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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苏联解体的轻率和突然令人震惊，但官方的苏联历史是神化的。并非国有制过度这种所谓的恶疾导致了苏维埃体制的崩溃。苏联经济落后及其被军备竞赛所耗尽只是意识形态的神话。石油价格波动同样未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相当长时期内的危机，不是从苏联延续下来，而是在拆解苏联时形成的。只有极少数公民有意识地否定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基础。厘清苏联解体的原因，需要我们应打破教条和陈词滥调以及意识形态语言的藩篱。应区分苏维埃构想和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构想并没有消灭自己，也没有退化或自我毁灭，而只是在成长中出现了疾病，其一系列制度无法适应苏联社会和苏联人发展的新形势。苏联体系的主要特点，或者说斯大林主义，是在 1905-1917年革命、内战、20 世纪 20 年代的新经济政策、30 年代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卫国战争期间形成的。当时的环境导致苏共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选择的范围很小，只能基于现实的威胁、资源潜力和历史上造就的具有惯性的文化环境。二战结束后，苏联的领导层未能妥善解决摆脱“斯大林主义”，摆脱动员发展状态这样的复杂问题，进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并由于冷战而深化其严重性。苏联既是被冷战的对手所扼杀，更死于自己的双手。苏联合法性的危机酝酿了 30 年才成熟。苏维埃制度早期的合法性源自对群众对社会苦难的记忆。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至 20 世纪 60-70 年代，苏联社会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但城市化给对苏维埃的不满制造了客观的前提条件。一种隐性的危险日益增大，即以前的苏维埃制度的思想基础迅速急剧地衰弱乃至消失。苏联短期内有两代感觉自己毫无生活保障的年轻人被改革、公开性、集会以及文化多元论弄得神魂颠倒。精英阶层的反苏部分的行动利用了这种世界观危机并使之加剧。而新一代领导人既无法迅速揭示也无法预防社会上已经出现的矛盾， 而且无法找到有效的方法解决成熟的问题。党的高层与苏联社会现实的脱离令人震惊，他们自以为掌控着国内进程，但实际上底层的干部掌握着形势。这使得戈尔巴乔夫日益激进的改革导致雪崩式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讲，苏联的解体是文明和世界观危机的结果。其实质在于，苏联社会与国家没能胜任在代际更替的过程中更新社会制度合法性手段的任务；无法保障文化历史类型嬗变的延续性，这种递嬗发生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并和整个社会走出 20 世纪 20 至 50 年代的动员型发展状态的危机相吻合。

　　【关键词】苏维埃制度 苏维埃构想 苏联解体 原因

　　【中图分类号】D50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5-0040-(19)

导 言

　　我们面临着两个问题：什么是“苏维埃制度”以及这其中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苏维埃制度的合法性遭到动摇，在公众意识中不再积极友善地认同其存在？在 16 世纪，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就明确了——政权的维系在于武力和认同。葛兰西（Antonio Gramsci）[2]将此理论进行了发展和补充——认同应当是积极的。如果民众消极地支持着一个政治体制，那么这就足以使一些有组织的相关力量推翻这一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1990-1991 年，苏联民众的公众意识并不是反苏联的。人们希望苏联社会结构的主体予以保留并有所发展，但是这种希望是消极的。所以，这种社会结构注定走向灭亡。

　　我们有灾难的经验、苏维埃制度失败的经验。20 年来，我们明白了很多。然而，仍然有一系列未解之谜，不过，我们有办法去解开它们。对此，我会用粗线条去绘制我们这幅画，而不是使用细节去描绘。细节将在整个课程过程中予以补充。

叙述的困难在于，官方的苏联历史是神化的，这要求我们努力去摆脱固有的条条框框。官方苏联史“爱护”着我们，让我们不去进行深刻的思考，并用简化的、 使人平静的刻板公式来教育我们。而我们没有从历史中得到教训，甚至没有从内战中得到教训。例如，我们没有思考，为什么两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内战中分属不同阵营。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受业于普列汉诺夫（Г.В.Плеханов）国民经济学院，而普列汉诺夫认为十月革命是反动的。难道这还没有代表性吗？我们现在才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布尔什维克是“亚洲的力量”，而当时，孟什维克认为自己是“欧洲的力量”。

　　叙述是困难的，因为我们通过教育所获得的是西方概念的语言（特别是马克思 主义的语言），而非西方社会的疾病和快乐无法用这种语言来表达。但是，让我们一起努力，打破教条和陈词滥调来看待苏联的灾难，并用自然的语言，而非意识形态的语言来讲述。

　　总之，是关于过去的那些事。

苏维埃制度与苏维埃构想

　　苏维埃制度（советский строй）——这是俄国所担负的、并在其历史文化轨迹中蕴含的文明构想的实施。应当区分苏维埃构想（советский проект，关于美好生活及其实现道路的概念）和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构想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虽然，构想中所设计的许多内容由于历史环境无法实现，但是，其中很多仍得以实现——甚 至今天仍是成功的。另外，还应当明白一点。苏维埃制度存在了 70 年。但在动荡的20 世纪，其跨越了好几个时代。苏维埃制度在一些困境中的稳定性和在另一些困境中的脆弱性说明了很多关于人、社会和国家的问题。

　　苏维埃构想——这不仅是社会构想，还回答了处于“西方的锤子与东方的铁砧之间”（Д·И·门捷列夫，Д.И.Менделеев）的俄国，由于其横跨欧亚而形成的复杂社会的存在问题。一边是强大的西方，其对存在问题的回答是市场化的社会和理性人、个体——新教改革的核心之一；一边是正在崛起的强大的东方，我们仅仅刚开始了解其对于存在问题的回答。

　　苏维埃构想影响到了所有大的文明构想：帮助了西方社会国家的发展，打破了殖民体系，抵消了法西斯主义的诱惑，为现代形态下亚洲文明的巩固和自我意识贡献颇多。

　　苏维埃构想并没有消灭自己，也没有退化或自我毁灭。它在成长中出现了疾病，其一系列制度无法适应社会和人的新状况。苏维埃构想“疲劳过度”了。在这种情况下，它被冷战的对手所扼杀，另一方面也死于自己的双手——苏联社会三股力量的联盟：一部分苏联共产党成员、一部分知识分子（“西欧派”）和一部分犯罪分子。

　　无法从构想被扼杀的事实中得出可以认定其错误的结论。通常，带斑疹伤寒的虱子叮咬了聪明、强壮、漂亮的人后，这个人会死去。无法就此人的品格、甚至是健康状况得出任何结论。从苏联灭亡的事实中，我们只能得到这样的结论——苏维埃制度的防护体系不坚固。这一结论很重要，但是在此之上，无法与苏维埃制度的其他体系建立关系。

　　给苏维埃制度加一个标签并没有意义——诸如，社会主义、“兵营式封建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等等。这些定义只会导致繁琐无益的争论。我们将从表面现象出发：苏维埃制度是为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国家安排好生活——具有自己的经济类型、国家类型和国家社会生活类型。我们知道，人们怎么生活、患什么病以及害怕什么。现在我们看到，以简单而生硬的概念看，这一体制的主要结构是怎样被摧毁的以及其结局，从其中应当认识到苏维埃制度并构建出它的形象。

　　苏维埃制度是怎么出现的？我们不准备从古代开始追溯这一问题或是深挖几个世纪，即便其根源确实在那个时代。从 20 世纪开始就够了。虽然，20 世纪初的俄国已处于早已开始的快速现代化进程中，但其仍是一个传统社会（而非西方社会、公民社会）。从彼得大帝开始，俄国虽然带着伤痛，但掌握并同时“消化”了西方的制 度和技术——而并未丧失自己的文明特性。这是基础性的论题，这一论题在 20 世纪所有社会冲突时期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时至今日，其仍在延续着争论。

　　1905-1907 年的俄国革命是传统农民社会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破坏行为（反对解放农民）而引发的世界革命的开端。在西欧，这些“反资产阶级”的革命（或者是反革命、旺代农民起义[3]的类型）遭受失败，而在远离世界中心的边远地区——获得了成功或者影响到了历史进程。这包括发生在俄国、中国、印尼、印度、越南、阿尔及利亚、墨西哥的革命，以及近些年发生在古巴和伊朗的革命——遍布所有的“非西方”世界。

　　由马克思主义者于 20 世纪初所建立的模式，对理解俄国而言，是合乎逻辑的：俄国应当走同西方一样的道路。而创造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概念的民粹主义者（在他们之前的巴枯宁）没有采用这一模式。但是，民粹主义者被马克思主义者击败了，并在 20 世纪初，民粹主义者的继承人分成了宪政民主党人（资产阶级自由派—西欧派）和社会革命党人。

　　在 1905 年革命过程中，列宁（В.И.Ленин）重新审视了马克思关于俄国模式的论述，并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将农民阶级视作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力量的观点。这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决裂。在 1908 年《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Лев Толстойкак зеркало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一文中，列宁对俄国革命进行了新的论述，认为这不是为资本主义消灭障碍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农联盟的革命，其目的在于争取不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孟什维克们不接受这一理论，与布尔什维克的冲突加深了。在资产阶级自由派革命（1917 年 2 月）后，二月革命被十月革命所扑灭、以及“二月与十月”内战之后，没有自由派装饰的传统社会以苏联的形象得以在俄罗斯复现。很大程度上，苏联社会比革命前更加传统（更加具有公社性质）——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社会对于启蒙和现代化的理想更为开放。

　　苏联体系的主要特点是在 1905-1917 年革命、内战、20 世纪 20 年代的新经济政策、20 世纪 30 年代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卫国战争期间形成的。在这些时期，选择的范围十分小，机会的走廊十分狭窄。环境的压力比理论学说（这些学说调整后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并被用来为选择进行辩解）更为重要。选择的主要因素是现实的威胁、资源潜力和历史上造就的具有惯性的文化环境。1941-1945 年的卫国战争和战后恢复时期成了对苏维埃制度所有子体系的可靠测试。

经济类型

　　有关苏联经济体系的描述不清，难以理解。就其实质和范畴的讨论从 1921 年一直延续到斯大林去世。在讨论进行了 30 年之后，也就是直到 1954 年——斯大林去世之后，第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才编写成功，这说明用价格理论去思考苏联经济是多么不容易！苏联经济的现实并不见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作为意识形态而被官方接受的理论框架下，无法成功解决这些矛盾。由于客观原因（执政党以及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是马克思主义培养的）以及政治合理性的要求，摒弃 理论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建立足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社会学体系。

　　因此，20 世纪 50 年代所运用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种“伪市场”体系的政治经济学——显然是一种无法与经济现实相匹配的理论模式。当 Н·И·雷日科夫（Н.И.Рыжков）政府在 1989-1990 年，通过立法破坏苏联经济体系时，其并不清楚，这将导致何种后果。在高校和大众政治教育体系中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产生了巨大的意识形态效果。直到斯大林死后，劳动价值理论成为官方的理论，并开始流行一种观点——苏联的工人创造剩余价值，所以，他们就成了剥削的对象。尽管违背官方的意识形态，但是，“开放”成了下一个（合乎逻辑而又不可避免的）步骤，而剥削阶级则是国家公仆（苏共特权阶层[4]）。在不知不觉中，人们开始接受托洛茨基（Л.Д.Троцкий）的反苏理念。

　　苏联经济的整套学说是错误的。政治经济学将经济视作在买卖基础上运作的平衡器。但也有其他的经济类型，在这些经济类型下，价值和努力是不断累积的，而得不到交换——因为所有的参与者被当作一个整体。这样的例子有家庭经济和农民庭院经济、苏联计划经济。这种没有买卖的资源累积使苏联经济在 1941—1945 的浩劫之后得以快速恢复。1948 年，苏联的工业生产值超过战前水平（能不能向现在的俄罗斯联邦推荐这一做法？）。

　　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这些？因为从政治经济学中学到的是，专业化和分工——效率的源头。这个合理的推论具有原理性，我们忘了，整合（соединение）与协作（кооперация）——也是效率的源头。怎样的组合更加有利——这取决于具体情况。结合俄罗斯的实际，较之交换和竞争，整合与合作更具有效率；它们在经济中具有优势。苏联经济的能力就在于此，但是他们并不明白这一点。

　　经常有人说，苏联经济的缺陷在于其国有制。是的，国有制影响了一些方面的发展。但是，国有制过度根本不是体制的恶疾，进一步说，并不是这种所谓的恶疾导致了体制的崩溃。改革结束前夕，所有制问题并没有波及社会大众，也不能成为否定苏维埃制度的原因。甚至今天，在大众意识中，主要的生产资料并未实现私有制。

　　按自身标准看，苏维埃制度是非常有效的。根据“价格—质量”关系，整个经济为之努力而制造出的复杂商品在全世界都无出其右（例如，武器、铝、药品、地铁）。

　　坚信苏联经济落后的神话。这是意识形态的神话，从来没有任何明确的指标和标准作出这样的评价，对此从来没有专家的正常讨论。源于我自己对于西方农民经济的了解，我可以说，如果将这些农民置于与我们的集体农庄农民相同的自然和资源条件下（土壤、机器、基础设施、道路等条件），他们（西方的农民）的产出低得多。

　　如今很明显，俄罗斯农民较之西方农民更能适应俄罗斯的条件。俄罗斯农业由苏联模式转型为西方模式导致其产量下降了 50%。在转型后的 15 年里，从未达到过苏联时期的水平。估计在现有制度下也达不到苏联的水平。有一个明显的指标：集体农庄每 1000 公顷土地有 11 辆拖拉机——欧洲的一般标准则为 120 辆。有别于欧洲的是，苏联的农村总是在对城市进行补助。粮食（谷 物）进口是苏联富裕的标志，而今天大量的粮食进口则是贫穷的标志。苏联经济被军备竞赛所耗尽——这几乎是公认的论断。这一观点是错误的，是宣传蛊惑的结果。苏联经济可以胜任军备竞赛：根据 CIA 估计，军费开支占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在下降。20 世纪 50 年代初，苏联用于军事的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5%，1960 年——10%，1975 年——6%。在改革前夕，武器采购约合苏联居民终端消费的 5%。这无论如何都不会是制度崩溃的原因。石油价格波动也未发挥重要作用：苏联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叶开始一直稳定在 3%—4%的年增长率。在那些年的技术体系中，其增长受制于劳动力储备的不足。但，这种稳定的发展快于美国。

分配和消费

　　分配的类型源于苏联的所有制关系，这种类型包含了平均主义的成分——不仅按劳分配，还按照“人头”分配。其机制为：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较低的食品价格、较低的交通和文化产品价格。通过这些渠道，人们作为公社（苏联）成员获得最基本的福利。人们理应拥有这样的民法权力。所以，根据公有制，每个人会有相同的红利。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苏联成了收入差距小、公平程度高的“中产阶级社会”。20 世纪 60 年代到 20 世纪 80 年代，十等分系数在 3.0-3.5 的幅度内波动。

　　在苏联，基本的物质需求得以满足，比资本主义条件下同等资源潜力和发展水平所能达到的程度更高——经济非常节约。对于理解苏联经济而言，开始于 1989 年、目前仍在进行的试验十分重要。试验的目的在于——将苏联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在试验过程中，获取了大量经济理论方面的新知识。只有在打破某一物品时，才能知道其内部构造并获得基础性的认识。

　　1988-1990 年，对金融体系和消费市场的破坏引起了休克，政客们借此消灭苏联。危机是在拆解苏联时形成的，而不是从苏联延续下来的。消除计划体系（无论是谁干的）导致了这一结果——在细节上，一些更糟了，一些更好了。叶利钦以其力量反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压力，延缓了破坏苏联经济结构的速度。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摆脱 20 世纪 50 年代的“斯大林主义”，就像完全摆脱动员状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苏联的领导层未能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这些政治危机的严重性由于冷战而深化了。

　　20 世纪 60 年代起，在社会一部分群众中，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消灭苏维埃制度的方案。19 世纪中叶，在自由派—西欧派流派中，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流派中，俄国文化中就具备了这一方案的基础。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六十年代人”更新并发展了这些基础。然后，三个不同政见者派别——社会主义者—西欧派（萨哈罗夫，А. Д.Сахаров）、保守“民族主义”者（索尔仁尼琴，А. И.Солженицын）以及爱国者—民族主义者（沙法列维奇，И. Р.Шафаревич）也进行了更新和发展。20 世纪 70 年代，以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革命理论为基础，确定了新时期反苏斗争的操作法——借助知识分子的力量，通过“分子侵入”意识，摧毁苏维埃制度的文化霸权。知识分子精英，包括苏共精英（苏共特权阶层），走上了与西方左翼相同的道路。欧洲共产主义者（西方三个主要共产党的领导层——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意识到，由于其文明的排斥性，不可能将苏维埃构想照搬到西方。当他们持反苏立场——排斥苏维埃制度和苏联本身时，他们犯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这导致了这几个政党的垮台。当我们的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必须越过“第一个”苏维埃构想时（正像孩子必须越过父亲一样），同样持反苏立场。这导致了苏联的崩溃（在此，我们不谈其中上级任命的工作人员贪赃枉法那部分的作用）。

　　虽然，在研究改革时，有很多“空白点”，但有一些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改革——这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这场革命违背了劳动大众的利益和理想。没有苏共上层对于媒体的绝对控制，这场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1988 年，反苏出版物的“水龙头被打开”，积极评价苏联的出版物、甚至结构性批评苏维埃制度的出版物减少并被过滤掉。——改革一开始受到社会的热情支持，因为社会发展超出了苏维埃制度在第一阶段建立的政治结构。正如列宁和斯大林与预料的那样，被迫于第一阶段建立的封闭的执政阶层（特权阶层）导致了等级关系的恢复。然而发生了中断，正是那部分有机会成为国家财富所有者的“特权阶层”掌握了进程。——改革是冷战的一部分。美国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且将其视作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

得到的结果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经济体系遭到破坏（“私有化”），接着发生了灾难性的危机。出生率下降以及死亡率升高，是民众对于改革的本能反应。应当提醒一下，通过下列项目而节约出的世界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资金都被消耗于俄罗斯的改革。这些项目包括：

　　——停止军备竞赛；

　　——停止阿富汗战争；

　　——停止所有大型投资项目；

　　——缩减社会项目

　　——15 年里，90%的人口消费水平骤降。

　　同时，实际上，所有基本建设投资都进入了国家的固定资产（工业、农业综合体、交通和建筑业。1987 年前，这些固定资产包括巨大的总额（1991-1996 年，这一“节省”达到 3.5 万亿美元）以及从居民那里夺走的储蓄（4500 亿美元）。不仅这些资金被断送，而且国家的所有黄金储备被挥霍一空，同时，出现了大- 49 -量的债务（目前大约为 5000 亿美元）。

　　这些损失的主要原因——不是偷窃，也不是资金输出（虽然这两项数额巨大）， 而是经济的停顿。

　　所有大的技术性系统，即国家命脉所在（动力、交通、供暖），都建于苏联时期。所有这一切与西方市场经济下的系统都不同。

　　15 年来，已经很清楚了，现在的经济体系无法包含这些——在市场关系下，它们太贵了。它们正在不断退化或是遭到破坏。同时，市场无法建立相应规模的新的市场化的体系。国家掉进了历史的陷阱——恶性循环，在现在的经济体系下，不可能摆脱这一怪圈。

　　既不按照公社类型（苏联式），也不按照公民社会类型（西方式），那么目前的政治制度无法构建稳定的生活。然而，很多苏联的子系统安然无恙并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稳定性。大多数国家部门的工作人员、经济领袖、民众正不顾市场学说，保护着这些子系统。在苏维埃制度走出阴影的地方（例如，白俄罗斯），事业蒸蒸日上。整个文明毁灭是不大可信的。因此，在俄罗斯或长或短的混乱之后，苏联制度的各种社会形式将会占上风，哪怕甚至是以资本主义的形态出现。现在，让我们转向灾难的原因。原因有很多，我们将挑出结构性因素。

国家危机 代际更迭

　　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苏维埃制度瓦解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是意识状况。安德罗波夫（Ю.В.Андропов）对此清楚地下了定义：“我们不了解自己所生活的这 个社会”。1970-1980 年间，这种状况恶化了：无知变成了不解，接下来又转化成敌意，在一部分精英中甚至达到了偏执的程度。

　　无知导致领导层既无法迅速揭示也无法预防社会上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无法找到有效的方法解决成熟的问题。无知以及社会本身导致无法看到改革时按社会制度变化而开始的行动的危险性，也就是说导致了无法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在“人民生活中心”成长起来的一代党的领导人走了。这一代党的领导“了解社会”——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上学来的，而是从自己个人及周围人的经验 中得知的。这种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明晰、未成文的，但它对于这代人以及前几代人来说，是那样亲近、明白、清晰、不可磨灭。把这种认知系统化并“写下来”，在当时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这代人背负着巨大的生活、工作负担。由于这种认知没有形成对应的文本形式，渐渐地就变得艰涩难懂了。

　　大部分新一代领导人是第一代党员知识分子的子女。在他们身上，对苏联社会- 50 -的成型的认知已经取代了那种不清晰的认知，而后者他们仍可以从自己的家庭中获得。

　　建立在历史唯物论基础上的社会科学是意识形态创作中的杰作。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甚至可以在不了解具体问题的实质的情况下回答一切问题。这是一个伪宗 教的体系，有了它，人们就不用去寻找其他知识源泉，也不用去抉择了。苏联在 1930-1950 年间积蓄的发展惯性，继续牵引着国家在原先的道路上前进了 20 年。而党的高层产生了一种幻觉，觉得是他们掌控着这些进程。事实上，社会学给党的高层提供的精神工具，甚至不允许他们看到发生在社会中的这些进程，更不会让他们理解并掌握它们。

　　问题不在于党的领导层犯了哪些错，而在于它作出了哪些决定？问题存在于党的领导层不具备认识现实的相应条件。这就像一个统帅在准备一场大的战役时，突然发现他的地图与地形不符，是另一个国家的地图。

　　底层的干部掌握着形势。就在戈尔巴乔夫于 1989-1990 年间给党的机构和经济管理体系带来冲击的时候，这种毁灭具有了雪崩的特点，甚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因为无知还是确实带有摧毁苏联体制的目的——已经不重要了。

　　高层人士与苏联社会现实的脱离令人震惊。有时你会觉得是在和外星人说话。从 1985 年到 1989 年，我与苏共中央科学部——它的“智囊团”——即所谓的顾问小组联系紧密。我担任过 2010 年前苏联科技进步综合规划第一卷筹备工作组负责人，当时会定期与中央科学部讨论工作进展。他们是一群受过教育的聪明人，忠诚于社 会主义与苏维埃制度。他们影响科学政策的制定，却完全不了解苏联科学的起源与特性，也不了解其社会体制以及其优势和劣势的根源。他们是通过西方的参数和指数看到苏联科学的，就像其他任何一个社会的科学。当我讲解关于有三个世纪历史的苏联科学现实的简单事物时，他们聚在一起睁大眼睛听着，就像听从未听过的有趣童话故事一样。

　　在其他领域也存在相同的情况：党的高层知识分子不知道也不明白苏联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军队、学校的特点。党的领导层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彻底的改革 重组，切断了他们重要的生存支柱，就像不懂解剖学的人开始给人做复杂的外科手术。

　　同样重要的还有，党的知识分子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就像西方政党知识分子一样）学习的历史唯物主义教材，包含了隐藏的但却强大的反苏倾向。那些真正通过这些教材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苏维埃制度是不正确的。知识分子中的部分激进分子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公开宣称苏维埃制度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对马克思所有概念的歪曲。可以被称为“反苏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完整的社会学支系成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部分党的知 识分子“放弃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或者背弃了共产主义理想。甚至相反地，对苏维埃制度的批判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的。他们深信，这种批判是为了改正苏维埃制度的缺陷，使之与真正的马克思的学说相符。但这种批判对于苏联社会是致命的。虽然应当承认，社会上“拥护苏联”部分的建设性批判，在改革时期也曾被利用来达到反苏目的。想避免这种利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的批判推翻了苏维埃制度的合法性，并断言可以建立一个比这个好得多的制度——真正的社会主义。而由于它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进行批判的，其他的知识分子，即使感觉到了这种批判的深刻错误，也找不到词语或逻辑来 反驳它——他们没有其他语言。

　　改革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数以万计的工作在苏联的专业马克思主义者中，大部分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转向反苏势力一边了，而且是很轻易地就倒戈了，没有任何心理斗争。不能认为所有这些人都是没有道德的。也就是说，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专业知识并没有妨碍他们转变立场，而是起了促进作用。他们断定：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苏维埃制度是“不正确的”。也就是说，应该回到资本主义，用尽它的潜能发展生产力，然后再参与到“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去。现在，他们中 的大部分人看来已经对这个教条式的幻想失望了，但事情已经完成了。俄罗斯教授 В·В·罗扎诺夫（В.В.Розанов）说，俄罗斯文学扼杀了俄罗斯君主制。这言过其实了，但其中包含了真理的实质。根据类推法可以说，是苏共中央下属的社会科学院及其党校网络扼杀了苏维埃制度。

二十世纪 70—80 年代的思想危机

　　苏联解体的轻率和突然令人震惊。但这轻率和突然只是表象。合法性的危机酝酿了 30 年才成熟。为什么从 60 年代起苏联社会开始累积一种感受——生活安排得不正确？为何出现不断增长的不满情绪？现在是这样看待它的。20 世纪 60-70 年代，苏联社会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在过去 30 年里，城市化进程十分迅速，70%的人都开始居住在城市。70 年代，在苏联社会新的客观特征下隐藏着主要的、隐性的危险——以前的苏维埃制度的思想基础迅速急剧地衰弱，几乎是消失。当时，官方的苏维埃社会学认定（大多数人也真诚地认为），这个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在理性观念中形成劳动者关于平等正义的自然概念的马克思主义。然而，这个论断是错误的。

　　苏维埃制度的思想基础是公社农民共产主义（общинный 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коммунизм）。西方哲学家有时加上“古老的”这个词，并说它是“被覆盖了一层西方思想的薄膜——马克思主义”。赞同公社共产主义的列宁理解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公社共产主义视为自己的敌人，并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联合起来与之进行了内战——也明白这一点。布尔什维克世界主义者也将其视为自己的敌人，胜利的布尔什维主义中的他们这一派，在内战最后的战役中——即发生在 1937 年—1938 年间的镇压行动中被打倒了。

　　20 世纪 60 年代，这些思潮的新一代继承者登上了舞台，他们在知识分子和已是城市“中产阶级”的新的年轻一代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因此，改革是 20 世纪俄罗斯大革命的一个阶段，这一革命曾经为了工业化和战争要将人民统一起来而一度被“冻结”。自觉的改革先锋是托洛茨基主义精神上的继承者，在最小程度上，也是自由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的精神上的继承人。他们自己却不知道这一点，因为“不了解自己生活的社会”。他们要是知道的话，这个反苏集团很可能就不会出现了。公社农民共产主义是一个大的文化现象，是对“地球上神的王国”的探索。它赋予苏联的构想以弥赛亚特征，而这又注定了对斯大林的崇拜，这是 30 年里苏联构想实质的表现。顺便提一下，反苏的构想也具有弥赛亚特征，而且对斯大林的憎恨带有不合理的成分。

　　在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时代更替的过程中，农民共产主义理念逐渐失去效力，在接近 60 年代的时候耗尽了自己的潜能，虽然其中最重要的原理在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下一直保持到现在。为了巩固苏联社会，保持政治体系的领导权，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思想基础，其中苏联构想是用理性的语言来叙述的，而不包含对潜在的弥赛亚感觉的呼唤。但是老一辈却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因为在他们的意识中还存在着无意识的布尔什维主义。而新一代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找解决这个（只从直观理解的）问题的对策，可那里根本就不可能有答案。这在党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思想危机。

　　在赫鲁晓夫（Н.С.Хрущев）的思想动荡之后，苏共中央被迫采取了这样一个决定——通过“拧紧螺帽”，转向“伪斯大林主义”，从而“冻结”思想危机（苏斯洛夫[5]时期）。这只是拖延时间，而无法解决根本矛盾。没有为了定期分析和思想基质的现代化而稍作喘息。我认为，在正常制度下，苏共中央的领导已经无法应对形势了。为了解决这一紧迫问题需要进行科学的辨论。但如果领导放松管制，那么在辨论中就会失败——党的知识分子中的第二梯队（像保文[6]、布尔拉茨基[7]、扎格拉京[8]这类人）已经被欧洲共产主义思想渗透了。在公开的辨论中，他们是想附和反苏一方的，正如我们在改革时期看到的那样。在勃列日涅夫（Л.И.Брежнев）逝世后登上政治舞台的权力集团——戈尔巴乔夫（М.С.Горбачев）、雅科夫列夫（А.Н.Яковлев）、谢瓦尔德纳泽（Э.А.Шеварднадзе），是在世界观真空及思想停滞的情况下组成的，当时已被反苏维埃主义渗透。认为苏维埃制度“不正确”的观点，自 1986 年起成为正式论断，很快，改革也被宣布为是革命，也就是说，其目标是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

　　在老一辈人的大众意识中，苏维埃制度缘何是合法的？凭的是对群众社会苦难的记忆。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安排好生活的两条基本原则：痛苦的最小化和享受的最大化。苏维埃制度的缔造者们是从第一条原则出发的。20 世纪 70 年代，在许多方面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苏联的全新一代，开始成为社会上主要的活跃分子。这是一群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甚至没有看到过群众社会苦难景象的人。

　　西方——“三分之二的社会”。另外三分之一穷人的苦难显而易见，并使“中产阶级”团结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支持对社会苦难的集体记忆，而苏联在 70 年代就丢失了这种记忆。青年人已经不相信还存在着那些苦难了。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个就其自身特点而言无人知道的富裕社会。至于它将如何运转，老一辈的直觉和经验也好，当时的社会科学也好，都说不上来。这就是教训：不是在困难和物资紧缺时期，而正是在富裕社会丢失了对那些苦难的记忆时候，最主要的危险在等待着社会主义。对它们的抽象认知是不起作用的。城市化给对苏维埃的不满制造了客观的前提条件。苏联的构想首先是从农民的俄罗斯的处世哲学中成长起来的。一些认识由此而来：什么是人所必需的？什么是所希望的？什么是（多余的）虚荣？在革命和崩溃的过程中，这个构想变得严厉，受到压缩了。“不需要的”需求的承载者死亡、逃往国外或者被现实改造。在某个时期社会上出现了“需求的统一”。

　　与此同时，当生活进入和平轨道并越来越城市化的时候，“被认可的需求”的狭小范围开始限制、然后是压迫社会越来越多的不同部分。对于他们来说，西方是最理想的、童话般的乐土，在那里他们被限制的需求能得到尊重甚至受到珍视。

　　农民生活与“城市生活”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它保障了对精神方法的强烈“需求”。耕地、种植、收获、建造房屋和吃饭、生育和死亡——所有这些在农民那里都具有礼拜式的意义。大城市的生活剥夺了能够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自然资源，同时制造了压力，因为城市空间与时间的安排违背人的自然节律。这种压力压迫，而弥补它——是人的生活需求。

所有文化在工业化进程中都艰难地经历着城市化危机。在西方，严重的不平等、必须为了生存而奋斗、然后是建立大众文化、微不足道的大众需求和各种离奇的替代品转移了人们对于危机的注意力。大量学校用拼凑起来的文化来教育大多数儿童与青少年，这种文化严重降低了人的精神追求。

　　苏联的领导没有同意这种会导致年轻人需求降低的做法，尽管在 20 世纪 70 年代，依据西方经验的相似提案也出现过。这一决定使我们社会的长久生命力得以保持而没有降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一直保持这一方法）；但是在苏联短期内有两代感觉自己毫无生活保障的年轻人。他们被改革、公开性、集会以及文化多元论弄的神魂颠倒。以前的领导（以及苏联人中的以前的几代）不理解他们由于无法满足其“对其他生活方式的渴求”而导致的不满。没有人想过那些当时苏维埃制度能够很好地满足的需求（当靴子挤脚时，没有人会去想大衣多么御寒）。精英阶层的反苏部分的行动利用了世界观危机并使之加剧。改革中的文化项目是硬性的，群众意识受到震荡了。人们作出相关理性推断的能力，尤其是使用抽象概念的能力被破坏了。他们很难弄清自己的兴趣或者预见危机。

　　这种认识的薄弱——是过度家长制作风的缺点。这导致生活繁荣时期社会意识幼稚化。人们不再珍视前辈们创造出的财富，将其视为不灭的、“上天给予的”东西。社会条件被看作自然现象，就像空气一样，不会消失。它们好像不受你的社会态度的影响。

　　有人说，群众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竞争、个人主义暴利）占了上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只有极少数公民有意识地否定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基础。通常，他们只是不明白，说的是什么，也没有习惯和能力去自我组织。拒绝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印章完全不能说明深层意识（期望）发生了根本改变。在群众意识中，苏联式的劳资关系被认为是最好的，而在改革过程中甚至成为更加吸引人的。1989 年，在受访者中，平均有 84%的人认为政府的职责是保证所有人都有工作，而在 1991 年 11 月，这种信念在反苏宣传中成了主要的攻击对象之一，这样表示的人超过 90%。

　　对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的公民态度与意见最大的一个国际研究项 目，是《新民主标准》（ Барометры новых демократий ）。自 1993 年起，俄罗斯有一个庞大的外国专家组在《新俄罗斯标准》（ Новый Россиский Барометр ）这个共同研究项目框架下工作。在这个项目的领导者 Р·洛乌萨（Р. Роуза）和 Кр·哈尔普菲拉（Кр. Харпфера）在 1996 年的报告中称：“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所有被调查者都积极地评价过去，而没有任何人对现行的经济体系给予积极评价。”更具体地说，对苏联经济体系的积极评价在俄罗斯占 72%，在白俄罗斯——88%，在乌克兰——90%。对新政治体系的评价更有说服力。这些方针是稳定的，直到现在都被证实是正确的。

　　因此，苏联的解体是文明和世界观危机的结果。其实质在于，苏联社会与国家没能胜任在代际更替的过程中更新社会制度合法性手段的任务；无法保障文化历史类型嬗变的延续性，这种递嬗发生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并和整个社会走出 20 世纪 20 至 50 年代的动员型发展状态的危机相吻合。

　　后一个话题将在以后作详细讨论，现在我们看看以下内容。Н·Я·达尼列夫斯基（Н.Я.Данилевский）将文化历史类型称之为虚拟的超阶级和超民族的社会文化共同性，这是文明主要特征的载体。在历史选择和过渡时期（包括危机、战争、革命），它是主要发展矢量的代表。达尼列夫斯基在这种类型中看见十分稳定的、代代相传的实质——体现在广义个体中的人民。

　　根据 20 世纪的经验，我们改变他的概念并且认为，文明是几种推出不同的文明方案的文化历史类型竞争（或者斗争，甚至连内战也包括在内）的舞台。这些类型中的一种（与盟友联合）成为特定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在这一时期“代表”文明。俄罗斯走过了艰难的 20 世纪，她所属的历史文化类型的形成过程早在 1917 年之前就已开始，最后是以“苏联人”定型的。我们可以描述苏联人的社会肖像——他的文化、价值观以及组织、劳动和创造力方面的能力。

　　苏联类型在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世界观危机过程中衰落了，无法在改革时期重组并展现意志，后来被打入地下。但是，无论是苏共中央还是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或者是国家，都无法（甚至没有尝试过）在社会舞台上用与这个历史文化类型同源的类型来替代它，以继续实现苏联构想。相反，在政权和亲政权的知识分子精英的帮助下，将一个截然相反的类型引到这个舞台上。我们可以详细描述这种在90 年代替代“苏联人”的类型的特点。这也成了叶利钦体制的社会基础。这个问题 不是政治问题，因为今天在俄罗斯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历史类型是没有生命力的。它完全丧失了创造潜力，无法“支撑”国家。

（施海杰 陈亚梅 译， 贝文力、杨成 校）

本文为卡拉—穆尔扎 2011 年 4 月出版的新著《危机中的社会科学》（Кризисное обществоведение.Часть первая. Курс лекций. Москва: Научный эксперт. 2011）中的第 21 讲。经作者授权，由《俄罗斯研究》独家中文发表。《危机中的社会科学》采用了讲座体，其核心观点是：苏联解体及当代俄罗斯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理性（实用的、科学的）的社会科学之不足。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工业社会的核心知识应该是理性的、科学的，仅拥有传统的知识并不够。而苏联的社会科学从方法论上讲更接近于自然哲学，而不是科学。它未能预见到 20 世纪末期给苏联体制带来灾难的系统性危机。后苏联时期的社会科学同样深陷危机，甚至无力解释现实问题。因此，应该建立起新的社会科学体系。C.卡拉—穆尔扎（С.Г.Кара-Мурза），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理论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1] 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哲学家，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重要人物，其名著《君主论》一书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译者注

[2]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意大利著名新马克思主义者，在人文社科多个领域产生重要影响。葛氏提出“霸权”（Hegemony）概念，认为统治阶层不能单靠力量（force）维持其权力，他们必须要使人民对现存的情况产生同意（consent），甘愿接受统治阶级的统治。为此统治阶级必须考虑被统治者的利益，注意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然后对人民作出让步（concession）。——译者注

[3]旺代位于法国西部，根据不同的地形被划分为上旺代和下旺代两部分。下旺代临近海岸，主要由沼泽地组成。上旺代则是森林稠密的地区，大部分人口散居在各个相互隔绝的小农场和村舍里。这里同外部的交往并不多，新思想很难渗透到这些地区来。这些纯朴、强悍、迷信宗教而又忠于旧秩序的旺代农民，对于与他们的地位无关的革命是无法理解的。更何况大革命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夺走了他们精神上的慰藉者。“旺代农民起义”从 1793 年 3 月 10 日下旺代的马什库尔起义和上旺代的圣弗洛朗起事开始， 到 12 月 23 日旺代军被彻底击溃为止，历时 9 个月，辗转了旺代、曼恩—卢瓦尔、普瓦图、昂儒、布列塔尼、诺曼底等广大地区。这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发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旺代农民的“愚昧”、“保守”。从最直接的现象看，它实起因于共和国政府的政策与农民的传统情感之间的冲突，共和国政府的过激政策无疑应负一定的责任。——译者注

[4] 苏联特权阶层是按照一定的职务名册直接任命、相应地掌握着国家执政资源并且按职级合法享受不同特权的一部分人。这个特权阶层，俄语中是用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这个词来表示的。从字面上来说，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nomen”，意思是人名名单或者品名清单。借用到俄语中，这个词指的就是职务名册或职务一览表。具体地讲，是指其人选由上级任命的职位名称表。作为集合名词，也可以指上级任命的干部。这个术语最初是指在各个领导机关之间进行的职能分配。在进行职能分配时，这些机关必须进行任命的高级职务也被分别作了登记。后来这一制度涵盖了对苏联领导干部的 考察、登记造册、任免以及职级待遇等方方面面。有学者按照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原则曾将此概念译为“罗名制”。本文因其特指纳入“罗名制”体制中的官僚而统一译为“苏联特权阶层”或“苏共特权阶层”。——译者注

[5]苏斯洛夫（М.А.Суслов，1902-1982），苏联党务和国务活动家，1952-1953 和 1955-1982 年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主席团委员，1947-1982 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是苏联意识形态的负责人，被称为苏联制度的“灰衣主教”和苏联的“常胜将军”。——译者注

[6]保文（А.Е.Бовин，1930-2004），哲学副博士，苏联与俄罗斯记者、政治学学者、外交官。苏共党员，1991 年 8 月 19 日宣布退党。1981 年获得苏联国家奖章。1972 至 1991 年担任《消息报》政治观察员。苏联解体前一周被任命为苏联驻以色列大使，直至 1997 年退休。其后重新担任《消息报》政治观察员。——译者注

[7] 布尔拉茨基（Ф.М.Бурлацкий，1924-），哲学博士，苏联政治学学者，教授，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大学政治学系荣誉教授。曾在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及工人阶级政党联络部工作。1969-1972 年任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1982 年起担任《文学报》政治观察员，1990 年 3 月至 1991 年 8 月任该报主编。——译者注

[8] 扎格拉京（В.В. Загладин，1927-2006），历史学副博士，哲学博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1979 至 1989 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外事委员会秘书，苏联议会小组副主席。1988-1991 年出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顾问。——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