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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阿奇 布朗是当代英国俄罗斯东欧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坚持运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在苏联、俄罗斯转型方面形成了一套系统而独特的观点。他认为苏联改革源于体制内部的专家辩论所带来的思想创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改革和转型以及结束冷战方面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苏联和东欧的转型应该被看作民主化的“第四波”；当代俄罗斯政治体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应该被看作一种混合体制。他的思想和理论是当代西方主流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英国的学术研究和外交实践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阿奇 布朗 苏联改革 戈尔巴乔夫 第四波 　　【中图分类号】D50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3-0087-(13) 　　阿奇·布朗（Archibald Haworth Brown）是当代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是英国在苏联和俄罗斯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布朗生于 1938 年，年轻时从事记者工作，后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曾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1971 年进入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StAntony’s College），长期从事苏联、俄罗斯及东欧问题的研究，其研究成果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且对撒切尔和布莱尔时期的英国对苏（俄）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1991 年，布朗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并在 1999-2002年期间担任英国科学院政治研究学部（Academy’s Political Studies Section）主席。[1] 　　布朗的研究兴趣非常广泛，涉及到苏联和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体制、领袖等多方面，尤其是对于苏联和俄罗斯领导层与转型相互关系的研究在学术界独树一帜。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品是出版于 1996 年的《戈尔巴乔夫因素》[2]，其中全面分析了戈尔巴乔夫（M. Gorbachev）在苏联转型中的决定性作用。此书赢得了英国政治研究协会年度最佳政治类书籍奖——W.J.M.Mackenzie 奖和英国东欧斯拉夫研究协会的Alec Nove 奖[3]，被认为是当代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改革研究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布朗以其独特的视角、广泛翔实的资料以及冷静和理性的研究态度，对苏联和俄罗斯的转型过程给出了自己的卓越诠释。因此，我们可以围绕着苏联、俄罗斯转型这条主线，勾勒出布朗思想发展的基本轮廓。 一、思想变革：苏联改革的源起 　　对于大多数的西方理论家而言，80 年代中期新思维和苏联转型的出现并不符合传统转型理论的观点。西方学者用“极权主义”的概念来描述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政治体系。这一概念的影响非常深远，以至于研究者往往将极权主义的理想模式与苏联政治的实际混为一谈。在他们看来，苏联政权是铁板一块，不可能发生任何变革。 对此，布朗针锋相对地指出，这种概念的滥用导致了对现实状况的极度夸张，“这实际上对理解苏联的变革毫无帮助”[4]，更有甚者，它使得人们对于苏联可能出现渐进变革的可能性视而不见，同时也影响了应有的政策调整。 　　在布朗看来，许多西方政治学的概念都无法适用于俄罗斯问题的研究，例如很苏联只有机构的利益，以及由不同的专家组成的“意见集团”。而正是这些“意见集团”之间创造性的辩论活动带来了思维创新。[6] 　　在探寻苏联改革思想源头的过程中，布朗与大部分西方学者不同，他没有过多 关注那些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而将更多的目光集中于苏联体系内部的专家之间的辩论。他认为，正是这些辩论活动在政治思维的创新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认真查阅了 70 年代以来苏联出版的大量晦涩难懂的专家作品，通过大量的分析，他发现，由于出版的限制，很多观念都隐藏在苏联传统教义的伪装之下。[7] 　　这些可能掌握苏联中央权力的人们实际上有很多潜在的思想变化。这些专家的讨论涉及面很广，政治文化、三权分立甚至竞争性选举都在其列。对此布朗做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因而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就已经断言苏联的政治学将突破传统窠臼的限制。[8]他指出，“（苏联专家）已经看到了西欧的未来，而且认为这种前景很有可能成为现实”[9]。布朗发现，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启动与推进，这种辩论越来越深入，影响也越来越大。到了 1987 年以后，苏联智识界的观点越发激进，最终促成了一场“观念革命”：强调对内实行政治多元化和竞争性选举；对外则是“人道的普世主义”。布朗的结论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实际上就是对这种“观念革命”的总结和反映。[10] 　　事实上，发生在苏联体系内部的专家辩论，在官方文件上产生的影响远不及在知识分子的观念中产生的震动。这些党内知识分子很多本身就是高级官员，也有很多对于高层能够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他们的理念可以直接渗透到决策圈，这对于苏联内部政治气候的改变作用深远。布朗认为，恰恰由于苏联体系的高度封闭性，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观念对于体系内部的影响微乎其微。[11]布朗的逻辑是，观念的变革推动着体系的转型，这也是唯一可能推动共产主义体系转型的道路。[12] 　　具体而言，政治气候的不断变化最终影响到了苏联最高决策者——戈尔巴乔夫本人，对于本来就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戈尔巴乔夫来说，这种政治氛围的变化使他本就希望启动的改革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也为苏联的全面转型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成为推动苏联改革的源动力。 二、戈尔巴乔夫：苏联转型的决定性因素 　　对苏联转型过程的分析，一直是学术界颇具争议的话题。大部分西方学者往往更愿意寻找改革的外部原因，如将苏联改革的发生归因于里根政府政策的影响；或者强调改革的必然性，将苏联的改革视为对于苏联体系危机的自然反应。在布朗看来，这些观点并没有认真分析 80 年代中期苏联的实际情况，错误理解了苏联改革和最终转型的过程。“1985 年时的苏联，确实经济增长缓慢，而且有相对衰落的趋势， 但并没有达到危机的程度，……更谈不上处于生死关头。”[13] 　　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苏联政治局内部，有的人没有意识到衰落的问题，有的人意识到了却不愿意面对这些问题，更不要说提发动全面改革了。[14]因此，布朗决定从内因角度入手探寻苏联的变革，旗帜鲜明地指出苏联的改革并不是必然发生的，外部力量对于封闭的苏联体系的影响也是相当有限的，苏联改革的关键力量在体系内部。在布朗看来，80 年代中期开始的苏联改革，实际上最核心的因素是作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只有抓住戈尔巴乔夫因素，才能够有效地解释苏联改革中最关键的三个问题，即改革是怎样开始的？苏联改革的内容为何如此激进？苏联转型和冷战结束为何会以和平的方式实现？[15]布朗进而提出，观察苏联改革必须把握的两个视角：一是戈尔巴乔夫思想的演变；二是苏联党内和国家政治体系内部权力对比的变化。 　　在《戈尔巴乔夫因素》一书中，布朗用大量篇幅描述了戈尔巴乔夫思想观念的发展和变化。在长期的政治活动中，戈尔巴乔夫展现出突出的能力，获得了安德罗波夫（YuriAndropov）的赏识，在通向最高权力的过程中，他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能被保守派接受的务实的创新者”。[16]因此，在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去世后，他没有受到任何挑战，苏联上下都希望他“作为一个现代领袖，给苏联体系带来新的活力，而不是激进的变革。”[17] 　　布朗认为，有充分证据表明，尽管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其思想中包含着一定的自由主义倾向。在最初当选总书记的时候，他对苏联社会主义中所存在的缺陷表现出相当的不满，试图改革体系中所存在的缺陷。此时，他对于改革的前景是相当乐观的，但对于改革的具体内容并不特别清楚。[18]在接下来的三四年间，他逐渐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并开始强调自由，渐渐地从“共产主义的改革者转化为一个西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者”。[19] 　　1987 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支持“社会主义多元化”，认为“为达到这一目标，政治体系必须进行全面改革，所有改革都以多元化为指导思想。”[20]此时，戈尔巴乔夫已经基本上认同了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多元化的观点。所以，苏联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可以说就是戈尔巴乔夫思想逐渐转变的过程。实际上，即使在苏联分裂的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拒绝使用武力，力求避免牺牲更多的生命。布朗强调，正是戈氏的这种选择实现了苏联的和平转型，最终保证了冷战的和平结束。如何能够将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演变落实到苏联的政策上，布朗倾向于认为苏联 政治体系内部的权力对比结构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指出，与西方制度不同，苏联领导体制中总书记的权威相当大，但并非不受限制。只有处理好与党内其他高级官员的关系，才能保证拥有最高权力。[21] 　　因此，苏共总书记必须根据政治体系内部权力对比的情况，不断调整改革的节奏。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所说：“这个位子并不舒服，我得同时扮演教皇和马丁·路德的角色。”[22] 　　在最初几年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谨小慎微。直到 1988-1989 年，随着他权力的不断增加，他的改革步伐日益加快。正是在这一时期，苏联改革从自由化走向了民主化，从内部改革走向了体系转型。1989年之后，随着政治体系的根本性变化，这位苏联领导人越来越多地同时受到左右两派力量的攻击。党内的保守势力和党外的激进改革势力都对他的改革不满意。根据布朗的解释，在 1990 年冬天到 1991 年，戈尔巴乔夫也进行了一些策略性的妥协，与保守派和解。然而，他最终做出了战略性的选择与改革派一起推动了苏联体系转型。[23] 　　这一战略同盟在苏联政治体系中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使得改革不可逆转。在布朗眼中，1985-1991 年苏联改革的过程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个人思想演变和政治权力地位变化交互作用的结果。戈尔巴乔夫自身思想的变化促成了改革的出现。在这一过程中，其权力日益巩固，这又反过来推动着戈氏本人思想继续朝向民主化、自由化、多元化的方向演变，使得改革进程不断深入，随后直接影响苏联政治体系内权力对比，改革的进程因而不断加快，内容也不断走向激进。苏联体系的和平转型，冷战的和平结束，都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在政治和外交领域的反映，是他主动选择了和平。戈尔巴乔夫是结束冷战的关键因素。 　　最终，戈尔巴乔夫失去了权力，苏联改革也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终结。但在布朗看来，这并不能够削弱戈尔巴乔夫的历史地位。的确，在改革的过程中，他低估了“民族情绪中所蕴含的潜在威胁”，而且在策略选择方面存在失误。[24] 　　但在苏联解体问题上，其他一些政治精英，尤其是叶利钦（Boris Yeltsin），扮演了更值得批评的角色。布朗强调，苏联本可以通过形成一个“规模更小的、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联盟”的方式得以继续存在，其解体并非不可避免，而且这也是戈尔巴乔夫 1990 年以后努力的目标。苏联解体并不是民主的必然结果，由于一些偶发事件的出现，才导致了悲剧性的结局。[25] 　　布朗一再强调，尽管遭到来自各方的误解甚至中伤，但这都不能改变对戈尔巴 乔夫的历史评价。这是一位“变革型领袖”。[26]布朗告诫说，如果以更为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待苏联转型，我们就会发现，戈尔巴乔夫所面对的是一个几乎无解的难题：他必须同时处理经济、政治、联盟和外交四个方面的转型，推动整个苏联体系的变革。布朗认为，戈尔巴乔夫至少在其中的政治和外交方面取得了成功，并将此总结为以下十个方面[27]：——引入公开性（Glasnost’）政策，促进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释放反对派，平反冤假错案； 　　——实现宗教信仰自由，停止对教会的迫害； 　　——实现跨国旅行与国际交往自由； ——引入竞争性选举； 　　——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发展； 　　——依法治国，结束以党领政的局面； 　　——承认政治多元主义，放开思想管制； 　　——允许东欧国家自行选择发展道路，允许德国统一； 　　——从阿富汗撤军，并且在结束冷战的问题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布朗始终以积极和正面的观点评价戈尔巴乔夫，他最终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者之一，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最为深刻影响的伟人”[28]。 三、“第四波”：苏联东欧转型的地位 　　长期以来，西方理论界一直将苏联东欧转型作为 70 年代开始的世界范围内“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一部分加以分析。这种分析思路主要强调西方世界对于东欧和苏联的影响，且往往忽视了东欧国家间以及苏联与东欧国家间转型过程的相互影响。[29] 　　在布朗看来，这种观点没有把握苏联东欧转型的特点和原因，对于苏联东欧转型的历史地位的评价需要重新审视。他认为，苏联和东欧的转型（包括后来的南非）并不是“第三波”的延续，而是构成了民主化的“第四波”浪潮。[30] 　　“第四波”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怀特黑德（Laurence Whitehead）提出的[31]，布朗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布朗指出，“第三波”民主化运动的主要对象 是非社会主义制度的威权主义国家，两种体制的性质和特点存在巨大差异。威权主义国家只需集中精力进行政治改革，而社会主义国家则要同时推进经济和政治两项改革。“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很明显的内在关联。因为语言和文化的联系，南欧（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变化，对拉丁美洲的民主转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对于东欧来说，这种文化影响力并不明显。此外，“第三波”民主化运动的主要外部力量来自美国，特别是卡特政府时期对于民主运动的广泛支持。而这一点对于苏联及其势力范围几无影响。因此，布朗认为，东欧和苏联等社会主 义国家的民主化运动是一个独立的过程，存在着相似的刺激因素，共享相同的外部条件。[32] 　　在《改变世界的七年》中，布朗提出了第四波民主化的四个主要特征：第一，威权主义体制的转型并没有引发社会主义国家精英集团的更替；第二，转型国家需要同时面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转型的双重压力，需要在不同的基础上全面重建国家秩序，难度和复杂性远远超过第三波转型国家；第三，东欧国家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拥有同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基础，而且大多数都是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因此他们的转型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邻国的影响，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学习 的过程；第四，也是最重要的特征，在第四波转型过程中，苏联因素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作为这一地区的霸权国家，正是苏联内部的变化促使东欧国家转型。[33] 　　在怀特黑德看来，是苏联权力的瓦解导致了东欧地区转型的发生。布朗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这一时期的苏联权力并没有明显衰落，苏联仍有足够的能力否定东欧可能发生的任何变动。但是苏联内部的两种变革直接导致了东欧转型的发生。首先，苏联政治体系内部的自由化和多元化改革产生了影响。其次，苏联对外政策的 根本性变革成为决定性的力量。80 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的对外政策出现了重大调整，到 1989 年时，苏联已公开宣布，不再会对东欧地区的政治变革进行军事干涉。怀特黑德所说的“苏联权力的瓦解”实际上是这一改革的结果而不是造成变革发生的原因。[34] 　　也许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原因复杂多样，但在 1988-1990 年之间，苏联改革成了推动东欧转型的最重要原因。从 60、70 年代开始，东欧国家中存在着探寻体制改革的思想和力量，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曾产生过不同的影响，但由于苏联的制约，在国家和社会层面的传播受到很多限制。一旦苏联受到自由主义和民 主思想的影响，反馈于东欧国家，就将呈现出无比巨大的反应。布朗认为，东欧曾经出现的自由主义思想运动对于苏联改革产生了潜在的影响，而苏联自身的改革又对于东欧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第四波民主化浪潮。 　　长期以来，西方转型理论认为极权主义政权不可能发生内部的改革，但苏联改革的出现宣告了这种观点的失败。[35]苏联和东欧转型的出现，使得研究者必须重新审视传统的转型理论，重新认识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复杂现象。苏联和东欧转型对于世界历史的发展和转型研究领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其独特性质和独立地位也成 为布朗理论观点中最具特色的一种观点。 四、混合体制：当代俄罗斯转型过程的评价 　　转型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随着 1991 年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改革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宣告结束，但俄罗斯的转型过程并未终结。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俄罗斯社会经历了艰难、复杂的发展。如何评价当代俄罗斯转型的道路，成为布朗学术研究另一重要组成部分。苏联解体后，布朗在俄罗斯转型发展问题上投入了很多精力。在他看来，“苏联体系转型与俄罗斯民主的建立仍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36]，而西方学者对于冷战后俄罗斯转型过程的研究存在着两个严重缺陷：其一，是对于经济决定论的盲目信 仰，这种错误主要集中于对叶利钦时代的研究。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来说，他们对于叶利钦的改革推崇备至，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将导致民主的自然实现”[37]。因此，他们将目光集中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不顾一切地推行市场化政策，而对于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视而不见。其二，是对于文化决定论的推崇，这种错误则出现在对普京时期的研究中。这种观点强调俄罗斯的威权主义传统根植于俄罗斯传统文化之中，与民主思想南辕北辙，从而否定俄罗斯民主发展的意义。[38] 　　布朗认为，这两种观点显然都是错误的。有大量证据表明，历史上很多威权主义国家都奉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转型并不必然带来民主，盲目追求市场化对于民主制度的建设甚至会有负面影响。[39]另一方面，布朗坚决反对文化决定论。作为政治文化研究的元老，布朗指出，政治文化的内容是灵活多样，而非一成不变的。所有的认知、价值观、信念的形成都是非常复杂的，而且与政治制度相互作用。苏联改革过程中，新思维的出现就是政治文化与政治体制互动的结果。[40] 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赖于政治体系的发展变化。是政治体系创造了特定的政治文化，而不是政 治文化决定政治体系。类似这种机械的决定论式研究方法只能得出误导性的结论。对于俄罗斯转型的研究仍然应该按照严格的标准，建立系统的分析框架，排除特定时期社会思潮的干扰，认真研究俄罗斯转型的现实过程，才能得出有说服力的观点。通过借鉴达尔（Robert Dahl）对于民主的评价框架，加上自己的原则，布朗提出了分析和评价俄罗斯民主建设的 6 条标准[41]： 　　1、结社自由； 　　2、表达和获取信息的自由； 　　3、自由和公正的投票权； 　　4、竞争获得公职的权利； 　　5、政治问责制； 　　6、依法治国。 　　 布朗根据自己独特的分析框架，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转型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叶利钦同戈尔巴乔夫一样，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位“变革型领袖”[42]。但布朗从来没有像其他一些西方学者那样，对叶利钦寄予太多的期望。他认为叶利钦更多的兴趣集中于通过激进的经济政策，建立市场经济体系，而并没有将推进民主作为自己的行动目标。所以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1993 年的 10 月危机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叶利钦处理危机的方式“对于俄罗斯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建设都是巨大的伤害。”[43] 　　在叶利钦治下，俄罗斯成了一个虚弱而又臃肿的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伪市场”经济——腐败盛行，权力寻租，小团体利益层出不穷。政客、金融家、工业资本家和媒体巨头勾结在一起，形成了所谓寡头经济模式，布朗将其称为“钻石四边形”(diamond quadrangles)。在叶利钦时期，政治领袖和商业寡头形成了共生关系，从而形成了混合政治体制。布朗将这一时期描述为“独裁政治、强盗政治和民主的混合体。”[44] 　　叶利钦留给继任者的是一个“摇摇欲坠、有严重缺陷的多元体制，而非一个民主国家”[45]，因此，布朗很高兴地看到，普京试图通过具有明显灵活性和包容性的政 策来保持体系的稳定，并且结束国家的混乱状态，这为普京赢得了很高的支持率。随后普京采取了一系列方式加强中央权威。一方面，他采用“选择性执法”的方式，有目的地打击特定的寡头和潜在的政治对手，这与法治原则背道而驰。另一方面，他重新调整国家行政结构，在 89 个联邦主体之上建立七个大的行政区，进一步强调 　　布朗认为，增强国家的控制力、提高国家实力，是普京的首要目标，这一目标远远凌驾于建立民主国家这一目标之上。就其本质而言，普京仍属于民主领袖，他仍是通过民众的支持领导这个国家。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政治体制，可以说是一个“民主主义和威权主义的混合体”，可能略向威权主义倾斜。[47] 　　即使这样，布朗也不得不承认，“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民主并不是判断后苏联时期政治发展状况的唯一标准。维持政治稳定、重建经济秩序和稳定的法律秩序也都非常重要。……这些状况与民主并不冲突，相反，可能会成为民主发展的必要条件。”[48] 　　因此，俄罗斯转型的前景仍不确定，俄罗斯的稳定和民主进步仍有赖于俄国公民和俄罗斯领袖的共同努力，其中领袖的作用尤为关键。 五、结论与评价 　　作为当代英国俄罗斯研究的代表人物，在 40 多年的研究生涯中，阿奇·布朗对 于苏联和俄罗斯的观察几乎涉及到俄罗斯历史和现实政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围绕着苏联和俄罗斯转型这一核心问题，勾勒出俄罗斯发展的清晰轨迹。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他和圣安东尼学院赢得了崇高的声望。受到早年学术兴趣的影响，布朗对于苏联和俄罗斯的研究始终坚持着领袖和政治体系内的权力分配这两条主线来进行。他坚持认为，领袖个人及其掌握权力的状况，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具有独裁传统的国家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因此，在苏联和俄罗斯转型研究中，他始终坚持对苏联和俄罗斯改革的内生性判断，推崇对于体制内领袖和权力分配的精细研究，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 多年来，布朗的研究一直坚守英国学者的基本方法，通过认真、细致、高水平的经验资料总结，以开放的心态运用多种分析模型和研究思路，结合自己冷静、理性的判断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他总是谨慎地搜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且小心翼翼地进行分析。因此，他的作品不仅仅能够提出卓有见地的观点，也能够被看作是严肃、重要的历史作品，成为后来者研究苏联改革和转型历史的重要依据。可能由于受到曾经的记者身份影响，布朗对于研究对象的细微变化有着如直觉一般的敏感。能够从冗长的官方文件和深 奥难懂的专家观点中找到宏大变革的点滴证据，最终形成自己预言式的准确判断和评估。 　　在分析问题时，他反对墨守成规的教条主义方法，通过一种开放的视角和公正的立场分析苏联和俄罗斯的问题。这样既使他避免了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又使他不至于在冷战后摇摆不定的对俄舆论变化中随波逐流。他始终坚持中立的立场和开放的视野，不受争议和批评的干扰。他反对一切过于简单的理论观点，反对任何试图用一个因素解释俄罗斯变化的机械主义的理念。布朗并不是一味坚持传统研究路径，反对研究方法的创新。只是在他看来，应该用“有区别的折衷主义”的 原则，小心选择分析工具，以便公正、准确地分析复杂的问题。他也广泛而严格地使用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但这些概念不能够凌驾于经验分析之上。当然，尽管布朗在研究过程中批驳并纠正了西方学术界在俄罗斯研究中的多种误区，但从根源来看，布朗的研究仍然打下了明显的“正统”烙印。他对于苏联和东欧转型过程的解释，主要将视角集中于戈尔巴乔夫及其核心圈子的行为上，基本遵循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方法，得出了经典的“精英集团决定转型方向和内容”的结论。他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分析和理解也不无偏颇之处。 　　对于戈尔巴乔夫本人则给予了过多溢美之辞，“将重点过多地放在戈尔巴乔夫成功而不是失败的方面……将一切好的观念都说成是戈尔巴乔夫的，而将一切失误的决策都归咎于戈尔巴乔夫身边能力不足或心怀怨恨的干部们”。这种显失偏颇的做法也招来了广泛的批评。尽管如此，作为英国学术界的杰出代表，布朗的研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方法上都是当代英国俄罗斯研究中主流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了解布朗对俄罗斯的观点和看法，对于理解英国俄罗斯研究的状况，把握英俄关系的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外俄苏研究”（项目编号：2009JJD81005）的阶段性成果。封帅，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阿奇 布朗是当代英国俄罗斯东欧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坚持运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在苏联、俄罗斯转型方面形成了一套系统而独特的观点。他认为苏联改革源于体制内部的专家辩论所带来的思想创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改革和转型以及结束冷战方面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苏联和东欧的转型应该被看作民主化的“第四波”；当代俄罗斯政治体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应该被看作一种混合体制。他的思想和理论是当代西方主流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英国的学术研究和外交实践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阿奇 布朗 苏联改革 戈尔巴乔夫 第四波

　　【中图分类号】D50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3-0087-(13)

　　阿奇·布朗（Archibald Haworth Brown）是当代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是英国在苏联和俄罗斯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布朗生于 1938 年，年轻时从事记者工作，后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曾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1971 年进入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StAntony’s College），长期从事苏联、俄罗斯及东欧问题的研究，其研究成果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且对撒切尔和布莱尔时期的英国对苏（俄）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1991 年，布朗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并在 1999-2002年期间担任英国科学院政治研究学部（Academy’s Political Studies Section）主席。[1]

　　布朗的研究兴趣非常广泛，涉及到苏联和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体制、领袖等多方面，尤其是对于苏联和俄罗斯领导层与转型相互关系的研究在学术界独树一帜。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品是出版于 1996 年的《戈尔巴乔夫因素》[2]，其中全面分析了戈尔巴乔夫（M. Gorbachev）在苏联转型中的决定性作用。此书赢得了英国政治研究协会年度最佳政治类书籍奖——W.J.M.Mackenzie 奖和英国东欧斯拉夫研究协会的Alec Nove 奖[3]，被认为是当代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改革研究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布朗以其独特的视角、广泛翔实的资料以及冷静和理性的研究态度，对苏联和俄罗斯的转型过程给出了自己的卓越诠释。因此，我们可以围绕着苏联、俄罗斯转型这条主线，勾勒出布朗思想发展的基本轮廓。

一、思想变革：苏联改革的源起

　　对于大多数的西方理论家而言，80 年代中期新思维和苏联转型的出现并不符合传统转型理论的观点。西方学者用“极权主义”的概念来描述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政治体系。这一概念的影响非常深远，以至于研究者往往将极权主义的理想模式与苏联政治的实际混为一谈。在他们看来，苏联政权是铁板一块，不可能发生任何变革。 对此，布朗针锋相对地指出，这种概念的滥用导致了对现实状况的极度夸张，“这实际上对理解苏联的变革毫无帮助”[4]，更有甚者，它使得人们对于苏联可能出现渐进变革的可能性视而不见，同时也影响了应有的政策调整。

　　在布朗看来，许多西方政治学的概念都无法适用于俄罗斯问题的研究，例如很苏联只有机构的利益，以及由不同的专家组成的“意见集团”。而正是这些“意见集团”之间创造性的辩论活动带来了思维创新。[6]

　　在探寻苏联改革思想源头的过程中，布朗与大部分西方学者不同，他没有过多 关注那些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而将更多的目光集中于苏联体系内部的专家之间的辩论。他认为，正是这些辩论活动在政治思维的创新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认真查阅了 70 年代以来苏联出版的大量晦涩难懂的专家作品，通过大量的分析，他发现，由于出版的限制，很多观念都隐藏在苏联传统教义的伪装之下。[7]

　　这些可能掌握苏联中央权力的人们实际上有很多潜在的思想变化。这些专家的讨论涉及面很广，政治文化、三权分立甚至竞争性选举都在其列。对此布朗做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因而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就已经断言苏联的政治学将突破传统窠臼的限制。[8]他指出，“（苏联专家）已经看到了西欧的未来，而且认为这种前景很有可能成为现实”[9]。布朗发现，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启动与推进，这种辩论越来越深入，影响也越来越大。到了 1987 年以后，苏联智识界的观点越发激进，最终促成了一场“观念革命”：强调对内实行政治多元化和竞争性选举；对外则是“人道的普世主义”。布朗的结论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实际上就是对这种“观念革命”的总结和反映。[10]

　　事实上，发生在苏联体系内部的专家辩论，在官方文件上产生的影响远不及在知识分子的观念中产生的震动。这些党内知识分子很多本身就是高级官员，也有很多对于高层能够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他们的理念可以直接渗透到决策圈，这对于苏联内部政治气候的改变作用深远。布朗认为，恰恰由于苏联体系的高度封闭性，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观念对于体系内部的影响微乎其微。[11]布朗的逻辑是，观念的变革推动着体系的转型，这也是唯一可能推动共产主义体系转型的道路。[12]

　　具体而言，政治气候的不断变化最终影响到了苏联最高决策者——戈尔巴乔夫本人，对于本来就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戈尔巴乔夫来说，这种政治氛围的变化使他本就希望启动的改革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也为苏联的全面转型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成为推动苏联改革的源动力。

二、戈尔巴乔夫：苏联转型的决定性因素

　　对苏联转型过程的分析，一直是学术界颇具争议的话题。大部分西方学者往往更愿意寻找改革的外部原因，如将苏联改革的发生归因于里根政府政策的影响；或者强调改革的必然性，将苏联的改革视为对于苏联体系危机的自然反应。在布朗看来，这些观点并没有认真分析 80 年代中期苏联的实际情况，错误理解了苏联改革和最终转型的过程。“1985 年时的苏联，确实经济增长缓慢，而且有相对衰落的趋势， 但并没有达到危机的程度，……更谈不上处于生死关头。”[13]

　　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苏联政治局内部，有的人没有意识到衰落的问题，有的人意识到了却不愿意面对这些问题，更不要说提发动全面改革了。[14]因此，布朗决定从内因角度入手探寻苏联的变革，旗帜鲜明地指出苏联的改革并不是必然发生的，外部力量对于封闭的苏联体系的影响也是相当有限的，苏联改革的关键力量在体系内部。在布朗看来，80 年代中期开始的苏联改革，实际上最核心的因素是作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只有抓住戈尔巴乔夫因素，才能够有效地解释苏联改革中最关键的三个问题，即改革是怎样开始的？苏联改革的内容为何如此激进？苏联转型和冷战结束为何会以和平的方式实现？[15]布朗进而提出，观察苏联改革必须把握的两个视角：一是戈尔巴乔夫思想的演变；二是苏联党内和国家政治体系内部权力对比的变化。

　　在《戈尔巴乔夫因素》一书中，布朗用大量篇幅描述了戈尔巴乔夫思想观念的发展和变化。在长期的政治活动中，戈尔巴乔夫展现出突出的能力，获得了安德罗波夫（YuriAndropov）的赏识，在通向最高权力的过程中，他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能被保守派接受的务实的创新者”。[16]因此，在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去世后，他没有受到任何挑战，苏联上下都希望他“作为一个现代领袖，给苏联体系带来新的活力，而不是激进的变革。”[17]

　　布朗认为，有充分证据表明，尽管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其思想中包含着一定的自由主义倾向。在最初当选总书记的时候，他对苏联社会主义中所存在的缺陷表现出相当的不满，试图改革体系中所存在的缺陷。此时，他对于改革的前景是相当乐观的，但对于改革的具体内容并不特别清楚。[18]在接下来的三四年间，他逐渐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并开始强调自由，渐渐地从“共产主义的改革者转化为一个西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者”。[19]

　　1987 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支持“社会主义多元化”，认为“为达到这一目标，政治体系必须进行全面改革，所有改革都以多元化为指导思想。”[20]此时，戈尔巴乔夫已经基本上认同了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多元化的观点。所以，苏联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可以说就是戈尔巴乔夫思想逐渐转变的过程。实际上，即使在苏联分裂的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拒绝使用武力，力求避免牺牲更多的生命。布朗强调，正是戈氏的这种选择实现了苏联的和平转型，最终保证了冷战的和平结束。如何能够将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演变落实到苏联的政策上，布朗倾向于认为苏联 政治体系内部的权力对比结构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指出，与西方制度不同，苏联领导体制中总书记的权威相当大，但并非不受限制。只有处理好与党内其他高级官员的关系，才能保证拥有最高权力。[21]

　　因此，苏共总书记必须根据政治体系内部权力对比的情况，不断调整改革的节奏。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所说：“这个位子并不舒服，我得同时扮演教皇和马丁·路德的角色。”[22]

　　在最初几年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谨小慎微。直到 1988-1989 年，随着他权力的不断增加，他的改革步伐日益加快。正是在这一时期，苏联改革从自由化走向了民主化，从内部改革走向了体系转型。1989年之后，随着政治体系的根本性变化，这位苏联领导人越来越多地同时受到左右两派力量的攻击。党内的保守势力和党外的激进改革势力都对他的改革不满意。根据布朗的解释，在 1990 年冬天到 1991 年，戈尔巴乔夫也进行了一些策略性的妥协，与保守派和解。然而，他最终做出了战略性的选择与改革派一起推动了苏联体系转型。[23]

　　这一战略同盟在苏联政治体系中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使得改革不可逆转。在布朗眼中，1985-1991 年苏联改革的过程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个人思想演变和政治权力地位变化交互作用的结果。戈尔巴乔夫自身思想的变化促成了改革的出现。在这一过程中，其权力日益巩固，这又反过来推动着戈氏本人思想继续朝向民主化、自由化、多元化的方向演变，使得改革进程不断深入，随后直接影响苏联政治体系内权力对比，改革的进程因而不断加快，内容也不断走向激进。苏联体系的和平转型，冷战的和平结束，都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在政治和外交领域的反映，是他主动选择了和平。戈尔巴乔夫是结束冷战的关键因素。

　　最终，戈尔巴乔夫失去了权力，苏联改革也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终结。但在布朗看来，这并不能够削弱戈尔巴乔夫的历史地位。的确，在改革的过程中，他低估了“民族情绪中所蕴含的潜在威胁”，而且在策略选择方面存在失误。[24]

　　但在苏联解体问题上，其他一些政治精英，尤其是叶利钦（Boris Yeltsin），扮演了更值得批评的角色。布朗强调，苏联本可以通过形成一个“规模更小的、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联盟”的方式得以继续存在，其解体并非不可避免，而且这也是戈尔巴乔夫 1990 年以后努力的目标。苏联解体并不是民主的必然结果，由于一些偶发事件的出现，才导致了悲剧性的结局。[25]

　　布朗一再强调，尽管遭到来自各方的误解甚至中伤，但这都不能改变对戈尔巴 乔夫的历史评价。这是一位“变革型领袖”。[26]布朗告诫说，如果以更为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待苏联转型，我们就会发现，戈尔巴乔夫所面对的是一个几乎无解的难题：他必须同时处理经济、政治、联盟和外交四个方面的转型，推动整个苏联体系的变革。布朗认为，戈尔巴乔夫至少在其中的政治和外交方面取得了成功，并将此总结为以下十个方面[27]：——引入公开性（Glasnost’）政策，促进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释放反对派，平反冤假错案；

　　——实现宗教信仰自由，停止对教会的迫害；

　　——实现跨国旅行与国际交往自由； ——引入竞争性选举；

　　——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发展；

　　——依法治国，结束以党领政的局面；

　　——承认政治多元主义，放开思想管制；

　　——允许东欧国家自行选择发展道路，允许德国统一；

　　——从阿富汗撤军，并且在结束冷战的问题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布朗始终以积极和正面的观点评价戈尔巴乔夫，他最终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者之一，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最为深刻影响的伟人”[28]。

三、“第四波”：苏联东欧转型的地位

　　长期以来，西方理论界一直将苏联东欧转型作为 70 年代开始的世界范围内“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一部分加以分析。这种分析思路主要强调西方世界对于东欧和苏联的影响，且往往忽视了东欧国家间以及苏联与东欧国家间转型过程的相互影响。[29]

　　在布朗看来，这种观点没有把握苏联东欧转型的特点和原因，对于苏联东欧转型的历史地位的评价需要重新审视。他认为，苏联和东欧的转型（包括后来的南非）并不是“第三波”的延续，而是构成了民主化的“第四波”浪潮。[30]

　　“第四波”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怀特黑德（Laurence Whitehead）提出的[31]，布朗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布朗指出，“第三波”民主化运动的主要对象 是非社会主义制度的威权主义国家，两种体制的性质和特点存在巨大差异。威权主义国家只需集中精力进行政治改革，而社会主义国家则要同时推进经济和政治两项改革。“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很明显的内在关联。因为语言和文化的联系，南欧（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变化，对拉丁美洲的民主转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对于东欧来说，这种文化影响力并不明显。此外，“第三波”民主化运动的主要外部力量来自美国，特别是卡特政府时期对于民主运动的广泛支持。而这一点对于苏联及其势力范围几无影响。因此，布朗认为，东欧和苏联等社会主 义国家的民主化运动是一个独立的过程，存在着相似的刺激因素，共享相同的外部条件。[32]

　　在《改变世界的七年》中，布朗提出了第四波民主化的四个主要特征：第一，威权主义体制的转型并没有引发社会主义国家精英集团的更替；第二，转型国家需要同时面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转型的双重压力，需要在不同的基础上全面重建国家秩序，难度和复杂性远远超过第三波转型国家；第三，东欧国家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拥有同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基础，而且大多数都是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因此他们的转型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邻国的影响，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学习 的过程；第四，也是最重要的特征，在第四波转型过程中，苏联因素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作为这一地区的霸权国家，正是苏联内部的变化促使东欧国家转型。[33]

　　在怀特黑德看来，是苏联权力的瓦解导致了东欧地区转型的发生。布朗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这一时期的苏联权力并没有明显衰落，苏联仍有足够的能力否定东欧可能发生的任何变动。但是苏联内部的两种变革直接导致了东欧转型的发生。首先，苏联政治体系内部的自由化和多元化改革产生了影响。其次，苏联对外政策的 根本性变革成为决定性的力量。80 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的对外政策出现了重大调整，到 1989 年时，苏联已公开宣布，不再会对东欧地区的政治变革进行军事干涉。怀特黑德所说的“苏联权力的瓦解”实际上是这一改革的结果而不是造成变革发生的原因。[34]

　　也许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原因复杂多样，但在 1988-1990 年之间，苏联改革成了推动东欧转型的最重要原因。从 60、70 年代开始，东欧国家中存在着探寻体制改革的思想和力量，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曾产生过不同的影响，但由于苏联的制约，在国家和社会层面的传播受到很多限制。一旦苏联受到自由主义和民 主思想的影响，反馈于东欧国家，就将呈现出无比巨大的反应。布朗认为，东欧曾经出现的自由主义思想运动对于苏联改革产生了潜在的影响，而苏联自身的改革又对于东欧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第四波民主化浪潮。

　　长期以来，西方转型理论认为极权主义政权不可能发生内部的改革，但苏联改革的出现宣告了这种观点的失败。[35]苏联和东欧转型的出现，使得研究者必须重新审视传统的转型理论，重新认识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复杂现象。苏联和东欧转型对于世界历史的发展和转型研究领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其独特性质和独立地位也成 为布朗理论观点中最具特色的一种观点。

四、混合体制：当代俄罗斯转型过程的评价

　　转型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随着 1991 年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改革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宣告结束，但俄罗斯的转型过程并未终结。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俄罗斯社会经历了艰难、复杂的发展。如何评价当代俄罗斯转型的道路，成为布朗学术研究另一重要组成部分。苏联解体后，布朗在俄罗斯转型发展问题上投入了很多精力。在他看来，“苏联体系转型与俄罗斯民主的建立仍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36]，而西方学者对于冷战后俄罗斯转型过程的研究存在着两个严重缺陷：其一，是对于经济决定论的盲目信 仰，这种错误主要集中于对叶利钦时代的研究。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来说，他们对于叶利钦的改革推崇备至，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将导致民主的自然实现”[37]。因此，他们将目光集中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不顾一切地推行市场化政策，而对于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视而不见。其二，是对于文化决定论的推崇，这种错误则出现在对普京时期的研究中。这种观点强调俄罗斯的威权主义传统根植于俄罗斯传统文化之中，与民主思想南辕北辙，从而否定俄罗斯民主发展的意义。[38]

　　布朗认为，这两种观点显然都是错误的。有大量证据表明，历史上很多威权主义国家都奉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转型并不必然带来民主，盲目追求市场化对于民主制度的建设甚至会有负面影响。[39]另一方面，布朗坚决反对文化决定论。作为政治文化研究的元老，布朗指出，政治文化的内容是灵活多样，而非一成不变的。所有的认知、价值观、信念的形成都是非常复杂的，而且与政治制度相互作用。苏联改革过程中，新思维的出现就是政治文化与政治体制互动的结果。[40]

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赖于政治体系的发展变化。是政治体系创造了特定的政治文化，而不是政 治文化决定政治体系。类似这种机械的决定论式研究方法只能得出误导性的结论。对于俄罗斯转型的研究仍然应该按照严格的标准，建立系统的分析框架，排除特定时期社会思潮的干扰，认真研究俄罗斯转型的现实过程，才能得出有说服力的观点。通过借鉴达尔（Robert Dahl）对于民主的评价框架，加上自己的原则，布朗提出了分析和评价俄罗斯民主建设的 6 条标准[41]：

　　1、结社自由；

　　2、表达和获取信息的自由；

　　3、自由和公正的投票权；

　　4、竞争获得公职的权利；

　　5、政治问责制；

　　6、依法治国。

　　 布朗根据自己独特的分析框架，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转型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叶利钦同戈尔巴乔夫一样，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位“变革型领袖”[42]。但布朗从来没有像其他一些西方学者那样，对叶利钦寄予太多的期望。他认为叶利钦更多的兴趣集中于通过激进的经济政策，建立市场经济体系，而并没有将推进民主作为自己的行动目标。所以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1993 年的 10 月危机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叶利钦处理危机的方式“对于俄罗斯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建设都是巨大的伤害。”[43]

　　在叶利钦治下，俄罗斯成了一个虚弱而又臃肿的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伪市场”经济——腐败盛行，权力寻租，小团体利益层出不穷。政客、金融家、工业资本家和媒体巨头勾结在一起，形成了所谓寡头经济模式，布朗将其称为“钻石四边形”(diamond quadrangles)。在叶利钦时期，政治领袖和商业寡头形成了共生关系，从而形成了混合政治体制。布朗将这一时期描述为“独裁政治、强盗政治和民主的混合体。”[44]

　　叶利钦留给继任者的是一个“摇摇欲坠、有严重缺陷的多元体制，而非一个民主国家”[45]，因此，布朗很高兴地看到，普京试图通过具有明显灵活性和包容性的政 策来保持体系的稳定，并且结束国家的混乱状态，这为普京赢得了很高的支持率。随后普京采取了一系列方式加强中央权威。一方面，他采用“选择性执法”的方式，有目的地打击特定的寡头和潜在的政治对手，这与法治原则背道而驰。另一方面，他重新调整国家行政结构，在 89 个联邦主体之上建立七个大的行政区，进一步强调

　　布朗认为，增强国家的控制力、提高国家实力，是普京的首要目标，这一目标远远凌驾于建立民主国家这一目标之上。就其本质而言，普京仍属于民主领袖，他仍是通过民众的支持领导这个国家。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政治体制，可以说是一个“民主主义和威权主义的混合体”，可能略向威权主义倾斜。[47]

　　即使这样，布朗也不得不承认，“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民主并不是判断后苏联时期政治发展状况的唯一标准。维持政治稳定、重建经济秩序和稳定的法律秩序也都非常重要。……这些状况与民主并不冲突，相反，可能会成为民主发展的必要条件。”[48]

　　因此，俄罗斯转型的前景仍不确定，俄罗斯的稳定和民主进步仍有赖于俄国公民和俄罗斯领袖的共同努力，其中领袖的作用尤为关键。

五、结论与评价

　　作为当代英国俄罗斯研究的代表人物，在 40 多年的研究生涯中，阿奇·布朗对 于苏联和俄罗斯的观察几乎涉及到俄罗斯历史和现实政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围绕着苏联和俄罗斯转型这一核心问题，勾勒出俄罗斯发展的清晰轨迹。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他和圣安东尼学院赢得了崇高的声望。受到早年学术兴趣的影响，布朗对于苏联和俄罗斯的研究始终坚持着领袖和政治体系内的权力分配这两条主线来进行。他坚持认为，领袖个人及其掌握权力的状况，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具有独裁传统的国家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因此，在苏联和俄罗斯转型研究中，他始终坚持对苏联和俄罗斯改革的内生性判断，推崇对于体制内领袖和权力分配的精细研究，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 多年来，布朗的研究一直坚守英国学者的基本方法，通过认真、细致、高水平的经验资料总结，以开放的心态运用多种分析模型和研究思路，结合自己冷静、理性的判断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他总是谨慎地搜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且小心翼翼地进行分析。因此，他的作品不仅仅能够提出卓有见地的观点，也能够被看作是严肃、重要的历史作品，成为后来者研究苏联改革和转型历史的重要依据。可能由于受到曾经的记者身份影响，布朗对于研究对象的细微变化有着如直觉一般的敏感。能够从冗长的官方文件和深 奥难懂的专家观点中找到宏大变革的点滴证据，最终形成自己预言式的准确判断和评估。

　　在分析问题时，他反对墨守成规的教条主义方法，通过一种开放的视角和公正的立场分析苏联和俄罗斯的问题。这样既使他避免了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又使他不至于在冷战后摇摆不定的对俄舆论变化中随波逐流。他始终坚持中立的立场和开放的视野，不受争议和批评的干扰。他反对一切过于简单的理论观点，反对任何试图用一个因素解释俄罗斯变化的机械主义的理念。布朗并不是一味坚持传统研究路径，反对研究方法的创新。只是在他看来，应该用“有区别的折衷主义”的 原则，小心选择分析工具，以便公正、准确地分析复杂的问题。他也广泛而严格地使用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但这些概念不能够凌驾于经验分析之上。当然，尽管布朗在研究过程中批驳并纠正了西方学术界在俄罗斯研究中的多种误区，但从根源来看，布朗的研究仍然打下了明显的“正统”烙印。他对于苏联和东欧转型过程的解释，主要将视角集中于戈尔巴乔夫及其核心圈子的行为上，基本遵循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方法，得出了经典的“精英集团决定转型方向和内容”的结论。他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分析和理解也不无偏颇之处。

　　对于戈尔巴乔夫本人则给予了过多溢美之辞，“将重点过多地放在戈尔巴乔夫成功而不是失败的方面……将一切好的观念都说成是戈尔巴乔夫的，而将一切失误的决策都归咎于戈尔巴乔夫身边能力不足或心怀怨恨的干部们”。这种显失偏颇的做法也招来了广泛的批评。尽管如此，作为英国学术界的杰出代表，布朗的研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方法上都是当代英国俄罗斯研究中主流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了解布朗对俄罗斯的观点和看法，对于理解英国俄罗斯研究的状况，把握英俄关系的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外俄苏研究”（项目编号：2009JJD81005）的阶段性成果。封帅，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1]关于阿奇·布朗的生平事迹，可参考 Alex Pravda, “Archie Brown”, in Alex Pravda (ed.) LeadingRussia. Putin in Perspective: Essays in Honour of Archie Brown,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8.

[2]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该书于 2000 年出版德文版。[3] W.J.M.Mackenzie 奖是英国政治研究协会颁发的年度最佳政治类书籍奖，Alec Nove 奖是英国斯拉夫东欧研究协会颁发的，旨在奖励俄罗斯、东欧研究领域的优秀书籍和论文的专业奖项。

[4] Archie Brown, “Transnational Influenc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Post-Soviet Affairs,Vol.16, No.2, April-June 2000, pp.185-186.

[5]Archie Brown, “Problems of Group Influence and Interest Articulate in the Soviet Union”,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7, No.2, Spring 1972, pp.229-243.

[6] Archie Brown, “Policy-maker in Communist State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Vol.11,No.4, Winter 1978, pp.433-434.

[7] Archie Brown(ed.), The Demise of Marxism-Leninism in Russia, London: Palgrave, 2004, p.5.

[8] Archie Brown,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Soviet Union: A New State of Development?”, Soviet Studies,vol.36,No.3, 1984, pp.317-344.

[9]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 pp.41-43.

[10] Archie Brown(ed.), New Thinking in Soviet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1992, pp.15-25.另外也可参考 The Gorbachev Factor, pp.121-129.

[11] Archie Brown(ed.), New Thinking in Soviet Politics, pp.31-32.

[12]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 p.317.

[13]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 pp.90-91.[14] Ibid, p.81.[15] Ibid, pp.212-251.[16] Ibid, p.45.[17] Ibid, p.61.[18] Archie Brown and Lilia Shevtsova (eds.), Gorbachev, Yeltsin, and Putin. Political Leadership inRussia’s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1, pp.35-36.[19]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 p.119.

[20] Ibid.p.127.

[21] Archie Brown, “The Power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SU”, in Archie Brown, T. H. Rigby andPeter Reddaway(eds.), Authority, power and policy in the USSR: Essays Dedicated to Leonard Schapiro.London: Macmillan, 1980, pp135-157.

[22]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 p.93.

[23] Ibid, pp.160-211.

[24]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 p.307.

[25] Archie Brown, “The Soviet Union: Reform of the System or Systemic Transformation?”, SlavicReview, Vol.63, No.3, Fall, 2004, p.500.

[26] Archie Brown and Lilia Shevtsova (eds.), Gorbachev, Yeltsin, and Putin. Political Leadership inRussia’s Transition, pp.6-7.

[27] Archie Brown, Seven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Perestroika in Perspective, Oxford and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29. 布朗在 2010 年 7 月于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国际中东欧研究会（ICCEES）第八次会议上重申了这一观点。

[28]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 p.317.

[29] Archie Brown, “Transnational Influenc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p.181.

[30] Archie Brown, Seven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Perestroika in Perspective, p.218.

[31] Laurence Whitehead(ed.),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Democratization: Europe and theAmerica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2] Archie Brown, Seven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Perestroika in Perspective, p.217.[33] Archie Brown, Seven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Perestroika in Perspective, pp.220-221.

[34] Ibid, p.221.

[35] Ibid, p.223.

[36] Archie Brown and Lilia Shevtsova (eds.), Gorbachev, Yeltsin, and Putin. Political Leadership inRussia’s Transition, p.35.

[37] Archie Brown, “The Russian Crisis: Beginning of the End or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Post-SovietAffair, Vol.15, No.1, January-March, 1999, p.61.

[38] Archie Brown, “Conclusion”, in Stephen Whitefield(ed.),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st-communism,London: Macmillan, 2005, p.198.

[39] Archie Brown(ed.), 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s: A Reader,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01, p.565.

[40] Archie Brown, “Conclusion”, pp.192-193.

[41] Archie Brown(ed.), 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s: A Reader, p.546.

[42]Archie Brown and Lilia Shevtsova (eds.), Gorbachev, Yeltsin, and Putin. Political Leadership inRussia’s Transition, pp.6-7.

[43] Archie Brown,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in Amin Saikal and WilliamMaley(eds.), Russia in Search of its Fu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39.

[44] Archie Brown(ed.), 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s: A Reader, p.564.

[45] Archie Brown, “Ten Years After the Soviet Breakup: From Democratization to Guided Democracy”,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2, No.4, October 2001, p.37.

[46]Archie Brown(ed.), 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s: A Reader, p.566.[47] Ibid, p.568.[48] Archie Brown(ed.), 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s: A Reader, p.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