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背景下,结合中国和中亚各国开展经贸合作的情况,对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进行分析,提出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原则和策略。

　　【关键词】　中亚　区域整合　上海合作组织　自由贸易区

　　【作者简介】　贾俐贞,1970年生,中央党校培训部讲师。(北京　100091)

一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历史必然性: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与中亚经济合作组织的相对脆弱性　　　　　　

　　近年来,全球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截至目前,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的各种区域贸易安排已超过330个,其中以自由贸易区(FreeTrade Area,FTA)为主要形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各国加快了区域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国与中亚的区域经济合作就是其中一例。

　　地处内陆腹地的中亚国家1991年独立以后,普遍提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广泛开展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特别是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做出不懈努力,以使本国经济尽快走向世界。1994年1月,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3国签署了在中亚建立统一经济空间条约,决定成立“中亚联盟”。中亚联盟是最早在独联体范围内出现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之一。1994年7月,上述3国元首就经济和政治一体化问题达成一致,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和协定书。1995年2月,哈、吉、乌3国总统签署成立跨国理事会、总统委员会和总理委员会的协议以及建立中亚合作与开发银行的协定。1996年,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成为观察员国。1998年3月,塔吉克斯坦加入该组织,中亚联盟更名为中亚经济共同体。2000年6月,该共同体4国元首签署一体化发展战略和建立统一经济空间行动纲领的决议。2002年2月,中亚经济共同体更名为“中亚合作组织”,准备通过增加政治和安全合作弥补经济动力之不足。2004年10月,俄罗斯加入中亚合作组织,同时承诺对中亚国家提供经济援助。2005年10月,中亚合作组织圣彼得堡峰会做出决定,该组织与俄罗斯主导的另一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合并。中亚区域内部的一体化进程走到了终点[1]。

　　从中亚合作组织的成立、发展以及被合并可以看出,中亚合作组织的机构设置已逐步完善,并正朝一体化目标努力。尽管中亚国家一体化由于种种原因进展缓慢,甚至其形式不复存在,但中亚各国都没有放弃经济一体化的努力,都在坚持促进区域整合经济。

　　中亚合作组织拥有5个成员国,是该地区以政治、经济合作为主的区域集团。客观地讲,中亚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存在促进了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增大了中亚各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权重。但与北美、欧盟、东盟相比,不仅总量微不足道,其质量上的差距则更是相去甚远。中亚的差距集中体现为这个区域组织内生的脆弱性。

　　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异。在中亚五国中,既有实行激进式改革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还有实行渐进式改革的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2]。独立后,各国经济曾一度陷入危机,生产大幅度下降,物价飞涨。直到1996～1997年,形势才明显好转。由于经济基础不同,特别是在资源占有量上有明显的差别,五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在逐渐拉大。1997年,中亚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哈萨克斯坦221.72亿美元,吉尔吉斯斯坦17.67亿美元,塔吉克斯坦9.25亿美元,乌兹别克斯坦148.64亿美元。按人均计算,哈萨克斯坦为1 418美元,吉尔吉斯斯坦381美元,塔吉克斯坦153.6美元,乌兹别克斯坦628.3美元[3]。2003年,中亚各国的经济均呈上升趋势,已经连续几年保持匀速增长,五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80亿美元[4]。目前,根据各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中亚五国的GDP总额已接近700亿美元,其GDP排名依次为:哈萨克斯坦超过400亿美元、土库曼斯坦约123亿美元、乌兹别克斯坦约90亿美元、吉尔吉斯斯坦超过20亿美元、塔吉克斯坦约20亿美元[5]。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近几年进一步增大,哈萨克斯坦的人均GDP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8～10倍[6]。中亚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极大地限制了各国相互协调经济政策的余地,地区内部的一体化进程十分艰难。

　　(二)经济和贸易结构的雷同化。地缘上的亲 和力和经济优势的互补是区域经济实现整合的两大先决条件。其中,区域内部各国经济优势的非物质分布决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的大小。而中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方面不具备明显的互补性。中亚地区资源丰富,地处内陆,经济结构单一,偏重于资源、原材料的生产和出口。尽管一体化在不断签署的文件中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实际上中亚各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一直不尽如人意,其关键问题是这些国家经济实力都有限,缺少“拉动”力量,经济上的支撑较弱,互补性差。例如,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贸易 额1992年为26亿美元,1995年降为4.23亿美元,2001年减为2.04亿美元,10年降到1/10。哈吉贸易额1995年为2.02亿美元,2000年减少为9 000万美元[7]。这说明贸易和经济结构的雷同极大地限制了中亚各国贸易创造效应的发挥。

　　(三)内部市场的狭小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中亚五国面积约4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 600万。如前所述,目前,五国GDP总额接近700亿美元。经济总量和人均占有量都不大,基本上属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中亚国家兼有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特点。独立初期,中亚各国为短缺经济,特别是消费品供给严重不足,市场发育很不成熟,国内市场狭小。近些年,国外商品大量涌入,改善了供求状况,但也造成了对国外消费品市场的依赖。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亚各国深感自身经济落后,内部市场的狭小限制了该地区未来的发展空间,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又遭遇政治问题[8],严重削弱了中亚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增加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四)内部缺乏核心的经济力量和协调机制。区域性经济组织并没有明文规定组织内部的核心经济力量,但从欧盟和北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范例中可以看出,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在客观上需要有核心力量,如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美国,欧盟的德国和法国。独立后的中亚各国走的都是市 场化的道路,与国际市场化趋势相吻合。由于中亚各国经济逐步纳入世界市场体系的轨道,它们很快就享受到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好处。例如,世界能源价格上涨给哈、土、乌3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外资的进入以及外商带来的先进设备和工艺,解决了中亚国家的不少问题。但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它们都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国内的统一市场,法制不健全,腐败现象严重等[9]。这些问题都不利于中亚各国国内的经济整合。没有中亚五国国内经济的整合,就没有整个中亚区域的经济整合。中亚各国自身经济上的困难使各国无力为建立经济联盟做出贡献;中亚各国的领导人对以何种方式实现合作和一体化有分歧;中亚五国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不易解决,如民族矛盾、边界纠纷等。尽管五国提出了加强经济独立的目标,但实际上俄罗斯仍是中亚国家主要的经济伙伴和经济一体化的首选国家;2004年,俄罗斯加入中亚合作组织,中亚的区域经济合作又回到了俄罗斯主导的轨道上。

二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现实合理性:该组织的成立为中亚地区形成新的区域经济整合创造了条件

　　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中国政府正在积极稳妥地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商谈自由贸易区问题。中亚国家和俄罗斯是中国的好邻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伙伴。中国政府一直在为构建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区域合作做出努力。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为中亚地区形成新的区域经济整合创造了条件。当年9月,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总理在阿拉木图会晤期间,重点研究了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并提出了建立成员国经贸部长会晤机制,落实区域经济合作和启动贸易便利化谈判,深入探讨了在交通、能源、农业、环保、金融和水利资源利用等领域的投资。2002年,上海合作组织确立了经贸部长会议为该 组织框架内专门讨论经贸问题的部长级协商机构。同年5月,在上海合作组织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上,各成员国共同确认,加强投资和贸易便利化问题是应该首先尽力解决的问题。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经贸部长会晤机制的建立,从组织上保障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选择之一,中方对此高度重视。为了进一步加强各成员国的经济联系,中国率先提出10～15年内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倡议。2003年9月成员国总理会议批准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明确提出争取至2020年实现商品、服务、资金和技术自由流动,为最终达成自由贸易区的共识奠定了基础。乌兹别克斯坦也提出建立中亚共同市场的建议。这些建议表明中亚各国与中国都在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努力提高本地区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在2004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我国将向其他成员国提供9亿美元的买方贷款。在同年9月的总理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落实措施计划》等9个决议。该计划包括贸易、投资、海关、质检、交通、能源和信息等11个领域、127个项目。2005年10月的政府首脑会晤又确定了该计划 的实施机制。在2006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会议上,区域经济合作再次成为关注的重点。这次峰会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的成绩非凡。

　　会议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实业家委员会决议》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成员国关于支持区域经济合作的行动纲要》。中方提出的9亿美元信贷全部落实,一批能源、电力、交通和电信等领域的网络性项目开始实施。各方同意将能源、信息技术和交通作为优先方向。这为未来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指明了方向。

　　从发展潜力看,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及观察员国市场基本构成了欧亚大市场。这10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达到28亿,领土面积基本上覆盖欧亚大陆大半部分,国内生产总值虽然只有欧盟的1/3,但按购买力平价可与欧盟持平。欧亚大市场各国的资源配置基本合理,具备了共同市场运作的所有基本要素。它可以通过内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逐步整合形成自我循环、产品价值链完整的统一大市场,并具备抗衡其他大市场的竞争能力[10]。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消费市场,超过了整个欧盟的3.8亿或北美自由贸易区的4亿多人口。这个地区无论从地缘、市场规模和具实力的核心成员几个因素上,基本具备了组成自由贸易区的条件。但是,区域经济合作不是单纯的经济诱因和实力的问题,还有其他更为复杂的因素。我们觉察到,在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的发展过程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政治因素[11]。

　　阻碍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及中亚周边国家对中亚市场的激烈争夺。中亚地区是冷战结束后新出现的一个独立地缘政治空间。这一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重要的能源经济价值以及敏感的宗教文化特征,愈来愈成为大国利益角逐和国际地缘斗争的焦点。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以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纷纷进入中亚市场,在中亚的能源、科技和贸易等一些领域投资;欧美各国从产品、质量、现代营销手段和政府支持方面加强对中亚市场的争夺。这些对作为中亚国家重要邻国的中国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中亚对中国具有重大的地缘战略意义。一是安全意义。中亚与中国的重要战略屏障和能源基地西北内陆相连,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3国有长达3 0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还有多个跨境民族。作为中国周边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安全稳定与否对中国有重要影响。此外,中亚国家政局能否稳定,大国在中亚的角逐和由此可能带来的地区动荡,都会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二是经济意义。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的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中国需要中亚的能源和其他产品,中亚国家则需要中国的轻工产品,双方在资源开发、建筑、冶金、航天和化工等部门都有很大的合作潜力。中国西部大开发迫切希望外国企业参与,这对中亚国家无疑是重要的机会。中亚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这种相互需求,无疑有助于推动双方在能源开发和利用等方面的合作、提高中国的经济安全系数,确保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三是地缘政治意义。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之一是争取稳定的 周边环境。中亚五国中,有3国是中国的邻国,其余两国是近邻,中亚是中国周边一块相对独立的战略区域。从中国对外战略全局和战略需要考虑,维持边界的和平与安全,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不让中亚地区落入任何一个大国或大国集团的控制,尤其是与中国有复杂地缘政治战略关系的大国或大国集团的控制,才能使中亚成为中国稳定的战略后方,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战略利益;四是中亚对促进中国与欧洲国家的贸易具有重要意义。被誉为“新丝绸之路”的亚欧第二大陆桥是中国通往西亚和欧洲的交通大动脉,中亚国家是其必经之路。在促进中国向西开放方面,中亚国家不仅是中国经贸活动客体,同时也是中国通往欧洲的桥梁。它的建设已不仅仅是道路问题、经贸问题,而是与我国整个中亚战略紧密相连,通过“新丝绸之路”,打通向西外交和战略通道,使之成为连接欧亚大陆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综合交通运输走廊,从而推动中国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与中亚国家的区域经济整合,实现共同繁荣。

　　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除了面对复杂的政治问题外,区域间的经济差距也是不容忽视的。当然,由于这一地区的国情和区情千差万别,外部环境也比较复杂多变,因此,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建设应该循序渐进,从消除非关税壁垒和投资障碍、扩大投资领域起步,通过推行贸易便利化和投资促进等措施,使区域经济合作的长远目标能有序推进。经过阶段性发展,各成员国能享受到切实的区域经济阶段性合作的成果,对自由贸易区建设产生高度认同。这样,根据既定计划可在2015年启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再经过5年左右的谈判,如果没有意外因素,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可望在2020年建成。

三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原则及策略:在合作竞争中提升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整合的广度和深度

　　如果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那么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将进一步提升国内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如果说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是我们2020年的目标,那么加快研究中国与中亚的区域经济整合才是我们当前对外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亚国家就与中国新疆开展过许多合作与交流,双方的合作轨迹基本上可概括为20世纪50年代上升,60年代下降,70年代停滞,80年代恢复,90年代调整、提高和21世纪初全面提升的几个发展阶段,并呈现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和多方位合作的新局面[12]。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中国与中亚国家建交第一年即1992年,双边贸易总额为4.59亿美元,1997年达到8.72亿美元,1998年为9.556亿美元,1999年增至13.16亿美元。2000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全面增长,进出口总额达到18.198亿美元。其中,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两国贸易额增至15.57亿美元[13]。2003年大幅攀升至40.6亿美元,到2004年已经达到58.3亿美元,2005年更增至87.31亿美元,比1992年增长了18倍。其中,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额为68.10亿美元。目前,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贸易是中方进口大于出口,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贸易是中方出口大于进口。

　　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贸易合作正呈现不断发展趋势。双方合作机制基本建立,并奠定了法律和制度基础。区域内的合作机制正逐步完善,已经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动力。

　　尽管如此,中亚国家在外交上则把中国放在相对次要的地位,更重视与美国、俄罗斯以及欧洲国家发展关系。中亚国家国力不强,必定要追随一些能给予本国帮助的大国。在美国和其他大国的进攻态势面前,中国要积极加大对中亚的投入,用经济手段提高自己在中亚的影响力。中亚国家在外部联系上逐年扩大,与独联体国家的贸易额逐年下降,而与西方国家、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额和合作规模呈上升趋势。由于地区内部发展一体化的条件不成熟,中亚国家更注重地区外的经济合作,但又面临一体化方向的困难选择。与独联体国家、邻近的西亚、南亚国家加强合作,基础设施、交通都不成问题,但这些邻近国家经济不发达,资金不雄厚,产业结构相似;与欧盟、美国、日本、印度和东南亚国家扩大联系,这些国家经济实力强,经济增长快,但距离过远,交通不便。因此,有地缘便利、经济增长快又充满活力的中国,便是最现实的选择。中亚国家发展的困境,迫切需要中国的参与和投入。我们应牢牢抓住这个机遇,大力提升双方经贸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一)积极调整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优先发展“次区域经济合作”,把新疆建成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近年来,区域经济的整合活动有越来越频繁的趋势。现在蓬勃发展的不单是区域经济的多边贸易及经济合作协议,不少双边自由贸易或“次区域经济合作”亦在不断进行。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式,是新世纪中国对外经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极大地改善中国经济发展的周边环境,为中国经济发展寻找新的空间。中国参与区域贸易自由化综合效应大于微观效应,中长期利益大于近期利益[14]。借鉴和吸收全球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实施区域贸易自由化战略应以双边自由贸易或“次区域经济合作”为优先顺序。因此,要积极为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创造有利条件。目前,作为中国—中亚经贸合作前沿——新疆的地缘优势受到挑战。在中亚国家,有的人抱怨与中国合作的伙伴主要为西北欠发达省份,而缺乏东部发达省份。与中国有着最大贸易额的哈萨克斯坦认为,同中国开展双边贸易在地域发展上存在不合理性[15]。两国贸易的80%是与新疆完成的,而新疆目前是中国经济不发达的省份之一,这影响了边境贸易的发展。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新疆与内地发达省份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现有的双方合作水平还没有反映出彼此的实力。新疆作为亚欧大陆桥的重要枢纽和中国西部开放的门户,要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积极的进取精神,排除障碍,千方百计为发展经济创造条件;国家要提供政策支持,努力把新疆建成中国西部最大的桥头堡经济区,将周边地区的资源更多地吸引过来,在地域上真正成为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商品和信息的集散地,成为中国—中亚地区经济整合的增长极;要充分发挥乌洽会的作用,选择重点合作领域、分阶段、分地区进行。以点带面,形成具有实质性合作内容的产业、区域,为进一步开拓中亚市场,加强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二)认真借鉴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验,选择合适的区域整合模式。与以往的区域贸易自由化形式不同,新兴的区域贸易自由化形式的目标和内容更为广泛多样,服务贸易和投资贸易应成为重点。在区域经济整合的理论和实践中,存在诸多关键性问题。例如,如何选择理想合作伙伴,如何处理重叠式区域贸易协定带来的问题,怎样克服以往南南区域贸易协定的缺陷,推进新型南南合作型区域化形式的发展等。目前,中国推进的区域贸易自由化以南南合作型居多,应该借鉴发展中国家区域化的历史经验,探索区域经济整合的新模式。首先,要调整出口商品结构。过去依靠“初级产品”贸易增加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的潜力已消耗殆尽。中亚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税率政策和投资政策已初见成效,产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基本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工业体系,大部分民用品将达到自给的程度。因此,中国必须着力调整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传统出口产品质量、档次和水平,扶持和扩大优势特色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实施“名牌”战略;其次,要建立一种密切的产业分工。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尚未建立密切的产业分工,双边贸易的基础还是一般性的资源互补,它仍将是今后中国与中亚国家发展贸易关系的基本因素。随着中国—中亚区域经济整合的不断加强和双方高层次产业分工协作框架的确定,双方的贸易、投资会大幅度增长,从而有效拉动各自国内的经济增长。还有可能形成双方在某些战略产业方面的联合发展优势,最有希望的是交通运输业、金融服务业、通信业和旅游业等,这都将极大地提高中国和中亚的区域竞争力。建议尽快启动一批区域性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力争在网络型项目上有所突破。第三,是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企业之间的合作。双方放宽出入境人员的限制,简化出入境手续,中国企业可以“走出去”,到中亚国家投资、生产、加工和开拓市场。同时,鼓励国内外投资者以独资、合资、合作、参股或者控股等多种形式参与国内的建设,允许外商在国内投资兴办金融和商业零售等第三产业。只有将“走出去”和“引进来”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使中国经济与中亚经济建立起有机的联系,推动中亚区域经济的整合。

　　(三)创建以我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我们不仅要积极参与,还要努力创建更多的以我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争取经济工作的主动权。随着世界经济重心不断向亚太地区转移,亚洲区域经济整合趋势正在加剧,区域经济整合的主导权已成为各国争夺的焦点。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均加紧了对东盟成员国、中亚诸国等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区域经济的整合及参与。鉴于此,我国必须立足周边,力争在中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启动性作用”和“主导性作用”,最终实现在欧亚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或者更高层次的经济共同体目标。中国非常重视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并为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投入,包括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组织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网站,提出了为其他成员国培训1 500名管理人员和专业人才以及向成员国提供9亿美元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等。这些在2006年6月上海峰会期间已经全部落实。中国政府始终是建设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积极推动者,一直在承担着区域组织的重大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协调成员国政策、稳定区域内部经济的职能。中亚国家与中国经济存在互补性,也存在竞争关系。互补性是就整个中国而言的。中亚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中国强大的加工能力为经济互补提供了可能。然而,中亚与中国西部,主要是新疆,互补性不大,它们在资源、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方面的某些近似性,使得双方在合作过程中伴随着激烈的竞争。但可以乐观地预测,随着双方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规模经济效应、竞争刺激效应将同时出现,最终有利于双方经济的有效整合。

　　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将为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亚洲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与欧洲和北美并驾齐驱,中国在未来亚洲经济区域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必将日益提升。

　　(责任编辑　刘庚岑)

注释：
[1]孙壮志:《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方向的选择与现实的前景》,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4月4日。
[2]塔吉克斯坦独立后不久,国内发生内乱,内战一直持续到1996年。此后国内政局仍不稳定,经济改革进行得也不顺利。参阅赵常庆主编《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卷》,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211页。
[3]〔哈〕《哈萨克斯坦与独联体国家》1999年第1期。参阅前引书《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卷》,第266页。
[4]石泽:《变化中的中亚及其走势》,载《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2期。
[5]张帆:《中亚自由贸易区:概念已足以让人向往》,载《中国经济时报》
2005年11月9日。
[6]孙壮志:《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方向的选择与现实的前景》,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4月4日。
[7]同上。
[8]例如,中亚国家遇到附有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和以取消经济援助相要挟而干涉其内政的问题。参阅前引书《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卷》,第267页。
[9]参阅前引书《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卷》,第261～265页。
[10]陆钢:《自由贸易区: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载《文汇报》2006年6月19日。
[11]参考绕美蛟、杨伟文《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筹建》,载《东盟、日本与中国人:地区经贸合作》,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2003年版,第37～61页。
[12]王海燕:《中国新疆与中亚经贸合作关系的回顾与展望》,载《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5年第6期。
[13]张帆:《中亚自由贸易区:概念已足以让人向往》,载《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11月9日。
[14]王勤:《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载《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4期。
[15]孙壮志:《国际格局中的中亚五国》,载《东欧中亚市场研究》1999年第4期。参阅罗大胜《中亚区域经济整合与新疆对外开放》,载《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