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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对布哈林几个经济理论问题的再认识

2013年01月12日 11:29 来源：《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2期作者：向祖文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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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列宁逝世以后，布哈林继续坚持和捍卫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并结合俄国的实际，针对当时苏俄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总结过去经济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系统地阐释自己的观点，从而形成了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理论。这些理论观点可以简单概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因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民族类型”；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消除二元经济之间的差距；要使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保持综合平衡。

　　【关键词】布哈林经济理论过渡时期

　　【中图分类号】F09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2-0099-(17)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是从研究经济学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活动的。列宁曾称赞他是苏联布尔什维克“全党所喜欢的人物”、“党的最可贵和最大的理论家”和“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哈林在担任俄共（布）党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以及《真理报》主编期间，撰写了大量文章和理论著作，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发表了一些独立的见解，捍卫并发展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并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宝库。

一、“民族类型”论——社会主义模式多样性的理论前提

　　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社会主义经济时，主要是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的质的规定进行分析和探索的，至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这种经济制度将采取何种形式和类型则没有涉及。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当时对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可能性的设想比较单一；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形式问题还未成为现实。列宁根据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揭示了帝国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从理论上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而且是资本主义不很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并在实践上成功地证实了这一理论。在这种新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即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以怎样的经济运行类型实现经济建设目标。列宁在 1918 年至 1924 年这短短的几年中不断探索，先后在实践中实行了两种“经济类型”，即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指导下的“类型”和新经济政策指导下的“类型”。从 1921 年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由于符合俄国当时的具体国情，因而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由于列宁当时的身体状况和繁重的国务活动的限制，不能有更多的精力从理论上将这个问题深入下去。这个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被布哈林的理论研究所弥补。

　　1922 年 11 月 18 日，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关于纲领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作为生产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类型’的问题”[1]。布哈林认为，“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将是以前的资本主义形式在另一种形式中的继续；这就是说，各个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特点，将在那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特殊形式中表现出来。”[2]据布哈林的分析，“美国的资本主义具有突出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与本国的强大组织（托拉斯）结合在一起的银行在其中占统治地位。法国的资本主义主要是一种国内工业不甚发达的、高利贷类型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把钱借给其他国家，剥削那些国家，这种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国内的生产活动非常之少，在它的怀抱中小农经济还有栖身之所，可是，例如在英国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这种资本主义已经完全把自由农民的经济吞噬了，已经把世界掠夺的特点同大力发展本国工业的活动结合起来了”。“可怕的、半农奴制的野蛮状态和可怕的总的经济落后，同西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最先进的形式的这种结合，就构成俄国资本主义的显著的特点，构成它的所谓‘民族面貌’”[3]。如果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中，资本主义具有各自的特点，那么显而易见，社会主义在其发展的初期，也必将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是由以前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产生的。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最初历史阶段的落后特点并非苏联特有的发展规律，而是与苏联国情相类似的所有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都不可避免的。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因各国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民族类型”和“民族特点”。这种“民族类型”的差别就在于各国的社会经济关系、经济结构和物质技术基础不同，而这种差别只有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才能消灭。

　　1924 年布哈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一文中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各种类型的问题”。他认为，由于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大工业，这些工业在国有化后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国营工业，构成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经济命脉，因此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有物质保证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小农经济，俄国的经济技术极端落后，所以俄国要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在发展的时期内将是一种落后的社会主义”，或叫作“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从社会发展阶段上讲，这种“落后型的社会主义”，不同于马克思所设想的不存在阶级的未来社会第一阶段（通常称之为社会主义），而是处于仍然存在阶级区别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布哈林深刻指出，“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是无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是统治阶级，也是生产上的指挥者。社会主义的这个初级阶段的特点是阶级的等级制依然存在，但是，这种等级制不具有通常的性质：居于上层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在初级阶段，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无产阶级。”[4]布哈林的“落后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可以说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这套理论，是布哈林为了回击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和俄国的孟什维克以及联共（布）党内列宁主义的反对派否定俄国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悲观论调，在苏联从 1921 年转向新经济政策到 20 年代中期，通过对过去的政策和新经济政策实践的深入研究而逐步形成的。这套理论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为苏联社会主义作了定位，又以“落后的社会主义”和“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的观点为苏联社会主义作了定位，形成了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科学回答，这个回答是从俄国国情出发，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想的产物。那么，当时俄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落后型的社会主义”的特点是什么呢？布哈林作了如下归纳：

　　1、从生产力水平上看，落后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较低，发展不平衡。俄国在十月革命前就是欧洲较为落后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国家，从总体上看其生产力十分落后，突出表现为：（1）农业经济的比重大，存在大量小生产者和农业私有经济成分；（2）工业虽较农业发达，但比例失衡，整体落后，尚存在资本主义的私有成分；（3）地区发展不平衡。这种落后的生产力状况是苏俄社会主义的最大特征。

　　2、从生产关系上看，苏俄的经济成分是混合型的，既有公有经济，又有私有经济，这与俄国的生产力是相适应的。同时，混合经济成分要求经济运行机制是市场关系，所以，市场关系的存在是落后型社会主义的突出特征。市场关系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由于生产力落后，生产资料所有制多样，所以苏联存在市场关系是客观的，必然的，也是必须的。

　　3、到达完全的社会主义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布哈林认为，由于存在小商人和小业主，所以，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仍将继续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由于存在着在俄国具有极其巨大的经济意义的非常广大的农民阶层，所以，到达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相当长的。他充满信心地说：“在经济和技术非常落后的条件下，这条道路是非常漫长的。尽管如此，这却是一条可靠的道路。只要我们对农民执行正确的政策，我们就一定能沿着这条道路走向社会主义。”[5]

　　4、到达完全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在布哈林看来，未来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如果“从高等代数的观点来看”，无疑是正确的；但它只能建立在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增长和集中的基础上。而在俄国“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必须高度重视市场关系，货币、交易所和银行等发挥着巨大作用，不能立即实行计划经济。由此，他提出这样一句名言：“我们将以乌龟速度爬行，但我们终究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我们定将建成它”[6]。

　　5、坚持对外开放，吸取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因为“俄国是一个落后国家”，它必须学习和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科学和技术的肯定成果，因为世界经济正在逐步走向一体化，“一方面，我们对世界经济有越来越大的依赖性，而另一方面，——尽管听起来很离奇，——我们越来越独立，通过我们同资本主义的国外联系，我们的经济基础越来越巩固。这里是辨证的矛盾。不能只看到过程的这一半，而完全忘掉了另一半”[7]。布哈林还预见到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将存在于人类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并意识到这种类型差别将具有一定的宏观性。他引资本主义为例，认为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发展直至晚期以后，仍然保留着多种不同的民族类型（形式、面貌和特点），社会主义的不同民族类型并存当然也不是偶然的和暂时的，它将持续“一个很长的时期”，“直到转变为包罗万象的世界共产主义制度为止”，直到“无产阶级世界统治”、“社会主义世界产生”发展起来为止。一句话，它是在共产主义使“世界各国融合为一个整体以前”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的普遍现象。他还特别强调指出，每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具体的经济类型或生产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之下是不同的，建立在不同的起点和不同的基础上的经济类型或生产形式，也不可能千篇一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忽视发展的特殊性，不要千篇一律地生搬硬套，要既善于识别和看出共同性，也善于识别和看出特殊性，后者在沿着共产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事业中，有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8]。

　　布哈林上述思想的实质就是要求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反对左倾思想和冒进的做法。这是一个重要而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社会主义各国在发展阶段问题上，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超越阶段的冒进现象，而目前一些国家又都在重新认识和探讨这一问题，纠正过去的冒进做法，重新确定目前所处的阶段，这种情况有力地证明了布哈林上述思想的正确性。

　　二、“二元结构”论——工农业均衡增长的逻辑出发点

　　1954 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此后发展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正是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两部门经济发展模式理论，并首创了经济发展研究的二元结构分析方法[9]。然而，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布哈林就已经以苏联经济为对象，分析了经济落后国家的二元结构现象，并提出了完整的二元结构理论。

　　1、二元经济结构的内涵。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当代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所谓二元结构，是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概括为两大部门，即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在传统部门中，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农业以及零散的商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甚至是零或负数，这一部门集中在农村，并吸纳了社会的大多数劳动力；在现代部门中，主要是采用先进技术的工业、建筑业和现代化的商业与服务业以及运用现代技术与生产经营方式的大规模农业，这一部门一般集中在城市和与城市联系紧密的地区，并且劳动生产率和边际劳动生产率比传统部门高得多。布哈林认为，苏联“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对其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一方面，“农村大量的农民实际上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活干，但必须吃饭；在手工业者中间同样有人口过剩，这种过剩的（隐蔽的和公开的）人口是城市的一种可怕的压力，加剧了失业现象，因此，显然失业问题的重心与其说是在城市，不如说是在于农业的过剩人口。”[10]另一方面，“二元经济结构”下两部门的经济增长还会出现反差，即农民的小经济远远落后于拥有种种完善技术的现代工厂。结果是，两部门之间的差距在二元结构下越拉越大，最终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布哈林的“二元经济结构”分析是以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这一经济落后国家为对象的，分析的出发点是这个国家的城乡关系类型。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城乡关系的不同类型是区分整个历史时代的标志”[11]。他在 1928年发表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中，把资本主义城乡关系分为三类：第一类，最落后的半农奴制农业，这里，农民一贫如洗，国内市场容量极小；第二类，农奴制的残余很少，农奴主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资本家，农民比较富裕，农民市场的容量较大；第三类，美国类型，几乎完全没有封建关系，土地买卖“自由”，存在着富裕的农场主，工业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在布哈林看来，革命前的俄国城乡关系就属于第一种类型。正因为如此，过渡时期的苏联经济呈现如下结构特征：“可怕的、半农奴制野蛮状态和可怕的总的经济落伍，同西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最先进的形式”结合起来，即“农民的小经济远远落后于拥有种种完善技术的现代工厂”[12]。

　　2、二元经济结构转轨模式设计。

　　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城市和农村具有完全不同的运行机制，在双方交往关系处于相互隔绝或半隔绝状态时，由于双方的增长速度呈现剪刀型反差，随着时间的推移，两部门的差距越拉越大，最终成为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一元经济结构是全面实现了工业化的社会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各产业部门（包括农业）都普遍采用了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两个产业部门都实现了协调发展，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市场联系普遍化等等。如何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轨，即消除两部门之间的差距，使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发展，即转向高层次的一元经济结构，就成为发展经济学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命题。刘易斯所设计的解决这一命题的理论模式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实现农村过剩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当现代部门的扩张将整个经济内的过剩劳动力吸纳干净时，收益递增就会取代收益递减而成为整个经济的一般趋势，使整个经济摆脱低水平的均衡陷阱，并由此转变为一个稳定增长的经济。刘易斯的这种理论模式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个要素（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上，而没有研究其他要素（如资金、技术）的转移或流向以及由此引起的国民经济结构全面转换的问题上。因此，他的分析只能解决工业化问题的某个方面，而不能涵盖工业化的整个内容。

　　布哈林对二元经济结构转轨模式的设计则是按照与刘易斯不同的思路进行的。在他看来，消除二元结构，国家工业化无疑是法律[12]。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差距。但是，实现工业化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布哈林认为，重要的问题是工业与农业的结合问题。社会主义要对农业进行巨大改造，而不是放弃不管，要使农业获得巨大增长。因此，国家工业化也意味着农业工业化，是一个为消灭城乡对立作准备的过程[13]。显然，布哈林向人们表述了工业化的宗旨不仅仅是工业现代化，而且要对农业也实行工业化，不仅仅要发展工业，而且也要发展农业。工业化的过程即工业带动农业发展的过程，也是农业促进工业发展的过程。这里他向人们提供的落后国家二元经济结构发展的模式，是工农业均衡增长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具体地说，就是在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实现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结构转化的途径，就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二元经济共同增长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因为，这不仅能“填平以往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历史所造成的城乡之间的深渊”，而且，“城市的技术援助，特别是农民经济的电气化以及与此同时的合作化…… 是使农村繁荣昌盛的强有力的杠杆，城市和农村的物质条件将逐渐趋于平衡”[14]。但是，布哈林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工业化思想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一模式在实际操作方面遇到了两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一是当时苏联工业发展相对迟滞。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工业设备更新不足，出现了工业商品荒，要解决工业设备更新问题就需要大量资金，布哈林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二是资金短缺约束着农村工业化。农业的发展也需要追加投资，但这部分资金从哪里来，布哈林也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如何解决布哈林当时遇到的难题，使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具有现实可行性而不仅仅是理论可行性，应该是当今发展经济学家们面临的共同课题。

　　三、“综合平衡”论——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苏联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布哈林特别注意到了产生的一些新矛盾：工业化由于缺乏资金而发展缓慢，工业内部比例不协调，出现了商品荒；由于农产品价格过低，农民不愿意把它们卖给国家，而宁愿到自由市场上出售；一些干部用行政手段强迫农民出售谷物，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为了解决现实存在的这些矛盾，布哈林认真分析了当时经济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困难，探讨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认为这是国民经济某些部门发展失衡的表现。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要在宏观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起来，平衡发展，这就是布哈林的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思想。他指出：“为了使社会再生产和社会主义不断增长尽可能有利地（尽可能没有危机地）进行，从而达到对无产阶级尽可能有利的国内阶级的力量对比，必然力求把国民经济各种基本成分尽可能正确地结合起来（它们必须“保持平衡”，安排得恰到好处，积极影响经济生活和阶级斗争的进程）”[15]。

　　布哈林关于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理论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他指出，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不是僵死的平衡，而是不断运动着的平衡。达到这种平衡的途径主要是尊重价值规律，重视市场的调节作用，调整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平衡。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协调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平衡关系：

　　1、协调好工农业生产平衡发展的关系。工业与农业必须协调发展，工业化所需资金主要来自农业，在抽象的理论探讨中似乎没有什么分歧，但把理论具体运用于实践，看法就不同了。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所面临的最大课题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当时就如何实现工业化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最主要的观点是主张要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农业抽到工业；另一种是要“维护”农民利益，减免农业税赋。布哈林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因为其中任何一种观点都将造成经济的畸形发展。他指出，工业与农业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应该互相支援，平衡地发展。首先，工业的发展要依赖于农业的发展。这种依赖不仅在于农业为工业的发展提供粮食、原料、资金和劳动力，而且在一个被封锁的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农民是工业的最重要的市场。布哈林指出，我们的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民市场而生产的，工业产品的消费者首先是我们的农民经济。因此，社会主义的工业是由农民需求的数量变化和质量变化来决定的。农民市场的容量是决定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愈大，则我们的工业就发展得愈快。我们的农民经济中的积累进行得愈快，就是说，农民经济愈快摆脱贫困，它愈富裕，它购买的农具和机器愈多，它改造自己的技术愈快，采用新的耕作形式愈快，因而能够向城市工业购买的东西愈多，——则我们的工业中的积累就进行得愈快。”[16]

由此可见，工业只有在农业迅速增长的基础上，并且在和农业最佳结合的情况下，才能长期保持发展的势头，从而持续走向高涨。在强调农业对工业发展的基础作用时，布哈林并没有忽视工业在农业发展中的促进和领导作用。“没有城市工业的发展，农民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可设想的”[17]。农业要发展，提高生产力，就必须购买追加的生产资料（如农具、化肥），而这些都要由工业来提供。所以，布哈林说：“大工业是全部技术发展的出发点”，“工业是迅速改造农业的杠杆”[18]，“如果没有拖拉机，没有化学肥料，没有电气化，农业就注定要陷于停滞状态”[19]。“没有工业的领导，就不可能消灭农村的落后、野蛮和贫困[20]。通过分析，布哈林得出结论：“工业要得到发展，需要农业取得成就；反之，农业要取得成就，也需要工业得到发展。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是最为根本的东西，它本身应当决定领导党的正确政策。”[21]

　　2、必须保持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平衡。布哈林认为，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将重心放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是正确的，因为不论轻工业也好，农业也好，都需要重工业提供扩大再生产所需的追加生产资料。但是，不能以此片面强调高速发展重工业而置轻工业的发展于不顾。与重工业相比，轻工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必须使两种工业的发展达到最佳结合。这是因为：第一，重工业投资大，建设周期长，见效慢。把过多的资金投向重工业建设，会造成资金积压，信贷短缺，后备不足等不良后果，从而影响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第二，轻工业的建设周期短，资金周转较快，在较短的时间内即可收回投资并能赢利，这就可以利用轻工业的利润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第三，就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来讲，也不能片面地发展重工业。布哈林写道：“我们的经济是为消费者而存在的，消费者不是为经济而存在的。这一点永远不该忘记。‘新经济’同旧经济的区别就在于把群众的需要当作它的标准”[22]。而要繁荣市场，满足群众的需要，就必须重视轻工业的发展，加强生活必需品的生产。

　　3、保持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合理比例。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上，布哈林认为，既要反对片面地追求积累，也要反对片面地追求消费。但他认为当时的主要倾向还是片面地追求积累，过于偏重发展重工业。他认为 20 年代苏联工业化的高速度，完全是以预算的极度紧张、后备严重短缺、削减消费部分作为代价的。由于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失调，供应经常中断，广大群众的排队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布哈林认为，这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种独特的经济危机。他进一步阐述道，过渡时期的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一样，都是积累和需求比例失调，所不同的是这种失调的反映是“颠倒的”，那里是生产过剩，这里是商品荒，那里是供过于求，这里是求过于供，那里是积累过多，这里是资本短缺。

　　有鉴于此，布哈林根据平衡论的思想，强调保持一定的积累投资于基本建设，这是生产持续增长的保证，是第一位的，但又不能没有限度地投资，必须要有一个界限。关于投资的界限问题，布哈林认为最重要的界限有两个：（1）必须留有后备，使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均有保证，不留后备，弦绷得太紧，会使商品荒更加严重；（2）基本建设物质因素必须有保证，不仅保证对建筑材料等需求的相应货币，而且应当保证建筑材料的相应供给，不能用“未来的砖头”建造“现实的工厂”。

　　4、保持农业内部的平衡发展。布哈林认为，在农业内部也要保持平衡，恰当安排劳动比例，以便使谷物业、畜牧业和技术作物生产协调发展。1928 年初苏联出现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粮食的收购量大大低于往年。这场危机造成城市居民、工人和士兵粮食供应紧张，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对于危机产生的原因，联共（布）党内有不同解释。斯大林认为，之所以出现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是因为农村中成长起来的富农对粮食价格的操纵，是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严重进攻”。而布哈林对这场危机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工业品荒的情况下，危机并不是粮食过剩的表现，而是在农民经济缩小的情况下，谷物业的萎缩造成的。而造成谷物业萎缩的直接原因是国家错误的价格和税收政策所导致的经济比例失调。首先，谷物价格与经济作物价格的比例日益失调。1924 年至 1928年的短短 4 年间，谷物价格指数由 129 降至 109，而畜产品和经济作物的价格指数却由 135 升至 151，由此可见，谷物同畜产品和经济作物的比价日益拉开，农业内部的剪刀差呈扩大趋势，粮食成为无利可图的产品，这就使得农民不愿直接出售粮食，而宁愿用粮食饲养牲畜，然后出卖畜产品，或不种谷物而改种经济作物。其次，税收政策也不利于谷物业。大田作物占农民纯收入的 39.5%，但占税赋额的 66.59%，非农业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 27.8%，但仅占税赋额的 5.2%，悬殊太大。再次，货币不够稳固，农民只把货币当作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而没有把它作为积累手段。因此，农民即便手头有粮食，也不会出售来换取货币。布哈林认为，要解决危机就必须调整现行政策，在价格和税收等方面刺激谷物业的生产，从而使谷物、技术作物和畜产品在生产和市场上保持比较正确的比例关系，使三者得到协调发展。

　　5、经济平衡是政治平衡的基础。布哈林认为，过渡时期最重要的经济成分是国营经济以及与它相联系的合作社经济，最重要的经济组织是国家性的组织。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单纯政治权力专政，还应该是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有机结合。恩格斯也曾经说过，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在苏维埃俄国，国家性的经济组织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它通过国家预算对国家的全部工业、铁路和矿山的开发与利用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到了苏联时期，这种集中管理形式就更明显了。布哈林认为，这种管理与领导一定要减少行政干预和强制，改用经济的方法是比较恰当的。他说，“经济领导如果犯了破坏国家基本经济比例的严重错误，就会引起对无产阶级极为不利的各个阶级的重新组合。破坏必要的经济比例，其另一面就是破坏国内的政治平衡”[23]。也就是说，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要掌握好“度”，如果国家的计划和管理工作失误，就会出现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造成商品短缺和粮食供应危机，阶级敌人就会乘机活动，以至打破国内的政治平衡。所以，布哈林特别强调经济平衡是政治平衡的基础，党和政府必须全面规划，尽力安排好国家的基本经济比例，实现经济平衡，从而保证国家的政治平衡和稳定。同时他还指出，必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如果中央权力过分集中，必然会严重影响和挫伤地方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从而破坏国家的集中领导体制，使得整个领导体制变得僵化而失去活力。此前，列宁也强调在巩固国家计划领导的同时，必须给地方苏维埃和经济机构广泛的权力，更好地发挥地方经济建设的主动性[24]。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权限，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对国民经济发展是相当有利的，也是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的重要举措。布哈林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从本性上是一个从平衡走向不平衡，又在更高水平上向平衡复归的辨证发展过程，平衡的原则是经济建设少走弯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思想是布哈林对苏维埃政权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总结，也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俄国实际问题的理论创新。虽然这一理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其中还有某些不成熟的地方，但他的理论探索达到了当时历史条件所能允许的高度。在布哈林的“动态经济平衡”模式中，他不否认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着矛盾，也不否认工农业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计划和市场之间、政治和经济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他反对用单纯的阶级斗争和行政命令的政治手段来解决这些矛盾。他主张，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用经济手段来解决这些矛盾，力求保持再生产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平衡，既注意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又注意把它们引上社会主义的轨道。可以说，布哈林的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建设模式，是一种比较渐进、比较灵活、较多地考虑到落后国家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

　　四、“市场关系”论——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的战略导向

　　布哈林的市场关系理论的发展经历了由否定和排斥到肯定和利用两个阶段。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布哈林认为商品和价值等经济范畴不适用于过渡时期。他在所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中断言：只要我们来研究有组织的社会经济，那么，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切基本“问题”如价值、价格、利润等问题就消失了。“货币不再是普遍的等价物，而成为产品流动的约定的——并且是极不完善的——符号”，在这里，“人和人的关系”不是表现为“物和物的关系”，社会经济不是由市场和竞争的盲目力量来调节，而是由自觉实行的计划来调节。因此，在这里能有的，一方面是某种叙述的体系，另一方面则是规范的体系。但是这里不会有研究“市场盲目规律”的科学地位，因为市场本身不存在了[25]。

　　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证明，在当时的俄国实行直接产品交换是行不通的。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布哈林对他的战时共产主义理论进行了反思。布哈林指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特点与其说是发展经济和提高生产力，不如说是消费现有的储备。当需要恢复经济的时候，它就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因为它是“堵塞的”周转制度，“堵死了私人的个人主义刺激因素，甚至堵死了在工人阶级中也有的这种刺激因素”[26]。要想恢复和发展生产，有赖于放开商品流转，除掉束缚生产发展的羁绊。在实践的推动下，布哈林开始重新审视市场问题，并逐渐由持否定态度，转为持肯定态度。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他从理论上反复探讨了这一问题，形成了“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

　　布哈林市场理论的变化，首先得益于列宁的批评教育和耐心帮助，其次是战时共产主义实践的警示，最后，曾经犯过的“左派幼稚病”及其深刻教训，也促使他毅然转到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

　　新经济政策时期是布哈林思想理论发展的黄金时期，市场关系理论是其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市场关系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是联结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纽带。布哈林经济纲领的基础，就是认为工业的发展有赖于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坚持生产的“链条”必须总是“以生产……进入个人消费过程的消费资料为终结……”，“在我国，农业是全部经济的基础。我们的工业发展得比较差一些，它的发展也取决于农业的增长”，“不要脱离庄稼汉的基地，逐步发展工业。要记住，农民经济积累的每一个戈比的钱也就是社会主义工业积累的每一个卢布的基础。在自己的全部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政策中都要紧紧地抓住庄稼汉。”[27]。布哈林认为，工业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农业的发展，他非常辨证地阐述了工农业之间的发展关系：“工业发展的最快速度绝不能靠最大限度地从农业那里取得资金的办法加以保证。事情决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我们今天拿得少些，我们就可使农业有更多的积累，这样明天我们就可保证使自己得到对我们工业产品的更大的需求。使农业取得更大的收入，我们下一年将可以从这笔更大的收入中比去年拿到更多的东西，可保证使我们的国营工业在未来的岁月里得到更大的增长，更大的收入。如果我们在头一年……用不那么快的速度前进的话，我们的增长幅度以后将会提高得更快。”[28]

　　同时，布哈林也十分强调工业是农业发展的强有力支柱，没有工业的迅速发展，没有工业向农业提供电力及大型农业机械，农业的发展也无从谈起。农业的旧耕作方式至多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小农经济将永远是小农经济，将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布哈林认为，市场关系是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主要是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之间联系的纽带。他强调，工农业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提供市场，因而相互促进。二者之间的市场关系“意味着我们使得城市能够在经济上促进农村的繁荣，同时使得农村能够在经济上促进城市的繁荣”[29]。这样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2、市场是开展竞争的重要手段。布哈林反对左派用强制手段和不等价交换来取得发展工业所需的粮食和原料等。他强调，竞争是实现商品交换的主要媒介。他认为，竞争有两个作用：（1）通过竞争来消灭资本主义经济。他说：对“私人资本不能用一道命令予以没收，也不能用革命的宝剑机械地一挥来砍倒”[30]，国家应该用竞争，用经济斗争来反对农村私商及富农，应该建立起自己的信贷机构——信用社以反对农村高利贷者，在国家的援助下，以自己物美价廉的商品及低息贷款同私商、富农和高利贷者开展竞争，并逐渐挤跨农村资产阶级。可见，布哈林是反对用行政命令乃至暴力手段来排挤和消灭私人资本的。这种主张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可以限制私人资本谋取暴利，推动国营商店和合作社商店改善经营管理，以便逐步排挤和消灭私人资本；二是反对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过早地消灭私人资本，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损失。无疑，布哈林的这种主张是切实可行的。（2）竞争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布哈林指出，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实行提高价格的政策，这样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垄断利润。但是这只会滋长企业经理们的自满情绪，产生不求上进的思想。而竞争可以打破他们安于现状的心理，促使技术改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降低产品价格。这样在保证生产力按社会主义方向增长的同时，保证我们有足够的竞争能力的条件，以便在展开经济斗争而不是实行压制的过程中战胜自己的竞争者。

　　3、市场是计划调节的辅助手段。布哈林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国营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经济占主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即计划经济这一理想目标，是不能动摇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然而，这种计划必须符合实际，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并在经济运行中不断地加以调整、补充和完善。由于还存在众多的小农，还有不少的租赁企业，大量的自然经济，就使得苏维埃国家必须重视和利用市场机制。这些大量的无政府状态的经济活动无法进行计划，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进行计划。因此，必须利用市场调节作为计划调节的辅助手段，来处理私人资本同农民经济之间、私人资本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农民经济同国营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这些关系主要通过市场得以联系。布哈林还特别肯定了贸易和市场的积极作用。他指出，通过市场可以加快物资周转和资金周转的速度，从而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最终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同时有利于解决商品荒的问题；通过市场可以调动农民、小生产者、甚至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在客观上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通过市场可以促使国家企业改善经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市场还可以促进城乡商品流通，发展商品生产。布哈林认为，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政策指导下，能够减少市场的盲目性和自发性，使市场调节的优点和计划经济的优点相结合，把各种经济成分都调动起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4、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利用市场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引导小生产经济走向社会主义，限制和排斥资本主义经济，从而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布哈林指出：“我们需要的不是生产力的发展本身，而是生产力的这样的发展，即它能保证社会主义成分的胜利”[31]。“我们需要我国的生产力的这样的发展和这样的经济高涨，即与此同时要发展社会主义形式，要不断排挤和削弱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我们需要取得生产力的这样的发展，即它会把我们引导到社会主义，而不是把我们引导到完全复兴的所谓‘健全’的资本主义。”[32]这是新经济政策的社会政治意义。首先，布哈林多次强调，新经济政策的根本目标和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尤其是大工业，确保其优势地位，为社会主义奠定经济基础。布哈林在 1921 年所写的《经济政策的新方针》一文中，在讲到新方针的基本任务时说，“按照发展生产力的路线而制订经济政策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加强大工业”[33]。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如何来振兴、发展大工业？振兴、发展大工业，首先是要有大工业得以开工的原料、材料、燃料以及补充的设备等等。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布哈林完全赞同列宁提出过的农民经济、小工业、租赁制、租让制和对外贸易。发展市场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从这些非无产阶级的经济形式中取得补充产品，把这些非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壮大其经济力量，然后通过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手段，使之为恢复和发展大工业服务。

　　其次，布哈林坚持和发展列宁晚年关于通过合作社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影响下，通过合作社计划，利用市场关系，使农业、手工业、小商业等私人经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设想。布哈林的合作社计划的中心是在流通领域。布哈林在实施新经济政策前就说过，对农民来说，“要使他们参加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得通过流通领域来进行，也就是说通过农民的合作社，而不是通过集体农庄形式的直接生产联系”[34]。在布哈林关于从流通领域开始社会主义的思想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在新经济政策下，合作社经过市场把越来越广泛的农民经济阶层吸引到社会化的体系中来，从而也就保证了它们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无须进行第二次革命；第二，关于发展合作制的战略规划，布哈林指出，要尊重市场化、社会化发展规律，应当先从流通领域开始，逐步发展到生产领域。再次，布哈林论证了市场关系存在的长期性，它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许多许多年”。他说：“市场联系的形式，在我们这里还要继续许多许多年，我甚至要说，市场联系形式将长时期地是经济联系的决定的形式，决定的！……由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如果社会主义的发展是经过市场联系，经过城乡之间的市场商品流通，那么……我们的主要经济作用应当经过市场关系，也就是说，经过商品流通的发展来发挥。”[35]

　　但是，布哈林对市场存在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他的理论观点是：市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俄国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经济形式，市场是各种经济形式之间的桥梁，首先是联系工农业经济的手段；当非社会主义经济被完全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后，市场将随之消灭，而消灭市场的正是市场本身。布哈林没有从根本上放弃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的传统观点。他始终坚持“我们必须达到社会主义，即计划经济”[36]。按照布哈林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所谓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实质上是通过市场关系走向计划经济。“随着各种私人企业主及其私人经济的被排挤，随着国家—合作社经济的组织性和完整性的提高，我们将逐步地越来越接近社会主义，即接近计划经济”[37]。这种关于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使得布哈林本身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走出多远，因此，很难把布哈林看作“市场社会主义”的先驱。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走过了一条曲折复杂的道路，布哈林的经济思想则是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密切联系着的。布哈林的经济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一贯正确的。在布哈林的经济思想中既有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东西，也有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它是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的。从布哈林的经济思想的演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与时俱进的品格，他能随着实践的变化和发展，不断地补充和修正自己的理论。他曾经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直接过渡”理论的积极鼓吹者，在 1921 年实施新经济政策前，也是他同列宁一样敏锐地觉察到必须立即终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否则就会导致工农联盟的完全破裂和苏俄经济的全面崩溃。在长达八年之久的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在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布哈林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历史性的理论反思。

　　我们肯定布哈林经济思想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并不意味着当代的社会主义改革要用他的观点来概括和说明。当前我们进行的改革，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处在过渡时期的布哈林的认识。尽管如此，我们今天所从事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仍然可以从布哈林丰富的思想中获取理论力量和经验启示。

向祖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编审。

[1]《布哈林文选》上册，中央编译局世界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63 页。

[2]《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64 页。

[3]《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474-475 页。

[4]《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43 页.

[5]《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420 页。

[6] 李冠乾：《苏联史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15-116 页。

[7]《布哈林文选》中册，第 177 页。

　　[8]《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197 页。[9] 万晓光：《发展经济学》，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 年，第 60、75-77 页。

　　[9]《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367 页。[10]《布哈林文选》中册，第 278 页。[11]《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456 页。

　　[12]《布哈林文选》中册，第 290-291 页。[13]《布哈林文选》中册，第 291 页。[14]《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456-45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