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1991年以来，剧变后的俄罗斯在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同时，按照西方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了议会民主制政治体制。令人诧异的是，俄罗斯在摧毁原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后不久，其政治体制在演进过程中显示出权威主义色彩，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入的思考。本文拟考察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的产生及其原因

关键词：俄罗斯，经济转轨，权威主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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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权威主义政治的产生

　　权威主义政治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西方政治学家在研究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时提出来的，它最初的含义是第三世界国家早期对议会民主制的反动，它是由现代意识及导向的政治、军事强人建立起来的、介乎极权主义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型的政治体制。后来，这一概念被人们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

　　自80年代末开始，俄罗斯政治体制在激烈的冲突和动荡中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变过程。

　　从1987年开始，戈尔巴乔夫开始对苏联政治体制进行重大改革，以人代会制和总统制取代原来的苏维埃制。叶利钦为了同戈尔巴乔夫相抗衡，谋求更大的权力，也期望在俄罗斯进行政治改革。1990年5～6月，俄罗斯联邦召开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叶利钦当选为俄人代会的常设机构最高苏维埃主席(即议会主席)。不久，叶利钦认为俄人代会“无所作为”，提出在俄设立总统职位。1991年3月，叶利钦和“民主俄罗斯选择”不顾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联盟中央的反对，通过全民公决，结果52%的选民赞成在俄设立总统职位。1991年5月，俄罗斯联邦举行第四次人代会，大会审议、修改并最终批准了《俄罗斯联邦总统法》。同时，相应地修改和补充了俄罗斯联邦宪法。1991年6月22日，俄罗斯联邦举行总统大选，74.66%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叶利钦以57.3%的选票当选为俄罗斯联邦第一届总统。

　　叶利钦当选总统后，亲自推荐哈斯布拉托夫为俄罗斯议会主席，总统与议会之间一度有过友好的合作。但是，自1992年4月俄第六次人代会开始，总统与议会之间出现分歧。叶利钦坚持实行总统制，总统权力几乎不受议会制约。而以哈斯布拉托夫为代表的议会则主张实行议会制，限制总统权力。在此后召开的第七、八、九次人代会上，双方展开了日益激烈的斗争。随后于1993年4月举行的全民公决也没有对两大权力机关的斗争起最后的裁决作用。当时俄罗斯沿用的仍然是1978年苏联时期的俄联邦宪法，它几经修改，面目全非，但仍保留人代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拥有解决国内一切重大问题的权力的内容。该宪法成为叶利钦推行总统制和“民主改革”的最大障碍，为此叶利钦组织人员草拟了总统制的宪法草案。与此同时，议会也草拟了议会制的宪法草案。尽管制宪会议以433票赞成、63票弃权、62票反对的绝对多数通过了关于建立总统制的新宪法草案，但是由于议会和联邦主体领导人的百般阻挠，新宪法迟迟未能出台。叶利钦决定铤而走险，采取非常手段扫除建立总统制道路上的障碍。1993年9月21日，叶利钦发布解散议会的命令，同时，议会积极予以反击。10月3日，叶利钦在军队和内务部队的支持下，动用武力，攻占了议会大厦，逮捕了哈斯布拉托夫等议会反对派领导人，反对派遭到毁灭性打击，持续一年多的“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被彻底打破。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举行新议会选举。同时，俄对新宪法举行全民公决，结果参加投票的58.4%选民(约占全体选民的1/3)赞成关于建立总统制的新宪法。

　　总览俄罗斯新的政治体制的主要内容及其运行状况，不难看出，俄罗斯的政治发展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框架已经搭建起来，但其政治体制内容和政治过程又呈现明显的权威主义政治色彩，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从经济基础方面看，俄罗斯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半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俄的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的内容包括私有化、价格自由化、外贸自由化等内容。迄今为止，俄的所有制结构已实现了多元化，市场体系初步建立。如果说自然经济或产品经济是中央集权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是民主自由产生的经济基础，那么，半市场经济则是新权威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

　　2.从国家权力机关的运行机制看，俄建立了超级总统制。根据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原则，俄总统、总理与议会、司法之间分掌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权，三者互相制约。在新体制下，俄总统权力巨大，议会、司法难以制约。俄新宪法规定，总统有权“决定国家内外政策的基本方向”1，有权“发布命令和指示”，全国“都必须执行”2。总统几乎掌握着国家的人事大权，总统直接领导政府，除了任命总理由总统提名，须经国家杜马批准外，总统有权任免政府副总理和各部部长，有权作出俄联邦政府辞职的决定，有权组成俄联邦安全会议和总统办公厅，有权任免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此外，总统有权向国家杜马提出中央银行行长的人选，有权向联邦委员会提出俄联邦宪法法院、最高法院、最高仲裁法院法官的人选以及俄联邦总检察长的人选。总统对议会拥有强有力的否决权，如果国家杜马三次否决总统的总理提名，或者国家杜马在三个月内重新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总统有权解散国家杜马。与最高苏维埃相比，现在的俄议会不再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而是“代表和立法机关”，它被剥夺了修改宪法、组织政府、实施监督和管理、通过内外政策决议、发布和解除紧急状态、宣布总动员和局部动员等重大权力。它除了拥有讨论和通过联邦法律的权力外，其实质性权力所剩无几。议会对总统的制约十分有限，如果总统“叛国或犯有其他重罪”3，议会才有可能罢免总统，但是罢免程序十分复杂，特别是罢免提议只有经议会两院2/3以上的多数代表同意后才能通过。

　　3.从国家与社会组织关系看，俄多党制已经建立，社会团体拥有相对独立性。在专制社会或集权体制下，国家控制了所有的社会组织，没有政党或实行一党制。民主社会一般都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社会组织的独立性较强。1990年2月，俄开始实行多党制。1991年以后，国家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俄新法律承认意识形态多元化和多样性，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每个人都享有自由结社，其中包括维护自身权益而建立社会组织的权利，任何人都无权被强制加入或留在某个社会组织中。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权进行独立统治。目前俄国内拥有为数众多的大小政党，议会道路已成为其参政的惟一道路。各种社会团体开始从自身利益出发，影响政治决策。

　　4.从个人自由方面看，俄罗斯人民的自由度有所扩大。在原苏联时期，由于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国家对社会实行全面而严密的控制，人民的自由受到很大限制。在当今俄罗斯社会，公民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都得到了一定的扩大和保障。俄新宪法认为，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可剥夺并且每个人生来就具有，每个人都享有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俄公民享有自由迁移、选择停留和居住地的权利；保障每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保障新闻媒介的自由，禁止书刊检查；保障每个人享有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以及其他创作和教学形式的自由，禁止强迫劳动；每个人有权运用法律不禁止的一切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与自由，并有权依据俄联邦签署的国际公约向保护人权和自由的国际组织申诉。当然，由于政治法律体制尚不健全，俄公民的政治自由与政治参与程度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5.从合法性方面看，选举制取代委任制，成为俄政治领导人合法性的来源。在原苏联时期，领导干部实行自上而下的委任制，层层委派，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在当前俄罗斯社会，宪法规定了公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参加人民公决的权利，选举实行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原则。俄联邦总统由有直接选举权的俄联邦公民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俄部分议员也由各地选民选出。公开、差额、竞争性的选举使俄罗斯的选举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使俄政治领导人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合法性。

    二 权威主义政治与经济转轨

　　9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呈现权威主义政治导向，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政治冷漠的出现、信仰危机的产生是个中原因，但主要原因是经济转轨的需要，在经济转轨的非常时期，俄尤其需要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有序的经济秩序，特别是市场经济秩序。

　　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罗斯开始按照西方模式改变原来政治经济制度和体制，寻求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试图摆脱困境，赶超西方。在俄罗斯民族喜走极端的思维和社会变动时期强烈的意识形态的交互作用下，人们把权威主义同斯大林时期的专制、迫害联系在一起，由对极权主义的批判走向无政府主义，由否定国家全面控制社会走向极端自由和无序，由对“官僚机关”和“阻碍机制”的揭露变成了“法律之战”和“各权力机关的制约纷争”，由对“集权帝国”的批判变成了“分离、分裂”有理。权威主义所包含的权威、服从统一、社会控制的合理成份被全盘抛弃。在此时期，俄国内一些学者提出俄从极权走向民主需要一个漫长、复杂的权威主义过渡时期，这一观点旋即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响应者寥寥。但几年下来，俄经济转轨成效甚微，经济生产大幅下滑，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政治斗争不断，民族纷争四起，腐败问题严重，犯罪率攀升，人们原来的美好希望化为泡影。他们在对现实和历史的反思中认识到，经济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是首要的，而现时的民主带来的是混乱、失控和倒退，因而社会公众原来高涨的政治热情逐渐冷却下来，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转而希望加强政府权威，对社会进行有效控制，实现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权威主义政治思潮的产生是叶利钦建立权威主义政治的社会思想基础。这与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专制、集权的传统不谋而合。权威主义政治作为致力于解决经济转轨时期的经济问题和摆脱社会危机的力量应运而生。在建立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社会转型时期，权威主义政治的产生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在二战后的头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第三世界国家采用的最为普遍的发展战略就是民主平民主义模式，即经济政治同步发展，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建立民主政治。但是到了60年代以后，由于这些国家政治动荡不安，经济停滞不前，社会较为混乱，民主政权接踵倒台，取而代之的有不少是权威主义政权。

　　关于权威主义政治发展模式的评价，包括亨廷顿、阿尔蒙德在内的不少西方政治学家都认为，权威主义政治下的经济高速增长和最终朝民主政治方向发展的模式只是一种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在民主政治条件下也能发展经济。他们指出，权威主义政治并不一定会带来经济上的成功，“许多权威主义政权下的经济发展是很可悲的。仅是很小部分的权威主义政权在经济发展方面获得成功。所以，采纳权威主义制度并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成功”4。到目前为止，要全面评价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的作用，现在为时尚早，但至少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从积极方面看，俄权威主义政治初步实现了政局稳定，保证了政令畅通，维护了国家统一，为经济转轨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俄权威主义政治确立后，打破了持续一年多的“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取缔各种非法政党和组织，有效打击了各种无政府的非法活动，与1993年新宪法实施之前相比，虽然俄政治斗争依然激烈，但是总的看来俄政局保持了较大的稳定。在俄总统与议会激烈斗争，国家权威流失之际，俄地方分离、分裂势力乘机坐大，与中央分庭抗礼，严重威胁了俄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团结和稳定。新宪法颁布后，叶利钦总统利用赋予他的巨大权力，下令废止地方各级苏维埃，通过发布总统令和委任地方行政长官，实行对地方的垂直统治。特别是当车臣共和国宣布独立时，叶利钦力排众议，及时果断地调动军队出兵车臣，以武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但是，俄权威主义政治也受到以下一系列严重挑战。

　　1.经济持续严重衰退，经济危机频频爆发。权威主义政治赖以生存的关键是经济高速增长。但是1991年转轨以来，俄罗斯经济一直呈负增长。6年来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40%，工业生产下降50%，虽然1997年社会生产总值首次停止下降并呈微弱增长，但1998年连续爆发的金融危机打碎了人们对俄经济复苏的希望。该年俄外债总额已将近2 000亿美元，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50%，国家财政预算赤字为1 100亿美元，外汇储备仅剩100多亿美元，宣告了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彻底破产，俄经济长期处在谷底徘徊不前。虽然叶利钦总统总是把责任推向政府，使其成为自己的替罪羊，但越来越多的俄社会公众认识到总统本人在经济改革方面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叶利钦的政治权威在接踵而至的经济危机的冲击下逐渐丧失。

　　2.叶利钦的个人缺陷。权威主义政治主要依靠个别权威人物来领导，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因而对权威人物的要求非常高，权威人物的才能显得异常重要。一般来说，它要求权威人物具有现代头脑、民主意识、高度的政治权能和卓越的经济才干。但从俄罗斯的现实看，叶利钦作为一个权威人物，基本不符合这种要求。叶利钦作为一个铁腕人物，确实作风果断，手段高强，但他的执政理念明显带有传统的和旧时代的痕迹，其知识结构又较为陈旧，因而在他身上存在着嗜权如命、玩弄权术、惟我独尊、推卸责任、缺乏经济头脑和战略眼光等致命缺陷。为了眼前一点政治利益，他不惜牺牲根本的经济利益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叶利钦不但不接受议会、舆论的监督，而且不断扩张自己的权力。被他任命的政府总理如果政绩突出，政治威望超过他，他就会认为此人威胁到他的权力和地位，立即一纸命令予以解职，如切尔诺梅尔金、普里马科夫就遭此厄运。如果俄经济或社会问题突出，社会各界严重不满，总理又会成为叶的“替罪羊”而被叶一脚踢开，基里延科就是典型。对政府内的各部部长，叶也是稍不遂意就予以撤换。迄今为止，俄政府已走马灯似地换了六届，政府内部的人士次数更多。这不但说明叶利钦缺乏理性和现代民主精神，而且他的为所欲为也是俄政局动荡不安的原因。

　　此外，叶利钦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也对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在权威主义政治下，权威人物是整个国家政治经济运行的枢纽，权威人物的健康状况相当重要。叶利钦就任总统后，其第一个任期身体状况较好，但他进入第二个任期后，其严重的心脏病就暴露出来。1996年他接受了心脏搭桥手术，每天只能工作三、四个小时。叶还患有高血脂，动脉硬化等疾病。繁重的工作使叶不堪重负，力不从心，不得不经常住院。每当叶住院后，其权力自然会受到削弱，而他出院后为了恢复其权力，就要进行人事变更。所以人们发现，只要叶利钦身体不好住院，俄政局就相对平稳，一旦他的健康状况好转，俄政坛就“闹地震”.

　3.精英人物难以胜任俄的政治发展，经济转轨的艰巨任务。俄的精英人物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原苏联党、政、军、共青团系统的部分官员，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原苏联时期就已经蜕化变质，利用其官僚统治经验，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巧取豪夺。另一部分人是商界、经济界人士，他们是改革的受益者，其中一些人是暴发户，其典型代表是俄罗斯的七大金融巨头。他们利用改革之机勾结政府官员，疯狂鲸吞国家财富，具有强烈的贪婪性。权威主义政治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精英人物的支持，包括政治资源的支持和物质支持。没有精英阶层的支持，权威主义政策系统就会像一座大厦失去了支撑的框架而轰然坍塌。精英人物不堪胜任，权威主义政治系统这座大厦就不够稳定，甚至会摇摇欲坠。由上述两部分人组成的俄精英阶层缺乏现代意识和奉献精神，惟利是图，转轨以来他们的政治表现表明他们并不能完成历史赋予的重任。

　　4.政治和经济紧密结合不利于经济的自由发展，容易导致腐败。权威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政治上的集权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促进经济的增长。但这极易导致政治对经济的过分干预，违背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从俄国内情况看，经济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但权威主义政治决定了目前俄政治与经济难以根本分离，无论是所有制，市场化改革还是经济政策的制定大都是个别权威人物的意志，而非广大人民的意愿，且大都从意识形态出发，并没有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不少政府官员利用政治权力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直接干预企业的决策。一些金融寡头凭借金钱力量先后进入政府部门担任要职，左右政治决策。他们或官或商，亦官亦商，极尽所能，谋取私利，妨碍了俄政治的发展和经济的腾飞。

　　总的来看，在转轨的关键时期，俄权威主义政治并没有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反而使俄罗斯深深地陷入了经济、政治多重危机之中。这一现象充分说明，在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把摆脱危机、走向振兴的希望寄托在某个政治家身上，把国家、民族的命运系于一人是不现实的。

    三 俄权威主义政治发展前景

　　纵览世界各国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从传统专制、集权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必然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阶段，即权威主义政治阶段。当然，处在这个阶段的国家也有可能暂时回到专制的老路上去。从俄罗斯的现状看，俄权威主义政治的产生，并不意味着俄走上高度集权的老路，也说明俄并未完全真正地建立了西方民主制度。从发展趋势看，俄权威主义政治必然要向健全的西方民主政治过渡。

　　1.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逆转，从而为民主政治奠定了经济基础。一般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孕育了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观念，培育了人们的平等意识，契约意识，自主观念和参与精神，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是经济利益多元化的过程，并进而奠定了政治多元化的基础，市场经济的法治化进程也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法律化。世界民主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凡是存在国家形态民主的地方，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经过70余年的计划经济实践和近10年市场经济改革，俄社会上下对计划经济的弊端已有了深刻认识，对实行市场经济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即使俄联邦共产党也主张走计划-市场经济道路。俄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推动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2.独立财产者特别是中产阶级队伍开始形成，构成了对权威的一定压力。在任何国家民主化的过程中，独立财产者都能够对权力阶层特别是权威人物保持一定的压力使其权力难以扩张，走向极权。特别是由中小企业家和管理人员组成的中产阶级，是民主化过程中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既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在政治发展中发挥政治平衡器的作用，又具有独立的政治人格，能够在政治权力的外部不断制造一种压力。转轨以来，俄罗斯通过大规模的迅速的私有化运动，着力培育有产阶级，已初见成效。目前，俄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已经形成。据估计，大资产阶级约占总人口的6%，中产阶级约占总人口的25%. 当然，由于俄经济动荡不安，这支队伍尚不稳定。俄的资产者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已开始发挥功能。它们有时成为叶利钦的政治支持者，有时又因政见不同成为政治反对派，对权威人物构成了一定的压力。

　　3.俄罗斯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已初具雏形，政治权力普遍受到制约。苏联剧变后，俄罗斯按照西方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了中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其主要标志是，首先，俄制定颁布了新宪法，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得到普遍承认。俄还成立宪法法院，专门负责监督宪法的贯彻实施。依法治国的思想深入人心，党派斗争步入文明法治的轨道。如在1996年总统大选期间，有人预言若久加诺夫失败，俄共将以暴力推翻现政权。久加诺夫立即发表讲话予以否认，强调俄共坚持将以合法和和平的方式夺取政权。就在这一年的年初，叶利钦的支持率下降到20%以下，对其竞选十分不利。有人建议叶推迟选举，但叶不为所动，坚持依法如期举行选举。其次，权力制约机制已经确立。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总统、总理掌管行政，议会负责立法，法院负责司法，三者既各有分工，又互相制约。尽管目前总统权力巨大，但仍然受到一定的制约，如新闻舆论对总统的批评和总统班子成员丑闻的揭露，国家杜马对总统的弹劾等。再次，长期实行的一党制已被打破，多党制的政党制度正式确立。目前俄各政党能够遵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把议会道路作为政党参政、议政的惟一途径，通过议会斗争对政府构成、国家决策施加影响。最后，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利不断扩大。公民权利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标志，目前俄公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各项自由已基本得到实现，包括政治反对派的政治权利也得到法律保障。如“8.19”事件和“十月事件”的领导人被释放后，都可以自由地著书立说，发表政见，从事政治活动，鲁茨科伊还于1996年当选为伊尔库茨克州州长。

　　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的产生，表明其政治民主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正如经济体制转轨一样，俄政治民主化也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逐步发展的过程。在苏联剧变后的初期，俄民众一度对叶利钦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担当起历史的重任，领导国家尽快摆脱危机，走上繁荣之路。但事与愿违，俄经济危机频频爆发，政局动荡不安，腐败日趋严重，俄民众对权威主义政治逐渐失望。修改宪法，限制总统权力的呼声日渐高涨。早在1993年宪法颁布不久，俄国内就有人认为总统权力过大，犹如当年的沙皇，要求修改宪法。从那时起，修宪呼声一直不绝于耳。目前，以国家杜马立法和司法法律改革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为首的反对派正在积极努力提出修宪。他们设想在未来的新宪法中重新分配总统、政府和议会的权力，赋予议会对政府更大的影响力，变总理向总统负责为向议会负责，争取向议会多数组阁过渡，结束无执政党的局面，把监督职能还给议会，简化议会对总统的弹劾程序，建立一个限制总统的制约机制。在1998年的政治斗争中，长期处于下风的以俄共为首的反对派首次迫使叶利钦作出重大让步，放弃部分权力。8月30日，由议会上下两院领导人、政府代总理和总统办公厅主任组成的协调会议草签了俄各权力机关政治协定。该协定规定，各方立即开始磋商，并在协议签署一个月内提出修改宪法和政府法的问题，目的是在国家权力机关之间重新分配权力，削弱总统的权力，扩大联邦会议两院的权力和监督职能，扩大政府的权力，它包括联邦会议在建立俄联邦政府和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方面的权力，以及政府总理在组阁和领导政府工作方面的权力。虽然该协议最终未被签署生效，但这为今后改变强总统、弱议会的政治体制埋下了伏笔。普里马科夫担任总理后，一度改变了总理完全听命总统的局面，其政府组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议会内部的政治力量构成，这实际上是普氏改革俄政治体制的一次尝试。今后随着叶利钦时代的结束，俄宪法的修改势在必然。俄将取消“超级总统制”，告别权威主义政治，进一步向政治民主化迈进。

　　　　　　　　　　　　　　　　　　　　　　　　　　　　　　　(责任编辑 李 禄)

1《俄罗斯联邦宪法》，载《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俄罗斯》一书，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

2同上书，第215页。

3《俄罗斯联邦宪法》，载《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俄罗斯》一书，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4刘军等编：《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14～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