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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几点看法

2011年02月01日 15:14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1年第1期作者：马蔚云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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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在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之前，早在80年代后期，前苏联理论界就已经出现了激进改革的思想。俄罗斯独立后，从1992年初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当时的盖达尔政府实行的是“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但是“休克疗法”实施不到半年就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俄罗斯国内外对“休克疗法”的评价贬多于褒。本文认为，“休克疗法”的

关键词：俄罗斯；休克疗法；激进改革；计划；市场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在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之前，早在80年代后期，前苏联理论界就已经出现了激进改革的思想。俄罗斯独立后，从1992年初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当时的盖达尔政府实行的是“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但是“休克疗法”实施不到半年就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俄罗斯国内外对“休克疗法”的评价贬多于褒。本文认为，“休克疗法”的实施主要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从结果看达到了其政治目的；从经济上讲，“休克疗法”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是，“休克疗法”的理论缺陷说明，“休克疗法”并非一种理想的模式；“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不能把俄罗斯经济形势的恶化简单说成是“休克疗法”造成的。

　　【关键词】　俄罗斯；休克疗法；激进改革；计划；市场

　　【作者简介】　马蔚云，1966年生，现为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生。(哈尔滨　150080)

一　“休克疗法”出台的背景

　　苏联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战后，苏联模式的局限性和弊端越来越明显，其中最主要的是体制问题。为了解决苏联经济中的种种问题，从赫鲁晓夫到安德罗波夫进行了多次经济改革，但都没有成功。

　　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继续进行改革。但是，改革遇到各种阻力，后来戈尔巴乔夫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方案没有得到实施就中断了。这样，苏联不得不在经济改革方面另觅途径，以便扭转经济恶化的局面。

　　1989年12月，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第二次人代会通过了为期6年的政府经济健康化计划。该计划实行的是一种以行政命令为主、以经济杠杆调节为辅的、把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计划市场经济”。

　　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提出了“争取确立有效的计划—市场经济”的行动纲领草案。该草案强调要以计划—市场经济来进行根本经济改革，取代命令主义的分配制度。

　　经济健康化计划和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二者的内容基本相同。这种先稳定经济后再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设想遭到激进派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1990年3月，苏联总统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决定把“计划—市场经济”改为“可调节的市场经济”。

　　1990年5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国家经济状况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的报告，正式提出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方案。这标志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发生了新变化。

　　政府提出的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方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引起激烈的争论。这时期，苏联理论界就向市场经济过渡问题展开大讨论。讨论主要在“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进行。

　　以阿巴尔金为首的“温和派”主张向市场经济“温和过渡”，要建立“具有俄罗斯特色的社会导向的市场经济”，强调“改革的社会方向”，并把“获得最大可能的社会成果”视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目的和基本标准。阿巴尔金的改革观点主要体现在1990年9月由他提出的《形成可调节市场经济的结构与机制的政府纲领》[1]中。而以沙塔林、亚夫林斯基、彼得拉科夫、波波夫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派”则主张根本改造苏联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即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加速经济改革。他们认为，“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比市场经济更为有效的东西”，只有尽快过渡到市场经济，才能摆脱危机。

　　当时在学术界占主要地位的是激进过渡思想，即认为俄罗斯经过短时期的激进改革就可以进入市场经济。1990年5月苏联青年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等人提出了《400天——使苏联经济转向市场原则的构想》(即“400天计划”)的俄罗斯联邦政府的改革纲领，列出了仅用400天就完成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日程表。其基本构想是：渐进改革的时间已经丧失，局部改革的无效性已被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改革所证明，因此只有迅速、全面、根本改革才能实现向市场过渡的目的。

　　1990年8月底，受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共同委托，总统委员会成员沙塔林院士牵头的《向市场过渡——构想与纲领》(即“500天计划”)问世。该计划把俄罗斯的改革进程纳入500天的日程表中。“500天计划”的基本构想是：为了从指令性计划向市场经济过渡包括社会经济关系和生产结构的深刻变革，首先要求货币信贷和财政领域与价格形成方面采取一系列稳定措施。

　　1990年9月，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讨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围绕“500天计划”和政府纲领，各派政治势力又展开激烈辩论。后来会议决定，在两个方案基础上，以总统名义制订向市场过渡的纲领。1990年10月，戈尔巴乔夫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出《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即“总统方案”。在这个文件中，正式使用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概念。

　　“总统方案”遭到叶利钦的强烈反对，叶利钦决定从1990年11月1日起俄罗斯独自实行“500天计划”。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的所有纲领和计划，由于陷入方案之争，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全都没有付诸实施[2]。但是，这些激进改革思想对俄罗斯后来实施“休克疗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　“休克疗法”的实施

　　“休克疗法”的创始人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所谓“休克疗法”，原本是医学上的一种治疗方法。后来经济学家用来指采取一步到位的激进方式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所以“休克疗法”又被称为“大爆炸”的改革理论，或“一揽子过渡”的政策主张。萨克斯于1985年在玻利维亚等拉美国家担任经济顾问时，针对这些国家存在的恶性通货膨胀，提出了反危机的激进纲领并取得积极效果。如玻利维亚的通货膨胀率从1985年的24 000%下降到1986年的21.5%，1989年又降为16.6%[3]。80年代末90年代初，萨克斯担任波兰等东欧国家的经济顾问，在萨克斯的建议下，波兰等国采用他在玻利维亚成功使用过的“休克疗法”。后来，萨克斯认为，俄罗斯也面临反危机(通货膨胀、财政危机等)和经济转轨(如实行自由化、私有化等)的双重任务，这与波兰等国的情况相同，因此俄罗斯有采取“休克疗法”的充足理由。

　　1991年10月28日，叶利钦在俄罗斯第五次人代会上提出了俄罗斯的激进改革方案。这个改革方案由副总理盖达尔亲自设计，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交的《俄罗斯联邦经济政策备忘录》中加以具体化和系统化。由于纲领规定的改革措施十分激进，又聘请萨克斯做顾问，因此盖达尔政府的经济改革又被称为“休克疗法”式改革。

　　俄罗斯决定从1992年1月2日起正式实施“休克疗法”，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价格自由化，即一次性全面放开价格；(二)实行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三)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四)实行对外经济贸易自由化。

　　1992年6月盖达尔政府又制订了《深化经济改革纲领》，对“休克疗法”进行了某些修改[4]。但是，盖达尔执政仅一年，许多设想并未实现。如前所述，盖达尔政府的“休克疗法”主要进行了《俄罗斯联邦经济政策备忘录》规定的以上四项改革。

　　实行“休克疗法”后，经济形势普遍恶化。“休克疗法”实行不到半年，就遭到俄罗斯国内外的普遍反对。俄罗斯第六次人代会对政府的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并施加压力，甚至提出要求叶利钦放弃总理职务。1992年12月，俄罗斯第七次人代会未批准叶利钦提名代总理盖达尔任政府总理的人选，切尔诺梅尔金为首的新内阁组成，宣布“休克疗法”以失败而告终[5]。

三　对“休克疗法”的评价

　　俄罗斯国内外对“休克疗法”的评价贬多于褒。在俄罗斯国内，反对派政治家抨击叶利钦政府。副总统鲁茨科伊指责俄罗斯改革已进入“死胡同”。已走下政治舞台的戈尔巴乔夫也不断地批评“休克疗法”，指斥“国家分崩离析，经济纽带已在断裂”，认为“本末倒置的‘休克疗法’完全疯了，使人想起精神病院里的气氛”[6]。议会主席哈斯布拉托夫宣称，盖达尔等年轻政府领导人是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主张放弃“休克疗法”，加强国家的调控作用。以俄共为主的“联合反对派”早在1992年11月，就对叶利钦—盖达尔政府的激进经济改革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抨击，指出这种政策“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不是克服，而是在加深危机”，“是旨在破坏本国的生产力、使本国在经济和政治上依附于‘七大国’发达国家”。因此，“要摆脱危机就需要彻底改变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组织、调整与刺激生产的体制”[7]。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俄罗斯的激进改革引起了深刻的危机，并造成社会生活的混乱。所以应该抛弃“休克疗法”，对经济改革方针应进行根本性的转变。极力主张激进改革的亚夫林斯基在“休克疗法”实行4个月后就断言叶利钦犯了经济错误和政治错误，主张对生产进行结构改造，从抑制投资转向刺激投资。激进改革派沙塔林及其追随者要求修改俄罗斯改革战略。在1992年11月第七次人代会召开前夕，由沙塔林牵头，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和国际改革基金会共同起草了(并于1993年作了补充)《论俄罗斯社会经济改革战略》报告，报告声称，必须迅速地、彻底地改变俄罗斯领导人已执行的方针[8]。1994年提交的报告中再次对“休克疗法”进行了批判性总结。该报告认为：“尽管对开始向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给予肯定的评价，但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为所选择的市场经济的战略战术付出的‘代价’和将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不断增加，这种‘代价’在许多方面是过分的。由于‘休克疗法’而不断增长的现时危机的规模及其内部结构对解决社会问题产生了不良影响，对国家经济和科学技术力量造成了无法逆转的破坏性。”[9]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阿巴尔金认为“休克疗法”的失败在于改革模式选择的错误，他强调说，首先“应该审定，我们最终想做什么”[10]。阿巴尔金主张俄罗斯选择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国外对俄罗斯“休克疗法”也大多持反对态度。美国经济学家、现代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弗里德曼主张激进改革，但并不赞同在一切领域、任何时候都采用“休克疗法”。他认为：“向自由过渡不可能一下子完成。在过去的极权社会里有发达的机构、社会关系和财政政策，这种体系完全敌视迅速形成自由和繁荣的基本经济条件。宣布这些条件很容易，但执行起来很困难”，“向繁荣的和有竞争力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必然要花上若干年，而不是几个月”[11]。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科尔奈主张对被他称为“短缺经济”的中央计划经济进行彻底改革，但同样强调并非在所有方面都要搞“休克”。[12]他认为，由于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很彻底、时间很长，要减少影响不是容易的事，主张同时进行预算改革和价格改革，并着手逐步实现货币的自由兑换。1996年他对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提出批评。美国教授柯茨说，“众所周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在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我认为，这个政策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13]。英国学者罗斯称俄的“休克疗法”是经济上的切尔诺贝利[14]。

　　“休克疗法”的发明人萨克斯认为，“俄罗斯没有做本该做的许多事情”，“采用了缺乏连贯性的休克疗法”，“休克疗法”的失败是因为俄罗斯没有贯彻到底，不是“疗法”本身的错误[15]。直到1995年萨克斯才承认“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失败了。曾在俄罗斯担任政府经济顾问的伦敦政治经济学教授理查德·莱亚德[16]、前波兰财政部第一副部长、华沙社会和经济分析中心教授、波兰议会代表和俄罗斯政府顾问达勃罗夫斯基[17]，对“休克疗法”也持肯定态度。

　　在我国，大多数学者对俄罗斯“休克疗法”持否定态度[18]。有的学者认为，“休克疗法”“并不符合当时俄罗斯的具体国情”，但是当初选择“休克疗法”有其客观原因[19]。个别学者认为，俄罗斯并没有真正实施“休克疗法”，“休克疗法”也没有导致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20]。

　　我认为，虽然“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终结了，但不能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简单下结论，而要全面分析“休克疗法”的得与失。

　　首先，“休克疗法”的实施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叶利钦政权对过去的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具体表现为：在政治上否定共产党的一党制和苏维埃制度，主张建立以西方式三权分立的法制国家；在经济上，主张废除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主张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俄罗斯(苏联)在改革中上层建筑变革走在了前面，建立起以多党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但是经济基础并未发生改变。叶利钦摧毁了共产党组织，使俄罗斯在政治上可以向西方的政治多元化发展。同时要使民主改革进行下去，必须要建立相应的经济基础。叶利钦看到了苏联时期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左右摇摆，丧失了对国家的控制，所倡导的改革变成了“空转”。要彻底扭转经济危机，必须大刀阔斧地大干一番，彻底与旧体制决裂。然而，苏联国内对改革的认识不一致。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重大挫折，但尽管如此，从1989年起苏共队伍中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路线的左派力量相继成立了一批政治团体，“八·一九”事件后，虽然苏共、俄共被禁止在俄罗斯境内活动，但是，忠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不顾叶利钦的禁令纷纷组建新党，他们坚持社会主义的选择，主张国家重新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恢复共产主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反对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根本不接受激进经济改革方针，是叶利钦政权最坚定的政治反对派。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势力迅速发展起来，要求恢复民族自我意识，振兴强有力的民族国家，绝大多数民族主义政党和运动也是作为叶利钦政权的反对派出现的。就是在政府内部甚至“激进派”内部意见也不统一。谢瓦尔德纳泽等人(中派)对叶利钦的许多做法不满，曾极力支持叶利钦的莫斯科市长波波夫因与政府和叶利钦有分歧于1991年12月15日辞职，鲁茨科伊和索布恰克等人也反对叶利钦的做法。叶利钦政权有遭垮台的危险。为了不使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回归，叶利钦对反对派采取了强硬的措施。为了加强总统的权力，叶利钦以总统身份兼任政府首脑，并组成了一个以布尔布利斯、盖达尔为基本核心的改革班子，从各种改革方案中选择了“休克疗法”，并颁布了一系列激进经济改革的法令。在他们看来，“这是摧毁共产党人赖以东山再起的经济基础的必不可少的决定性步骤”[21]。

　　由此看出，叶利钦等人为了走西方自由经济和政治多元化的道路，必须实行一套过激的政策使西方式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成为一种既定事实，“休克疗法”的措施也就不可能非常完美，只是一种应急措施，其政治目的非常明显。

　　从休克疗法实施的结果看，达到了其政治目的。主要根据是：

　　1.按西方学者的标准，民主统治有7个基本特征：由选举产生的政府、自由公正的选举、普遍选举权、对竞选公职没有限制、言论自由、有多种信息来源可供选择、结社自由[22]。挑剔的西方学者不得不承认俄罗斯具备了以上所有特征。叶利钦等人所追求的西方式“民主自由”的目标实现了。

　　2.近10年来，俄国内普遍反对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叶利钦本人的支持率也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但叶利钦却一次又一次地顺利渡过政权危机。原因很简单，除极端分子外，人们虽然对改革不满，但并非要推翻目前的制度回到极权时代。

　　3.“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的经济改革进程不可逆转，而主张回到中央计划经济时代的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在1996年和2000年两次总统角逐中败北表明，俄激进改革虽然给社会和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但人们也不愿意让俄共掌权，这正是因为叶利钦摧毁了社会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使得极权不可能重新回到俄罗斯。

　　其次，从经济角度看，“休克疗法”是以新自由主义和现代货币主义思想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这种放任自由的经济理论存在很大缺陷，说明“休克疗法”只能产生短期效应，并非一种理想的模式，但绝不意味着“休克疗法”一无是处，实事求是地说，“休克疗法”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

　　1.全面放开价格对于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严格控制物价达70多年的国家来说是一次真正意义的改革。实行市场经济，价格改革是必须要闯过的一道难关。价格改革虽然引起通货膨胀，给低收入者增加了负担，但是使俄罗斯社会经济避免了长期痛苦，商品匮乏的局面得到一定改观，形成了自由的商品市场，昔日长时间排队购物现象已不复存在，服务质量也有了很大改善。完成了从生产者市场向消费者市场的转变。

　　2.“休克疗法”彻底打破了几十年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休克疗法遭到国内外许多人的反对，但是反对的多是“休克疗法”的政策和措施，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向已为大家所认同。普京在1999年12月最后一天及就任总统以来的讲话中，多次重申俄罗斯将沿着市场改革的道路走下去。市场改革在俄罗斯已不可逆转。

　　3.单一的所有制结构被打破，企业受市场影响的程度大大提高，竞争机制(尽管很弱)初步形成，国家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减少，管理企业的经济手段增多。企业对国家的依赖程度降低，虽然离真正的市场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但毕竟是市场，不是计划，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开始发挥作用。

　　再次，不能把俄罗斯经济形势的恶化简单地说成是“休克疗法”造成的。

　　国内外几乎形成一种“共识”，把全部责任归咎于“休克疗法”，大大夸大俄罗斯改革的成本。这种认识是片面的。虽然“休克疗法”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导致了经济的进一步恶化，但是除“休克疗法”之外，造成经济恶化的因素还有很多。

　　1.实行“休克疗法”之前，俄罗斯一直存在经济危机压力。

　　从1990年起经济出现负增长，当年国民收入下降4%，1991年下降15%。财政金融状况恶化，通货膨胀压力增大。1960～1987年俄罗斯平均每年货币发行量为22亿卢布，80年代后期货币发行量激增，1988年为120亿卢布，1991年高达800亿卢布。汇率从1991年10月的70卢布合1美元突然跌到1992年1月的230卢布合1美元。商品短缺和居民货币收入的急剧增长使经济迅速货币化，到1990年，其M2相当于当年的GDP，居民的“实际工资”水平迅速上升，如1987～1990年间，俄罗斯居民的“实际工资”增加27%，“结余购买力”在1991年12月是1987年水平的180%。巨额的过剩货币潜藏着恶性通货膨胀的因素。根据西方估计(包括价格上涨因素和商品短缺因素)，1968～1987年，俄罗斯的年通货膨胀率为4%，1988年为10%，1989年为12%～14%，1990年为19%[23]，1991年俄罗斯官方公布的数字是160%[24]，西方估计1991年俄罗斯的预算赤字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25]。这说明在苏联后期俄罗斯就已经存在较严重的货币危机和通货膨胀危机。实行“休克疗法”的1992年通货膨胀率为2 510%(1993年为840%，以后逐年降低)。全年通货膨胀率最高的月份是1月，达245.3%，其他月份未超过40%。上面已提到，“休克疗法”之前俄罗斯一直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1992年1月一次性全面放开物价，发生通货膨胀是情理中的事，从2月开始，通胀率逐月降低，说明“休克疗法”对于治理通货膨胀是有效的，即使是反对“休克疗法”的人在这点上也是基本赞同的。另外，上面的“实际工资”和“结余购买力”并不能代表实际购买力和生活水平，因此“休克疗法”后官方公布的“实际工资”的下降并不能说明实际生活水平的下降。

　　2.苏联解体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

　　前苏联各共和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极为密切。以苏联时期各共和国之间经济联系比较正常的1988年为例，各加盟共和国间的商品交换额占全苏商品总额的20%，而欧共体则为16%，俄输出产品占其生产总额的12%，输进产品占其消费总额的15%[26]。阿甘别吉扬当时就认为，如果前苏联共和国的所有经济联系都中断，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将下降45%[27]。俄需要的1/3左右的黑色和有色金属、机械制造、化工和轻工产品，一些原料，如70%～100%的稀有金属需要量由各加盟共和国供应，100%的棉花由乌兹别克供应，大部分糖由乌克兰供应，大部分石油开采设备由阿塞拜疆生产。1991年苏联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很紧张，俄罗斯从前苏联其他共和国的进口下降46%，出口下降29%。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之间原有的经济联系遭到更大的破坏。如1992年独联体各国之间能源、基本材料和机器设备的协定供货量减少15%～60%，消费品的供应量减少约50%。尤其俄罗斯的轻工原料和食品原料过去主要靠前苏联共和国提供，转轨初期消费品工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与此不无关系。再如前苏联解体后初期，大多数原共和国仍使用俄罗斯卢布，给俄经济带来一定影响，仅1992年夏天乌克兰银行就向国内企业提供5 000亿俄罗斯卢布的信贷，对俄中央银行控制货币发行量的努力造成破坏，对俄的通货膨胀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3.经互会解散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

　　1949年经互会成立后，苏联、东欧各国的对外经济联系基本上局限于各成员国之间，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合作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据统计，苏联对外经贸关系60%左右是与经互会成员国之间进行的。经互会解散后，苏联(俄罗斯)产品竞争力差的缺陷便暴露出来，另外，生产的许多产品不是最终产品，联系中断，必然对国民经济造成影响。

　　第四，“休克疗法”只是特殊条件下的应急措施，其作用是有限的。

　　黑格尔说过，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任何事情的存在都有它的理由，“休克疗法”也不例外。1991年苏联剧变后，俄罗斯处于一个“特殊政治”时期，民主派取得了胜利，人们普遍存在一种与旧体制决裂、急于过渡的心理。这与苏联20年代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心理是一样的。当激情过后，人们发觉现实与想象中的差别很大，失望情绪油然而生。

　　第五，“休克疗法”意味着经济转轨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前波兰总统瓦文萨说过，要想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休克疗法是不可避免的，“不仅经济，而且一切拥护市场经济改革的人们都要经受休克”，“应该为改革付出代价”[28]。历史证明，转轨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将是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就像1998年8月丘拜斯说的一样：“过去我们以为向市场经济转轨需要4、5年，最多需要8年，现在看来是不对的，俄罗斯的转轨需要几十年”[29]。

　　(责任编辑　李　禄)

　　注释：

　　[1]详见李琮主编：《世界经济百科词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97页。

　　[2]其他未实施的激进计划有：1.1990年由亚夫林斯基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阿里森领导下的苏美两国专家共同拟定，目的在于提出一个能在苏联实施并得到工业发达国家支持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哈佛计划”(亦称“希望协定”)；2.阿甘别吉扬起草的《苏联向市场过渡的纲领：怎样工作与生活》；3.政府总理帕夫洛夫于1991年4月提出的苏联的《反危机纲领》。

　　[3]数字引自张卓元主编：《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8页。

　　[4]把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分为三个阶段：1992～1993年为危机式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重点是实行经济自由化和实现财政稳定；1994～1995年为经济复苏阶段，重点是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同时进行金融体制改革、税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1995年以后为经济高涨阶段，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结构改造。

　　[5]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前期，尤其是1993年，由于叶利钦并不想放弃“休克疗法”，而且基本保留了盖达尔政府的原班人马，后来又令盖达尔入阁，所以1993年切氏政府执行的基本上是“休克疗法”政策，但本文所谈的“休克疗法”只限于盖达尔政府。

　　[6]参见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7]参见薛君度、陆南泉主编：《新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8]参见〔俄〕沙塔林：《政权危机有没有出路?需要从下面重建联邦》，载〔俄〕《独立报》1993年4月8日，第1版。

　　[9]〔俄〕《独立报》1994年2月3日。

　　[10]〔俄〕阿巴尔金：《再谈谁之错和怎么办》，载〔俄〕《独立报》1993年6月3日，第4版。

　　[11]参见〔美〕米·弗里德曼：《通向自由的四步》，载〔苏〕《社会科学与当代》1991年第3期，第17、18页。

　　[12]参见〔匈〕亚·科尔奈：《通向自由经济道路》，莫斯科俄译本1990年版。

　　[13]〔俄〕《俄罗斯通报》1992年12月26日，第1版。

　　[14]〔俄〕《经济问题》杂志199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