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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苏联解体之后，学界围绕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功过的争论一直存在。一般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以及公开性、民主化、构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理论观点的提出，扰乱了苏联原有的主流意识形态，瓦解了共产党队伍，在此理论指导下提出的急于求成的改革，造成了苏联的最终解体。但事实远没有这样简单，戈尔巴乔夫现象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肥沃的生长土壤。本文试图从历史角度来诠释这一现象，揭示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现象 苏联解体 历史诠释

　　【中图分类号】K512.6【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4-0121-(16)

　　迄今为止，苏联解体已过去整整十八个年头了，但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谁应该为苏联解体承担责任的争论仍不绝于耳，有关戈尔巴乔夫功过的争论也仍在继续。时至今日，戈尔巴乔夫在西方依然口碑甚佳，通常认为结束冷战的功劳非他莫属。而在俄国国内，对他的指责声至今未停息，大多数俄罗斯人仍然把他视为瓦解苏联的罪魁祸首。在中国，戈尔巴乔夫更是遭到了口诛笔伐，很多学者把苏联解体的责任归咎于其脱离实际、又急于求成的改革。

　　其实，在政治层面，戈尔巴乔夫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是一代人的代表。本文所说的戈尔巴乔夫现象指的就是这一代人的思维及行为模式所呈现出来的情景。恩格斯说过，历史现象是“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的合力的产物。[1]戈尔巴乔夫现象就是许多力量综合作用的产物。如果说戈尔巴乔夫现象是个谜的话，那么“解开这个谜的钥匙在过去的改革年代之外。”[2]瓦季姆·阿列克谢耶维奇·佩切涅夫的话对于我们理解和分析戈尔巴乔夫现象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出现戈尔巴乔夫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具有深刻社会和历史根源的现象，把它放在苏联历史的长时段里通盘加以考察，对于厘清事情的本源大有裨益。

　　一

　　戈尔巴乔夫的上台是历史的选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是社会的需要。对此，戈尔巴乔夫自己也深信不疑。作为苏联历史上真正的第四代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于1985 年 3 月 11 日接替去世的契尔年科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不久又兼任国防会议主席，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之所以说戈尔巴乔夫的上台是苏联历史的选择，是因为此前老人政治的弊端已充分暴露，“老人政治”已成苏联的严重危机之一。勃列日涅夫执政 18 年，直到老死任上，他的前后两位继任者虽任期不长，仍是旧戏重演。老人执政，又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全国之命运系于斯，达 20 年之久。

　　接二连三最高领导人老死任上之后，不能不警醒全党：必须从年轻者中遴选最高领导人。当时，苏共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是 70 岁，60 岁以下者唯有戈尔巴乔夫一人。老化的苏联官僚机器急需注入新的活力。在这样的局面下，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被推举出来，并非偶然。几年后，戈尔巴乔夫描述他当时的心情说：“这一切颇具象征意义。那个体制本身濒临死亡，那个凝滞的老人血液已经不再具有生命力。我了解赋予我的是什么样的责任重担，这对我乃是最大的精神负担。”[3]“实际上，在我被推到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位子上时，就已注定我别无选择，因为整个国家正期 待‘改革’的到来。”[4]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苏联社会已经处于严重的经济、社会、精神道德和政治危机之中。政权的威信下降，越来越多的居民阶层以及相当一部分精英对政府表示不满。正因为如此，20 年前在苏联开始的改革被社会上很多人视为期盼已久的事情，视为实际没有忘记 1950—1960 年代‘解冻’（后来被 1970 年代末的所谓“停滞”所取代）的几代人愿望的机会。”[5]总之，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稳定已经变成了停滞，整个社会处于僵化状态。阿尔巴托夫指出：“在这些年内（这毕竟是 18 年），我国没有出现过沿着使我们的社会得到总的改善的道路前进的任何不可忘却的历史性里程碑。”[6]“到这个时期，我国社会在斯大林专制的艰难年代中得以保存下来的向前发展的潜力看来已经耗尽。而苏共 20 大所激发的，在随后的岁月中被保守主义的灭火队竭力加以扑灭的那股新的热情也已逐渐泯灭。1964 年上台的领导人甚至不想去使国内政策恢复活力。经济方面的改革也是短命的，很快被我国历史上最盛行的无所不在的行政命令和官僚主义的管理作风和管理方法所代替”。[7]

　　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安德罗波夫虽有雄心壮志却难以励精图治，而同样重病的 契尔年科更是抱残守缺和不思进取。这样，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所积累的难题成为戈尔巴乔夫这一代领导人的历史重负，苏联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不进行改革就难以为继的历史关头。“改革已成为一种生存需要，没有别的办法能使国家摆脱这种魔圈”。[8]于是，戈尔巴乔夫借鉴和吸取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经验和教训，以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为蓝本，开始对苏联社会进行一场艰难而又雄心勃勃的改革。正如坚信联盟的神圣性一样，他对于改革之预先注定、不可逆转同样坚信不疑。他坚信，假如不是他，那么另外一个担任他的职务的人也不得不开始改革。戈尔巴乔夫至今还坚持认为，“改革并不是 1985 年上台执政的那些人一时心血来潮的发明”，“改革的需求具有客观的性质。我们当时发现，从历史的角度我们输掉了……通过布尔维克模式我们实质上将苏联和俄国都排除在普遍文明过程之外……我想再次强调，没有人将改革的想法‘悄悄塞给’我们，它诞生于那个体制、那个党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改革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发明，他是表达了社会的需要。”[9]

　　总之，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多数人认为苏联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戈尔巴乔夫也不例外，只是谁也不曾料到苏联彻底改革的结果是苏共下台，苏联解体。我国 学者张玉良的观点可谓一语中的：“苏东剧变绝不是戈尔巴乔夫的初衷。苏联社会内外矛盾的长期积累决定了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扮演这些重大社会矛盾解脱者的历史角色，而当代苏联的社会历史特性则导致戈尔巴乔夫进行历史性解脱的最终结局是苏联解体。”[10]

二

　　戈尔巴乔夫刚上台时，“苏联经济改革的主题就已拟定（安德罗波夫已开了个头，契尔年科也没有表示反对）”[11]。戈尔巴乔夫曾多次强调，“由党的第 26 次代表大会和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制定的战略方针的继承性”“永远都不改变”[12]。 在这种继承性下，戈尔巴乔夫为苏联的发展描绘了一幅令人向往的美好蓝图，这体现在他的“加速战略”中。1985 年 4 月 24 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经济增长速度是该战略的核心问题。它规定，到 20 世纪末，国民收入和工业总产值要翻一番。为达到此目标，年平均增长速度必须保持在 4.7%。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仍然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规定优先发展机床、仪表、电子、机电等工业部门。加速战略提出了两大必须完成的任务，其一是尽快赶上西方国家；其二是（在追赶西方国家时）要依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在执政后的短短一年内，他就相信需要对经济实行更深入的改革。1986年 2 月苏共第 27 次代表大会制定了《1986—1990 年和 2000 年前苏联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方针纲要》。戈尔巴乔夫进一步阐述了“ 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并宣布：“现在的情况是 ，不可能再把我们的措施束缚在局部的发展上——需要的是一次彻底的改革。”[13]

　　根据该纲要，经过 15 年发展拟达到的经济潜力规模，将相当于苏维埃政权各个时期的总和，届时苏联人民的生活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无论加速战略还是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目的都是改变过去旧的、僵化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强调的都是发展速度和尽快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而不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解决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因而在改革的头三年，虽说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在增长，但国内市场供应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下，苏共领导人本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找出问题的症结，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继续把经济改革坚定不移地深入下去。但戈尔巴乔夫认为，经济改革之所以出师不利，就是因为旧的政治体制在起阻碍作用。于是，1988 年 6 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 19 次代表会议上匆匆把政治改革提上了日程，试图以政治改革促进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内容就是他所倡导的公开性和民主化。

　　他要求“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性”，“彻底恢复列宁的公开性原则、社会监督、批评与自我批评”[14]。打破“批评禁区”，鼓励报刊、电视和广播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丑陋现象、不足和缺点发表批评意见；废止报刊保密检查制度；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富 ，希望如实地恢复人们所经历过的一切历史的本来面目。[15]与此同时，在外交事务上，他也上演了配套戏。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没有一个 “有利的国际环境”想进行“经济生活方式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不可能的”。[16]

1987年 11 月，戈尔巴乔夫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改革与新思维》。书中强调：“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最充分地展现出我们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并说“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观的优先地位，即承认人类的生存”。[17]

同年 12 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签署了历史上第一个《核裁军条约》，标志着新思维外交政策的启动与走出“冷战”的开端，使苏联从曾被卷入世界各地的冲突、参加糜费财力的军备竞赛而造成的沉重压力下解脱出来，为改革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 境。与经济体制改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步子越迈越大，甚至超出了其原先的预想。即从只是想改变共产党的职能演变为取消一党制，取消社会主义，最终到苏共失去执政地位、苏联解体，大大出乎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意料。

　　自从提出了“改革政治体制”的若干重大措施后，戈尔巴乔夫就一再宣布，“要根本改变我们的政治体制”，实行“社会主义多元化”和“舆论多元化”，要改变共产党的职能，把国家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把权力从高度集中在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戈尔巴乔夫和其他改革者认为，“通 过党内改革，能够使苏共适应变化了的现实情况，或者减少苏共与社会民主化的程度、进程和速度的差距。”[18]希望“被赶下‘奥林波斯山’的苏共有可能转型为一个‘正常的议会党’。”[19]

　　在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中，从头至尾可以感受到这位总书记始终对苏共改革，对将苏共变为现代政治力量、变成苏联社会民主更新的强大工具的可能性抱有希望。[20]于是，苏联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进行了自由选举，建立了议会，实行了多党制。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戈尔巴乔夫作为党的总书记的一种自信，但 现实没有为这种自信提供太多的条件。苏共曾是苏联的基础，也是苏联的大脑、心脏和骨骼。[21]

　　如何将这样一支唯一拥有全联盟范围组织规模的、且与国家同生同在、在许多方面官僚习气十足的强大的政治力量，改变为按民主作风组织起来的左派力量的政党，成了摆在苏联共产党内每一个党员面前必须回答的问题。遗憾的是这一场自发的全党范围内的大辩论，不但把斗争矛头直接针对上层领导，而且出现了大量党员退党的现象。据戈尔巴乔夫1991 年 7 月在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从 1990 年到 1991 年中，一年半的时间里苏共党员人数减少了 420 万，即将近 1/4。[22]不管他们退党出于何种动机，这一事实本身表明，苏共已失去党内群众的信任，苏共的执政基础发生了动摇。对此，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仍然沉迷于抛出所谓的社会主义新理论。他也清楚多党制不是“灵丹妙药”，但又自信不必像“魔鬼怕神香”那样害怕它。[23]

　　1990 年 2 月 5 日至 7 日，中央全会通过了苏共中央提交党的第 28 次代表大会讨论的纲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全盘否定苏联历史。1990 年苏联第 3 次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苏联宪法第 6 条，取消苏共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其实，从苏联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看，苏共一直是维系联盟统一的强 有力的纽带。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苏共取得了对国家的全面控制，党包揽了国家几乎一切大小事务，成为一个全能型、官僚型、行政化的党，苏共“名义上是政党，实质上是国家政权组织”[24]。虽然，从法理上说，苏维埃才是最高的权力机关，是唯一的立法机构，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党的决议对于苏维埃政权机关来说，却是最高的律令，具有巨大的约束力，并要求无条件地得到执行。从列宁时期开始，党的决议“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25]

　　斯大林更是明确指出：“党要检查各管 理机关的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纠正那些不可避免的错误和缺点，帮助这些机关执行政府的决议，竭力保证它们得到群众的支持，而且它们通过任何一项重要的决议都非有党的有关指示不可。”[26]因此，这一无所不能的党的领导地位的动摇，带来的巨大的政治与社会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英国《独立报》当时以《共产主义信念彻底破灭》为题发表评论说，苏共“正在经历一种缓慢而痛苦的死亡过程”， 戈尔巴乔夫“正在设法通过放弃马列主义的中心原则来说服共产党员放弃初衷和开具正式死亡证。”[27]而 1991 年 8 月公布主权国家联盟条约，修改国名，取消原国名中社会主 义一词，更给了已经千疮百孔的苏联以致命的打击。因为这不但使维系联盟的纽带完全断裂，而且连凝聚人心的信仰也取消了。

　　确实，戈尔巴乔夫自担任苏联一把手以后，曾开创性地做过一些尝试，提出过一些新的观点，如对历史实行公开性、民主化，主张建立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外交领域的新思维、更新联盟等等。虽然纯粹就为政的方针政策而言，这些做法无可厚非，但众所周知，苏联是一个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国家，作为一个靠“硬扩张”[28]建立起来的联邦制国家，苏联在建立的过程中就充满着曲折和障碍，而戈尔巴 乔夫却要一次性抖落这一历史包袱，这无异于不自量力战风车的唐吉诃德，最后的结局可想而知。

　　纵观戈尔巴乔夫执政近 7 年的所作所为，人们会发现，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他都主张激进，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和脱离实际的急于求成的做法。他一味强调“加速”，以主观想象代替政策，对不切实际的方案和目标盲目乐观，并频繁变动党和政府的领导班子成员。在第 27 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之时，60%的部长已经被撤换，1986—1989 年，州委书记、区委书记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更换了 82.2%[29]。西方学者阿斯卢德曾评论说：“戈尔巴乔夫时期干部的撤换是 1937 年以来最为频繁的时期。”[30]

　　任何现象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得到理解和评价。在解释和论证不成功的反“酗酒”运动的突击速度时，戈尔巴乔夫写道：“我们力求战胜这一场可怕的祸害灾难的愿望太急切了。”[31]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经济领域另一个不成功的试验，即所谓的国家验收中。当时正在向民用企业推广军用工厂实行的产品质量监督体系。后来戈尔巴乔夫对那些考虑不够成熟的措施也作出了同样的解释：“希望用各种手段来更快地提高产品质量……时不我待”[32]。这反映了戈尔巴乔夫这一代人迫切的甚至过大的历史时代感。在经过勃列日涅夫的停滞后，“‘改革者’迫不及待地想要换回失去的（速度）”[33]。 “他们仓促上阵，即兴发挥，……人们期待出现奇迹”[34]。其结果，“欲速则不达”，不但加剧了局势的动荡，而且使改革陷入泥潭。最终，戈尔巴乔夫当初所提出的所有改革目标几乎都没有实现：既没有能使苏联在工业生产、科学技术等方面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也没有能改造苏联管理体制，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模式。正如《戈尔巴乔夫之谜》的作者所点评的：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天真的政治家、自称未来人和地球主席的政治上的赫列布尼 科夫[35]，他是一个托马斯·莫尔类型的空想主义者。[36]对此，戈尔巴乔夫自己有过较深刻的反省：在丧失权力 10 年后，戈尔巴乔夫在一次讨论中，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的改革行动中有“很多幼稚性和乌托邦主义”。[37]

三

　　人们不禁要问，戈尔巴乔夫到底错在哪里？他所提出的“加速战略”，公开性、民主化，处理国际关系的新思维以及关于苏联新联邦的设想，就其本身而言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加速战略”的提出，就是要改变苏联经济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停滞不前的局面；而公开性和民主化是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填补历史的空白点；新思维外 交，是为了减轻苏联承受的外部压力，缓和美苏关系及与其他国的关系，为苏联改革赢得更加宽松的国际环境；而关于新联邦的设想，是为了弥补苏联宪法存在的法理缺憾，解决苏联存在的民族矛盾。为什么这些设想在实施过程中会事与愿违？也许列宁曾经说过的一句哲理性颇深的话可解释此现象：“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跑进了那间房子。”[38]

　　戈尔巴乔夫就是那个跑错房间的人。当时作家尤·邦达列夫把苏联的改革比作一架已经升空却没有确定着陆地点的飞机。作家的这个比喻当时引起改革派的强烈指责，今天很清楚， 作家的讽刺是正确的，“因为在改革之初只对所期望的未来虚幻有一个大致轮廓，这个形象在后来不断得到修正，但最终显然降落到不是我们想去的地方”[39]。为什么会这样？追根溯源，与戈尔巴乔夫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有关，与其所受的改革思想的启迪不完整、对苏联历史和国情的认识有偏差有关，更主要的是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苏联体制有关。

　　众所周知，历史赋予每一代人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而每一代人的出现和存在本身，就表明了它已经完成、同时也只能完成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历史发展有其必然的进程。对此，俾斯麦曾说过：“我们既不能忽视已往的历史，也不能创造未 来。有人常将自己的表针拨前一些，以为这样就能把时间加快，但这实在是一种错误……我们把灯火放在果子下面，决不会使果子的成熟加速，而如果我们把尚未成熟的果子摘下来，只会妨碍果子成长并使其腐坏。”[40]

　　据此我们再来分析戈尔巴乔夫现象出现的原因也许会容易些。戈尔巴乔夫出生于 1931 年，二战结束时年满 14 岁，1953 年斯大林去世时，他22 岁，赫鲁晓夫下台时已 33 岁。其童年是伴随着苏联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完成，苏联模式逐步形成，苏联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而度过的，因此，戈尔巴乔夫 的同龄人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感受尤其深刻。儿时的戈尔巴乔夫免不了会听到一些有关农村遭到大量破坏的传闻。他曾在回忆录中讲到自己的本源，他说：“为了下定决心进行改革，就必须经历我所经历过的生活，必须目睹我所目睹的一切。必须来自一个经历过集体化和（19）37 年大清洗悲剧的家庭。必须上莫斯科大学——她应该用黑体字标出。”[41]

　　显然，作为二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骨子里也有斯大林体制的不少基因。“斯大林不仅代表一代人，同时也代表着影响深远的一个时代，一种根深蒂固的体制。后来的苏联领导者们在保留他的长处时，又无法摆脱他的错误。作为在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赫鲁晓夫，不但没有真正超越斯大林，而且最终将自己演化为一个新版的斯大林。这是赫鲁晓夫的悲剧，更是苏联的悲剧。更加令人痛心的是，在长达 40 多年的冷战中，我们发现，赫鲁晓夫悲剧仍在苏联继续重演，直至苏联解体。”[42]“事实上，只要可能，人们都企图与过去恰当的历史建立起连续性。”[43]

　　戈尔巴乔夫也不例外，他自称自己是苏共 20 大的产儿，但他最终成了这场悲剧的终结者。2001 年 3 月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俄罗斯“灯塔”电视台采访时承认：“我们是苏共 20 大的孩子，苏联 60 年代的历史对我们影响很大，年轻时我们是怀着对党的信任和忠诚入党的，但苏共 20 大以后，我们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44]

　　他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他有强烈的变革斯大林体制的愿望，另一方面他对特权也十分迷恋，过分追求个人权力，极力维持官位等级制等等，这些都不免打上了斯大林体制的烙印。他自身的矛盾，无疑给他执政时期的政治实践和改革造成了无法克服的障碍。

　　的确，赫鲁晓夫和苏共 20 大对戈尔巴乔夫有重大影响，这是无庸置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在继承和推进赫鲁晓夫启动但行之不远的事业。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赞成赫鲁晓夫的大无畏行动。”他把赫鲁晓夫看作改革的先驱。他说：“主要的是赫鲁晓夫使斯大林主义名誉扫地，勃列日涅夫时期翻本的试图破产了。已经无法恢复斯大林主义的秩序。这是开始改革的前提和条件。所以，我承认改革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所做的事情有一定的联系。总之，我高度评价他的历史作用。”[45]

　　在俄罗斯曾有人把赫鲁晓夫称为苏联的改革之父，如是，那他也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父。赫鲁晓夫是以“非斯大林化”而载入史册的，他也对斯大林的经济体制、文化教育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赫鲁晓夫终究是斯大林时代提拔和培养出来的领导干部，在他身上深印着历史烙印，他并没有摆脱斯大林的思想理论体系和体制框架，改革中急功近利、投机取巧、操之过急、朝令夕改的现象随处可见[46]。

　　布尔拉茨基在评价赫鲁晓夫时指出：“他（赫鲁晓夫）谴责了斯大林，但是没有触及专横的政权机构；他批驳个人迷信，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生育他的体制。[47]因而，赫鲁晓夫的改革思想和实践给予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联第四代领导人的启迪却是不成熟的。急躁冒进情绪始终支配着他们，渴望一步到位或一次性抖落历史包袱轻装前进的心理造成现实生活中的盲动和偏激，致使改革失误不断，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但这还不是最深的历史根源。苏联的历史，尤其是斯大林时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现象之树是生长不起来的。从总体上看，如果把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看作是极端型的苏联模式的话，那么，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等领导人执政时期（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则可以看作是改良型的苏联模式[48]。

　　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改革只是去掉了极端型苏联模式中的一些极端的东西，苏联模式的框架和精神实质基本上保留了下来。[49]无论是对待经济改革问题、民族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还是外交关系问题，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所作所为都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烙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及其困难和失败，与苏联的历史演进中累积的问题，特别是与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各个时期苏联沉积下来的社会弊病有关。只有从这一有机统一的历史联系中才能找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和苏联剧变的根源。任何割断历史、只取其一而不及其余的片面观点，都不足以令人信服地说明戈尔巴乔夫现象和苏联的剧变。此外，将苏联解体放到苏联历史的长时段里去考察，可以发现，这一悲剧的发生还有更深远的历史原因。靠硬扩张与强权建立和维系的苏联存在着严重的民族矛盾，特别是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这一矛盾在统一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了一定的控制。正如斯大林所坚信的“统一的党的存在，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毕竟只要党的凝聚作用在，它就会避免国家发生瓦解。”[50]

　　因此，苏联官方一直拒不承认苏联存在所谓的民族问题和民族纠纷。早在 1936 年，斯大林就宣布在苏联不存在民族问题了。斯大林以后的领导人，基本上沿袭这一说法。但民族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长期困扰苏联并对其稳定构成很大威胁的严重问题。俄罗斯学者鲍里索夫等人认为，“在苏联政权期间，列宁在 20 年代提出的解决民族问题纲领的许多原则实际上没有实现。各共和国没有实际的主权，它们的权力和全权掌握在中央部门手里。”“民族自治的纲领没有实行……没有能够保障民族文化和语言发展的正常条件，一些民族处于丧失民族特性的境地。”[51]

　　科特则指出，“对于非俄罗斯民族来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过是苏维埃新瓶里装的俄罗斯旧酒。……从列宁到斯大林的希望就是苏联的非俄罗斯人将会逐渐地接受俄罗斯的语言和文化斯大林体制是产生戈尔巴乔夫现象的土壤，没有这一历史土壤，同赫鲁晓夫现象一 并且早晚会融入新苏联民族里。在一些地方这种情况发生了，而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发生。”[52]

　　戈尔巴乔夫在执政初期，全面承袭了民族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的观点”，即使在 1986 年 12 月的阿拉木图事件以及 1987 年 6 月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大规模示威活动后，已经坐在苏联民族问题火山口上的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 70 周年大会上讲话还宣布：“我们公正地说，我们的民族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53当共产党的纽带作用失去，一元化的意识形态不再存在时，民族分裂主义就得以迅速蔓延和发展 起来。正如述弢在《梦醒莫斯科》一书中所指出的“在一个多民族的封闭帝国里，民族主义是一把万能的政治钥匙，是廉价的普及燃料，可用来点燃人民激情的篝火，给任何混乱火上加油”。[54]后来的事实足以证明这一切：许多共和国纷纷发表“主权宣言”和宣布独立。面对这种情况，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制止，反而幻想通过新联盟条约，巩固各民族合作友好的紧密关系，共同努力发掘每个民族整个社会的潜力，使国家进入先进国家的行列，给社会带来安定和信心，解决刻不容缓的问题。[55]他先后三次提出的新联盟条约草案，所作的让步一次比一次多，不仅在国名中删去了“社会主义”和“苏维埃”，突出了各共和国的“主权”，而且规定未来的国家是邦联而不是联邦。由此可知，“他对整个民族向心力量的非理性本质估计不足”。[56]苏联仍然走上了解体的道路。

　　与此同时，苏联宪法存在的法理缺陷也是不应忽视的。苏联 1924 年、1936 年和1977 年宪法中都明文规定，各加盟共和国享有主权，有自己的国籍和宪法，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这种宪法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宣言性的，其目的与其说是保证各共和国的实际主权，不如说是满足各民族渴望独立自主的民族心理。列宁把联邦制 视为向集中单一制国家过渡的形式，这一过渡在他逝世后不久便由斯大林完成了。苏联变成了名义上联邦制、实际上单一制的国家。这种名义与实质的脱节，特别是宪法有关加盟共和国享有主权和退盟权的规定，为以后各加盟共和国争取国家主权、脱离联盟中央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加上党和国家历任领导人都未能完全摆脱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残余的影响，这就直接影响了他们客观地认识和解决苏联的民族问题。宪法存在的法理缺陷，更令苏联领导人难以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来解决这种民族冲突。这也是各加盟共和国依据宪法的规定提出退出联邦时，戈尔巴乔夫束手无策、陷入 尴尬境地的最主要的原因。1991 年 12 月 25 日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职务之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不仅成为政治上的事实，而且也是法律上的事实。

　　四

　　随着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提出和改革的向前推进，苏联社会到了一个紧要关头。怎样克服党政双驾马车体制的弊端？多个民族实体的国家体制如何继续有效运作？这是摆在戈尔巴乔夫面前必须解决的问题。针对党政双轨制党政并设、党领导政的实际，戈尔巴乔夫企图逐步降低党在政权结构中的能量，将其控制权转给苏维埃，即人民代表大会，而党以人民代表身份参与国家管理。在 1990 年的苏共第 28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自信地宣布：“苏共对权力和管理的垄断已经结束。”“非垄断化过程还消除了苏联制度的一个陈旧特点——虚假的民主政治，从前被赶入地下的广泛的、多种声音的政治声谱现在几乎已享有完全的言论自由；组织起来的反对派，几十个潜在的政党，大规模的游行、罢工，不受检查的出版物——这一切在 70年中受到压制和禁止的事物都已合法化并迅速向全国扩展。” 戈尔巴乔夫得意地认为自己已经离真理不远了，因为他骄傲地看到，苏联突然变成了“世界上政治民主 化程度最高的社会”。[57]

　　对于管理多民族实体的国家体制（联盟中央）的有效运作，戈尔巴乔夫采用列宁曾经设想的建议，准备达成“主权国家联盟协议”。但由于苏联长期不实行多党制，当“党的领导体系在瞬间便被从上到下地拆除”时，“各级苏维埃却缺乏单独行使管理职能所必需的干部和经验，政权的瘫痪无力很快就遍及全国”。[58]

　　加上地方行政权的膨胀，地方独立野心应运而生，苏联中央政府成了一推就倒的空架子。而太过书生气的戈尔巴乔夫在坚定地打碎了苏联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之后，却不能给苏联一个凝聚人心的新的意识形态，不能给国家的 改革开出符合实际的新体制的良方，因而导致局面的失控与混乱。科诺托普在就民主化与公开性问题致戈尔巴乔夫的信中（1989 年 6 月 15 日）反映：“现代形式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正如你们所了解的那样，现在军队、行政机关，包括克格勃在内，普遍遭到公开的、恶意的非难和攻击。青年人的处境尤为窘迫，他们不断地被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一部肮脏的历史，没有任何人性、任何英雄和卓越人物。”[59]

　　苏联的历史被全盘否定。在改革与公开性初期，普遍认为公开性意味着自行出版物的结束。许多人都以为，随着苏联报刊上出现批评列宁、 批评布尔什维克、批评马列主义的文章，自行出版物将会冻结。但事实是，“在 1989年 7 月，全国出现了 323 种自行出版物。1988 年 7 月共有 100 种自行出版的杂志。1987 年约有 30 种，1986 年约有 10 种。……自行出版的杂志在增加。甚至还出现了自行出版的报纸。”[60]美国评论家米克尔·达维多对当时苏联舆论状况的描述值得反思：“由于片面地、完全否定地把党和国家的百年历史说成极权政治，从而为反共提供了和继续提供着肥沃的土壤，党和国家的历史被这一种颜色涂染……目前许多主要苏联报纸和杂志上的反共内容比美国报刊多，某些电视也是如此。此外，这种反 共要巧妙得多 ，因为它建立在对党和苏维埃历史“ 内部”了解的基础上 。从这一点看 ，苏联目前是反社会主义、反苏、反共宣传的最‘权威’的发源地。”[61]

　　戈尔巴乔夫放手把意识形态的重建交给形形色色的宗教和极端思潮，把新体制的解决寄托于命悬一线的政治改革。他天真地认为总书记这个职务并不适合领导一个国家，只有总统才是名正言顺的国家领导人应有的称呼。因此他决定以总统这个职务来实现他对整个苏联国家的重新控制。1990 年他坐上了苏联总统这个位子。然而，出乎他的意料但符合他所构建的新思维逻辑的是，1990 年 6 月，依照苏联民族政策和宪法，苏联的几个主要加盟共和国先后发表了主权宣言。苏联的解体已成定局。对此，弗朗索瓦·密特朗可谓有先见之明。他曾认真关注苏共中央总书记在苏联马戏团圆屋顶下面不系保险绳表演的“致命节目”，并曾经对自己的亲密朋友罗兰说过：“戈尔巴乔夫使我想起决定用油漆盖住自己家墙上污点的人。但是在开始刷墙的时候看到一块砖在晃动，他试图把它换下来却弄塌了整堵墙，在重新砌墙的时候，又发现整个房基都腐烂了。”“于是最主要的建设者的方案发生了改变。……结果，他不得不放弃最初所宣布的目标。”[62]

　　细细分析，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说，其实也是体现了一种历史趋势。这也是苏联体制长期不健全、不完善，人治大于法治、民主发挥不够的逻辑结果。其实，苏联至勃列日涅夫时代，准确地说，苏联已经不能称为没有法制的国家了，但却完全有理由认为它还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而没有法治化，民主化就只能停留在理论和逻辑的层面上。[63]因此，即使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虽然就日常行事而言，苏联社会是以法治为准，可是行政当局的权力，即任意逮捕、下狱及境内流放的情况却依然存在”[64]，也就不足为怪了。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戈尔巴乔夫曾有过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说“我们都是自己时代的产儿，我们身上编好的是当年工作方法的程序”。“我们在往前看时，仿佛是将头伸到了窗外，身子却依然留在‘老房子’里。”[]65

　　综上所述，戈尔巴乔夫现象的出现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对一个缺少民主传统、集权制根深蒂固、且背负着沉重历史重负的国家，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改革必须从这一历史实际出发。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幻想通过对苏共的自我否定，对苏联历史的全盘否定，来建立一个全新的议会党和全新的苏联，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最高领导人的自信。遗憾的是，现实却没有给戈尔巴乔夫提供这种自信的力量源泉和基础条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但失去了党内外群众的支持，还最终否定了苏共和自己的执政合法性，戈尔巴乔夫也因此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对于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对于改革的主要内容、改革的进程、改革的方式、方法均缺乏通盘的战略考虑，特别是制度建设的缺失，致使改革手忙脚乱，既无章法，又无制度，最终使改革失去了保驾护航的必要保障，导致局面的失控与混乱。但通过对戈尔巴乔夫现象的历史诠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苏联解体并不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结果，它是苏联体制，包括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体制僵化的结果，也是苏联历史各阶段累积矛盾总爆发的结果。戈尔巴乔夫“无限制的公开性和民主化”则进一步加速了人们抛弃这种体制的进程。在美国学者福山看来，正是“由于苏联体制合法性在公民眼中的丧失，导致了它的崩溃。”[66]

　　其实从苏联解体的教训来看，苏联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党组织已演变为实际的国家机构，在这样的国家如何永久性地保持执政的合法性，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多元化，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苏共下台留给世人的最深刻的教训。当然，在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使多个民族实体的国家体制有效运转且不导致民族分裂也是一个不容小视的问题。

　　

       朱秀芳，浙江教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硕士，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478 页。

　　[2] [苏] 瓦季姆·阿列克谢耶维奇·佩切涅夫原著：《“戈尔巴乔夫现象”的背后》，田永祥等编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年，序言第 3 页。

　　[3] [俄] 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123 页。

　　[4] [俄]戈尔巴乔夫、[日]池田大作：《20 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孙立川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117 页。

　　[5] 米哈伊尔·戈尔什科夫、弗拉基米尔·佩图霍夫：“俄罗斯人 20 年后看改革”，载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李京洲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年，第 344 页。

　　[6]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第190 页。

　　[7]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第266 页。

　　[8] [苏] 瓦季姆·阿列克谢耶维奇·佩切涅夫原著：《“戈尔巴乔夫现象”的背后》，田永祥等编译，第 269 页。

　　[9]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366-367页。

　　[10] 张玉良：“戈尔巴乔夫的悲剧”，《国际共运史研究》，1993 年第 4 期。

　　[11] [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67 页。[12] 参阅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0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498、500 页。

　　[13][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 68 页。

　　[14]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141 页。

　　[15]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371、385 页。

　　[16]М. С. Горбачев.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2:7 参阅：Vladislav M.Zubok,《A failed empire: the Soviet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7.P280.

[17][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岑鼎山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年，第24、126 页。

　　[18][苏]瓦季姆·阿列克谢耶维奇·佩切涅夫原著：《“戈尔巴乔夫现象”的背后》，田永祥等编译，第 186 页。

　　[19] 维克多·库瓦尔金：“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三个分水岭”，载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第 88 页。

　　[20][俄] 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 506、510、511、515、519、520、540、541、542、574 页。

　　[21]张歆：“俄罗斯人怀念苏联共产党”，《环球时报》，2006 年 8 月 30 日，第 2 版。

　　[22] 肖德甫：《世纪悲歌：苏联共产党执政失败的前前后后》，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年，“党员退党”部分。参见读书频道—凤凰网，http://book.ifeng.com/section.php?book_id=1083&id=75102.

[23] [苏]《真理报》，1990 年 1 月 15 日。

　　[24] 转引自郝宇青：《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非制度化现象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87页。

　　[25]《列宁全集》第 41 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55 页。

　　[26]《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1954 年，第 93 页。

　　[27] [英]《独立报》，1991 年 7 月 26 日。

　　[28]硬扩张：指的是一个国家利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强制从别国获取资源或领土，这种扩张关注国家领土与版图的扩大，它是一种有形的扩张。

　　[29] 张盛发：“苏联解体原因再探”，转引自冷战中国网，http://www.coldwarchina.net/zwxz/zgxz/zse/001782_6.html.

[30][澳大利亚]利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 马细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138 页。

　　[31]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 403 页。

　　[32]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 404 页

[33] 维克多·库瓦尔金：“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三个分水岭”，载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第 80 页。

　　[34] 述弢：《梦醒莫斯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152 页。

　　[35]维·赫列布尼科夫（1882—1922）俄罗斯诗人，尝试用未来主义手法写诗；在晚期作品中，诗人力图创造未来自由人类的“新童话”和寓言。

　　[36][俄]安德烈·格拉乔夫著：《戈尔巴乔夫之谜》，第 170 页。[37] Vladislav M.Zubok，A failed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The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p. 314.

[38] 《列宁全集》，第 2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335 页

。[39] 亚历山大·涅基佩洛夫:“在黑屋子里逮住黑猫容易吗？”，载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 20 年后的评说》，第 165 页。

　　[40]俾斯麦：“1869 年 4 月 16 日在北德意志帝国议会中的讲话”，转引自《马列著作选读·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447 页。

　　[41]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第 10 页。

　　[42] 祝彦：“赫鲁晓夫与他的政治原子弹”，《文史天地》，2004 年第 4 期。

　　[43] Eric Hobsbawm ,Terence Ranger ,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2.

[44]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年，第 215 页。

　　[45] 张盛发：“苏联解体原因再探”，转引自冷战中国网。[46] 参阅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8 卷，第 567—591 页。

　　[47] [苏]费·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 年，第 106 页。

　　[48]邢广程：“目标偏移和结构缺陷——从系统的观点研究苏联模式”，《东欧中亚研究》，2001 年第2 期。

　　[49] [美]史蒂夫·D·伯拉德：“吹口哨的小虾米：俄罗斯——半路杀出的民主”，载[美]霍华德·威亚达尔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榕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68 页。

　　[50]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第 218 页。

　　[51] В. М. Борисов и др.,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1998, c. 377.参见张盛发：“苏联解体的原因再探”，《俄罗斯研究》，2001 年第 4 期。

　　[52] Michael Kort, The Soviet Colossu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USSR, 3d ed, Armonk, New York, London,England, 1993, p. 286.

[53] [苏]《真理报》，1987 年 11 月 3 日。

　　[54] 述弢：《梦醒莫斯科》，第 152 页。[55][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张达楠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第 571 页。

　　[56]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第 590 页。

　　[57] 史蒂文·科恩：“苏联的制度能不能改革？”，载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 20 年后的评说》，第 23 页。[58]薛小荣、王哲：“原苏联政要们眼中的戈尔巴乔夫、苏联改革与剧变”，《探索与争鸣》，2005 年第 2 期。[59] 参阅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0 卷，第 519—520 页。

　　[60] 参阅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0 卷，第 530 页

。[61]周新城、张旭编著：《苏联演变的原因与教训——一颗灿烂红星的陨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160—161 页。

　　[62] 安德烈·格拉乔夫：“与历史争论到底”，载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第 255、256 页。

　　[63] Donald.D.Barry,ed.,Toward the Rule Law in Russia ? Political and Legal Reform in the TransitionPeriod, Armonk, New York & London: M.E.Sharpe, 1992, p. 3-60.

[64][英]霍布斯鲍姆著：《极端年代》，郑明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588—589页。

　　[65]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第 214 页。

　　[66] 转引自[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 1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