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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华裔东干文学与伊斯兰文化
2012年05月30日 22:36 来源:《华文文学》2011年第4期 作者:杨建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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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20)

  摘要:中亚华裔东干文学是世界华裔文学的一个新领域,东干人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文化是东干文学重要的文化源泉。伊斯兰文化对东干文学的影响存在于民间文学给养、文学语言、美学风格等方面,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东干文学能启发我们思考世界华裔文学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阿拉伯旅美侨民文学与世界华裔文学的关系。

  关键词:文化渊源;伊斯兰文化;华人穆斯林

  中国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1)4-0072-05

   

  中亚东干族是清末中国西北回族移民的后裔,目前人口约10万,主要分布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百年来东干人一直以中国西北方言作为本民族语言,并且创制了用斯拉夫字母书写的东干文。东干族的独特文化已引起了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等多国学者的关注。

  东干文学是东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31年东干诗人第一部诗集《亮明星》出版至今,中亚东干族的书面文学已有近80年的历史,在短短80年的文学发展历程中,东干人先后创办了《东火星》、《十月的旗》、《东干报》、《青苗》、《东干》等发表东干文学作品的报刊杂志,东干文学也依靠汲取本民族民间文学营养和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学经典迅速成长。目前, 年青的东干文学界已走出了“吉尔吉斯人民诗人”亚瑟儿·十娃子,享誉中亚的小说家Α·阿尔布都,融汇东、西文艺思潮的诗人伊斯哈尔·十四儿等一批作家。东干人属华裔,且使用西北方言,又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无疑东干文学是世界华裔文学的一个分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东干文学还未引起我国华裔文学研究界的足够重视。

  由于中亚东干人信仰伊斯兰教,在影响东干文学成长的文化脉流中伊斯兰文化是相当重要的一支,因此,笔者拟通过回溯东干文学与伊斯兰文化的渊源关系,分析伊斯兰文化具体在哪些 层面上影响着东干文学,并进而探讨伊斯兰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东干文学,在世界华裔文学研究领域的特殊意义。

  对中亚东干族而言,伊斯兰教不只是一种社会生活中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更是一种维系民族传统和塑造民族心理的“文化能量场”。伊斯兰文化本身就是影响世界文学发展的重要文化力量,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东干族的文学自然会深受其影响。

  提起伊斯兰文化对世界文学的影响,我们马上会想到《古兰经》。的确,《古兰经》不仅是伊斯兰教的宗教经典,更是人类文明史上一部神奇的文学经典。《古兰经》包罗万象的内容, 独特多变的文体,抑扬顿挫的韵律,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古兰经》为代表的伊斯兰文化对人类文学艺术的影响具体可分为两支:一支为伊斯兰信仰民族的文学,另一支为非伊斯兰信仰民族的文学。

  就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而言,其主要是阿拉伯人。伊斯兰文化哺育下的阿拉伯民族是一个诗歌的民族,诗歌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史册与文献。阿拉伯人不仅拥有“宗教诗”、“征战诗”、“牧歌诗”、“情诗”、“咏酒诗”等多种诗歌题材,而且拥有蒲绥里、哈菲兹、贾米等驰名世界文坛的巨匠。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散文也不乏佳作,《卡里来和笛木乃》、《安塔拉传奇》、《一千零一夜》等在阿拉伯民间广泛流传。其中《卡里来和笛木乃》被译为多种文字流传世界各地,《一千零一夜》以离奇的情节,瑰丽的想象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

  阿拉伯——伊斯兰文学对非伊斯兰信仰民族的文学也影响巨大。中世纪鼎盛期的伊斯兰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起了承前启后、连贯东西的作用。欧洲14世纪文艺复兴的巨匠们就有许多深受阿拉伯文学影响。择其要者观之,薄加丘的《十日谈》仿照了《一千零一夜》及《卡里来和笛木乃》故事,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也是源自以上两本阿拉伯故事集。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曾受阿拉伯的《穆罕默德神秘的夜行与登宵故事》及麦阿里的《宽恕书》的影响,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则充满了阿拉伯式的幽默。阿拉伯的“玛卡梅”体故事还影响了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阿拉伯的诗歌也影响了欧洲诗歌革新,促进了中世纪欧洲的普罗旺斯诗人和游吟诗人的产生。[1]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古兰经》、《一千零一夜》故事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是有迹可寻的。《古兰经》故事、《一千零一夜》故事,是中国信仰 伊斯兰教民族的一个重要文学母题。回、维吾尔、哈萨克、撒拉等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都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如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故事《贪心的霍加》就借用《古兰经》黄牛章的内容,塑造了一个自食恶果的封建贵族后裔。汉文化地区的文学也有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蛛丝马迹,如元杂剧《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中包公明断二母争一子的疑案,就与《古兰经》中“素莱曼大圣者的智慧轶闻”类似。[2]显然,伊斯兰文化是影响世界文学包括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亚东干人的先祖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西北回族,伊斯兰文化对其影响的深刻度更是不言而喻。就中亚东干族人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而言,东干人笃信伊斯兰教,虽然东干族的成长历程中经历了跨国迁居的重大文化变迁,但是伊斯兰文化始终是塑造其民族精神的核心力量。这里我们无需列举伊斯兰文化影响东干人的方方面面,只要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分析,此问题就会一目了然。我们知道,任何民族文化的传承无外乎物质形式和非物质形式,物质形式以文字为主,非物质形式以口传为主。东干先祖居于中国时,伊斯兰文化在其间的传承除口传外,还有“经堂教育”形式。“经堂教育”采用阿拉伯文字,主要教授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经典。东干人1877年进入中亚后,1882年就有人在比什凯克办起了“经堂教育”,到1890年时,类似的宗教学校已达40余所。[3]由之可见,伊斯兰文化传承所依赖的文字和口传双链条,在东干人由中国回族转变为中亚东干族的过程中并未发生过断裂。换句话说,跨国迁居的文化变迁并没有影响伊斯兰文化在东干社会的传承。

  从中亚东干族人客居地的伊斯兰文化氛围来看,“中亚地区,伊斯兰教有1000多年的漫长历史,信奉这一宗教的民族最多,人数最多,到20世纪90年代初,即苏联解体前夕,中亚地区大约有伊斯兰教徒3850万人,占苏联当时伊斯兰教徒总数(5500万人)的70%。”[4]显然,中亚东干族自身族裔的伊斯兰文化传承和中亚地区浓郁的伊斯兰文化氛围,合力使得源远流长的伊斯兰文化对东干人的影响始终保持了相当的浓度和密度。

  如果我们就中亚东干文学的重要载体东干文字而言,东干族“经堂教育”使用的阿拉伯文字正是第一代东干文的主要来源。第一代东干文共有35个字母,其中28个字母直接借用阿拉伯字母。东干人最早的报纸《学生》就是采用此种文字的,真正意义上用东干文创作的东干文学作品正由之起步。[5]东干族文字的发展演变还蕴含着东干人作为阿拉伯后裔的思维特征,当东干人最早的先祖阿拉伯人进入中国时为了方便学习汉语,他们曾创立过一种特殊的汉语拼音文字“小儿锦”,即用阿拉伯字母作为拼音拼写汉语。中亚东干族为了传承自己的中国西北方言,也先用阿拉伯字母拼写中国西北方言,后改用斯拉夫字母拼写中国西北方言。东干人这种用自己熟悉的语言拼写另一种语言的思维特征,明显类似其阿拉伯先祖的语言思维特征。正是这种极具伊斯兰化特征的东干文字的创制,直接推动了东干文学的迅速发展。 概而言之,伊斯兰文化是一片孕育人类文学艺术的沃土,伊斯兰文化不仅是东干文学的重要文化渊源,也是促进东干文学发展的直接动因。

  笔者认为,伊斯兰文化对东干文学的具体影响可分为四个层面:伊斯兰色彩的民间文学给养;伊斯兰色彩的文学语言;伊斯兰化的人物事件;伊斯兰化的美学风格。

  民间文学是滋养书面文学的重要文化源泉。东干民间文学的伊斯兰色彩大致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为直接源自于伊斯兰文化的原汁原味型;另一种为对中国民间传说进行伊斯化改造的中伊混合型。原汁原味型,或直接取材于 《古兰经》,或源自于阿拉伯地区。如,解释人类起源的神话故事《阿丹与好娃》就直接取材于《古兰经》,而《飞毯的故事》就有阿拉伯神话传说意味。中伊混合型,一方面反映了东干文化的华裔特征,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反映了伊斯兰文化对东干文化的深刻影响。如,《西游记》中去西天取佛经的故事,就被东干人改造为去阿拉伯取《古兰经》。不论是原汁原味型,还是中伊混合型的民间文学,都是促进东干文学伊斯兰化成长的重要源泉。举具体的作品为例,A·阿尔布都的小说《绥热特桥》的主要内容就源自伊斯兰化的民间故事。伊斯兰民间传说,人死后要过一座火狱的天桥,即“绥热特桥”,如果生前能在古尔邦节宰只牛或羊,人死后此动物就会驮人过头发丝般细的“绥热特桥”,从而让人进入天堂。小说直接引用此民间传说,围绕是否该宰牛,牛能否能驮人到天堂等设置了故事情节。再如,小说《独木桥》虽然是与中国相关的民间传说故事,但其中的伊斯兰化特征还是相当明显,小说中经常写到伊斯兰教徒的礼拜等宗教活动,最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细节,清朝咸丰皇帝要回族养脏物(猪),如不养就要缴纳税钱,为了保护自己民族的宗教信仰,机智的白彦虎请咸丰皇帝派三个回族人去阿拉伯祈求宗教领袖应允回族养脏物,咸丰明知派人去只能是有去无回,但又无理由反驳,最后只得取消了回族不养脏物就缴税钱的法令。此细节虽为民间传说,但其中就蕴含着伊斯兰教徒的生活习俗和中国伊斯兰教的流传渊源。

  伊斯兰色彩的文学语言指,东干文学中大量使用源自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词语。如,亚库甫·马米耶佐夫的小说《思念》就使用了“阿布代斯”、“太斯比哈”、“赛俩目”、“胡达”等词语。“阿布代斯”,系波斯语Abudst的音译词,其义为穆斯林进行礼拜前清洗身体的一种方式;“太斯比哈”,乃穆斯林礼拜时掐的一种念珠;“赛俩目”,为穆斯林间的相互问好;“胡达”,则意为真主。这些都是伊斯兰色彩鲜明的词语。如果从文化学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民族语言都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民族文化的形式,每一种语言都象征着悠久的文化传统,文化又大部分保存在语言之中。”[6]东干人最早的先祖阿拉伯人使用阿拉伯语言,他们定居中国后,虽然语言汉化,但是在其使用的语言中还是借用了大量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东干人保留先祖的这种语言风格,实质上也就是保留了母族给予他们的悠久的伊斯兰文化传统。

  伊斯兰化的人物事件指,东干文学中塑造 的一些人物,叙述的一些事件乃伊斯兰社会特有的。如,亚库甫·哈瓦佐夫的小说《心愿》中就塑造了阿訇、“吾斯达”(清真寺教经文的先生)等信仰伊斯兰教地区特有的人物形象,以及让小孩接受“经堂教育”等伊斯兰地区特有的事件。另外,还有小说《三娃尔与莎燕》等对东干族人婚姻及葬礼事件的描写,同样也伊斯兰化特征明显。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东干文学中对人物伊斯兰式宗教文化心理的揭示。伊斯兰教认为,人在世间的命运是由“真主”注定的,因此小说《盼望》中的妇女们均认为,送亲人上前线 是命中注定的,谁要是“口唤”(真主的召唤)到了锁进箱子里也躲不过。再如,《古兰经》要求穆斯林恪守诚信,“不要借诈术而侵蚀别人的财产,惟借双方同意交易而获得的除外。”[7]小说《瓶》中麦姐儿一家就因父辈侵占了别人的一对瓷瓶,而几代人惴惴不安。文化心理是文化在人内心的积淀,能反映某种文化对人的影响程度。东干文学中宗教文化心理的描写,反映了正是东干文化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一面。

  特别耐人寻味的还有东干文学中对人物梦境的反复书写,也有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痕迹。伊斯兰文化中有写梦、圆梦传统,伊斯兰古典著作中就有穆罕默德·本·西林所著的《圆梦大全》,《古兰经》中也有不少与梦境有关的故事,其中优素夫的故事最为典型。优素夫在童年梦见天上的11颗星星和太阳、月亮在向自己鞠躬,优素夫的父亲把梦境解释为现实生活的吉祥征兆,并对优素夫倍加关爱,但优素夫在成长时蒙受了许多灾难,后来擅长解梦的他圆满地解释了国王的梦,他的解释得到了现实生活的应验,优素夫因之受到了国王的重用,最终优素夫与11个兄弟及父母的团聚又应验了他童年时天上的11颗星星和太阳、月亮在向自己鞠躬的梦。由之可以看出,伊斯兰文化中常把梦当作现实生活的某种征兆,东干文学中的梦境书写也与之相类似。小说《天职》中,拜克儿梦见狂风把自家的屋顶掀翻,把稻秧连根拔起,拜克儿的恶梦清晨就被法西斯入侵苏联的消息得以应验。《三娃尔与莎燕》中,三娃尔梦见莎燕散披着头发,穿一身白衣向他走来,很快三娃尔的梦就被莎燕死亡的消息得以证实。显然,东干文学中梦境书写类似伊斯兰文化中的梦境书写,人物的梦境常被当作现实生活的某种征兆。

  东干族文学作品的美学风格,同样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这种影响在东干文学中主要有两种体现:伊斯兰现实主义;美与理智相联系。就伊斯兰现实主义而言,伊斯兰教是“两世并重”的宗教,既看重来世,又看重今世的世俗生活,这就使得现实主义艺术风格在伊斯兰文学中占据了很大比重。“伊斯兰艺术真实地描写人们的生活,但它的指导思想有别于当今流行于世界的写实主义现实;伊斯兰艺术描写人性弱点,但并不让它充斥艺坛,更不渲染它,而是以其艺术创作感召人们战胜弱点,追求崇高理想。”[8]具体到东干文学中,就是《俩妯娌》、《唉,朋友》、《没吃过“辣子”的方主席》等作品在描写人性种种弱点的同时,感召人们战胜弱点,追求 崇高的人性。就伊斯兰对于美的理解而言,“伊斯兰审美观认为,美是一种秩序,是人们的内心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和谐统一。”[9]穆罕默德还曾说过:“理智可以挖掘智力,而智力也可以调动理智,通过合力的安排而产生美好的教养。”[10]显然,伊斯兰对于美的理解是,美与理智紧密相联。具体到东干文学作品中,就是当人的情感与理智发生冲突时,往往是理智占上风。如,小说《思念》中,存姐儿因思念丈夫而心慌意乱,哀怨自己命苦时,海彻儿奶奶就规劝她要忍耐,理智终控制了情感,存姐儿也转忧为喜。再如,小说《萨尼娅》中,热情大方的鞑靼姑娘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爱情的火焰曾一度燃烧着青春的“我”,最终由于受不能娶鞑靼族姑娘为妻的理念影响,美好爱情终化为了美好回忆。

  简而言之,伊斯兰文化对东干文学的影响是由作品语言到作品的内容,再到作品的美学风格等方方面面的。可以说,中亚东干文学作品就是一幅幅展示伊斯兰文化的生动画卷。

  将中亚东干文学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问题,置入世界华裔文学的研究领域来看,是颇具启发性意义的。

  宗教文化与华裔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目前国内已出版的涉及此方面的专著《宗教情结与华人文学》等虽然已关注此问题,但是其研究重心多在佛教与基督教,几乎没有涉及伊斯兰教。中亚东干文学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恰能启发我们关注这一被忽视的领域。

  早在15世纪初期,中国穆斯林郑和就率领庞大的中国舰队,登上了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郑和七下西洋,足迹踏遍了33个国家和地区。随行的穆斯林学者马欢所著的《瀛崖胜览》,费信所著的《星槎胜览》,不但生动祥实地记录了东南亚、阿拉伯等地的风土人情,而且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华人穆斯林的光辉身影,今天的东南亚地区就有许多以华裔穆斯林郑和为母题的民间故事和文学作品。目前,华人穆斯林遍及世界各地,仅就处于相对聚居状态的华人穆斯林人数而言,港澳台地区、泰国、缅甸、沙特阿拉伯、中亚三国、美国等地估计有34万之多;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估计有38万之多。当然,这还不包括散居于其它国家的人数。[11]由此可见,华人穆斯林是世界华人中规模庞大的一支。

  华人穆斯林中,拥有众多著名的作家。如,美国的白先勇,被誉为“当代中国极有才气与成就的短篇小说家”;中亚的亚瑟儿·十娃子,被誉为“吉尔吉斯人民诗人”;西亚华裔作家马赫穆德·喀什噶尔的《突厥语大词典》,“被称为十一世纪各突厥部族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华人穆斯林创造的文学艺术世界也是相当丰富多彩的。白先勇的作品汲取了西方文学的精华,中亚穆斯林作家群受俄罗斯文化影响,西亚穆斯林作家又充分发挥自己身处伊斯兰宗教圣地的文化优势。显然,关注华人穆斯林的文学作品,不但能开拓世界华裔文学的疆域,而且会为世界华裔文学的地图新添一条波澜壮阔的文化长河。

  如果我们把中亚东干文学看作世界侨民文学的一支,从伊斯兰文化影响世界侨民文学的角度来看,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阿拉伯旅美侨民文学,还能为我们透视世界华裔文学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参照坐标。20世纪初,移居南、北美洲的阿拉伯人中,有一些知识分子继承母族文化,在移居地创办阿文报刊杂志,成立文学社团,逐渐发展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文学流派。阿拉伯旅美文学一方面继承了自己的东方母族文化,另一方面吸收西方文学特色采用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东、西文化的融合使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文学成就。从阿拉伯旅美文学的宏观发展来看,阿拉伯旅美文学影响了阿拉伯本土文学的发展,“旅美文学对阿拉伯本土囿于传统、专事模仿古诗的僵化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为文学的发展与解放开辟了全新的景观,从而提高了阿拉伯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12]从阿拉伯旅美作家的微观创作来看,以纪伯伦等为代表的阿拉伯旅美优秀作家直面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却又不拘囿于文化冲突,他们基于博爱、人道、人性立场的宏阔创作视野,为其文学作品赢得了世界级的认可。

  简要勾勒阿拉伯旅美侨民文学对我们透视中亚、东南亚及欧美等地的世界华裔文学的启示,笔者认为至少有两点:其一,虽然中国本土文学是世界华裔文学的文化源泉,但是不能有中国本土文学就优于他国华裔文学的错觉,阿拉伯侨民文学对阿拉伯本土文学改革的促进和对阿拉伯文学地位的提升启示我们,他国华裔文学对中国本土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如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获美国“全国图书批评奖”的《女勇士》对东、西方文明冲突处理方式对中国本土作家就有借鉴价值,中亚东干作家对民间文学资源的倚重同样对中国本土作家也有借鉴价值。其二,阿拉伯侨民作家的创作能获得世界级的认可,对华裔作家的创作也具有启示意义。华裔作家的创作应该不要拘囿于思恋中国故土或文化冲突,应从博爱、人道的视角去构建自己宏阔的创作视野,如此华裔作家的文学创作才会到达胜境。

  总之,中亚东干文学是世界华裔文学中的一个新领域,研究东干文学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不仅能深入理解东干文学,而且能丰富世界华裔文学的内涵,让我们从新的视角透视世界华裔文学的发展。

  作者简介:杨建军,兰州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注释:

  [1]参见仲跻昆《阿拉伯现代文学史》,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38页。

  [2]参见孟昭毅《东方文学交流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8-502页。

  [3]参见丁宏《东干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230页。

  [4]陈联璧等:《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

  [5]东干族的第一代文字是由1927年在塔什干教育学院读书的东干大学生创制。参见丁宏《东干文化研究》,第132页。

  [6]覃光广编《.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75页。

  [7]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8][9][埃及]穆罕默德·高特卜著,《伊斯兰艺术风格》,一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页。

  [10]《圣训》第1卷34章。转引自牛枝慧编《东方艺术美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47页。

  [11]参见尤素福·刘宝军《海外回族和华人穆斯林概况》,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12]哈桑·贾德·哈桑:《旅美的阿拉伯文学》,转引自林丰民《文化转型中的阿拉伯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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