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权威主义在俄罗斯有着久远的历史传承，从沙皇到苏联再到今天的俄罗斯，国家权威一直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同时，俄罗斯也有着深厚的权威主义文化渊源。受拜占廷文化的影响，东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主义思想长期在俄罗斯文化和人们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意识中占居统治地位。苏联解体前后，权威主义曾一度失落，然而，

关键词：俄罗斯，权威主义，历史传承，现实选择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权威主义在俄罗斯有着久远的历史传承，从沙皇到苏联再到今天的俄罗斯，国家权威一直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同时，俄罗斯也有着深厚的权威主义文化渊源。受拜占廷文化的影响，东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主义思想长期在俄罗斯文化和人们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意识中占居统治地位。苏联解体前后，权威主义曾一度失落，然而，迫于恢复社会秩序、推动经济转轨、政治转型和重振大国地位的需要，权威主义再度成为俄罗斯的现实选择。

　　【关键词】俄罗斯；权威主义；历史传承；现实选择

　　【作者简介】黄永鹏，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博士生。(上海　邮编：200062)

　　【中图分类号】D5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02)02-0044-05

　　 

　　俄罗斯具有悠久的权威主义历史传承和浓厚的权威主义文化积淀。形成之初，俄罗斯接受拜占廷文化中的神权专制思想对其后世影响至深，其历次社会变革也都是自上而下由中央权威强制推行，中央权威是贯穿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主线。千百年来，权威主义虽在形式上时有变异，然而，实质上的中央集权思想却始终为人们所信守，中央权威一直被人们当成是社会秩序的源头和国家强盛的希望而顶礼膜拜。

权威主义的历史传承

　　权威主义在俄罗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沙皇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俄罗斯曾历时数百年，虽然近代以来，俄罗斯也曾有过资本主义的萌生，然而，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充分的发展。长期以来，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主义一直占据俄罗斯社会思想的统治地位并对其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俄罗斯也曾有过与西方国家议会类似的杜马、苏维埃等机构，但是，这些机构从未像西方国家那样发挥过真正的作用。无论是沙皇时代还是共产党时代，议会一类的机构都是软弱无力的，权力始终掌握在最高领导人(沙皇、总书记)的手中。俄罗斯伟大的历史学 家克柳切夫斯基说：“还有什么比俄罗斯社会结构更简单的呢?高居于社会之上的是集权力于一身的最高政权”。[1]中央王权传统上一直是国家变革的主要推动力和国家发展方向的主导者。

　　从彼得大帝变革到叶利钦变革，俄罗斯的社会变革一直无法摆脱自上而下的传统。本来，一个社会的变革应该是民众普遍意识的反应，其政策与行为不能超越民族在该时代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水平，也不能超越该时代民族普遍的认知心理和价值观念。但是，“俄罗斯的悲剧恰好在于它开化得太早了”，[2]在绝大多数人还没有思想准备，经济和社会结构还处于中世纪发展水平的时候，俄罗斯的统治者就开始了以西方的方式来组织他们的社会，当然，其阻力也就可想而知了。面对强大的阻力，统治者不得不祭起国家权威，起用国家机器来强制推行改革。彼得大帝就是这样用野蛮制服了俄国人的野蛮，大到国家管理，小到服饰、举止，他都要采用强制的方式推行。但是，如果“没有彼得的强制性的改革，俄罗斯就不能完成自己在世界历史中的使命，也不能在世界历史上讲自己的语言”。[3]彼得大帝的强制性改革也因此在俄罗斯历史上有着丰碑式的意义。叶卡捷琳娜尽管接受了许多启蒙主义的思想，但正是她把俄国的专制制度推向高峰，政权与国 家机器在她的手里成了变革社会最顺手的工具。以后的农奴制改革与斯托雷平改革都缺少自下而上的压力，改革都是“通过对人民的心灵和信仰实行可怕的暴力来推行的”。

　　历次上层主导的改革造成了俄罗斯人与国家政权的完全分离，社会的自由度也降至最低点，而国家的权威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胜利的荣光、征服的傲慢、沙皇的神威和国家的尊严掩盖了社会内在的空虚、羸弱和陷于深深苦难中的黎民的呻吟与呼喊。

　　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与其前身沙俄有着迥然不同的区别，但是，毕竟是同一块土壤，必然的要在许多 方面再现自己民族历史传统的遗传特征。取代沙皇封建专制的是苏共统治下的高度中央集权，中央权威依然高高地凌驾于社会之上。农业集体化的全面强制推行，以重工业、军事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的成功实现，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辉煌，二战后超级大国的地位以及空前的国际威望，都使对国家权威的信心和对社会主义国家集权体制的神话得到了新的养分和支持。国家政权统管一切，控制着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它能够人为地消灭一种生产关系而代之以另一种生产关系，能够集中所有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以最快的速度强行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即使到后来它已经没有力 量推动社会前进，但依据惯性，它依然被高高地供奉在神龛上接受人民的膜拜。

　　从制度层面上来说，俄罗斯历史上形成的以村社制度为核心的经济制度是权威主义形成的社会制度基础。村社制度是俄罗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产权制度、社会组织形式和农奴制，其主要特征是在经济上土地公有、集体劳动，在政治上实行“村社民主”、集体至上和“畜群式管理”。这种完全不同于欧洲中世纪封建制的村社制度，无法培植出西方式的个人主义，而只能成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土壤。马克思对此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俄国公社……情况非常特殊，在历史上没有先 例。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决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4]当代俄罗斯问题专家、美国著名评论家帕佩斯也认为，正是俄罗斯的这种土地制度塑造了俄罗斯的专制主义和权威主义，“在欧洲各地，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国王统而不占，这是从罗马哲学家塞尼克那里援引的原则：‘国王拥有万世之权，个人享有私有财产’。破坏这条规则被认为是专制的标志。但这个思想体系对于俄罗斯则是格格不入的。莫斯科大公的皇冠授权他视普天之下均为王土，普世之民皆为王奴”。[5]

　　俄罗斯历史上几百年已经发生的和现在正在发生的社会政治经济事件，远至十二月党人的灭顶之灾，近至斯大林的独裁统治直至苏联解体，以及当前普京加强中央集权都深刻地说明了俄罗斯悠久的权威主义的历史积淀。

权威主义的文化渊源

　　俄罗斯是在拜占廷文化的熏陶中、在鞑靼人的统治下发展起来的民族。在俄罗斯民族的胚胎时期，基辅罗斯接受东正教并将其奉为国教，从此，俄罗斯与欧洲建立了最直接的联系，它使基辅罗斯的文明产生了 飞跃，从野蛮向先进靠拢。但是，基辅罗斯接受的东正教与其他欧洲国家的东正教并不相同，构成俄罗斯文化底蕴的东正教来源于东西文化的交汇处——拜占廷。由此，俄罗斯东正教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东方色彩，其中，中央集权和国家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强烈干预等东方文化特征对俄罗斯历史影响尤为深远。在历次的历史创造中，“俄罗斯人在作为拜占廷世界的主要桥梁的政治准则中得到了救援。他们感到他们生存的希望隐藏在政治力量的无情集中之中，并为自己精心设计了拜占廷集权国家的俄罗斯模式”。[6]俄罗斯史学家与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认为，“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是一个巨大的东——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互相角力”。[7]俄罗斯一直就有欧化的传统，但俄罗斯并不具有西欧民族国家那种民主与自由思想的政治实践与经验。历次社会变革也主要是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并没有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在制度上的优势，欧化成果只是其集权模式的装饰，它使中央王权更具有统治力。 因此，一方面，俄罗斯始终将目光投向西方文明，另一方面，俄罗斯又吸纳了东方的集体主义精神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对国家权威的崇尚。所以，他们强调国家的作用，认为只有国家强大才能使俄罗斯摆脱危机，确保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俄罗斯文化中的这种亲东方色彩很容易演化为对国家权威的崇拜。

　　自公元998年，弗拉基米尔带领全俄罗斯踏向了“野蛮光荣”征程，接受拜占廷基督教，“把北方征服者的军事统治同拜占廷皇帝后裔的神权专制制度合为一体，从而同时成为他的臣民在地上的主人和天上的庇护者”，[8]上帝、君王、国家三位一体的思想就在俄罗 斯被广泛接受和肯定。国家成为神灵显现的载体，成为体现君王意志、权威和神性的可感实体，国家的作用从此被戴上神圣的光环。因此，在俄罗斯语言中“国家”、“君王”、“政府首脑”这些词语很容易混淆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俄罗斯，人们习惯于将国家人格化，同一个制度化的国家相比较，人们更习惯于一个非制度化安排的国家，人们习惯于国家的组织运行、政治决策、经济管理等都由长官意志决定。国家的合法性主要表现为人格化的信仰体系，它的支持点主要依赖于意识形态的作用和施政的绩效，国家的统治和管理的主要方式就是“人治”。俄罗斯人相信，伟大的思想都有他 的作者，它虽然孕育在人民群众当中，但总需要某个社会先进分子及时地将它挖掘并提高到众口赞成的高度，并且利用政权的力量将其保护起来。[9]即使是现在的俄罗斯，依然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大选期间还是在平时的政治活动中，各个政治派别往往并不注重政党纲领的提出，而将主要精力放在塑造令人民满意的代理人身上。这种“人格崇拜”使俄罗斯人很容易接受个人集权，服从国家权威。

　　别尔嘉耶夫指出，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俄罗斯民族性在相当程度上是“女性化的、被动的，在国家事务中是驯服的，它永远期待着新郎、丈夫和统治者”。[10]国家永远被高高地供奉在神龛上，中央权威总是被人们顶礼膜拜，礼敬有加。

权威主义的失落

　　权威主义在苏联时期被推向极至。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被确定下来，政府无所不能的专政职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以计划、命令、集权为特征的中央权威越到后来越走向极端。在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下，不仅广大民众动辄得咎，无数的民族精英更是遭受了灭顶之灾。然而，慑于中央权威，人们即使面对清洗，甚至面临人身被消灭也只能默默忍受，把不满与怨愤深藏于心中。只是，极权高压之下，民众在假意奉承之后，内心的不满却滋生更烈。苏联统治几十年，权威主义由温和到极端，民众对权威主义也由顺应而后逐渐走向不满，这种不满层层淤积，到后来，几乎形成了全国性的怨愤情绪。等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中央启动政治改革，提倡“民主化”、“公开性”，裂缝一开，久压的民怨如同被长时间遏制在地下的火山，迅猛地喷发出来，立成不可遏止之势，苏联的中央权威连同其国家本身瞬息之间也就被冲荡得分崩离析。

　　导致权威主义的失落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单从最浅显的民心向背这一点来看，存在着两个对权威主义相因相承的否定性因素。首先，是一种内生性因素，对权威主义的否定来自权威主义自身。由于长期遭受专制的迫害，民众对极权的恐惧本能地化作对权威主义的排斥与对民主的渴望。其次，是一种外生性因素，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使得民众对民主制度由衷地向往和对权威主义竭力拒绝。

　　权威主义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走向没落，在时间上是一个偶合。如果不是这一时期苏共中央启动了激进的政治改革，苏共中央权威必定可以延续更长一段时期，如果能稍作改革，疏导一下民众情绪，前景或许难以逆料。可是，苏共中央启动了激进的政治改革，苏共中央政权在改革中崩然瓦解，权威主义也就随之走向了穷途末路。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中央启动激进的政治改革是权威主义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由于倡导“民主化”、“公开性”，苏共中央由原来对新闻媒体严格管制而猛然全面放开。当时，“波涛般的信息潮流使国内相当部分人发生休克”。“社会主义在整个发展时期积累的所有负面事实和负面倾向都在报刊的版面上曝光”。[11]公共舆论把苏联历史看成一团漆黑，对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把权威主义与集权主义、极权主义完全等同起来而深恶痛绝。这种公众舆论导向与已经激动起来的民众情绪结合起来，很快就走向另一个极端，形成一种非理性的倾向，完全排斥权威主义，转而崇尚西方式的民主，认定权威主义之下的专制、极权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心灵创伤，只有民主才能带给民众美好的未来。不少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在民主条件下，一个人才能发挥自己的个性，才能在社会和生产活动中最大限度地表现自己，发扬自己与众不同的才华、充实自己内在的精神力量。”人们热衷于寻找新的理想、新的社会目标，把西方民主当作样板和灵丹妙药，似乎只有搞民主，国家才有出路；认为俄罗斯应该回到“文明大家庭”，甚至成为西方最辉煌的民主国家。普通百姓的想法较为实际，他们说：“我们向往的是要过好日子，而要过好日子，就需要一定的民主改革；现在我们的国家搞得很糟糕，我们要支持民主派上台干点事情，可能会好一些”。[12]社会上的民主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形成强大的潮流，大多数政治团体和雏形政党[13]纷纷把“民主”一词当做招牌吸引群众。1990~1991年期间，“俄罗斯民主运动”以及其他反对派组织曾多次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民主改革。“要民主”、“反专制”的口号把成千上 万的群众拉到街头上，吸引到叶利钦一边。叶利钦被当时的舆论与民众认为是俄罗斯民主的象征。1991年8月，同样是“保卫民主”的口号把人们召唤到白宫周围，以自己的热情和决心挫败了“8·17政变”，保卫了叶利钦。

　　在种种嘈杂的声音和纷乱的街头政治面前，中央权威显得极度苍白无力，权威主义由于有专制、极权之嫌而被当成民主的对立面。当时，权威主义如同过街老鼠，几乎是人人喊打，从而在这种种的嘈杂与纷乱中迅速走向了没落。

权威主义的现实选择

　　虽然权威主义在苏联解体前后的嘈杂与纷乱中迅速走向失落，然而，国家的纷乱与无序又孕育了对权威 主义的需求。治乱求稳以及其他方面的迫切现实需要再次呼唤着权威主义的复归。动荡纷乱之中，权威主义成了俄罗斯众望所归的现实选择。

　　1.治乱的需要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完全另辟蹊径选择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并且由于惯常的逆反心理，更加剧消弭了国家的控制力。民众对民主政治的浪漫理想与无政府主义思潮交织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严重地摧毁了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基础，涤荡了国家对经济、意识形态等一切领域的控制。国家权威差不多被扫荡得干干净净。

　　迅猛的“民主改革”在形式上摧毁了极权国家的基 础，民众似乎从严厉的“政治控制”中获得了解放，俄罗斯形式上的民主政治模式也已初具规模。然而，“解放”了的民众、政党、社会不是因心理毫无准备而无所适从，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由于对尽善尽美民主社会的向往而转向极端民主。这种不成熟性注定了最初的民主政治模式给俄罗斯带来的是政治动荡和社会混乱。

　　独立之初的俄罗斯差不多完全陷入一种无序状态。国家威权阙如，街头政治盛行，群众游行示威、集会抗议此伏彼起，流血冲突接连不断。地区离散、民族分裂倾向日趋明显，国家最起码的领土与主权完整也 受到威胁。另外，偷盗、抢劫、黑社会犯罪等极度猖獗，恶性事故不断，百姓的日常生活失去了基本的安宁与稳定，整天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几年下来，俄罗斯已经被剧变、激进改革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搞得精疲力竭，“民众的忍耐力、生存能力和建设能力都已处于枯竭的边缘”。[14]

　　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广大民众终于从浪漫的民主政治梦想中醒转，他们认识到，民主政治并不一定带来想像中的政治稳定，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节制。[15]俄罗斯几家权威社会研究机构1993年以后连续几次所做的社会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人把秩序与安全放 在关注的第一位。大多数人认为：“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议会与大选，而是一个能够作出果断决策的强有力的领导人物”。[16]广大民众依然把希望寄托在国家身上，希望国家重振权威，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

　　2.经济转轨、政治转型的需要

　　伴随俄罗斯全面实施政治民主化的同时，俄罗斯经济转轨也迅即大规模展开。独立之初，俄罗斯推出了一系列自由化的激进经济改革措施和国有资产私有化等政策。然而，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除了少数新兴资产阶级在改革中获益，掠夺了大量国有资产，聚敛了巨额个人财富以外，广大百姓的生活每况愈下。 而且，国家贫富悬殊、社会腐败等问题愈益严重，国民经济在转轨中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GDP几乎减少了一半，总量只及美国的1/10，投资下降了60%以上，尤其是燃料、电力和冶金等国民经济重要部门的投资大量减少，商品与服务价格上涨了780多倍，居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17]

　　事实证明，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模式无法与俄罗斯经济转轨有效结合。首先，在俄罗斯由计划经济向私有化的市场经济转轨的艰难过程中，迫切需要的不是民主政治提供的宽松、自由的环境，而是需要国家以足够的权威维持转轨时期的社会稳定和法律秩序，需要国家将社会纳入可调控的范围，保持对经济一定的干预，实施坚定的、相对稳定的政策，以缓解、抑制转轨过程中的动荡，从而减少、缩短转轨过程的阵痛。正是经济转轨的这种现实需求，俄罗斯权威主义又走向了复归的道路，并日益成为人心所向。

　　其次，权威主义的复归也是俄罗斯政治转型的迫切需求。俄罗斯学者阿·米格拉扬经过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演变历史的研究指出，在向民主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权威主义发挥着必不可少的稳定作用。自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法国在近200年的时间中为建立民主制度而经历了多次革命，然而，由于其中缺 乏国家权威的引导，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真正确立了民主制度。而英国在英王的权威和努力下，新兴资产阶级同贵族阶层的妥协使英国在全世界最早建立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18]就俄罗斯来说，其民主化进程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况且，俄罗斯的历史传统规约了她的发展过程，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有着浓厚东方文化传统的国家而言，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都是外来物，要把它们植入俄罗斯体内，并使之融合生长，必定需要国家权威的培植与引导。

　　正如普京总统指出的那样：俄罗斯只有重振国威，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政权，“采取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 的方法”，“将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有光明的未来。[19]

　　3.大国地位复兴的需要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抛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后，便迅速向西方国家倾斜，希望融入西方社会。然而，不仅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不适合俄罗斯的国情，就连西方国家所允诺的经济援助也多成为一纸空文，俄罗斯很快就从一个超级大国沦为一个二流国家，充当了西方国家的“小伙伴”。国际地位的迅速下降激起了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尊和自豪感的复兴。俄罗斯人已经意识到，国家的强盛、生活的安定不能依赖 于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更不可能依靠西方帮助实现。为了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必须建立一种适合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的权威主义政治，在保证国家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家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

　　现在，俄罗斯明确把对外战略目标确定为“加强俄罗斯作为正在形成的多极世界中有影响的一极的大国地位”。[20]由于权威主义政治容易调动各种政治资源，有着极强的政治动员能力，因此在实现特定的对外政治目标方面，权威主义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这种权威主义与民族主义、大国主义观念的结合又使国 家在面对外来政治影响与压力时表现出较强的抗争性。[21]所以，权威主义也是俄罗斯实现其外交目标、应对窘迫国际局势和恢复大国地位的现实选择。

　　俄罗斯权威主义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其短暂失落后的复归也是俄罗斯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普京总统指出：“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不是一件要去反对的事，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量”。[22]当然，权威主义要想再回到苏联时期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或者再走极端，已是不可能了。首 先，集权体制下的战战兢兢的生活令每一个百姓记忆尤深，痛切心肺，广大民众从心理上已是不可能接受它，况且，新的民主自由思想也早已在全社会深入人心。其次，经过十几年的社会转型，俄罗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民主框架已经基本确立；三权分立、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制衡的机制已经形成；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民主意识以及舆论的监督力度都大大加强。这些都已成为集权体制不可逾越的制约性因素。

　　俄罗斯权威主义的复归既是对其传统的继承，也是对此前极端自由主义与社会极度混乱的拨乱反正，其主要思想是要在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背景下，恢复 国家必要的调控和指导功能，倡导国家权威。现在，普京总统正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带领俄罗斯整饬秩序，励精图治以实现俄罗斯强国主义的理想。

　　注释：

　　[1][俄]B.O.克柳切夫斯基：《俄国社会各阶层史》，徐昌翰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6页。

　　[2][法]让·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2页。

　　[3][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第441、451页。

　　[5]郑桂芬：《冷战后美国学界的俄罗斯“重塑国家”研究》，载《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4期，第54页。

　　[6][美]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下)，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49页。

　　[7][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8]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5页。

　　[9][俄]雷巴科夫：《在俄罗斯的多神教》序言，转引自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页。

　　[10][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灵魂——别尔嘉耶夫文选》，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11]《20世纪俄罗斯历史》，莫斯科，1996年版，第586页。

　　[12]李英男：《俄罗斯权威主义的复兴》，载《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1期。

　　[13]雏形政党：当时俄罗斯政党林立，数量多如牛毛，有些政党闻所未闻，如爱情党、人民良心党、贫穷党(由乞丐、残疾人、失业者组成)、香蕉党、啤酒爱好者党等。而且，政党组织随意性极大，思想纲领杂乱无章，政党之间分化组合变幻莫测，以领袖组合政党的现象十分普遍。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党派很难称之为政党，因此暂且称之为雏形政党。

　　[14][俄]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载《参考消息》，2000年1月1日。

　　[15]姜毅：《社会转型与俄罗斯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载《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4期，第34页。

　　[16]李英男：《俄罗斯权威主义的复兴》，载《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1期，第33页。

　　[17]倪稼民：《国家权威在俄罗斯的变迁》，载《今日东欧中亚》，2000年第4期，第20页。

　　[18]张树华：《向市场经济过渡条件下的政治权威和政治发展问题》，载《东欧中亚研究》，1995年第4期，第33页。

　　[19][俄]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参考消息》2000年1月1日。

　　[20]俞正梁：《大国战略研究——未来世界的美、俄、日、欧盟和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页。

　　[21]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54页。

　　[22][俄]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参考消息》，2000年1月1日。

[责任编辑：刘庆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