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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对于俄罗斯而言，叶利钦时代与普京时代的转型既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但又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体现出一定的断裂性。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和本世纪初开始，俄罗斯改革的目标，至少在口头宣示上，与其说是从极权体制向民主制度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如说是要从叶利钦时代转型形成的制度陷阱——非效率制度均衡中脱离开来，试图通过增加国家能力的途径建立新的效率制度均衡。运用“第二次转型”的理论范畴有助于全面认识发生在俄罗斯的由传统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转化以及与此相伴的社会转型进程，能够对叶利钦时代俄罗斯之所以败、普京时代俄罗斯之所以兴提供一种新的解释，同时，这也表明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具有丰富的多样性。
【关键词】第二次转型 制度陷阱 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 D73/77.512.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8)04-0012-(15)
一、导 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进入后社会主义的变革时期，这种变革并非最终的结果，而是一个转型过程。类似的这种转型被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政治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特点。而作为前苏联法定继承国的俄罗斯的转型无疑是自上个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发生在全球范围 内的制度变迁浪潮中最具代表性和最为引入注目的转型之一。从苏联在 1991 年底解体叶利钦取代戈尔巴乔夫掌握克里姆林宫大权到 1999 年 12 月 31 日叶利钦突然宣布辞职，从名不见经传的普京登上俄罗斯政治巅峰到新普京时代的悄然而至，俄罗斯本身经历了诸多的史无前例的充满戏剧化的政治和经济巨变。
如果说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正在经历其历史上最为黯淡的时期之一，处于深刻危机中的俄罗斯一直在苦苦地寻求如何克服内部混乱、确定一个大国强国的发展之路，但总是不得要领的话，那么，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则爆发出强劲的生命力，在最初大多数人不看好的情况下实现了狂飙突进式的发展。 普京时代俄罗斯的转型是否具有普遍价值？这次转型与叶利钦时期的转型是什么相互关系？俄罗斯的重新崛起的起因、动力、机制和走向是什么？围绕着这些问题以及俄罗斯转型的整个过程，10 余年来，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着广泛的探讨。[1]国际国内学术界从广阔的学科领域和迥异的学术视角出发，得出了五花八门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观点与结论。
笔者认为，运用“第二次转型”的理论范畴有助于全面认识发生在俄罗斯的由传统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转化以及与此相伴的社会转型进程，能够对叶利钦时代俄罗斯之所以败、普京时代俄罗斯之所以兴提供一种新的解释，同时，这也表明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具有丰富的多样性。
“第二次转型”作为学术术语在国内首先是由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等学者提出并使用的，其内涵特指中国的改革要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制度建设为中心过渡。研究者在充分肯定 1978 年党的第一次转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的同时，指出该战略还不能解决和应对在经济繁荣条件下日益突出的社会不平等、不公平、不稳定及其他社会危机，明确提出了第二次转型——以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构想，目的在于通过国家制度建设实现全社会福利最大化，保证党和政府代表并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这一概念在国外则首先是由世界银行 1995 年提出并使用的，认为转型国家在完成私有化、市场化为内容的制度构建后，要将经济增长作为第二次转型的重要内容。俄罗斯学者亚辛虽然没有使用“第二次转型”的术语，但其主张类似于世界银行，即转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完成了最基本的任务——建立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下一步则是“使经济变得更加有效，在现代条件下这意味着更加自由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同时建立起能使这种经济自由变为接近帕累托最优化条件的生产自由的制度”。[3]法国巴黎一大的安德烈夫也使用“第二次转型”的术语来描绘“后社会主义经济向经济转型的第二阶段”。在他看来，在一些并不成功的转型经济体中尽管已经建立了虚弱的市场经济，但同时包含着一些负面因素，诸如国家社会主义、家长式作风、任人唯亲、寻租等。这样的转型进程显然是不能被视作已经终结的，除非有人承认从一开始就接受一个寻租资本主义，如同接受市场经济一样。在此情况下，第二次转型就是必要的了，其目的是设法消除上述负面因素。[4]就现有的文献看，这些论述“第二次转型”的著述基本上都集中在市场经济制度构建问题上，同时也都肯定了转型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不同阶段所要集中解决的问题不同。 笔者认为，无论是政治转型还是经济转型，甚至包括外交转型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目标的设计是一个排除一切内部和外部因素，包括初始条件的差异、极权体制持续的时间及前期改革的深入程度、历史文化传统与地缘因素等的理想模型，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一定程度的偏离也很正常。
对于俄罗斯而言，叶利钦时代与普京时代的转型既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但又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体现出一定的断裂性。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和本世纪初开始，俄罗斯改革的目标，至少在口头宣示上，与其说是从极权体制向民主制度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如说是要从叶利钦时代转型形成的制度陷阱——非效率制度均衡中脱离开来。由于这是一种试图克服稳定的惯性制度环境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将之视为“第二次转型”过程，而此前的转型则可称之为“第一次转型”。
在笔者看来，普京式的“第二次转型”包含以下几个要素：第一，从“制度陷阱”到个人施加极大影响的制度重构；第二，从线性过渡到尊重社会发展模式的多样性选择；第三，从新自由主义导 向下的简单搬用到在市场经济模式前提下的关注国情筛选；第四，从文化上偏向极端到强调团结和中间主义的路线。
本文将分别从转型研究的理论演进、叶利钦时代俄罗斯转型的“制度陷阱”、普京时代的俄罗斯“第二次转型”这三个方面对“第二次转型”的理论进行描述。
二、转型研究的理论演进
转型研究作为国际学术界一门新兴的学科知识领域的出现并不遥远，它是在 20 世纪末迅速发展起来的以前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等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起源大体上与 20 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首先发生在非欧美工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变迁 以及与之有关的社会转型紧密相关。
转型研究涵盖的领域和问题之大是惊人的。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从东欧越过中亚直至太平洋，由于这场变革涉及到全世界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了将近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对后冷战时期蓬勃发展的全球化运动产生了深入影响，因而被认为是可以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并列的“20 世纪两项最伟大的实验”[5]。这场变革既没有历史经验可供人们借鉴，也没有经济、政治或其它方面的理论供人们用作行动指南。
面对这样涉及面相当广泛，却又盘根错节的宏大社会历史过程，人们需要运用各种学科的知识 工具加以解读，转型学由此应运而生。由于谁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些政治、经济以及其它因素导致这些国家发生转型的，更不清楚这些社会里那些力量对这一进程发挥作用或者推动它朝什么方向前进，因此各种理论和推测层出不穷。为了对这一史无前例的特殊形势作出判断和诠释，观察者、研究者和实践者不仅需要涉足传统的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大学科知识领域，而且也必须借助一些新兴的、本身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学科门类的知识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型研究是一门尚未完全定型的新兴的综合性学科。
转型研究的兴起是以新制度主义为理论出发点的。从学术渊源上看，以制度和结构为侧重点的 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曾占据主导地位，行为主义革命后，受此影响，国际学术界开始逐渐摒弃或弱化对于法规制度的钻研，而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实际行为及其功能上来，制度研究被认为是落伍和过时的。直至新制度主义兴起之后，比较政治和比较经济领域内对制度的研究又重新蔚成时尚。
尤为巧合的是，新制度论逐渐崛起之际，适逢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至 1992 年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卷入到“第三次民主浪潮”中发生了 制度变迁，政治上一党专政瓦解，经济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被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所取代，甚至许多联邦制国家分崩离析。如果说此前对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研究理论主要包括极权主义模式、单一组织模式、团体冲突模式以及现代化/趋同理论等的话，苏东剧变无疑改变了这一切。无论是政治转型，经济转型，抑或是新独立国家的建立，本质上都是一种制度变迁，使用新制度主义加以分析十分适宜，而过去强调行为的途径反而难以着力。因此，学术界对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研究就不能不以制度作为重点。可以说，转型研究是以制度为取向的。
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在前苏联东欧地区、特别是俄罗斯的转型，其最大特点是这个地区的国家都是政治、经济同时转型，体现为两个向度的同步转型，即一方面，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转向西方式的民主法制体制，另一方面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这种转变是以往社会发展史难能一见的客观现实，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使得转型研究本身具有了鲜明的政治特征和强烈的针对性以及现实意义。可以说，转型研究本身首先是针对转型国家进行的，它的出现弥补了此前的各种理论学说在分析和指导转型实践方面的不足，从而推动了转型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它作为对现有转型问题研究的理论化总结又能对转型国家今后的转型实践进行指导，从而有利于解决各国在这一巨大历史变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从实际情况看，随着转型国家的实践不断深入以及转型现实阶段的不断发展，转型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也在不断深化。
目前看，有关转型问题的学术研究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20 世纪 80 年代至苏东剧变为第一阶段，这是转型问题研究的史前史阶段，也是其后这些国家进行转型的逻辑起点。这一阶段的重点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量变研究。从学科背景看则体现为作为区域研究的“苏联学”。
2、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 90 年代中期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等在转型绩效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反差。在讨论政治转型问题的文献当中，历史遗产（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前的传统和列宁主义、斯大林模式所遗留的传统）、近邻国家示范效应、政治文化、精英理性选择等因素都被用来解释各国转型的迥异发展。[6]而在经济领域则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型方式和路径的比较研究上，并且是在“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的前提假定下展开的。[7]“当时，人们围绕从计划经济和极权政治制度向市场和民主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转型的特征展开积极讨论。那时流行将中国成功的渐进市场改革同俄罗斯与东欧国家以‘休克疗法’方式展开的失败改革进行比较。”[8]
3、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为第三阶段。在转型的最初阶段，无论是参与转型设计的西方学者、欢欣鼓舞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精英还是施加影响的西方国家对其都秉持着一种浪漫主义情怀，但这种兴高采烈的心情不久就因为日益陷入的政治经济转型困境而消失殆尽。90 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必须原则上承认在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是全球范围内的后极权主义变革现象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强调在分析这些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转型问题时存在着理论难度。[9]在他们看来，当极权体制瓦解和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民主化只是转型的起始阶段。“旧体制的废除并不意味着同时的制度变迁——形成有议会、政党、公开选举、分权体系和独立的司法进程以及完全的公开性等组成的民主政治体制。”[10]换言之，稳定的民主只是极权体制瓦解进程中的一个可能安排，而不是唯一的结果。由此，这批学者产生了寻求新的理论范式的意愿。
与之相关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研究的内容也开始发生调整。在这一时期，随着对转型问题研究的日益深入，国际学术界开始认识到转型方式和道路的多样性，其研究结论也日益倾向于论证，而没有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模式和唯一的方法来实现转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初始条件应当有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 同时，更多的学者将研究重点从关注制度层面的体制转变转向实际运行层面，不再预设单一指向的目标。
4、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日益表现出较为强劲的增长态势，如何认识这种差异性以及各国不同的转型模式是否具备可持续性等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转型研究也随之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而其中俄罗斯和中国的转型模式又成为焦点之中的焦点问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主任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洛玛诺夫指出，“转型”话题目前又被西方保守派政治学家从另外一种角度提出，即提出两种对立的“自由”资本主义和“专制”资本主义，认为代表后者的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对西方文明准则发起挑战。洛玛诺夫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中俄两国的转型模式体现了两国选择发展道路的自主权，两国都坚决排斥来自外部的“目标管理”模式，都相当成功地实现了“没有目的地的转轨”，即不以西方的条件与现有结构体系接轨。[11]洛玛诺夫文中所提到的这种现象对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如何解释这一正在发生的进程推动了新阶段的转型研究。
从以上的阶段性划分我们可以看出，转型研究内容倾向性在不同时期不断转变。在上个世纪 80年代，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精英围绕如何改革展开了大辩论，最终激进浪漫主义思潮占据了上风，他们希望迅速建立资本主义并且有一个清楚的资本主义模式，认为实现这一计划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都是属于暂时阵痛，而最终必将使所有人受益。这种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理念被上述国家的精英和大众广为接受，主要是在当时的环境之下，新自由主义普遍被视为一种合法性的渊 源，加上国际金融组织的强力推进，使得前苏联东欧国家改革派阵营对于在原制度框架下推进民主化和市场化改革失去了信心。20 世纪 90 年代是一个转折点，发生了转型研究内容倾向性的第一次转变。这种转变的起因，并非来自学者冥想之后的自觉发现，而是在“后社会主义现象广泛化”进程中，来自实践层面的针对既有理论范式的负反馈太多，发生了转型的实践模式与转型的理论范式之间相互挑战的困惑。[12]整体而言，由于各个转型国家实际情况的差异如此之大，使得转型问题研究大为复杂。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吉尔平指出的，“转型国家图的一边是俄罗斯，它谋求建立既有民主又有市场经济的国家；另一边是中国，它努力把高度权威的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许多有一大堆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不幸国家。”[13]转型并不仅仅是一场按照西方处方和西方路线进行的基本的、必然的社会变革，不是西方经验向东方的有组织转移，而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转型是一个社会空间，在其中，各种资源——物质的、组织的、人的、符号的——通过各种因素根据全球组织的特征使用和再造。”[14]可以说，从一种制度过渡到另外一种制度，其中的工程之浩大，规划之纷繁，操作之细微，绝非先验性的闭门造车可以解决。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转型是一个长期的和基本的社会变革，它比大多数人所期望的更为漫长。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不是单纯的或单向的，而是充满着变数，充满着不确定性。在转型的同一性下更多的是不同国家转型的多样性。共同的趋势并未消融民族国家的多样性发展。民族国家发展的多样性所表现出来的轨迹还是受到了社会主义遗产和模仿力量的制约。转型是创造性的发展过程，是延续下来的制度与新的东西的组合，这种结合产生了因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而不同的后社会主义的混合制度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就能发现，显然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严重分裂在后共产主义时期依然持续着。特别是，以中东欧国家为一方，以俄罗斯和中亚为另一方，双方之间的制度裂痕似乎在不断增长，更不用说中国。在诸如民主，对土地的私人所有权的态度、政商关系以及法律作用等问题上，这些国家的差异正年复一年的扩大。
从转型的长过程看，从“新自由主义”的路径切入而得到的却是一个“混合型体制”的阶段性转型结局，多少富有戏剧性，至少也是一个令当初作出路径选择的决策者和做出理论推理的建议者大出意外的“种瓜得豆”结果。冯绍雷教授注意到，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对于转型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这种转折不仅是来自前苏联东欧国家中的左翼或中间派经济学家与重要幕僚，而且也来自当年曾在激进改革中发挥过骨干作用的右翼人士；不光来自西方国家中斯蒂格利茨一类自由派人士，而且也见诸“休克疗法”的主要倡导者杰弗里·萨克斯以及对整个转型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等人的观念转变。[15]
进入 21 世纪初以来，俄罗斯开始表现出重新崛起的强劲态势。政治上，普京当局通过打击寡头干政、建立垂直权力体系等手段加强了国家能力的建设，使得叶利钦时期存在的由于国家基本功能严重弱化而导致的转型进程中的“政府失灵”现象有所缓解。[16]经济上，在经过计划经济的长期扭曲和上个世纪 90 年代漫长的的转轨危机之后，俄从 1999 年起开始进入了一个经济增长长周期，这与普京执政周期完全同步。与叶利钦时代长期的经济危机使俄经济潜力几乎丧失一半相比，普京第一任期即弥补了转型以来 40%的经济潜力。据世界银行统计，自 1999 年至 2003 年，俄 GDP 累计增长率高达 38%，整个普京时代俄 GDP 总量累计增加 80%，而全球只有 46.4%。2006 年俄罗斯经济总量已经恢复到了 1990 年的水平，进入世界八强的行列。2007 年俄 GDP 增长率高达 7.6%，世界平均只有 5.4%。目前俄黄金外汇储备近 5000 亿美元，稳定基金高达 4 万亿卢布，均创历史纪录。俄官方估计，2009 年俄经济规模将超过法国；2020 年跻身世界五大经济强国之列，50％居民成为中产阶级；2030 年人均 GDP 将赶上 G7 国家。
俄罗斯的上述积极变化再一次促动了国际学术界的反思。杰弗里·萨克斯在《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一书中以顾问身份参与玻利维亚、波兰、俄罗斯等国转型设计及实践的经历为例，坦承原社主义国家的转型是一个“复杂的”、“有争议的”过程，终点明确但路径并不明确，“学习了不要对一个答案轻易说不”。萨克斯指出：俄罗斯转型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比波兰这样的国家更为复杂，属于在现代历史上最艰难的转轨之一。他甚至承认：“‘休克疗法’这个词汇是新闻界虚构出来以描述激进改革的，它完全是错误的概念。没有任何单一的猛烈行动能够结束俄罗斯的混乱状态。取消价格控制，货币可兑换以及市场自由化带来的初始冲击是有帮助的，就像这些措施在波兰曾起的作用一样，但是它们不可能解决根本性的结构调整、能源供应下降以及一系列相关联的危机发生等问题。改革措施至多能够帮助俄罗斯走上一条巨大的、花费整整一代人时间的经济和社会转轨之路。”[17]
萨克斯开始意识到，“尽管初级经济学教科书鼓吹个人主义与分散市场，但我们的安全与繁荣至少依赖于如下问题上的联合政策——与疾病作斗争，促进科学，推广教育，提供关键的基础设施，采取一致行动以帮助那些最贫困的人。当建立起基础设施（道路、电力、港口）以及人力资本（健康和教育）这些前提条件时，市场就成了发展的强有力的发动机。没有这些前提条件，市场就会残酷地绕过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人们陷入无休止的贫困和折磨之中。通过政府有效地提供健康、教育、基础设施，以及必要时使用外国援助，联合行动巩固了经济成功的基础。”[18]
1989 年，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美国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闻名遐迩的“历史终结论”，认为经济自由主义，然后是政治自由主义在人类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最终胜利。福山的预言未能成为现实，而他在对转型国家进行深入考察后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公开承认转型国家出现不同绩效的一个误区是秉持新自由主义的圭皋盲目推崇小政府，而没有注意到转型的复杂性需要一个“强而有效的政府治理”。[19]
2006 年，福山在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的学术讲演中又明确肯定了俄罗斯等转型国家完全可能在本国具体条件下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推进转型。这一转变无疑从某种程度上接受了俄罗斯的转型模式。如果从长时段的视野审视这一具有几乎相同起点的经济社会结构性变动，我们就会发现，“仅仅因为中国把它的本次变革界定为 1978 年到 21 世纪头 20 年长约 42 年的一个时间区间，俄罗斯结束‘大爆炸’改革曾经衰落而从 2000 年至今被称作‘俄罗斯奇迹’的重新崛起，前苏联共和国和东欧前苏联卫星国从休克到治疗或者走向经济复苏或者继续因始终未摆脱经济倒退困境正承受‘颜色革命’震荡，由前苏联解体和柏林墙倒塌来标志、后社会主义转轨进程来定义的后社会主义变革现象，已经有足够理由证明：这场前所未有的非自然—历史形态而带有明显强制—人为特征的巨大社会变迁，正在愈来愈远离西方主流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生活主流思想界的最初预期。”[20]换言之，在不同路径选择的转型国家决策者之间，在不同学术背景的转型研究者之间，以及存在诸多差异的实践者之间，原先的单一理论范式主导的转型研究，日益走向复线的演进形式。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华盛顿共识”不再作为转型路径设计的主导理论，“后华盛顿共识”、“制度—演进观点”、“扩展的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等应运而生。在此背景下，对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转型模式进行深入研究的学术和实践价值日益突出。综上所述，我们的基本认识是：
第一，就转型研究而言，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转型理论都隐含着一个共同的起点和终点假设，即从极权主义体制出发到对民主和市场演进的追求，即将过渡时期视为处于极权体制和民主体制以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组绝对对立的中间状态。但综观前苏联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历程，显然是将其视为不预设目标的政治和经济转型，而非线形的过渡到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更为正确。
第二，转型首先是一个旧制度瓦解、新制度养成的制度变迁过程。转型需要制度环境发生相应的调整，从敌视和压制民主与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转换为鼓励和支持其发育、养成的制度环境。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过去的转型理论大多将研究主题确定在转型国家体制转变的分析上。
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并非所有的制度变迁过程都能达到更高的运行效率，罔顾国情的直接的制度移植很可能导致新兴的制度安排被锁定在无效的水平上。这和“华盛顿共识”所预言的转型必将带来确定的效率的提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三，转型是一个不断重组的过程，意味着重新界定道德、社会关系以及其他，具有广泛性和不可预测性。正如波兰学者莱舍克指出的，转型是一个从一个稳定社会状态向另一个潜在的稳定状态的大规模过渡。[21]
从这个意义上讲，转型的方向是经常变化的，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稳定的体制和政治经济秩序，形成公认的游戏规则。转型同时也是一个克服危机的过程，每一个客体都试图将自己的游戏规则强加于人，最终强者获得胜利。这是任何转型的逻辑。
第四，转型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所谓量变是指体制中的各项制度安排所发生的渐进的、连续的变化，而这种制度安排的量变又与一定的转型实践状况形成累积性因果关系，从而使整个转型过程呈现出一种不断演进的特征。当制度安排的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整个体制将呈现一种质的飞跃。正是这种制度变迁与转型过程中存在的质变才使得转型表现出阶段性特征。
第五，转型问题研究与其研究对象的现实发展阶段紧密相关。针对转型问题在不同国家、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不同情况，转型研究也在不断深化。俄罗斯的转型实践是在缺乏足够理论准备的前提下进行的，特别是叶利钦时代的转型所导致的一系列结果与最初的转型理论的推断完全背道而驰，而普京更多体现出制度回归的转型模式反而导致了俄罗斯的重新崛起，这些都和以往的转型理论相背离。在此情况下，如何从理论上对此给予合理的解释成为本论文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三、叶利钦时代俄罗斯转型的“制度陷阱”[22]
俄罗斯的制度转型始于 1985 年至 1991 年的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这是从高度集权且党国同构的政治体制向西方式的以多党政治、权力均衡、自由选举等为特征的政治模式的转变阶段，也是从建立在国家所有制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新自由主义导向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转换的初始阶段。但戈尔巴乔夫时代仓促发动的以“公开化”、“民主化”和“多元化”为核心的激进政治变革加速了国家的崩溃与能力的耗竭，公开化导致共产党合法性的丧失，民主化导致国家机构组织力量的瘫痪，多元化导致民族分离主义的滋生，这些改革将党国同构的基本制度拆散，使得前苏联处于一种“无国家”状态。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转型道路继续充满了坎坷和曲折，整个国家不仅要面临政治经济转型带来的诸多问题，而且要经受国家解体所带来的巨大心理创痛。[23]
叶利钦时代的转型前期以制度变迁的激进性为主要特征。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基础上，叶利钦及其追随者原本希望通过全面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改革为俄罗斯建立起“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经济的长期繁荣。但是叶利钦虽然“破旧有方”，但“立新无术”[24]，过度激进且考虑不周的改革使俄最终退化为一个“走向失败的国家”，而没有能够将其带入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从制度构建及其功能与绩效的角度讲，俄罗斯在整个叶利钦时代获得的是一种出乎预期的结果：
1、俄罗斯形成了一种以权威主义为导向的政治制度，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植入”未奏全效， 且这种制度的不利的结构性因素对于俄政治稳定有诸多负面影响。比如，超级总统制使得总统权力大幅增加，“在命令权方面俄罗斯总统有所有民主国家当中最大的总统权力”[25]；政党制度方面叶利钦主动设计的“单一选区制”和“代表比例制”各半的混合选举制度导致了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多党林立，形成了“无执政党”的多党政治格局[26]；在府院一致性方面，叶利钦从苏联时期的人民代表大会开始到 1993 年后的两届国家杜马，都面对了一个由反对势力主导的议会，因而冲突不断；在中央和地方关系方面，因为叶利钦在反对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中央的斗争中要求俄自治共和 国“尽可能多地拿走主权——只要你吞得下”，加上为博取地方精英在国内政治斗争中的支持，导致了地方势力坐大的恶果。
一些西方学者将叶利钦治下的政治模式概括为“混合体制”，认为俄罗斯充其量是一个“原始民主的大杂烩”，其混合材料充斥着大量的政治领袖的控制、腐败和无政府状态的代议制政府。[27]
结果在这种制度下，俄罗斯府院之争不断，政府政策摇摆不定，政治极度缺乏稳定，仅 1998年至 1999 年两年间叶利钦四易总理，甚至用战略性辞职的方式为普京争取有利的竞选态势。这就是说，激进的政治体制变革与国家制度重构引发了严重的政治秩序动荡以及政治市场上不同政治力量的激烈争斗，结果使政府的政治转型政策成为政治斗争的附属物和牺牲品，严重制约了转型时期俄罗斯政府的行为能力，从而进一步给经济转型平添了政治障碍。
2、以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观稳定为核心的“休克疗法”的实施，使国家丧失了对必要经济资源的控制和汲取能力，限制了国家必要的管理和调节经济运行的职能，同时也为大规模的寻租、腐败、俘获和犯罪行为洞开大门，从而使俄罗斯形成了一种畸形而低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
这种扭曲的畸形的经济社会形态所表现出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主要方面： (1)掠夺性，即主要是利用投机和犯罪等手段实现资本积累。叶利钦时代的转型过程，基本上处于既无政府干预又无市场制度的混乱进程，这就使非法掠夺成为可能。同时，当时俄激进民主派政府对于混乱无序的野蛮市场经济束手无策，这使得俄经济犯罪、黑手党、行政腐败、利益集团等，通过各种非法和非正当手段，大肆侵吞、瓜分和占有国家资产，国家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被黑手党和非法组织所控制。
(2)亲权性，即私有者资产积累的过程与权力或者政权的亲和。其最典型的标志是在叶利钦时期私有化过程中崛起的强大的金融工业寡头阶层，不仅攫取了大量的国家财富，而且利用自身雄厚的经济力量投资于政客官僚，形成了“勾结型”的政商关系，甚至亲自粉墨登场参与国家决策，这种亦官亦商形成了严重的寡头干政的局面，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权威和制度改革能力。这些财阀利用和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某种意义上在叶利钦当局的纵容下大规模地涉足大众传媒，对于民众视听产生了极大影响。(3)政治性。俄罗斯推行的经济转型政策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它的政治动机是
尽快和彻底摧毁旧体制及其公有制经济基础。其政治目的是首要的，而经济绩效则位居其次。[28]
3、在国家重建过程中，俄罗斯外交本应实行相应的转型，即以“去帝国化”和外交决策的民主化为核心推进外交转型。但实际结果却南辕北辙，一方面，俄罗斯外交的“去帝国化”的热情并未持续多久，向西方一边倒的浪漫主义外交受挫，特别是北约东扩后俄摒弃了苏联解体之初视前加盟共和国为包袱的心理，公开宣示独联体为俄的核心利益区，不容西方染指。俄罗斯外交的“帝国综合症”日益加强。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决策的民主化也未能尽全功，新生的公民社会难以施加影响，相反出现了所谓的“外交私有化”现象，国家的权威与能力遭受严重削弱。
由此可见，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转型实践最大的问题在于初始阶段试图直接“植入”的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并未给俄罗斯政治和经济转型带来明显收益，反而使俄陷入深度危机，最终这种“制度陷阱”却被锁定，到叶利钦末期更被固化。换言之，对俄而言，它们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转型并未带来效率制度均衡，而是形成了一种与预期相距甚远的独特的政治经济体系。或者说，叶利钦当局试图改变游戏规则，打破制度非均衡，但与此同时这种转型导致新的非效率制度结构。
对于叶利钦时代的转型评估，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能否将其视为转型已经终结或接近终结？一般而言，国内外学术界大多数对此是否定的，但秉持终结论的专家也大有人在。俄罗斯联邦政府国民经济学院校长马乌就认为俄罗斯在2001 年已经完成了转型。[29]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约翰·穆勒也认为，作为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俄罗斯已经基本完成了向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型，根本性的变化已经结束。[30]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国际和平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阿斯隆同样认为俄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已经结束。[31]
从某种意义上讲，要回答转型是否终结的问题十分困难。很多时候可能只是一种主观的印象、定性的分析，而非科学的、定量的判断。有学者根据自己在中东欧等转型国家访学的经历予以确认， 比如会说“我觉得在布拉格和美国体制上没有什么区别”。也有的根据欧盟要求申请加盟的国家必须是市场经济国家，将是否加入欧盟列为评判指标。[32]另外一种将标准定为“快速的制度变迁结束和经济制度的稳定”，“即使共产主义遗产依然存在，无论是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转型经济体都会失去其独特性”。[33]
我们认为，对体制转型结束与否的判断取决于如何界定转型。我们认为转型在概念上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直线的演进过程，即更强调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进程的结果，是一种向着已知的和确定的 目标的改革，如民主化或市场化；而应将其视为一种非线性的和可以预测的，向着崭新的和未知的目标的改革[34]；转型不是一个简单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不是单纯的或单向的，而是充满着变数，充满着不确定性。
如同上文所说，叶利钦为了克服苏联体制不能促进其国家的长期繁荣和发展的弊端，试图通过民主改革和“休克疗法”重构国家能力，但由于苏联体制中并不存在与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基础，因而当叶利钦从根本上颠覆了构成苏联体制基础的党国同构体制以及国有制和中央计划 之后，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并不能够迅速而有效地运转起来，其结果必然是社会的分裂、秩序的混乱和深度的危机。虽然叶利钦在几次权力斗争中逐渐巩固了总统在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从而使俄罗斯出现一种带有强人政治色彩的“政治权威主义”[35]，经济转型方式也逐渐从激进转向渐进[36]，但是整个国家却陷入了转型的“制度陷阱”中难以自拔，既没有形成预期的民主制度，也未能建立起有效的市场经济，而是获得了一种变味的制度陷阱。
四、普京时代俄罗斯的“第二次转型”
叶利钦时代俄罗斯转型的现实是，由于转型的多重叠加和任务的复杂导致了对权威政权的制度 需求，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安排未能直接“植入”俄罗斯躯体，使得俄经济转型在一个并不适宜的政治环境下进行，很多有利于市场化的改革措施得不到彻底的贯彻与执行。由此，某些利益集团在旧制度解体、新制度尚未养成时期俘获政府、掠夺财富，使得进一步的转型无法顺利推行，将俄罗斯逼入“制度陷阱”。
进入到普京时代以后，为了扭转叶利钦时代的遗留问题，普京通过采取一系列旨在强化国家权力体系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措施，重新加强了国家能力，实现了俄罗斯的社会整合，也使得俄罗斯重新崛起的势头日益强劲，成为牵动国际关系格局和大国关系变迁的关键性因素。 那么，如何认识普京时代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其动力、机制、前景如何？普京时代与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转型是什么相互关系？其过程是断裂的还是延续的？普京时代是否形成了新的效率制度均衡？
本文认为，作为制度变迁过程的俄罗斯转型，其实质并不是一个为学习西方发达国家而进行的制度移植过程，而应该是一个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民主和市场经济模式的优点，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制度创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于俄罗斯而言，由于历史上长期奉行动员型发展战略，国家作用历来十分强大，同时进行着以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建设民族国家的三重转型，这意味着需要发 挥政府的作用来弥补转型的“非正常失灵”，从而缓和、减轻制度变迁给整个社会和国家生活带来的摩擦和痛苦。俄罗斯
“第二次转型”所针对的对象正是第一次转型所造成的“制度陷阱”，试图通过增加国家能力的途径建立新的效率制度均衡
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在俄罗斯，如果说“第一次转型”更多的是导致经济衰退、政治紊乱的话，“第二次转型”更多呈现出与之相反的向度，政治稳定与经济增长同时有所体现。由此可以看出，“第二次转型”的发展逻辑和行为者与俄罗斯第一阶段的转型有着相当大的区别，相应地，这一时 期所积累起来的各种经验教训也不完全适用于“第二次转型”。“第二次转型”是一种转型模式的调整，实际上受到了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与制度发展之间的累积因果关系这一普遍规律的支配。当制度变迁矫枉过正，脱离俄的国情和发展现实，从而导致各种混乱的时候，俄势必要反思“第一次转型”的基本制度构建中产生的弊端，着手于更加稳健、细致的制度构建，协调好制度变迁与制度效率之间的关系，从而达成新的效率制度均衡，为本国发展注入更加强大的能量。惟因如此，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俄罗斯就从摧毁旧制度的浪漫主义激情 中逐渐走出，而普京更是在叶利钦时代俄基本制度建设初步完成的前提下将俄罗斯转型转入到一个坚持民主化和市场化大方向不变、对照本国国情和传统的深化制度建设的务实阶段。
看来，“第一次转型”实际上是绝对必需的改革，没有这些改革，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框架就不会出现，就不会发挥功能，尽管第一轮转型不一定保证构建的制度有效发挥功能。有效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要求全面的改革和革新，而这正是“第二次转型”的内容。换言之，“第一次转型”所要解决的是建设绝对必需的制度问题，而“第二次转型”则旨在确保所构建的制度有效发挥其作 用。笔者认为，对“第二次转型”应该采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将其视为面向新的效率制度均衡的改革的集合体。如果说“第一次转型”关注的是基本制度建设，使政治运作民主化（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市场交换（产权制度、交易制度和宏观管理制度等）变得更具效率的话，“第二次转型”则是在已经完成上述基本制度建设的前提下进行，其目标在于创新制度结构、发展国家治理体系、深化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进一步加快民族国家建设。
对俄而言，“第二次转型”的肇始点源于普京执政之初，正是他掌权后通过行政改革、司法改 革、土地私有制改革等方式对叶利钦时期的非效率制度均衡结构进行调整。（参见表 1）
表 1 俄罗斯转型拐点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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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转型的起点 |
第二次转型的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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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标准 |
1、制度变迁的目标：建立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2、制度环境的变化：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剧变；3、基础性制度变迁：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体系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瓦解。 |
1、制度环境基本稳定：支持发展民主与市场经济的制度已经形成并趋于稳定；2、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确定；3、政治和经济发展出现新的动态：以分权和市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运行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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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时间和标志性事件 |
时间：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标志性事件：苏联解体、“休克疗法”全面实施 |
时间：20 世纪 90 年代末 21 世纪初。标志性事件：俄罗斯政权平稳过渡，普京坚持民主化和市场化的基本方向。 |
俄罗斯在后苏联时期的转型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变迁，向世人展示出一个同时进行政治、经济转型和民族国家建设三重转型的国家在国际和国内政治与经济行为者的交叉影响之下是如何反应的。因此，“第二次转型”是“第一次转型”的延续，而不是绝对的对立。“第二次转型”正是在“第一次转型”建立基本制度的框架内进行的，进一步将不适用于俄罗斯国情的制度因素剔除出去，形成了新的效率制度均衡。由此，“第二次转型”的特征包括：延续性；务实性；稳健性。这与俄罗斯在普京时代的转型是吻合的。
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普京时代俄罗斯能实现“第二次转型”与自身的资源禀赋及国际行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从石油煤铁到农畜海产，从林木水电到稀有金属，俄罗斯都是当今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资源大国。俄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 2004 年出版的《俄罗斯：复兴之路》报告称俄是世界资源大国，已经探明的资源储量占世界资源总量的 21%，高居世界首位。[27]从类别看，俄罗斯的资源储量基本上都位于世界各国前列。俄罗斯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拥有雄厚矿物资源的国家之一（参见表 2）。
表 2 俄罗斯主要自然资源潜力图：
| 资源种类 | 占世界总量比重（%） | 世界排名 |
| 天然气 储量 | 33 | 1 |
| 石油 开采量 | 13* | |
| 开采量 | 12 | 2（仅次于沙特） |
| 探明各类煤储量** | 11.5 | 2（仅次于美、中） |
| 探明铁矿石储量 | 28.0-32.0 1 | 3 |
| 铜储量 | 11 | 1 |
| 铅储量 | 12 | |
| 锌储量 | 10-16 | |
| 锡储量 | 27 | |
| 钴储量 | 20-21 | |
| 镍储量 | 30-31 | |
| 开采量 | 22 | |
| 铬矿储量（换算成铬）** | 0.6 | 6 |
| 铝土矿*** | 1.1 | 9 |
| 铂系金属 | 40 | |
| 探明锰矿储量 | 2.7 | 9 |
| 金刚石开采量 | 26 | 3 |
| 钾盐开采量 | 16 |
*此处数据援引 Рундквист Д. В. Природны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богат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их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Доклад вМиннауки 8 февраля 2000 г.—М.: Миннауки, приложение—С. 1.与世界石油工业的统计数据有出入。**截至 1996 年 1 月 1 日数据。***1996 年数据。
资料来源：Рундквист Д. В. Природны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богат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их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Доклад в Миннауки 8февраля 2000 г.—М.: Миннауки, приложение—С. 1; НГ—политэкономия. 2000. №8. С.9; В. Д. Андрианов. Россия: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и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М.: 1999. С. 32-33; Россия в окружающем мире: 1999. С. 108, 111-113,115, 116.
相当重要但又时常被忽略的一点是，自然资源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俄在世界舞台上将长期占据特殊地位。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往往更看重以生物、宇航和 IT 等高新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并以此来评判各国经济的优劣与发展潜力。尽管规模报酬递增强化了各国在知识追赶进程中的路径依赖效应并相应增加了后发国家科研创新的难度，但并不能就此否定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赶超的可能性。对于俄罗斯而言，伴随着经济增长，丰富的科技潜力将获得更多的资本支持，从而为高新技术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反过来，自然资源的禀赋优势却是无法赶超的。[28]资源比较优势已经成为普京时代俄罗斯重新崛起的关键倚重力量，也是影响俄内外政策走向的基本要素之一。否则，俄罗斯的“第二次转型”难以持久推进。
俄罗斯之所以出现“第二次转型”，其主要原因在于最初转型设计方案理论逻辑上的缺陷和实践中的历史强制力量。转型过程的动态不确定性[29]，要求政府发挥积极的引导和控制作用。
徐坡岭认为，要完成从非效率制度均衡到效率制度均衡的演化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存在一个独立于利益集团影响之外的可以制约利益集团行为的权威组织，比如一个独立稳定的强有力的民选政府。它有足够的能力维护选民利益，可以不受利益集团的左右。二是产生足以与特殊利益集团抗衡的竞争性利益集团，可以防止个别利益集团垄断社会政治经济资源，损害公众利益。[30]
按照这一要求，普京的上台为俄罗斯走出非效率制度均衡的“第二次转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第一，如果说叶利钦时期，尤其是 1996 年总统选举后导致俄政治和经济制度结构均被固化在非效率均衡状态的话，那么，利益集团背景微乎其微的普京通过从叶利钦手中的权力递嬗逐步从利益集团的包围中解脱出来，而普京的第二任期则进一步巩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使其具备了足够的合法性和执行力进一步推动政治转型，实现了从非效率制度均衡到效率制度均衡的转变。第二，如果说叶利钦时期金融工业集团作为一家独大的利益集团深深嵌入俄罗斯国家决策进程，使得其所代表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和公众利益之上的话，普京时期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成长出了新的具备很强竞争力的利益集团，足以并极大地压缩了金融工业集团的行为空间，这就是强力集团以及以圣彼得堡帮为代表的自由派。与叶利钦不同的是，普京巧妙地在主要利益集团间维持了相对均衡的立场，甚至推动两者进行竞争，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过度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发生。[31]这一点对于俄罗斯实现从打破“第一次转型”所导致的非效率制度均衡向“第二次转型”所追求的效率制度均衡创造了条件。第三，如果说叶利钦时期寄希望于同过去完全决裂并在瞬间打造一个“新世界”的俄罗斯社会在转型初期自由主义占据支配地位，而随着自由化改革的受挫各种社会思潮异彩纷呈、整个社会没有形成政治一致性而以分裂、矛盾和冲突为主要特征的话，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社会痛定思痛，持久的转型危机使其积累了充分的改变现状的需求，在克服危机和谋求发展的过程中，普京推动俄罗斯社会接受了其倡导的以自由、民主、个人权力和俄传统的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作用、社会团结为核心的“俄罗斯新思想”，从而为俄罗斯的“第二次转型”提供了团结社会大众的意识形态诠释。第四，如果说叶利钦时期的制度环境并不稳定、经济竞争性和产权交易市场发展不足的话，普京充分抓住了能源价格上涨的战略机遇，利用俄罗斯的资源禀赋及其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经济，迅速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同时，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俄又加大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使得俄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逐步提升，而产权交易市场也没有因为俄加强国家对战略产业的宏观调控而迟滞发展。凡此种种，都有利于俄罗斯转型走出非效率制度均衡的困境，实现“第二次转型”。就动力机制而言，“第一次转型”与“第二次转型”的目标的落差提供了原动力。因为，“第一次转型”导致了一种“似是而非”的低效率制度安排。这种制度结构之所以产生，最主要的原因是制度变迁对行为主体产生的权力（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分配效应在次序上优先于其增长效应。在转型初期获利的集团会利用既有的政治或经济权力优势，维持一种对他们有利却损害社会利益的制度结构，从而使俄罗斯转型长期处于权力分配斗争中，导致一种制度结构偏离社会利益目标的非效率状态。但转型的逻辑表明，既然制度变迁已经启动，制度环境就为制度下一步的内生演化提供了足够的空间。非效率的制度均衡违背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只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陷阱，最终会在效率和利益的驱动下继续演变，直至实现转型对制度结构的要求，实现效率制度均衡。
从某种程度上，“第二次转型”的度量可以通过一系列旨在展示制度环境质量的指标评估体系来实现，比如重点关注正式制度变迁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结构性改革指数和将非正式调控纳入指标体系的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从这两组指数看，俄罗斯在普京执政时期的转型总体是朝着克服制度陷阱、形成效率制度均衡的方向。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当今的俄罗斯，利益集团的组合配置已经发生了较叶利钦时代迥异的变化，主要利益集团相互竞争，使得原先垄断的利益集团试图维持于己有利的非效率制度均衡成为很难完成的任务。
《俄罗斯报》2008 年 2 月 1 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对普京 8 年来执政贡献进行的盘点和总结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在该文中，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研究所所长、通讯院士戈尔什科夫归纳了普京的五大贡献：一是化解了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相互作用的“系统性危机”；二是使大多数国民的生活水平从以往的低得难以忍受，上升到起码能够接受，并且使这些改变惠及大多数人；三是在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实现了稳定；四是国家为社会持续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政治和心理前提；五是百姓恢复了对国家的信任[32]。
但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普京时代俄罗斯的“第二次转型”为俄罗斯的制度转型奠定了比较坚实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基础。但在寻求建立新的效率制度均衡进程中，不能排除新的制度陷阱形成的可能：一是重新成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实现利益分配的平台；二是更为灵活的机制可能使参与者寻租空间更大；三是民众对当局信任度可能的变化（第二次转型很大程度上是进行不受欢迎的改革）。由此可见，“第二次转型”的难度与“第一次转型”相比不见得更容易。其中的关键之处仍然在于达到效率制度均衡，避免俄罗斯再次滑落到国家集权与干预过度、失当，旧体制局部复归，或者国家权力与能力过度耗散，俘获型国家、弱国家长期延续这两种无效路径之中。为了避免这些极端情况出现，俄至少需要在两个方面进行持续的制度构建。一是稳步而有效地推进以宪政、民主和法治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二是完善市场机制，推动符合俄罗斯国情的公民社会建设，吸收社会民众对制度改革和国家治理的广泛参与。另外，在外交上，俄也必须以超出“帝国”的身份加速融入国际社会，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转型研究成为一种显学，但无论是对中东欧国家的转型研究，还是对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的转型研究，大部分学者都是基于将转型进程视为从全能主义体制到民主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两种尖锐对立的制度均衡的“中间状况”。过往10 余年的发展表明，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正如马托斯所指出的，那些倾向于将上述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变迁视为一种没有预设固定结果的社会经济转型，而非将其看作终极目标就是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学者们才是正确的。[33]
过去在探讨转型多样性时，一般是从传统与现代的相互关系、转型过程的速度与次序以及国家 与市场的互动角度出发；或者是以地理和宗教为焦点、以理念为主、以阶级、社会集团为中心或以历史制度为中心[34]。
笔者注意到，尽管与俄罗斯“第二次转型”的时限和内容不完全一致，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基斯斯坦等国也出现了“第二次转型”现象。这同样充分说明了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的多样性特征。“第二次转型”无疑为转型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参照，但不得不强调的是，这种制度变迁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存在着很多风险，其难度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亚于“第一次转型”。至少对于 俄罗斯而言，普京推动的“第二次转型”的悖论在于，这仍是一种基于“追赶型战略”的模式，并未跳出俄历史进程中从激进到稳健到保守的变迁路径。它在促进俄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埋下了俄崛起受阻的因子。对于 21 世纪的俄罗斯而言，如何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最佳发展道路仍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35]
（责任编辑 常 喆）
本文系教育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理论研究课题委托项目《中国改革与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比较研究》（课题编号：2008JYJW054）的成果之一。
。杨成，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1]主要代表性文献包括：中文：1、冯绍雷、相兰欣主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2、许志新主编：《重新崛起之路——俄罗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3、范建中等著：《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与对外战略选择》，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 年；4、潘德礼、许志新主编：《俄罗斯十年——政治、经济、外交》（上、下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俄文：1、Алексей Чадаев: Путин—егоидеология. М.:2006.2、Ясин Е. Г. Приживется ли демократия в России? М.: Фонд Либеральная миссия , 2005.3、Гайдар Е. Т.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Россия в мире: Очерк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М.: Дело, 2005. 4、Ясин Е. Г. Новаяэпоха—старые тревог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М.: Нов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2004. 5、Ясин Е. Г.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Истоки и панорама рыночных реформ. М.: ГУ-ВШЭ, 2003.6、Российское народовластие: Развитие, современныетенденции и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Под ред. А. В. Иванченко. М.: Фонд Либеральная миссия , 2003. 7、Поланьи К. Великая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стоки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СПб.: Алетейя. 2002. 8、Щевцова Л. Ф.Десять лет после августа: Предпосылки, итог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М.: Фонд Либеральнаямиссия , 2002. 英文：1、White Stephen, Gitelman Zvi and Richard Sakwa (ed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Politics, 2006.2、Remington, Thomas, Politics in Russia, 2006；3、Pravda, Alex, Leading Russia: Putin in Perspective, 2005.4、CameronRoss (ed.), Russian Politics under Puti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2004.5、 Golosov, G. V.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Regions of Russia: Democracy Unclaimed, Lynne Rienner, Boulder, CO and London, 2004.6、Brown,A. (ed.), 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1. 7、Mcfaul, M. Russia’s UnfinishedRevolution: Political Change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NY, 2001.
[2] 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主编：《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年。
[3] 叶夫根尼·亚辛：“俄罗斯走向市场经济之路”，冯绍雷、相蓝欣主编：《俄罗斯经济转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40 页。
[4] 参见 Andreff V, Would a Second Transition Stage Prolong the Initial Period of Post-Socialis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into Market Economie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1,2004. No.1, pp.7-31.14
[5] Joseph E. Stiglitz, “Whither Reform?—Ten Years of Transition.”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EconomicDevelopment: World Bank, 2000, pp.27-56.
[6]吴玉山：《俄罗斯转型 1992-1999——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 年，第 53 页。
[7] 景维民、孙景宇等编著：《转型经济学》，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年，第 3 页。
[8] Александр Ломанов, Транзит без пункта назначения ,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08, №2. С.19.
[9] Вайнштейн Г. И. 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и и проблемы пост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нституты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 Дубна. 2001. С.137.
[10] Яжборовская И. Полит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одходы к проблематик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устройства в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2000. №7.
[11] Александр Ломанов, Транзит без пункта назначения ,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08, №2. С.19-20.
[12] 吕炜：《反驳与猜想——中国改革如何才能不被曲解》，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年，第 7 页。
[13] 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年，第 298 页。
[14] Sampson, Steven. "The Social Life of Projects: Importing Civil Society to Albnaia". In C. Hann and E. Dunn (eds.) CivilSociety: Rethinking Western Models.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 122.
[15]冯绍雷：“制度转型与范式转换——以俄罗斯的制度转型为例”，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6 页。
[16] Vladimir Popov. The state in the new Russia (1992-2004): from collapse to gradual revival? 参见：http://http-server.carleton.ca/~vpopov/documents/State-collapse-PONARS.pdf
[17] Jeffrey D. Sachs, 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 Penguin Press, 2005. [美]杰弗里·萨克斯：《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邹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19-120 页。
[18] Jeffrey D. Sachs, 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 Penguin Press, 2005.[美]杰弗里·萨克斯：《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邹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7 页。
[19] [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
[20] 吕炜：《反驳与猜想——中国改革如何才能不被曲解》，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年。
[21] Бальцерович Л. Социализм, капитализм,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Очерки на рубеже эпох. М., 1998. С. 153.[22] Полтерович В. М.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ловушки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реформы. //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иеметоды, 1999, т.35, №2；Полтерович В. М.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ловушки: есть ли выход? //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04, №3. 这里所说的制度陷阱实际上是一种非效率制度均衡，这种制度结构是非效率的，但改变它的成本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对其进行制度变革将极不划算，从而使得一种不利于社会转型的均衡制度结构状态得以维持。参见徐坡岭：“俄罗斯经济转型的路径、特征与问题”，冯绍雷、相蓝欣主编：《俄罗斯经济转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43-100 页。
[22] 杨光斌、郑伟铭：“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苏联—俄罗斯转型经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 年第 4 期，第 31-44 页。
[23 秦晖、金雁：《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04 年，第 213 页。
[24]吴玉山：《俄罗斯转型 1992-1999——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 年，第 160 页。
[25] 唐贤兴：“俄罗斯政党制度的演变”，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92-97 页。[27] Timothy J. Colton and Jerry F. Houdh, eds., Growing Pains: Russian Democracy and the Election of 1993 (Washiongton,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8), p.1. 转引自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02 页。
[26] 俄罗斯激进的制度变革使俄陷入了经济通胀、衰退和政治秩序混乱相互交织的困境中。正是这种制度变迁与俄罗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相互不适应，促使俄罗斯对激进转型战略进行反思，并作出相应调整。实际上，从 1995 年起，俄罗斯经济上就开始放弃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休克疗法”，而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推动经济转型。在此后的转型历程中，俄罗斯在许多领域基本上停止或放缓了过于激进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在调控经济转型进程中的作用。但整体而言，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经济转型形成了有利于寡头经济的非效率制度均衡。参见冯舜华、杨哲英、徐坡岭：《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425 页；徐坡岭：“俄罗斯经济转型的路径、特征与问题”，冯绍雷、相蓝欣主编：《俄罗斯经济转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83-88 页。
[27] 参见田春生：“从新自由主义学说看俄罗斯‘休克疗法’政策的失败及其原因”，《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4年第 14-15 期。[29] [俄]弗拉基米尔·马乌：“转轨与发展：俄罗斯的十年”，《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 年第 4 期，第 84 页。
[28] John Muleller，“Democracy， Capitalism and the End of Transition”, Michael Mandelbaum (ed.), Post-Communism:Four Perspective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6.
[29] Андерс Ослунд,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капитализма: Рыночн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стран бывше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блока. М.,2003.[32] Marie Lavigne , 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t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 Macmillan, Basingstoke.1999, p.276.
[30] Brada J., Kutan A.M., ‘The Macroeconomics of Post-transition: Has it arrived?’, Economic Systems, 2000, 24, p. 113.
[31] Mimi Larsson, Political Action in a Post-Socialist Society. 转引自苑洁主编：《后社会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年，第 8-9 页。
[32] 参见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 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
[33] 俄罗斯激进的制度变革使俄陷入了经济通胀、衰退和政治秩序混乱相互交织的困境中。正是这种制度变迁与俄罗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相互不适应，促使俄罗斯对激进转型战略进行反思，并作出相应调整。实际上，从 1995 年起，俄罗斯经济上就开始放弃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休克疗法”，而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推动经济转型。在此后的转型历程中，俄罗斯在许多领域基本上停止或放缓了过于激进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在调控经济转型进程中的作用。但整体而言，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经济转型形成了有利于寡头经济的非效率制度均衡。参见冯舜华、杨哲英、徐坡岭：《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425 页；徐坡岭：“俄罗斯经济转型的路径、特征与问题”，冯绍雷、相蓝欣主编：《俄罗斯经济转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83-88 页。
[34] Россия на пути к возрождению. Социальная и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России в 2003 году. М.:2004.
[35] 曲文轶：“俄罗斯经济增长模式探析——兼与中国比较”，《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 年第 3 期，第 41 页。
[29] Москвин Д. Е.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ая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ь как результат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вРосс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Выпуск №7, 15 февраля 2006 г.
[30]徐坡岭：“俄罗斯经济转型的路径、特征与问题”，冯绍雷、相蓝欣主编《俄罗斯经济转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95-96 页。
[31] 一国政府被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程度与腐败程度有直接关系，“政府被控”国家一般转型进展缓慢，只有遏制利益集团对政府的控制，才能有效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最新研究表明，俄罗斯腐败程度并非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样在普京时代出现了大幅增长。（参见 Гурьевич С. Что такое коррупция? Как с ней бороться?//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07№1.）С.8-9.
[32]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1 февраля 2008 г.
[33] Matos C.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and Institutions: Competing Approaches and Challenges. Mimeo.2005.
[34] 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64-267 页。[35] 杨成：“第二次转型与俄罗斯的重新崛起”，《俄罗斯研究》2007 年第 6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