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俄罗斯经济连续6年增长，社会和政局逐渐稳定，如何理解俄罗斯制度变迁过程及其对制度演变所产生的结果，又成为人们所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由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徐坡岭教授所著的《俄罗斯经济转型轨迹研究--论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经济政治过程》（以下称《转型轨迹研究》）一书，则是我国年轻学者在这方面所进行的一个有价值的探索成果。《转型轨迹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作者从经济政治过程的视角，对俄罗斯经济转型轨迹进行研究分析，并借助于近年来随着转型经济实践而不断发展着的前沿理论，如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新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对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转轨做了理论上的探讨，从而超越了单纯从经济因素进行分析的局限。
　　在本书中，作者提出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建立在对俄罗斯转型的经济政治过程分析的基础之上。作者认为，俄罗斯转型的基本动力是对经济效率的追求，而转轨路径和目标设定则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因此，本书以浓重的笔墨，阐述和剖析了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政策设计、战略选择、制度结构以及政治和社会背景。作者提出，制度变迁理论是目前对俄罗斯制度变迁最具解释力的一个理论;相对而言，公共选择理论和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对于制度变迁的分析，也不失为重要的理论工具。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作者对俄罗斯的经济转型轨迹展开了经济政治过程的分析。在本书中，作者主要对以下问题做了探讨:（1）在评价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研究经济转型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基础上，探索性地构建了研究和解释俄罗斯经济转轨发生、发展和演进机制的"效率--公共选择"解释框架;（2）探寻和发现俄罗斯"休克疗法"政策选择的决定机制;探寻和发现俄罗斯经济转型战略的发动机制;探寻和发现转型期俄罗斯非效率制度结构演化的决定机制;（3）从解释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发生、发展和演化的内在机制，探讨了俄罗斯经济转轨走出非效率制度均衡的条件及其可能性。作者对于经济转型轨迹的经济政治过程的分析使我们能够认识到:俄罗斯的经济转型的发动、转轨的政策选择和决定以及制度结构等，都受到政治因素的强烈影响。而这种政治因素对经济转轨的影响如此强烈，许多影响也是变幻莫测的，因而也是难以预知的。这就是俄罗斯转型的艰难之处。
　　从本书问世（2002年）至今，国内外学术界在研究经济转型过程和问题时，越来越多地选择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探讨，以制度变迁过程的经济与政治相互之间的制约关系为核心，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转型实践加以实证分析。在俄罗斯的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经济转型本身就是重大的政治变革和历史性的政治事件;另一方面，经济转型作为政治变革和制度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受到政治力量、势力和利益集团的影响，政治选择和因素对于经济转型的影响与制约，在俄罗斯可能比任何一个转型国家都更加突出。可以认为，俄罗斯经济转型过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经济转轨过程与政治因素的紧密联系、相互影响与强烈制约。那么，对于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研究与评价，其实就是对俄罗斯经济政治转轨过程的一种分析。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转轨经济国家的制度变迁实践，为新制度经济学自身的丰富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宝贵契机与生动经验 [2]。现在，我们将沿着这一思路，结合自己的看法进行一些探索。
　　对于所有的转型国家来说，为什么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困难重重?以热若尔·罗兰（Gerard Roland）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改革的总和"不确定性"的概念，以此阐述俄罗斯与中国改革绩效之差异和困难之所在。在对于转型经济研究中，提及最多的是转轨方式--激进或者渐进。这一研究视角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最终体制目标是明确的，它假定我们知道这是自己改革的未来方向。那么，如果这个市场经济目标是清楚的，在转轨的起始阶段，如何以更低的成本和代价实现向市场经济过渡?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无论是俄罗斯政府中的政策制定者或是西方的政策顾问们，都是茫然的。这里，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对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转型的认识。如果我们换一种说法，应该认为，任何国家在推行其改革或者转型之初，面临的最大困惑是"过程"的不确定性。
　　第一，为什么改革的"不确定性"是一种"过程"的不确定? 之所以会产生转型"过程"的不确定性，这正如热若尔·罗兰在其《转型与经济学:政治、市场与企业》[3]一书中所强调的，由于转型作为一种制度变迁，其中有许多出乎预料的因素和事件。热若尔·罗兰以转型过程中的一连串出乎预料作为该书引言，指出了俄罗斯转轨过程中的许多出乎预料:对国有企业私有化所导致企业内部人（主要是经理人）的控制;没有预料到价格放开后产出的大幅度下降和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没有预料到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特别是俄国的黑手党。叶利钦的民主政府也遇到了种种困难，在国家专制方面衰败得更加急剧，社会无序上升得更加严重;在俄罗斯，经济专制减少的初始影响是极度的经济非组织化，秩序和法律的缺失在当时显而易见，等等。其实，更难以预料的是:政治因素对于经济转轨的巨大影响和制约作用。由于一揽子改革的展开，一些系统之间相互作用错综复杂。改革过程中的许多出乎意料，被认为是由于改革开始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指导改革的理论所致。这的确是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一个理论的被认知，往往是经过实践的检验后方获得;而改革或者转型，与大规模制度变迁密切相关的因素，如市场的产生与发育，产权制度的改革以及其他与企业私有化和结构重组相关的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变化等，在当时都无法得到历史的检验，也就不会有能够指导转型实践的理论和政策，这就决定了"过程"对于目的的重要意义。
　　第二，"过程"的不可知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转型的不确定性和改革的艰巨性。 过去的10多年里，学术界对转型研究所讨论的一个论点主要集中在改革的速度与顺序方面，或"激进"（"大爆炸"）或是"渐进"（演进）的转轨方式，作为争论的一个主要方面。本书提出，"激进"或者"渐进"，它们或许应该被看作是对转型"过程"的一种描述性说法，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说明转轨的速度，或者是过渡的时间是快还是慢的代名词;或者也可以认为，它们体现为过渡政策的一种简单概括。在这里，我们强调对俄罗斯经济转型轨迹的过程加以认识的必要性。许多学者认为，改革或者转轨"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系统的转型"。如何能够让刚刚发育的市场结构各个不同部分实现充分的协调，充分实现其转型的目标，改革过程的不确定性将可能大大降低。然而，这种国家整体系统的制度转型，在转型之初，人们往往很难预料其最终的实现结果 [4]。转型的难点恰恰在于，它必须在不产生过多经济混乱的前提下，让所有转 型中的复杂变化同时发生。而且在转型中，经济还必须继续运行，人们的各种需要还必须继续得到满足。使事情更加复杂的是，由于转型导致大量未知的变化，为防止政策逆转，在改革过程中必须自始至终保持人们对转型在政治上的支持。可见，这正是过程的复杂性，因素决定了"过程"的不可知和不确定。
　　第三，转型的"过程"重于转型设定的"目?quot;。 俄罗斯转型的艰难历程显示了这样的道理:关注转型的"过程"比设定"目标"更重要。在一些学者看来，相当多的经济学家混淆了最终目标与转轨过程。俄罗斯转型的实践证明，如果忽视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目标与过程混淆就是非常自然的。以自由化、稳定化和明确的产权制度化为例，将它们视为转轨的目标。即使我们对这个最终目标的认识完全清楚，还有一个如何过渡和怎么实现目标的问题。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只知道其建议是关于"目标是什么"，而不是或者不能够确切知道怎样达到目标[5]。一个比较认同的看法就是，在各个转型国家中，改革开始起步时，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指导改革的理论，这使?quot;不确定性"成为评价渐进转型的成功经验的一个支持论据。评论认为，所有的转型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起始阶段，对于未来的结果，对于制度转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都不可能有充分的了解。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也就不可能产生指导实践的理论。就西方经济学来说，其经济理论也没有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对改革的过程和改革的结果都有全部的来自实践的科学认识。正是这种过程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改革和转轨具有巨大的风险性。
　　第四，决定转型"过程"的是"政策制定"的效率。 对俄罗斯经济政治"过程"的研究为我们提供的一个启示就是:俄罗斯转型过程的经济政治的实证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俄罗斯最初的转轨理论，是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中资源配置的市场效率为前提。但是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制度变迁，都无法撇开对政治因素的考虑。人们在实践中发现，脱离政治因素，就无法解释俄罗斯经济和社会变迁中的许多经济行为和现象。一般认为，俄罗斯在转型初期所执行的"休克疗法"政策，就是"经济自由化加私有产权制度等于经济效率"的公理（本书第84页）。但是实际上，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既是经济转轨政策，也是政治和社会过渡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这?quot;休克疗法"政策的结果，必然给俄罗斯带来经济产出的持续下滑甚至危机，其政策影响力并没有随着"休克疗法"政策终止（1993年）而消失。尽管西方经济学家大多用经济转型的不同初始条件，来解释中俄经济改革的效果差异，世界银行1996年的发展报告也持这种观点。以后，相当多的观点与这一解释大同小异 [6]。但是，如果从政治过程的角度看，在俄罗斯的现实生活中，当面对经济政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冲突，以致不同的集团偏好和不同的政策时，政治机制就决定着经济政策。在俄罗斯转轨初期，俄罗斯的经济政策受到当时的执政集团，如叶利钦和盖达尔等人对市场财富偏好的影响，体现着这些执政者和新贵们的利益偏好。这些执政者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威和权力，建立有利于自己获得最大利益的政策，而是不考虑能够使国家实现增长的政策激励。俄罗斯这样的执政集团正是依赖当时特定的金融工业集团、青年改革派和红色贵族等群体，所以在政策上，叶利钦等不会损害这些群体的利益，而宁可给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和生活水平带来极大的损失。这就是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休克疗法"能够被接受、"私有化"能够被推行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解。其实，俄罗斯与中国转型的一个巨大的差异，在于两国实行了完全不同的经济政策，所以有着不同的转型过程。
　　综上所述，对于转型"过程"和转轨政策的探讨，其意义重于对"结果"的认知。那么，如何看待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结果?在本书中作者提出，在评价一国的经济转轨绩效时，应该关注3个方面的因素:市场经济制度结构的实现程度、新制度结构的行为能力和经济转轨时期制度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本书第6页）。俄罗斯的实践证明，其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应该说已经初具雏形，但是论其市场经济制度的行为能力，大概就需要打折扣了。有的观点认为，俄罗斯缺乏的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如果我们按照俄罗斯等国执政党和学者们的一般看法，民主、民主化和民主的政体，如多党制、三权分立、全民选举等政治制度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7]，那么，这样的市场制度架构在俄罗斯早已从立法程序上加以确立。但是，其市场经济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行为能力可能并不理想，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实现程度"和"行为能力"并不等同。
　　至于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目前大致有两种看法:第一种观点也是现实的评价标准，即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这个国家的转型就被认为是成功的。现在国际上对于中国经济改革成就所持肯定态度，就是以中国经济25年的稳定高速增长和社会持续进步作为依据的;再看俄罗斯，在本世纪以来的几年中，它一直保持经济增长的态势，其经济增长的未来潜力也是巨大的。但是，俄罗斯与中国不同之处在于:在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中，大约40%～50%是由于能源出口拉动的。这是不是转型所带来的效应?制度变迁的因素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拉动因素是多少?这还需要有数据 的支持和进一步地研究。第二种观点则附加了政治民主化的因素。例如，曾任波兰第一副总理和财政部长、世界银行高级访问学者的波兰学者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以及曾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匈牙利籍著名学者科尔奈等人，他们在对比了原苏东国家与中国、越南的经济发展状况后得出的结论是，一方面他们肯定中国、越南经济改革所取得了成绩，但同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只是一?quot;半自由的经济制度"，没有"全方位地向市场经济转轨"[8]。这些国家可以比其他如俄罗斯等转轨国家获得更高的持续增长，但这样的改革变化力度不大，GDP的增长率并不能说明"长期趋势"问题。在这里，作者们隐含的一个观点是，只有像原苏联和中东欧那样的转轨国家的市场经济，才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应该包括民主改革。目前，由于俄罗斯转型的过程尚未终结，就其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效力性来说也难以给出确切的答案。因此，目前对于俄罗斯转型结果的判断，也可以尝试?quot;不确定性"来概括。
　　俄罗斯转型过程和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就如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施莱弗和特里斯曼（Shleifer and Treisman） [9]论述俄罗斯改革的政治策略的专著之标题:"没有地图"。因此，徐坡岭教授所著《转型轨迹研究》一书对于我们了解俄罗斯转型过程乃至结果为什么具有不确定性，以及深入研究转型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问题，都是一部不可或缺的著作。

　　　　　　　　　　　　　　　　　　　　　　　　　　　　　　　（责任编辑 张红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