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在进入新世纪之后, 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之后, 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出现了接近与合作的趋势。这种趋势的出现传递了欧亚地缘政治变迁中怎样的一种信号?欧盟和上海合作组织的相互接近是否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以及这两者之间的接近将引起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状况以及组织状态的怎样的进一步变化?
关键词:欧盟,上海合作组织,竞争对手,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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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都是欧亚大陆上的区域性国际合作组织, 有着若干相似的功能和定位, 但是它们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以不同的地区为主要取向, 并且有着不同的内部和外部背景条件。这样的历史条件和发展路径使得这两个组织在服务于区域和全球目标的共同格局之下, 又具有不同的使命和不同的功能,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利益和观念的交叉。这种不同使命和不同功能, 使得这两个组织之间的交往在客观上存在一定障碍。在进入新世纪之后, 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之后, 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出现了接近与合作的趋势。这种趋势的出现传递了欧亚地缘政治变迁中怎样的一种信号?欧盟和上海合作组织的相互接近是否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以及这两者之间的接近将引起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状况以及组织状态的怎样的进一步变化?这些问题值得探讨。
一、冷战后欧洲与中亚地区关系的演进
按照欧洲政治学者的观点, 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 欧洲政治家对于中亚地区的战略和政治重要性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甚至是对于中亚的发展前景出现了错误的判断。他们虽然在政治上承认了中亚年轻的独立国家, 但是对于这些新兴国家政治精英构建民族国家的艰巨努力并未给与足够的关注。
欧盟最初的中亚战略目标是含混不清的“ 寻求跨地区的一体化” 。但是, 结果却是适得其反, 中亚地区陷入了进一步动荡和分化。欧盟当时追求的目标是在中亚推动市场和民主化建设, 但实际上, 当时的中亚更加需要的是一个权力相对集中、同时也吸收民主和市场因素的政治经济管理模式, 以便能够确保当地的稳定和建立安全的周边环境。
从安全方面说, 上世纪 90年代初, 欧盟踌躇满志, 追求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地位和角色, 其突出特点是希望创立欧洲单一军团, 并推行欧洲的共同外交与防务政策。
1996年, 北约甚至也相应地做出决定, 支持和强化北约盟国中的欧盟防务支柱。但是, 欧盟的共同外交与防务政策始终未能够在中亚地区得以体现。当时, 以欧洲国家为主要背景的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曾经不切实际地把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的边界作为欧洲政治空间的南部侧翼, 但是, 当形势需要能够有力地解决塔吉克斯坦内部冲突和使该地区免受来自于阿富汗地区动荡形势的影响的时候, 欧盟又总体上表现得小心谨慎, 力不从心。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由于当地的极端穆斯林主义、塔利班势力和贩毒走私活动的日益猖撅而恶化时,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才逐步开始较多地深人关注和研究中亚地区形势的发展, 在双边和多边的层面上开始考虑介人中亚地区安全事务。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欧盟在上世纪90年代的10 年中向中亚国家提供了总共9.4亿欧元的援助。另外, 还通过人道援助、宏观经济借贷、财政支持等各种双边方式向中亚国家提供了总共3.6亿欧元的经济帮助。迄至2000年, 欧盟从中亚国家进口贸易达20 多亿欧元, 欧盟向中亚国家出口40多亿欧元。冈一方面, 欧盟的经济援助对于中亚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欧盟对于中亚国家的经济贸易政策的一个重大缺陷, 是当时无论是欧盟总体还是作为欧盟最重要的经济大国一—德国,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叶后还是没有对于事关欧盟发展的一些关键领域, 比如里海的能源资源表现出足够的重视。当时的欧盟官方和企业界, 特别是德国方面还是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合作、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交通运输部门的建设和投资等方面。据有关专家的记载, 德国的官方和企业界甚至对中亚和里海地区的油气资源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 一直要到199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里海能源问题的报告问世, 欧盟经济界才把这一问题提上重要议程。阎到新世纪初期, 欧洲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晰, 但是欧盟还是没有能够形成统一的对中亚地区的战略。主要欧洲国家在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还是各不相同, 一方面是各个主要欧洲国家的内部政治表现出很大的多样性,另外一方面, 各个主要欧洲国家与美国、俄罗斯的不同相互关系也影响了对于中亚地区的统一决策。
但形势的发展要求欧盟能够形成一项总体性的对中亚地区的战略和政策。
二、“9·11 ” 事件前后的欧盟与中亚地区关系
从上世纪90 年代下半期开始, 欧盟特别是德国开始意识到在中亚和里海地缘政治的博弈方面已经落后于其他大国。到2000年, 欧盟已经对来自中亚地区的一系列问题高度关注, 其中包括毒品贸易、非法移民、社会不满的增长、经济衰退, 特别是军事化的激进穆斯林的崛起, 包括欧盟政治家所认为的“ 民主政治的蜕变” 等等。在2001 年春夏,欧盟与一系列中亚国家的政治领导人, 包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的会见, 促使欧盟考虑进一步明确它的对中亚地区政策。
“ 9·11” 事件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欧盟政治领袖改变了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犹豫不定的态度, 开始坚决地支持美国全面展开反恐战争。当时, 阿富汗局势是整个欧盟对外政策转变中的关键。欧盟主要国家对于阿富汗战争爆发之后的态度不尽相同。比如, 英国坚决出兵参与反对塔利班的 军事行动, 法国对于参与军事行动附加了许多条件, 而德国的局面最为微妙。当时的德国总理施罗德明确宣布参加反恐军事行动, 但是, 国内的反战情绪、战后整个德国的传统心态以及缺乏能够立即敷用的快速反应部队, 严重牵制着德国投人反恐斗争。德国等欧洲其他政治大国是在努力争取到议会支持下, 才同意欧盟国家的军队参与反恐作战军事行动的。
“9 ·11” 事件之后不到一个月, 德国总理施罗德以欧盟的名义宣布, 欧盟军队(主要是德国的军队)将与北大西洋盟友一起参加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欧盟将向阿富汗地区提供大量的经济及人道援助,同时, 重新审核欧盟与伊朗的双边政策。2000年10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对德国的访问是欧盟与中亚关系得到发展的一个关节点。欧盟领导人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共同强调对于美国的支持, 哈萨克斯坦还决意向北约同盟和美国参战的空军提供空间通道。德国和哈萨克斯坦还签署文件表示, 双方在人道援助、解决难民问题、特别是在紧密的军事合作方面的双边努力, 是哈萨克斯坦与欧盟之间正式合作的一部分。在阿富汗事务方面, 欧盟的立场与美国和俄罗斯的立场有所区别。欧盟主张当时筹备中的阿富汗政府由前国王查希尔来组阁。但是, 欧盟的这一构想没有能够付诸实施。
“9·11” 事件作为欧盟与中亚地区相互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关节点, 还表现在“9· 11” 事件之后欧盟曾组织力: 对于该地区的政策和战略做出全面的回顾、总结与前瞻。这反映在欧盟的“ 2002年至2006年战略报告” 中。这份重要文件强调中亚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是.. “ 缓慢的民主转型进程、履行人权职责方面的不良记录、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发展趋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人口压力带来的社会紧张、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进展缓慢、商业与投资环境恶劣、贫困与社会差距的扩大等等。”指出“ 中亚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与跨国犯罪斗争、改善边境管理、实现经济发展的多样化、提升跨区域贸易、争取进人世界市场以及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等等” 。欧盟的这份报告依然强调了所有欧盟对中亚政策的核心问题是推动人权原则的实施和朝向市场经济方向的转型。该报告对于中亚地区面临共同问题的排序是.. 第一为民主转型9 第二才是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和安全事务9 第三是人口压力9 第四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贫困问题。报告强调将通过欧盟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和平协议和与塔吉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的贸易和合作协议来推动解决这些问题, 也即是强调与国别方式的合作依然是主要管道。但是,这一战略报告也肯定了“ 9·11” 事件的发生对于欧盟与中亚关系的实质性的影响, 表达了在反恐斗争中欧盟应与“9 ·11” 事件之前已经存在着的一系列地区机构合作的意向, 包括欧亚经济共同体、中亚合作组织、独联体组织, 特别是与上海合作组织合作的意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这份战略报告把“推动中亚国家的稳定与地区安全以及帮助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降低贫困状态” 作为一个相当重要的目标提出。欧盟计划以每年5000 万欧元的方式对中亚实施援助, 并且强调通过安全和冲突干预、通过排除政治和社会紧张的根源以及通过改善贸易、投资以及管道建设的环境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实施这一项经济合作计划。
总体上看来, “9 ·(11” 事件之后的欧盟对中亚政策反映了当时国际局势客观变化的趋势, 表现出了欧盟对于中亚地区的复杂情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开始关注在意识形态问题和安全与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这两者之间寻求平衡。
三、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的交往
如上所述, 尽管欧盟在相关的战略文件中已高度关注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 特别是反恐问题, 甚至提到要准备发展与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地区的合作。
但是, 在2002年10 月公布的这份战略文件中欧盟强调了几个重点领域, 在这些具体的安排中几乎没有提及要把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对待。同年, 也即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一年之后, 欧盟关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年度报告当中, 也没有提到相关的问题。只是强调了在国别水平上与中亚国家的交往。按照布鲁塞尔的欧盟亚洲 研究所专家葛瑞格· 奥斯汀的观点, 欧盟当时需要从以下方面发展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的关系。
第一, 欧盟需要精心制定对中亚地区的政策, 这种政策是基于对欧亚大陆核心区域合作的地理基础的理解, 这种区域合作不可避免地是包含了俄罗斯与中国, 欧盟也应该更加清晰地表明立场, 接受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准则。
第二, 虽然俄罗斯与中国会忠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多边运作方式, 但是, 两国的决策动因和决策设施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上海合作组织的多边决策方式, 富于多边合作经验的欧盟应该提供帮助, 通过技术援助和财政援助的方式使得俄 罗斯和中国不再沿用原来双边交往方式, 而是更加有效地以多边方式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
第三, 应该在欧盟机构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就广泛议题展开政治对话。这样的政治对话应该是多边方式的, 可以从欧盟和上海合作组织外交部长一级的对话一直到中层官员的技术层面的对话。这样的对话可以首先集中在法律和内部事务、能源与交通运输事务方面。这样的对话也可以通过官方和学者两个层面或双轨方式进行。遗憾的是, 尽管葛瑞格· 奥斯汀对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的交往与合作提供了比较详尽的意见, 但是, 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的头两年里, 欧盟一直未能与之有过认真的正式交往。欧盟比较正式希望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关系,实在2004年3月,欧盟委员会秘书长索拉纳正式访问中国期间。索拉纳代表欧盟表达了继续发展中国与欧盟之间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时, 在两天短短的日程中专门拜访了上海合作组织的秘书处, 会见了当时的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张德广先生。在会见时, 张德广专门表达了上海合作组织愿意与各国和包括欧盟在内的各个国际组织发展一切形式的交流与合作的期望, 旨在推动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张德广先生特别向来访的索拉纳介绍了近年来上海合作组织在反恐和反对毒品走私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索拉纳此次拜访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正值西班牙马德里遭受恐怖袭击的数天之后,这场恐怖袭击致使200 余人丧生, 2000 余人受伤。
索拉纳明确表达欧盟愿意与上海合作组织保持接触, 寻求各种合作的可能性。在造访之前的记者招待会上, 索拉纳还专门强调了反恐斗争中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重申了在反恐斗争中加强信息交换以及打破恐怖主义者的国际金融网络的决心。当时除了欧盟高官本身, 欧洲一些国家的政要也相继来华表达过希望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关系的意愿。
欧盟出现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发展关系的意愿是和当时国际局势的迅速变化有关。
其一是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实际上, 这场战争的矛头所向远不只是针对着萨达姆政权, 而是美国当时在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下, 急于要推广西方式的意识形态, 加强对欧亚大陆的战略和政治控制, 并且有意在欧亚大陆激烈的能源资源竞争中占得先手, 致使欧洲在欧亚大陆的腹地出现动荡局势。
其二是普京总统引领下的俄罗斯政商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 以霍特尔高夫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能源寡头势力被彻底打翻在地, 俄罗斯能源资源出现了重新由国家控制的趋势, 俄罗斯与整个西方关系出现紧张化, 导致俄罗斯与欧洲的能源关系紧张度升级。
其三是欧盟内部一体化进程面临困难局面, 经济增长缓慢,社会问题久拖不决, 主要欧洲国家接连遭受恐怖主义袭击, 特别是欧盟国家的能源需求日益增长。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之下, 欧盟开始表现出了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关系的浓厚兴趣。
2007年上半年, 在德国担任欧盟轮值国主席期间, 欧盟的部长理事会非常希望能够形成关于中亚问题的新的共同战略。年初欧盟委员会和理事会通过了共同文件希望支持中亚能源的一体化, 支持中亚的非政府组织, 支持里海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该份文件也提到了上海合作组织, 但是有迹象透露出欧盟的一些机构还是担心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形成过于紧密的关系。然而, 在欧盟理事会的政治和安全委员会的内部讨论中, 与会成员建议依然要深化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的接触。4月理事会的工作文件提出欧盟要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展开对话, 探讨能源和反毒品走私等一系列热点问题。阎同时, 德国外交学会在柏林举行大型国际研讨会探讨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关系的问题, 不光德国外交部主管官员和欧盟主管中亚地区事务的官员参与此会, 而且还邀请了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新任秘书长、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努尔巴也夫和其他中亚各国和中国的官员和学者到会。会议的主要议题集中在欧盟如何与上海合作组织在能源、反恐、反毒品走私等问题上加强合作。欧盟主管官员尤其表达了对于日渐恶化的阿富汗局势的不安。这次会议表明了欧盟, 特别是作为轮值国主席的德国已经把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关系放到了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
四、欧盟希望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关系的动因
近年来, 欧盟之所以表现出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关系的热情, 显然是具有一系列的国内和国际背景的。德国外长斯太因迈尔曾经这样概括欧盟这项迫切意愿的利益背景。
第一, 欧洲接近于这样一个包括了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等国在内的不稳定的地区。
第二, 这一地区迄今为止展开了有效遏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斗争。
第三, 中亚地区具有如此丰富的能源资源。来自俄罗斯的欧盟问题专家奥科萨纳· 安东年科认为, 斯太因迈尔提到的利益将引导欧盟必须与当地无可取代的重要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关系。问在欧盟的角度看来, 为什么上海合作组织显得如此重要呢.. 安东年科认为.. 首先, 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欧盟在中亚地区有着非常清晰的利益。如果中亚地区的发展一旦发生问题, 那么欧盟将要面对非常麻烦的挑战, 其中包括威胁能源管道的恐怖主义网络, 包括会激发非法移民的大量增长, 这是欧盟所无法应对的局面。上海合作组织实际上是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相当有用的管理手段与工具。另外, 地缘闭锁的中亚地区离开了中国、印度、伊朗和俄罗斯无法取得国际贸易通道。就此而言, 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的资源所起的作用只是第二位的。一旦上海合作组织能够真正对当地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做出安排, 包括逐渐地形成自由贸易区,推动商品、人力、技术和资金的自由流动, 这对于欧盟将是一个何等巨大的机会。其次, 上海合作组织在安排能源事务方面具有巨大的功能, 其成员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之外的最大的两个产油国家.. 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 同时又包括了当今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的两个。中国和印度。欧盟将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继续有赖于来自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 在将来也许与中国在油气资源领域形成竞 争关系。因此, 在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形成对话的空间探讨欧盟非常关心的诸如国内油气资源的市场化和透明度问题、能源供应来源的多样化问题, 探讨诸如在欧洲和亚洲之间能源运输管道的走向问题, 这将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前景。第三, 中国和俄罗斯是欧盟的重要伙伴, 当欧盟希望加强与这两个伙伴的关系的时候, 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的对话无疑就变得格外重要。这两个多边组织之间的对话显然能够加强欧盟与这两个伙伴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当中俄两国都把上海合作组织看作为他们各自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之一的时候。同时, 中国与俄罗斯都没有把欧盟看作为是对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个挑战, 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并非是命中注定要在这一地区成为利益相悖的竞争者。最后, 上海合作组织与欧盟都把处理地区安全事务作为自己的核心工作, 这两个机构在摧毁恐怖主义网络的合作中有着诸多的共同利益。
比如, 两者都希望实现阿富汗局势的稳定, 上海合作组织把阿富汗局势视为甚为关键的挑战, 建立了有关阿富汗问题的工作小组9 而欧盟的一些成员国则参与了北约名义下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此外, 伊朗目前是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国, 可以设想上海合作组织有可能在伊朗核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但是为什么欧盟并不是从上海合作组织一开始成立起就急于与之发展关系, 而是经过了若干年的犹豫和徘徊, 这与上海合作组织本身的发展是有关系的。诚如普京总统在2006年瓦尔代会议上所言:“ 我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对上海合作组织有一个周详设计的, 原本是因为需要解决当时在日常工作中碰到的间题, 比如边界问题。但是这个机构开始发展以后, 就显得非常需要了。也正是因此其他国家也希望加人这个机构。实际上这也是世界上的一些有影响的力量中心所希望达成的目标, 所以我们做出了反应, 但这并不是我们原来计划这样做的。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巨大的前景, 但是不会成为一个政治军事集团, 这是一个具有开放性质的国际组织。
我们必须考虑在亚洲的各种力量的综合平衡, 但是我们也不会超越上海合作组织的边界。我们将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负责, 并且推动实现成员国的利益, 但这不会反对任何人。” =刀正是由于上海合作组织所有成员国的共同努力, 使得上海合作组织本身能够在短短2 年时间里获得迅速的进展, 并且获得了相当多的国际舆论的肯定评价和接受, 这是欧盟希望与之发展关系的愿望的重要背景之一。
五、问题与前景
在今后的几年中, 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够比较顺利地发展起来了呢..事实上, 无论是在欧盟内部还是外部都还存在着许多因素, 对欧盟和上海合作组织之间关系的可能发展产生着制约。第一, 安全事务和意识形态因素何者为先。这是“9 ·11” 事件之后, 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令不少决策者甚至理论家们头痛的问题。在欧盟内部也依然有一部分人士坚持要把意识形态原则置于外交事务中的最高地位, 包括在处理对中亚问题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问题上, 也依然有着不和谐的声音。
例如, 把上海合作组织攻击为“专制者俱乐部” 。但是, 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倾向在对外事务中要把安全事务置于首要位置。他们认为, 国际政治的本性首先是要确定一个国家能否在国际社会中安全生存, 同时也不排斥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学习和推进民主和市场经济。看来在欧盟内部这样的意见角逐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期。第二, 以多边组织行为还是单个国家行为为先。实际上, 多年来欧盟这个多边国际组织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理解首先是通过国别的探讨和深人研究, 特别是德国的大力推动才取得的。国别因素在推动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的互相认知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就欧盟而言, 其成员国分别地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打交道, 本来就是轻车熟路。另一方面, 相对于欧盟的复杂结构体制, 有不少欧盟外的国家也是更愿意与其成员国单独交往解决问题。所以, 欧洲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以欧盟的统一立场与上海合作组织打交道, 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某些成员国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与作为整体的欧盟打交道, 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比如, 普京总统就曾当面尖锐地批评过欧盟政治架构, 特别是每半年轮换一次欧盟主席国的政治安排, 使得局外人无法与欧盟建立稳定而紧密的联系。第三, 美国因素。
对于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的接近, 一个不可回避的因素是美国的态度。目前, 首先存在的误解是仍然有人把上海合作组织简单地看成是一个“ 反美” 、“ 反北约” 或者“ 反西方” 组织, 甚至是一个“ 反美的” 军事集团。这种观点毫无根据。事实上, 上海合作组织中的不少国家还保持着与欧盟、美国、甚至于和北约的合作关系, 包括像印度、蒙古等观察员国还是美国的紧密战略伙伴。这表明在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并没有任何“ 反美认同” 。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一再宣布, 该组织的行动不针对第三者。但是, 在习惯于以冷战思维思考的人看来, 欧盟任何与上海合作组织的接近, 都会被看作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从这一点出发, 这两个组织的发展关系需要经历一个长时间的考验并不是意外中的事情。
但是, 从总体上看, 欧盟应当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合作关系这一点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的立场和看法, 就像.金融时报》今年6 月3!日的社论所指出的那,。“ 难怪人们对于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与另外四个中亚国家一道建立的地区组织的兴趣越来越大” ,“ 西方不应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对手。” 同可以认为, 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合作的空间是广阔的..第一, 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的合作不光是一般意义上的区域间的经济与社会交往, 而是具有长远的地缘政治影响的一件大事。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是为了能够在欧亚大陆的纵深地带建立起一种机制, 使得当地的人民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合作, 推动当地的发展与进步, 抵御任何来自外部的干扰和冲击。如果居于欧亚大陆东侧的上海合作组织能够与居于欧亚大陆西部的欧盟形成平等有效的合作, 那么, 不光在欧亚大陆内部的交流将获得无比广阔的空间, 对于欧亚大陆纵深地带的丰富资源的利用将获得更加有效的方式, 而且, 在抵御任何来自欧亚大陆之外的干扰方面, 也将具有更大的能量。这是从古至今多少世纪以来欧亚大陆上人们所寄予的期望。这样的真正的合作也只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在区域化的成熟经验的基础之上才能得以实现。目前正在出现的这样一种两个国际组织互相接近的趋势, 从某种角度来看, 既是具有特定的地缘政治考量的战略筹划, 也是一种发自欧亚大陆内部交往需求的自然表现。
第二, 欧盟构想中的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的可能的合作, 未必是空穴来风。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当前反对毒品贸易、包括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欧盟所提供的各项援助等等, 无疑都是具有潜在互补性的重要方面。欧盟与其他在欧洲的国际组织不同,比如, 欧安会议。后者比较多地侧重于在中亚地区推动民主与制度变迁, 而欧盟还是比较多地侧重于推动经济合作。欧盟对于新形势下反恐斗争的一系列构想与安排对于上海合作组织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总之, 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显然可以通过各种合适的管道, 比如首先从举办论坛、举行学术讨论会议、开展双轨的对话, 然后提高交流层次, 逐步地形成合作共识为将来的进一步合作打好基础。
第三, 上海合作组织将继续努力学习一切有利于己的区域多边合作的经验, 当然首先是包括学习欧盟的经验。因为欧盟是当今世界区域一体化历史最长、区域合作的组织系统最完备的一个国际组织。但是作为一个后来者, 上海合作组织完全可以从区域一体化所具有的一般逻辑进程中取得借鉴。
对于欧盟的学习不仅能够大大开拓眼界, 而且也势必为未来与欧盟发展相互关系做好心理上和知识上的铺垫。
第四, 回到决策过程来看, 对于上海合作组织这样一个新生的区域国际组织来说, 就像任何成熟的国际组织都必须经过一个成长的过程一样, 都会有一个逐步地从传统的双边到多边, 从一个领域向其他领域发展的自然过程。包括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功能和成员扩大、以及对外合作交流扩大的过程中, 也必须首先要有一个内部的稳固、形成共识、以及法规和体制建设的过程。因此, 从操作层面看, 在上海合作组织目前的有关程序性建设、特别是关于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的有关法律文件还在制订过程中的情况下, 任何与其他国际组织和其他国际主体的交往都会在一个相对谨慎的情况下进行。
因此, 上海合作组织与欧盟之间的合作具有广阔的前景, 但是, 这将在一个较长的过程中循序渐进地向前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