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复杂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场制度变迁中，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显得尤其重要。政治稳定包含着国家主权稳定、政权稳定、政府稳定和政策稳定等因素。其中任何一个层面出现不稳定，都会导致政治生活的不稳定，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而

关键词：俄罗斯；经济危机；政治稳定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复杂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场制度变迁中，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显得尤其重要。政治稳定包含着国家主权稳定、政权稳定、政府稳定和政策稳定等因素。其中任何一个层面出现不稳定，都会导致政治生活的不稳定，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俄罗斯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处于全面的政治不稳定之中，从国家主权到政权，从政府到政策，都处于混乱和无序状态，这对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政治不稳定既加大了经济转轨的难度，也使经济危机难以摆脱。20世纪最后10年的俄罗斯历史证明，持续的政治不稳定是俄罗斯长时间不能摆脱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普京执政后采取的一系列维护政治稳定的措施，不仅提高了普京个人的政治威望，也为俄罗斯摆脱经济危机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关键词] 俄罗斯；经济危机；政治稳定

　　[作者简介] 关雪凌，1962年生，中国人民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博士。（北京　100872）

　　建立具有本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是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的两个重要战略目标。在这二者的关系中，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无疑会促进社会政治稳定，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进程却不一定给政治稳定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相反，在这一进程的开始或中期阶段，产生政治不稳定因素和政治动荡在所难免，这时应尽可能把影响政治稳定的各种因素控制在最低限度内，为建立和完善具有本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创造一个稳定安宁的社会环境。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一个涉及社会各个领域而又变化十分深刻的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绝不是自下而上自发地进行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靠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如果政治动荡，经济转轨就不能顺利进行。而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恰恰是在政治不稳定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既加大了经济转轨的难度，也使经济危机难以摆脱。20世纪最后10年俄罗斯政治持续不稳定，是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

　　一　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

　　人类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一种利益关系，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追求经济利益。要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利益，一方面必须通过各种技术途径提高社会整体的物质生产力水平，扩大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则需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合变化着的生产力水平。很显然，这个双重任务单靠人类经济活动自身是无法完成的，它需要政治和文化活动的辅助与支持。特别是人类的政治关系与政治活动，它们对不同时期不同社会集团经济利益的获得，往往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因为如此，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才被尖锐地提出，受到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各异的历代统治者、社会集团和思想家们的关注。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尤为广泛深入，并取得了不少成果。马克思关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理论正是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确立和发展起来的。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基本观点
　　“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1] 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基本观点。
　　在社会生活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建立于这个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经济是第一性的，政治是第二性的；政治来源于经济，经济对政治起决定作用。政治——包括国家制度及法律制度、国家的政策等——总是体现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需要，这些制度、政策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总是受经济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所制约的。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还表现在政治总是要与一定的经济相适应、要为经济基础服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 [2] 阶级之间的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了各自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即对国内外劳动人民的压迫，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阶级基础，保证垄断资本攫取高额利润，是为了维护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无产阶级的政治，即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但是，政治不只是消极地适应经济，它还对经济起积极的反作用。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中，政治不同于其他上层建筑，它是上层建筑中最强有力的部分，在上层建筑各要素中居于特殊地位，它对经济的影响也是最直接、最有力的。政治，特别是政党和国家的活动是实现和保证阶级经济要求的基本手段。一个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在一定条件下，只有借助于政治斗争才能得到实现。例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人对人的剥削，而这只有通过暴力革命这一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确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为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斗争，就是为实现和保卫本阶级经济利益斗争的集中体现。
　　从理论上讲，经济的持续发展对于政治稳定是不可或缺的，两者互为条件互为前提。经济发展需要保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又有助于促进政治稳定。如果用政治发展观来考察人类发展的历史，可以得到这样的历史借鉴：什么时候政治稳定，人民就能安居乐业，生产就能迅速发展，人类社会就会不断进步；什么时候政治动荡，人民就饱受战乱之苦，经济凋敝，社会出现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复杂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场制度变迁中，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显得尤其重要。
　　(二)政治稳定的界定
　　学术界提出政治稳定始自古希腊，但作为政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进行系统研究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治稳定被西方政治学者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以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形成了一套关于政治稳定的经典学说和判断标准。到80年代，中国政治学界也开始运用政治稳定这一概念来分析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现实，从而丰富了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在分析俄罗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进程中的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时，我认为可以引入政治稳定这一概念。
　　究竟如何来界定政治稳定，目前在政治学界尚无统一定论，关于政治稳定的观点有八九种之多。我比较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政治稳定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它表示的是政治系统在运行中所呈现的有序性和连续性。所谓有序性指系统内部各要素排列秩序的合理性；所谓连续性指系统功能的发挥不受阻碍，保持正常运转 [3] 。政治稳定包含以下几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国家主权稳定，主要是指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外来侵犯，或有能力抵抗外来侵犯，也不因内部冲突而导致分裂，这是一种最基本的政治稳定；二是政权稳定，主要是指政权性质、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不发生质变；三是政府稳定，主要是指政府合法性不受怀疑，政府机构之间的平衡关系得以维持，政府领导成员的更换有序进行，合理的政治权力机构不受到破坏；四是政治生活秩序的稳定，它和政府稳定结合起来就是“政局稳定”；五是政策稳定，主要是指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具有相对的连续性。
　　上述各层次的稳定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其中任何一个层次发生不平衡，都会影响其他层次的平衡，只有各个层次都相对稳定并处于良性运行状态，才能有整个政治系统的稳定。
　　在任何国家中，政治稳定总是相对的，稳定中存在着不稳定因素。国家是社会不稳定的产物，国家的存在表明不稳定因素无法从根本上克服，需要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力量来控制，一旦国家的控制机制发生故障或社会出现难以控制的动荡局面，政治稳定就转化为政治不稳定。
　　（三）政治不稳定的契机
　　政治不稳定的发生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契机，它往往与特定的政治事件、政治环节、政治机遇、地缘政治等联系在一起。具体导致政治不稳定的契机主要是：
　　第一，生产方式部分质变，生产关系进行重大调整之时。这时，社会利益矛盾集中，利益分化迅速，利益斗争激烈，政治系统受到多方面的冲击与压力。一旦冲突、分化和斗争失控，就会导致政治本身的冲突、分化和斗争，政治权威受到反对势力的挑战、对抗乃至使用非常手段的反对，政治动荡局面不可避免。
　　第二，权力代际交替之时。这时，容易造成权力真空和权力斗争，高层人事变动的可能性极大，基本政策的延续性受到威胁，政治统治容易失去或离开原有轨道。权力交替机制和制度不健全的国家尤其容易面临继承与批判。连续与变化的困境，往往会因一种政治倾向掩盖或压倒另一种政治倾向而使政治系统失去内在的平衡。
　　第三，突发性政治事件和政治问题解决之时。这时，既可能给政治发展带来机遇，也可能给政治动荡提供机会。如果给政治动荡提供机会，那么更大更危险的政治不稳定就可能潜伏下来，迅速增加和扩张，最后发展成为激烈动荡的温床。
　　第四，国际性政治事件和政治问题发生之时。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联系日益密切，各国的政治态势不仅受本国因素的影响，而且越来越受到相关国家政治事件和政治问题的制约，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所产生的影响即是鲜明的印证。
　　如前所述，政治稳定包含着国家主权稳定、政权稳定、政府稳定、政策稳定、政治生活秩序稳定和社会政治心理稳定，其中任何一个层面出现不稳定，都会导致政治生活的不稳定，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俄罗斯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处于全面的政治不稳定之中，从国家主权到政权，从政府到政策，都处于混乱和无序状态，这对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持续的政治不稳定是俄罗斯长时间不能摆脱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国家主权不稳定与俄罗斯经济危机

　　根据政治学对政治稳定的定义，政治稳定中所包含的国家主权稳定是指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外来侵犯，或有能力抵抗外来侵犯，也不因内部冲突而导致分裂，这是一种最基本的政治稳定。但遗憾的是，俄罗斯连这一最基本的政治稳定都不具备：根据列宁的联邦制思想建立起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解体使俄罗斯从原苏联继承下来的经济危机雪上加霜，中央与联邦主体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尤其是俄罗斯独立后最激烈的民族冲突——车臣战争使捉襟见肘的俄罗斯财政更加困难，从而增加了摆脱经济危机的难度。
　　（一）苏联解体和经互会解散使经济联系中断，工农业生产大幅度滑坡。
　　对于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问题始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处理好这一问题，特别是处理好主体民族——俄罗斯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使各民族和睦相处，是保持社会安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前提。但正是在这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上，斯大林以及后来的历任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犯过一些错误，留下了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在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以后，苏联潜在的民族矛盾和民族主义情绪像火山一样迸发，并逐渐演变成要求民族分立的巨大浪潮。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在反共势力、反社会主义势力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联合进攻下，步步退让，导致联盟国家一步步走向衰败，直至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国旗悄然落下，存在了近70年的伟大国家最后解体。苏联的解体给封闭型的苏联经济以致命的一击，由于实行专业化和分工而形成的各共和国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中断，致使工农业生产大幅度滑坡。
　　苏联经济的封闭性首先表现为苏联经济是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分工协作体系。
　　在这一封闭的经济体系中，俄罗斯居于中心地位。它拥有门类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丰富的自然资源，较高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可以说俄罗斯是全苏这个“大工厂”的总装配车间，担负着向各共和国提供机器设备、能源和原材料的任务。而苏联历史上形成的专业化分工使得除俄罗斯之外的绝大多数加盟共和国的经济不仅具有很强的附属性，而且畸形发展，一些共和国根据分工甚至只生产几种产品。例如，乌克兰是原苏联第二大加盟共和国，分工从事农业和重工业生产，它生产全苏1/3的钢材、30％的化工机械设备，它是苏联制造军舰、航空母舰和战略导弹的重要基地。但是，乌克兰缺少加工工业、石油和木材，其能源自给率只有58％，它需要的90％的石油和天然气都来自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又如，哈萨克斯坦基本上是能源、矿物原料和农畜产品等初级产品的生产基地，它生产全苏95％的铬、40％的锌、1/3的铜和24％的羊毛，但它的食品工业、轻工业以及机电产品生产十分落后。再如，乌兹别克斯坦以生产优质棉花和生丝著称于世，但它的棉花和生丝加工工业都十分落后，其棉花产量占全苏的61％以上，而棉织品产量仅占5.8％；生丝产量占全苏的48％，而丝织品产量仅占6％。
　　从上述分工不难看出，一些加盟共和国已经形成结构单一、生产层次低的畸形经济，这使得各个共和国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联系紧密，相互依赖。这种专业化分工使得各加盟共和国在产品交换方面的相互依赖程度也很深。如果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方面综合起来考虑，全苏范围内各加盟共和国相互贸易的需求率是相当高的，俄罗斯为50％以上，其他共和国则高达70％。共和国之间商品交换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俄罗斯为57％，乌克兰为79％，其他共和国为85％以上。共和国之间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俄罗斯为68％，乌克兰为85％，乌兹别克为85％，塔吉克为86％，其他共和国为90％以上。
　　苏联经济的封闭性还表现在它的对外经济活动主要是在以苏联为核心的经互会范围内进行的。经互会是根据斯大林“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它实质上是苏联封闭型经济向东欧国家的延伸，旨在对付资本主义国家的“冷战”和禁运。从1949年经互会成立到1991年解散，苏联对外经济活动主要局限在这个有限的经济空间。
　　经互会成立之初，苏联向东欧各国主要提供机器设备，而东欧各国则向苏联提供农副产品和所需要的技术设备。60年代以后，苏联同东欧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从流通领域扩大到生产和科技的全面一体化。苏联通过协调相互间的国民经济计划、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科技合作、共建联合项目、金融机构互相融通资金等途径日益控制了经互会各国的经济。而经互会各国在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和产品销售市场等方面更加依赖苏联。在经互会范围内，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的专业化分工，各国的经济活动各有侧重：民主德国主要生产精密仪器、化工产品、船舶、机车车厢；保加利亚主要生产运输起重机械，提供农副产品；波兰主要生产船舶、化工设备；捷克斯洛伐克主要生产冶金、化工设备、汽车、原子能发电设备；匈牙利主要生产大轿车……这些国家生产的专业化产品主要运往苏联，而苏联则向这些国家提供能源和原材料以及其他需要的产品。
　　经互会的解散对1992～1994年的俄罗斯经济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由于苏联时期60％的对外贸易是在经互会范围内进行的，1991年经互会的解散，导致俄罗斯与经互会国家的贸易锐减。例如，1992年俄罗斯对外贸易额为731亿美元，比1991年下降23％，其中同经互会国家的对外贸易额为130亿美元，下降了43％。 [4]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难以扩大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这必然给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下降部分带来消极影响。据有关材料分析，在经互会解散的1991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下降部分的50％以上是与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遭到破坏造成的。
　　苏联的解体打乱了各个加盟共和国之间正常的地区合作，割断了各共和国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1992～1994年俄罗斯工农业生产的大幅度滑坡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而经互会的解散也使各成员国之间多年形成的专业化分工瓦解，恶化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国的对外经济环境。总之，苏联的解体和经互会的解散对1992～1994年俄罗斯经济危机持续发展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二）中央与联邦主体矛盾加深，严重的离心倾向影响了经济的稳定。
　　在苏联解体以及后来俄罗斯联邦上层权力危机过程中，俄罗斯境内民族共和国的分立倾向逐渐显露出来，其他各联邦主体的分立倾向也有不同程度的表露。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成为关系到俄罗斯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1994年12月开始的车臣战争是苏联解体后在民族冲突方面发生的最突出、最尖锐、最典型的事件。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车臣民族对俄罗斯人的仇视和对立情绪一直很深，这种历史积怨成为车臣和俄罗斯两个民族长期不和的主要根源。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民族独立浪潮席卷苏联大地之时，车臣开始了新一轮闹独立的进程。1991年11月，车臣宣布成为独立国家。俄联邦政府虽从未承认车臣独立，但由于政局持续动荡和高层意见分歧以及慑于高加索地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在处理车臣问题时一直小心谨慎，致使车臣分立主义势力越来越大，最终酿成一场悲剧性的战争。
　　车臣战争是俄罗斯独立以来最大的内战，是1920年苏俄国内战争以来国内最严重的流血冲突。被称为世界上第二大军事力量的俄军，先后动用6万多正规部队和各种现代化武器装备，经过两年多的艰苦鏖战，虽然使车臣分离主义分子的独立活动有所收敛，但始终未能完成彻底消灭车臣非法武装的作战任务，更没能解决车臣危机的最大政治难题——车臣共和国的法律地位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俄联邦当局并没有达到出兵车臣的政治目的。
　　车臣战争虽然发生在俄联邦的局部地区和边缘地区，但它却是牵动俄罗斯全国的全局性重大事件。它对俄罗斯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民族问题乃至对外关系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从经济方面来看，车臣战争造成俄罗斯巨大的财政负担，影响了经济的稳定，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的经济危机。我们知道，车臣是原苏联采油业的基地之一，年产石油最高可达1 700万吨～1 800万吨。众多的石油加工企业、输油管和加压站使车臣成为俄罗斯通向外高加索三国的“石油桥”。自1994年战争爆发后，车臣的石油企业几乎停产。据专家估计，要恢复车臣的石油生产大约需要花费3亿美元。　　　　1994年车臣战争刚爆发时，俄军进军车臣仅10天的各种费用就高达4 000亿卢布（约合1.7亿美元）。1995年俄罗斯国家预算追加了11万亿卢布，其中大部分拨给了军队和内务部。1996年1月24日，叶利钦颁布总统令，宣布俄联邦将于年内拨款16万亿卢布和10亿美元，用来恢复车臣共和国的进军和支持社会福利。俄政府还决定，拨款3 050亿卢布用来恢复达吉斯坦的经济，拨款350亿卢布用来补助在恐怖事件中受害的家庭，等等。所有这些庞大的开支，不但增加了俄联邦的财政负担，而且影响了经济的稳定，破坏了俄罗斯的投资环境，使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

　　三　政权不稳定与俄罗斯经济危机

　　根据政治学关于政治稳定的定义，政权稳定是指政权的性质、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不发生质变。而俄罗斯的现实恰恰是无产阶级政权被颠覆，资本主义制度逐步取代社会主义制度。这一严重的历史事件对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异常深刻的。
　　（一）两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围绕着国家发展道路和经济改革方针而产生的分歧与斗争。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过程中，俄罗斯原有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遭到严重破坏，但新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尚未建立起来，这集中反映在国家权力体制上。“新的”国家权力结构——以总统为中心的国家执行权力机关逐步成为国家最强有力的权力机构，而“旧的”、经过反复修改补充的俄罗斯联邦宪法仍旧保持着“旧的”政治体制和国家权力体制——苏维埃体制。由此便出现了似乎都有宪法可依的两个国家最高权力：总统和人民代表大会。俄罗斯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困难，为两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总统为首的最高执行权力机关与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之间的政治对立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共产党人丧失政权、民主派取得夺权斗争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关于国家发展道路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相反，在原有的关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争论、斗争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围绕着国家走什么道路的争论和斗争，是社会政治对立的根源。左派、共产党人的观点最为鲜明。尽管他们本身也有各种派别，有自己的“激进派”、“保守派”、“中派”，但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左派、共产党人认为，当权的民主派使统一的联盟国家解体，把国家带进了“野蛮的资本主义”。因此，必须通过合法的政治斗争尽快更换现政权，成立人民信任的政府，恢复苏维埃形式的人民政权；停止导致广大劳动人民贫困化的私有化，重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恢复国家计划经济或实行多种所有制的、可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在自愿的基础上恢复联盟国家；等等。
　　在国家发展道路的问题上，民主派开始时并没有公开宣布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然而，他们对苏联过去70多年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持全面否定态度：政治上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一党制和苏维埃制度，主张建立以所谓自由、民主、人权为基础的公民社会，建立以西方式的立法、执行、司法三权分立原则为基础的法制国家；经济上否定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主张建立私有制。总之，他们向往的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只是当时受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国家的社会政治现实以及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能把这一目标表述得十分明确。
　　围绕着实施什么样的经济改革方针和经济发展战略展开的争论，是社会政治对立的起因。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由于政权陷于瘫痪状态，原苏联的社会经济更加混乱。俄罗斯独立后经济状况继续恶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叶利钦宣布“要进行巨大的改革性突破”，对濒临崩溃的俄罗斯经济实施“大手术”，这就是后来的“休克疗法”。俄罗斯政府试图通过经济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扭转经济颓势，最终形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叶利钦看来，这是彻底消除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取消垄断乃至彻底摧毁共产党人赖以东山再起的经济基础的必不可少的决定性步骤。1991年10月28日，在叶利钦的积极建议下，俄罗斯联邦第五次人代会把“休克疗法”提上了国家经济改革的议事日程。大会原则上通过了叶利钦提出的激进改革方案。
　　叶利钦倡导的这套激进经济改革计划不仅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而且在其政权内部也遇到了强大的阻力。首先站出来反对“休克疗法”的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和副总统鲁茨科伊，他们主张进行渐进的改革，批评叶利钦的改革使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最高苏维埃无法发挥其有效职能；抨击叶利钦是在拿国家和人民“做实验”，不顾一切的激进改革可能会导致难以预料的社会爆炸。1992年1月2日，以大规模放开物价为标志，拉开了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的序幕。在原苏联各共和国之间经济联系中断、俄罗斯经济一蹶不振的情况下，“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并未在俄罗斯创造出奇迹。“休克疗法”实施不久，俄罗斯经济便陷入全面危机，工农业生产加速滑坡，达到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率使居民几十年的存款顷刻间化为乌有，70％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人数急剧增加，社会气氛空前紧张。
　　面对如此严峻的社会经济形势，民主派却坚信生产的下降表明改革正在深入展开。盖达尔辩解道：“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经历了共产党统治的国家能在不出现至少20％衰退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的稳定和建立市场机制。” [5]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种看法，议会虽然不能提出可供选择的改革方案，却越来越表现出对政府工作的不满，要求政府修改激进的经济改革方针。俄罗斯科学院的一些著名院士，如阿巴尔金、沙塔林、彼得拉科夫等人向政府建议，应建立以社会为方向、考虑俄罗斯特点的市场经济模式；通过调节居民收入和就业，贯彻社会公正原则；在推进私有化的同时，实现各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型市场经济，发挥各种所有制的最佳社会效益；加强国家在稳定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调节作用。他们呼吁抛弃“休克疗法”，转为渐进的、温和的方法，将渐进政策的重心从紧缩财政、信贷和货币转向稳定和刺激生产发展，以稳定和恢复生产为中心任务。然而，这类建议并未受到盖达尔等政府内“激进改革家”的重视，往往还受到他们的蔑视和批评。盖达尔政府没有也不愿意倾听批评意见，还力图将批评意见视为来自“改革敌人”的恶意攻击。这种“新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加剧了经济政策之间的紧张程度，恶化了处于危机中的经济形势，并使之转化为政治斗争。
　　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议会与总统和政府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盖达尔的经济改革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和抵制。在1992年12月的第七次人代会上，议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迫使叶利钦放弃对盖达尔的总理提名。在此期间，以民主派为主要支柱的执行权力机关与以各种反对派为后盾的立法权力机关之间的裂痕日益扩大，围绕着制定新宪法而展开的关于国家体制的争论愈演愈烈，逐渐发展成为一场权力斗争。
　　（二）炮打“白宫”后确立的现行宪法制度为叶利钦在俄罗斯强行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奠定了法律基础。
　　在激进经济改革严重受挫引发激烈的政治斗争并导致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俄罗斯上层权力机关之间关于经济改革方针、国家权力体制问题的争论逐步升级，政权危机、宪法危机正在形成，一场围绕着制定新宪法的权力斗争——政治决战已不可避免。这场政治斗争持续了两年之久，整个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叶利钦处于守势，而且处处被动，在俄罗斯联邦第六、七、八、九次人代会上节节败退，总统的地位和权力受到议会的严重挑战。但从1993年4月开始，叶利钦开始转入攻势，在关于宪法的全民公决和制宪会议上取得重大胜利，于是在1993年9月21日宣布解散议会。这时，双方的斗争便发展成为武装对抗。1993年10月3日，叶利钦动用军队镇压议会，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炮打“白宫”事件，导致886人死伤（其中142人死亡）的流血惨案。这实质上是俄罗斯联邦的一场内战。
　　1993年10月的炮打“白宫”事件以最高执行权力机关一方取胜而告终，双重政权的僵持局面由此结束，反对派遭受沉重打击，苏共瓦解、苏联解体后形式上仍保留下来的苏维埃制度最终被彻底取消，治理国家的大权全部落入民主派手中。这一重大胜利为叶利钦通过新宪法扫清了障碍。1993年12月12日，俄新宪法获得通过，并正式生效。
　　现行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政治斗争胜利者的成果固定下来，也就是说，经过前一段时间激烈的政治较量，通过全民投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占主导力量的意志转化成为国家意志。现行宪法无疑是对这种变化的全面总结，同时又为俄罗斯未来的发展规定了方向。
　　现行宪法的生效正式宣告了苏维埃体制的终结，确立了以总统制为核心的三权分立的国家权力体制。宪法规定，总统有权“决定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总统有权“发布命令和指示”，而且全国“都必须执行”。这就是说，俄罗斯的每一项内外政策，都由总统全权处理，议会即使有异议，也无权干预，无法监督和修改。叶利钦以总统令施政，削弱政府和议会的权力。在俄罗斯，总统令具有权威性、及时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它不需像议会立法那样经过长时间辩论和审议才能通过和批准，它比政府的法令更有权威性，因而是叶利钦推行政策、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几年来，叶利钦每年都要签发上千号总统令，所涉及的内容无所不包，有关经济改革的总统令自然也不少。例如，仅1994年5～7月，叶利钦就颁布了20余项推进经济改革的命令。1994年7月，俄罗斯政府提出第二阶段私有化方案，议会两次拒绝通过，最后叶利钦就以总统令的形式加以颁布，强制推行。关于土地私有化问题，两届国家杜马都争论不休，叶利钦便数次签发总统令强制推动和落实，以迅速奠定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而私有化给俄罗斯社会经济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俄罗斯的国家权力体制名为三权分立，实际上是总统独揽大权，议会权力很小，司法权力更弱，充其量只是一种以总统为重心的三权分立。这种总统权力过大、议会权力很小的情况，同三权分立的原则很不相称。特别是，俄罗斯新宪法规定，议会三次否决总统提名的总理人选，而且否决的可能是同一人，总统就有权解散议会，这种规定是世界各国所罕见的。而且，总统任命总理需要国家杜马同意，总统撤换总理和解散政府却可以自行决定，不需要经过国家杜马同意。这种做法产生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我们看到，正是由于叶利钦在1998年两次解散政府，并一意孤行地连续提名议会多数派所反对的新总理人选，才导致了总统同议会的激烈对抗，从而使俄罗斯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并成为1998年8月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四　政局不稳定与俄罗斯经济危机

　　根据政治学关于政治稳定的定义，政府稳定和政治生活秩序的稳定构成政局稳定，它是政权稳定的一种表现。而正如前面提到的，俄罗斯在政权不稳定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稳定的政局的。在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不稳定表现得尤其突出，所以这里着重分析政府不稳定对俄罗斯经济的巨大破坏作用。
　　1992年以来，俄罗斯经济转轨的道路上荆棘密布，险象丛生，而政治舞台则始终是危机四伏，硝烟弥漫。总统与议会的斗争、总统与政府的矛盾以及政府与议会的摩擦，使政府不能集中精力和独立自主地制定和执行经济转轨的路线和方针。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中任何一项转轨措施都会触及部分阶层或集团的切身利益，因此需要加强国家的职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有权威的政府。但是，叶利钦却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在他执政8年的时间里，对俄罗斯政府进行了大大小小十几次改组，而最令人难以理解的便是在1998年3月到1999年8月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竟四次解散政府，这在世界大国近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期间频繁的政府危机成为自1993年10月炮打“白宫”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动荡，从而引发了1998年8月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俄罗斯总体经济形势的最大影响是，它驱散了俄罗斯政府几年来苦心经营的对于经济的一种乐观气氛，严重打击了外国投资者刚刚萌发的投资信心。
　　自1992年1月实行“休克疗法”以来，俄罗斯经济连年大幅度滑坡。在1992～1996年的5年间，社会生产累计下降50％以上。经过5年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俄罗斯经济终于在1997年初现晴空，出现了自1992年以来的首次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与工业产值分别增长0.4％和1.9％。据此，在1998年年初，人们对俄罗斯的经济形势普遍地作了乐观估计，认为俄罗斯经济危机已经进入谷底，1998年将是俄罗斯经济回升的开始。但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1998年3月23日，叶利钦突然宣布解散执政5年多的切尔诺梅尔金政府，提名年仅35岁的基里延科为新总理人选，要求杜马予以通过。这个决定犹如一颗重磅政治炸弹，震撼了整个俄罗斯。
　　切尔诺梅尔金政府被解散，固然有其工作不能令总统满意之说，但是根本原因仍是政治原因。一方面，1997年下半年以来，总统与议会的矛盾又趋尖锐。1997年10月和11月，由于国家杜马左翼反对党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引发了两次政府危机，每次危机都是对叶利钦的沉重打击。而且大多数议员还表示要在来年政府向议会报告预算执行情况时，再次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继续向叶利钦施压。结果，切尔诺梅尔金成了叶利钦和议会斗争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切尔诺梅尔金的威望不断上升，权势不断扩张，这是叶利钦所不能容忍的。1998年1月，切尔诺梅尔金借政府副总理重新分工之机，把金融、能源、军火出口乃至新闻等部门划归自己主管，大大增强了自己的权力，俄报刊评论称，总理的地位得到史无前例的加强，“几乎成了与总统平起平坐的人物”。自叶利钦宣布不参加2000年总统竞选后，俄内外舆论普遍看好切尔诺梅尔金，其社会支持率明显上升，引起叶利钦的警觉。从2月底开始，切尔诺梅尔金每周都要发表电视讲话，有意无意间流露出下届总统非他莫属之意。特别是他3月初访美时，与美国副总统戈尔均摆出未来总统的架势，引起叶利钦的强烈不满。此外，切尔诺梅尔金一反以前对总统毕恭毕敬的态度，几次公开对叶利钦的批评进行反驳，更是令叶利钦所不能容忍。叶利钦早已习惯独揽大权，对威胁其权力地位者绝对毫不留情；叶利钦要保持俄罗斯“第一强人”的形象，决不允许任何人与之“平起平坐”。于是，叶利钦终于作出了解散切尔诺梅尔金政府的决定。
　　叶利钦在宣布解散切尔诺梅尔金政府两小时后，任命才当了四个月燃料动力部部长的基里延科为第一副总理，代行总理职权。1998年3月27日，叶利钦总统正式提名基里延科为新政府总理人选。与此同时，叶利钦正式提名基里延科为政府总理，要求国家杜马尽快批准，并称“若不予批准，将解散杜马”。叶利钦公然以解散杜马相威胁，引起各政党的愤怒，相当多的议员决心打一打总统的强权势头。为了对抗叶利钦对基里延科的提名，以俄共为首的人民爱国联盟决定发起全国抗议活动，一些议员着手整理叶利钦自1991以来的违宪材料，准备弹劾总统，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罗赫林和安全委员会主席伊柳欣甚至提出要将叶利钦推上法庭。一场严重的政治对抗就此生成。
　　1998年4月10日，国家杜马就叶利钦对基里延科的总理提名进行第一次表决，结果以186票反对、143票赞成、5票弃权予以否决。17日，第二次投票的结果对基里延科更为不利，反对票高达271，只有115名议员表示支持。俄罗斯政坛气氛立时变得十分凝重，人们对政治对抗加剧的担忧迅速加重。因为按照俄联邦宪法，如果杜马连续三次否决总统对总理的提名，总统有权解散杜马。是彻底摊牌、使政权危机进一步升级、使国家陷入动乱，还是调整立场、寻求妥协、避免丢失国家杜马这块重要阵地，成为反对派政党面临的艰难选择。
　　考虑到种种因素，俄罗斯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应当尽量避免出现总统解散杜马这一对国家不利的局面。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在4月4日会见了叶利钦总统后表情严肃地对记者说，“应当批准基里延科”，因为“杜马的命运比基里延科的命运重要一千倍”。考虑到叶利钦总统的强硬立场、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及继续对抗将产生的后果，国家杜马“最终放了基里延科”，在4月24日杜马对基里延科进行第三次表决时，以251票（最低226票）的微弱多数通过。至此，持续一个月之久的政府危机暂告缓解。
　　这场政府危机虽然以国家杜马的妥协而暂时得以化解，但前后一个月没有政府的局面无疑对经济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这期间，政府机构停止运转，经济管理工作陷于停顿，生产下降，金融市场秩序混乱，政府税收受到严重影响（一个月期间少收税款30亿美元），使拮据的财政更是雪上加霜。《日本经济新闻》评论说，叶利钦解散切尔诺梅尔金政府是为了政治目的对经济搞了又一次“休克疗法”。
　　叶利钦解散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并在国家杜马强行通过基里延科任总理后，立法和执行权力机关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平息，俄罗斯金融市场实际上也没有完全摆脱政府危机的阴影。5月初，丘拜斯被任命为“俄罗斯统一电力系统公司”董事长后，5月15日，国家杜马通过《俄罗斯统一电力系统公司股票处置法》，规定外国投资者拥有该公司的股票不得超过25%（而当时实际已达28%），外国银行和公司因此大量抛售该公司股票和其他债券，对俄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心理压力，引起股市首轮大跌。在此次风波引起的恐慌尚未完全消失的情况下，5月27日，俄政府决定将俄罗斯石油公司75%的国家股上市出售，结果市场反应冷淡，购者寥寥，给俄股市再次造成重大心理打击，导致股市和汇市“双挫”，从而诱发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
　　总之，叶利钦出于政治目的频频改组政府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而政府政策的某些不一致又动摇了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恶化了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导致经济危机进一步发展。可见，政局不稳定是俄罗斯经济危机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1999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开始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部因素，又有外部条件；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政治环境。尤其是2000年3月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以来采取的一系列促进政治稳定的措施，为俄罗斯摆脱经济危机提供了有利的政治保障。普京上台时，俄罗斯正处于“国家四分五裂时期” [6] ，所以，改革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维护国家的统一完整，成为普京执政后的第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普京上任后签署了关于将全国89个地区划分为7个联邦区的总统令，旨在全国实施共同的法规，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恢复和强化政治秩序。随后，普京又建议修改议会体制，协调总统、议会和政府的关系，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主动与议会各党派沟通，使一些争议较大的法律文件都能在议会顺利通过。对待社会各界要求更换政府的呼声，普京从保持政权的稳定出发，采取了冷静克制的态度。普京上任后采取的一系列维护政治稳定的措施，极大地提高了普京的个人威望，也使俄罗斯出现了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政治稳定局面，为摆脱经济危机、恢复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俄罗斯的事实从正反两个方面再一次证明：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经济发展需要保持政治稳定，政治稳定能促进经济发展。

　　注释：

[1] 《毛泽东选集》，第62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6页。
[3] 参见蔡拓、吴志成：《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页。
[4] 〔俄〕《经济与生活》周报1993年第4期。
[5] 〔美〕《外国广播新闻处消息》1992年3月2日。
[6] 普京：《2001年国情咨文》，俄新社2001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