲突的高发地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联合发难更是甚嚣尘上，开始在欧亚地区演绎出一起起触目惊心的恶性案件。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同样也经历了冷战后出自民族与宗教因素的破坏活动猖獗的局面。在新疆发生的分裂主义与恐怖主义活动，对中国的边疆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了严重威胁。
“三股势力”对中亚国家的政治稳定、人身安全和社会秩序带来了灾难。1992 年-1997 年，塔吉克内战导致6 万人丧生，80 万人沦为难民，国民经济损失高达100 亿美元。“乌伊运”在费尔干纳制造的恐怖暴力事件，仅对吉尔吉斯斯坦一国就造成5000 多难民流离失所。“三股势力”还猖狂从事毒品贩卖、武器走私、非法移民等跨国犯罪活动，严重扰乱地区社会秩序[19] 。这些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出现的严峻态势，对中亚各国的安全及整个地区的稳定构成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由于欧亚地区跨国民族和跨国宗教复杂的地缘政治文化条件，使得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具有浓厚的国际化色彩。一国发生的骚乱与破坏性事件，往往会殃及到邻国。针对“三股势力”的地区化和国际化特征，最有效的防范途径是通过地区各国之间的互信合作和密切配合。因此，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亚各国开展了遏制“三股势力”的多层次、全方位 的安全合作，建立了新型区域化多边组织，而这种合作与新型安全观的积极探索相伴而随。
2001 年6 月15 日，六国元首相聚上海，正式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规定了有关合作的具体方式和程序，为联合打击“三股势力”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标志着上海合作进程在新型安全观的指导下，已进入法制化阶段。为应对新的挑战，2002 年6 月，上海合作组织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国家元首会议上，签署了第一部组织章程性的法律文件：《上海合作组织宪章》，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向国际性地区合作组织的机制化目标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次会议还签署了《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正式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反恐合作机制。2003 年5 月，上海合作组织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三次国家元首会议，会后发表了《莫斯科宣言》，决定在北京设立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建立反恐怖执行委员会，本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和签署的一系列文件，使上海合作组织进入了完善机制化建设和巩固发展的阶段。2004 年6 月，以塔什干峰会为分水岭，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常设机构的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正式启动，主要任务是防范和打击本地区“三股势力”的犯罪活动，在务实合作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2005年7 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那举行了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会上安全问题备受关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成为关注的焦点”[20]。会议正式接纳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为观察员。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将为观察员同成员国之间增进合作的新平台，为中印俄三个地区大国在组织框架内开展对话及在各领域的安全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可能。可见，“促进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国际关系健康发展方面，上海合作组织同样蕴涵着巨大潜能”[21]，体现了该组织的开放性和不针对性。2005 年8 月，中俄举行了代号为“和平使命-2005”的联合军事演习，推动了中俄军事合作交流向纵深发展。“中俄两国努力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一支有效的地区性力量，其背景是两国关系日趋加强，他们日前史无前例地开始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就是这种合作关系的具体体现。”[22]因此，上海合作组织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它可以成为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协调利益平台。上海合作组织促进新安全观的有益实践不断发展和全面深化，是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外交实践，开创了地区新型合作模式。其中，中国发挥了突出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中国政府在积极倡导和实践新的安全观。
冷战以来，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复杂多元的深刻变化，中国政府积极努力探索一种摆脱冷战思维、超越传统安全观的新型安全观。上海合作组织以开拓创新的精神逐渐推出与时俱进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的思想不仅成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内涵，而且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新安全观的核心是发展共同利益”[23]。“共同利益”与“新安全观”是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的重要概念和实现路径。中国的新地缘政治战略是以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为根本前提，以周边国家的共同安全为基础条件。中国政府采取新的战略思维，在多边合作机制中引入“共同利益”和“新安全观”，形成新的地缘政治共识。
从与本地区经济环境稳定相关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出发，逐步扩大和深化到政治安全领域，对应各种传统安全的和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建立危急预警- 处理机制[24]。
上海合作组织的精髓是“上海精神”，由中国政府提出并得到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一致认可，它由“三个新”所构成：新型安全观、新型国家关系、新型区域合作组织。“上海精神”所确立的新安全观可概括为:第一，新安全观以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为主要内容。安全应当是 各国的普遍安全和全面安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安全的涵义已演变为一个综合概念，即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安全威胁，通过经济发展来巩固安全秩序。在传统观念中，缔结军事同盟，加强军备竞赛是保障安全最可靠的手段。其结果只能造成国与国之间不信任和相互猜疑乃至动荡不稳定。第二，维护了各国成员的安全利益。联手打击“三股势力”的嚣张气焰，维护国家的统一，稳定了中亚局势和亚洲的安全，切断毒品通道、实行情报共享，消除地区热点问题。这些“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国同俄、哈、吉、塔四国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宁，促进五国睦邻友好、平等 信任、互利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对维护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冷战思维的安全模式 ”[25]。第三，和平解决了一度兵戎相见的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使边界地区从“战场”变为“商场”，从壁垒森严的军事“隔离带”变为和平交往的“磁场”[26]。这是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新途径的一种创举。
中国政府积极倡导和实践新安全观，是当代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历史尤其是冷战后战争与和平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包含了中国处理与邻国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它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反映了时代的深刻变革。上海合作组织多年来取得卓有成效的成果即是有力的佐证。21 世纪初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因素相互交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兴盛，大国利益与大国关系错综复杂。为此，中国必须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坚持求真务实的精神，不断充实和完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这是中国在和平发展强国之路上的必然选择。
作者简介：杨鲁慧，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 （山东 济南 250100）
[1]阎学通：《国际政治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序”第1 页。
[2]杨鲁慧：地缘政治演变与中国新安全观
[3]5] [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版，第25 页。
[4] 孙相东：《地缘政治学：思想史上的不同视角》，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 年版，序第3 页。
[6] 楼耀亮：《地缘政治与中国国防战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61 页。
[7]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1998 年版，第15 页。
[8][英]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13 页。
[9] [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41 页。
[10] [美]佛农·戴科（Vernon Van Dyke）：《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纽约1957年版，第35 页。
[11][13] [俄] 康斯坦丁·弗努科夫：《俄中永远是兄弟？》，俄罗斯《国际生活》2006 年2 月号。
[12] 参见周桂银《冷战时期中国周边环境的特征与启示》，《新华文摘》2003 年第4 期。
[14]冯绍雷：《新世纪以来的地缘政治变迁与中国的外交选择》，《社会科学》2005 年第2 期。
[15] 《以友谊来对抗美国并非易事》，俄罗斯《晨报》2005 年10 月27 日。
[16] 俄罗斯《独立报》2006 年6 月15 日报道。
[17] [美]巴瑞·布赞等：《新安全论》，朱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9 页。
[18]阎学通、金德湘主编：《东亚：和平与安全》，时事出版社2005 年版，第75-77 页。
[19]余建华：《上海合作组织与新安全观》，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国际政治》2005 年第7 期。
[20]《以友谊来对抗美国并非易事》，俄罗斯《晨报》2005 年10 月27 日。
[21] 陈玉荣：《上海合作组织再扩成员》，《瞭望》2005 年第28 期，第52 页。
[22][美] 《上海合作组织势力正在扩大》，《华盛顿时报》2005 年8 月20 日。
[23]参见李敬臣《对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专访》，《半月谈》2005 年第15 期。
[24] 参阅黄仁伟《论中国崛起的国内外环境制约》（下），《社会科学》2003 年第2 期。
[25]江泽民主席在“上海五国”元首第二次会晤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97 年4 月25 日。
[26]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上海合作组织》，时事出版社2002 年版，第1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