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世纪之交的最后一天,在俄罗斯执政8年的叶利钦宣布辞职。对叶利钦功过是非如何评说,特别是有关俄经济转轨危机如此严重、时间如此之长的原因,至今尚存在不同的看法。普京成为俄第二任民选总统之后,他将把俄带向何处,他的经济转轨方向是走“第三条道路”,其内容是什么?普京在竞选时提出的富民强国战略能否实现,他为这个战

关键词：俄罗斯政治，叶利钦，普京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世纪之交的最后一天,在俄罗斯执政8年的叶利钦宣布辞职。对叶利钦功过是非如何评说,特别是有关俄经济转轨危机如此严重、时间如此之长的原因,至今尚存在不同的看法。普京成为俄第二任民选总统之后,他将把俄带向何处,他的经济转轨方向是走“第三条道路”,其内容是什么?普京在竞选时提出的富民强国战略能否实现,他为这个战略所采取的行动方针与政策,在推行过程中又将遇到哪些难题,这些是国内外关注的问题,也是本文力图回答的问题。

　　【关键词】俄罗斯;叶利钦功过;普京富民强国战略

　　【作者简介】陆南泉,193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博导。(北京　邮编:100007)

　　【中图分类号】D5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00)06-0026-08

　　1999年的最后一天,68岁的叶利钦已经站在21世纪的门槛,突然宣布辞职,作了精彩谢幕。在俄执政了8个年头的叶利钦说,俄在进入下一个世纪的时候,需要“新的政治家、新的面孔”,这指的是47岁的当时上任仅5个月的总理普京。普京成了代总统,他在2000年3月26日举行的第一轮选举中就获胜,成为俄罗斯第二任民选总统,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

一 对叶利钦执政年代的评说

　　不论对叶利钦采取褒还是贬的态度,应看到,叶利钦是个历史性的政治人物,是个谋略家,在俄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叶利钦在俄罗斯所以能执掌政权8个年头,绝不是因为他个性坚强,敢于冒险,敢于出险招怪招,而主要原因是,他推行的制度改革就大方向而言,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的,这8年的改革有进展也有失误甚至严重失误,从而民众对他往往徘徊在希望与失望之间。

　　从国内来讲,俄罗斯作为苏联继承国,他所继承下来的是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后来不断得到发展、加强的并已走进死胡同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因此,俄罗斯是一个面临着十分艰巨与复杂改革 任务的转轨国家。叶利钦在辞职讲话中说:“我已经完成了我一生的主要任务。俄罗斯将永远不会再回到过去,俄罗斯将永远向前迈进。”这里讲的主要任务,就是指8年来的制度性的转轨,冲垮了苏联时期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体制模式,形成了新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模式的框架。

　　8年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一党垄断、党政融合、议政合一、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等为特征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不复存在,而是过渡到以总统设置、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自由选举等为特征的西方式政治体制模式。这是政治体制的一个质的变化,是个历史性的进步,它有利于克服那种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的政治体制所存在的种种严重弊端,使广大俄罗斯人民得到在苏联时期不可能得到的民主与自由。也正是这个原因,在俄已形成的政治体制框架已为各政党与多数民众所接受,从而使这种转轨方向变得不可逆转,再恢复苏联时期的那种政治体制已不可能。

　　但要指出的是,叶利钦执政时期,在俄罗斯形成的新的政治体制有着严重的局限性与不完善之处,俄罗斯尚未成为一个现代的民主社会与民主国家,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俄总统权力过大,在很多方面实行的是“总统集权制”,不少重大政策的决定是由叶利钦个人作出,因此,往往带有叶利钦独裁的性质。[1]虽然在转轨初期的特定条件下,“总统集权制”有其积极作用,如能较快结束俄“双重政权”局面,总统在稳定政局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但“总统集权制”也有明显的负面效应,难以使政府和议会充分发挥作用,严重影响三权分立体制的实施,容易出现决策失误,这也是导致俄政局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2]二是政党政治尚不成熟,政党过多,1999年12月俄议会选举获准登记的党派就有26个。在议会占多数的党派无权组阁,政党的作用受到制约。这样,使政党在决定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方面难以发挥作用。三是俄公民在实现自己民主权 利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很多民主权尚难享用。

　　8年来,俄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很快冲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表现在:

　　1.激进的改革方式,选择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很快就冲垮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8年来,俄经济改革政策虽有某些调整与变化,但从其主导思想来看,是以货币主义理论为指导,选择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为改革目标。为此,在改革初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最大限度地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一次性大范围放开价格;实行严厉的财政货币紧缩政策;以无偿分配国有资产的方式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实行外贸与外汇自由化 等。俄政府从1993年开始对改革政策有所调整。特别是从1996年起,着手全面调整改革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是加强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不再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吸收社会市场经济的一些因素。

　　但是,不论是切尔诺梅尔金时期还是基里延科时期,由于经济政策受制于叶利钦总统与西方国际经济组织(特别是IMF),致使改革政策调整的余地很小,调整的难度则很大。

　　2.由于以较快的速度实现私有化,非国有经济在俄GDP中的比重已达到70%左右,从而打破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形成了私营、个体、集体、合资、股份制与国有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多元化格局,为多元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俄罗斯的一些政要还认为,通过私有化较顺利地实现了其政治目标:一是铲除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基础,使经济体制转轨朝向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变得不可逆转;二是培育与形成一个私有者阶层,成为新社会制度的社会基础的政治保证。

　　3.按西方国家模式,构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制。

　　在银行体制方面,俄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主体、商业银行与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二级银行体制。通过立法,明确了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实行利率市场化。

　　在财税体制方面,俄通过改革使国家财政向社会 共同财政转化,缩小财政范围。财政职能转变的重点是两个:一是财政作为政府行为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是解决市场不能满足的一些社会公共需要;二是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由以直接行政方法为主转向间接经济方法为主,因此,要强化财政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通过实行分税制,在联邦预算中建立转移支付项目。以增值税、利润税、个人所得税与消费税为主要税种的联邦、联邦主体和地方三级税收体制基本上已建立。

　　在外汇管理方面,由一开始实行的自由化转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在经济法规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4.确立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方向。由于俄经济与财政状况面临严峻的形势,这使得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处于十分复杂的局面,遇到严重的挑战,它关系到经济转轨能否顺利实现的大问题。不少经济学家把建立适合市场经济所需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视为经济转轨继宏观经济稳定化、经济活动自由化和国有资产私有化这三大支柱之后的第四大支柱。从这几年的情况看,俄在这一领域的改革是朝以下方向进行的:一是逐步放弃国家包揽一切的做法;二是在处理社会公平与效率的相互关系问题上,重点由过去的公平而忽视效率转向效率兼顾公平;三是实现社会保障的社会和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8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使俄罗斯摆脱经济困境,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为此,叶利钦在辞职讲话中,“恳请大家原谅”。他说:“我苦思该采取何种举措来确保国人生活得安逸,哪怕是改善一些。在总统任期内,我再没有比这重要的施政目标了。”

　　从对外关系看,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虽在执政初期出现了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的失误,但总的来讲,8年来,叶利钦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是为俄罗斯民族复兴服务的。叶利钦一直坚决主张多级世界,反对美国一国主宰世界。特别要指出的是,叶利钦执政8年期间,中俄关系有了很大发展,处于良性循环状态,是中苏建交50年来两国关系的最好时期,其最大的特点是在处理两国关系中体现了真正的平等。中俄关系的不断升级,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应该说叶利钦是有功的。

二　8年来俄经济严重恶化原因的总体分析

　　俄经济转轨8年来,不仅没有达到振兴经济的目标,反而使经济走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其原因是什么?不少人对此仅归结为实行激进式“休克疗法”的改革。长期以来,我一直不同意这个结论。我认为,俄经济的恶化是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必须历史地、全面地分析,切忌简单化。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3]一文中回答这个问题时写道:“目前这种困难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式的经济造成的后果。要知道在改革开始之前我们没有其他经济。不得不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在笨重的畸形结构的基础上实施市场机制。这不能不对改革进程产生影响。”“我们不得不付出代价,为苏联经济体制所固有的过分依赖原料工业和国防工业而损害日用消费品生产的发展付出代价;为不够重视现代经济的关键部门,如信息、电子和通信付出代价;为不允许产品生产者的竞争付出代价,这妨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俄罗斯经济在国际市场没有竞争力;为限制甚至压制企业和个人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付出代价。今天我们在收割那几十年的苦果,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苦果。”“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经济的意识形态化导致我国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走一条死胡同。偏离了人类的康庄大道。”与此同时,普京也写道:“毫无疑问,改革中的某些缺点不是不可避免的。它们是我们自己的失误和错误造成的。”我之所以引了普京上面这些话,因为我认为他讲的是符合实情的,我找不到理由来反对这些看法。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研究造成俄经济转轨危机如此严重、时间如此之长的原因。

　　(一)要从与苏联时期留下很深的危机因素联系起来加以分析

　　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经济继承了苏联经济,两者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导致俄经济转轨危机的因素中,不少是苏联时期留下来的,就是说,旧体制、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与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等习惯性作用在短期内不可能消除。在转轨过程中新旧体制的摩擦、矛盾与冲突比任何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国家都要尖锐和严重。这是因为:

　　1.苏联是传统经济体制的发源地,长达70年的历史。历次改革未取得成功,这样,经济问题越积越多,潜在的危机因素越来越增加。到了70年代,苏联经济已处于停滞状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使苏联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1990年出现了和平时期的第一次负增长,GNP比1989年下降了2.3%,国民收入下降4%。

　　2.长期走粗放型的发展道路,明显地影响了经济增长速度与效益的提高。早在1971年,苏联就正式提出经济向集约化为主的发展道路过渡,但一直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集约化的道路仍未取得进展。这种拼消耗、浪费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得不到改变,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3.苏联经济结构严重畸形,军工部门过于庞大,80%的工业与军工有关。这严重制约了俄罗斯经济的发展,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军火市场大大萎缩,军工生产处于减产和停产状态;二是庞大的军工企业进行所有制改造与向市场经济转轨要比民用企业难得多,因为军工产品的买主是单一的,即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难以起作用,政府订货一减少,军工企业便陷入困境,从而对整个工业企业产生重大影响。

　　4.苏联时期的经济处于半封闭状态,60%左右的对外经贸是与经互会成员国进行的。1991年经互会解散,导致俄与经互会国家的贸易锐减。与此同时,俄罗斯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难以扩大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这对俄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据有关材料分析,在经互会解散的1991年,苏联GNP下降的50%以上是与经互会方面经济联系遭到破坏造成的。这里还要考虑到苏联解体后,原各共和国之间地区合作和部门分工的破裂对经济产生的严重影响。

　　(二)转轨过程中的政策失误对俄经济的影响

　　俄罗斯实行的激进改革在以下方面加深与扩大了经济危机:

　　1.放弃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在俄转轨头几年表现得尤为突出。关于这个问题需要从三方面去分析:第一,从1992年初的情况看,俄在苏共被取缔之后,已不存在政治核心力量,当时政治体制在向“多党议会民主制”过渡,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和艰难的过程。另外,作为两个最高国家权力的总统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矛盾重重,夹在中间的政府其作用受到制约。第二,当时盖达尔主张,应该采取措施,以最快的速度形成自我调节和自我组织的市场经济,国家应最大限度地离开市场。到1994年2月10日,盖达尔在《消息报》发表文章还强调:“要尽最大可能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第三,在推行激进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是,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措施,往往与稳定经济的目标相矛盾。改革之初,俄罗斯经济正处于深刻的危机状态,原来的经济结构严重畸形,市场供求关系极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要求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除了通过间接的经济手段外,有时还需要一定的行政手段,以促使经济在短期内走向稳定。但快速地、大范围地放开价格,实行经济自由化,一般会使政府的间接调控和行政干预的作用大大减弱,甚至根本不起作用,这样不仅达不到稳定经济的目标,还会使经济更加混乱和动荡不定。事实证明,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初期和处于转轨危机的情况下,国家调控经济的作用往往需要加强,这关系到是破坏还是保护现有的经济潜力问题。

　　2.过度的、无区别的紧缩政策恶化了宏观经济环境,还危及企业的基本生存条件。俄罗斯在实行经济自由化特别是价格自由化过程中,为了抑制通胀,需要实行紧缩财政、货币政策,但俄罗斯没有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部门实行适度紧缩,而是全面紧缩,不加区分,结果造成投资大幅下降,1995年俄罗斯投资总额仅为1990年的25%。投资危机在经济危机中最为突出,因为俄罗斯经济基本上是粗放型的,经济的回升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增加大量投资来驱动。另外,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量的过度紧缩,使企业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而难以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实践证明,过度的紧缩政策既没有达到稳定经济的目标,也没有达到平衡财政的目标,俄罗斯经济危机与财政危机一直并存。

　　3.软性预算控制措施与软弱无力的行政控制手段,是俄长期解决不了的财政问题的重要原因。盖达尔不久前写了一篇文章,总结俄罗斯危机给转轨国家带来的教训。他认为俄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失误是:“软性预算控制措施与软性或不存在的行政管理限制灾难性地融合在一起”。[4]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软性预算措施是与硬性的行政管理措施共存的。由于每个企业都是某个庞大的统治集团的一部分,因此国家牢牢控制着经理的任用,还要确保这些经理完成赋予他们的任务,企业经理人员完全处于集权化的政治控制体系中,他们必须循规蹈矩。虽也有掠取企业财富的犯罪行为,但受到限制。而当这种集权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崩溃之后,对企业经理人员的行政控制也就瓦解了。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每年的税收计划往往只能完成50%左右,而大量的财政支出压不下来,财政危机不断加深。1998年“8·17”的一场金融危机是说明这一问题的典型例子。与此同时,还债的压力越来越大,并已完全丧失了偿还债务的能力。预算危机与沉重的债务压力,成了“8·17”金融危机的两个重要的直接因素。

　　4.国企改革中的失误,对俄经济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负面作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把过去统一的、过分集中的、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变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所有制关系。俄改革所有制结构,这是实行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一步。它在这方面的错误,不在于搞不搞私有化,而在于私有化的战略目标与方式等方面出了严重错误。第一,俄私有化首先是作为一项政治纲领提出来的,有其十分明确的政治动机。新上台的执政者,力图通过私有化根本改变所有制结构,以此表 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彻底决裂,尽快铲除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并形成一个广泛的私有化阶层。当私有化取得重大进展后,私有化的经济意义才突出出来。第二,为了实行私有化的上述政治目标,俄采取了强制的方法来改造国有企业,这样,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把企业推向市场,自然,这些企业不可能具有适应市场的应变能力。与此同时,也没有解决如何改变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问题。第三,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据一项调查,俄罗斯61%的新企业主曾经是党、政府、企业的精英成员。也就是说,私有化为原领导人与投机者侵吞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第四,私有化形成了以金融工业集团为核心的特权阶层,这一集团是俄当前寡头政治的基础。这一阶层对民主政治、经济发展前景并不关心,所关心的只是这个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而财产集中在少数政治特权阶层手中的结果是,使民主政治制度难以推行,造成社会严重的四分五裂,也使在这场改革中受益的人与未能受益或受害的人找不到共同语言,矛盾加剧。

　　5.苏联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垄断程度很高。在垄断没有打破的情况下放开价格,很难达到刺激生产的目的。企业、部门往往利用放开价格之机用提价的办法获得利润,而不是用增加生产的办法提高利润。

　　6.快速开放进入自由贸易体系极大地冲击了俄民族工业。俄在这方面的主要政策是:在外贸体制方面,打破旧体制条件下长期实行的国家垄断对外贸易,朝着尽快建立自由化的外贸体制方向发展;明确规定所有企业都有权从事对外贸易活动;减少按许可证及限额进出口商品的品种;实行卢布浮动汇率;同时加速经济开放等。俄采取上述措施,向国际市场开放时,立即使其面临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而俄产品又缺乏竞争能力。在这样的条件下,正如西方有些学者指出的:“俄一下子进入自由贸易体系与西方产品竞争,其结果很可能会使其经济彻底崩溃”。俄经济转轨以来,其轻工业、食品工业等部门几乎被冲垮,原因就在于此。

　　7.对西方的经济援助期望过高。俄在转轨初期,原设想只要沿着西方认同的改革方向发展,与社会主义决裂,就可获得西方大量资金。8年来的实践证明,西方的经济援助不仅数量有限并有苛刻的政治条件,援助的目的是为西方国家自身的安全利益服务的,即要使俄长期处于弱而不乱状态。近几年来,俄对此才有较为清醒的认识。

　　8.债务经济拖住了俄经济的发展。现普遍认为,8年来的经济转轨,在俄形成了典型的债务经济。这一经济形成的原因有二:一是过度的紧缩政策;二是从1995年开始俄改变弥补预算赤字的办法,即从原来向银行透支改为主要靠发行债券和借债的途径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债务经济从国内经济部门来看,主要反映在企业之间的相互债务和到期未偿还的银行贷款,即通常讲的三角债。俄三角债的特点是持续性,主要集中在生产部门而且数额大。1996年三角债约为GDP的50%,在工业部门为工业产值的80%。大量三角债导致支付危机和销售危机,最后是导致企业停工和破产。另外,俄逃税的易货贸易大大发展。可以讲,三角债是使俄经济难以步入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叶利钦讲过:三角债把俄经济压得透不过气来。切尔诺梅尔金讲过:当前俄的主要经济问题都与三角债有关,它是反映俄经济危机深度与强度的最明显标志。债务经济从对外经济关系来看,主要反映为俄外债大幅度增加,还本付息压力增大。

　　9.分配领域中的失误。市场经济要求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俄8年的经济转轨过程中未能实现这个原则。转轨一开始,由于盖达尔坚持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因此,在社会与分配领域,他坚持的政策是:国家只负责保护社会上最贫困的那部分居民。

　　这样,在废除苏联原有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同时,并未采取有效的社会公正政策来遏制各阶层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结果是:一方面产生百万、亿万富翁,另一方面占俄人口总数1/4~1/3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另外,国家基本上不能保证教育、保健与文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要求得到满足。这种分配政策,使得大量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大多数居民与政府处于对立状态。

　　这是社会不稳定、改革得不到支持、市场经济秩序迟迟建立不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10.政治环境的不稳定阻碍经济的正常运行。向市场经济过渡要求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法治建设必须要跟上。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开始阶段,经济过渡与政治过渡之间存在严重的脱节和不协调。1993年10月叶利钦炮打白宫以及政府的不断更 迭,不仅反映出政治体制的不成熟、不稳定及不定型,还反映出各种职能机构之间缺乏协调机制,失控现象十分严重。在这样的条件下,俄罗斯难以形成一个在实际社会中能贯彻执行的经济纲领,从而也就导致经济运行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这种复杂的、动荡不定的政局,一场接一场的政治风波,一直是俄罗斯经济难以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 普京的富民强国之路能走得顺当吗

　　普京是俄罗斯正处于数百年来最困难的历史时期、也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时期上任总统的。普京面临的形势是十分复杂的,其中经济问题尤为突出。在大选前的3月21日,普京在下诺夫哥罗德全俄国防工业综合体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稳定经济,这是最主要的任务,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普京提出了富民强国的竞选纲领,大声疾呼:战胜贫困,改善民众生活,要洗刷掉国家贫穷的耻辱,还国家以经济尊严。普京为了实现富民强国的纲领,必将在经济转轨、经济思想与发展政策等方面提出新思路和新方针。

　　(一)经济转轨走“第三条道路”

　　从普京发表的各种政策声明与纲领综合分析来看,他在经济转轨方向性问题上一方面坚持继续走市场经济道路,1999年11月普京就明确地说:“我相信,只有市场经济能让我们实现目标。政府必须把市场经济改革一直进行下去,直至市场经济能够全面运作时为止。”[5]2000年1月18日,普京在新一届杜马的讲话中也表示了俄将广泛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政策,他敦促国家杜马批准久拖未决的土地私有化。[6]另一方面,在坚持继续推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前提下,在总结叶利钦时期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失误的基础上,普京在1999年年底提出将“领导俄罗斯走向一条既不盲目信奉自由主义,也不重新推行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他还认为:“我们只有把市场经济的原 则与俄罗斯现实生活中的民主自然地结合起来,才能拥有一个有价值的未来。”

　　1.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内容

　　普京提出的在经济转轨方面的第三条道路有多层次的含义,主要反映在:

　　增强由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向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转变的力度,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这一点,普京在其《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指出:“俄罗斯必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这并不是说要重新实行命令式计划和管理体系,由无所不管的国家从上至下为每个企业制定出工作细则。这是指让俄罗斯国家政权体系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利益保持平衡,确立合理的社会发展目标和规模、为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的机制。”[7]为了使国家在调控经济方面起作用,普京还强调要建立强有力的国家,采取果断措施整顿国家秩序,以树立国家的权威,建立严格和公认的规则,以防止出现经济和社会政策在贯彻过程出现间断现象。

　　在经济转轨的方法上,今后“只能采用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8]切忌90年代机械搬用西方经验的错误做法,强调俄罗斯必须寻觅符合本国国情的改革之路。

　　重视社会政策。普京强调:“对俄罗斯来说,任何会造成人民生活条件恶化的改革与措施基本上已无立 足之地。”因为,俄国内出现了十分普遍的贫困现象。1998年初世界人均年收入大约为5000美元,而俄只有2200美元,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指标更低了。改革的这些年来,工资在俄GDP中所占的比重已从50%下降到30%。[9]他在竞选纲领中还呼吁:要及时支付退休金,尽可能地帮助贫困人。普京还指出:俄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是个尖锐的社会问题,政府应制定新的收入政策,新政策的目的是在增加居民实际收入的基础上确保居民的富裕程度稳步提高。

　　要有经济发展战略。在过去实行经济自由化、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没有切实可行的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次普京强调,为了使俄罗斯有信心走出危机,走向振兴之路,增强国内凝聚力,需要制定15~2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为此,普京认为,先要做的一件事是摸清俄罗斯的家底,只有这样才能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才能认识到哪些计划任务是真正可以实现的。[10]据透露,普京正在制订一项10年经济发展计划。

　　2.经济思想理论的转变

　　经济转轨走第三条道路,它反映了近几年来在经济思想理论方面的变化。在俄经济转轨起步阶段,指导经济转轨的是西方货币主义理论,推崇与以此理论在俄推行经济改革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盖达尔、亚辛和丘拜斯等人。他们所积极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私有化 和反对国家介入经济等政策,在改革方式上采用激进的休克疗法。由于没有考虑到社会制度变革的规律性,忽视俄罗斯国家民族与社会经济的特点,因此经济改革未获得成功,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反对。在这样的条件下,制度经济学理论日益引起俄经济学界的重视。俄制度经济学派已提出以下的看法:“制度性转轨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它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国家在制度变迁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转轨的成功而言,重要的是要找到国家与市场相互作用的有效形式,即国家是促进而不是限制市场的发展;明确可靠地保护所有权,允许所有权的多种存在形式;在剥离旧制度之前,应当采取渐进改革并等待经济转轨的完成,而不是尽快地摧毁旧制度;转轨的目标是要建立以社会为导向的市场和拥有强大的中产阶级的市场关系。”1997年在俄已出版了制度经济学的俄译本,并指定为经济学专业的必读书目。

(二)实现第三条道路的行动方针与经济政策

　　富民强国战略的实现,一方面需要坚持经济转轨符合俄具体国情的第三条道路,另一方面还必须有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提出了以下七个行动方针:

　　1.刺激经济的快速增长。普京强调,俄今后要快 速发展经济,如能以8%的速度增长,人均GDP就有可能经过15年赶上葡萄牙和西班牙,如增长速度为10%,就可达到英国和法国的水平。而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增加对产业部门的投资。为此,普京主张实行一种纯市场机制与国家刺激措施相结合的投资政策,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

　　2.推行积极的工业政策。普京强调,在21世纪俄经济的发展水平都将首先取决于那些立足高科技、生产科学密集型产品的部门的进步。因为当今世界90%的经济增长靠的是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3.实施合理的结构政策。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经济结构畸形,所有制结构单一是其经济最突出的 问题。正如经合组织一篇报告指出的,若不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改革,俄经济就难以出现持续增长。另外要看到,这几年来俄一直忙于处理眼前问题,而总是把经济结构改革这一带有长远意义的改革放在后面,从而使这方面的改革更加困难。[11]

　　4.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完成一系列复杂的工作,如提高作为国家最重要经济手段的预算的效率;改革现行税制;解决三角债和杜绝易货及其他冒牌的货币结算方式;保持低通胀率和卢布汇率的稳定;建立规范的金融和证券市场,使其成为融资渠道;改组银行体系。

　　5.取缔影子经济,打击各领域特别是金融信贷领域的有组织的经济犯罪。在俄GDP中影子经济占40%,而发达国家占15~20%。

　　6.实现俄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普京强调,如果俄不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俄不可能达到先进国家经济和社会进步所达到的那种高度;同时也强调,俄参与一体化过程必须循序渐进,必须保护本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参与经济一体化的基本方针是:国家积极支持俄企业与公司的对外经贸活动,成立联邦出口支持署,为俄生产厂家的出口合同提供担保;抵制国际商品、服务及资本市场对俄歧视行为,要制定和通过反倾销法;使俄罗斯加入国际对外经济活动调节体系,首先是加入WTO。

　　7.推行现代化的农业政策。不论是苏联时期还是现在的俄罗斯。农业一直是拖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后腿的一个落后部门。为此,普京认为:“没有俄罗斯农村的复兴,没有农业的振兴,就不可能有俄罗斯的复兴。我们所需要的农业政策必须能够把国家扶持和国家调控措施同农村及土地所有制方面所实行的市场改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三)实行富民强国经济纲领困难重重

　　普京十分顺利地当上了俄新总统,但绝不意味着,在实现他竞选纲领中强调的走富民强国之路亦会走得顺顺当当。普京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难题。从经济转轨与发展政策来看,最为棘手的问题有:

　　1.普京如何面对各路寡头的围追堵截。1996年以来,叶利钦与寡头们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因此,这个问题的困难与复杂性反映在多层面上:一是普京任总统后,一方面要保证叶利钦执政时期进行的制度性变革的方向不发生逆转,使这个进程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又要对叶利钦时期形成的制度所存在的严重弊端进行重大调整。如果调整力度过大过强,就会危及叶利钦在俄的政治影响。谁都清楚,没有叶利钦的提携就没有普京的今天,没有叶利钦的呵护,普京的明天也难以设想。叶利钦退而不休,扶普京上台,自然还要送上一程。看来,叶利钦的衣钵普京还要捧上不短的一个时间。如果普京对叶利钦时期形成的制度不作大的调整与改善,那么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又难以解决。二是普遍认为,叶利钦及其家族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他的家庭与各路寡头的关系是割不断,理又乱。在此情况下,普京如果在惩治经济犯罪等腐败问题上采取严厉措施,必将与叶利钦及其家族发生剧烈的利益冲突,从而必将影响普京的地位。普京1999年底任代总统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发布命令,向前总统及其家人提供安全保障。这本身反映了普京地位的脆弱性。如果普京在整顿社会经济方面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那么严重的经济犯罪、黑社会、犯罪团伙和影子经济等问题不可能解决,社会经济的发展仍处于混乱、无序状态,必将制约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三是普京如何对待各路寡头本身的问题。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产生了寡头,他们在1996年总统大选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叶利钦的同时,也控制了俄经济和新闻媒体。1998年“8·17”金融危机后,寡头势力虽削弱了,但并不是没有力量了。普京要整顿经济秩序,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这并不符合寡头们的利益。各路寡头正是从无序的经济中猖狂地掠夺国家财产的。正如俄有些专家说的:“寡头们的想法很简单,对付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更容 易,他们可以在混乱中填补权力真空。”十分明显,寡头的巨大利益与普京上台后推行的民富国强纲领是相违背的。正如丘拜斯说的:俄罗斯社会今后的主要政治分歧不再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分歧,而是两种资本主义的分歧。一种是自由资本主义,它的基础是法制和能确保与执行法律的强大国家;另一种是现在的官僚和任人惟亲的资本主义。普京要把俄罗斯现存的后一种资本主义转变为前一种资本主义,有漫长的路要走,并且在这条路上充满着荆棘。一旦出现寡头们“移情别恋”,就不可能不对普京的地位产生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普京在其竞选纲领中提出,在俄优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保护市场,使其免遭达官显要和犯罪分子的非法侵入。”

　　2.车臣问题。普京一任总理,就在塑造自己行动果断、铁碗人物的形象,并全力体现以爱国主义面貌出现的民族主义。这些都集中在解决车臣问题的行动上。从军事上讲,车臣问题已基本解决,这是普京赢得总统大选的重要因素。但车臣问题的最终解决只能是政治解决。而要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一是车臣问题不是孤立的。苏联解体后,高加索地区5个共和国一直动荡不定,这个地区住着几十个有着自己语言和民族传统的部落,对莫斯科的反抗已长达几个世纪。二是这里生活非常困难,失业率很高,过去可以去西伯利亚打工谋生,现在这种机遇也没有了。这里的男人以打仗为天职。三是车臣已成为民族分离主义、极端宗教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重要立足点,这里70%以上的人口为穆斯林人,有很强的排他主义。俄中央政府在政治上实行控制是十分困难的。四是由于车臣靠近里海,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因此,西方与阿拉伯国家不会轻易地让俄全面控制这一地区。普京上台后,必将继续加强对车臣控制的力度,但很难使这一地区稳定下来。因此,普遍认为,目前的车臣状况离实现有保障的和平有很远的距离。不排除不断出现事端 的可能性,如果得不到政治解决,仍将是影响俄政局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而也将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与寡头的关系和车臣问题,迫使普京像杂技演员一样要走一段钢丝,能不能走好,要看普京的技艺了。

　　西方评论家也明确指出:车臣问题和对寡头政治家的依赖可能不利于普京顺利实现其长期目标。[12]

　　3.经济本身的问题。实施上述7条行动方针与政策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俄发展经济的条件十分严峻,主要表现在:民族的忍耐力、生存能力和建设能力都已处于枯竭的边缘;90年代俄GDP几乎下降了50%;经济结构更加原材料化,燃料工业、电力工业、黑色和有色冶金工业在工业生产中占50%,而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超过70%;70%以上的机器设备使用期已超过10年,这个指标高于经济发达国家的一倍以上;有竞争能力、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大大减少,在国际市场所占的比重不到1%,而美国占36%,日本占30%。俄只有5%企业在搞新产品开发,而且规模很小;最为重要的是缺乏投资,上述7个方针与政策的实施,无一例外的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投资危机在俄表现得最为严重,1998年的投资额仅为1990年的22.3%。因俄投资环境恶劣,外国投资者一直持观望态度;目前俄欠外债1580亿美元,外债的还本付息压得俄喘不过气来。至于普京强调的俄存在的各种潜力与资源,要使其变成现实的生产力,也是有条件的。现在,俄罗斯广大居民对普京振兴经济抱有很大期望,如果长期解决不了社会经济问题,谈不到民富国强,人们就会失望,这必将影响普京的威望。

　　[收稿日期:2000-03-27]

　　[责任编辑:刘庆芳]

　　注释：

　　[1]叶利钦的独裁与斯大林时期的独裁有着很大区别,前者更多的是着眼为了控制各种权力机关,不针对广大民众,尽量给予民众民主自由;后者是对所有不同政见者加以镇压,直至在肉体上加以消灭。

　　[2]叶利钦在8年里,撤换了7个总理、9个财长、6个内务部长和3个外交部长。

　　[3][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季刊:《金融与研究》,1999年6月号。

　　[5][俄]《生意人报》,1999年11月6日。

　　[6][英]《泰晤士报》,2000年1月19日。

　　[7][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8][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9][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10][俄]《消息报》,2000年2月25日。

　　[11]参见法新社巴黎2000年3月8日英文电。

　　[12][英]《金融时报》,2000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