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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从哈萨克斯坦的实例出发，考察单个国家利用制度竞争吸引外国投资产生的一系列决策的差异性问题。它主要聚焦于政治偏见和政治生存效果两者之间的矛盾，这恰恰是正规经济制度发展和实施的推动力。哈萨克斯坦的例子展现了这二者相对重要性的转变对国家在争取外国直接投资（FDI）所产生的显著影响。此外，本文还着眼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层面在制度竞争中的相对重要性。

　　【关键词】后苏联地区国家 全球与区域制度竞争 哈萨克斯坦

　　【中图分类号】F13/37.361.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1-0044-(19)

一、导 言

　　后苏联时代中亚地区的新独立国家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议题提出了一系列挑战。传统安全议题往往直接与军事实力引发的挑战相关，这是该地区大部分国家需要面对的问题；而非传统安全问题则经常与国际经济竞争相关联——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区域间的——作为区域发展的一种因素。事实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环境，后苏联地区这20年来的独立发展表现出一系列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反应。不同的国家会推出不同的政策满足外国投资者，进行本国企业的国际扩张、经济开放和市场保护。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政策会对经济产出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国际经济竞争有很多层面，可以从不同方面感受到，它们通常在诸多学科和研究领域中有不同的理解。对于这个问题有两个主要观点，这和全球化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紧密相关。一个是“地缘经济学”路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在近几年有很强的复苏迹象（它是作为围绕国家财富基金和所谓“经济爱国主义”讨论的一部分[1])。考虑到各国实力不均衡，它着眼于经济如何开放的问题，同时它将自由市场看作是一个非直接的统治工具。这一概念经常被用在该区域政府间资源分配、管道建设项目中讨价还价的工具。

　　另一个路径将自由市场看作是实力的主体而不是工具，这样一来，民族国家通过调整政策（个性化或非个性化）以应对来自私人企业团体的压力。本文聚焦在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这个方面目前的研究成果和进行的研究还较少，可以从制度竞争理论这个角度来研究，该理论在经济学领域已经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制度竞争将经济政策的制订描述为对制度和经济政策在市场上的“出价”建构，其间，政府对于流动生产因素的竞争会导致对经济政策和司法管辖权限中的正规制度的调整。这个观点将帮助后苏联地区的各类政策概念化为全球和区域制度竞争中的各种战略。本文运用这个路径研究哈萨克斯坦经济政策的演进过程。

　　哈萨克斯坦是我们研究中的一个极为有趣的例子，这样说主要有三点原因：首先，在这个国家自由发展的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对本国经济政策制订过程形成相当大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比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受到的影响都要大。第二，哈萨克斯坦，下面也会展示，过去20年在制度竞争的定位方面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以来所实施的不同战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不同实例。第三，哈萨克斯坦所卷入的竞争有两个层面：全球制度竞争，是为了吸引跨国资本，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的；区域制度竞争，是在后苏联地区内进行，这个在2000年以后变得尤为重要。两种竞争的卷入程度有一定的内生性，因为他们分别取决于单方自由化战略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的参与。最后，尽管本文不会论及，但值得注意的是，“地缘经济”竞争和制度竞争具有互补性。本文结构如下：接下来的部分将呈现笔者推理的简明理论逻辑。第三部分阐述哈萨克斯坦作为制度竞争的一部分，在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后采用的多种吸引流动生产要素的战略。第四部分将转到更高层面的分析，考察哈萨克斯坦在为制度竞争超规则设计时所作的努力——在后苏联空间内进行经济一体化，以理解制度竞争中的变化以及内部政治环境对于哈萨克斯坦在这方面地位发生转变的影响。最后，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二、制度竞争的效果种类

　　制度竞争包含了社会科学领域很大部分的研究[2]。基本上，目前的研究成果包含了关于制度竞争范畴的六个主要方面。依据蒂布特群分（Tiebout sorting）观点，制度竞争将使个体权限根据他们的不同倾向进行分配，这样就能通过确保满足人们的不同倾向、不同偏好以提高制度的质量。不过，这也会导致制度系统出现分歧[3]。制度化企业家精神（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路径的研究角度则是基于 进化经济推理得出的相同结果，不过这一角度强调学习和制度革新[4]。竞次（race tothe bottom）观点则假设个体有相同的偏好，在一个仁慈政府管理的世界里，制度竞争实际上会降低制度质量。对于规则竞争，它意味着“零规则”均衡（不过，产品规则和过程规则会产出不同的效果，后者更有可能带来消极影响）[5]。然而，这一观点也可以大致上归类于财产权和合同执行制度[6]。这也是负聚合观点作出的预言，它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受到较少的关注[7]。竞次路径和负聚合路径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流动因素的偏好作用，而后者关注相互学习的效果。[8]政治经济（ politicaleconomy）观点，不同于竞次和蒂布特群分，它认为政府往往是利己主义的，并由此认为制度竞争实际上限制了政府的寻租，这样就提高了制度的质量[9]。最后，资本主义多样化观点认为不同国家的制度是高度稳定的，尽管有流动性因素，但他们的比较优势保存了经济秩序中的基本结构[10]。

　　所以，制度竞争范畴可包含三个聚合结果（政治经济，负聚合以及竞次）、三个趋异结果（蒂布特群分，制度化企业家精神以及资本主义多样化）、四个高效结果（蒂布特群分、制度化企业家精神，资本主义多样化和政治经济）、两个低效结 果（竞次和负聚合）。该理论中形成结果的预测与现实中制度竞争存在的多样化结果恰恰相匹配。这也催生了第七种研究观点：和市场竞争中的“秩序自由主义”观点相类似，制度竞争可能也会承载起一种“超规则”的功能，这种功能将调节政府在公共物品、制度以及经济政策等市场上的行为[11]。然而，分析私人物品市场可以看到，规则制定功能往往交由外部代理人（政府），在制度竞争的世界里，规则是交由竞争者自己来制定的，不过，事实上，在没有“无知之幕”的世界里，不管何种形式的规则还会受到特定国家对于以往制度竞争发展所作的预期的影响。 有趣的是，从多种研究路径都可以轻易得出超规则设计结果的预言。蒂布特群分做一些简单的调整就可以用于研究范畴结构的构成、数量和稳定性，而不用在现行范畴之间作迁移，这点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已经有所涉及[12]。对目前研究成果所作的简化调整表明，一个经济系统中的去集中化程度（即制度竞争）取决于在集中化带来的好处和偏好呈现出的异质之间进行的交换。不管是政治经济方面的考量，还是从税收的竞次观点都认为政府为防止制度竞争会试图在市场上建立制度卡特尔（当然个中原因不尽相同：为了保护寻租或者为了提高他们公民的福利），这种卡 特尔可能相对而言比较稳定[13]。最后，资本主义多样化观点并没有为超规则的设计提供任何概括性的预言。但是这一观点试图分析国际议价的作用，据此评估这一作用是否能够支撑特定资本主义多样化的蔓延[14]。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对于制度化企业家精神和负聚合这两个“以学习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目前并没有研究成果涉足此二者的内生的超规则的形成。事实上，沿着进化经济学对于市场垄断之于私人物品所持的怀疑态度（这点在奥地利经济学中被特别提及[15]），在制度化企业家精神的世界里，内生的超规则不大可能限制制度竞争。在负聚合的世界里，政府事实上的 联合是可能的，但是不同于竞次或政治经济系统的观点，这种联合更多地来源于制度环境的全面相似性，而不是试图对制度竞争作出限制。表1提供了一个关于制度竞争在不同范畴的几个主要研究方法的高度程式化的

　　概述。尽管单个模式的区别是由于假设上的区别所造成，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一个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制度的真实世界里，不同的效果是存在的，这取决于制度或地区的类别。

表1：制度竞争理论：概览表

理论	动力	制度聚合	有效结果	对制度竞争的内生性超规则
蒂布特群分	根据个体偏好进行归类	没有	有	异质偏好和中心化优势之间的平衡决定了一种多范畴性结构
制度化企业家精神	学习和制度创新	没有	有	制度的自由竞争
竞次	来自流动要素所有者的压力	有	没有	为限制制度竞争，政府建立起一种不稳定的卡特尔
负聚合	政府间的相互学习	有	没有	政府因为制度的全面相似性而进行的联合
政治经济	来自流动要素所有者的压力	有	有	为限制制度竞争，政府建立起一种不稳定的卡特尔
资本主义多样化	流动和非流动要素利益集团间的互动	没有	有	多层次管理作为特定资本主义多样化的支撑工具

　　制度竞争的结果不仅受到超规则对于市场制度的影响，也受到来自单个国家内部决策结构的影响[16]。政府在充满流动要素的世界里调整其行为的方法取决于内部政治的组织形式。制度竞争的动力聚合实际上由政治系统完成。首先，制度竞争的效果不是微不足道的，通常有偏移[17]。其次，政治代理人的反应往往取决于相互之间的互动。很明显，依据不同的制度竞争内部政治决定的规则也会有很大变化；这样一来从共同进化角度来谈要比单边影响更合理。与此同时，识别与外来投资者进行议价的不同群体和代理人的利益也很重要，他们有自己不同的目的和利益追求。不管如何，如果不能理解特定国家的决策机制，就不可能去预言制度竞争的结果。图1给出关于这个案例一个简单的决策逻辑。

　　图1 国家的内部制度和竞争

　三、为争取外来投资的竞争：政治偏见 VS 政治生存

　　（一） 基本思想

　　本文关注的是制度竞争战略和内部政治之间的一个很简单的平衡关系：政治偏见和政治生存间的互动。一方面，区域内的不同政府从个别政策中的获利能力是不同的[18]。举例来说，一个现代政府的岁入来源于税收，其行为就和那些中世纪政府或者那些依靠私人经济活动获得岁入的政府的行为不同[19]。对于前者而言，资本流入意味着明确的岁入增加；而对于后者，在资本流之于经济的正面效果和潜在竞争对于特权企业的负面效果之间存在着平衡关系。相对而言，如果国际商品价格居高不下并且资源环节为人所控制，那么后者在资源经济中的比重将变大。另一方面，政治行为者的决定是由他们的生存逻辑和不断增加的权力驱动的，两者都由内部和国际的政治竞争造成的。

　　哈萨克斯坦属于资源开采型国家；石油、汽油、矿业和金属业在其经济结构中尤为重要。从这点来讲，由于相对稀少的人口和不怎么吸引人的内陆国家地理位置也，自然资源是哈萨克斯坦吸引外国投资者的主要原因。因此，国际制度竞争中的战略选择对于哈萨克斯坦而言，指的正是为跨国公司在以上的资源产业打造制度环境。另一方面，拥有自然资源的政府往往无需新公司的进入或国内经济的发展，就可能从世界市场中获取相当可观的岁入。因此，政治偏见效果在这些经济体中就表现为明显的偏向于拦截跨国公司的进入。在过去20年里，政治偏见和政治生存逻辑之间的矛盾似乎支配了这一地区国家对政策实施的选择。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哈萨克斯坦政府的主要任务可能是确保国家稳定：在“三重转型”中[20]，国家建设远比经济和政治改革重要。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人口众多俄罗斯少数民族），苏联时期也并不存在强大的分裂运动。在哈萨克斯坦，政治权力集中化程度比较高，和俄罗斯、乌克兰国内的反对派相比，哈萨克斯坦国内的反对派势力较弱；总统获得的支持也较强。不过，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精英们所面对主要问题是“国际合法性”的严重不足：这个国家必须向国内人民以及国际社会展示其具有维系一个独立国家的能力。此外，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商品市场表现相对疲软的时期。在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经济危机斗争中，投资严重不足的问题也凸显出来了，争取投资的目的甚至不是为了发展，而仅仅是为了维持国家的经济体系的生存。如此一来，制度竞争的主导战略成了为大型跨国公司创造极具吸引力的各类条件，同时，这也是通过培育经济改革来达成。2000年以后，情况有所变化：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稳定大为巩固，而全球市场则进入了高速发展期。由此一来，政治偏见的后果愈加突出。与大部分其他后苏联国家一样，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精英和一大批拥有特权的企业集团交往甚密。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他们在获取“绩优”资源的渠道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由于当时为跨国公司提供许多优惠待遇），在21世纪前十年的后半叶，利润显然比合法性的风险和外来投资对于经济的正面影响更重要：因此，哈萨克斯坦进入到重新国有化阶段。接着的两部分将着重谈这个问题。

　　（二）20世纪90年代：政治生存逻辑

　　与其他后苏联国家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哈萨克斯坦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的确获得了实质性的成功，在那段时期，哈萨克斯坦在所有独联体国家中成为获得外国直接投资位居第二的国家（见图2），仅次于俄罗斯。而在人均获得外国直接投资（见表2和图3）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方面，其表现还超过了俄罗斯（见表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集团，2008年。

　　图2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情况表 （美元时价）

表2：FDI，净流入（国际收支统计），人均当前美元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亚美尼亚	128.41	1 0	2.4	7.8	5.5	16.5	70.8	39.4	33.8	22.8	36.3	39.8	72.3	85.6	114.1
阿塞拜疆	0.3	0.1	0	42.9	80.8	142.2	129.3	63.9	16.1	27.9	170.4	399	428,1	200.2	-68.8
白俄罗斯	0.7	1.71	1	1.4	10.3	34.8	20.2	44.2	11.9	9.6	24.9	17.4	16.7	31.2	36.4
格鲁吉亚	-	0	1.6	1.2	1.1	49.6	54.9	17.2	27.8	23.5	34.7	73.3	109	101.2	239.1
哈萨克斯坦	6.1	77.9	41	61	73	86.2	76.4	106.3	86.2	190.8	174.3	140.3	276.9	139.6	401.3
吉尔吉斯坦	…	2.2	8.4	20.9	10.1	17.7	22.8	9.1	-0.5	1	0.9	9	34.4	8.3	35.1
摩尔多瓦	3.9	3.2	2.6	5.9	5.5	18.3	17.7	9	30.8	13.3	20.8	18.5	21.8	50.9	63.1
俄罗斯	7.8	8.2	4.7	13.9	17.5	33	18.8	22.6	18.6	18.8	23.8	55	107.4	90	216.3
塔吉克斯坦	1.6	1.6	2.1	1.7	3.1	3	5	1.1	3.8	1.5	5.7	5	42.1	8.3	51
土库曼斯坦	…	19.8	25.1	55.6	25.3	24.9	14.1	28.1	28	37.2	21.6	21.3	-3.2	12.7	149.2
乌克兰	3.8	…	3.1	5.2	10.2	12.3	14.8	10	12.1	16.3	14.4	29.8	36.1	165.8	119.9
乌兹别克斯坦	0.4	2	3.3	-1.1	3.9	7.1	5,8	5	3	3.3	2.6	2.7	0	1.7	6.2

来源：世界银行集团，2008年；原始记录。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情况表 （美元时价）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万百美元52 0.3 塔

表3：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 of GDP）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亚美尼亚	348.2	0	0.6	1.7	1.1	3.2	11.7	6.6	5.5	3.3	4.7	4.3	6.1	5.3	5.4
阿塞拜疆	0	0	0.3	10.8	19.7	28.1	23	11.1	2.5	4	22.3	45.1	41	12.7	-2.8
白俄罗斯	0	0.1	0.1	0.1	0.7	2.5	1.3	3.7	0.9	0.8	1.7	1	0.7	1	1
格鲁吉亚	…	0	0.3	0.2	0.2	6.9	7.3	2.9	4.3	3.4	4.7	8.4	9.6	7.1	13.7
哈萨克斯坦	0.4	5.4	3.1	4.7	5.4	6	5.2	9.4	7	12.8	10.5	6.8	9.6	3.5	7.6
吉尔吉斯坦	…	0.5	2.3	5.8	2.6	4.7	6.6	3.6	-0.2	0.3	0.3	2.4	7.9	1.7	6.5
摩尔多瓦	0.7	0.6	0.7	1.5	1.4	4.1	4.6	3.2	9.9	3.7	5.1	3.7	3.3	6.6	7.1
俄罗斯	0.3	0.3	0.2	0.5	0.7	1.2	1	1.7	1	0.9	1	1.8	2.6	1.7	3.1
塔吉克斯坦	0.5	0.5	0.9	0.8	1.7	2	2.3	0.6	2.4	0.9	2.9	2	13.1	2.4	12
土库曼斯坦	…	2.5	4	9.4	4.5	4.4	2.4	5.1	4.3	4.8	2.2	1.7	-0.2	0.8	7
乌克兰	0.3	…	0.3	0.6	1.2	1.2	1.8	1.6	1.9	2.1	1.6	2.8	2.6	9.1	5.2
乌兹别克斯坦	0.1	0.4	0.6	-0.2	0.6	1.1	0.9	0.7	0.5	0.7	0.7	0.7	0	0.3	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集团，2008年；原始数据。

从1992年到2002年，外国直接投资对哈萨克经济的每年净流入增长在1994年的近-20%和1993年超过1200%之间变化。对哈萨克斯坦来说，在争取外国直接投资的竞赛中，1995年至1997年稳步增长的投资流入最为重要。与俄罗斯不同，由于1998年金融危机对哈萨克经济的负面效果较小（见图2），哈萨克斯坦在1998年后外国直接投资的下滑非常有限。这样一来，在2002年，哈萨克斯坦的人均净外国直接投资至少是俄罗斯的八倍（见图3）。

图3：人均净外国直接投资，2002年资料来源：金融与发展，2003年人均净外国直接投资情况表（美元）53

　　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直接流向哈萨克经济最具竞争力的部门——矿业、冶金、电力生产。举例来说，1993年，哈萨克斯坦72.5%的外国直接投资集中在石油部门。到1994年，这个数字是62.2%。1995年，33.1%投资在矿业，20%在石油，16.6%在基础金属生产。1996年，32.8%投入到基础金属的生产中（23.3%流向稀少的有色金属制造上），20%投入石油（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国家概览：哈萨克斯坦（UNCTAD WIDCountry Profile: Kazakhstan）， 2008,见表4）。

表4：1993年至2002年哈萨克斯坦中外国直接投资产业结构表

部门/产业	FDI,百万美元	占FDI总量百分比
总量	14642.9	100
第一产业	9119.3	62.3
农业、捕猎、森林、渔业	11.7	0.1
矿业。采石和石油	9107.7	62.2
矿业和采石	408.7	2.8
铀和钍矿石的开采	30.9	0.2
煤、褐煤的开采以及泥煤的提取	3.2	0
金属矿石开采	363.3	2.5
其他矿业和采石	11.22	0.1
石油	8699.1	59.4
第二产业	1329	9.1
食品、饮料和烟草	434.8	3
纺织、服装和皮革	1.7	0
木材和木制品	10.9	0.1
焦炭、石油产品和核燃料	201	1.4
化学和化学制品	83.3	0.6
橡胶和塑料制品	4.1	0
非金属矿石	20.3	0.1
金属和金属品	492	3.4
金属和金属品	492	3.4
碱性金属	491.4	3.4
碱性钢铁的制造	39.2	0.3
碱性稀有非铁金属的制造	452.5	3.1
金属制品	0.6	0
机械和器械	4.9	0
电子和电子设备	72.9	0.5
发动机和其他交通器材	0.8	0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国家档案：哈萨克斯坦，2008年，第18页

　　因此在21世纪初，外国投资者在诸多关键工业领域扮演重要角色，比如石油开采，能源利用以及冶金部门。2002年全年的外国直接投资股份达到15.3538亿美元(UNCTAD WID Country Profile: Kazakhstan, 2008)。根据相关估计，21世纪早期，主要为外商控制的公司占哈萨克斯坦工业产能的40%，主要为外商控制的公司占了该国国外贸易的50%。事实上，为重新制定和外国投资者之间的税收政策或新的社会责任要求，哈萨克斯坦政府经常作出一些机会主义行为(CVEI, 2003, p.121)，但跨国公司对哈萨克斯坦经济政策的影响仍然相当明显。与其他大部分后苏联国家不同，哈萨克斯坦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是能让外国投资者直接接触到关键“战略性”资源，而这些在其他国家往往是留给本国的金融寡头（乌克兰、俄罗斯）或者国有企业（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和经济改革的关联性如何？第一印象是哈萨克斯坦相比于其他后苏联国家，的确为发展市场制度实施了一系列较为连贯的政策。哈萨克斯坦现在成为独联体中进行自由改革国家的“典型”（和上世纪90年代上半叶的吉尔吉斯共和国一样），特别是在其公有企业在经济中所占比例比21世纪头十年中期俄罗斯开始实施重新国有化时所占的比例还要小之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改革经常被俄罗斯援引作为其讨论经济政策走势时的楷模。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给外国投资者提供了独特的担保，比如，引入生产分享协议（这在后苏联地区是首创）。和俄罗斯不同，哈萨克斯坦通常把外国投资者看作是优先群体，他们往往可以接触到那些较具吸引力的资源。在上世纪90年代下半叶，哈萨克斯坦的外来投资受到复杂的国家法案的约束——《外国投资法案》（1994年）、《政府支持直接投资法案》（1997年）、《投资基金法案》（1997年），还有一些总统令等。根据这些法案，外国投资者所享有的待遇不比国内投资者差；政府对经济关键部门没有投资限制；一旦国家立法的调整会妨碍外国投资者，原有立法在外国投资完毕后的十年内继续有效。哈萨克斯坦还向外来投资者提供海关特权、政府津贴以及一些税收减免。

　　哈萨克斯坦曾实施过一项成功的银行改革，包括将银行整体结构私有化（发展银行除外），这里甚至包括国家储备银行，银行系统质量的提高直接导致银行数量的大幅减少（从1993年到2002年减少到四分之一，也是在这个时期，哈萨克斯坦较早地为外来投资者引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会计准则（IFRS/IAS）、存款保险系统（1999年）以及开放的金融服务市场。对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是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环境最大限度的发展，而这个具有竞争力的环境必须对垄断和市场份额做出清晰的分割。自1998年以来，能源市场主要是基于私有企业，大部分是私有输送网络和公共长距离网络（哈萨克斯坦电缆运营公司，KEGOC)）。哈萨克斯坦的养老金系统不是基于重新分配原则，而是基于积累原则。住房和交通服务已经私有化。

　　哈萨克斯坦在自由改革中的成功已经为国际组织和评级机构所认可：2002年，哈萨克斯坦获得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公司（Moody’s）的投资评级，这在独联体国家中是第一个。之后在2004年，该国又得到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和惠誉（Fitch）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2000年10月，欧盟调高了哈萨克斯坦的市场经济地位。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对改革的明显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外国经理和专家提供了一种行为规范（尽管有时是无意识的，但是这种行为规范通常是作为公司政策一部分），实施（或支持）与他们在母国相一致的、较好的操作规则。从这点来看，持续的自由化和更多的跨国公司存在将不断互为强化。不过，在经济中掌握高度控制权的外国公司倾向于向官僚提供相当一部分非正式支出 。此类作法在哈萨克斯坦已有出现。如果把哈萨克斯坦直到21世纪早期都一直进行的去集中化过程也考虑在内的话，事情将变得更为复杂。这一过程让当时针对外来投资者的区域法规和区域保护变得更为重要。尽管如此，哈萨克斯坦在上世纪90年代的政策似乎相对接近于制度竞争中的政治经济逻辑：政府通过限制自己对于寻租的胃口来支持来自海外资本的流入，并实施全面的经济改革来提高经济制度的质量。

　　（三） 21世纪头十年：政治偏见逻辑

　　21世纪头十年的哈萨克斯坦见证了外部环境和内部政治局势的巨大转变。政权的稳固和日渐明朗的国际合法地位似乎让国内精英们逐渐淡忘了政治生存这个问题（至少支持国外直接投资已经不可能再为这一论断提供多少支撑）。另一方面，商品市场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为那些控制碳氢化合物和金属的人创造了很大的寻租空间。尽管跨国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接触到了关键资源，政府还是建立了一张由私人企业、公共企业和半私有企业构成的特权网。在上世纪90年代晚期到2000年之后，这张网不断得到强化和发展：一开始通过创立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KazMunaiGaz）来控制国家在石油和天然气项目中的股份；接着通过建立哈萨克哈 萨克凤凰国家控股公司（Samruk holding），囊括了所有国有企业的战略资源；最后，哈萨克凤凰国有控股企业和财富国有投资基金（Kazyna）合并。在上世纪90年代，观察家发现哈萨克斯坦由国内投资不断累积起的金融资源淡化了对于外来资本的依赖。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偏见与政治生存逻辑相比似乎将受到更多的关注，并且大环境对外来投资者可能将变得更为险恶。

　　事实上，经验主义的观察和之前的预期一脉相承。2002年，哈萨克斯坦政府宣布了修改管理外来投资者地位的现行合同的意图。2003年，有关田吉兹雪佛龙石油 合资公司(Tengizchevronoil)支出产生的冲突由总统解决，这也预示着政府干预的加强。2004年，如果当时的业主出售石油开采项目，那么政府具有购买项目股份的优先权。此外，政府对外来投资者在部分产业里的股份限额作了进一步的限制（尤其在电信业）。2005年，为了控制控股公司，这项规定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最后在2007年，哈萨克斯坦国会宣布，如果外来投资者的行为极大影响了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利益并且威胁到国家安全，那么政府可以修改合同的某些条款。2008年2月，政府中止了和生产分享协议相关的一系列商务谈判。当然，仅从这一点就认为哈萨克斯坦的保护主义达到了俄罗斯或委内瑞拉的程度，着实有些牵强：举例来说，2008年哈萨克斯坦的外来投资者（与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相比）还通过该国的石油出口税新规则获得了额外的获利。政府-企业关系最明显的事件是2007年的卡沙甘（Kashagan）油田冲突。卡沙甘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油田之一，该油田过去由Agip KCO国际财团（吉普-哈萨克斯坦里海北部石油作业公司）开发。1998年，哈萨克斯坦政府把股份出售给日本国际石油开采株式会社（Inpex Nord）和美国菲利普斯石油公司（Philipps Petroleum），然后在2005年又以极高的代价加入Agip KCO财团。在新一轮试运转被推迟后，哈政府要求在相关项目中提高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所占的股份。当局采取了各种可能的手段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包括根据海关、消防和环境条例提出指控，甚至还修订现行立法。2008年1月，Agip KCO国际财团的合伙人（埃尼集团，Eni）、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Total）、壳牌石油公司（Shell）以及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e）不得不同意根据哈政府的要求，将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股份从8.3%提高到 16.8%。2008年6月，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从印度尼西亚的中亚 石 油 有 限 公 司 （ Central Asia Petroleum ） 购 买 了 哈 萨 克 斯 坦 石 油 联 盟（Mangistaumunaigaz）51%的股份。哈萨克斯坦石油联盟在巴夫洛达拥有哈萨克斯坦最先进的石油加工工厂，在格里尤斯拥有第一流的加油系统，这样，政府通过收购掌握了对国内石油价格的控制。然而，卡沙甘油田并不是政府扩张干预的唯一事件。卡拉恰干那克石油运营公司财团（Karachaganak Petroleum Operatingconsortium）曾经因违反关税和环境条例被起诉。2007年，大约有100项和外来投资者签订的合同被取消。不过，公共部门的扩张不仅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还深入到电力和矿业部门。2007年，哈政府就利用煤炭开采资源攻击美国AES能源公司（如果反垄断指控成立，那么美国AES公司仅赔偿费就相当于该集团在哈萨克斯坦超过10年的投资额）。2008年6月，部分实行重新国有化的有色金融集团——哈萨克斯坦铜业公司(Kazakhmys)成立（政府用欧亚天然资源公司7.7%的股份交换该公司15%的股份）。

　　近年来，哈萨克斯坦的投资环境未能出现改善，这点已经引起许多国际组织的注意。根据世界银行《2009年营商环境报告：哈萨克斯坦概览》，该国过去三年的投资保护指数为5.7（从1到10，分数越高，投资保护越高）。不过，该国的排名在 一年中从49位跌到53位。而吉尔吉斯共和国的指数是7.7（第11位），俄罗斯的指数是5.0（第88位）。

　　总的来说，到2000年以后，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偏见结果似乎主宰了政治生存结果。不过，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战略的转换至少部分与上世纪90年代实施的战略有内在关联。当然，世界市场的良性发展必然会确保了特权公司的收入，同时也超出政府的控制范围。不过，资本流入的后果之一就是政治生存效果重要性的减弱。通过间接地改善经济现状以及直接参与腐败网络和促进国际合法地位的形成，哈萨克斯坦在投资跨国公司的同时也支持和壮大现存政权[21]。在商品高价格时代，即使是面临巨大的没收威胁，投资依然有利可图。因此，工商界不会因为没收而去“惩罚”政府。另一方面，如果政府的政治权力日益扩大，政治精英们会具有越来越强烈的追加投资的冲动。由此，政治生存逻辑似乎为政治偏见让出了位置。

四、全球与区域制度竞争：战略选择和动机

　　政治偏见与政治生存逻辑的竞争，似乎至少部分解释了哈萨克斯坦走向制度竞争的战略演进过程，另一个重要方面改变制度竞争的范畴对现存战略选择（通过超规则）和代理动机都有显著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竞争在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都会 出现：在全球层面，主要竞争者都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竞争者的样本包括很多类型的国家（尽管对于哈萨克斯坦而言，“参考国家集团”最可能是发展中国家），而在区域层面，这意味着对于源自后苏联时代的流动资源的争夺（尤其是来自俄罗斯的能源交易）。当然还有一个介于全球和区域间的中间层面的竞争：比如说，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为了争取第三方投资而展开的竞争，不过，这种竞争往往锁定在后苏联地区内（这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优势所决定）。

　　哈萨克斯坦长期以来在后苏联地区总是区域一体化最积极的提倡者之一（至少， 从言辞方面看是这样的）。不过，上世纪90年代在区域一体化对话中的积极参与，实际上并没有导致俄罗斯跨国公司进驻该国的数量的明显增加。事实上，与乌克兰（该国对区域一体化持极度怀疑态度）甚至一些小国家比如亚美尼亚或者摩尔多瓦相比，哈萨克斯坦在吸引俄罗斯的外国直接投资时表现要差得多（见图4）。其中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对大型跨国公司的单边开放自然而然地将新近成立的俄罗斯公司置于不利位置。这也就是为什么俄罗斯公司在加入能源开采财团和大规模私有化进程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另一个原因是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的主要公司在本国往往有“双胞胎”。由于俄罗斯国内有大量有待出售的公司，但金融资源有限，所以哈萨克斯坦的资源对于新兴俄罗斯企业集团并不那么具有吸引力。不过，在2005年前后，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苏联国家之间的制度竞争在区域层面变得更为激烈。首先，俄罗斯的公司成熟起来了，因此更有能力在国际层面竞争。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的投资潜力大幅缩水。在这个时刻，区域间的很多国家都进入到高速发展期，产生了大量值得竞争的资本流。这场竞赛有很多方面，当然也预示着对制度质量带来的不同结果。

　　图4 俄罗斯企业对独联体国家的投资资金流如情况表（百万美元）

　　一方面，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竞争，部分是来源于传统的政治经济竞争，因为哈萨克斯坦试图改善制度质量，以增强对外来资本的吸引力。阿拉木图区域金融中心（RCFA-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 Almaty）的成立就是一项很明显的尝试，中心提供很多优惠条件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其他独联体国家的资本。另一个由政治经济理论作出预言的竞争领域是对流动劳动力的竞争。众所周知，俄罗斯一直都吸引着中亚国家的移民劳动力。不过，哈萨克斯坦最近对移民劳动力更具有吸引力。哈萨克斯坦的移民主要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共和国，这些移民出现的部分原 因是由于在乌兹别克斯坦有相对大量的哈萨克少数民族。在哈萨克斯坦南部（这似乎成为了最具吸引力的移民区域），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劳动力移民数量在20万到100万人之间浮动。不过，任何数据都有可能被极度夸大，因此参考时要格外谨慎。不断改善的经济条件和较少的恐外情结（这在现代俄罗斯非常普遍）使哈萨克斯坦成为具有吸引力的移民国家。

　　然而，一旦俄罗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介入，制度竞争的结果似乎就会有很大的不同。的确，2000年以来，俄罗斯企业实力的加强使其得以实施海外扩张。不过，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的企业借助于较强的政府规则和对知名跨国公司相对不太友好的态度，得以“抓住时机”。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Russian 和加拿大资本的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PetroKazakhstan）在特盖石油合资公司（Turgai Petroleum joint venture）问题上发生的争端。政府在这项争端中积极介入，尽管不是完全支持卢克，但在大部分问题都反对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俄罗斯公司就利用外来投资者和政府间的矛盾不断在哈萨克斯坦扩张。此外，俄罗斯企业还证明了他们很有能力从“污水”中获得成功。事实上，俄罗斯企业的“成功” 阶段相对较短并且没什么效果；举例来说，2007年，在俄罗斯的阿卡斯工业集团（Access Industries）同样成为拥有煤炭资源开采权、但受到哈政府压力的公司之一。不过，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俄罗斯企业愿意并且能够在较不透明、较恶劣环境下运作的事实，使由“政治生存”到“政治偏见”战略过渡更有可能！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后苏联时代的制度竞争因为存在对坏制度的需求而受到拖累。不过，制度竞争的区域层面似乎在代理人竞争和竞争工具方面都非常具体。我们应该意识到，尽管哈萨克斯坦为了进一步吸引资本和独联体劳动力，而进行了很多有目的性的尝试，其主要竞争者——俄罗斯——似乎并没有采取同样的战略。不仅如此，哈萨克斯坦似乎还从那些从俄罗斯逃逸出来的资本中获利，这些逃逸资本是因为以前的“寡头”决定关闭在俄罗斯的生意：例如在2005年，米尔豪斯资本投资公司（Millhouse capital）就曾宣布其将在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和天然气部门增加投资力度的计划。如果与哈萨克斯坦正面竞争，俄罗斯总是采用非常具体的竞争工具，远非政治经济模式所预言的那种方法。在中间层面的竞争有个很具体的例子：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对汉莎航空货运公司（Lufthansa Cargo）设立主要中转机场的争夺。尽管有较为扎实的区域一体化框架和良好的政治规则，俄罗斯还是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方法强迫汉莎航空公司将中转基地从阿斯塔纳搬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主要是以撤销汉莎航空公司跨西伯利亚航线的许可证相威胁）。很明显，俄罗斯在制度竞争中的立场受到一种“加州效应”的驱动：既然后苏联国家在经济潜力方面很不对称，俄罗斯在“追赶”独联体其他潜在竞争对手时，感受到的压力相对有限。因此，当制度竞争转换到区域层面，改善制度的动力也减弱了，这不仅是因为来自需求方的要求较少，而且还因为主要竞争对手并没有真正想去提高自己的地位（或者是通过非市场的保护主义干涉来达到提高地位的目的）。在全球层面，情况明显不同。尽管如此，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还是可能对后苏联世界的制度竞争区域层面带来十分剧烈的调整。

五、结 论

　　制度竞争观点——对更为引人注目的地缘经济竞争观点的补充，对后苏联地区经济政策的发展，必然能够提供一些额外的思考视角。基本上，本文论述了制度竞争对于经济状况的质量有两种渠道的影响。

　　首先，制度竞争主要依靠内部决策规则，这可以简化为“政治偏见”与“政治生存”间的平衡。我们已经论证过，起初的国际合法性缺失和经济危机创造了一种强大的政治生存效果，这促成了经济制度的改善和改革的进程。然而，在大量海外资本流入的制度竞争环境中，这种平衡表现出无法自我维系的态势；事实上，同样的全球制度竞争也催生了改善制度的动力，它和全球商品市场发生的变化一起，侵蚀着哈萨克斯坦投资优惠政策的基石，并导致了更强大的政治偏见效果。因此，制度竞争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短期正面效果，会与长期赤字催生的更大的寻租机会相抵消。有一点值得注意，问题不仅在于沉入成本方面的道德危险：即由投资者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而带来的全方位的外向性，而不是在投资者失去流动性后剥夺投资者的能力，后者驱使了政府行为的改变。

　　其次，我们来考察一下制度竞争不同层面的互动。以前的研究成果往往将注意力限制在单一的“公共政策和制度的市场”，假定了市场的同质性。但是在流动成本非零和、信息不对称的世界里，我们有理由相信制度在不同区域市场会有不同的特性。这个结论似乎微不足道，但是，最有意思的是同一个国家可以“游走于”不同的市场之间，这样就可以利用特定的制度套利机会。本文并没有为哈萨克斯坦从全球市场到区域市场的内生性制度转变提供任何清晰的证据，但是，哈萨克斯坦对于俄罗斯投资者的态度转变至少代表其在不同市场中转移注意力的尝试。有关这种转变、其内在和外在因素、“地缘经济学”的影响以及传统政治竞争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唐闻佳 译，译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 潘兴明 校）

А. 利布曼，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德国曼海姆大学经济学博士候选人。Д.乌什卡洛娃，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全球化与一体化问题研究中心。

[1] Klinova, M. (2008): Novyi “Ekonomicheskiy Patriotism” v Evrope: Khorosho Zabytoe Staroe?Mirovaya Ekonomika i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ya (4)

[2] Vaubel,R.(2008):A History of Thought on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in:Bergh,A.,and R.H?ijer(eds.):nstitutional Competition.Cheltenham:Elgar

[3] Oates,W.E.(2006):The Many Faces of the Tiebout Model,in:Fischel,W.A.(ed.):The Tiebout Model atFifty. 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

[4] Wohlgemuth,M.(2008):Learning through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in:Bergh,A.,and R.H?ijer(eds.):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Cheltenham:Elgar

[5] Scharpf, F.W. (1998): Globalisierung als Beschr nkung der Handlungsm glichkeiten national-aatlicher Politik. Jahrbuch für Neue Politische Oekonomie 17

[6] Libman,A.(2008):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Post-Soviet Space.MPRAWorking Paper No.10936

[7] Oleinik, A. (2007): Errosia Demokratii v Rossii i na Zapade v Svete Gipotesy o NegativnoiKonvergencii. Obshestvennye Nauki i Sovremennost (2

)[8] 事实上，这是个比较老的观点。亚当·斯密称“对于政府而言，没有比从人民的口袋里榨取钱财学习得更快的技能了。”

[9] Sinn,S.(1992):The Taming of Leviathan:Competition among Governments.Constitutional PoliticalEconomy 3(2)

[10] Hall,P.A.,and D.Soskice(2001,eds.):Varieties of Capitalism: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Comparative Advantag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Seliger, B. (1999): Ubi certamen, ibi corona: Ordnungspolitische Optionen der Europ ischen Unionzwischen Erweiterung und Vertiefung. Frankfurt et al.: Peter Lang

[12] Demange,G.,and M.H.Wooders(2005,eds.):Group Formation in Economics:Networks,Clubs andCoali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 Eichenberger,R.(1994):The Benefits of Federalism and the Risks of Overcentralization.Kyklos 47(3)。Davis,R.B.,and H.T.Naughton(2006):Cooperation in Environmental Policy:A Spatial Approach.Mimeo

[14] Callaghan,H.(2008):How Multilevel Governance Affects the Clash of Capitalisms.MPIfG DiscussionPaper No.5[15]比比Rothbard,M.(2004):Man,Economy,and State.Auburn: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6] Heine,K.(2006):Inter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AResearch Not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26(1)[17] Heinemann,F.,and E.Janeba(2008):The Globalization of Tax Policy:What German Politicians Believe.Mimeo

[18]Jackson,M.O.,andM.Morelli(2007):PoliticalBiasandWar.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4)

[19] Volckart, O. (2002): Wettbewerb und Wettbewersbeschr nkung in Politik und Wirtschaft, Marburg:Metropolis

[20]Offe,K.(1991):Capitalism with Democratic Design?Democratic Theory Facing the Triple Transitionin East Central Europe.Social Research 58(4)

[21] Bayulgen,O.(2005):Foreign Capital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Curse or Blessing?Communist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