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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同步，中国的俄罗斯研究也经历了由起步、深化到走向国际的三个十年。当下，中国的俄罗斯、中东欧与东南欧以及中亚问题的研究进入了第三个十年的最后阶段，面临着一系列的新任务和新挑战，需要认真思考作出回应。就改革开放以来中俄关系发展的第三个十年乃至以后的一个长时期而言，体制因素可能是一个提纲挈领的关键问题。因此，通过对中国与俄罗斯体制变迁做深入的比较研究，确认和探寻中俄两国互补互利进一步发展相互关系的基础与空间所在，考量中俄两国当前与未来面对的现实挑战，并对可能的因应之道进行分析和展望，这是新时期该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关键词】俄罗斯研究 三个十年 体制变迁 体制接近 体制合作 中俄关系

　　【中图分类号】 D73/77.512.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8)04-0004-(8)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的学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包含向西方先进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学习，而且也包含了向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实践提取经验和教训。这样的学习过程使我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更加全面，正反两方面的体验更加深入。从学理上说，我们不光对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有了更加切合实际的认识，而且对于在西方产生的市场经济和民主理论如何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也有了进一步的清晰的理解和判断。

　　下文将从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大的阶段出发，来观察一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是如何从关于前社会主义国家地区改革的认知中汲取养料，特别是如何从关于俄国改革进程的先后三个十年的认知中取得借鉴的。

　　同时，本文将基于对中国与俄罗斯体制变迁的比较研究，确认和探寻中俄两国互补互利进一步发展相互关系的基础与空间所在，考量中俄两国当前与未来面对的现实挑战，并对可能的因应之道进行分析和展望。

　　第一个十年：中国苏联东欧学术研究的起步 （1979 年—1989 年）

　　作为比较规范的学术性的区域研究，我国的苏联东欧问题研究是在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才刚刚走上正规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一直到东欧激变和苏联解体这整整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年轻的苏联东欧研究曾经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这一个阶段的中国，正处于革故鼎新的变革年代，中华民族刚刚从文革悲剧中解脱出来走向新生。每一个曾经身处那个时代氛围的中国人，都会感受到那个伟大时代的开拓创新的勇气和拼搏精神。从外部环境来看，当时冷战还没有结束，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已经将如何向外部世界学习的任务放到知识界和决策界、乃至于全国有志人士的面前。邓小平率先访问日本和美国，毋容置疑地提供了一个向先进的市场经济国家借鉴和学习的范例，而几乎在同时，中国知识界的一个重要动向是把对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观察和研究作为这一过程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在北京，一大批专业人士聚集在这一个领域展开了全方位的攻关研究，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拨人马，正式建立了苏联东欧研究所。当时，还成立了中国苏联东欧学会（1981 年）。在上海，在陈沂、施平等老同志的推动下也专门成立了上海苏联东欧研究所，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笔者当时是以一个青 年学子的身份有幸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些重要的研究工作的开端。当时的研究主要是在内部探讨这些国家的内政外交。虽然由于历史原因，我们还不能称研究的对象国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所有的研究者都非常明确，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探讨社会主义改革的经验”。当时，一方面由于刚刚处于开放阶段，所以研究者对于对象国的大量信息展开了全面的收集；另一方面，由于 50-60 年代的留苏、留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和管理精英都处于党和国家以及研究机构的关键岗位上，所以，很短的时间里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迅速打开局面，也获得了不少关于前苏联东欧国家发展变化的新的认识和知识。

　　总起来讲，这一阶段对于前苏联东欧国家，特别是对于前苏联的研究，使中国知识界和决策界不光初步了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的历史进程，了解了这一地区如何经历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体制转型和与外部世界交往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里，来自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信息和对这些国家改革进程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特别是在如何选择改革路径、如何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前提之下，一项一项地推进各个领域的制度变迁的战略安排方面，得益于这一领域的研究颇多。如果说，向西方先进市场经济国家的学习使得我们在体制取向上有了一个目标模式，那么，对前苏联东欧国家经验的研究，则使得我们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推进途径。

　　第二个十年：咨询研究和学术研究同时深化的阶段 （1989 年—1999 年）

　　中国的前苏联东欧研究有过一个学术研究和咨询工作齐头发展的重要阶段，那是从东欧激变和苏联解体直到新旧世纪之交的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初见端倪的。这是我国前苏联东欧地区研究的第二个十年。

　　这一阶段，中国经历了 1989 年的政治风波，正处于重新认识和选择改革方向的重大历史关头。 在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之下，从 90 年代初起，中国开始了以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为核心的新一轮的市场经济改革。而在前苏联东欧地区则经历了一个更大规模的沧桑巨变，东欧政治急剧变化和苏联的迅速解体使得整个世界进入了后冷战时代。

　　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刚刚起步的中国的前苏联东欧地区的研究似乎突然失去了方向。原来这一领域研究的意图是要以“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改革经验”作为我国改革的借鉴，而到 1989年和 1991 年，居然连借鉴的对象都瞬间消失了。当时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党内，对于这一巨大的历史性变动显然都缺乏准备。到底如何理解前苏联东欧改革的历史进程，如何理解东欧激变以及苏联6解体这些重大现实问题，实际上成了当时学术界和决策界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话题。有人认为，苏联东欧搞了改革，但是仍归于失败，这说明有必要重新思考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抉择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就如何客观冷静地观察形势、如何看待和应对苏联解体的突变以及中国究竟如何选择发展道路等紧迫和重大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言简意赅的深刻思想，为整个国家，包括为学术界和决策界指明了方向。这一阶段的前苏联东欧问题研究，虽然争论不断，但是通过对苏联解体 悲剧的比照，主流的意见更加清新地认识到，如果继续沿袭旧体制而不思进取，不推进改革开放，那么苏联的悲剧就是一个历史的先例；同时，中国学界和决策界也对戈尔巴乔夫式的激进莽撞、缺乏准备的改革路线进行了深入的反思，由此在如何稳健谨慎同时又大胆创造性地推进改革方面，又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这第二个十年的前苏联东欧问题的研究虽不像 80 年代那么热火朝天，但是却更加深入了。我国关于前苏联东欧问题研究领域较有分量的一批学术著作主要是 90 年代问世的。同时，从上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在当时的上海老领导汪道涵同志的亲自推动下，全国研究前苏联东欧问题的学者，在上海每年一次举行内部讨论会，研讨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发展演变和历史经验教训。当时，汪老特别提出希望学界同仁要从整个国际社会发展演进的背景和国际格局演变的大势去推进和发展这一领域问题的研究。以我个人的感受而言，由于接受汪老委托，与北京的朋友们一起承担有关学术活动的组织与服务工作，亲身体验到了国家对于这一领域研究的高度重视和关切。[1]在与全国同行的密切交流过程中，我们形成了若干关于这一地区问题研究的心得，比如，关于如何将前苏联东欧以及俄罗斯问题置于大国关系以及转型研究的背景之下加以推进。在 90 年代末教育部正式同意成立作为全国国家文科核心基地——俄罗斯研究中心的时候，上述想法在该中心一些较为系统而重要的研究作品中得以实现，并获得了发表。[2]

　　应该说，上世纪 90 年代关于俄罗斯和中东欧、东南欧问题的研究在小平思想的直接影响之下得到了难得的深化提升的机会，同时，也以较之 80 年代更为深刻和更为具有理论深度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决策、为学术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三个十年：学术水平提升和走向国际的新阶段 （1999 年以来）

　　作为这一阶段的起点，在中国，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新领导集体准备和开始主政；在俄罗斯，普京于 1999 年担任总理、于 2000 年被选为总统。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世纪之交的国际关系进入了新一轮的洗牌，“9·11”以后整个大国关系格局进入了一种新的状态，俄罗斯经过上世纪90 年代挫折的历练已经逐步恢复和发展了国力，而中国崛起以及向着世界大国地位的迈进成了举世关注的现象。在这一阶段，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得到了提升。并且，这一国家关系的提升过程，一方面受到了双方新的最高领导层的直接推动，另一方面，一个明显的客观事实是，新世纪以来，中俄两国不光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出具有着十分相似的立场，而且在国内转型进程中也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体制接近”的现象。

　　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和新的国际环境，以及新的国内体制转型的进程自然也会要求对于前苏联东欧问题，也即俄罗斯、中东欧、东南欧以及中亚问题的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总起来讲，我国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对于“转型”问题的认识。中国学者不是简单地仅仅从“地区研究”的传统角度来研究前苏联东欧问题，而是将它置于“转型研究”的学科背景之下。其中的一类内容，是从转型本身出发对这一领域的问题加以研究。我国国内的转型研究中，既有着象“比较”杂志这样的以转型比较研究为侧重点的多学科研究专业学术刊物，其中俄罗斯、东欧、中亚问题占有较大的篇幅，也有着像《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俄罗斯研究》等区域研究的专业杂志，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推进该领域的转型问题研究。我国的前苏联东欧地区的转型研究，有如辽宁大学冯舜华教授等学者所从事的以前苏联东欧国家为对象的“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等集传统经济研究和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跨学科的研究著作；还有如华东师范大学冯绍雷等教授所撰写的以俄罗斯转型为对象的多学科的多卷本著作《转型时代》。这些中国学者都努力通过转型问题研究来切入和提升对于对象国的认知。同时，也有着大量研究作品是提出了在这一领域的一系列重要命题，比如，关于转型问题的内涵、关于转型问题的过程与周期、关于体制转型的绩效评价、以及关于转型研究领域的其它重大问题：其中包括对于“制度变迁与对外政策相关性问题”的研究，与转型过程有着密切关系的一系列重要范畴，如“帝国”、“革命”等范畴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一方面源于俄罗斯和前苏联东欧问题这一地区研究领域，同时又大大地超越了这一域阈，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学科命题。

　　从总体上说，我国学者并不把俄罗斯、东欧、中亚出现的变化视为一个孤立的过程，而是放在一个总的大历史背景之下来加以观察。事实上，20 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里，世界各地出现了几乎是前后相继而又规模浩大的市场化和民主改革的浪潮。首先是自 70 年代中期开始，南部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欧洲最后几个权威主义政权发生更迭；随即拉丁美洲前殖民国家的军人独裁政权也相继倒台；80 年代中期发生在菲律宾、韩国的政权更替则宣告了东亚地区民主化进程的开启；紧接着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标志着这股民主化浪潮发展到了顶峰。与此同时，在中东和非洲等地也出现了程度不等的民主和市场改革的趋向。在这方面，亨廷顿的确非常敏锐地描绘了近三十多年来的异常深刻的历史变动。但是，我国学者也非常关注对于俄罗斯和东欧、中亚地区历史独特性的考察，力图表现这一地区古老历史文化的背景对于当代进程的深刻影响。这意味着，当代东欧中亚地区、特别是俄罗斯的变化，势必会有它独的、并不与上述其它地区的转型完全相同的历史轨迹。

　　第二个方面，中国学者力图通过大国关系的视角来切入对于俄罗斯问题的研究。这不光是因为俄罗斯曾经是超级大国，而且，今天俄罗斯依然是在世界事务的诸多领域中发挥着独特影响的一个大国。因此通过大国关系的角度观察俄罗斯的变化，既能够对于这个曾经有过巨大历史影响的前超级大国的举手投足都有着更加清晰的理解，而且，在大国关系的背景之下，有机会经常性地与美国、欧洲、日本以及各个方面的学者和专家接触，使得中国的俄罗斯研究具备了一种超出一般区域研究视野的更宽广的视野。近年来。不仅仅中国学者发表出版了不少关于俄罗斯与大国关系的学术作品，而且，中国俄罗斯学界的专家受邀参加有关俄罗斯和全球问题的国际高层学术活动的机会也大大增加。比如，俄罗斯总统每年亲自召集举行的瓦尔代国际会议上，中国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学者和新华社的记者已经受邀多次参加，与西方一流学者平起平坐商讨俄罗斯与全球问题。与 30年前相比，中国前苏联东欧领域的学者专家现在有了过去所不可比拟的参与国际交流学习的机会。

　　除此之外，一个多学科方式研究俄罗斯和东欧中亚问题的新局面正在出现。一方面是带有动态性质的咨询研究正在不断得到深化，这类研究需要综合性的学科知识。比如关于我国发起建立第一个区域性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研究，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知 识，邢广程等专家大体是每年发表的关于上合组织的年度报告，就是这样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的一个范例；至于当前的热门话题能源问题，我国一位资深专家徐小杰教授通过将地缘政治与能源问题相结合加以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令人关注的成果。另一方面，人文性的研究也不断地深化人们对于俄罗斯问题的认识，比如，近年来的俄国史研究十分活跃，借重于历史档案的研究（如沈志华教授的杰出工作）、以及对于俄罗斯历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探讨也蔚成风气。在文化研究领域，新世纪以来的进展更是引人注目，陈建华、李英男、郭小丽等教授对于中俄当代文化的互动、以及中 俄传统文化的比较研究也为两个古老民族间的相互深入了解提供了知识工具。

　　新世纪以来俄罗斯研究的推进是中国国力迅速上升、急需增加有关关于外国问题信息和知识的现状的一个生动反映，同时也是中俄这两个大国战略伙伴关系稳定发展也需要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加以辅佐这样的新局面的必然体现。

　　新时代对于俄罗斯、东欧、中亚问题研究的新需求

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俄罗斯、中东欧与东南欧以及中亚问题的研究进入了第三个十年的最后阶段时，人们可以发现，这一领域的研究又面临着一系列的新任务和新挑战，需要认真思考作出回 应。在中俄关系研究领域中，无论是对于具体政策走向的观察与分析，或是对于国际关系的基本关系和要素的较为学术的分析，都离不开关键的一点，即中俄相互关系的问题早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双边关系的域阈，一方面中俄关系已经成为牵动全球性战略与格局走向的大问题，另一方面，中俄关系也在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格局中占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在有限的篇幅中，本文不可能就中俄关系的所有方面进行分析，下面的分析只集中对转型与中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于国际格局的影响问题进行考察。 一般意义上说，内部的体制转型势必与外在的对外政策和战略发生某种关联性。问题在于，第一，内部的体制变迁是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对外政策；第二，通过怎样的管道使得这两者之间得以互动；第三，未来的宏观国际格局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体制变迁因素的作用。让我们先从最后一个问题开始回答。

　　（一）体制变迁与宏观国际格局的变幻有着怎样的关系

　　随着中俄国力的迅速增长，随着中俄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对中俄两国的关系将会如何影响整个世界格局的争论不绝于耳。

　　在西方世界，大体说来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意见是新保守主义的意见，其代表性人物是美国学 者罗伯特·卡根。在他看来，第一，“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之间的全球竞争将成为 21 世纪的主要特征”。卡根提出，甚至连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认为：“多年来第一次，思想市场上出现了不同价值体系和发展模式之间的真正的竞争性环境”。第二，卡根认为，在宏大战略问题上，已经不再有一个国际共同体可供召唤和领导，大国之间几乎谈不上什么共同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相反出现的是猜忌和日益加深的敌意。第三，卡根直言不讳地提出，俄罗斯新兴的民主改革已经让位于可称为“沙皇主义”的政治制度，大部分俄罗斯人似乎满足于这样的专制统治；而北京领导人开始加 强在国内的地位，目前的领导层也不太可能屈服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第四，卡根断言，俄中领导人有一套关于政府和社会、以及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关系的信仰，并把它作为对内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而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旨在为所有的独裁政府，至少为他们自己在构建一个安全的世界。第五，卡根提出，国家财富能够和独裁统治并存，紧密的贸易关系也无法阻止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爆发冲突，全球独裁大国和宗教极端势力的重新抬头正在削弱自由国际秩序，民主力量的胜利并不是必然的。作为新保守派中坚人物的罗伯特·卡根的上述言论，是其多年以来的一贯思想[3]的表达，并非一时之心血来潮。

　　而与此相对立的美国自由主义理论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国际政治学的教授约翰·伊肯伯里则针锋相对地表达了他的一整套另一种观点。伊肯伯里认为：第一，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终结美国一国独大的单极时代，但是这不意味着必定是以暴力为手段的权力之争或推翻西方制度。第二，关键原因是中国所处的国际秩序和以往的国际秩序相比有着根本的区别，也即现有的由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更加具有合法性，因此也能够更加持久。因为，现有的规则建立在不歧视和开放市场的基础之上，同时具有以联盟为基础的领导性质，再有这一些规则和秩序包罗万象、获得了广泛的认同。第三，正是这套秩序导致了冷战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不包括使得前苏联也开始改革，而没有酿成世界大乱。第四，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但是可以确保中国在美国制定的西方规则和制度框架内行使权力。为此，美国应该为中国和其他“金砖四国”成员“腾出位置”。与罗伯特·卡根相比，约翰·伊肯伯里虽然没有太多强调中俄关系的作用，但是理论逻辑却是非常清晰。如果说，卡根是个主张以实力争胜的悲观主义者，强调的是中俄与西方必有一搏，那么，约翰·伊肯伯里并不同意整个世界正在重新划为两半，专制和独裁正在殊死斗争的说法，相反却是乐观地相信现行的西方体制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认为在中国（包括俄罗斯）和西方体制之间存在很大合作包容的空间。[4]

这两位具有很大影响的西方理论家所提出的不同观点中，实际上包含了一个相同的重要命题，也即确认“制度”或者“体制”因素在当前国际关系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卡根看来，如若体制相容，则既定国际关系格局能够维持；如若体制相悖，则一场激烈的冲突难以避免；而在伊肯伯里看来，国际体制的强大足以容纳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东西方之间能够两下相容。长期 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一直有着“民主和平”理论的深刻影响，似乎凡是民主国家则必定能够和平相处。多年来的事实证明，国际社会的事态变化并不全然认定这一“铁律”，但是，在一定条件之下，制度相近的国家毕竟是有可能以相近的体制作为基础，推动相互之间的认知深化和包容合作。最为明显的，还是北美与西欧之间相互接近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状况使得他们之间的外交立场比较容易得到沟通。

　　以此推论，如何才能够从制度角度来思考未来的中俄关系的发展呢？中俄两国各自的体制转型 过程对于两国相互之间的关系留下了什么影响呢？从制度比较的观点来看，是否能够认为，中俄之间正在出现体制上的相互接近呢？

　　（二）中俄关系的未来和世纪之交的“体制接近”

　　一个较长的时期中，人们对于中俄两国体制转型问题的看法，是比较多地强调这两者的不同之处。比如，一些相当流行的观点是：认为俄国的改革是先搞政治改革，而中国的改革是先搞经济改革；认为俄国的改革只是搞“休克疗法”，而中国的改革是一种稳健型的推进；还有人认为，俄国的改革是侧重于存量的改革，而中国人改革主要是基于增量的改革等等；再有人提到，俄国人要么 不改革，要改革就是从最核心的部位开始改革，而中国人是习惯于从边缘部分着手。比如，坚决不搞大规模的私有化，而是从农村的包产到户、土地承包责任制这样一些边缘部位开始。事实上，如果考虑到，从 50 年代中期的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前苏联已经萌发了推进各项改革的构想，虽没有付诸实施，但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实半个多世纪来，俄国所走过的改革道路也是缓慢而漫长的。而中国在近三十年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倒是完成甚至于超过了几乎是半个多世纪俄国和东欧国家要走的道路，显得中国的改革也同样包含着激进的色彩。包括对于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区别，实 际上，从宪政安排角度看，中国人何尝不在认真地思考和准备关于政治改革的路径问题。

　　如果说，探讨中俄两国转型的相异之处，是为了取长补短，取得借鉴，那么，事实上今天更有必要来观察一下，是否恰如有人所云，中俄两国正在出现前所未有的“体制接近”。

　　在经历了 90 年代急风暴雨式的体制转型之后，俄罗斯的确是在出现一个休生养息的调整阶段，在这一阶段普京当政之时，他高度关注加强中央政府宏观管理的能力，非常强调国家要有对于经济发展的引导作用，在中央与地区事务关系上回收权力，同时为推动解决俄罗斯的社会问题，又创设 了农业、住房、医疗、教育等四个国家项目，加强对于社会向度的投入。几乎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国与俄罗斯的努力不谋而合。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普京总统执政以来，实际上，凡俄罗斯高官来到中国，总是相当谦虚地询问和请教关于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与 90 年代相比，俄罗斯国内学界、媒体和舆论也对于中国的成就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在此背景之下，有人认为，2003 年是中俄趋于“接近”的关键之年，因为，不光 2003 年两国同样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采取了相近的立场，表达了反对霸权主义的观念，而且，正是在这一年，普京总统在花大力气解决俄罗斯最大的私人企业尤科斯公司问题时，正好中国也广泛开展了郎咸平发起的关于私企是否盗用了国家资财的大辩论。

　　如果仅以这些人所共见的政策走向的变化来判断中俄“体制接近”，恐怕还是不够的，因为，两种体制的接近和投缘，主要还会取决于客观形势的逻辑变迁。从国家内部的环境而言，随着 90年代的急剧转型的动荡年代的过去，俄罗斯需要的是营造一种“体制安全”的环境，这样的体制将主要侧重于利用机会推动经济的稳定增长，不再造成剧烈的政策变动而导致居民、企业乃至于国家的利益受损；而中国在 90 年代以来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也需要在鞍马劳顿之余，对于未来的发展 作出总结和调整。同时，从对于外部世界变化的反应而言，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化的进程所隐含的消极因素得以滋长，欧美工业化大国对于中俄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复苏缺乏准备并表示担忧，而中俄两国几乎同时受到了来自欧亚大陆内部和来自于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压力。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之下，中俄两国实际上殊途同归地都把“体制安全”的问题放到内政外交的第一要务。换言之，第一，不希望再有剧烈的政治经济波动，而是期望在稳定和谐的环境里实现增长、进行建设和安排生活。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举措是需要大大加强国家管理和宏观调控的能力。第二，在强劲有力的国家权 力的支配之下，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来克服与超越 90 年代或者是激进改革或者是高速增长之后形成的“体制陷阱”或“发展陷阱”。第三，需要获得稳定的制度或体制生存的外部环境，防止“颜色革命”一类的外部干扰造成“体制冲击”，以使得上述各项国家目标能够得以实现。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中俄两国的“体制接近”乃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客观存在。

　　至于这样的重大调整是否改变了上世纪 80-90 年代的发展方向，也需做出界定。事实上，犹如普京总统一直强调的，在经济方面，他是“非常自由主义的”，其实，又何止是经济，无论是俄罗斯国内的新的利益集团的形成，还是新的文化氛围的出现已经都不能够使俄罗斯再回到当年苏联高度集权的老路上去了，不过是因为时世的变迁使得俄罗斯的政治经济走向在 90 年代的莽撞地向市场跃进之后，不得不作出重大调整。至于中国这三十年来，则坚持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伴随着经济周期的起落，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继续深化着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最近，学者周其仁的一篇纪念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文章中，明确地把小平思想解读成为中国式的制度主义理论。他提出，这是因为小平思想的核心部分是坚持了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可见，中国与俄罗斯尽管对于体制转型的速率和范围作了调整，但是，继续面向市场、包括继续循序渐进地推进民主化的原则方向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三） 如何由“体制接近”来推动“体制合作”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观察两国间的关系，还是需要对于一些特定的范畴作出解释。

　　比如，如何确切地理解“制度接近”或“体制接近”这一现象。上文我们大体上对于中国与俄罗斯这两个大国在转型过程中正在出现的体制形态的相互关照的现象及其背景作出了初步的描述，11以表明两国转型进程中的“体制接近”有其客观的逻辑依据。但是显然这只是一个大的发展方向上 的初步接近，远远不等于各项具体的体制转型的趋同。事实上，虽然中俄两国在国家意识形态和对外战略方向上出现相互接近，但是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同时使得两国间的各项具体制度都出现这种“接近”。上世纪 50 年代曾经出现过的中苏间国内体制完全认同的局面是不可能在 21 世纪之初重复出现的。当我们提到“体制接近”的时候，这里只是说，中俄两国在意识形态的取舍方面有了更多的共识和相互理解，在国家的重新构建和发展战略问题上都主张保持稳定和自主决策，两国在体制转型的主要方面都倾向于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大力加强社会向度的投入与关注，两国特别是对于 当前新国际秩序的建设和新国际格局的形成有着相当多的一致考量，两国之间各个层次的精英阶层开始相互尊重，并开始努力向对方学习，两国也都开始认真思索如何将本国传统与现代市场和民主制度接轨，并尽可能地体现各自的国家传统和民族特色。

　　虽然，中俄两国间的这种“体制接近”完全不意味着相互之间的体制模仿或照搬，但是这样的一种难得的“体制接近”现象的出现，为两国间关系的提升提供了无比重要的基础和空间。

　　第一，当下出现的“体制接近”现象是 90 年代以来一系列深刻变化所导致的结果，这里面包含着 一大批政治经济精英的历史性的反思。比如，从原来作为苏联东欧政治经济转型决策重要幕僚的美国大牌专家——如杰弗里·萨克斯等人，一直到苏联东欧地区的经济部门高官和著名经济学家——如科尔奈、亚辛等一大批专家，普遍出版和发表了反思当年“休克疗法”问题的重要理论性著作。这些多年思考和总结的心得不仅对于中俄两国如何在今后交往中进一步在意识形态和战略层面取得共识，而且，对于中国与俄罗斯国内的体制进一步转型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思想资料。

　　第二，中俄两国以往的交往中并非没有受到概念化思维方式的影响，比如，作为中俄两国能源 合作的对应机构，俄方曾以尤科斯公司承担对华石油出口的重任，他们强调该公司的私有企业地位与我国负责这一合作项目的中石油的国有企业地位不相匹配。如今，在俄罗斯内部对于能源进出口加强了国家调控力度以后，中俄能源合作当中的这一类问题可以不再成为合作的障碍。

　　第三，中俄两国国际事务合作中的共识与默契也为两国以及多边之间的合作带来便利和创造了新的空间。比如，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反恐机制在独联体国家方面是由各国的内务部门负责，而我国没有内务部，反恐事务主要由我国国防部的有关专门机构负责。机构功能的不尽一致虽然给各方之 间的交往带来了一定的问题，但是，由于中国、俄罗斯和其他成员国在确保发挥上海合作组织机构作用方面的一致立场，也使得上合组织反恐事务的发展没有受到具体的体制差异的牵制。

　　当前的问题是如何使得“体制接近”因素进一步朝向“体制合作”的方向发展，使得“体制接近”的现状能够进一步转化成为确保实现有效、平稳和安全的体制转型，使得中俄两国在继续深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以稳定务实的制度建设作为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以各个具体领域的体制机制的互相配合与互相默契作为推动各项合作的依托，以各个有限体制空间内的新举和创 见成为激发合作的动力。

　　就改革开放以来中俄关系发展的第三个十年乃至以后的一个长时期而言，体制因素恐怕是一个提纲挈领的关键问题。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中俄两国“体制接近”的客观趋势为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发展中俄关系营造了一个开阔的空间；这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推进“体制接近”因素进一步向多层次的“体制合作”的方向转化的过程中，实现中俄关系的提升，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只有将中俄间的合作不光是构建于战略高点，也不光有一系列政治法律文件的保障，而且，切切实实地落实到各项具体的制度与体制的坚实基础之上，中俄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才是可以被 乐观预期的。

　　（责任编辑 常 喆）

　本文系教育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理论研究课题委托项目《中国改革与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比较研究》（课题编号：2008JYJW054）的成果之一。

　　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1] 汪老当年所创设的这一会议机制多年来，在教育部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地同行的襄助之下一直得以延续至今。

　　[2] 参见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时代》丛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3] Robert Kagan, “End of Dreams, Return of History--International rivalry and American leadership”, Policy Review,August & September 2007.9

　　[4] 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 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