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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从“自由民主”到“可控民主”俄罗斯的民主政治改革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在梳理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曲折历程的基础上，力图运用放宽了假定条件的“新比较经济学”分析框架，解读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文章认为，关于俄罗斯实行“可控民主”制度原因的诸多分析中，历史传统回归论是正确的，所以“可控民主”在俄罗斯将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关键词】自由民主 可控民主 俄罗斯 政治体制

　　【中图分类号】D50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4-0062-(7)

一、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苏联解体后，自由主义一度成为俄罗斯政治文化的主流。基于对西方民主模式的美妙梦想，俄罗斯开始于 1992 年初实行以总统设置、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多党政治和自由选举为基本原则的西方民主政治。然而，西方民主政治不但没有给俄罗斯带来繁荣和发展，反而使俄罗斯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政治动荡和权利纷争之中。其中，总统、议会之间的斗争最为激烈。学者形象地将当时的俄罗斯政权称为“双重政权”。在“双重政权”局面下，最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也难以贯彻执行，于是爆发了 1993 年 10 月“炮打白宫”的流血事件。

　　通过“十月事件”，叶利钦摧毁了议会，镇压了反对派。叶利钦通过发布总统令，把立法机关更名为“国家杜马”，并宣布举行新杜马选举，目的是排挤议会中的反对派。为了进一步打击反对派，他还宣布“劳动俄罗斯”、“救国阵线”等 20 多个反对派政党为非法组织，禁止它们活动。在有力镇压反对派的基础上，叶利钦对制宪会议通过的新宪法草案作了修改，使新宪法草案充分体现“总统集权”的精神。1993年 12 月全民公决通过了该宪法。

　　新宪法虽然为“总统集权”营造了宪法空间，但叶利钦时期威权主义的治国模式并没有形成，反而出现了“寡头政治”局面。具体表现在：中央政府的实际行政能力低下，而且权力日益弱化；小党林立而缺乏有影响力的大党，不少政党具有浓厚的“会党”、“朋党”的色彩[1]；政权与财权之间的交换司空见惯、国家的决策职能基本上被寡头架空。普京正是在俄罗斯政局动荡、地方分离主义蔓延、权利腐败严重、民众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开始进行深刻反思的情况下上任的。普京一上任就以强国、发展经济为己任，并将“可控民主”视为实现强国梦的重要手段。他说：“俄罗斯唯一现实的选择是选择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2]，为达到此目的“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3]。“可控民主”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混合体，它既含有民主的因素，又具有集权的特点，其实质是“社会赋予由全民选举产生的具有超凡能力的国家首脑以超出民主程序以外的最广泛的权力”[4]。实际操作过程中，“可控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过程就是不断加强中央威权、强化总统权力的过程。具体而言，就是不断加强总统和中央政府对议会和地方政府的控制过程。在总统第一任期期间，普京着力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其具体措施是：（1）实行总统驻联邦区全权代表制度，确立中央对地方机构的监督；（2）规定地方长官不再兼任上院议员，从而削弱地方领导人在中央的决策权；（3）规定必要时中央有权解除地方长官的职务，有权解散地方议会；（4）改革预算制度，削减地方政府的财政基础。

　　与第一任期侧重控制地方政府不同，普京总统第二任期在树立中央威权方面则是双管齐下。在控制地方政府方面，取消了“地方直选”制度。在叶利钦时期，地方政府长官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这无形之中助长了地方分立势力。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巩固中央集权，普京总统宣布废止“地方直选”制度。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人的产生程序被修改为，首先由俄联邦总统提名，然后由地方议会确认，最后再由联邦总统任命。在控制议会方面，普京总统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 取消国家杜马选举中的单席位选区制，改为全部按政党选举产生，减少民主反对派“入围”的可能性；第二，提高政党进入国家杜马的门坎，把入围线从 5%的得票率提高到 7%；第三，将政党注册资格从 1 万人增加到 5 万人。

　　取消“地方直选”和改变“杜马比例”的举措强化了以总统为核心的政治体系。舆论认为，这是普京“可控民主”政治体制形成的标志。伴随“可控民主”政治体制的逐步建立，俄罗斯不仅停止了经济衰退，进入了快速增长轨道，而且成为金砖四国之一。为什么在西方成功实施几百年的自由民主制度到了俄罗斯却使问题变得 更糟？为什么被认为剥夺民主权力的“可控民主”制度的缔造者——普京，不但没有遭到被剥夺者的反对，反而受到被剥夺者（民众）的广泛支持？稍作修改的“新比较经济学分析框架”有利于我们认清上述问题！

二、“新比较经济学”视角的解析

　　（一）关于制度设计的“新比较经济学”分析框架

　　根据“新比较经济学”的观点，制度的功能是控制无序和专制两个方面的危险。“所谓无序，是指个人以及财产遭受谋杀、盗窃、违约、民事侵权以及垄断定价等形式的私人侵占的危险。……所谓专制，是指个人及其财产被政府机构及其代理人 通过谋杀、征税、财产侵害等形式来侵占的危险。”[5]

　　很明显，一个拥有更大权力来控制无序的政府必然会产生更强的专制来滥用职权。图 1 描述了可供一个社会选择的制度可能性边界（IPF）。横轴表示专制的规模；纵轴表示无序的规模。IPF 曲线反映了社会的制度可能性边界：随着政府权力的增加，有多大程度的无序可以被减少。IPF 曲线是凸向原点的，这符合标准的新古典假设，即专制规模的边际增加只能产生越来越小的无序规模的减少。图一描绘了四种不同的控制策略，依据相对于私人而言的官员权力的依次递增，它们分别是：私立秩序、独立执法、监管国家和国家所有制。

　　IPF 曲线上的每一点，都意味着一定规模的专制和一定规模的无序，专制规模与无序规模此消彼长，由它们造成的损失同样此消彼长。制度设计的目标就是总损失最小化。在初始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我们假定单位专制损失（单位专制造成的损失）与单位无序损失都是不变的，即边际专制损失与边际无序损失都不随其自身规模的改变而改变。另外，假定单位专制损失与单位无序损失之间是不相等的。于是，可以得到社会总损失的表达式：c= c1q1+ c2q2其中，c 为社会总损失，c1为单位专制损失，c2为单位无序损失，q1为专制规模，q2为无序规模。不难看出，社会总损失曲线的斜率为 c1/ c2。很明显，以社会总损失最小化为目标的制度设计现在变得很简单：只要从斜率等于 c1/ c2的一系列社会总损失曲线中，找到与 IPF 曲线相切的“总损失最小化曲线”[6]并根据“总损失最小化曲线”与 IPF 曲线切点所对应的专制、无序规模进行制度设计就可以了[7]。（二）应用分析：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及其绩效解析

　　如前所述，总损失最小化曲线与 IPF 曲线的切点所对应的专制和无序规模，就是政府制度设计的最优选择。受现实条件和传统因素的影响，同样规模的专制（或无序）给不同国家造成的损失是不同的，所以不同国家的总损失最小化曲线的斜率

私立秩序····独立执法监管国家国家所有制制度可能性边界(IPF)总损失最小化曲线专制·图 1 制度最优设计的分析框

无序- 66 -（c1/ c2）是不同的，进而由本国总损失最小化曲线与 IPF 曲线切点所决定的最优制度也是不同的。[8]

　　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的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它有着漫长的专制的传统。从沙俄到苏联时期，俄罗斯一直实行高度集权的统治。俄罗斯自 16 世纪中期伊凡四世自称沙皇起，开始成为中央集权的国家。18 世纪初经过彼得一世的改革，俄罗斯的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种沙皇专制制度在俄罗斯一直延续了 300 多年。十月革命后，苏联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实践，虽然成果丰硕，但实施的仍然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受长期专制传统的影响，俄罗斯人对专制形成了较强的适应能力，甚至具有某种依赖，这与美国情况正好相反，所以同样的专制规模给俄罗斯造成的损失比在美国要小。

　　在无序方面，俄美两国的情况恰好相反！美国市场经济的自由化程度不仅高，而且历史悠久。社会上存在各种被人们所熟识的市场约束手段。人们已经习惯于通过私人诉讼解决矛盾和冲突。受长期自由市场经济洗礼的美国人已经习惯于“政府呆在一边”，这与俄罗斯形成鲜明对比，所以同样的无序规模给美国造成的损失比在俄罗斯要小。

　　总之，由于俄美两国历史传统不同，同样规模的专制给俄罗斯造成的损失相对较小，同样规模的无序给俄罗斯造成的损失相对较大。在图形上意味着，两国的总损失最小化曲线的斜率（c1/ c2）相差较大，美国的总损失最小化曲线比俄罗斯的要陡峭得多（如图二所示）。美国总损失最小化曲线与 IPF 曲线的切点即 B 点所对应的专制规模就是美国的最优专制规模。俄罗斯总损失最小化曲线与 IPF 曲线的切点即 C点所对应的专制规模就是俄罗斯的最优专制规模。转型之前，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处于制度可能性边界的 A 点，表现为过度专制。此时，社会总损失比可以达到的最小总损失多，多出的部分相当于 A 点到总损失最小化曲线的距离。通过实施休克疗法，俄罗斯移植了美国式的西方民主制度，这一举措使俄罗斯的专制规模迅速下降至 B 点。美国式西方民主制度的移植不但没有减少俄罗斯的总损失反而使其进一步增加，增加额相当于 AB 两点与总损失最小化曲线的距离之差。由于总损失增加，转型中的俄罗斯经济开始迅速下降，整个 90 年代俄罗斯的 GDP 下降了 50%左右，其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普京上台之后，对俄罗斯政治体制做出了及时而有效地调整，使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沿着制度可能性边界从 B 点慢慢恢复至 C 点。在增加专制和国家威权主义的同时，俄罗斯的 GDP 开始显著增长，最高增速超过了 10%。

三、结论与启示

　　转型以来，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发人深思。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可控民主”制度？它是一种“过渡形式”，还是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我们应该从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结论和启示。

　　1、“可控民主”制度在俄罗斯将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关于俄罗斯实行“可控民主”制度的原因，学界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俄罗斯政治动荡背景下的被迫选择，正所谓“乱世需重典，重典来自威权”；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向俄罗斯专制传统的主动回归。如果是因为“政治动荡”，那么“可控民主”政治体制在俄罗斯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形式”。如果是因为“专制传统”，那么“可控民主”政治体制在俄罗斯将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本文赞同“专制传统”回归论，一方 面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对该国制度选择的影响确实重大，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9]

　　另一方，正如前文所述，转型初期俄罗斯的政治动荡，同样是由西方民主与俄罗斯专制传统之间的冲突所引发的。所以，即使“政治动荡”是俄罗斯实行“可控民主”的原因，它也是

　　美国的总损失最小化曲线专制

　　图二 俄罗斯民主制度移植的偏差与修正

　　俄罗斯的总损失最小化曲线···A (1990)C (2005)B (1992)无序- 68 -一个派生因素。 既然专制传统是俄罗斯实行“可控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可控民主”制度在俄罗斯将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2、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努力探寻自己的道路。受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影响，各国 “总损失最小化曲线”（参见图二）的斜率是不相同的，所以不同国家的民主政治体制也应该有所区别。虽然西方自由民主主义者不停地叫嚣：“民主无国界，民主没有修饰语”，但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民主制度也没有统一的模式：在“三权分立”方面，英国是议行调和，美国是三权并列，法国是行政主导；在政党制方面，有的国家一党独大，有的国家两党竞争，有的国家多党倾轧；在议会制方面，有的 国家实行“立宪君主制”，如英国、荷兰、瑞典，有的国家实行总统制，如美国，有的国家实行半总统制，如法国。退一步，即使我们将这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模式笼统地称为“自由民主”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稳定地、成功地实行该民主的国家也不超过 30 个。可见，“绝对的民主概念是不存在的”[10]，以西方民主模式作为样本，将俄罗斯的“可控民主”作为“准民主”对待也是不够妥当的！我们应该从俄罗斯移植西方民主制度所付出的沉痛代价中吸取教训，形式上完美的、在别的国家井然有序的民主制度未必适合我国。我们也应该从俄罗斯实行“可 控民主”制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吸取经验，民主没有统一的模式，我们必须根据本国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

（责任编辑 姜睿）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经济转型深化中的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研究”(项目批准号08AJL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白千文，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1] 例如“贫穷党”、“多数党”、“人民良心党”、“爱情党”、“性少数联盟”、“啤酒爱好者党”、“香蕉党”等党派不仅规模很小而且几乎都没有自己的执政纲领。

[2] 《普京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78 页。

[3] 《普京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0 页。

[4] 维·特列季雅科夫：“普京的选择就是俄罗斯的选择”，《俄罗斯报》，2004 年 9 月 16 日。

[5] S. 詹科夫、E. 格莱泽、R. 拉·波塔、F. 洛佩兹·德—西拉内斯、A. 施莱弗：“新比较经济学”，吴敬琏主编：《比较》(第十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年，第 13 页。

[6] 社会总损失曲线中，只有那些与 IPF 曲线有交点的曲线才是有现实意义的，其中与 IPF 曲线相切的总损失曲线代表的总损失是最小，故称其为“总损失最小化曲线”，请参见图一。

[7] 在“新比较经济学”原文分析中，假定单位专制和无序造成的损失是相等的，所以总损失最小化曲线的斜率是固定的即为 45。本文放松了这一假定，并通过不同国家不同斜率的总损失最小化曲线与制度可能性边界的不同切点来证明不同国家的最优制度选择的差异性。

[8] 当然，不同国家的 IPF 曲线也不完全相同，所以即使两个国家的“总损失最小化曲线”的斜率相同，它们的最优制度设计也不尽相同。为了减少赘述，在不影响结论的前提下，本文假定各个国家的 IPF 曲线是相同的。

[9]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 585 页。

[10]“普京答法国《巴黎竞赛画报》记者问”，[俄]《共青团真理报》，2004 年 3 月 1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