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两个大国的经济转型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从经济转型的绩效来看，两国间的差距非常明显。为什么会出现绩效的差异?或者说，为什么原本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中国的俄罗斯在经济转型绩效上却大大地低于中国?这一问题给经济学界带来巨大的挑战。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许多经济学家投入很大精力加以研

关键词：俄罗斯，经济体制转型，中俄转型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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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两个大国的经济转型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从经济转型的绩效来看，两国间的差距非常明显。为什么会出现绩效的差异?或者说，为什么原本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中国的俄罗斯在经济转型绩效上却大大地低于中国?这一问题给经济学界带来巨大的挑战。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许多经济学家投入很大精力加以研究。在所找到的诸多原因中，最突出的是两国经济转型初始条件的差异和转轨方式的不同。可以肯定，这些作为中俄两国经济转型绩效差异的主要原因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这些分析所做的只是把两方面的事实联系起来，看到的也只是一种相关性，而对这种事实发生的更深层的原因并没有更多的揭示。本文提出并加以论述的一种解释是，中俄两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利益实现机制造成了绩效的巨大差异。

　　一 中俄经济转型绩效的差异

　　 中俄两国的经济体制转型都发生在20世纪末，但中国的经济改革要比俄罗斯的经济转型早10年。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经济改革，从此，中国经济相应地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且高速增长的时期。俄罗斯的经济体制转型则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当时，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了良好的纪录，但是，国际上的主流声音还是一致地倾向于俄罗斯。特别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主流经济学家，更是对俄罗斯的经济转型寄予很高的期望。如体现西方主流经济学观点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就提出：“一旦转型引进市场机制，就可以立刻有收获，效率就可以提高。因此，转型应该是大爆炸式的、激进的、休克式的。”[1]而俄罗斯自己在经济转型之初也是充满信心的。在实践中，中俄两国经济转型却呈现一幅完全相反的景象。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俄两国经济转型绩效上的预期遭到沉重打击。

　　世界银行前副行长、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对中俄两国的经济转型绩效进行了比较。他在《改革向何处去——论十年转轨》一文中指出，到目前(1999年)为止，中国的转轨道路是成功的，而俄罗斯的转轨是失败的。与俄罗斯相比，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转轨所遇到的挑战更大，因而中国要同时面对转轨和发展两个方面的挑战。但是，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所取得的成绩更加明显。如果以1989年的经济实绩作比较，“中国的GDP增长了近一倍，而俄罗斯则减少了一半。也就是说在刚开始时，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两倍还强，而在期末却比中国减少了1／3。”[2]另外，在经济运行方面，中国经济在20世纪最后10年的运行基本保持了稳定，其间虽也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但经济增长始终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经济的波动也在政府控制的范围内；而俄罗斯经济在转轨之后，很快陷入了波动、失控的境地，恶性通货膨胀与经济速度急剧下降并存，人民的生活质量也迅速降低，还无法达到转型前的水平。随着经济体制转轨的不断推进，中俄两国经济绩效差异越来越明显。这不仅为质疑俄罗斯转轨方式人士所肯定，也使许多直接参与俄 罗斯转型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俄经济转型的失败。面对中俄两国经济体制转型的不同绩效，众多经济学家应回答一个问题，即什么原因引起两国经济转型绩效的巨大差异。

　　二 中俄经济转型绩效差异的原因

　　 关于中俄经济转型绩效差异的原因，众说纷纭。其中最为突出的，或者最具代表性的是这样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俄经济转型绩效差异的原因在于中俄两国实行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不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取得经济改革的良好绩效是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转型道路，而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失败是走上了一条错误之路。

　　中俄两国实行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不同，这无疑决定了中俄经济转型必然有着不同的特点。从转型之前的体制来看，虽然两国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但两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具体体制上存在明显的差距，即两国的公有制实现程度以及计划与管理方法很不相同。在公有制的实现程度方面，到1991年年底，俄罗斯国有经济覆盖了城市和农村几乎所有的领域。苏联时期的集体农庄名义上是集体所有制，实际上却具有明显的国有经济的性质：集体农庄的生产计划和分配都按国家统一下达的指令进行，集体农庄没有任何自主权。中国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也曾试图把农村纳人指令性计划范围，但最终还是基于特殊国情，给农村很大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而在计划与管理方面，苏联的计划与管理具有很强的刚性，所谓“计划就是法律”，而且计划的覆盖面几乎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乃至各个环节。相比之下，中国的计划与管理要宽松得多：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最强化的时期，具有商品性质的经济活动也以各种形式存在。另外，中俄两国在经济转型时面对的初始条件还有一个较大的差别，表现在两国的经济现代化程度相差较大。中国在转型之初，仍然是一个劳动力以农民为主、经济结构二元特征非常突出的社会。而俄罗斯在转型之时，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现代经济体了。

　　中俄两国经济转型所面临的不同的初始条件为什么会成为影响两国转型绩效的重要原因?坚持初始条件论的观点认为，由于俄罗斯的国有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包括农业)，再加上高度集中的计划与管理，因而，非国有经济很难找到适宜发展的空间。这使得俄罗斯在推动经济体制转型时很容易选择推倒重来的方式，从而不可能实现经济效率的帕累托改进。另外，由于俄罗斯基本上完成了二元经济的一元化过程，因而，也不可能有 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带来的配置效率的提高。

　　相反，中国转型的初始条件，包括国有经济“控制力”相对于俄罗斯要小，计划与管理比俄罗斯要弱，而且二元经济的结构表明中国的工业化程度比俄罗斯低得多，恰恰可以为发展非国有经济提供空间，可以通过劳动力转移获得最佳配置效率。

　　中俄两国在实行经济转型方面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也决定了两国经济转型具有不同的特征。俄罗斯在推动经济体制转型时，遵循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教导，按照“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思路，设计了一套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激进式转型方案。这套方案的核心是私 有化、市场化和稳定化。中国在进行经济体制转型时，并没有现代理论提供指导，而是以一种常人的智慧，按照一种非常简单、但是非常稳妥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探索出一条渐进式的转型道路。这一道路以稳定推进市场化为主要目标，并保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继续发挥作用。

　　中俄两国的不同转型方式为什么会成为影响两国转型绩效的重要因素？坚持转轨方式论的观点认为，俄罗斯推行的“休克疗法”倡导迅速地进行市场化和私有化，造成了国有资产被迅速掠夺，财富分配迅速地向一少部分寡头 集中，社会在两级化过程中动荡不已，以致经济转型不仅没有实现财富的增加，反而造成经济倒退、社会秩序混乱。而中国推行的渐进式转型主张稳定地推进市场化，让市场来推动过去被扭曲了的资源配置机制发生变革，不断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是一个使人们普遍受益的过程，因而，转型受到人们的拥护，不仅经济效率发生帕累托改进，而且社会秩序保持了高度的稳定[3]。

　　以上所述的造成中俄经济转型绩效差异的两种原因，基本上反映了人们对中俄经济转型反思所形成的主要观点。中俄绩效差异的原因是否还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究？当然，初始条件的差异和转轨方式的不同，这些都是造成中俄经济转型绩效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在笔者看来，包含在两国内部、更深层次的人们行为的选择机制则是可以从根本上解释两国经济转型绩效的真正原因。

　　三中俄两国经济转型形成的不同利益实现机制

　　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或表现出的绩效如何，最关键的决定因素在于组成该经济体的人们的行为取向。这个观点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在西方经济学已成为一种共识。马克思在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解释人类社会发展时，就把人放在核心地位。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劳动者，而生产关系能否起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又取决于一定的生产关系中人们的利益是否都充分实现。简单地说，如果一定社会形态下的人们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并且人们的利益都可以最充分地实现，这种社会就可以得到发展，经济增长也能够达到较高水平。西方经济学尤其关注人的行为对经济绩效的意义。古典经济学在研究财富时，把如何引导“经济人”的行为看作是增加财富的突破口，并由此得出结论：如果能放手由市场发挥作用，那么，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追求自利的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是一种最有效的经济发展机制。即使对古典经济学进行革命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也把形成一种可以满足人们追求利益的有效机制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正如他所指出：人类许多有价值的活动，必须要有发财这个动机，私有财产这个环境，才能充分收效[4]。虽然不能说所有理论都认为人们的行为取向坚持利益至上，但以上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利益实现引导人们行为取向的关注，应该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对此，我们可以把这种理论观点与中俄两国经济转型联系起来，通过分析它们各自形成的不同利益实现机制来解释为什么中俄两国经济转型会有不同的经济绩效。

　　也就是说，真正可以说明中俄两国经济转型绩效差异根源的应该是，中俄两国在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利益实现机制。当然，两国各自所形成的利益实现机制与它们面临的初始条件和选择的转型方式密切相关。就中国来说，转型带来的一个深层变化是，人们的利益实现机制发生了改变。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人们自主追求的利益空间受到极大的挤压，因而，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国家或者集体分配给自己的较小利益。转型或改革开放以后，旧的利益实现机制被打破，逐步形成新的利益实现机制。这种新机制允许人们自主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这种机制的首要特点 是，引导人们在一些新的领域开拓利益空间。

　　也就是说，国家在对国有经济依然实施控制的前提下，让人们在国有经济之外寻找利益的生长点。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势必导致经济效率的帕累托改进。这非但没有使中国转型之初的经济混乱和倒退，而且成为经济欣欣向荣景象的主要原因。这种机制的第二个特点是，国家不是把国有资产直接分给职工，而是将国有资产作为一种保障，承担转型的成本，使人们在国家提供的良好条件下自主地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在转型之初，虽然唤起了人们发财的欲望，但如何把人们这种欲望引导到创造财富的 轨道上，是需要一些条件支持的。而国有经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国有经济对社会稳定的维持，都是人们自主追求利益所必需的条件。这种机制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基于利益空间狭窄而促使人们对利益的深度开发，以及基于生活水平低下而激发出不以利小而不为的利益追求模式。当人们可以自主地追求利益的动机开始左右自己的行为时，对利益的深度开发自然成为一种选择。他们不断地突破原有的框框，开拓新的领域。如农村转型所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初因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而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但这提供给农民的利益空间还是很狭小，进而促使农 民深度开拓新的利益空间。20世纪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大发展，就是农民深度开拓利益空间的具体表现。另外，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一直都比较低，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因此，中国人具有一种即使利小也当为之的传统。这在允许人们自主追求自己利益的背景下，可以把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就俄罗斯来说，虽然经济转型也带来人们利益实现机制的变化，但重新形成的利益实现机制与中国转型后形成的利益实现机制有着很大的差异。表现出的特殊性在于：首先，在打 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利益实现机制时，俄罗斯的转型者并没有把人们追求利益的取向引导到开辟新的利益空间上，而是通过对原有利益的重新分配来建立一种新的利益实现机制。虽说这种利益实现机制转换的目标是实行一种全新的利益实现机制，但彻底改变旧的利益机制一下子导致它的功能丧失，而又不因新的利益实现机制的建立而得到补偿，况且新的利益实现机制的建立尚需时日。当这种新的利益实现机制不能按预想建立，那么，因两种利益实现机制不衔接而造成利益对立。这不仅不能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而且还会极大地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其次，俄罗斯选择的转型方案是把 国有资产无偿地分给每一个公民。从表面上看，这是把过去国家控制的利益交还给人民，让得到国有资产的人们会因自己拥有一份资产而能够关心这份资产，进而对整体的资产多加关心。但实际上，这种新的利益实现机制并不能起到调动人们积极性的作用。因为，仅仅平分给每个公民一份资产，而没有一种可以使这份资产实现增值的制度环境，那么，这种资产所具有的作用就十分有限了。由于国家把自己占有的国有资产无偿地分给公民，因此，它已没有能力为制度环境的创建承担所需的成本了。结果是，虽然每个俄罗斯人都拥有一份 资产，但这份资产并没有成为激发人们积极性的因素，以致有的人把这份资产拿去换酒喝了。再次，俄罗斯丰富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俄罗斯人的利益需求。因此，他们对深度开拓利益空间的紧迫性并不强。况且，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较高（20世纪80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4 000美元）。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俄罗斯人在没有更高利益诱导的情况下，就不可能积极地从事经济活动。而且，在传统习惯上，俄罗斯人也不会为一些小利去积极地工作。

（责任编辑：高德平）

作者分别为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和黑龙江大学《远东经贸导报》编辑。

注释：

[1]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政治、市场与企业》，《比较》2003年第3期。

[2]斯蒂格利茨：《改革向何处去——论十年转轨》，《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第44期。

[3]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