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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是影响国家治理的关键变量，能否有效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绩效。本文从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入手，对俄罗斯 20 世纪中期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以及期间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绩效变化进行了深刻剖析，对“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俄罗斯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转换关系的倒 U 型曲线。

　　【关键词】 国家权力 国家能力 国家治理模式 俄罗斯

　　【中图分类号】 D73/77.512.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8)03-0006-(13)

20 世纪的俄罗斯经历了跌宕起伏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配置与相互协调始终是影响俄罗斯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绩效的关键因素。从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这一视角出发来审视和研究俄罗斯国家治理模式的演进过程，不仅可以对俄罗斯已经经历的体制变革的内在逻辑、路径演化轨迹以及总体绩效作出深刻的理解和诠释，而且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俄罗斯在梅德韦杰夫与普京组合时代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前景。

一、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一个分析框架

　　马克斯·韦伯在《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对权力作了如下界定：“‘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内，自己的意志即使遇到反对也能贯彻的任何可能性，而不管这些可能性建立在什么基础上。”[1]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博比欧则进一步区分了权力的三种形式，即“我们可以通过将积极主体用于对消极主体设定行为边界的手段来划分出不同权力形式……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主要的权力形式：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利用其所拥有的特定稀缺物品，指挥那些不拥有稀缺物品的人们从事特定的活动，通常是从事某种劳动… …意识形态权力建立在这样一种事实基础上，即具有特定权威的人以特定方式所明确表达出来的某些观念，对有关的人们所施加的影响……最后，政治权力依赖于拥有各种工具（如各种类型的武器和能力）以施加暴力。从严格意义上讲，政治权力是一种强制性权力。”[2]上述关于权力的经典理解已经突现出权力的几种特性：首先，权力代表了一种社会关系，存在着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的某种相互依赖性；其次，权力代表了某种能力，它可以影响权力客体的行为，以实现权力主体的意志；最后，权力有不同的来源，因而有不同的实施和表现形式，如基于物质暴力的强制、基于经济利益的交易和基于意识形态的说服。[3]权力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它具有某种经济价值、经济属性，即权力不仅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和要素而且可以影响微观社会经济主体的行为以及一国的宏观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与发展。尽管具备上述特性的权力可以在社会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分配，但是从近现代历史来看，国家显然是一个集上述三种主要形式的权力为一身的组织化、制度化的公共治理主体。无论在对暴力资源的占有、对经济资源的掌控还是在对意识形态的传播与合法性塑造方面，国家都已经远远超越了所有其他社会主体，因而国家也往往成为影响社会秩序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键。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将国家权力界定为国家综合运用其所掌握的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等权力资源对社会成员的行为以及社会整体的运行状况施加干预和控制的力量（state power）。

　　与国家权力既相关但又相互区别的另一个概念是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ies）。学术界对国家能力有过不同的界定，这些界定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将国家能力界定为国家运用自身的权力、权威以及各种制度和政策工具实现自身意志、目标和偏好的能力。例如，王绍光和胡鞍钢 将国家能力界定为“国家将自己的意志（preferences）、目标（goals）转化为现实的能力。”[4]美国政治学者麦克福尔也作了相似的界定，他将国家能力定义为一种国家能够实施自身偏好的方式。[5]对国家能力的另一种理解则是将其界定为国家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和公共政策有序治理社会，并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例如，世界银行在 1997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将国家（政府）[6]能力界定为国家（政府）“有效地实施并推动集体行动的能力，它包括法律与秩序、公共卫生以及基础设施等。”[7]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福山也在近期的著作中将国家能力界定为“国家制定并实施政策和执法的能力特别是干净的、透明的执法能力。”[8]在上述两种界定中，前者更加侧重于国家主体的意向性因素，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国家实施统治与治理的客观效果。

　　一般而言，国家权力与国家实现自身意志、目标和偏好的能力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国家拥有的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权力越集中、越丰厚，国家相对独立自主地实现自身目标偏好的能力越强。因此，我们可以近似地将国家实现自身目标偏好的能力归入国家权力的维度。但是，国家权力与国家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和公共政策有序治理社会，并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复杂。一方面，国家只有掌握了必要的政治权力（强制力）、经济权力以及意识形态权力，才能提供必要的制度供给和秩序治理，也才能使国家的法令和政策得到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过度扩张也很可能因侵犯个人权利、破坏必要的社会自组织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而损害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正如温加斯特所归纳的“经济制度的基本性政治悖论”表述的那样：“强大到足以保护产权和合同实施的政府也同样强大到足以剥夺公民的财产。市场繁荣不仅需要适当的产权制度和合同法，而且还需要一种能够限制国家剥夺公民财富的能力的政治基础。但导致政治制度发挥某种作用而不是另一些作用的条件还远远没弄清。”[9]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将国家能力界定为国家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和公共政策有序治理社会，并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以使其与国家权力相区分。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关于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关系的简单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中的纵轴代表了国家所拥有的权力，而且越远离原点，这种权力资源越丰厚、权力集中程度越高，国家对社会成员的控制越严格；图 1 中的横轴则代表了国家的能力，同样越远离原点，国家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和秩序治理推动社会经济持续高效发展的能力也就越强。在图 1 中标示出三个点 A、B、C，这三个点既代表了三种比较典型的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组合，也代表了三种典型的国家治理模式。其中，A 点表示国家拥有的权力很大，但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比较弱；与A 点相比，位于 B 点的国家所拥有的权力相对较小，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却很强；与 A、B 相比，位于 C 点的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都很弱小。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位于A 点和 B 点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强国家”（简称为 A 型强国家与 B 型强国家），不过前者更多地建立在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大量汲取和严格控制的基础之上，从而使得国家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超越其他社会团体影响的能力）。近代欧洲的一些专制主义国家（如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以及现代的一些极权主义国家（如纳粹和军国主义政体）、全能主义国家（如斯大林时代的前苏联）相对比较符合这种国家权力与能力组合及国家治理模式。而 B 点所代表的强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能够精确测度国家权力大小的综合性指标，不过可以找到一些替代性的指 标加以近似衡量，例如国家直接控制的财产的比例（如国家所有制的比重）就可以作为一个衡量国家权力大小的替代性指标。同样，我们也很难找到一个能够精确测度国家能力（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的综合性指标，因此也只能根据一些替代性的指标加以近似衡量，如长期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居民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等（即效率与公平的综合考量）。A、B、C 是理论上抽象并高度简化的三种典型的国家权力与能力组合及国家治理模式，现实中的国家权力与能力组合以及国家治理模式是更加多样和复杂的，它们位于整个坐标区域的不同空间位置中。9国家则更多地建立在国家与社会（不同群体和利益集团）的“一致同意”、“社会契约”的基础之上，而且国家权力受到法律和程序的严格制约，国家对私人产权和契约进行比较有力的保障，从而促进了个体交易和创新的动力，提高了经济效率，促进了经济的长期增长，现代的许多发达工业民主国家（美、英以及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相对比较符合这种国家权力与能力组合及国家治理模式。当然，从历史经验来看，A 型强国家伴随着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外部世界的变化很可能是不稳定的。因为国家对社会的过度控制、汲取甚至掠夺很可能引发社会对国家的反抗；另外 ，这种类型的国家也常常无法避免因国家权力过度扩张而产生的效率低下、滥用职权、官僚主义、权贵垄断、寻租腐败等“政府病”现象[9]，从而最终导致国家能力的衰竭。当上述危机积累并超越了一定的“临界点”之时，A 型强国家很可能进入到一个制度改革甚至全面转型的阶段，而这一过程既可能使其向 B 型强国家这种良性国家治理模式转变（路径Ⅰ），也可能滑向 C 点所代表的恶性国家治理模式（路径Ⅱ）。而后者则是一种典型的“弱国家”治理模式，因为它既无法实现国家维护 其政权稳定、国内秩序稳定的目标，也不能有效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因而成为一种典型的“失败的国家”。[10]这种国家在现实中并不罕见，如内部解体和制度剧变的一些“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以及像阿富汗、伊拉克这样的因外部力量入侵而发生崩溃的国家。

　　上述国家权力与能力的分析框架为研究现代国家体制变革、国家能力演化以及国家治理模式变迁提供了一个既简单明了又具有较大兼容性的参照系，它有助于我们比较直观而深刻地理解国家制度改革与转型的路径演化轨迹、内在逻辑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的关键性制度问题。运用这一分析 框架，可以对俄罗斯转型进程中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作出深刻的理论剖析。

　　二、国家权力解构与能力耗竭：从前苏联到叶利钦时代的国家治理

　　斯大林时代，前苏联形成的高度集权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显然是俄罗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社会经济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演进的重要历史起点。这种国家治理模式主要具有如下三个特征：一是高度集权且党、国同构的政治体制；二是建立在国家所有制基础上的统制经济；三是通过官方意识形态的“训导制度”以及高度组织化、等级化的“单位制”实现对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和组织[11]控制上述三大制度基础相互支持，形成了一种国家和政府以行政指令、经济计划严格排挤市场并深入渗透和控制社会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

　　从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组合来看，斯大林时代的全能主义国家无疑是高度集权的，而且可以利用强大的权力实现国家特定的目标偏好（如建立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实现重工业发展战略、推行特定的意识形态偏好等），但是在实现这些目标偏好的同时，也因国家权力和干预范围的过度扩张而削弱了国家促进社会经济持续高效发展的能力，从而降低了经济效率，影响了民众实际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如普遍的短缺、产品质量低劣、创新动力衰竭以及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等）。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可以将斯大林时代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在图 2 中用处于坐标系左上角的 D点加以标示，即国家权力高于国家能力。然而，伴随着斯大林体制走向僵化，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的内生性弊端也逐步显现，主要体现为：（1）国家面临着巨大的信息成本，削弱了计划决策的有效性；（2）国家干预替代私人决策，无法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抑制了经济利益对个体积极性与创造性的激励作用，使得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个人目标与国家战略目标相互冲突；（3）国家取代了市场，经济计划和实物指标替代了货币、价格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无法进行真正的“经济核算”，不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潜在的“效率边界”，从而使经济丧失持续发展的动力；（4）国家权力、机构与职能的过度膨胀不仅耗费了大量资源，而且导致官僚主义的滋长，进一步弱化了国家的治理效能，侵蚀了国家的合法性基础。[12]

　　斯大林之后，为了克服传统体制的弊端，前苏联进入了一个长达 30 多年的周期性改革阶段。改革的实质是在不触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局部分权（包括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分权和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分权）和引入市场机制的方式来激活高度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以扭转经济的低效率和不断衰退。改革者原本希望在不过度侵蚀国家权力基础的前提下提高国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这在图 2 中直观地表现为从 D 点到 N 点的理想路径。但在现实中，改革并没有按照预期的理想路径发展（所以用虚线表示），而是呈现出一个国家权力逐步解构与国家能力不断衰竭的过程，这在图 2 中显示为从 D 点到 E 点的退化路径 1。造成这种退化路径的原因在于：（1）受执政者的意识形态刚性、计划体制的制度结构、复杂的利益关系以 及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13]，改革本身呈现出周期性的、非稳定性的特征，结果错过了有效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最佳时机，最终使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效率与收益消耗殆尽，使得国家的经济权力与合法性基础遭到严重削弱。（2）全能主义国家制度本身的结构性约束与改革期间出现的政治经济控制体系松动相互结合还进一步促使以官僚、企业经理为代表的“狭隘利益集团”形成了相互勾结的“分利性联盟”，他们不再关注提高企业和国家整体的生产能力，而是致力于通过隐瞒真实信息、谋取国家补贴等各种“隐蔽 的共谋”手段来实现自身的狭隘利益，从而给计划经济体制的平稳有效运行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并形成对改革传统体制的严重阻力；[14]（3）戈尔巴乔夫时代仓促发动的以“公开化”、“民主化”和“多元化”为核心的激进政治变革加速了国家的崩溃与能力的耗竭，即公开化导致共产党合法性的丧失，民主化导致国家机构组织力量的瘫痪，多元化导致民族分离主义的滋生，这些改革将“政党—国家”的基本制度拆散，使得前苏联处于一种“无国家”状态；[15]（4）改革期间出现的一些体制外的经济与社会成分（如“第二经济”、“第二社会”乃至 “第二文化”[16]）不仅削弱了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合法暴力垄断能力以及秩序治理能力，而且成为包容和孕育自由派、反对派力量的场所，这些都成为国家权力解构、能力瓦解以及体制崩溃的重要外部力量。总之，在改革的非稳定性和非连续性，“狭隘利益集团”与“分利性联盟”的孳生，不恰当的政治改革策略选择以及反体制社会力量的侵蚀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前苏联全能主义国家的权力与能力不断流失、削弱以至耗竭。而当国家这一最为重要的制度供给主体、秩序治理主体的主要能力消耗殆尽之时，原有的传统体制结构也将丧失其最为重要的制度支撑，自然走向体制的瓦解、崩溃和剧变。此后，前苏联也就相应走上另一条制度演化的路径，即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

　　叶利钦时代的转型以制度变革的激进性为主要特征。自由派改革者原本希望通过全面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改革为俄罗斯建立起“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17]，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经济的长期繁荣。但是过度激进且考虑不周的改革却进一步加速了国家权力解构与能力衰竭的过程，以至于俄罗斯最终退化为一个典型的“弱国家”、“失败的国家”，这一过程在图 2 中体现为从 E 点到 F 点向坐标原点进一步退化的路径 2。俄罗斯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波波夫指出，俄罗斯转型进程中国家基本功能的弱化主要表现为：国家的合法暴力垄断能力下降，如犯罪率大幅度上升，黑帮与私人暴力组织大量滋生；国家无法征收足额税款来为大众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养老金、医疗保障）；国家无法有效控制货币的发放，如对企业的隐性补贴和政府的财政赤字引发通货膨胀。据此，波波夫作出了这样令人悲观的结论：由于国家基本功能严重弱化，国家在俄罗斯是否真正存在都成为问题，结果使得转型进程中的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加广泛可见。[18]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1）以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观稳定为核心的“休克疗法”的实施，使国家丧失了对必要经济资源的控制和汲取能力，限制了国家必要的管理和调节经济运行的职能，同时也为大规模的寻租、腐败、俘获和犯罪行为洞开大门，从而使俄罗斯形成了一种畸形而低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2）激进的政治体制变革与国家制度重构引发了严重的政治秩序动荡以及政治市场上不同政治力量的激烈争斗，结果使政府的制度改革政策为政治斗争所拖累，严重制约了转型时期俄罗斯政府的行为能力，从而进一步给经济制度变革平添了政治障碍；而私有化过程中崛起的寡头阶层不仅攫取了大量的国家财产而且形成了严重的寡头干政的局面，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权威和制度改革能力，从而使国家陷入一个混乱而低效的“局部改革均衡陷阱”之中。[19]（3）原有的共有信念系统和社会控制体系伴随着激进的制度变革突然瓦解，但是在短期内却无法形成新的价值观念系统和社会控制体系，而权威与能力遭受严重削弱的国家也无法及时有效地对新生的公民社会实施必要的协调、规范与整合，这些都加剧了转型期的社会失序，增加了社会断裂的潜在风险。[20]

　　由此可见，叶利钦时代的激进制度变革实际上使得戈尔巴乔夫时代就已经岌岌可危的国家政治权力资源、经济权力资源、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资源进一步严重流失，使国家必要的制度供给与秩序治理能力进一步遭到严重削弱。当国家无法提供一个坚固的政治和法律秩序外壳之时，市场与社会也自然处于一种无序型构的状态之中。[21]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俄罗斯就自然形成了一种“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与“公民社会失灵”相互交织、相互强化的混乱无序的“秩序分裂型国家治理模式”。其直接后果就是扰乱了社会主体的理性预期，引发各种形式的机会主 义和行为失范，缩减了经济交易和社会信任的扩展空间，最终无法形成稳定的市场经济秩序，因而加剧了转型期的经济衰退与社会危机。

　　三、国家权力整合与能力构建：从普京时代到“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

　　为了使俄罗斯摆脱因国家权力解构与能力耗竭所引发的“秩序分裂型国家治理模式”，必须从俄罗斯的历史与现实出发，重新探索切实有效的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道路。其中，重塑国家强大的制度能力和秩序治理能力，保持国家对社会经济转型的有效指导和调控，显然是俄罗斯摆脱叶利钦时代日益严重的国家治理危机的必要条件。2000 年普京执政后，也正是从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强化国家能力构建这一核心问题入手，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政策，对俄罗斯的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进行有力的调整。普京时代对国家权力的整合与国家能力的构建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强化政权建设，构建真正的强政府。后社会主义多重制度转型引发了严重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动荡，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作为国家秩序的稳定器、制度改革的推进器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22]然而，叶利钦时代的弱政府却远远无法发挥上述功能。在多重权力中心、分利集团的联合侵蚀下，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实质上处于极度分散的状态，政府也自然处于一种软弱无能的状态之中。为了扭转上述局面，普京采取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来集中整合国家权力，构建具备充足制度能力的强政府。这些措施主要包括：改革政党制度，整合分裂的政治秩序；改革联邦体制，强化国家对地方政权的垂直领导；打击寡头干政，强化国家对政治经济资源的控制能力；改革行政体制、打击腐败，提高政府的廉洁与效能。[23]通过上述举措，俄罗斯政府的自主性得到提高，政策和法令的执行能力 明显增强，政府的行政成本有所降低，而治理效能却不断改善。基于上述原因，普京时代的俄罗斯逐步摆脱了叶利钦时代政府软弱无力的状态而朝向一种强政府治理模式演进，这就为其着手经济与社会其他领域的制度改革构筑起坚实而有力的政治基础。

　　其次，强化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和干预，构建可控而高效市场经济体制。20 世纪 90 年代，叶利钦试图通过迅速的经济自由化为市场的自发扩展创造空间，然而却在过度缩减政府职能范围的同时破坏了政府必要的保护和培育市场秩序的能力，从而使俄罗斯的市场经济体制严重扭曲。普京对市场经济的制度特性及其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解要比叶利钦更为深刻、务实。这突出体现为普京在不断增强政府自身治理能力的基础上对俄罗斯畸形的市场体制进行改造，对支持市场经济有效运转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进行更加细致的培育，从而将催生现代市场经济的两种力量——政府的理性构建与个体的自发演化——有机结合起来。普京建构市场经济体制的措施主要包括：完善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建设，构建法治的市场经济；修正激进的私有化政策，强化国家对国有资产以及战略性行业的控制，深化公司治理建设；强化宏观调控，制订长远经济发展战略；稳健推行对外开放，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24]

　　最后，整合社会，增进国家秩序的和谐治理。叶利钦时代的激进变革将社会拖入一种极度分裂的状态，从而孕育出一个畸形而脆弱的市场社会。为了避免社会陷入无政府的秩序混乱状态，普京从经济、政治、社会与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采取综合措施，以减缓日益加速的社会分化趋势，实现社会整合与国家秩序的和谐治理。这些措施主要包括：采取超前增长居民实际货币收入、提高居民最低生活费标准、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解决拖欠工资和养老金问题等积极的 社会政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降低激进变革带来的社会成本；提出以“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权威”、“社会互助精神”为核心的俄罗斯思想，促进价值观念整合与社会团结；协调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构建有效的社会控制体系，特别是对公民社会的发展进行规范和引导，以试图培育一个符合俄罗斯“强国家—弱社会”传统的，并且在法律和政策约束下与政府互动协商，对国家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公民社会。[25]

　　普京时代对制度转型战略以及国家治理方略调整的实质在于，将叶利钦时代通过激进改革所放弃的政治权力资源、经济权力资源以及意识形态等社会权力资源再次集中和吸纳 到国家手中，并对其加以重新整合与配置，以提高国家整体的有效制度供给与秩序治理能力。这一改革过程在图 3 中比较直观地体现为俄罗斯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组合点从 F 点向坐标系右上方 G 点过渡的优化路径3。这一路径演化的最终结果就是使俄罗斯逐步摆脱了叶利钦时代“秩序分裂型国家治理模式”所形成的低效制度陷阱，而朝向一种更为稳定和高效的“秩序整合型国家治理模式”演进。伴随着国家秩序的稳定，经济与社会主体的理性预期也将趋于稳定，他们原有的掠夺、投机等分利性行为也将逐步转化为生产、投资等增利性行为，经济交易与社会信任空间将得到扩展，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将使得俄罗斯整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大幅度向外推移，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复苏与持续发展。[26]

　　从实际情况来看，经过八年的内外革新和励精图治，普京重构国家权力与能力，整合国家整体秩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治理目标得以初步实现。《俄罗斯报》2008 年 2 月 1 日的一篇文章对普京 8 年来执政贡献进行的盘点和总结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在该文中，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研究所所长、通讯院士戈尔什科夫归纳了普京的五大贡献：一是化解了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相互作用的“系统性危机”；二是使大多数国民的生活水平从以往的低得难以忍受，上升到起码能够接受，并且使这些改变惠及大多数人；三是在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实现了稳定；四是国家为社会持续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政治和心理前提；五是百姓恢复了对国家的信任。[27]

　

　　2008 年 3 月梅德维杰夫在总统大选中胜出，而 5 月 7 日政权顺利交接后普京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理，这些都标志着俄罗斯的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构建从普京时代进入到一个“梅—普”组合的时代。按照总统梅德维杰夫的施政纲领，他将延续普京的计划，充分保证当前政策和路线的连续性，以实现建立强大的俄罗斯国家的目标。[28]这不仅缘于普京作为一个强势的政治家将继续在俄罗斯政府发挥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则是普京 8 年来的制度改革与国家治理方略调整已经为其国家治理模式的延续创造了必要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条件。首先，经过 8 年的内外革新与励精图治，国家政权体系基本实现了一个由乱到治的改善过程，政府治理能力有所提高，从而 为普京治国方略的推行和延续提供一个比较有利的制度环境。其次，从主导国家转型与治理的主要力量来看，俄罗斯逐步摆脱了寡头严重干政的局面，政府自主性大大提高，虽然普京没有彻底排斥自由派在政府中的作用，但过度激进的自由主义势力在短期内无法左右俄罗斯的走向。[29]普京倚重的是强力机构、护法机关、军队及其在圣彼得堡的班底所组成的权力核心，上述力量可以发挥稳定国家秩序的功能，有利于保持普京所推行的强国战略的有效性和持续性。再次，经历了秩序混乱与经济衰退之后，俄罗斯社会逐步从对市场与民主的浪漫主义激情中冷静下来，民众更加关心的是如何恢复国家秩序并实现经济增长与福利水平的提高，而普京执政以来推行的治国方略也确实满足了民众的期盼，这就为其国家治理模式的延续创造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最后，强政府主导下的“秩序整合型国家治理模式”也比较符合俄罗斯“强国家—弱社会”的传统，特别是在市场与社会的自组织治理和自我发展能力仍然薄弱的前提下，发挥强政府的制度供给与秩序治理功能对于俄罗斯的转型深化与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构建具有积极意义。

　　尽管如此，俄罗斯的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构建尚未完成，而是依然处于一个 不断演化的过程之中。背负着沉重历史遗产的俄罗斯尽管在二十世纪 90 年代试图通过激进变革完成制度转换，实现建立“公民社会、法制国家和有效的市场经济”这一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理想目标，但是事实证明，俄罗斯向资本主义和民主的转型是一个比当初的预计更为复杂，更为长久的过程。[30]前苏联政府副总理，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列·阿巴尔金早在 2002 年就指出，俄罗斯转型要到 2015 年才能完成；[31]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阿甘别吉扬也认为：如果向市场过渡需要走 100 步的话，那么，俄罗斯的改革最多走完了 35 步，“俄罗斯离真正文明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发达的市场平衡还相差甚远。”[32]至于建立成熟的民主政治、完善的政府治理制度以及支持民主与市场有效运行的发达的公民社会，所需要的时间和完成的任务恐怕要比单纯的市场化更加漫长而艰巨。为了顺利推进民主化、市场化与构建现代公民社会的三重制度转型，并实现从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转向一种更加有效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俄罗斯在“梅—普”时代需要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进行持续性的制度建设。

　　在经济领域，除了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制度建设，提高市场经济体制的综合运行绩效，形成健康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之外，最为重要的任务有两个。[33]一是争取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在普京任期内，俄罗斯政府就已经确立了 2010 年实现 GDP 翻一番的国家核心战略目标，而梅德韦杰夫在其施政纲领中也指出俄罗斯必须有 10 年的稳定期才能把 20 世纪失去的机会寻找回来，这也是实现俄罗斯强国富民目标的经济基础。显然，在预定时间内实现上述目标，单纯依靠市场的自发演化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国家主导和协调下的经济制度构建、经济政策制订以及经济发展战略实施显然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二是从能源发展型模式转变为创新型发展模式，建立“创新型国家”，以提高俄罗斯的国家竞争力。以能源、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的低水平经济结构始终是俄罗斯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水平提高过程中的一个深层隐患和制约因素，因此，在《俄罗斯 2005—2008年社会经济发展中期纲要》中政府就提出要调整经济结构，使其朝着有利于加工工业、服务部门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方向发展的“创新导向型发展模式”。[34]而梅德韦杰夫在其施政纲领中进一步重申了这一目标的重要性，并且指出今后 4 年是向创新型经济过渡的决定性时期，这更加需要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以便为所有企业创造有利的条件。[35]

　　与经济领域同等重要的则是进一步强化国家政权建设，提高国家的制度能力、治理能力。尽管普京时代的一系列举措对于稳定国家的政治秩序，提高政府的治理效能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以规范的民主制度和善治的标准来看，俄罗斯的政治体制与政府治理仍然存在着极大的弊端、风险和不稳定因素。首先，如何在普京时代已经造就的强势总统角色与“梅—普”时代可能出现的强势总理角色之间实现权职分工和有效协调，以避免出现双重权力中心冲突而再度消耗国家权力并降低政府执行效能的局面，将是贯穿“梅—普”时代的一个关键性治理问题。尽管普京和梅 德韦杰夫都深信在遵守宪法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的分工（目前来看前者侧重内政和经济，后者侧重外交和国防）和有效协调不仅不会形成双重政权，而且会提高效率，但是其实际效果还有待长期观察。其次，普京政府虽然通过打击寡头势力缓解了叶利钦时代“寡头政治”的局面，但是以大型企业为代表的商业利益集团对政府的俘获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俄罗斯经济学家雅科夫列夫和祖拉夫斯卡雅的研究发现，普京采取的一系列政治集权和打压寡头的措施，并没有彻底解决俄罗斯“国家被俘”的问题，普京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把垄断租金从叶利钦时代形成的寡头转移到与联邦政府关系密切的寡头手中，不解决国家俘获问题，俄罗斯的政府治理绩效难以真正提高。[36]最后，尽管普京在其任期内就已经开始着手改革政府行政体制，但俄罗斯政府长期形成的严重腐败问题仍然是制约政府治理效能提高的重要因素。俄罗斯第一副总检察长安德烈·布克斯曼在 2007 年对媒体披露，俄罗斯官员行贿受贿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行贿数额约为 2400 亿美元，2006 年前八个月执法机关共查获约2.8 万起腐败案件，其中 9000 起是行贿案，证据确凿。[37]显然，打击腐败依然是俄罗斯新领导人面临的艰巨任务。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二人均表示在未来将继续改革政府体制，特别是向俄罗斯依然十分严重的寻租、腐败等顽症宣战，建立起法治和高效的现代政府。

　　此外，俄罗斯仍然面临着诸多社会发展问题。首先，严重的社会分化始终是困扰俄罗斯的社会问题。根据 2008 年 1 月的民调显示，俄罗斯 31% 的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添加应季服装鞋帽，16%的家庭缺乏足够的收入购买食品，10%的家庭将 3/4 的收入用于食物支出；俄罗斯有 13%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而 10% 的最富裕者的收入 15 倍于 10%的最贫困者。[38]面对这一严峻问题，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均表示将继续推进积极的社会政策来缓解严重的社会分化，最大限度的让百姓分享经济发展的巨大成果。其次，受转型期的经济衰退和福利体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俄罗斯面临着人口负增长的严峻形势，这成为制约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39]“梅—普”时代俄罗斯政府依然需要在原有的社会政策基础上，依靠国家的力量来提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改善人口结构。最后，俄罗斯还面临着进一步协调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问题。普京时代的一系列举措（ 如整合政 党、打击寡头、控制媒体等）在稳定社会秩序和规范公民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不免产生了一些抑制公民社会自主自治能力的消极影响。从国际经验来看，缺乏一个发育成熟的公民社会，国家难以实现善治的目标。因此，在梅德韦杰夫的执政纲领中也强调了通过巩固司法和言论自由，使公民社会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国家治理的目标。当然，这一目标的实现也需要一个长期调试与反复磨合的过程。

　　由此可见，“梅—普”时代，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构建依然面临着许多艰难而繁重的制度建设任务。期间，有多重制度变量需要转换，有多重结构关系需要调整，因而也自然隐含着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在这样一个复杂性、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相互交织的制度构建与演化时期，适度权衡国家权力配置与国家能力构建之间的关系，实现二者的最佳组合，对于俄罗斯国家秩序的有效治理与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历史经验并结合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近似地勾画出一条俄罗斯的国家权力—国家能力转换曲线，如图 4 所示。为了分析和表述的便利起见，我们将图中的横轴设定为国家权力（包括政治权力资源、经济权力资源、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权力资源），纵轴设定为国家能力。在图 4 中，俄罗斯的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之间近似的呈现出一种倒 U型曲线的转换关系，它类似于经济学中的“拉弗曲线”。

　　其中的 H 点所代表的国家能力达到了最高水平，而在 H 点的左边和右边，伴随着国家权力的分散或集中，国家能力都会下降，如 I 点和 J 点所示。因此，H 点代表了一种最佳的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组合（P*，C*）。从历史与现实来看，斯大林时代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近似于 J 点所代表的国家权力与能力组合，即过度集权与能力不足；叶利钦时代的“秩序分裂型国家治理模式”则近似于 I 点，即过度分权与能力不足。而普京时代通过对国家权力的整合与国家能力的构建所初步形成的“秩序整合型国家治理模式”则近似于从I 点向 H 点调整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推论：如果“梅—普”时代的俄罗斯政府是理性的且与社会存在“共容利益”（一损俱损，共生共荣），那么它应当会继续沿着既定的治国方略对国家权力与能力进行不断的调试与磨合，以小心地探测这一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最佳组合点，从而实现建立强大的俄罗斯国家的目标；否则俄罗斯就可能再次滑落到过度集权与能力不足，或者过度分权与能力耗竭这两种无效的国家治理均衡状态之中（如 J 点和 I 点所示）。

　

四、结 语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有效配置与相互协调是决定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历史与现实表明，在特定的传统与现实约束条件下，国家权力的过度集中与过度分散都可能严重削弱国家能力的发挥，从而成为扰乱社会秩序并阻碍经济发展的根源。这种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矛盾所形成的“国家悖论”[40]

　　不仅贯穿了大多数近现代国家的兴衰发展史，而且也成为影响从前苏联到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曲折演化历程的关键因素。前苏联的衰落、解体和剧变以及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混乱无序显然是上述矛盾与悖论的真实写照。而时至普京时代，俄罗斯的国家和政府开始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以试图寻找到一条符合俄罗斯传统和国情的有效的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道路。这一道路的实质就是重新集中、整合与优化配置国家的权力资源，重新塑造强大的国家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整合国家秩序、促进社会经济的复苏和持续增长，以实现强国富民以及俄罗斯复兴的战略目标。

　　普京时代的国家治理方略调整为俄罗斯的制度转型与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构建奠定 了比较坚实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基础。在梅德韦杰夫与普京组合时代，俄罗斯将延续普京时代总体的治国方略，但同样面临着在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复杂而艰巨的国家制度构建任务。其中的关键之处仍然在于如何权衡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避免国家权力的错误配置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使俄罗斯再次滑落到国家集权与干预过度、失当，旧体制局部复归，或者国家权力与能力过度耗散，俘获型国家、弱国家长期延续这两种无效路径之中。这两种状况的出现都会使俄罗斯目前的强国家、强政府从“扶持之手”蜕变为“掠夺之手”。为了避免 这些极端无效的国家治理模式出现，至少需要在两个方面进行持续的制度构建。一是稳步而有效地推进以宪政、民主和法治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制度建设，通过法律和制度来杜绝俄罗斯依然广泛存在的滥用职权、官僚主义、权贵垄断、寻租腐败等“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和“政府病”现象，不断增进国家自身的能力建设，确保强国家的适度有效干预功能。二是在扶持和增进市场发育的基础上推动符合俄罗斯国情的公民社会建设。通过公民社会所提供的规范、公开、透明、正式的渠道吸收社会民众对制度改革 和国家治理的广泛参与，既有效遏制既得利益集团的俘获行为，同时也确保国家的权力与职能保持在一个合理有效的限度之内。

　　总之，在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俄罗斯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道路峰回路转，初见曙光。尽管未来依然存在诸多风险和挑战，但如果俄罗斯能够继续保持国家制度环境的基本稳定，不断对国家权力配置与国家能力构建之间的关系进行适应性的调试、磨合与相互协调，有理由相信俄罗斯未来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道路将比 20 世纪 90 年代更加平稳有效，俄罗斯也很有可能实现大国复兴与崛起的战略目标。

（责任编辑 常 喆）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经济转型深化中的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研究”（项目批准号 08AJL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景维民，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系系主任；张慧君，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员。

[1] 转引自[美]斯科特·戈登著，应奇等译：《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1 页。

[2] 转引自[美]贾恩弗朗哥·波齐著，陈尧译：《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4 页。

[3] [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著，王逸舟译：《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2-15 页。

[4]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6 页。

[5] McFaul, Michael. (1995) “State Power,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Politics of Privatization in Russia”, World Politics,Vol. 47(2): 210-243.

[6] 学术界对政府（government）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包括了一个主权国家中的立法、行政与司法机构的 总合，因而与国家（state）一词的含义基本相同；后者则特指国家的行政机构。除非作出特定说明，本文中的政府指广义政府，与国家一词可以互换使用。

[7] 世界银行：《1997 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 年，第 3 页。

[8]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许铭原译：《国家构建：21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 7 页。

[9] 安德烈·施莱弗，罗伯特·维什尼著，赵红军译：《掠夺之手——政府病及其治疗》，中信出版社，2004 年。

[10] 杨光斌、郑伟铭：“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苏联—俄罗斯转型经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 年第 4 期，第 31-44 页。

[11] [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著，王逸舟译：《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李强：“后全能体制下现代国家的构建”，《战略与管理》，2001 年第 6 期，第 77-85 页；[匈]玛丽亚·乔纳蒂著，李陈华、许敏兰译：《自我耗竭式演进——政党—国家体制的模型与验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年。

[12] 景维民：《过渡经济论——目标、道路与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27-30 页；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357-369 页；曾峻：《公共秩序的制度安排——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及其运用》，学林出版社，2005 年，第 111-118 页。

[13] 例如，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引发了前苏联领导层对改革可能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担忧，因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前苏联也相应地减缓了改革步伐。

[14] [美]曼瑟·奥尔森著，苏长和、嵇飞译：《权力与繁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年，第 105-120 页。

[15] 杨光斌、郑伟铭：“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苏联—俄罗斯转型经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 年第 4 期，第 31-44 页。[16] [美]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著，孙龙等译：《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48-49 页。

[17] 在 1996 年的《俄罗斯总统国情咨文》中，叶利钦提出俄罗斯将最终建立“公民社会、法制国家和有效的市场经济”。参见胡键：《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学林出版社，2004 年，第 49 页。

[18] Vladimir Popov. (2004) “The State in the New Russia (1992-2004): From Collapse to Gradual Revival? ”. PONARSPolicy Memo 342, New Economic School, Moscow, http://www.nes.ru/~vpopov/documents/State-collapse-PONARS.pdf.

[19] World Bank. (2002). Transition—The First Ten Years: Analysis and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Union. Washington D.C., pp. 91-95；徐坡岭：《俄罗斯经济转型轨迹研究——论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经济政治过程》，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89-134 页，第 177-221 页。

[20] 胡键：《转型经济新论——兼论中国、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年，第 150-193 页。

[21] 张建伟：《转型、变法与比较法律经济学——本土化语境中法律经济学理论思维空间的拓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38-164 页。[22] 朱天飙：《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61-266 页。[23] 许志新主编：《重新崛起之路——俄罗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第 1-15 页，第 69-73页；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24 页。

[24]张驰：《俄罗斯转轨绩效透视》，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 年，第 154-187 页；田春生：“论俄罗斯新制度安排及其特点”，《俄罗斯研究》，2006 年第 2 期，第 46-51 页。

[25]许志新主编：《重新崛起之路——俄罗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第 156-166 页；张驰：《俄罗斯转轨绩效透视》，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 年，第 154-187 页；胡键：《转型经济新论——兼论中国、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年，第 172-193 页。

[26] 截至 2007 年底，俄罗斯已经从“面临沦为二三流国家的危险”重新跨入世界十大经济强国的行列，国内生产总值八年来增长了 70%，俄罗斯公司资本也估计超过了 30 倍。引自“俄罗斯开启梅普组合时代”，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5/07/content_8121299.htm.[

27] “ 《俄罗斯报》：普京执政八年让俄‘ 脱胎换骨’ ” ，新华网，2008 年 2 月 2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2/02/content_7564343.htm。

[28] “俄罗斯开启‘梅普组合’时代”，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5/07/content_8121299.htm。[29] 陈新民：“重新评估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特点与变化及走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 年第 6 期，第 127-130页。[30] [英]卡瑟琳·丹克斯著，欧阳景根译：《转型中的俄罗斯政治与社会》，华夏出版社，2003 年，第 23-25 页，第297-303 页。

[31] 转引自林跃勤：“经济转型：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俄罗斯经济转型进程及其启示”，《经济研究参考》，2007年第 7 期，第 19-23 页。

[32] 根据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阿甘别吉扬的观点，俄罗斯从 1992 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至少需要完成两大主要任务。一是“形成与以短缺为特征的中央计划经济有根本区别的供求平衡”；二是“创建作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市场机制”。如果向市场过渡需要走 100 步，完成第一项任务需要 40 步，完成第二项任务需要 60 步。10 年来俄罗斯的改革最多走完了 35 步。参见李建民：“阿甘别吉扬谈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5 年第 3期，第 1-4 页

。[33]“ 普京卸任总统后的五大不变” ，新华网，2008 年 4 月 5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4/05/content_7921882.htm。

[34] 郭连成：“评普京任期内的俄罗斯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研究参考》，2007 年第 7 期，第 14-17 页。

[35] “ 俄罗斯开启‘ 梅普组合’ 时代”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5/07/content_8121299.htm。

[36] Evgeny Yakovlev and Ekaterina Zhuravskaya. (2006) “State Capture: From Yeltsin to Putin”. CEFIR / NES WorkingPaper series, No. 94, http://www.cefir.ru/papers/WP94_Zhuravskaya_Yakovlev.pdf.

[37] 赵立枝，王超：“俄罗斯经济形势扫描”，《西伯利亚研究》,2007 年第 1 期，第 7 页。

[38] 引自“透视‘梅普组合’引航下的俄罗斯未来”，新华网，2008 年 3 月 15，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3/15/content_7793278_1.htm。

[38] 俄罗斯人口出生率与西欧国家相近，但死亡率却很高。2006 年，俄罗斯人口死亡率达到了人口出生率的 1.5 倍。当前，俄罗斯的人口数量已经从 1993 年的历史峰值 1.486 亿减少到了 1.42 亿，并且继续以年均七八十万的速度递减。如果目前的趋势不能扭转，俄罗斯人口数量将于 2050 年降到世界第 18 位，而 1913 年俄罗斯曾是世界第三人口大国。引自“透视‘梅普组合’引航下的俄罗斯未来”，新华网,2008 年 3 月 15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3/15/content_7793278_1.htm

.[39] 笔者认为，“拉弗曲线”所展现的税率与财政收入的倒 U 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了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因为税率是国家经济权力的一种表征，而实际的财政收入则与国家能力有关。

[40][美]道格拉斯·C·诺思，陈郁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20-3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