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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车臣分离势力的恐怖化有广义的暴力文化方面的深层原因:车臣民族的尚武传统有助于恐怖化的心理自然;伊斯兰极端思想是克服恐怖化的“道德自抑”障碍的精神武器;暴力化社会环境为恐怖化提供了组织便利。综之,暴力文化因素是车臣分离势力恐怖化的诱因和条件,而非其根源。

　　【关键词】　车臣分离势力　恐怖化　暴力文化

　　【中图分类号】　D5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08)01-0022-(06)

　　在有的国家与社会中,可能存在着暴力亚文化(群体),而这种暴力亚文化往往是导致人们从事暴力活动的重要诱因。被社会(主流文化)视为不道德、不正当的恐怖活动,在这种亚文化中则往往被视为“道德”的、“正当”的。[1]而“当代各种类型的恐怖主义组织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政治目标的极端性和实现途径的暴力化。”[2]因此,从文化的视角审视恐怖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对于从深层次上消除恐怖主义危害是有益的。恐怖主义是俄罗斯车臣分离势力实现分离目标的手段,与恐怖主义的日益结合标志着车臣分离势力逐步走向恐怖化。第一次车臣战争后,车臣成为“世界上最猖獗的恐怖主义策源地之一”[3]。车臣分离势力的恐怖化由不同层面的多种因素促成,本文尝试从暴力文化[4]的视角展开分析。

一、民族尚武传统与车臣分离势力的恐怖化

　　车臣人祖居高加索山区,有自己独立的历史。17世纪中期以后,车臣人逐渐强大起来。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车臣人迁徙到捷列克河沿岸的平原地区,开始形成平原车臣人与山地车臣人的不同。[5]同一时期,车臣人开始大规模地信奉伊斯兰教。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以及在与俄罗斯的斗争过程中,车臣民族最终形成。然而,车臣人并没有完全融入俄罗斯主体社会的发展进程,其社会进化缓慢,长期处于氏族部落社会阶段:以家族为基础的泰普是重要的社会细胞和社会组织机制;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上自给自足;社会文化传统封闭,尚未完全接受现代政治文明。较之平原地区的农耕民族,山地民族具有更强的独立精神和尚武传统。作为北高加索山地民族之一,车臣人的尚武传统和历史更显突出。车臣民族的这种尚武传统,在客观上有助于车臣分离势力在恐怖化过程中的心理自然。

　　(一)车臣人的“血亲复仇”(the blood feud)传统

　　在车臣人的文化传统中有很多被现代文明认为是暴力文化的成分。诸如公开行刑、砍头、割耳、鞭笞等暴力性行为,往往被视为忠于宗教和“血亲复仇”传统的体现。[6]“血亲复仇”传统是指:按照车臣社会习惯法,如果某个家族有人被杀害,那么杀人者及其家族都要承担集体责任,被害的家族一定要杀死凶手家族的一个成员(不一定是凶手本人)作为复仇。这一传统习俗逐渐演化为车臣人“血债血偿”的处事原则,并作为地区政治生活的特点之一,仍对车臣暴力文化环境的形成发挥着重要影响。在两次车臣战争后,众多的车臣人走上“恐怖复仇”的道路,与其“血亲复仇”的民族传统有着一定的关联,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放大和现代演绎。

　　(二)车臣人特别是山地车臣人崇尚劫掠的传统

　　在历史上,北高加索山民盛行“掠夺经济”,不同泰普、不同民族间经常互相攻略,盗窃和抢夺牛羊等财物。这种生活方式在高加索山民的观念中并不认为是羞耻,反而以之为荣。由于车臣人相对强大,车臣人的劫掠行为较之其他山民更甚。在相邻民族的记载中,认为车臣人是一个“强盗”和“盗贼”的民族:他们是一些掠夺和袭击的好手。在19世纪领导北高加索各民族抗击沙俄殖民征服的沙米尔,对车臣山民也素无好感。他曾经说过:“说实话,我对山民用了严酷措施,好多人按照我的命令被杀死了…我杀死他们是由于他们卑污的天性:热衷于偷盗和打劫。”[7]这些描述尽管存在偏见,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车臣人的生活习性。按照车臣人的精神气质和信仰,现代法律和文明对于他们都没有太大的约束力。在1992至1994年和1996至1999年的车臣两次事实独立期间,车臣人通过绑架人质勒索赎金,或干脆掠卖奴隶,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拥有北高加索地区最大、最红火的奴隶市场。如果不从车臣人的文化传统中去找寻根源,这种发生在当代文明社会的“野蛮”现象肯定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三)车臣人不羁的民族性格与抗争传统

　　独特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造就了车臣人独特的思维和行事方式。在冲突的情况下,车臣人更倾向于用武力手段解决冲突。社会生活的军事化或准军事化,也是车臣人的民族特色。可以说,车臣人最显著的特性莫过于其不羁不屈的民族性格和强悍的民风。这不仅体现在车臣人与其他高加索民族的交往中,也体现在车臣人与俄罗斯200余年的交往史中。在19世纪沙俄征服高加索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最顽强的抵抗就来自车臣人。为了降低车臣人反抗的强度,沙俄在征服车臣地区后,并没有触及车臣人的风俗习惯和传统制度,比如尊重车臣人随身带刀的传统等,这使得车臣人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十月革命后,车臣人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排斥态度,针对苏维埃政权的匪患在车臣地区蔓延开来,其中1925年民族主义首领戈钦斯基,竟然将土匪队伍发展到1万多人。1928年苏联推行的农业集体化政策也招致车臣人的激烈反抗,据俄罗斯档案记载,从1929-1935年,这里又发生了将近300多起规模不等的暴动。[8]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部分苏联人叛变投敌,其中车臣人的叛变情节尤为严重。在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境内,仅仅从1941年7月到1944年间,国家安全机关就消灭了197个匪帮,总共4532人。[9]正是在“通敌”和“叛国”的罪名下,1944年2月车臣人被整体流放到中亚地区。流放车臣人,除了具有“惩罚”性质外,也不排除苏联领导人更深谋远虑的用意:鉴于车臣人桀骜不驯的民族性格和频频“犯上作乱”的历史,用“斯大林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车臣问题”。

　　客观地讲,被沙俄征服后,特别是在苏联时期,车臣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不过,传统的力量是顽强的,特别是车臣的传统文化,是那种很难被现代化的文化,其内在要求是竭力保持传统力量。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后,车臣社会走向“再传统化”,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许多个世纪以来的社会组织、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这种情况在山地车臣人中更为突出。了解车臣人的这些特性,对于了解车臣分离势力的种种极端和残酷的恐怖行为极为重要。

二、伊斯兰极端思想[10]与车臣分离势力的恐怖化

　　当某一民族的利益集团为自身的权力和利益而与主体民族或其他民族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往往打着宗教和全民族的旗号进行民族分离运动[11],车臣问题就是如此。车臣人信奉伊斯兰教,并分为不同教派。车臣传统伊斯兰教派为苏非派[11],革新派即所谓的瓦哈比派[12]。在车臣分离势力恐怖化的过程中,伊斯兰教特别是车臣瓦哈比极端思想对克服个体的“道德自抑”(moral inhibitions)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车臣传统伊斯兰的复兴

　　公元8世纪,伊斯兰教开始传入北高加索地区。车臣人接受的是伊斯兰教派中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苏非派,并且使其本地化,与车臣人的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传统相结合,使车臣人的许多传统习俗保留了下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车臣乃至高加索地区的伊斯兰教与外部伊斯兰世界的联系都很少,具有很强的封闭性。1944年车臣人被流放中亚后,受到中亚伊斯兰教的影响,车臣的伊斯兰教状况发生了某种变化,变得更加封闭、隐秘和极端。在苏联解体前后,受世界范围内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和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伊斯兰国家的支持,整个高加索地区的传统伊斯兰迅速复兴。一些古老的宗教习俗和礼仪重新复活,伊斯兰教规的效力也明显加强。上述情况在车臣表现地最为突出,甚至在第一次车臣战争后,车臣还确立起伊斯兰教法———确切地说是恢复了沙米尔时代(1834-1859)的伊斯兰教法。需要指出的是,除传统伊斯兰的“复活”外,这一时期车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还包括境外激进伊斯兰在车臣的传播和发展。

　　(二)车臣伊斯兰的激进化:瓦哈比的兴起

　　瓦哈比教义为18世纪沙特阿拉伯著名宗教领袖阿布德·瓦哈布所创立,属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早期形态。瓦哈比教义强调“纯洁伊斯兰”、“回归《古兰经》”,其最重要的思想是所谓对异族人和背离早期伊斯兰教原则的穆斯林发动“圣战”。北高加索地区的瓦哈比运动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瓦哈比运动在组织和意识形态上得以最终形成。北高加索地区的瓦哈比团体更多地集中在达吉斯坦和车臣,几乎遍及那里的所有地区。[13]应该指出的是,北高加索地区的瓦哈比运动,属于在本初的瓦哈比教义的基础上融合了现代政治思想的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其实质是一场以宗教运动的形式出现的政治运动。对于北高加索瓦哈比运动的所有派别来说,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广纳博收新教徒和具有强烈的政治动机。[14]与车臣传统的伊斯兰教派相比较,瓦哈比派更为激进。瓦哈比派以政治上最为活跃的青年人为其社会基础,宣扬伊斯兰信徒平等,反对苏非派“长老”的权威,要求进行宗教及社会变革,以达到“纯洁伊斯兰”的目标。伊斯兰复兴运动特别是瓦哈比运动在北高加索地区的兴起,促使处于动荡和战乱环境中的车臣社会逐步走向伊斯兰激进化。

　　(三)车臣分离势力与伊斯兰极端思想的结合

　　相对于世界其他宗教,伊斯兰教素有与政治结合紧密的内在属性和历史传统。每到车臣民族的历史转折关头,而且往往由于外部因素,车臣社会都会进一步走向伊斯兰化,伊斯兰信仰会被强调并被用作凝聚民族和动员社会的思想工具。在1785-1791年的曼苏尔起义时期、1834-1859年的沙米尔伊玛玛特时期、1917-1920年的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1944-1957年的流放时期,情况莫不如此。在冷战终结后的车臣民族分离运动中,伊斯兰同样成为动员车臣社会的主要资源。正是在与俄罗斯的对抗中,车臣分离势力与伊斯兰极端思想相结合,实现了恐怖化的转变。

　　实际上,瓦哈比派不仅与车臣传统教派存在着矛盾,而且也与世俗的车臣分离势力存在着矛盾乃至斗争。不过,出于对抗俄罗斯联邦政府的需要,车臣分离势力往往需要借重这种激进的社会力量,从而对瓦哈比运动采取了政治实用主义态度。为此,车臣分离派领导人不惜推动伊斯兰激进教派的发展,甚至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成立了一个瓦哈比派中心。当然,车臣分离势力与瓦哈比势力是互有所需,它们的利益契合点就是“共同反俄”。瓦哈比派的最终目标是要将整个北高加索地区建成一个伊斯兰教国家,而在车臣建立伊斯兰政权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20世纪90年代中期,北高加索地区的瓦哈比运动发生分化。此后,在北高加索各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共同打压下,瓦哈比运动的中心转移到车臣,瓦哈比极端派别得到加强。大批瓦哈比极端分子先后参加了两次车臣战争,其中就包括以凶残著称的瓦哈比极端势力头领哈塔卜。

　　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把一切问题都解释、简化为宗教问题,他们以反对“文化侵略”、“宗教压迫”为借口,希望利用信徒们的虔诚信仰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15]而在从普通人(非极端分子)向恐怖分子转变的过程中,克服个体的“道德自抑”是至为关键的。被高度实用化了的伊斯兰“圣战”思想便成为“制造”恐怖分子的最主要的精神工具。瓦哈比极端势力将伊斯兰“圣战”思想极端化,鼓动暴力甚至杀戮,“砍头和剁手是允许的,这是圣战!”[16]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恐怖主义方式往往被认为是“合理、正当”的选择,“圣战”“实际上已成为暴力恐怖主义的代名词”[17]。因此,瓦哈比极端势力不仅直接践行了恐怖主义,而且其极端的伊斯兰“圣战”思想也成为车臣分离势力恐怖化的重要“精神依托”。

　　三、暴力化社会环境与车臣分离势力的恐怖化

　　恐怖主义根源本身就可能是“恐怖”的。在一个经常有“机会”目睹暴力活动或亲身体验这种暴力的社会中,暴力的倾向会在社会中迅速蔓延并被潜意识地合法化。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特别是其北高加索地区的暴力化社会环境为车臣分离势力的恐怖化提供了很大的组织便利。

　　(一)恐怖化的组织便利之一:黑恶社会势力及暴力犯罪的猖獗

　　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的黑恶社会势力发展迅速,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这种情况在北高加索地区特别是在车臣更显突出。苏联解体以来,车臣社会政治不稳、法律虚无、传统道德失范的状况,使得车臣境内犯罪率常年居高不下,车臣在很长时期内成为实施暴力和犯罪者的乐园。车臣的黑社会犯罪团伙(包括部分车臣分离分子)甚至印制伪钞,公开抢劫,劫持人质勒索赎金和从事“现代奴隶贸易”,这导致车臣社会治安状况十分恶劣。据官方统计,车臣地区每周的犯罪案件有60到70件,其中包括18宗谋杀案。仅1998年上半年,登记在册的案件就有130宗谋杀案,66起绑架案,137起抢劫案。[17]这种充斥暴力和犯罪的社会环境“使得人人自危,暴力行为本身生产了新的暴力倾向,降低了普遍实施暴力的门槛”[18],“经常有机会目睹或耳闻各种暴力事件,暴力和血腥已经不自觉地逐渐被内化为生活的正常 模式和逻辑。”[19]显然,这种状况十分有利于暴力恐怖主义的发展。同时,一边是犯罪分子的暴敛财富,另一边是多数人的诚实劳动成果被肆意践踏和基本安全感的丧失,这种状况容易使人们对社会丧失信心,增强反社会心理。人们的不满却因社会权威的丧失而缺乏正常的排解渠道,这时,人们往往选择以极端的方式表达出来。一些下层民众特别是那些抱有“整治社会”的热血青年很容易被一些极端思想所吸引,从而加人极端组织。此外,车臣黑恶势力猖獗的社会环境还导致国际犯罪势力趁机渗透到车臣,并使车臣成为境内外各种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地,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车臣地区的暴力化社会氛围。实际上,车臣分离势力与车臣黑恶社会势力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合流。车臣首任“总统”杜达耶夫在宣布车臣独立之后,为了壮大实力,就曾从监狱里释放了大量刑事犯,组成他的战斗部队。这支由刑事犯组成的武装力量加剧了车臣及其周边地区的社会犯罪状况,其中不乏大量的恐怖犯罪活动。以凶残、狡诈著称的车臣民族分离分子阿尔比·巴拉耶夫,其家族许多成员都是车臣分离武装骨干,该家族凭借非法敛财建立起私人武装。到车臣战争爆发前,格罗兹尼的毒品、卖淫、绑架等涉黑案件,几乎都与这个家族有直接关系。巴拉耶夫本人在2001年6月被俄军击毙之前,曾策划发起或参与实施多起恶性恐怖活动,至少有170人为其亲手所杀。[20]具体而言,车臣分离势力所制造的恐怖活动,多是像巴拉耶夫这样具有黑社会背景的民族分离武装分子所为。其实,对于那些民族分离运动和伊斯兰极端运动而言,其从事社会暴力犯罪活动是如此普遍,以致于外界仅将其视为普通的社会犯罪组织。[21]车臣(包括俄罗斯及其周边地区)的黑恶社会势力对车臣分离势力恐怖化的重要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二)恐怖化的组织便利之二:原苏联的“暴力遗产”

　　首先,原苏联的“暴力遗产”为车臣分离势力的恐怖化提供了充裕的人力和技能资源。众所周知,原苏联的军事机器十分巨大,拥有数量庞大并经过专业技术训练的从事暴力职业的军人、警察、安全人员以及其他准军事人员。苏联的解体、苏联军事力量的分割以及俄罗斯军队和安全部门的大规模裁员,加之俄罗斯社会经济状况的长期恶化,致使大批原苏联暴力机关人员成为失业者,生活窘迫,从而成为车臣分离势力和恐怖主义组织招募的对象。车臣分离势力骨干大多是原苏联的军事或安全部门人员。车臣非法总统杜达耶夫即原苏联空军少将,车臣另一总统马斯哈多夫则是原苏军大校,车臣分离势力的中坚分子巴萨耶夫也曾在苏联的某一空军基地服役5年。事实上,车臣非法武装的基层指挥员和骨干,基本上是由参加过苏联-阿富汗战争或在原苏联境内冲突地区打过仗的民族极端分子担任的。这些人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其中有些人还深受阿富汗“圣战”游击队员的影响。此外,在苏联的“暴力遗产”中,还有大批对抗性竞技运动专家,如摔跤、拳击运动员等。他们中的一些人为生活所迫或出于政治目的,也加入了车臣非法武装力量。由于原来长期的职业磨砺,这些人从心理和技能上更容易接受和采取暴力行为。事实上,这些被称为“暴力专家”⑥的人员在投身恐怖活动时表现地格外“恐怖”。

　　其次,原苏联的“暴力遗产”为车臣分离势力的恐怖化提供了武器装备的便利。枪械、弹药等武器装备是恐怖主义者制造事端的必要工具。苏联解体后,鉴于国家独立的需要以及动荡的地区环境,脱离苏联而独立的原加盟共和国以及在这些新独立国家中有分离倾向的自治共和国都竭力发展自身的军事力量,积极争夺原苏联庞大的军事遗产。原苏军的许多武器装备未能及时收缴上来,被地方分离势力和宗教极端主义者攫取。此外,在苏联解体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随着俄罗斯军事实力的衰落、军费的短缺、军人地位的下降,俄军中的腐败、军纪涣散、武器装备管理不善等现象成为一种常态,这种状况导致俄军的大量武器装备流失“民间”。在车臣乃至整个高加索地区,武器流失情况极为严重。在杜达耶夫已明确宣布车臣独立后,1992年5月,时任俄罗斯国防部长的格拉乔夫竟然命令俄罗斯北高加索军区转交给车臣共和国大量武器装备。至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前,杜达耶夫的武装力量已经拥有了1.5万人的兵力,266架各种飞机,100多辆坦克和装甲运兵车,火炮和迫击炮350多门,反坦克武器近千件,防空兵器80门,8.6万支各种枪械,15万枚手榴弹和地雷。[22]“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武器本身也会促发战争乃至恐怖活动。事实上,充裕的武器装备为车臣分离势力从事恐怖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四、结语

　　综上所述,促成车臣分离势力恐怖化的暴力文化因素是多层面的。这些因素在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上,分别起了不同的作用。其中,车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瓦哈比)的极端化是最基本和持久的因素。当然,不论暴力文化的解释使车臣分离势力的恐怖化变得如何“自然”,恐怖主义无疑都应该受到谴责。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车臣分离势力的恐怖化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暴力文化因素往往只是其诱因和条件,而非其根源。“在各种原因中,最主要的是社会贫困与不公,及其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23](责任编辑　常　喆)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策略》(06CGJ00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2]王恩学,云南民族大学讲师,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生;张金平,云南民族大学副教授,博士。

[3]可归于解释恐怖主义的“亚文化理论”,详见胡联合:《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东方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164-167页。

[4]郝时远:“民族分裂主义与恐怖主义”,《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第9页。[5]王逸舟主编:《恐怖主义溯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202页。本文的暴力文化系一广义概念,包括民族文化中的暴力传统、暴力化思想倾向以及社会暴力环境等方面内容。 车臣社会具有二元性,平原车臣人与山地车臣人在很多方面有很大的差别,前者相对“文明”、亲俄,后者更加传统、仇俄。

[6]参见Vitaly V. Naumkin, Radical Islam in Central Asia: Between Pen and Rifl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5, p.50

.[7]参见侯艾君:《车臣始末》,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5、26页。

[8]参见徐振泽、孙景源、舒梓:《车臣之鉴:俄罗斯恐怖事件根源及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17、19页。

[9]侯艾君:《车臣始末》,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54页。

[10]笔者认为宗教与恐怖主义有紧密的关联,尽管恐怖主义往往仅把宗教作为一种“工具”利用。本文的“伊斯兰极端思想”是指已经政治化了的宗教思想,即“政治伊斯兰”思想。

[11]王逸舟主编:《恐怖主义溯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264页。

[12]苏非派又分为那克什班迪和卡迪里派,分别主要分布在车臣平原地区和山区。“瓦哈比”指称非常混乱,本文特指北高加索地区具有原教旨主义性质的伊斯兰激进思想及派别。

[13]参见杨艳丽:“‘瓦哈比’与车臣战争”,《世界民族》,2002年第3期,第31-32、34页。

[14]杨艳丽:“‘瓦哈比’与车臣战争”,《世界民族》,2002年第3期,第33页。马勇、王建平:“中亚的恐怖主义探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2期,第40页。

[15]杨艳丽:“‘瓦哈比’与车臣战争”,《世界民族》,2002年第3期,第31页。

[16]吴云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辨析”,《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20页。

[17]参见侯艾君:《车臣始末》,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215页。
[18]Phillip Mclean,“Colombia: Failed, Failing, Or Just Weak?”,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02, p.129.
[19]张家栋:《恐怖主义论》,时事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60页。
[20]参见徐振泽、孙景源、舒梓:《车臣之鉴:俄罗斯恐怖事件根源及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170-171页。

[21]参见Vitaly V. Naumkin, Radical Islam in Central Asia: Between Pen and Rifl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5, p.51.

[22]Charles Tilly, 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Viol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5.

[23]徐振泽、孙景源、舒梓:《车臣之鉴:俄罗斯恐怖事件根源及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