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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苏联解体后出现了一些新的未被国际社会承认的边疆地区。研究后苏联民族冲突的学者一般认为,民族认同在民族冲突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后苏联的民族冲突之所以如此激烈,原因即在于此。但这种认识实际上并不全面。本文以黑海沿岸的阿布哈兹和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为例,从阿布哈兹、德涅斯特河左岸以及比萨拉比亚东正教会内部关系探讨政治认同与民族冲突问题,认为研究跨边界行为者对认识整个黑海沿岸地区的认同政治是有利的。

　　【关键词】　未被承认国家　政治认同　东正教　跨界少数民族

　　【中图分类号】　D85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08)02-0060-(16)

引言

　　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催生了一批未获承认的政体。南斯拉夫解体后宣告独立的政体大多获得国际社会承认,但苏联解体后诞生的几个政体(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和德涅斯特河)却至今未获承认。

　　帝国的瓦解通常带来继任政体合法性问题。苏联及南斯拉夫解体的典型特征是:国际社会规定,只有前加盟共和国能够成为独立国家,而类似自治共和国(科索沃,阿布哈兹共和国和鞑靼斯坦共和国等)的次级政体不享有此权利。这一不成文规定的地位凌驾于公投之上,有时甚至以武力强制执行。无法 获得承认的这些独立政体认为,他们所隶属的原宗主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只不过是苏联统治下的小行政单元,因此问题关键不在于国家边界是否神圣不可侵犯,也不在于其是否具有独立权利(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苏联解体前就已处于独立状态或组织过独立公投)。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之间的行政等级不能简单等同于上下隶属关系。事实上,笔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是否只有前加盟共和国才能成为合法的独立国家这一议题,但始终未找到任何有说服力的、积极的证据来证明其正确性。马基顿诺夫(Sergei Markedonov)在分析“德左”地区演变史时指出,这一规定源于苏联衰落时期西方观察家们推崇的一种固有观念:加盟共和国有反共和反俄性质,而自治共和国是苏联共产党保守派的傀儡。[1]

　　本文重点研究有关未获承认地区阿布哈兹和“德左”至今极少被讨论到的领域,包括正教间关系(俄罗斯、格鲁吉亚和罗马尼亚正教会之间)和跨界种族问题(摩尔多瓦族和明格列尔族)。之所以选择如此独特的研究视角,是为了探究这些政体面临的一种讽刺性局面;尽管不断受到来自原宗主国和周边国家的封锁威胁,但他们对于促进跨界交流秉承着固有的推动作用。严峻的挑战使各种宗教组织、民间团体和种族集团迫切渴望获得邻国的理解和支持。同样地,邻国的种族和宗教团体不应无视与他们有共同信仰的同胞的命运。

　　“跨界种族”这个在人种学和人类学研究中被广泛运用的概念在政治科学领域却相对新颖。本文试图运用此概念来解释问题。基于人口统计学原因,阿布哈兹和“德左”地区在管理种族间关系和进行种族划分时不得不相当谨慎。[2]“德左”地区的三个名族(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和摩尔多瓦族)的人口比例几近相同。根据多民族地方主义思想,该地区的思想家们认为,他们的独立吁求具有合理性,这种多民族地方主义思想与狭隘的泛罗马尼亚民族主义形成鲜明对比。1992年至1993年格鲁吉亚-阿布哈兹战争后,阿布哈兹的阿布哈兹族人口比例虽有显著提高,但仍只占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跨界民族能成功融入阿布哈兹和’德左”内部社会,那么国际上有关民族清洗的质疑就无立足之地,同时也能提升他们的国际形象。此外,阿布哈兹和“德左”可以通过支持明格列尔族人的独立自主以及摩尔多瓦主义来充分利用格鲁吉亚与摩尔多瓦内部分裂。从“德左”独立运动的第一天起,其领导人就有意识地关注摩尔多瓦问题;而阿布哈兹领导人大约从1998年开始意识到明格列尔族问题的“价值”。

　　毋庸置疑,黑海是“东正教之海”,是“伊斯兰教之海”。世界上最大的东正教会:俄罗斯正教会和罗马尼亚正教会,以及“最古老的”君士坦丁堡正教会都坐落在这块区域。土耳其是穆斯林世界的领导国之一,并且对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半岛具有深远影响。[3]与超国家性质的伊斯兰教和天主教不同,东正教被认为具有国家内部宗教的性质,原因是它寻求世俗政权统治下教会和国家间和谐共处。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导致君士坦丁堡正教会的分裂,各国家、地区和民族先后成立不再依附于世俗政权的自主教会。同样的情况本应预期发生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正教会。但不容忽视的是,君士坦丁堡正教会的分裂经历了几十年时间[4],而俄罗斯正教会至今仍未遭遇威胁其完整性的致命挑战。包括罗马尼亚正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正教会(即俄罗斯正教会的竞争者们)在内的世界上所有东正教会都不承认1992年成立的“基辅牧首区”的地位。尽管受到乌克兰世俗政权的大力支持,但该牧首区仅吸引了不足2781个宗教团体,而多达9049个团体仍选择接受莫斯科牧首区的领导。[5]

　　主管莫斯科牧首区正教内部关系的尼古拉神父(Balashov),制定了新自主教会(autocephaly)获合法地位必须达到的一系列标准:由一定数量的主教发起,得到世俗信徒(即一定数量的教区)以及其所隶属的宗主教会的拥护和支持。[6]显然,尼古拉什夫制定的标准中没有涉及通常与东正教联系在一起的民族或国家概念。尼古拉神父认为,牧师(clerical)的独立标准长期以来一直是存在于全球东正教社会内部有争议性的难题。事实上,类似罗马尼亚正教会和格鲁吉亚正教会这样的单一种族(mono-eh-nic)教会对该问题可能就持不同观点。[7]为避免分歧,君士坦丁堡正教会享有成立自主教会的最终决定权。这意味着东正教会和世俗政权在组织管理上相对独立。本文表明东正教政治和伊斯兰教政治一样具有超国家(transnational)性质。

　　笔者先前撰写过有关阿布哈兹内部政治和身份识别问题的文章,[8]所以本文将重点讨论“德左”地区。着重论述:(1)未获承认地区简史及近期发展,(2)正教间关系(3)明格列尔族和摩尔多瓦族问题。有关正教间关系的讨论将不仅涉及“德左”地区,还涉及摩尔多瓦右岸地区。

未获承认地区简史

　　未获承认地区宣布独立至今已有十多年,他们经历了一段几近相同的发展史:都在战争中打败了人口上占绝对优势的前宗主国;内战中对英雄主义的崇拜使战后人民无法适应正常的国内民主和市场经济;总统的亲信和亲属利用这种局势敛聚财富和权力,致使“建国者”逐渐丧失统治。当这种逆向发展超越限度时,要求重新民主化的大规模运动便兴起了。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在1994年—1998年军事独裁时期便经历了这一危机时刻。巴巴扬领导下那些卡拉巴赫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即曾经的战地指挥官们,垄断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1998年,古卡相继前年转任亚美尼亚总理的柯恰良,成为卡拉巴赫总统。在古卡相政权领导下,原战地指挥官们的权力逐渐被剥夺,地位逐渐被取代,甚至由于过去犯下的罪行而被逮捕。2000年3月,古卡相总统差点被暗杀身亡。虽然该案件至今仍扑朔迷离,但当时法庭指控巴巴扬是暗杀策划者,并判他监禁四年多。[9]阿塞拜疆特赦组织一直重提纳卡对巴巴扬的监禁和酷刑,以此谴责卡拉巴赫的人权状况。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巴巴扬在十年前使阿塞拜疆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古卡相的统治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2004年,左派反对党“88运动”赢得首府斯捷潘那克特市长职位。[10]纳卡共和国是南高加索地区唯一一个民选产生首府市长的。

　　阿尔津巴在1999年阿布哈兹总统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但继任后的他任人唯亲,统治越来越倾向独裁。2002年后发展壮大的反对党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提名巴加普什为总统,拉科巴为副总统,并声称赢得了第一轮的多数票。但阿尔津巴接班人哈吉姆巴的支持者不承认这一结果,并指出计票过程的疏漏,谴责明格列尔族聚居的加里地区所谓的“大规模暴力活动”,阿布哈兹处于武装冲突的边缘。两大集团为了防止俄罗斯的乘虚而入最终达成和解。巴加普什作为总统候选人与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哈吉姆巴联合参选,如果二人当选,那么哈吉姆巴将负责分管国防、安全和内政。这样,权力由他们二人分享。

　　南奥赛梯地区也发生了政府重组。20世纪90年代以来,斯米尔诺夫作为总统在“德左”地区持续掌权。然而,“德左”存在一支相当有影响力的反对党“革新党”,该党由舍夫丘克(Shevchuk)领导,此人出生于1968年。[11]在最高苏维埃(议会)中,[12]反对党拥有全部43个议席中的23个,明显超过了支持总统的共和党。舍夫丘克集团名为“Sheriff”,控制了国家的零售市场。有传言说“Sheriff”在安全、保卫方面的花费比共和国还多。革新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是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商人;由斯米尔诺夫长期领导所产生的愤怒之情与之前阿布哈兹年轻领导人对阿尔津巴的感情相似;为什么这个显然不懂得市场经济的老家伙和他的儿子能持续控制国家经济?为什么共和国对前宗主国的刺激和挑衅只能做出消极回应?为什么不能制定出让前宗主国有所反应的计划?[13]

　　2000年,舍夫丘克将活动范围从商业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并赢得议会选举。当时的最高议会议长马拉库查(Grigory Marakutsa)随即推选他为副主席。当舍夫丘克在2005年再次当选时,马拉库查将自己的职务转交给他。马拉库查的推选演讲将被共和国领袖们铭记:“我发掘并培养了他。我将投票支持他,也希望你们,尊敬的议员们,能够跟随我。”执政权力的更替第一次以如此美妙的方式发生。

　　65岁高龄的斯米尔诺夫仍决心参加2006年12月的总统选举。38岁的什维申科坚持自己的道德原则:在斯米尔诺夫自己决定退休前,他不会参加总统选举。俄罗斯领导层对斯米尔诺夫的支持换来的是大笔资金援助要求,斯米尔诺夫称资金将用以确保2006年9月举行的确认共和国独立地位及未来与俄罗斯合作关系的公投能顺利进行,同时为随后12月的总统选举提供胜利担保。为获得来自俄罗斯的援助,斯米尔诺夫承诺将对国家进行政治和货币改革。政治改革包括诸如废除“完全总统制”(“德左’地区是前苏联地区中唯一总统兼任总理的地区),货币改革则是实现德涅斯特卢布和俄罗斯卢布的自由兑换。然而,成功再次当选的斯米尔诺夫却搁置了这些先前承诺的改革,这导致”德左“与俄罗斯关系在2007年变得非常紧张。俄罗斯高级官员在舍夫丘克到访莫斯科时向他询问为何斯米尔诺夫总统如此出尔反尔。他引用了乌克兰的一句谚语作为回答:“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是没有用的”(意即“你必须接受你已经买下的东西”)。[14]

　　寻求解决与俄罗斯“葡萄酒之争”的摩尔多瓦沃罗宁政权很快注意到了俄罗斯与“德左”之间的不和谐,而这正是可以被他们利用的。以往的俄罗斯政府面对斯米尔诺夫的食言会立即做出反应,但如今的俄罗斯却耐心等待着他改变主意。为什么这个曾在2004年由于阿布哈兹人民反对投票支持由普京推选的候选人而关闭阿布哈兹边界的俄罗斯如今变得如此有耐心呢?

　　俄罗斯也许已经放弃了在不获承认地区与前宗主国之间寻求平衡的政策。叶利钦总统和第一任期 内的普京总统一直怀有这样的幻想:俄罗斯仍对前苏联国家有特殊影响。当他们与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保持良好关系时,几近牺牲了与不获承认地区之间的友谊。也就是说,叶利钦总统和第一任期内的普京总统把沃罗宁放在右边口袋,把斯米尔诺夫放在左边口袋。乌克兰“橙色革命”使幻想破没。现在的俄罗斯试图区分友好和不友好的国家,并与后者建立正常邦交(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价格)。俄罗斯的新路线可被称为“小欧亚主义”,根据此路线,俄罗斯将不再为了对某些国家不切实际的友好期望而牺牲现存的友好关系。“小欧亚主义”产生背景是2006年科索沃事件后带给俄罗斯的严峻挑战。俄罗斯警告美国,对于科索沃独立国家地位的承认将会为阿布哈兹和南奥赛梯提供先例。[15]

　　摩尔多瓦和“德左”地区关系正常化的顶峰是鲁钦斯基总统和斯米尔诺夫总统于1997年5月8日签署的《摩尔多瓦共和国与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关系正常化备忘录》,它赋予“德左”绕过摩尔多瓦关税控制出口一定数量商品的权利。这造就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前期的“德左奇迹”(恢复)。此外,“德左”地区和摩尔多瓦在经济上还是互补的。这不仅意味着“德左”制造业的兴盛为摩尔多瓦农业和酿酒产品创造了需求,还意味着在20世纪90年代,包括鲁钦斯基总统在内的摩尔多瓦许多领导人都在德左地区暗中从事着商业活动。沃罗宁总统上台后颁布的第一批决议就包括恢复摩尔多瓦关税控制;而这等于是取消了1997年备忘录的一个重要条款。

　　2005年4月,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将他制定的解决“德左”问题的方案公开。该方案建议在“德左”举行国际监督下的选举,从而使德左共和国变成一个能合法参加国际谈判的“有争议性的地区”。但期望摩尔多瓦同意该方案是不切实际的。2005年7月,摩尔多瓦议会通过决议放弃“尤先科方案”。同年夏天,尤先科智囊团放弃了在黑海沿岸行使独立领导权的野心,出于长远利益考虑,同时也是为乌克兰入世谈判创造利好条件,乌克兰决定参与进由欧盟和摩尔多瓦联合要求的边界控制,即使这会在短期内对乌克兰经济带来损失和危害。尤先科也许没有忘记,有超过90%的“德左”乌克兰人(拥有乌克兰国籍的德涅斯特人)在2004年选举中投票支持自己。[16]事实上,与2004年总统选举相反,2006年议会选举在“德左”地区没有任何有组织性的投票地。

　　2006年3月3日,乌克兰政府彻底拒绝“德左”商品通过其边境,除非“德左”地区接受摩尔多瓦关税控制。乌克兰的”德左”边境受欧洲边界援助委员会(EUBAM)管辖,该委员会是由乌克兰、摩尔多瓦和欧盟共同建立。[17]因此,来自德左共和国的企业被剥夺了出口权力,除非他们同时在”德左”及摩尔多瓦登记,并支付双倍关税。这样,他们就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德左”政府称,国家的日损失从2美元到250万美元。考虑到“德左”地区和乌克兰与“德左”交界区域年度贸易往来总额达到270,000,000美元[18],实际上,乌克兰由于这一政策而遭受的损失也很巨大。在长达一年半的联合边境控制中(2007年10月),EUBAM既没有发现武器或毒品交易,也没有发现女性奴隶买卖。

阿布哈兹未获认可的教堂的出现

　　阿布哈兹与日本类似,其国家认同不是通过宗教,而是通过一些根深蒂固的家庭关系和历史上形成的行为规范来维系的。他们以功利的、工具性以及折衷主义的观点来对待宗教。官方观点认为,阿布哈兹的宗教历史可分为下列几个阶段:前基督教阶段、基督教阶段(14到15世纪)、伊斯兰教阶段(15到19世纪)、伊斯兰教基督教并存阶段(19世纪后半期到1993年),以及现在的基督教主导阶段(1993年以后)。但在阿布哈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保留着许多异教徒的传统。[19]阿布哈兹人对待宗教的这种工具性特征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8世纪,一些“阿布哈兹土著居民”为了摆脱“拜占庭控制”[20]而皈依伊斯兰教。这种转变宗教信仰的现象在今天甚至更加普遍。独立战争之前,大多数阿布哈兹人宣称自己为穆斯林或异教徒,完全是因为当时的正教是将他们格鲁吉亚化的工具。而一旦阿布哈兹人创立其自己的东正教主教管区后,即使其还未被承认,但由于被同化的威胁已经消除,他们又重新改宗基督教。

　　1851年,高加索战争已近尾声,俄国沙皇政府试图将新成立的阿布哈兹主教管区归属于格鲁吉亚大主教区,以使这一地区重新基督教化。1851年到1885年间,阿布哈兹主教管区与艾美里亚(西格鲁吉亚)主教管区合并,但1885年这个地区又变成一个单一的阿布哈兹“苏呼米主教管区”,其基本机构在 很大程度上俄罗斯化(去格鲁吉亚化)了。在这次改革的准备中,一些俄罗斯东正教领袖甚至计划将阿布哈兹并入宗教上的俄罗斯库班教区和斯塔夫罗波尔教区,从而彻底将阿布哈兹与格鲁吉亚大主教区分离,但很明显这一举动会激怒格鲁吉亚东正教会。这场改革的多年前,在阿陀斯山希腊僧侣和俄罗斯僧侣之间的纷争,导致苏呼米临近新的修道院的建立,这一事件对阿布哈兹的开化影响非常大。隶属于该所修宗教学校培养了整整一代阿布哈兹知识分子,将他们从宗教激进主义分子培养成为革命主义者。1905年革命期间,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试图将格鲁吉亚教区升格为自治教区。俄罗斯东正教领导 者通过声明对这一企图进行了批评。声明中称,这个教区是中央集权制,其管辖范围要比格鲁吉亚族所占地区大得多,因此,如果格鲁吉亚人想要建立自己的自治教区的话,他们不仅要放弃阿布哈兹和奥塞梯,甚至连艾美里亚、明格里亚和格里亚都得放弃(到那时这几个地区将不再被承认为是格鲁吉亚的一个地区)。很明显,这是1988年后发生的格鲁吉亚--阿布哈兹纷争的预演。

　　2004年,为报复发生在德左地区的罗马尼亚学校冲突事件,摩尔多瓦终止提供德左共和国出口商品的合格证,但当时担任总理的尤先科继续允许德左共和国通过乌克兰领土进行出口,结果自然使他成为德左地区一个非常著名的政治人物。

　　1917年,格鲁吉亚自治正教会宣称成立,苏呼米主教管区表现了其隶属倾向。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占领阿布哈兹后,两个教堂在这一地区占主导地位:第比利斯下属的官方主管教区和地下“铁克和”(前俄罗斯)教区。二战期间,斯大林表示认可格鲁吉亚地区东正教会的独立,并将阿布哈兹划在其管辖范围内。由于斯大林的声明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伊斯坦布尔直到1989年才批准了这一教区划分。因此,格鲁吉亚教区的民族自治的漫长道路虽然走完了,格鲁吉亚东正教的单一民族性和跨民族的管辖关系所带来的矛盾却并未解决。这一矛盾在1943年到1988年的时间里一直潜伏着,因为宗教本身在苏联社会并没有占主导地位,而且阿布哈兹教区依然由俄罗斯地牧师掌控着。阿布哈兹·大卫主教(1983-92,在占领期间遇刺)在将主教管区作为使阿布哈兹格鲁吉亚化的立足点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1993年,只有4名牧师仍然留在阿布哈兹,他们宣布了“苏呼米-阿布哈兹”主教管区的成立。在共产党治下被关闭的新阿陀斯修道院在1994年重新开放,并且在培养新一代的宗教甚至神职人员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6年在阿布哈兹工作的15名牧师和僧侣中的许多人都是在1970年代出生并且在世界的东正教中心例如莫斯科和萨洛尼卡接受教育。这些中坚力量积极重建第8到10世纪时阿布哈兹正教会的黄金时代。7世纪30年代的安科普战役中对阿拉伯人的胜利被用来与特里斯波特尔做比较。多罗费伊(Dbar)神父认为,当时的阿布哈兹语不仅在礼拜时使用,而且其文字是基于希腊语的拼字法的。阿布哈兹教会在阿拉尼亚人和哥特人的基督教化过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并且是基辅罗斯的教堂建筑的老师。多罗费伊神父用土耳其帝国和格鲁吉亚的双重压迫来解释阿布哈兹教会的衰落,并指出了阿布哈兹异教徒作为反对教会格鲁吉亚化的活跃分子的地位;虽然没有自己的牧师,阿布哈兹仍然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来进行宗教活动。

　　在最后的15年中,苏呼米-阿布哈兹主教管区积极寻求摆脱现有地位不确定的途径。1990年代上半期,它试图直接隶属于伊斯坦布尔,不排除与格鲁吉亚东正教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并最终成功作为独立的牧师,参与俄罗斯主教教会活动。但教区本身并没有排入东正教序列中。如果俄罗斯正教会将苏呼米-阿布哈兹教区并入其机构,它将失去抗议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侵犯教规法律”的合法性。并且,与通过煽动性行为激怒普京,并使其站到阿布哈兹一边的格鲁吉亚世俗领导者相比,格鲁吉亚正教会的表现更有策略,俄罗斯正教会在其全球战略中继续将格鲁吉亚正教会作为一个可信的同盟者。多罗费伊神父也从其与格鲁吉亚正教会不成功的谈判中吸取了教训:“尽管承认阿布哈兹人是东正教徒,但俄罗斯还是认为我们与他们不一样。但是对于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格鲁吉亚正教会则不会这样”。

　　与东正教相比,战后伊斯兰教在阿布哈兹有所衰落;阿布哈兹300,000人口中只有200人信仰伊斯兰教。整个阿布哈兹只有两座清真寺,甚至穆斯林的穆夫梯都没有薪水。在开罗和乌法培养穆斯林领袖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阿布哈兹的穆斯林在格鲁吉亚-阿布哈兹战争结束后就失去了自主权,甚至接受松里公孝采访。其与土耳其的传统联系也没能够拯救他们。土耳其宗教事务官员只能通过世俗政府对穆斯林提供帮助。很明显,如果宗教事务管理员直接帮助阿布哈兹的穆斯林,这将会引发土耳其和格鲁吉亚之间的外交纷争。伊斯兰教在阿布哈兹的衰落主要是因为阿布哈兹的长期政府和俄罗斯正教会积极支持阿布哈兹东正教,但还有一些原因:穆斯林对异教徒和酒的严格排斥使他们成为了普通阿布哈兹人眼中的怪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穆斯林精神协会执行官员铁木尔·德祖巴(Timur Dzyba)曾经是多罗费伊神父的同班同学;一个是阿布哈兹正教会的新星;一个难以制止伊斯兰教在阿布哈兹的衰落。德祖巴对阿布哈兹正教会的“自由化”非常的吃惊,并抱怨到:“我们被批评说忽视了民族传统,但是什么才是传统?半裸的妇女,醉醺醺的男人?……在阿布哈兹,严格按照基督教教规生活的人也许比200个穆斯林还要少”。2005年,阿布哈兹穆斯林精神委员会同意与俄罗斯的穆夫提理事会(CMR)进行合作。

罗马尼亚和俄罗斯正教会在摩尔多瓦右岸的竞争

　　摩尔多瓦目前的领土空间和其在前苏联遥远边陲的区位,使人们很难理解比萨拉比亚(位于普鲁特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领土范围)在东正教历史上的重要性。在18世纪的比萨拉比亚,东正教在奥斯曼帝国和君士坦丁堡普世教会的支持下发展迅速。在1802年到1812年俄土战争中,俄罗斯吞并了这一地区开始,这里有多达775个教区,跟现在的摩尔多瓦右岸数量相当。东正教徒如此之多与南乌克兰形成了鲜明对比,俄罗斯镇股份克里米亚汗国后,南乌克兰的人口不断减少。俄罗斯政府和宗教会议首先努力平定比萨拉比亚,然后用它作为向南乌克兰传播东正教的根据地。

　　1813年,宗教会议将基希讷乌-霍庭教区引进比萨拉比亚,并任命加夫里尔(Gavriil)神父作为主教。君士坦丁堡普世教会牧首对此表示抗议,认为这一决定违反教规。罗马尼亚正教会认为自己才是从君士坦丁堡继承遗产的正统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认为比萨拉比亚是其属地。

　　Gavrill神父建立了基希讷乌上帝神学院和印刷厂。印刷厂主要出版俄罗斯语和摩尔多瓦语的官方文件。也就是说,在比萨拉比亚为俄罗斯治下,摩尔多瓦语先于在摩尔多瓦王国成为了官方语言。1871年,当时的大教主巴维尔(列别捷夫)下令在做礼拜时和政府公报中只许用俄语,而不再像从前一样通行双语。1905年革命之后,摩尔多瓦教区又恢复了宽松的出版政策。

　　1918年,罗马尼亚吞并了比萨拉比亚并在基希讷乌建立了附属于罗马尼亚自主正教会的都主教区。1925年,罗马尼亚自主正教会最终被承认为独立的正教会。在布加勒斯特宗主教区,基希讷乌都主教区领导着3个教区:霍庭教区、基希讷乌教区、和伊斯麦教区。目前,泛罗马尼亚人认为罗马尼亚治下的两次战争中间的时期是比萨拉比亚东正教的黄金时期。教会管理一座神学院,积极出版宗教,村落之间也被教堂组织的交流合作机构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由于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公约,苏联占领了比萨拉比亚并建立了摩尔多瓦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德涅斯特河的左右岸因此被连在了一起。苏联当局停止了罗马尼亚正教会的活动,没收了其财产,并处死了多名牧师。纳粹德国占领比萨拉比亚、德涅斯特河沿岸和奥德萨地区时,所有这些地区都被并入罗马尼亚正教会。就像罗马尼亚正教会在1813年时所做的违反教规的声明一样,俄罗斯正教会在1941年到1944年期间也作出了类似的声明。然而,2005年在蒂拉斯波尔-杜博萨雷教区出版的一由松里公孝于2007年8月24日采访。本官方小册子中,泛罗马尼亚主义的坚决反对者都各自描述了东正教在这些被占领地区的复兴。

　　1944年苏联重新在比萨拉比亚建立统治后,俄罗斯正教会于1945年建立了基希讷乌-摩尔多瓦教区。罗马尼亚正教会的牧师们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敖德萨上帝神学院和札格尔斯克神 学会(莫斯科州)被指控为培养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MSSR)的牧师。Nectarie大主教(Grigoriev,1947-69)是二战后基希讷乌教会最重要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51年蒂拉斯波尔教区被废止前,他同时担当蒂拉斯波尔的主教并且从“德河”左岸的领导着整个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二战后苏联当局通过鼓励俄罗斯东正教,甚至牺牲苏联政体中的反宗教条款,来对摩尔多瓦人民摆脱罗马尼亚影响给予了支持。为此,在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俄罗斯正教会特命全权大使”在1945年到1965年期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在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是不可想象的。但事实上,反宗教运动也在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开展;1958年后,有超过300家教堂被关闭了30年,193个教堂以及230位牧师得以幸存。修道院几乎被取缔了。然而,由于左岸的教堂减少到了3个,那么我们可以得出,190个教堂被搬迁到了比萨拉比亚。也就是说,在左岸,700,000人口只有3个教堂,而右岸,2,800,000人口拥有190个教堂。除了立陶宛,也许前苏联境内没有哪个地区可以享受到如此优越的宗教特权了。基希讷乌-摩尔多瓦教区在1987年被升格为都主教区。但是第一个都主教区--塞拉皮斯,非常地倾向于俄罗斯,在猖獗的泛罗马尼亚民族主义面前表现的非常有策略性。1989年,他被弗拉基米尔所取代。拥有外交才能的弗拉基米尔一直执政到2007年,并成功地保留了俄罗斯正教会对摩尔多瓦的影响。而事实的另一面是,这个城市的牧师在关于1991年到1992年的德涅斯特河沿岸问题上与泛罗马尼亚民族主义持有相同的观点,即不想从中调停。

　　1990年以后,俄罗斯正教会赋予了乌克兰、摩尔多瓦和白俄罗斯都主教区一定的自治权,以此来抑制他们的独立倾向。自治的程度取决于这些都主教区的范围,也就是其教区的规模和教民的数量。最大的基辅都主教区可以在不经过俄罗斯牧首的同意下,召集宗教会议、制定和废止并且改变教区权力,改组教会机构,以及建造教堂。基希讷乌-摩尔多瓦都主教区自治权较少,但是它可以建立神学校、根据其意愿授予学位。更小一点的俄罗斯正教会教区,例如爱沙尼亚都主教区,排在前述两个都主教区之后。一般情况下,这些都主教区在后苏联时代对防止俄罗斯正教会的分裂作出了贡献。然而,罗马尼亚正教会和基辅牧首区的支持者认为这些“自治正教会”是虚构的和不重要的,此种看法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了。

　　1992年9月,许多教徒自发在巴尔地集合起来,宣布附属于罗马尼亚正教会的比萨拉比亚都主教区的成立。布加勒斯特牧首认为,这只是一次示威游行活动,因为之前的罗马尼亚牧首从来没有废止比萨莱亚的都主教区地位。而莫斯科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将这次游行批评为政治性的和民族主义的,其目的是将摩尔多瓦重新并入罗马尼亚。这一评论后来成为俄罗斯正教会牧师的主流看法。据他们所说,由于其第一次并入罗马尼亚的失败经历,泛罗马尼亚人,尤其是基督教民主人士利用了摩尔多瓦人的虔诚来达到其政治目的。

　　与积极支持基辅牧首区的乌克兰当局相比,摩尔多瓦当局包括与泛罗马尼亚人有着一定渊源的米尔恰·斯涅古尔总统,一直以来都反对将比萨拉比亚都主教区独立出来,并且反对将基希讷乌-摩尔多瓦都主教区作为摩尔多瓦地区唯一的都主教区。于是,基希讷乌-摩尔多瓦都主教区的牧师鼓吹投沃罗宁的票,这个政党宣称耶稣基督是第一名共产党员。

　　因此,比萨拉比亚都主教区在建立后的头10年内并没有得到承认。2001年12月,欧洲人权法庭支持比萨拉比亚都主教区的请求,责令摩尔多瓦政府支付27,000欧元以补偿这些教堂在这些年内所遭受到的破坏。沃罗宁政府别无选择,只好让比萨拉比亚都主教区于2002年7月进行了登记。这一裁决被当地法庭所确认,认可目前的比萨拉比亚都主教区为两次战争间的合法继承者。比萨拉比亚都主教区向政府提出诉讼,要求收回两次战争之间、罗马尼亚正教会统治时期的所有财产。

　　目前(2007年),比萨拉比亚都主教区有4个教区,320个宗教团体,包括没有登记在册的。其中的170个是教区。由于有1200个教区都隶属于基希讷乌-摩尔多瓦都主教区,就会出现下面的情况:一个感激罗马尼亚正教会在其成立后的5年内对其的支持;另一个也许认为俄罗斯正教会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比萨拉比亚都主教区主教有着“遥远地方的主教”之称。这暗示了,他负责着扩展的罗马尼亚正教会对西北地区,也就是俄罗斯正教会权力的影响。事实上,隶属于泛俄罗斯正教会(国外)的教徒对2007年5月重新并入官方俄罗斯正教会并不满意,皈依了罗马尼亚正教会,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在比萨拉比亚治下,建立了许多个教区。教规严令禁止东正教内部改信其他教,所以,以邻国正教会的权限建立教区是一种对教规的公然违反。然而,比萨拉比亚都主教区的领袖认为是俄罗斯正教会在1813年首先违反了教规,他们没有其他的目的,只是为了恢复正统的正义。由于俄罗斯正教会将2,500,000比萨拉比亚的东正教徒作为人质控制在手,所以在莫斯科和西伯利亚维持如此多的教区仅仅是罗马尼亚正教会的一种保守对策。当俄罗斯正教会遣返人质—如其所承诺的那样—罗马尼亚正教会也会将这些教区返还给莫斯科大主教。 2006年8月以后,西摩尔多瓦的许多教区皈依了罗马尼亚正教会。直接原因是皮尔图(Pertu)主牧师被提升为基希讷乌都主教,其权限覆盖了摩尔多瓦中西部,而之前,他一直不受欢迎。根据向牧师们抗议,皮尔图主教对莫斯科都主教区做出了很大贡献。成为主教后,他致力于将自己的亲信提升为牧师,“恢复其投资”。这一举动挑起了牧师之间的严重冲突,使Pertu主教及其信仰者公开指责抗议者。在位于摩尔多瓦西岸的温盖尼地区,有大约40名牧师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件事,大多数牧师,除了7名忠诚者,都决定转信罗马尼亚正教会。在邻近的卡拉什地区,三个教区都决定转信其他教,只有29名继续信俄罗斯正教会。莫斯科宗教会议向这一地区派出了一个调查组,并决定停止皮尔图主教的职务。作为补偿,俄罗斯宗教会议指定他作为基希讷乌-摩尔多瓦都主教区的代牧(副主教)。

　　接受笔者在温盖尼和卡拉什采访的牧师们都强调,“皮尔图事件”是推动他们改信其他教的最后一击。1992年比萨拉比亚教区重建之后,他们一直在扪心自问,是否要回到他们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占主导地位的教会中去。他们抱怨俄罗斯正教会的苛捐杂税,并且将蜡烛台和图书馆和其他宗教设施高价出售,在摩尔多瓦卖得都比俄罗斯要贵。因此,俄罗斯正教会利用了摩尔多瓦的虔诚来剥削他们。相反,罗马尼亚正教会免费提供一些必要的宗教设施,还为牧师发放津贴。长期的地区管理纷争,在今天都以反宗教和亲俄罗斯两者对立的形式存在,激起了罗马尼亚人对牧师的感情。例如,温盖尼地区管理机构即刻免除了7个忠诚的教堂的税收。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俄罗斯正教会领袖成功地解决了“皮尔图神父事件”,但希望水能够流到“高处”,也是非常困难的。

　　奇怪的是,西摩尔多瓦的情况既没有引起基希讷乌教区的忧虑,也没有引起莫斯科主教区的注意。基希讷乌-摩尔多瓦都主教区的马克西姆神父认为他们只与有着特殊政治目的的比萨拉比亚地方当局 有着复杂的关系,而与罗马尼亚正教会的关系很友好也很正常。许多年轻的牧师都在罗马尼亚学习和取得神学学位。罗马尼亚政府不仅向来自比萨拉比亚的学生发放补贴,还向来自基希讷乌-摩尔多瓦都主教区的学生提供同样的待遇。弗拉基米尔教区根据听众的需要来选择礼拜和其他时使用的语言。基希讷乌-摩尔多瓦都主教区认为“至少双语”的这个原则很重要,将其指责为俄罗斯化的工具是没有用的。马克西姆神父将罗马尼亚正教会的扩展归因于对牧师发放的津贴。

　　俄罗斯正教会领袖常常认为比萨拉比亚都主教区的首脑人物是库布里亚科夫(Cubreacov),来自基督教民主党的议员,以此作为这一地区政治运动的重要性的证据。与这个论点无关的是,我采访的卡拉什牧师强调了他对库布里亚科夫的感激,因为他提出了长期法律和教区注册管理的建议。所有我采访过的俄罗斯正教会领袖都表现的非常平静和理性,语言比较单一,回答问题时的措辞非常精确。也许从心理上对这些人进行否定是非常困难的。温盖尼牧师告诉我,集体改信其他宗教是正确的选择。如果以个人的方式改信其他宗教的话,“俄罗斯正教会的领袖们会集体出动,一个一个地将我们解决掉。”

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未获承认地区获得承认的宗教

　　与摩尔多瓦德涅斯特河右岸地区相反,左岸俄罗斯正教会受到一定程度压制,到前苏联完成经济政治改革后,仅有三个教堂得以留存。而且东正教信徒不得不到处境相对宽松的旧教徒的教堂中做礼拜。谢拉皮翁于1987年被任命为基希讷乌-摩尔多瓦都主教区的都主教后,随即邀请莫斯科三一神学院的校友米哈伊尔从伊尔库斯克前往蒂拉斯波尔出任牧师(priest)。由于在蒂拉斯波尔没有教堂幸存下来,米哈伊尔神父必须新建一座教堂。仍然坚持无神论的市苏维埃行政委员会批准提供德涅斯特河一块河床为建筑地,以此阻挠米哈伊尔的工作。米哈伊尔则通过与国有企业经营者们的合作,成功地将地基提高了六米,进而建成了第一座复兴的教堂。1990年设立了受基希讷乌-摩尔多瓦都主教管辖的宾杰里助理主教。

　　在1992年摩尔多瓦与“德左”地区武装冲突期间,“德左”地区大部分司祭拒绝为志愿者、哥萨克人甚至是普通市民主持葬礼仪式,并且谴责“分离主义者”等同于土匪、强盗。最终人们只得前往敖德萨为受害者举行葬礼。但米哈伊尔神父是个例外。他毫无政治偏见地为基督徒们提供服务,从而在哥萨克人和志愿者中树立起权威。出于对亲摩尔多瓦牧师的反感,“德左”地区的信徒们向莫斯科正教会请愿,要求绕开基希讷乌成立一个由米哈伊尔神父直接领导的独立教区。但这在牧师缺乏的情形下是无法实现的。不久以后,除米哈伊尔外的其他牧师都离开左岸到右岸去了。

　　在这样艰难的形势下,乌克兰自治正教会的年轻司祭们来到“德左”地区为当地乌克兰人服务,并且增强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他们建立了一个杜博萨雷代牧区和八个牧区(parish),并为志愿者提供服务。虽然事后看来有点讽刺,但当时即使是UNA-UNSO这样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也向“德左”地区派出志愿者以保护乌克兰族免受摩尔多瓦军队侵扰。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由于斯米尔诺夫政府仍在寻求与乌克兰重新联合的可能性,所以对乌克兰自治教会的行为给予了支持。

　　但到战后,牧师们发现在非公认的(uncanonic)主教管区和牧区很难再继续他们的工作。国内自治教会和基辅牧首区复杂的关系使得形势更加恶化。在1995年7月,当莫斯科牧首区决定建立附属于基希讷乌-摩尔多瓦都主教的杜博萨雷地方牧师时,乌克兰自治正教会(其中五个仍在“德左”地区)决定改宗为俄罗斯正教会。与在正教中合法的俄罗斯正教会和罗马尼亚正教会之间的转变相反,附属乌克兰自治正教会或基辅牧首区常被认为分裂主义。为了能被俄罗斯正教会接受,他们需要对先前的行为忏悔。他们在支持分裂的教会中多年的工作通常不算数。尽管如此,米哈伊尔神父和弗拉基米尔都主教都最大限度地尊重自治教会者,甚至在他们忏悔前也将其当作牧师来对待。从前的自治教会者们诚挚地回应了这些尊重。今天,他们是在蒂拉斯波尔主教区(eparchy)最活跃的司祭。尽管有着内战痛苦的记忆,但“德左”正教领导继续接受基希讷乌-摩尔多瓦都主教管辖的决定仍是现实的。与阿布哈兹正教会和德涅斯特河沿岸世俗政权相反,“德左”正教会被承认为是合法的。基希讷乌-摩尔多瓦都主教随后放弃了与“德左”政府的对抗,并开始祈福于左岸正教的复兴。毫不奇怪,比萨拉比亚都主教批判这种“绥靖政策”为“分离主义”。

　　莫斯科牧首区任命查士丁尼(Ovchinnikov,生于1961年)为杜博萨雷第一个助理主教(vicar),并在代牧区(vicarship)升为主教区时自动升为主教(bishop)。杜博萨雷助理主教的管辖范围不等同于它的世俗疆界,它囊括了从加告兹到杜博萨雷的地区,杜博萨雷北部牧区中还有一个地方主教(deanery)接受基希讷乌-摩尔多瓦都主教的直接领导。杜博萨雷代牧的工作在一片混乱中开始;没有工作场所、住所或雇员,更没有公车。但经过两年发展,他已拥有43个牧区s和27个神职人员(clerics)。最终,蒂拉斯波尔-杜博萨雷主教区于1998年10月成立,其管辖范围与“德左”地区部分重合。

　　由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寻求乌克兰保护意图的破灭,斯米尔诺夫政府选择了俄罗斯东正教作为其官方宗教,并开始对其投入大量资金。在“德左”地区,只有八位官员受国家直接保护,而主教就是其中之一。但事实上,总统和主教的关系已进入紧张状态。总统宗教事务助理彼得·扎洛赫科夫(PetrZalozhkov)列举了查士丁尼领导下的诸多问题:酗酒、贪污、大量的臆造的没有司祭的教区、重税负担导致大量司祭离职、基辅牧首区在乌克兰边界村庄被默许的活动以及对司祭缺乏状况的利用等。扎洛赫科夫不断地向莫斯科牧首区请愿,要求将査士丁尼撤职,而査士丁尼则随之将扎洛赫科夫逐出教会。在内战中功勋最卓著的米哈伊尔神父,将波克罗夫斯卡娅(Pokrovsky)教堂移交主教区,在蒂拉斯波尔的郊区建立了新圣尼古拉教堂(哥萨克教堂的绰号),在那里他几乎成了隐居修道士。

　　尽管“德左”地区宗教(天主教、旧教徒和新教徒)的多样性给人以很深的印象,但罗马尼亚正教会和基辅主教区在这里却没有正式注册的组织。比萨拉比亚都主教区掌管基希讷乌主教区和全“德左”地区宗教事务,但它实质上只是在基希讷乌内注册的一个组织而已。总统助理扎洛赫科夫认为在一个宗教(这里指东正教)内部的分裂是不可容忍的,因为它必然导致国家分裂。相反地,管理宗教组织注册的议会人士认为,“德左”地区拥有完全的宗教自由。他说,代表基辅牧首区和比萨拉比亚都主教区的组织只有提供必要的材料后才可以完成注册。显然,罗马尼亚正教会永远不肯能向“德左”地区司法部长提交那样的材料。

明格列尔族身份认同和加里地区问题

　　如果居住在黑海东岸大片区域的明格列尔族能在前苏联获得区域自治,那么他们本应理所当然具有合法地位,因为不管怎样,明格列尔族使用的是非格鲁吉亚语。但如果承认明格列尔族为独立种族,那么格鲁吉亚族将变为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个少数民族,而且明格列尔族预想的自治区域对于维护格鲁吉亚完整而言显得过大。

　　根据1989年人口普查,格鲁吉亚族(共239,872人)占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人口的46%,而阿布哈兹族(共93,267人)仅占总人口的18%。亚美尼亚族和俄罗斯族都占总人口的15%,希腊族作为第五大种族占总人口的3%。1995年内战后,阿布哈兹族(共91,162人)所占比例增加到29%,而格鲁吉亚族(共89,928人)所占比例下降到29%。亚尔密尼亚族和俄罗斯族所占比例略有上升,分别升至20%和16%,而大部分希腊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则都离开了阿布哈兹。由此可见,尽管与战前相比,格鲁吉亚族所占人口比例有所下降,但其仍然与阿布哈兹族在人口统计上处于对等地位,甚至在1998年阿布哈兹当局号召明格列尔族返回前住地加里地区前都是这样。因此,阿布哈兹当局面临如何处理不利人口形势的问题。将明格列尔族融入阿布哈兹民族社会(national community)是可能的吗?如果可能,应该如何实施?

　　加里地区是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冲突的焦点之一,原因是它地处印古里河右岸(与格鲁吉亚交界)。在此地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一直是明格列尔族格鲁吉亚人。从1993年停火到2006年8月,101个独联体维和部队士兵和311个平民先后被渡过印古里河的格鲁吉亚游击队员打死。一个由阿布哈兹、格鲁吉亚、联合国和独联体维和力量代表组成,负责调停双方小规模冲突的委员会成立。另外,加里地区农产品(如茶、柑橘类水果和肉类)的生产占整个阿布哈兹地区的55%。尽管连接阿布哈兹与相邻的奥恰姆奇拉的道路相当危险,但由于有联合国装甲车频繁穿梭,明格列尔族的农民仍可以开车或乘坐公共汽车去苏呼米或阿布哈兹旅游城市,还到与俄罗斯交界Psou河沿岸兜售他们的产品。加里地区的农村生活水平富裕,大多数农民都拥有带很大阳台的两层楼住宅。

　　当1993年9月阿布哈兹的反攻逼近加里地区时,受惊吓的当地民众随格鲁吉亚军队一起撤离到了印古里河对岸。但格鲁吉亚难民营难以忍受的恶劣条件促使他们在停火后随即返回故乡。如果认为明格列尔族理应是格鲁吉亚族的一个亚种族的话,那么他们的返乡将造成阿布哈兹地区人口平衡的逆转。但阿尔津巴政府在1998年却史无前例地出台了致力于呼吁原加里地区居民返回故土的明格列尔政策。政策变更的主要目的是稳定阿布哈兹东南部的军事形势,但可能阿布哈兹领导人也意图借此平息国际社会对其种族清洗政策的批评。1998年后阿布哈兹政策制定者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可从下论述中得到体现:

　　“明格列尔族与格鲁吉亚族不同。我们与后者而非前者并肩作战。至少从19世纪后开始,明格列尔族人已经成为阿布哈兹东南地区的本土居民,而1937年后才开始居住在加里以西其他地区(如奥恰姆奇拉、苏呼米和加格拉)的格鲁吉亚族人,则是来自格鲁吉亚内陆和山地的为将阿布哈兹格鲁吉亚化的移民。加里地区的明格列尔族在格鲁吉亚-阿布哈兹战争中持中立态度,而邻近区域的格鲁吉亚族的农村却成为了格鲁吉亚军队的基地,这就迫使阿布哈兹军队不得不对其采取彻底摧毁性的进攻。明格列尔族有合法权利返回故土,但其他格鲁吉亚族的返回则要依赖于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双方互信的发展。”

　　在阿尔津巴呼吁明格列尔族回乡后,明格列尔问题变得政治化。格鲁吉亚政府将返回加里地区的人看作叛国者,而阿布哈兹则请求联合国组织人口普查,以证实大多数的先前住民已经返乡。而格鲁吉亚成功阻止了这一提案。

　　将明格列尔族融入阿布哈兹民族社会中的第二个转折点是2004年总统大选。明格列尔族人的绝大多数将票投给了承诺脱离阿尔津巴政权的巴加普什。阿尔津巴的继任者哈吉姆巴则给巴加普什贴上了亲格鲁吉亚和不爱国的标签,由此说服明格列尔族人反对巴加普什。另外,在20世纪80年代,巴加普什曾经担任临近的奥恰穆齐拉地区的党委会第一书记。1999年他离任阿布哈兹总理职位后,又重新回到奥恰穆齐拉并成为黑海能源公司总裁。最后,他的妻子是明格列尔族人。正是明格列尔族的支持使巴加普什赢得大选,而所谓的加里地区“大规模的暴力活动”(massive violations),使哈吉姆巴要求重新组织选举。

　　阿布哈兹总统在停火后任命库什马利亚(Ruslan Kushmariya)为加里地区首脑,克维克维什基利(Yurii Kvekveskiri)于2004年继任。他们都是出生于临近的奥恰穆齐拉地区的阿布哈兹族人,并精通格鲁吉语和明格列尔语。在与克维克维什基利的谈话中笔者被告知,该地区的明格列尔族人现在可以接受阿布哈兹族人成为他们的首脑,但一旦国际承认阿布哈兹,共和国将毫无疑问地转向选举制,在这种体制下,被选出的绝对会是明格列尔族人。

　　加里地区行政当局为一份同时用三种语言———明格列尔语、俄语和阿布哈兹语出版的报纸提供赞助,该报纸在格鲁吉亚已不刊发。当这份名为“加里(Gal)”的报纸于1995年初版时,时任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直接与阿尔津巴通电话,要求甚至恐吓其禁刊此报。当笔者向克维克维什基利询问阿布哈兹当局为何没有促使加里地区最终成为明格列尔语和明格列尔族人的中心时,他回答说他们不干涉“格鲁吉亚人和明格列尔人”内部事务。实际上,明格列尔族人持有的阿布哈兹护照上显示自己是格鲁吉亚人,并且乘坐连接两岸的联合国公共汽车来去于印古里河两岸。他们在学校里用格鲁吉亚语教学,并自觉地将明格列尔语当作是一种非书面语言。著名的语言学家赫维特(George Hewitt)哀叹,明格列尔语甚至在加里地区都不用来教学,但这他们自己的意愿。加里地区儿童对格鲁吉亚语教材的完全依赖对其未来事业产生了很大限制,因为他们将只能是到格鲁吉亚去接受高等教育,但由于不精通俄语和阿布哈兹语却不能在格鲁吉亚以外的地方发展。意识到俄语和阿布哈兹语对孩子未来发展的重要性的加里地区家长和教师们,都急切盼望能苏呼米能提供一些俄语和阿布哈兹语教材。但这一愿望由于财政资金紧缺而很难实现。与下面将涉及的“德左”人民相比,要赞扬阿布哈兹人的勤勉是件难事。

　　明格列尔族人的机智和顽强使得他们与被歧视的少数民族的惯常形象很不相符,至少在阿布哈兹是这样的。我们对苏联境内不被赋予自治权的少数民族的艰难生存环境记忆犹新。明格列尔族人是个例外,并且很显然他们已准备好经受另一场战争的考验了。

“德左”地区摩尔多瓦主义的命运

　　如果说阿布哈兹在1998年和2004年通过将明格列尔族融入其民族社会从而提升了国际合法性,那么“德左”地区摩尔多瓦族(Moldovans)的遭遇则截然相反。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摩尔多瓦最高苏维埃进一步强调罗马尼亚语为唯一官方语言。根据当时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MSSR)人文科学的主要论调,摩尔多瓦民族(Moldovan nationality)根本不存在;它只不过是俄罗斯化政策导致的人为身份认同感。不久,由P. Panaitescu于1943年在亲法西斯政府统治下编写完成的《罗马尼亚史》成为官方历史教材。这种情况使“德左”地区领导人呼吁保障俄罗斯人(Russophone)和乌克兰人的人权,同时也要保护摩尔多瓦族Moldovans及他们的语言。德涅斯特海左岸各阶层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所有议员都加入到有关1990年9月诞生的这个新政体的命名争论中,大会否决了北部和乌克兰族议员提出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Pridnestr Republic)的简称,并提出添加一个限定形容词:“摩尔多瓦”(Moldovan)。这表明:在右岸地区几乎已完全否定“摩尔多瓦族”存在的情况下,这个新政体作为“摩尔多瓦身份认同的最后堡垒”的合法化是多么重要。

　　1990年11月,杜博萨雷地区发生了“德左”与摩尔多瓦之间第一次严重武装冲突,其中受害的三名年轻人分别属于德左的三大民族。这一巧合为创造国家神话翻开新篇章。在1992年,许多“德左”地区的摩尔多瓦族人拿起武器反抗摩尔多瓦军队———这一事实预言了“德左”的胜利。总统斯米尔诺夫(俄罗斯族)和议会议长马拉库查(摩尔多瓦族)的连续登台,摩尔多瓦族人被任命为德涅斯特河沿岸大学校长,这些事实对于国家建设都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在宣告独立后半年后的1991年3月,德涅斯特河沿岸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采取紧急措施保护摩尔多瓦族历史、语言和文化,”,并决定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大学建立一个研究所,负责研究摩 尔多瓦和德涅斯特河沿岸历史,以及负责编撰历史教科书。该实验室聚集了大量历史学家,比如尼·巴比伦加(Nikolai Babilunga)和鲍·波梅什科(Boris Bomeshko),这些人在厌恶了基希讷乌的亲罗马尼亚国家主义,从而移民到蒂拉斯波尔。十年后,该实验室编撰除了一部三卷本的《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杜瓦共和国历史》。

　　我们在后苏联地区经常目睹这样的情节:小国原生论(primordialism)向大国原生论发出挑战。而且,小国原生论往往更加虚幻。摩尔多瓦主义者绍尔尼科夫(P.M.Shornikov)的最新作品《摩尔多瓦族的起源》中指出,大国(罗马尼亚主义)与小国(摩尔多瓦主义)有关历史的叙述是不同的。首先,作为前社会主义国家众多原生论中的一种,罗马尼亚主义倾向于将种族与语言意义上的“罗马尼亚人”(18世纪前未被使用的相对较新的概念)追溯到无限的过去。摩尔多瓦主义则在起源考证问题上表现得更加谨慎。其次,罗马尼亚主义臆想出一块居住着第一批远古罗马尼亚族人的土地。这种臆想在前苏联国家原生论中普遍存在。根据绍尔尼科夫的观点,摩尔多瓦族与罗马尼亚族的身份认同感是被“设计出”的,它产生于黑海沿岸和东南欧地区多个原始种族的相互交流。这项推导的结果是,绍尔尼科夫的书中充斥了大量的诸如“国家方案”这样的时髦词汇。这本书在蒂拉斯波尔出版,而非基希讷乌,并且德涅斯特河摩尔多瓦联盟(Transnistrian Union of Moldovans)出资。

　　2001年,借由宣传摩尔多瓦主义的口号,沃罗宁当选摩尔多瓦总统。与他的其他竞选承诺一样,这项政策至今仍未执行。摩尔多瓦的学校仍教授罗马尼亚语,仍将《罗马尼亚史》作为教材。但一些“德左”思想家已开始意识到在“德左”地区宣扬摩尔多瓦主义在政治上是错误和无意义的。持这种观点的有德涅斯特河左岸大学历史、政府和法律学院的主任加林斯基(Ilya Galinsky)和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多瓦共和国(PMR)总统顾问沃尔科娃(Anna Volkova)。加林斯基认为,“事实上存在两个后摩尔多瓦国家:一个是摩尔多瓦共和国,另一个是PMR。摩尔多瓦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摩尔多瓦主义,而PMR官方意识形态是德涅斯特国际主义。”沃尔科娃通过构想跨种族的”德涅斯特爱国主义”的新国家意识形态来支持这种观点。

　　这样,“德左”的摩尔多瓦族合法化问题重要性逐步减弱,而政府开始聚焦于摩尔多瓦族社会地位的提升。正如Rebecca A. Chamberlain-Creanga所讲,一个人的国家归属感依赖于福利和社会晋级的可能。德涅斯特河摩尔多瓦联盟主席图尔加拉(Valerian Tulgara)认为,多民族国家中国家的地位取决于其成员的个人积极性。Tulgara承认摩尔多瓦族本质上是乡村居民,因此他们的认知发展欲望低于俄罗斯族等民族。正因为此,摩尔多瓦族应更多关注“能产生多少博士候选人和优秀运动员。”

　　1990年,“德左”市区没有一所摩尔多瓦族学校,而现在该地区已有16所纯摩尔多瓦族学校和32所混合摩尔多瓦族学校。学生们除了被要求学习母语外,还必须再学习三种官方语言的一种。体育类学生要求学习所有三种语言。重大的挑战是教材的编写。与阿布哈兹的明格列尔族的学生不同,“德左”地区的摩尔多瓦族学生不能依靠摩尔多瓦提供的教材,因为俄罗斯模式的“德左”地区对教育的要求高于罗马尼亚模式的摩尔多瓦。自然科学教科书可以由俄语版翻译而来,但人文科学(摩尔多瓦的语言、文学和历史)教科书只能独立编写。在所有人文科学教科书中,历史教科书无疑是最难编写的。俄罗斯和乌克兰联合为“德左”地区免费提供教科书,以向该地区的儿童宣讲俄罗斯或乌克兰历史。摩尔多瓦已经有近15年没有在学校教授自己的历史了。在完成三卷本的PMR历史的编写工作后,巴比伦加团队被动员编写摩尔多瓦历史,该教材预计在2004年出版。

　　2000年中期,总统顾问沃尔科娃开始开辟事业上的新天地。考虑到她普通的学术地位(苏共党史学副博士)和出版物(斯米尔诺夫的传记和德涅斯特河沿岸公投大事记),要称其为专业历史学家是不适宜的。当她不再是单纯的历史学家时,她就自然变成了最优秀的历史学家。沃尔科娃以“PMR历史”为名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团队和研究室,而由巴比伦加组建的以“祖国历史”为名的研究团队和以“德涅斯特历史”为名的研究室依然运作。事实上,即使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大学都很难将这样的模式长期维持下去。对于“德左”未来的先锋历史学家而言,忽略1989年以前的历史是不合时宜的。这正是沃尔科娃于2005年主编并出版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图集的原因,正是这部地图集代表着她进入专业历史学家的行列。但遗憾的是,该地图集疏漏百出。由巴比伦加和波梅什科主编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历史年鉴》在2006年发行,该年鉴有24页的内容是用来推翻沃尔科娃地图集观点的。结果是,这一期刊未能继续办下去,沃尔科娃重新创建了新的历史学期刊,而巴比伦加的研究室也被定于2007年底关闭。

　　2007年7月17日召开的大学院长会议事实上演变成对巴比伦加及其同事的审讯,他们被指控暗中支持沃罗宁。与会者认为,巴比伦加团队卷入的斯拉夫–摩尔多瓦关系问题是其他国家的事情,与“德左”毫无关系。几乎与此同时,1992年内战的退伍军人向最高苏维埃提出将国名中的“摩尔多瓦”删除,他们似乎认为国际社会之所以没有承认“德左”就是因为这个限定词。这就是2007年成为“德左”历史科学极富悲剧性色彩一年的过程。有关此次事件的本质是沃尔科娃和巴比伦加的私人争斗,而非对摩尔多瓦主义的压制的观点,笔者持保留态度;摩尔多瓦主义过去常对Babilunga提出批评。此外,两人的争论是公开的,甚至可以说是过分公开的,期刊、报纸和互联网都被动员起来了。“德左”编史工作者巴比伦加和波梅什科势力的减弱似乎与米哈伊尔神父的退休是同步的。对国家奠基者而言,适应建立在护神关系基础上的持久统治非常困难。巴巴扬统治后期和阿尔津巴统治时期鉴证了这一论断。尽管如此,德涅斯特河沿岸冲突中的两派(査士丁尼主教vs.扎洛赫科夫,沃尔科娃vs.巴比伦加)都付出极大的努力,以和总统斯米尔诺夫保持良好关系,总统则反过来成为两派争端的最终仲裁者,这种现象在巴巴扬统治的卡拉巴赫和阿尔津巴的阿布哈兹是绝对找不到的。

结论

　　黑海沿岸地区处在东欧和近东之间,东欧地区国家虽然建国较晚,但都比较稳定;而近东地区宗教和语言的多样性使该地区建国过程困难重重,不仅如此,诸如库尔德人和阿雷维斯人(Alevis)这样的跨界少数民族还时刻威胁着国家的统一和完整。未获承认政体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诞生和巩固并非偶然。未获承认政体,宗教种族社团(etho-confessional)在边界地区的活跃以及可能存在的低程度暴力活动(或建构宗教种族划分是否拥有足够的空间和时机的问题)是同一问题的三个方面。对跨界问题的重点研究从一个新视角将黑海沿岸地区看作一个整体。

　　本文揭示出东正教政治和伊斯兰教一样是动态变化和超国家的。另一个特别的发现是,对于教规合法化的持续追求使得正教政治相对独立于世俗政权。也就是说,正教政治背弃了通常认为的国家高于教会的概念,并几乎不可能仅成为国家自由运动的工具。从此点出发,阿布哈兹和“德左”问题就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阿布哈兹共和国,主管教区被强制与世俗政权一起宣布独立,从而使他失去了符合教规的地位。由于历史原因,阿布哈兹东正教的复兴1993年以后才开始。年轻的神职人员看似具有天生的吸引力和活力。尽管留有内战的不快回忆,德涅斯特东正教仍选择继续接受摩尔多瓦宗主国的管辖,从而诞生了一个在世俗政权上处于独立地位,而在宗教上处于从属地位的政权。由此,德涅斯特东正教保持了教规合法性,并获得了世俗政权的大力支持。但世俗政权并不总是有益的,因为他经常“损害”神职人员。与“德左”地区的平静不同,巴萨拉比亚成为俄罗斯合罗马尼亚正教会间争夺的地区。这种争夺对于俄罗斯正教会来说比20世纪90年代的乌克兰之争更加严峻,因为与基辅牧首区和乌克兰自主正教会不同,罗马尼亚正教会是合教规的。也许,巴萨拉比亚将检验俄罗斯正教会是否会遭遇与君士坦丁堡正教会相同的命运。

　　通过将明格列尔族人和摩尔多瓦族人融入内部社会,阿布哈兹和“德左”共和国从理论上提高了自己的合法性,同时也向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的单民族构建策略提出挑战。将摩尔多瓦主义从“德左”共和国国家意识中移除的企图是不会有结果的。先不理会这一企图的个人动机及学院派对于“德涅斯特爱国主义”的无知,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被迫害的摩尔多瓦主义历史学家都立即得到了国际社会支持,而这支持不仅是来自德涅斯特河的另一边。

客观地说,种族团体的跨界交流有利于和平和民主。关于冲突的研究表明,嵌套的分裂不会象分化的分裂那样导致武装冲突,原因是一处分裂能中和另一处。当多种分裂相互重叠且造成社会两极分化时,内战就可能发生。

　　本文考察了非嵌套也非一国疆域范围内的分裂的结果。蒂拉斯波尔教区的支持对于基辅都主教区与巴萨在拉比亚都主教区的竞争及其重要。相似地,明格列尔族人和摩尔多瓦主义显示出,跨国家的分裂就像格列弗的绳索一样,将未获承认政体和前宗主国联合在一起,并限制了采取强制措施解决冲突的可能性。

　　本文需将跨界关系起源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这表明,跨界互动一直是并仍将是黑海沿岸地区的特征。固有的交往和和平缔造模式也许是可以找到的。掌管这些区域的人们必须首先了解这些模式;而那些善意的局外者如果不首先了解这些模式,则可能会威胁这些地区的和平,这种威胁不仅是通过对机制的无意识破坏,更可能是通过支持那些“色厉内荏”之人。

(于璐、吴佩、王晋伟译)

(责任编辑　郑　治)

*本文为松里公孝向“中部欧亚的地区与民族问题”国际学术报告会(由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于2008年1月21日至22日联合举办)提交的学术论文。松里公孝,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博士。

[1]МаркедоновС.Принестровье:легендыимифы《большихдрузей》//Непризнанныегосударства.НаучныететрадиИнститутавосточнойЕвропы.Вып. 1.Москва, 2006. C.137.

[2]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与他们不同,基本由单一种族构成。

[3]例如,代表逊尼派的土耳其宗教事务局(Diyanet)甚至在神学意义上帮助阿塞拜疆的什叶派,并且派遣了约20名教长前往克里米亚。宗教事务局副局长Mehmet G? rmez2007年3月29日在安卡拉接受松里公孝采访。

[4]例如,罗马尼亚独立的47年后才成立了罗马尼亚正教会。而斯大林承认格鲁吉亚正教会地位后的46年后的1989年,君士坦丁堡才认可之一决定。

[5]“Religious Information Service of Ukraine”managed by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Ukraine (Lviv) (http://www.risu.org.ua/eng/major.religions/orthodox.kp/;http://www.risu.org.ua/eng/major.religions/orthodox.mp/,ac-cessed November 3, 2007)。Taras Kuzio合计了隶属基辅牧首区和乌克兰自主教区的教区数量为6000个,但没有提供数据来源(http://www.ualberta.ca/~cius/stasiuk/st-articles/an-church.html)。即使忽略Kuzio对这两个民族正教会间冲突的低估,这个数字看上去仍是不切实际的。根据RISU的说法,总值应为3795个。为表明我对Kuzio统计结果的怀疑,我将不去判定基辅牧首区地位是否合法,我仅认为要区分教会比区分世俗国家难得多。正教政治学一直要求依教规的合法性,因此匆忙下结论是不可能的。

[6]主管莫斯科教区宗教间关系的尼古拉大牧首于2007年8月29日在莫斯科接受松里公孝采访时所说。

[7]例如,围绕赛普洛斯自主正教会争论,有关使徒法规和第三次以佛所会议有关专案(431)理解问题,俄罗斯正教会和罗马尼亚正教会意见就不一致。

[8]МацузатоК.Патронное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оиполитикавсфереидентичностивнепризнаннойАбхазии//АстаЕurasica, 2006, No.4, pp. 132-159.[8]出狱后的巴巴扬于2005年12月26日在埃里温接受采访,他指出暗杀者的枪击并非致命。

[9]МацузатоК.Нелризнанныегосударства:Нагорно-карабахскаяреспублика(1988 - 2005гг.)//ВестникТамбовског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Выл. 1 (45).Тамбов, 2007. C. 31-41.

[10]Мацузато,Патронное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о, C. 137-143.

[11]http://vspmr.org/Deputy/? ID=46 (accessed October 4, 2007)[12]МаркедоновC. De factoгосударствал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лространства//Непризнанныегосударства.C. 21.

[13]德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副议长舍夫丘克(Evgenii Shevchuk)于2003年10月21日在蒂拉斯波尔接受松里公孝采访;阿布哈兹议会议员特哈古西耶夫(Alkhas Tkhagusiev)于2006年8月18日在苏呼米市接受松里公孝采访。

[14]德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副议长舍夫丘克(Evgenii Shevchuk)于2003年10月21日在蒂拉斯波尔接受松里公孝 采访;阿布哈兹议会议员特哈古西耶夫(Alkhas Tkhagusiev)于2006年8月18日在苏呼米市接受松里公孝采访。

[15]“民主和人民权利”联合会成员国议会内部大会执行秘书马尔梯诺夫(Aleksei Martynov)2007年8月27日在莫斯科接受松里公孝的采访。该组织由阿布哈兹、德左共和国以及南奥赛梯的代表组成。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通过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来寻求国际承认,因此该组织参与者仅作为观察者身份。例如,俄罗斯国际事务国家杜马委员会主席科萨切夫于普京与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2006年6月圣彼得堡会谈前发表的评论。

[16]European Union Border Assistance Mission to Moldova and Ukraine. See: www.eubam.org

[17]КуликВ.,ЯкушикВ. ?ПланЮщенко?по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приднестровскогоконфликтаиперспективыего

[18]реализации//Приднестровье--проблемыиперспективы(Саппоро,впечати).G.V.Smyr, Islam v Abkhazii I puti preodoleniya ego perezhitkov v

[19]sovremennykh usloviyakh (Tbilisi, 1972),pp.76-82[20]Smyr, Islam v Abkhazii,p.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