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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普京主义”是由普京及其侧近政治精英倡导并开创的俄罗斯所特有的“克里斯玛”型政权组织形态的变种，其特征包括但又不限于高度集权的总统制及领袖崇拜、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和主权民主意识形态的交织与融合，而且仍在持续的演化。2012 年俄罗斯总统选举的结果标志着俄罗斯梅普组合“双头政治”格局的结束以及始于 2000 年并可能持续至 2024 年的“长普京时代”新阶段的开始。以强国、威权为主要特征的“普京主义”或将继续左右俄罗斯的政治生态。“普京主义”不同于经典意义上的“全能主义”和“威权主义”，而是俄罗斯转型时期的产物。普京通过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制度安排，克服了叶利钦时期俄罗斯转型的“制度陷阱”，摆脱了国家治理危机，满足了俄罗斯民众对于秩序、稳定和发展的期许，从而在俄罗斯形成了特殊的“普京多数”现象，构成了“普京主义”的社会基础。然而，俄罗斯经济的稳定发展催生了新中产阶级的兴起，选民结构的代际变化，以及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勃兴，逐渐消解了“普京主义”的正当性。随着一个与“普京多数”针锋相对的“去普京多数”群体的崛起，普京政权正面临着日趋严峻的挑战，可能出现五种不同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普京主义 全能主义 威权主义 普京多数 抗议运动 前景

　　【中图分类号】D73/77.09(51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2-0166-(25)导 言

　　俄罗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移植”到普京执政以来的“第二次转型”，乃是第四波转型浪潮中的一个典型个案。[1]其中，梅普组 合在 2008 年的横空出世，当是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尽管在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期间，所有人都意识到普京始终在牢牢把握着俄罗斯的权力之舵，但外界依然持续猜测梅氏的政治定位及 2012 年俄发生政权嬗变的可能性。

　　对于梅普组合中梅德韦杰夫的角色，俄罗斯国内外政界和学术界在过往四年主要有以下看法：一是梅德韦杰夫将作为“普京的影子”。普京本人仍是俄的实际掌舵人，梅氏仅作为普京路线的操盘手，为普京在适当时候重返总统宝座铺路搭桥。梅德韦杰夫的当选不会改变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普京轨道”。二是成为“软版普京”。在不改变普京路线总体框架的前提下，梅德韦 杰夫将拥有自己相对自由和温和的治国理政思路。但他不会比普京更容易打交道，两人从本质上看都是坚决捍卫俄国家利益的“爱国者”。三是将成为“戈尔巴乔夫二世”。西方对梅德韦杰夫有关加强自由和公正原则、发展强有力的公民社会、加强新闻自由、维护私有制、加强市场经济等表态极为关注，认为梅德韦杰夫如果能全面掌权，他将成为推动俄民主发展的“最后一次机会”。预期梅德韦杰夫的内政外交将与戈尔巴乔夫改革前期类似。四是梅德韦杰夫将成为“双重沙皇”机制的一个权力中心，俄将呈现出与历史上 “接班政治”路径迥异的新发展道路。由于梅—普二人长期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以及私下协商的机制保障，强总统和强总理双强并峙的权力分配模式不会导致俄出现混乱。五是梅氏将成为俄“真正的领袖”。这种情境的前提是承认俄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规律是继任者总是否定前任，认为从斯大林推翻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起，到普京背离叶利钦的路线止，权力的“否定之否定”始终在俄政治史上发挥作用。俄罗斯唯一的权力中心只能是克里姆林宫，普京离开了就是永远离开了，俄不可能走回头路。这种猜想假定，即便梅德韦杰夫本人对普京忠心耿耿，其侧近人士也会因新的集团利益而劝进。 在梅德韦杰夫任期过半后，普梅矛盾重重且渐行渐远的“幻相”一度成为预测俄权力转移的主要设定情境。[2]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俄罗斯国内和外部世界而言，2011 年 9 月 24 日至 2012 年 3 月 4 日绝对是一个颇具重要意义的政治周期。这一周期肇始于俄罗斯总理普京和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年会上公开宣布 2012 年的选举政治安排，即梅德韦杰夫宣布放弃参选连任，支持普京来年竞选总统，而普京宣布一旦自己当选，将任命梅德韦杰夫为总理。最终，在 2012 年 3 月 4 日的总统选举中，普京以 63.6%的得票率当选为新一任俄罗斯国家元首。由此，2007 年为遵循有关总统不得连任两届以上的宪法规定而推出的梅普组合还原为普京主导的权力格局。普京的“王者归来”使全世界和俄罗斯选民共同体验了一把“俄式民主”的样板戏。

　　外界此前有关俄罗斯政治未来的种种猜测，特别是西方原本期待的“2012 梅普对决”，在去年 9 月就已注定不可能发生。当今俄罗斯政坛“普京单极”的政治格局似乎将从制度上进一步固化。[3]

　　按照修正后的宪法，总统任期为六年，假定 2018 年普京能获得连任，那他就将有望超越勃列日涅夫，成为继斯大林之后执政时间最长的俄罗斯领导人，这也意味着梅普组合短短四年“双头政治”格局的正式终结以及始于 2000 年并可能持续至 2024年的“长普京时代”新阶段的开始。俄国内外各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从普京选前的种种政治宣言看，其执政的基本理念和逻辑在俄罗斯新的政治周期中仍将保持较为稳定的延续性。[4]这意味着以强国、威权为主要特征的“普京主义”（Putinism）将继续左右俄罗斯政治生态，并可能在未来继续积淀、生长乃至日益固化。与此同时，苏联解体 20 余年来俄罗斯社会结构的变迁，尤其是俄国式中产阶级的兴起，包括因完全成长于后苏联时期的青年选民的加入而导致俄选民结构的代际变化，对“普京主义”已经形成了直接的冲击。2011 年底杜马选举结果公布后复苏、并一直蔓延至此次总统选举期间、并有可能将长期存续的抗议运动，即是这一现象的明证。而其中所展现的各种反对普京当局的力量将成为“普京主义”固化的干扰因子。在涌上街头的示威者看来，此次杜马选举是政府“为了获得政权不择手段”的“肮脏行为”，不具备“合法性”。[5]

　　这场“长普京时代”至今未有的以反“普京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运动正在越来越多地获得国际学界的关注，这主要是因为过往对普京体制的研究更多是着眼于精英及其思想谱系的考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当代俄国政治的敏感度。人们开始反思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比如威权导向辅以民主要素的混合政体究竟会给俄罗斯带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还是会导致俄罗斯民主在“历史偏离”之路上渐行渐远；俄罗斯中产阶级是否将因循一般欧美社会中产阶级的发展轨迹而逐步演进，他们具有怎样的政治特征和社会角色，又能否对未来俄罗斯政治的议程设置产生重大影响；在俄罗斯民主发展的路径中，各类相关的范畴在具体给定的社会结构中将如何发生相互作用：比如，普京政权的宪政安排能否在长远时段内始终与俄国实际发展的需求相匹配并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等。

　　本文试图在上述问题集群中选取普京执政正当性的社会基础作为研究对象，拟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在俄罗斯社会结构和权力体系的张力日趋明显的情境下，俄罗斯政治生态在未来中长期内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这是一项针对“长普京时代”俄罗斯社会结构变迁与“普京主义”的政经议程之间互动关系而进行的一项初步的实证研究，旨在说明作为执政支柱的“普京多数”[6]

　　与普京政权在内政外交方面选项之间存在的相互制约、相互给定的关系。基于上述研究内容，本文的总体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对“普京主义”作 简要的文献回顾，并将其与经典意义上的“全能主义”和“威权主义”进行比较；第二部分探讨作为“普京主义”社会基础的“普京多数”现象及其基本特征；第三部分以 2011 年底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和 2012 年总统选举作为背景，比较叶利钦时代与“长普京时代”俄罗斯抗议运动的差异性及互联网在其中的作用；第四部分集中讨论俄罗斯未来政治生态可能的发展情境。

一、“普京主义”VS“全能主义”与“威权主义”

　　自普京 2000 年入主克里姆林宫以来，“普京主义”（Putinism）逐渐成为理解当代俄罗斯政治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从目前已有的文献资料看，美国《纽约时报》当是这一术语的原创者和首倡者。该报早在 2000 年 1 月，即普京被叶利钦在新千禧年前夕出乎意料地宣布为代总统之际，即发表了题为“普京主义浮出水面”的分析文章，根据普京的过往经历和个人特点预告新政权的基本特征。[7]此后，“普京主义”逐渐被俄罗斯国内外各界广泛使用，成为描述普京体制的重要词汇。[8]而其内涵和外延也随着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内政外交实践而不断演化。

　　整体而言，各方对此概念的理解和认知有着较大的差距。相对地，俄罗斯国内和我国学者对“普京主义”的解读更趋正面，多认为这是一种融合斯大林式的领袖崇拜、共产主义、克格勃精神和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变体。而西方学者则更多持批评立场，强调“普京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斯大林主义在 21 世纪的借尸还魂，认为公民社会的缺失和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模式导致俄罗斯政治系统存在极大的危险。[9]换言之，俄罗斯国内外的基本共识在于，都意识到“普京主义”是一种迥异于叶利钦时期的政权体制，但对其走向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似乎俄只能在重归“全能主义”体制和具有本土特征的威权体制之间徘徊。 在笔者看来，“普京主义” 是一种尚未被政治学充分研究的、由普京及其侧近政治精英倡导并开创的俄罗斯所特有的“克里斯玛”型政权组织形态的变种。尽管它源于旧体制，甚至某些历史痕迹仍顽强地寄生其上，但本质上已经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形态。其特征包括高度集权的总统制及领袖崇拜、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和主权民主意识形态的交织与融合，而且仍在持续地演化。应该注意到，“普京主义”既不同于经典的“全能主义”，也与一般意义上的“威权主义”体制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与全能主义模式相比，“普京主义”的特征有诸多不同之处：第一，没有发挥绝对垄断作用的“党—国”体系及国家对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统俄党既缺乏苏共的治理效率，也不是单纯地重复其功能和设置，而只是为选举而诞生的政治组织而已。[10]

　　其二，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政治体系没有能解释一切的意识形态工具，缺乏共产主义理念的“政治宗教”效用。自叶利钦时期起，俄宪法已经明确规定放弃国家意识形态。即便是对于被外界普遍解读为普京意识形态内核的“主权民主”，普京本人也并非完全认同。[11]

　　第三，尽管普京执政团队的来源多与强力部门及“彼得堡帮”相关，但并未建立起苏联式的干部储备的罗名制（Nonmenclatura）制度。[12]通过公务员制度等行政改革，俄罗斯正在试图将科层官僚制内化为本国政治的核心制度。[13]

第四，目前，俄罗斯尽管对反对派活动多有限制，在民主权利的保障方面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但已没有大规模的镇压和出于制造恐怖效应的官方宣传。[14]以新闻管制为例，普京当局尽管对电视节目的掌控较为严格，但对其他电子及平面媒体较为宽松，尤其是对互联网的监管基本上秉持了“自由优先”的原则。

　　第五，俄罗斯经济领域已经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机制。[15]即使是普京任内，特别是 2003 年以来在战略行业领域实现了国家的参与、介入乃至控制，但计划经济及与之匹配的国家主导的分配体系已经成为历史[16]。

　　第六，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社会形态不是完全封闭的，而至多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半封闭状态。由于普京当局强调维护互联网的自由，尊重宪法赋予个人和公民在获取和使用信息方面的权利和自由，并将这种“互联网自由”视为推进“创新经济”的重要力量源泉和与西方主要大国构建“现代化同盟”关系的重要内容和象征符号，俄罗斯的互联网及社交网络等新媒体获得了蓬勃发展。[17]俄公共政治空间正处于形成之中。[18]

　　第七，当代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实现本国核心利益和战略存在的对外扩张，并为此建立起基于缓冲区和势力范围的以宗主国—仆从国差序格局为核心的盟国体系，而更多是致力于构建一种以防御功能为优先的针对外来干涉的“防疫线”。[19]

　　将“普京主义”与“威权主义”作对比相对更为困难一些，主要的原因在于，后者作为概念本身具有比布热津斯基等“苏联学”权威学者所给定的“全能主义”更丰富的种类和内涵。显然，“普京主义”不同于历史上带有专制传统的威权主义，与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转型时期的威权主义颇有差别，也不同于拉美国家在上个世纪的军人专制体系。 可以说，与经典的威权主义相比，普京政权的特性在于：

　　　第一，体制的“伪个人化”而非绝对意义上的“个人化”。国际学术界多将“普京主义”描述为一个普京决定一切的权力结构安排，其他精英完全扮演从属和附和角色，而政府仅仅是一个只管执行而无决策权的技术官僚部门。但实际上俄权力体系的功能分配绝非如此简单。普京固然拥有俄罗斯其他政治精英难以企及的政治权威，但它并不能保障普京远离俄罗斯官僚体制的制约。相反，普京本人与其侧近人士乃至整个官僚体系已经形成了相互依赖进而相互制约的关系。[20]换言之，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是在帝国和民主之间选择了民主，叶利钦是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选择了市场，那么普京则是在官僚体系与寡头之间选择了官僚。而官僚体系的强劲扩张，已经将普京深深卷入到俄罗斯权力体系的大网中难以自拔。

　　第二，回归俄罗斯传统的声音上升，社会思想趋于保守化。但这种倾向更多地体现出对过往历史、文化和宗教等传统要素的话语借用，主要目的是针对俄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的整体精神需求，而不是类似于伊朗等中东国家的“传统主义”。俄罗斯最大宗教东正教和第二大宗教伊斯兰教的政治影响始终被普京当局严格限制，更多是被用于推动反西方价值观、确认本国特殊道路、追溯历史进程中的崇高声望等，而非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支柱。第三，在大规模的腐败急剧飙升的情况下，出于维系和巩固政权的正当性而在政治话语和实践中致力于推进反腐败工程。对于卡扎菲、萨达姆等体制而言，并不需要通过执政精英的定期更替等形式来俘获这种正当性，而俄当局不能不屈从于这种压力并对自身权力作一定程度的自我限制。

二、“普京主义”的正当性与 2000-2008 年的“普京多数”

　　要考察“普京主义”的社会基础，不能不提到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正是在叶利钦的政治和经济遗产基础上，普京带领俄罗斯重新出发。毋庸讳言，叶利钦时代对于俄罗斯整个发展史和俄罗斯民族而言都是悲剧性的，有学者甚至认为“是俄罗斯民族近 300 年历史中最暗淡的时期之一”。[21]

表 1 俄罗斯宏观经济基本数据表（1990-1999年）

数据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1	1999
GDP 比较（%）
上一年	97.0	95.0	85.5	91.3	87.3	95.9	96.4	101.4	94.7	106.4
1989 年	97.0	92.2	78.8	71.9	62.8	60.2	58.0	58.8	55.7	59.3
工业生产比较（%）
上一年	99.9	92.0	82.0	85.9	79.1	96.7	95.5	102.0	94.8	111.0
1989 年	99.9	91.9	75.4	64.8	51.3	49.6	47.4	48.3	45.8	50.8
农业比较（%）
上一年	96.4	95.5	90.6	95.6	88.0	92.0	94.9	101.5	86.8	104.1
1989年	96.4	92.1	83.4	79.7	70.1	64.5	61.2	64.5	62.1	56.1
上一年	100.1	84.5	60.3	88.3	75.7	89.9	81.9	95.0	88.0	105.3
售贸易（%）
上一年	112.4	95.3	100.3	101.6	100.2	93.8	100.3	104.9	96.8	94.2
1989 年	112.4	107.1	107.4	109.1	109.3	102.5	102.8	107.8	104.1	97.9消
消费价格（%）
1989 年	112.4	107.1	107.4	109.1	109.3	102.5	102.8	107.8	104.1	97.9
上一年	260.4	260.8	939.9	315.1	231.3	----	121.8	111.0	184.4	136.5
居民实际收入%
1989 年	---	120.9	52.5	116.4	112.9	85.0	100.6	105.8	84.1	87.6
上一年	--	120.9	52.5	61.6	69.0	58.6	58.9	62.4	52.3	45.1

　

　　资料来源：Вопросы статистики. 2002. №.9. С.55.

　　政治上，叶利钦时代的标志是激烈的社会冲突、残酷的民族纷争、复杂的权力争夺，整个社会陷入长期动荡。经济上，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于独立之后直至1998年持续的经济危机是整个20世纪俄历史上最深刻的经济危机之一（具体指数参见表1），一些指标甚至要超过1918-1921年俄国内战争时期。[22]外交上，叶利钦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其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一落千丈，沦为一个“地区性大国”。俄罗斯本来希望通过加入西方阵营来实现自身利益，但西方却对它施加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并在地缘政治上不断蚕食、侵吞俄的传统势力范围。[23]

　　毫不夸张地说，俄罗斯在过去两个半世纪以来第一次不是以一个传统的世界大国的身份进入全新的 21 世纪。普京就是在这样一种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走上俄罗斯权力巅峰的。“他接受的是一个烂摊子”。[24]正如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所指出的：“弗拉基米尔·普京是在国家处于非常条件下上台执政的。俄罗斯经济衰弱，国家政治上软弱无力，而且出现联邦解体的危险，这一切汇合成一个危险——似乎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国家复兴，国民已经厌倦了 20 世纪的诸多尝试。这种情况下普京总统和他的班子就负有特殊责任。”[25]所以，“普京主义”的正当性在很大意程度上取决于普京对叶利钦时代各项遗产的克服程度。

　　目前看来，普京任内，尤其是 2000-2008 年两个总统任期内的最大成就，可能是其针对俄民众对秩序、稳定和发展的期许，采取了新的、不同于纯粹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制度安排。在相对较为有利的国际市场环境下，普 京治下的俄罗斯较为轻松地摆脱了国家治理危机，克服了叶利钦时期俄罗斯转型的“制度陷阱”，成功实现了普京时代的“第二次转型”。[26]

　　这种为普京长期执政提供重要社会基础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第一，俄罗斯在普京前两个总统任期内消解了俄所面临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危机相互作用的“系统性危机”，告别了苏联解体以来的混乱，在国内发展方面也重新崛起为“受尊重的大国”；第二，提升国民生活水平，使“第二次转型”的经济成果惠及俄罗斯社会的大多数人；第三，为俄的重新崛起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政治和心理前提；第四，在复杂的国际和地区格局重组中重 振了俄的大国地位，稳固乃至提升了俄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的议程设置能力。在此过程中，普京逐渐演变为俄罗斯“稳定”、“秩序”和“发展”的最重要象征符号，这是普京支持率始终居高不下的最关键因素。

　　也正是在这一时间段内，俄罗斯社会形成了特殊的“普京多数”现象，即普京支持者在俄罗斯社会结构中占据主体地位。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从2001 年起，“普京多数”对“普京主义”怀有无上敬意并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的基本出发点即是：“现在俄罗斯国内形势正在正常化，这要归功于普京。对我们而言，这意味着可以找到工作并正常度日。”[27]当时，几乎所有在此期间就业的青年一代都自动成了“普京主义”的拥趸。

表 2 俄历代领导人功过专家评估表

	治国结果评估（分）
	与国有功	与国有害	治国得分
尼古拉二世（1894-1917）	14	6	+8
维特（1905-1906）
斯托雷平（1906-1911）
克伦斯基（1917）	2	3	-1
列宁（1917-1924）	23	22	+1
斯大林（1924-1953）	19	36	-17
赫鲁晓夫（1953-1964）	11	13	-2
勃列日涅夫（1964-1982）	9	7	+2
安德罗波夫（1982-1984）	20	2	+18
契尔年科（1984-1985）	3	4	-1
戈尔巴乔夫（1985-1991）	9	45	-36
叶利钦（1991-1999）	12	31	-19
普京（2000-）	26	6	+20

　　资料来源：Федоренко Н. П.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веков. М.:2003. С

　　普京得到社会各阶层如此广泛的支持，是俄罗斯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一种独特现象。他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截然不同于以往的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他的形象是建立在“我们中的一员”、“和大家一样”这种原则基础上的，而非“超凡脱俗的神”——传统俄罗斯当权者的形象。2000-2008 年间，普京在俄罗斯人中的威望可谓“如日中天”，这使他的权力更加稳固。相应地，与他个人名字紧密相关的“普京主义”也受到民众的热烈追捧。俄罗斯独立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俄罗斯过去 100 年的历任国家领导人中，普京在个人魅力、受尊敬程度和容易亲近程度 3 项中的总分为 76 分，成为最受俄罗斯人欢迎的总统。（参见表 2）这一时期普京的支持率一直在 70%左右，并一度接近 80%，这在俄罗斯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可以说，普京借助于“普京主义”的积极效应，在俄罗斯逐步建立起一个以其为中心的单极权力机制。正因为如此，决定普京是否连选连任的“2008问题”到普京第二任期之初即已成为俄国内政治生活的热点话题。俄精英和普罗大众多将此和“普京主义”的延续性和俄罗斯重新崛起的可能性联系在了一起。2006 年 7 月 20 日，俄联邦北奥塞梯共和国“和谐与稳定”运动宣布，酝酿提议将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改为三届。该政治团体声称，到 2006年 12 月 15 日之前，俄可能就普京连续第三次担任俄总统的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并称已有 56 个联邦主体支持该倡议。[28]

　　此时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9%的俄罗斯人支持修改宪法，让普京再次连任总统。如果真的举行全民公决，那么很有可能会出现普京再次“黄袍加身”的结局。但普京并不赞成修宪，并表示不参加 2008 年的总统选举。面对民众的盛情挽留，他去意已定：“我要感谢俄罗斯人民对我的信任，但是这并不符合我自己内心的意愿。如果我带头违反关于总统任期的法律规定，我还怎么要求其他人遵守国家的法律。”这种尊重宪法的立场赢得了俄罗斯选民的高度认可，也使得在 2008 年梅普组合出现后普京的政治支持率仍始终居于高位。事实证明，普京最后选择了2006 年俄罗斯议会上下两院议长的公开建议，即遵守俄罗斯宪法的规定，普京不是在 2008 年，而是在 2012 年再第三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在 2008 年至 2012 年期间则担任其他重要职务作为过渡。[29]

三、“去普京多数”：以俄罗斯新抗议运动为中心的观察

　　如上文所述，“普京主义”迄今为止的主要正当性植根于其治理国家的正面效应：一方面，在普京任内俄罗斯实现了秩序稳定和经济增长，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行为体；另一方面，俄在此期间扩大了国际影响力，成为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但就在俄经济实力和国际声望处于冷战结束以来最巅峰的时刻，2008 年全球金融风暴的狂潮给了俄罗斯和“普京主义”狠狠一击。俄不仅没有成为“平静港湾”，反而遭难甚重。这直接影响到俄的经济表现，尤其是对民众生活冲击很大。加上出生于苏联解体之后的新一代年轻人逐渐成为俄罗斯选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勃兴都给俄罗斯政治议程增添了新的内容。

　　“普京主义”开始受到公开挑战始于 2011 年 12 月 10 日。这一天，从俄罗斯最西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到最东端的太平洋沿岸重镇符拉迪沃斯托克，不约而同地掀起了一场针对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结果的集会示威，其中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声势最为浩大。可以说，这是一场继 1991年“8·19”事件之后及 1993 年叶利钦炮轰白宫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体示威事件。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之一、曾担任过前副总理的涅姆佐夫在自己的博客中难以掩饰自己的“开心”，宣称这将被作为俄罗斯公民的美德日和公民社会的再生日载入史册，强调“经历了 10 年冬眠后，莫斯科和整个俄罗斯都苏醒了”。由此日开始，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开始变得异乎往常，抗议运动一次次在主要城市上演。

　　表 3 与表 4 的数据可以非常清楚地展示出“普京主义”所受到的冲击，从“普京多数”形成之后，普京和统俄党基本上都保持着 70%左右的民众支持率，“普京主义”在国内的威望几乎从未受到过任何挑战。在普京的支持下，统俄党在 2007 年的杜马选举中，轻松获得了 2/3 以上的议席，而且梅德韦杰夫也能够以 70%以上的得票率轻松赢得总统选举。这一时期，俄罗斯大众对于普京及“普京主义”有一种超乎寻常的认同感，凡是普京支持的，选民就会支持；凡是普京反对的，民众自当反对。[30]

表 3 2007、2011 年杜马选举与 2008、2012 年总统选举结果对比

政党	选举年	得票率	杜马议席	总统候选人	选举年	得票率
统俄党	2007	64.3%	315	梅德韦杰夫	2008	70.28%
	2011	49.32%	238	普京	2012	63.6%
俄共	2007	11.57%	57	久加诺夫	2008	17.72%
	2011	19.19%	92		2012	17.18%
公正俄罗斯	2007	7.74%	38	米罗诺夫	2008	\
	2011	13.24%	64		2012	3.85%
自民党	2007	8.14%	40	日里诺夫斯基	2008	9.35%
	2011	11.67%	56		2012	6.22%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俄国家选举委员会公布数据自制

表 4 2000-2012 年 俄罗斯总统选举结果

2000		2004		2008		2012
候选人	得票率	候选人	得票率	候选人	得票率	候选人	得票率
普京	53.44%	普京	71.3%	梅德韦杰夫	70.28%	普京	63.6%
久加诺夫	24.49%	久加诺夫	13.7%	久加诺夫	17.72%	久加诺夫	17.18
亚夫林斯基	5.85%	格拉济耶夫	4.1%	日里诺夫斯基	9.35%	普罗霍洛夫	7.98%
图列耶夫	2.98%	袴田	3.8%	波格丹诺夫	1.30%	日里诺夫斯基	6.22%
日里诺夫斯基	2.72%	马雷什欣	2%	米罗诺夫	3.85%	米罗诺夫	0.7%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俄国家选举委员会公布数据自制

　　然而，2008 年金融危机波及俄罗斯之后，“普京主义”的正当性开始受到冲击。一项民调结果显示，至 2010 年左右，会参加以及完全可能参加抗议活动的民众比例已经接近 50%。[31]而在 2011 年的杜马选举时，即使在普京的直接领导下，统俄党仍然无法避免得票率大幅缩水的局面，并且遭遇了外界严厉的“操控选举”的指责。在随后的总统选举中，虽然普京的地位暂 时依然无法撼动，但他所得到的支持与几年前相比也已大幅下降。“普京多数”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与上个世纪 90 年代不同，2011 底以来的新抗议运动较之叶利钦时代乃至普京 2000-2008 年总统任内都有较大的区别。笔者注意到，叶利钦后期的各类抗议事件远比普京执政期间频繁，规模也相对较大，其主要原因在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全能主义向民主国家双重转型的过程中，俄罗斯社会，特别是俄罗斯选民发生了明显的“极化”转向，左派和右翼力量的对立十分鲜明，政治立场的角力成为民众参与街头政治的关键动力，示威民众具有较强的同质性，与当局的对抗性高度清晰。[32]与此同时，俄罗斯地方行政长官多将街头抗议活动视为与叶利钦当局进行权力和利益分配博弈的一种工具。[33]在普京第一任期内，俄罗斯的抗议活动频率大幅下降，即便有一些政治性抗争，也往往处于社会关注的边缘。[34]而在普京第二任期内，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积极在独联体范围内推动“民主扩展”，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先后爆发了“颜色革命”，这直接影响到了俄国内的政治议程设置。因此，在这一时间段内，俄罗斯抗议运动的主要特征是以亲/反“普京主义”为阵营划分标准。尤其是 2005 年后，俄罗斯当局明显加大了对亲当局的青年政治团体的扶持，以确保其在动员力、影响力等各个指标上均胜过体制外反对派。而这三个阶段的抗争活动的共性，则在于组织形式上居于绝对垄断地位的是自上而下的动员。

　　2011 年底以来的新抗议运动与此前相比有着迥然不同的特征和成因：

　　第一，抗议者的政治身份弱化。在这些示威、游行等抗议活动中，俄罗斯民众的政治身份被稀释淡化，左派、中派、右派、民族主义者以及其他对任何政党都不感兴趣的人聚集到一起，他们的运动口号集中在具体选举弊案或追求改变的政治诉求本身，而并不延伸到要求改变政权。准确地说，这不 是一场结构化的反对派运动，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这些政见相左但感觉到自己的政治参与感受到“羞辱”的合法的群众集合中，过往的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逐渐被自下而上的政治介入所代替。正如部分俄媒体评论所言，这些大规模示威的参加者不是为了涅姆佐夫之类的反对派而奋斗，而首先是为了自己的合法选择权利而抗争。

　　第二，抗议者的代际变化明显。俄近年来选民结构日益向 35 岁以下的年轻人漂移，其对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增加。普京在过去 11 年来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其最大的票仓就来自于朝气蓬勃、最有政治参与意愿的年轻一代。 2004 年普京连任之际，其支持者群体中 32% 来自于 35 岁以下的年轻人。2000-2004 年间俄选民结构已经更新了 7%，2008 年这一数值攀升至 10%，这一年普京的拥趸中，超过 40%的年龄在 35 岁以下，近 40%的年龄在 35-50岁之间。[35]2012 年，这种年轻化的趋势还在继续延续。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苏联解体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俄罗斯公民。他们不是苏联晚期被改革、公开性以及文化多元论弄得神魂颠倒、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60 年代人”，而具有更实用的一面——可能和全世界的年轻一代有一个共性特征，即更在乎挣钱、升迁等个人发展。但除此之外，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代俄 罗斯人是在新的政治环境中伴随着自由、民主的口号声成长起来的，除了秩序和稳定，他们同样重视个人的自由等民主权利的保障程度。对于年轻一代，一个显然的共识在于，经过了全球民主化浪潮洗礼的当代俄罗斯，需要稳定、法律秩序和有效的政府，但并不需要专制或“过度可控民主”。对于他们而言，或许正如苏联晚期那样，重要的不是当局为之做了什么，而是没有做到什么。过去这批年轻人支持普京，首先是因为自身在普京治下找到了合适的社会岗位，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和身份回报。俄一些民调机构 2008 年前曾进行过广泛的问卷调查，“普京的多数”中间 56%的受访者确认满意自己的生活状态，并且对未来充满乐观的期待。而 2008 年金融风暴的袭击，显然给俄罗斯经济本身及民众的生活带来了破坏性后果，这不可能不影响到选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普京主义”的正当性显然正在慢慢消融。

　　第三，新媒体的作用日益突出。互联网及“脸谱”（Facebook）等社交平台的快速发展，赋予了俄罗斯抗议运动新的动员能量和速率。据统计，1997年，俄罗斯互联网用户总数仅为 100 万，即每 1000 名俄罗斯人当中，只有5 人是互联网用户。自 1997 年至 2001 年，网络用户平均增长了 79%，高峰期增长率达到 200%。俄罗斯信息技术与通讯部的数据显示，到 2004 年，俄罗斯的国际互联网固定用户已经上升到 1850 万人。[36]截至 2005 年底，俄罗斯互联网用户达到 2180 万人，增长 19%。[37]近年来俄互联网及新媒体发展更为迅速（参见表 5），已经在俄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快捷提供信息服务方面已成为官方垄断的电视节目的替代品。[38]

表 5 2008 年以来俄互联网用户数量涨幅表

城市规模	2008.03	2009.10	上升幅度
莫斯科、圣彼得堡	11.3%	18.7%	165%
百万人以上人口城市	2.96%	7.08%	239%
50 万-100 万人口城市	3.03%	6.76%	223%
20 万-50 万人口城市	1.84%	2.65%	144%
平均	19.2%	35.3%	184%

　　资料来源：Алексей Сидоренко. // Вестник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2010. №.3. С.45.

　　如前所述，俄罗斯当局对于电视节目的审查制度较为严格，而对于其他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基本上采取了放任自流的自由发展政策，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俄罗斯政治生态的局部。正如俄罗斯前国家杜马副议长、反对党人民自由党两创始人之一的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所指出的，“有反对 派思想的互联网资源成倍增长，其中包括在线电视台，如SOTV和 DozhdTV。未来，随着俄罗斯网民的继续增加，它们注定会对克里姆林宫近乎对电视的垄断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会推动他竭力谴责的“普京的独裁统治在未来六年内走向灭亡”。[39]

　　这样一来，一个与“普京多数”针锋相对的“去普京多数”（anti-Putinmajority）似正在形成过程中，尽管普京赢得 2012 年总统选举意味着一个始于 2000 年并将至少延续至 2018 年的“长普京时代”仍处于其发展进程中。而“普京主义”的典型特征正在于其对稳定和秩序的孜孜以求。但这绝不意 味着普京当局在未来 6 年甚至 12 年中可以高枕无忧地发展经济。事实上，自 2011 年杜马选举以来，俄罗斯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变化。重返克里姆林宫的普京所要面对的是一个已经与 2000、2004、2008 年截然不同的选民结构和社会期许。俄民众已经不再满足于“以经济发展换取政治支持”的权力公式，而更多追求自身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权利。[40]这种新抗议运动可能将给进入新政治周期的“普京主义”带来越来越大的结构性挑战。

四、“普京主义”路径下的俄罗斯中长期发展前景

　　“普京主义”诞生在全球化时代的第四波浪潮和俄罗斯“第二次转型”时期，其发展有着俄国特色的路径依赖，其结果则是催生了两种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的社会力量（参见图1）：一个是通过普京当局自上而下的组织动员，经由诸如“纳什”、“青年近卫军”等亲政权的支持运动，在“长普京时代”支持稳定政治秩序和威权治理模式的“普京多数”；另一个则是正在形成中的尚未结构化的“反普京”运动。后者是对“普京主义”的一种逆反，尽管其声势较为微弱。而新媒体的不断发展正在不断放大俄虚拟空间及社交网络平台中庞大的对“普京主义”的不满。因此，俄罗斯政治形势的未来由 于“普京多数”和“去普京多数”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而可能呈现出纷繁多变的特点。

　　在笔者看来，俄罗斯政局的发展可能会在两个基本格局下得以展开：一是普京当局对“普京主义”的主动维系与调整；二是其他政治力量对“普京主义”的挑战与颠覆。而依据修正程度的不同，每一个基本格局框架内又可以分为几种情境。[41]

　　当然，这只是勾勒出俄的发展可能，实际上，不排除每一种情境中个别要素以组合的形式在俄政治实践中出现。显然，第一种基本格局是在“普京主义”致力于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和政权“克里斯玛”类型的正当性的条件下出现的，更多的是以“长普京时代” 为基底。在此情况下，俄的发展趋势可能将包含以下设定场景。第一种情境：“停滞”，类似上个世纪70-80年代勃列日涅夫晚期的苏联。当下的普京体制与彼时的勃列日涅夫政权有一些类似之处：其一，外部经济环境相当，导致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动力不足。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因秋明等西伯利亚大型油气田的开发固然达到了国力巅峰并与美国进行两极争霸，但同样陷入了“资源诅咒”难以自拔，当时的国际油价同样在70-80美元/桶左右。[42]

　　其二，腐败问题突出，进而消解了当局的正当性。苏联时期的特权阶层和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官僚体系在此问题上并无二致。其三，缺乏创新产业，经济结构问题重重的痼疾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无论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还是当下的俄罗斯，均过于依赖能源资源产业，从而使得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难以保障的难题。[43]当然，所谓“停滞”并非说俄罗斯在“长普京时代”将一成不变，更多可能是描述了这种情境下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突出特点。

　　第二种情境：“超级可控民主”（over-managed democracy）。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较类似于上世纪 20 年代的苏联，即在面临内外压力的情况下以寻找外部或内部“敌人”来巩固现政权的正当性。20 年代与目前都是俄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段的混沌之后进入了较快增长的时期，但同时也是一个矛盾的激化期，具体而言，这种类同性表现为：其一，20 年代旧沙俄时期的资产阶级专家和军事专家加入苏联政府及军队，换言之，精英阶层保持了一定的延续性；其二，以 1922 年“哲学船事件”为标志，强力部门在苏联官僚体系中的作用直线上升；普京时期则通过“尤科斯事件”以及执政初期即已发动的针对古辛斯基等寡头的行动，重建了国家对媒体以及其他战略行业的主导权与控制权，强力部门的作用明显上升；其三，官僚体系内部的矛盾与分化。20 年代有托洛茨基等人，而俄现在的体制外反对派不少源自现政权内部，如卡西亚诺夫、米洛夫等人，此外，库德林的作用还有待观察。其四，20 年代的城乡阶层分化日益严重，而在当前的俄政治生态内部，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尤其是边缘贫困地区的分化非常明显。两个时期最大的共性，可能都在于需要用寻找“假想敌”的方式来增加现政权的正当性。斯大林采用了“集体化”的方式解决城乡阶层分化过程中出现的巨大社会矛盾，而普京则用“再国家化”与“第二次私有化”调和。[44]

　　第三种情境：类似于普京第一总统任期内着力推动的“第二次转型”。俄在叶利钦时代直接“植入”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后，某些利益集团在旧制度解体、新制度尚未养成的“制度真空”时期绑架政府，掠夺财富，使得进一步的转型无法顺利推行，将俄罗斯逼入“制度陷阱”。[45]

　　普京在第一任期开始即启动的“第二次转型”，是一种转型模式的调整，实际上受到了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与制度发展之间的累积因果关系这一普遍规律的支配。当制度变迁矫枉过正，脱离俄的国情和发展现实，从而导致各种混乱的时候，俄势必要反思“第一次转型”的基本制度构建中产生的弊端，并着手构建更加稳健、细致的制度，协调好制度变迁与制度效率之间的关系，从而达成新的效率制度均衡，为本国发展注入更加强大的能量。[46]

　　同理，当原先与“普京主义”匹配的社会结构演化到新的发展阶段后，必然要求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来重新调和二者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如果普京当局能主动因势利导，仍有可能实现在效果上类似的又一个“第二次转型”。

　　如果说上述情形更多的是以“长普京时代”的“普京主义”永续发展为前提的话，那么当“反普京力量”成长到一定程度之时，甚至成为俄政治“底色”的时候，俄罗斯的政治未来将会可能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于现状和上述三种假定的景象。而这种景象的可以表现出以下两种情境：

　　第一种情境：“俄式进步主义运动”。此情境预想普京当局在民意的驱动下，尤其是适应中产阶级及后苏联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积极的政治诉求，进行自我修正，出现“俄式进步主义运动”。大约 120 年前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开始萌发，当时的主要诉求包括：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惩治贪污腐败，打击价格垄断，保障社会安全，支持学校及邮政等公共事业发展等。值得注意的是，进步主义运动的主题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群体，至少包含了前民粹派、内部改革派、大城市中产阶级、城市商人等。进步主义运动针对的 是腐败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是要“激活积极的少数投票者”，因为大多数人懒得花时间去保护自身利益，无意参加集体行动。进步主义运动在1920-1930年代达到巅峰，奠定了美国战后崛起为超级大国的根基之一——有效的行政187 -体系。[47]

　　俄内部也不乏自由主义导向的技术官僚，如库德林、祖博夫、舒瓦洛夫、格列夫、纳比乌林娜等人。俄通过了反垄断法，建立了反垄断体制，同时，在体制内改革派的推动下而不是在反对派的政治压力下通过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48]然而，“俄国式的进步主义运动”情境实施起来有相当的难度，依赖自上而下的主动推进很难想象，因为官僚体系根深蒂固的追求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种情境：“新十二月党人革命”。这一情境意味着“普京主义”与俄罗斯新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张力将紧张到无法修复的地步，普京的统治正当性将受到从精英到大众的广泛质疑，最终导致一场权力更迭的革命。这是一种最极端的情况。如果发生则说明，“普京主义”本身在实践中催生了自己的掘墓人——新的中产阶级。据俄罗斯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欧式的中产阶级现在已经占到俄罗斯成年人的三分之一，并几乎是大城市人口的 50%，而且其数量在未来数年还将稳步增长。[49]

考虑到俄罗斯中产阶层自去年底以来倾向于改变政治参与消极立场的新态势，俄罗斯政治生态以革命方式实现自我改变的模式在理论上仍有一定的可能性。

　　总之，摆在普京当局面前的最大挑战是如何适应“普京主义”的社会支持结构的显著变化，推进更加顺应民心的各项改革，巩固自身的体制安全。而俄罗斯现代化的议程能否在“长普京时代”取得新的进展，则可能主要取决于俄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在普京新的总统任期内实现善治。

　【Abstract】“Putinism” is a variant of “charisma” political organizationform unique to Russia advocated and created by Putin and his political elites. Its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combination of highly centralizedpresidential system, leader worship, government-led market economy and theideology of “sovereign democracy”, are still under continuous evolution. Theresult of 2012 Russi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marks the end of Russian“double-headed” political pattern an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stage of“Long-Putin Era” which began from 2000 and will probably last until 2024.“Putinism” characterized by strengthening Russian national power andauthoritarianism will maybe continue dominate Russia’s political ecology.Different from “totalitarianism”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a classic sense,“Putinism” is a product of Russia’s transition. Through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different from those Western liberal democratic ones, Putin has overcome the“institutional trap” of Russian transition during the Yeltsin period. He has alsomanaged to get rid of the crisi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to meet theexpectations of Russian people for order,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which inRussia has formed a special “Putin majority” phenomenon, laying a social basefor “Putinism”. Nevertheless,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economy hasgiven birth to the emergence of a new middle class. The generational change inthe structure of electors, in addition to the emergence of internet and socialnetwork, has gradually dissolves the legitimacy of “Putinism”. With the rise of“anti-Putin majority” which is sharply opposed to “Putin majority”, the Putinregime is facing increasingly tougher challenges and five different developmentscenarios may appear accordingly.

　　【Key Words】Putinism, totalitarianism, authoritarianism, Putin’s Majority,Protest Movement, Scenario

　　【Аннотация】 Путинизм является вариантом уникальн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харизматичной фор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зданнойПутиным и е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литой, её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включают в себя,но не ограничиваются, высоко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ой президентской системой ипоклонением лидеру, руководимой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ой,связанной с и интегрированной в суверенную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ую идеологию,а также продолжающейся эволюцией. Результаты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х выборов2012 г. в России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и, что ситуация двуглавого- 189 -- 190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тандема Путина и Медведева завершилась, и началсяновый этап длительной путинской эпохи , которая началась ещё в 2000 г. иможет продолжиться до 2024 г. Путинизм с мощной, авторитарнойвластью в качестве основных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 формировать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ландшафт России. Путинизм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тоталитаризма и авторитаризма в их классическом понимании иявляется продуктом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России. Путин отличными отзападной либераль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средствами преодолел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ую ловушку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и периода БорисаЕльцина, избавился от кризис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оправдаложидания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связанные с порядком,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ю иразвитием,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в России сформировалось особое явлениепутинского большинства , составившее социальную базу путинизма .Однако стабильн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 в России, приведший к ростунового среднего класса, смене поколений в структуре избирателей, а такжепоявление Интернета и социальных сетей постепенно растворилилегитимность путинизма . С появлением диаметрально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гопутинскому большинству анти-путинского большинства режим Путина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о всё более сложными вызовами, и может быть пятьразличных сценариев дальнейш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путинизм,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 авторитаризм, путин-ско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движение протеста, сценарии

（责任编辑 封 帅）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目编号：11JJDGJW011）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目编号：08BGJ003）的阶段性成果。

　　**杨成，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俄罗斯研究》副主编，副教授。

　[1] 有关“第二次转型”问题的讨论可参见 V. Andreff, “Would a Second Transition StageProlong the Initial Period of Post-Socialis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to Market Economies”,Europe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1, 2004, No.1, pp.7-31; Либман А.Вторая трансфомация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х странах//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3.2007. C.5-17.另可参阅杨成：“第二次转型与俄罗斯重新崛起”，《俄罗斯研究》，2007 年第 6 期，第 2-6 页；杨成：“第二次转型的理论向度与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多样性——以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制度转型为例”，《俄罗斯研究》，2008 年第 4 期，第 12-26页。关于第四波转型浪潮的探讨可参见 M. McFaul, “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Dictatorship: Noncooperative Transitions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World Politics, Vol.54,No.2, pp. 212-244; 封帅：“观念、体制与领袖——阿奇·布朗视野中的俄罗斯转型”，《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3 期，第 93-94 页。

　　[2] 参见 Eberhard Schneider, “Split in the Russian Political tandem Putin-Medvedev”,Caucasi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9, Vol.3(2), pp.219-226; Stephen Blank,“Presidential Succession: The Achilles Heel of Russian Politics”, Perspective, 2010, Vol.20,No.3, p.8.

　　[3] 有关“普京单极”问题的研究参见冯绍雷、相蓝欣主编：《普京外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3-30 页；另可参见冯绍雷：“普京改革的政治空间”，《俄罗斯研究》，2003 年第 1 期，第 11-15 页。

　　[4] 类似观点较典型的如Marcin Kaczmarski, “Putin’s programme: No concept of a role forRussia in a changing world”, Eastweek, 2012-2-29, http://www.osw.waw.pl/en/publikacje/eastweek/2012-02-29/putins-programme-no-concept-a-role-russia-a-changing-world

　　[5]Henry Hale, “Putin Machine Sputters: First Impressions of 2011 Duma Election CampaignAnalysis”, December 23, 2011, http://www.eurasiareview.com/23122011-putin-machine-sputters-first-impress ions-of-2011-duma-election-campaign-analysis/

　　[6] 该术语特指普京支持者在俄罗斯社会结构中占据主体地位这一现象。“普京多数”（Путинско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最早由俄罗斯著名政治学家、选举操盘手巴甫洛夫斯基（Г.Павловский）最早于 1999 年俄国家杜马选举前夕使用，旨在推动国家杜马组建支持普京的多数联合。2000 年总统选举后，该词内涵转变为支持普京的俄罗斯民众的集合体。此后，“普京多数”渐渐演化为标识普京政权合法性和正当性的社会政治现象，因为其拥有多数民众的支持。具体可参见 Моченов В, Никулин С, Ниясов А, Савваитова М. Слова-рь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жаргона российских политиков и журналистов. 2003 г.相关词条。

　　[7] William Safire, “Putinism Looms”, New-York Times, January 31, 2000, http://www.nytimes.com/2000/01/31/opinion/essay-putinism-looms.html

　　[8] 参见Никонов В. Путинизм ,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Курс лекций. Подред. В.Никонова. М., 2003. С.29; A. Applebaum, “Putinism: Democracy, the Russian Way”,The Berlin Journal, 2008, №16, pp.43–47.

　　[9] Arnold Beichman, “The perils of Putinism”, April 1, 2007, http://www.hoover.org/publications/hoover-digest/article/5890

　　[10] 张昕：“普京的党，党的普京”，《东方早报》，2011 年 12 月 5 日。

　　[11] 冯绍雷：“普京式“威权主义”会否让俄罗斯走向独裁？”，《东方早报》，2012年 3 月 4 日。

　　[12] 该术语最初是指在苏联各个领导机关之间进行的职能分配。而在进行职能分配时，这些机关必须进行任命的高级职务也被分别作了登记。后来这一制度涵盖了对苏联领导干部的考察、登记造册、任免以及职级待遇等方方面面。有学者按照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原则曾将此概念译为“罗名制”。参见[俄]C·卡拉—穆尔扎：“苏维埃制度崩溃原因的初步分析”，《俄罗斯研究》，2011 年第 5 期，第 45 页译者注。

　　[13] 有关自叶利钦至普京初期俄罗斯当局对行政改革的认知和实践可参阅杨成：“转型时期俄罗斯行政管理体制的演进”，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20-230 页；杨成：“俄罗斯加速新一轮行政改革”，《俄罗斯研究》，2002 年第 3 期，第 3-10 页。

　　[14] 关于普京体制总体上反对派活动力求限制在“可控”程度之内，但仍给予抗议运动某些空间的分析可参见 Graeme B. Robertson, The politics of protest in hybrid regimes:Managing dissent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15] 参见 AndersAslund, How Russia Became a Market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Institution. 1995; Андерс Ослунд.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капитализма: Рыночн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стран бывше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блока. М., 2003. 批评性视角可参阅 Stefan Hedlund, “Such aBeautiful Dream: How Russia did not become a Market Economy”, Russian Review, 2008, Vol.67, No.2.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可参见冯绍雷、相兰欣主编：《俄罗斯经济转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丁汝俊：“俄罗斯激进经济改革战略——‘休克疗法’再评析”，《俄罗斯研究》，2005 年第 1 期，第 65-70 页。

　　[16]俄学者多认为，俄罗斯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就完成了三个方面的转型任务，其中一项就是制度转型已经基本完成，决定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本质特征的原有政治制度和国家所有制在经济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得到彻底改造。参见[俄]弗拉基米尔·马乌：“转轨与发展：俄罗斯的十年”，《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 年第 4 期，第 85 页。

　　[17] 参见杨成：“美国‘互联网自由’是‘政治神话’”，《文汇报》，2011 年 3 月 5 日。

　　[18] Eugene Gorny, “The Russian Internet: Between Kitchen-Table Talks and the PublicSphere”, http://www.artmargins.com/index.php/2-articles/145-the-russian-internet-between-kitchen-table-talks-and-the-public-sphere

　　[19] 西方学者多认为俄基于庞大的空间幅员、久远的帝国传统、独特的文明特征、天然的使命意识，始终孜孜以求将自我塑造为一个国际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力量”。历史上看，俄罗斯作为“世界中心”的意识形态为俄的对外政治行为打上深深的烙印。但笔者倾向于认为，与其将普京外交解读为俄再度寻求超级大国地位或所谓“帝国野心”的复活，不如将其视为俄外交战略总体上的守成之势，即俄很可能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从全球战略目标中抽身而出，而将更多精力用于地区目标的达成上。有关“防疫线”的讨 论可参见 Россия и санитарный кордон . Сборник. Сост.: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REGNUM.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Европа , 2005.

　　[20] 目前这仍是笔者的一种推测与假设，尚无足够的证据链来证明它。但似乎种种迹象显示，普京与当代俄罗斯官僚体系互相制约的可能性很高。包括此次普京重新参选总统，背后也不排除既得利益集团出于避免因精英转换而重新分配政治和经济资源的考虑，从而极力推动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一个可以参照的旧例是，勃列日涅夫到执政晚期即便已基本上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他本人也向苏共中央提请辞职，但官僚利益集团仍然需要其站在前台，直至终老。

　　[21] 潘德礼、许志新主编：《俄罗斯十年：政治、经济、外交》（下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第 905 页。

　　[22] Кузык Б.Н, Яковец Ю.В. Россия 2050. Стратегия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го прорыва. М.:Экономикаю, 2005. С.70.

　　[23] Yang Cheng, “The Power of Diplomatic Traditions: Understanding the Logic of Russia’s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Soviet Era”, Eurasian Review, 2011, Vol.4, p.34.

　　[24] [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临危受命》，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224页。

　　[25]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普京时代》，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第 14 页。

　　[26]杨成：“第二次转型的理论向度与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多样性——以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制度转型为例”，《俄罗斯研究》，2008 年第 4 期，第 12-26 页。

　　[27] Портрет Стороника Путина накануне 2008 года. М.: Издательтство Европа . 2005.С. 4.

　　[28] 依照俄罗斯相关法律，只要一个议案得到 40 个联邦主体（俄当时有 88 个联邦主体）的支持，就可举行全民公决。

　　[29]Независьмая газета. 9 июня 2006 г.

　　[30] 目前旅美的中国学者张昕对此现象，尤其是普京在过往杜马选举中对“统俄党”得票率的拉升作用有过精辟的分析。参见张昕：“普京的党，党的普京”，《东方早报》，2011 年 12 月 5 日。

　　[31] Вестник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2011.№.1.С.3.

　　[32] 杨成：“普京面临改善政治生态挑战”，《文汇报》，2011 年 12 月 13 日。

　　[33] Graeme B. Robertson, The politics of protest in hybrid regimes: Managing dissent inpost-communist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7.

　　[34] Ibid.

　　[35]参见 Портрет Стороника Путина накануне 2008 года. М.: Издательтство Европа .2005. С.11-13.

[36] 俄新网莫斯科 2006 年 4 月 7 日电。

　　[37] 俄新网莫斯科 2006 年 3 月 20 日电。

　　[38]具体可参见 Graeme B. Robertson, The politics of protest in hybrid regimes: Managingdissent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39] Moscow Times, May 4, 2012.

　　[40]杨成：“杜马示威：个人自由高于国家认同”，《时代周报》，2011 年 12 月 15 日。

　　[41]俄罗斯学者对本国发展的情境分析可参见冯绍雷：“‘王车易位’后的俄罗斯走向及其构想中的对外战略”，《俄罗斯研究》，2011 年第 5 期，第 11-12 页。

　　[42] 有关石油问题与苏联命运的关联性分析可参见[俄]E·T·盖达尔：《帝国的消亡》，王尊贤译，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08 年；庞昌伟：“国际油价波动与苏联解体”，《俄罗斯研究》，2011 年第 6 期，第 71-84 页。

　　[43] 日本学者田畑伸一郎、久保庭真彰等人对此问题有过非常精辟的分析，详见田畑伸一郎：“俄罗斯油气资源依附型经济论析”，《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3 期；久保庭真彰：“俄罗斯经济的转折点与‘俄罗斯病’”，《俄罗斯研究》，2012 年第 1 期。

　　[44]Яковлев А. Массовые протесты в Москве сквозь призму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аналогий//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12. №.2; A. Yakovlev, “Russia protest movement and the lesson ofhistory”,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No.108, 6 February, 2012, pp.6-7.

　　[45]有关“制度移植”问题的讨论参见李新：“普京时期的俄罗斯经济转型：从制度移植到制度创新”，《俄罗斯研究》，2007 年第 6 期，第 22-28 页。

　　[46] 杨成：“第二次转型的理论向度与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多样性——以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制度转型为例”，第 22-26 页。

　　[47]参见资中筠：《20 世纪的美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第 53-97页。

　　[48] A. Yakovlev, “Russia protest movement and the lesson of history”, pp.7-8.

　　[49] Moscow Times, May 4,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