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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3月2日,俄罗斯的选民将投票选出新的总统。按俄罗斯宪法规定,普京的两届任期即将结束。普京总统将以高民意支持率卸任。尽管普京将经济、政治权力不断集中到总统手中,并且几乎扼杀了俄罗斯脆弱的竞争性经济和政治,但是普京最近几年仍然享有高达70%到75%的民意支持率。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时代与普京时代的比较,可以看出这种自相矛盾的非自由民主的合法性。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与西方共同努力推进俄罗斯的转型,使之与西方的经济、政治接轨,当时俄罗斯经历了内部的衰退(表现为十年的萧条)以及外部的窘境(北约东扩和1999年北约对俄罗斯盟友塞尔维亚 发动的战争)。这一切使得俄罗斯与西方分道扬镳,也使得俄罗斯接受了普京这样的领导人,后者承诺将推动俄罗斯的国内繁荣并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俄罗斯复兴指标

　　在很大程度上,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在实现国家复兴上取得了成功,实现了以上的两个目标。尽管这是以牺牲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为代价的。普京于1999年8月开始代理总理职务,当时俄国内危机重重。一年以前,即1998年8月,俄政府被迫放弃支付其国内外债务,并把卢布贬值将近75%。中央政府的命令很难推广到全国的广大地区,俄面临着“分裂”的威胁。1994年至1996年,第一次车臣战 争使之几近独立。车臣变成了一个混乱无序的地方,枪支横行,毒品泛滥,绑架恐怖不断,伊斯兰教义取代了俄警察和法院。普京出任代总理时,俄达吉斯坦共和国正受到车臣武装分子入侵,随后是发生在俄南部以及莫斯科的连环爆炸案,造成了300人左右的死亡,整个国家几乎一度失控。

　　但此后俄在普京领导下,经历了一个不平衡却令人瞩目的复兴,与1998至1999年的低谷相比尤为显著。1999年8月金融风暴后,卢布大幅贬值,使本就贫困的民众生活雪上加霜。但这也刺激了俄国内生产,俄经济此后进入了快速增长期,并一直持续至今。不久,国际油价稳步攀升,1998年中期10美元一桶的油价,到2007年11月涨到了每桶95美元以上。俄作为油气生产大国,能源价格上涨对其经济复兴是一个主要动力。其间,俄经济一直保持每年5-7%的增长率,这弥补了1990至1998年俄经济由于崩溃所造成的绝大部分损失。

　　巨额资本流入本身并不足以解释普京领导下俄的相对繁荣。尽管经济和公共管理机构腐败蔓延,但俄政府却能将足够的石油收入用于公共支出,以此来保障一个健康、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比如,在过往7年中,俄每年预算都有盈余。同样,在外贸方面俄也一直保持巨大出超,这主要是能源出口的贡。献。对石油征收的每桶30美元以上的税收主要被联邦政府掌控,以用于确保其预算盈余以及建立仅次于日本和中国的世界第三大黄金外汇储备。俄还建立了一个总额高达1200亿美元的稳定基金。2000年,俄提前清偿了全部外债,为此支付了10亿美元的象征性罚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1年1月,俄政府高层还就是否拒付从苏联继承下来的外债进行过严肃的讨论。

　　这些经济资产,加上普京领导下的更高执政能力,使俄在国内外重新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和影响力,这在20世纪90年代是难以想象的。例如,普京在车臣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战争,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有效遏制了车臣的独立倾向,并巧妙地将此转化成公众对他持久坚定的支持。这种个人魅力带来的合法 性反过来使得普京坚持维护国家权威至上,声称国家的经济、传媒、市民社会、外国组织在俄的活动特别是在政治领域的活动,都与国家重大利益密切相关。普京的积极作为得到了俄社会和精英阶层的回应,很多人希望他连任三届,尽管这超出宪法规定。多数俄罗斯人不愿看到普京守宪卸任可能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实际上,如果普京选择寻求第三任,无疑可以当选。这可以通过全民公决或修改宪法两种方法实现。

普京决定不寻求第三任期

　　年轻的普京总统不寻求第三任期似乎有几个考虑。首先,作为领导人,他有效遏制了俄的分裂,为俄的长期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牢牢地确立了自身历史地位。俄即使不能再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也会在世界舞台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普京凭自己的能力取得的成就。在国家相对繁荣和稳定的背景下主动放弃正式权力,这只会提高普京作为一位政治家的声誉。如果他选择以修宪的方式连任总统,短期内可能还会很受欢迎,但长远看可能会使这一来之不易的形象受到损害。其次,“普京主义”极有可能在普京卸任之后仍然存在,这也会进一步提高他的政治声誉。第三,普京可以对现有选举规则进行修改,但这可能会导致其合法性下降;他也可以通过一套被高度操控但名义上却是以选举方式进行的权力交接程序来确保自己指定的候选人获胜。显然,前者的风险要大于后者。俄的选举具有高度的结构性,甚至会受到操控,所以俄政治精英认为政治权威的建立和权力更替很难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第四,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普京下台后依然会享有很大的幕后权力,四年后可参加2012年总统选举,那时他仍然不到60岁。也许普京已经考虑过,在可预见的将来他以“董事长”而非“首席执行官”的形式来管理俄罗斯将会更好,后者意味着要承担比前两届任期更重的责任。普京2007年10月1日表示将统领统一俄罗斯党杜马选举竞选名单,这一声明表达的正是此意。不管普京第二任期结束后担任何种角色,他都非常想继续成为由其一手创造的俄这台大型政治机器的“老板”。

普京主义的实质

　　普京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呢?既非共产主义也非资本主义,既非集权主义也非自由民主,普京创造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后苏联混合型政治体系,其主要特征就是“松散的独裁”(与巩固的民主相反)。这一政治体系的核心是一台政治机器,其主要特点可与以下地区和国家的一党政治体系相提并论。比如历史上美国几个主要城市的政治体系(Boss Tweed的纽约,以及Richard Daley的芝加哥),以及杰姆克劳法盛行时南方大部分地区民主党的运作,都具有这些特点。再如日本,自民党曾长期一党专政;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也是如此。在这种体系内,实际上占主导地位的政治集团允许其他政党合法存在,即使是反对党;同时也不排斥名义上的媒体自由、实质上的市场经济甚至定期选举。执政党的权力来源于其建立并扩展政党与政府以及主要经济部门关系的能力,并以此来保障国家以及主要经济部门的正常运作。如果没有政党以及其领导人的默许,以上情况都是不可想象的。1964至1965年联邦公民权法以及选举权法实施后,杰姆克劳法被废止,此前在像弗吉尼亚这样的州,民主党能够通过任命权来控制其管辖地 区,甚至在一些共和党占多数的地区也能如此,比如建立了像警长办公室(sheriff’s office)、地方选举委员会(local election boards)以及教育局(school boards)这样的重要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地方企业也会小心处理与民主党的关系,这并非什么稀奇的事情。初到美国的人,甚至一些当了一辈子共和党的人都会注册为民主党人士,以便在一个一党独大的国家来寻求自我保护和支持。

　　在当今俄罗斯,绝大多数合格选民都参加了总统选举。自1991年起,叶利钦和普京在四届总统选举中都赢得了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同时,俄任何一个严肃的政治观察家都不会否认普京依然有权力去 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并使其通过选举程序得到认可。这种情况是如何出现的呢?

　　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催生的民族主义给普京带来了政治上的激励,加上巨额石油收入,使得普京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总统权力体系,而其前任叶利钦仅初具轮廓。1999年8月,刚刚掌权的普京就在车臣发动了军事行动。其间,普京加强了政府对媒体报道的控制,后来这种情况得到了扩展,国家直接占有或间接控制了多数电视台,这些电视台提供了俄罗斯人新闻信息来源的80%以上(比美国还多20%)。叶利钦和普京的盟友建立了一个名为“团结”运动的政权党,后来它和祖国-全俄罗斯联盟合并为统一俄罗斯党。

　　俄总统办公厅提供的资金,日益被政府控制的媒体的正面报道,加上车臣战争背景下普京的高支持率,使该政党得到了迅速发展。俄目前最主要的反对党,公正俄罗斯党也是克里姆林宫建立的。奉行排外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激进民族主义政党———“自由民主党”,也被认为受到了俄当局的支持。因此,俄议会政治在一种很奇怪的背景下运行,议会中的四个主要大党,除共产党外,都是亲普京的。

　　1999年12月,普京在杜马(议会下院)赢得了亲政府的多数派的支持,2000年3月又在总统大选中获胜。此后普京迅速果断地消弱了那些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行为体限制总统行动自由的能力。

联邦主义的作用

　　为了削弱地方权力,使之不再能够与克里姆林宫抗衡,普京将俄89个联邦主体重新整合成七大联邦区,与俄军区设立相对应,并主要从军队或情报部门抽调人选出任总统驻联邦区全权代表,对其进行管理。普京还把地方行政长官从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调到一个象征性的国务委员会中。地方领导人不再有独立的表达自己意愿的平台。此外,从2004年后期开始,地方行政长官不再通过民选产生,而由总统推荐产生。最后,如果地方领导人被法院证明违犯联邦法律一次以上,政府就有权免去其职务。由于俄大部分法律非常含混复杂、甚至自相矛盾,这使得俄各地方领导人成为了当局的人质。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措施并非不受欢迎,大多数俄罗斯人将其视为反对地方派系腐败和滥用权力从事犯罪活动的有效手段。

对大众传媒的主宰

　　利用政府手中的财政和行政权力,普京撤换了那些对克里姆林宫的倡议不友好或不顺从的电视台和报社的管理层,从而极大地削弱了电视网和新闻通讯领域仅存的那点独立性。普京在独立电视台(NTV)任命了新的亲克里姆林宫的董事会,使俄最后的一个独立电视网络的自主权大大削弱。

政府的管理

　　不管在总统办公厅、政府,还是在议会,普京都安插了自己的盟友和从那些对其绝对忠诚的圈子里抽调出来的人。这包括圣彼得堡帮,该集团与普京的渊源始于其在该市市府任职期间;以及强力部门,普京曾在克格勃担任过军情系统职业情报人员。这些人在总统办公厅的地位特别显赫。而总统办公厅实际相当于一个并行的政府。统一俄罗斯党和公正俄罗斯党作为亲普京政党的成立,意味着俄政治是在一个一体化的政府基础上以等级制的方式运行的,从总统经由总统办公厅再到议会,没有遵照宪法中正式的分权原则,也没有相关的监督和平衡机制。总统对中央选举委员会的任命权和资金来源的控制保证了法律和法规将会以有利于克里姆林宫候选人的方式得到解释。

　　结果,由近十名官员组成的一个小型团体控制了当前俄经济的40%,他们都与普京的政治机器紧紧捆绑在一起。这包括梅德韦杰夫,他是普京总统办公厅的前任主任和第一副总理,同时是俄最大的国有天然气公司———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现任总裁;谢钦,他是梅德韦杰夫的前任副手和“俄罗斯石油”公司的总裁,后者是俄发展最快的石油公司;丘拜斯,上世纪90年代俄私有化的设计者,叶利钦总统办公厅主任和国有“统一电力公司”的负责人;库德林,作为俄财政部长和副总理,他同时也是“俄罗斯钻石”和外贸银行的董事会主席;同时还有好几个在总统办公厅任副职的人负责管理像俄航、安泰导弹、石油运输公司、储蓄银行等大企业。

司法体系

　　普京签发了一系列逮捕令,成功起诉并通过判刑长期监禁了一些对他的政治偏好持反对态度的人。在这一过程中,普京发出的信号是,在关键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克里姆林宫不允许有反对的声音。最惊人的是,石油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指控犯有腐败罪并锒铛入狱。后者当时正与国外石油公司谈判并试图为普京的反对派提供资金支持。他的尤科斯石油公司,俄最成功的大型企业,被政府没收并以低价拍卖给亲克里姆林宫的势力。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被捕表明,大型企业,尤其是在能源部门,是不可以违背当局意志行动的,特别是参与对政府不友好的政治活动。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一些对克里姆林宫的政策特别是对普京直言不讳的批评家在国内外遇害,而俄政府又似乎对透明的刑事调查不感兴趣。这包括前情报部门官员利特维年科,他被放射性元素毒死在伦敦,还有一名勇敢的女记者、车臣战争的批评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莫斯科被枪杀。

对能源的控制

　　对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起诉表明普京当局加快了步伐,试图确立政府对能源部门的主导地位。考虑到能源部门(大概占到俄国内生产总值的1/4)对出口收入(高于50%)以及俄政府本身(联邦财政收入的40%以上)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步骤。从全球来看,石油产业的私人所有权的确是例外。考虑到俄罗斯国内政治权力更有利于总统的失衡局面,中央政府坚持对石油部门的控制有力地印证了关于政府权力本质上不可挑战的说法。除了能使政府在国外施加更多的影响力(从乌克兰到德国的一些国家在能源供应上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收入还使得俄政府能够应对来自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各种挑战:包括对俄国内天然气消费的大规模补贴,这使俄消费者只需支付国际市场价格的1/5;在不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的情况下为车臣战争提供资金;增加黄金外汇储备,目前已超过4000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同时,也使政府能够全额支付外债,从而巩固了俄的独立地位,使其不再屈服于外部压力。

巧用象征性标志

　　苏联解体后,俄内外处境均十分艰难。俄与苏联时代的传统划清了界限,原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分崩离析。而随着前苏联长期经营的联盟体系的崩溃,北约开始持续东进,挤压俄的战略空间。这对俄罗斯人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普京上台后,将其政策与一系列清晰可见的象征性标志联系起来,回应俄罗斯人的心理需要:强调对传统的回归,恢复秩序,加强社会保障,同时在国际上寻求获得尊重,这在1999年北约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时达到了高潮。最终,普京重新启用了老的苏联国歌,这一国歌是在二战期间被采纳的,许多俄罗斯人将其与对纳粹德国的胜利和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惊人的国际成就联系起来;采纳了沙皇时代的双头鹰标志(同时有三个王冠,代表“三个俄罗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后两者现在已经是独立国家);推出了一些高度引人注目的外交举动,例如在2007年夏天俄罗斯暂停执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并恢复了远程轰炸机在国外的巡逻;鼓励国内外东正教分支机构的重新统一,后者因俄国革命而分裂,2007年5月在普京的支持下实现了和解。这样,普京为他的政治权力培养了有个人魅力的一面,这也使得他自1999年以来对行政权力的集中获得了广泛的合法性。

并不稳固的专制主义

　　在普京任期内,尽管有一种威权主义的氛围,但即便作为一个不受约束的专制政权,普京或者其总统办公厅依然面临很多制约。首先,普京对独裁统治的绝对偏好与苏联时代的极权主义相差甚远。大量的经济部门至今依然掌握在私人手中,包括数百亿美元存在国外私人银行账户里的流动资本;依然允许对公众事务进行公开辩论,尽管在新闻报刊界要比在电视上多很多;同时俄罗斯人享有到国外自由旅—5—行的权利:在这里主要的制约不是政治上的考虑,而是资金的问题。普京也没有能够集中国家的行政权力来捍卫私人财产权:在俄罗斯,政、商关系仍然过于密切,从而使得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法制的确立变得困难。在其他方面也是这样,政府未能表明它能够以协调一致的行政方式来进行治理。例如,在2005年1月,普京试图推行一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直接提供现金的方式来代替当前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和服务(为老年人和老兵提供的免费的或者廉价的公共交通,租金补贴,等等)。事实很快表明,在面临越来越多公众反对首先是老年人的反对情况下,政府官僚机构无力推行这样一项广泛的、全国范围的改 革,最终只得放弃。

　　应该说,与20世纪90年代几近崩溃的俄罗斯相比,普京加强中央集权也算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但他依然没有能够根除后苏联时代俄的不少结构性缺陷。在经济领域,俄过分依赖石油和原材料部门,而且有不断加深的趋势,这使得国家和政府在世界市场油价大幅滑落时变得十分脆弱。在行政领域,没有能够建立真正的民用服务业,2005年1月社会福利改革的失败也表明了这一点。在社会领域,俄的谋杀犯罪率是美的四倍,是迄今工业化国家中最高的。艾滋病的感染率正在攀升。俄男性的平均寿命仍然低于60岁。而且俄的人口正在萎缩,这将是一个长期的现象,反映在较高的死亡率和过低的出生率上,这将会极大地改变该国的财政结构。根据预测,到2025年俄在业工人数量将与退休人员数量持平。军事方面,大规模逃避兵役(90%的合格男性)的现象仍在继续,而应征入伍的人中,40%身体很虚弱或精神上有缺陷,这对俄的军事潜力构成了主要的制约。

选举的悖论

　　最后,很有意思的是,不管是普京还是俄政治精英中的任何其他人,都未能提出一套替代方案,以作为选择和更替权力的机制取代定期的选举。在这个后极权主义的时代,虽然选举程序被当局牢牢控制,但仍然不能排除出现意外的可能性,导致最后克里姆林宫指定的候选人被击败。这样的事情在本地区其他国家已经发生过,这包括2000年秋季塞尔维亚选举中的米洛舍维奇,以及2003年克里姆林宫比较偏爱的格鲁吉亚领导人谢瓦尔德纳泽,同样还有2004年秋季乌克兰大选中俄当局支持的总统候选人亚努科维奇。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事实。定期举行有安排的选举是必要的,它可以为政权提供合法性,但这样的选举又有可能出现“意外”,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克里姆林宫政治和政策中频繁出现的蛮横行为:如果没有选举,普京可以很有信心地期待他的统治和他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无 限期地存在下去。因为他拥有个人魅力带来的广泛的合法性,同时民主反对派的力量又很虚弱,另外,持续流入的大量能源收入也为当局在权力竞逐中提供了巨大的优势。相比之下,选举成为一种“X因素”,在理论上,它有可能逃离政府的控制。因此,政府采取有选择性的压制来阻止选举走入歧途,尽管发生这种情况的几率是很小的。这里也有重要的对外政策方面的考虑。西方国家主张在前苏联地区推行有国际监督的选举,而莫斯科将其视为一种同俄在这些国家竞逐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机制。独联体地区的民主就等同于反俄罗斯主义。因而,国家利益要求俄利用其手中握有的权力资产,包括这些国家对俄能源供应的依赖,在俄依然广阔的国际边界上抵制民主。

　　一个相关的悖论是,与普京政权相比,一个更加“民主”的俄罗斯会对美国更不友好。正是俄总统办公厅对权力的集中才使得普京没有成为更极端的反美主义的代表,而这种极端的反美主义在俄国家安全领域的政治精英和俄罗斯社会的部分阶层中间是很普遍的。这种反美主义本身是对上个世纪90年代那些试图“美国化”俄罗斯的努力的反应,这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此种现象。如果把选举看作一枚硬币,那么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俄罗斯与欧洲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不同,即 其行政权力依然没有通过选举方式易手。俄总统选举是高度结构化的、被操控的政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宫廷政治和赤裸裸的欺诈决定最终的结果。例如,1996年的总统选举,在第一轮和第二轮选举之间,叶利钦突然心脏病发作。但是,通过和大多数新闻报刊串通关系,这一消息被封锁了将近10天,直到第二轮投票结束才向国内公布。也是在同一次选举中,叶利钦当局为一位很受欢迎的将军———亚历山大·列别德凭空捏造了第三党候选人资格。在后者拉下了共产党和民族主义支持者的选票后,叶利钦为其提供了现金,并安排其担任安全会议主席。1999年,叶利钦在新年前夕突然宣布辞职,任命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普京为总理,并将大选提前三个月,目的就是先发制人,打政治对手一个措手不及。霍多尔科夫斯基,普京的一个潜在挑战者,已经被判刑,并将被长期监禁在西伯利亚。事实上,普京要辞去总统职务的决心已经给俄政界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波。他们难以想象会有更好的选择,并且很害怕20世纪90年代那种不受约束的派系纷争。很明显,俄的下一任总统将会由普京选定,总统的继任问题依然是由个人而非制度化的程序来决定的。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在公共制度发展滞后的国家,政权交替往往会带来国内甚至国际局势的不稳定。在这些国家,领导人、政权和政府是完全相同的,因而三者中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会带来其他部分的变化。这一方程式固有的不确定性反过来又会触及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的分配。如果这一交替过程被延长或者极不稳定,还会影响到该国在国外追求自身利益的能力。

普京执政时期的外交政策评析

　　普京出任总统之初,在看待俄罗斯的国内形势和同外界关系方面就表现出一种无意识形态偏见、实用主义和十分理智的态度。有两条重要的假设似乎可以说明这一点:其一,当前的俄罗斯是很脆弱的,在不远的将来依然如此;其二,当前俄罗斯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来自国际体系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三重”孤立。如此一来,俄罗斯就必须避免同国际体系中的霸主和区域强国之间发生正面冲突,尽管这种冲突有时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孤立无援”的状况,俄罗斯就必须在外部寻找盟友。

　　此外,还有一些因素也对普京执政时期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其一,俄罗斯对北大西洋贸易的依赖有增无减。2006年,俄罗斯与欧盟27个成员国的贸易总额占俄对外贸易总量的一半,远远超过俄罗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数量。而俄罗斯同西欧、北美和日本的贸易总额要远远超过中国。近年来俄每每表达出与中国结成反西方联盟的愿望,事与愿违的是,只要两国都由期待从经济一体化中获益的领导人执政,两国结盟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事实证明,先前叶利钦时代“总统权力至上”的政治体系在普京时代得到进一步加强,而且普京个人也从叶利钦那里继承了“亲西方”外交取向的衣钵,尽管国内各大党派和国家安全机构官员对此并不完全认同。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普京所表现出的亲美态度就是俄“亲西方”外交取向的一个典型事例。

“9·11”事件后的俄罗斯对美政策

　　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普京在俄罗斯边境周围部署了对抗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天罗地网”。普京能够置国家安全机构的意见于不顾,也更证明俄才是美最重要的盟友。2001年秋,美军兵赴阿富汗时,普京政府还为其提供在俄驻扎和让渡领空的权利,并派遣军队支援北约。2001年12月,俄美双边关系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从美国宣布退出苏美1972年签署的反导条约而俄对此反映却比较平静中就可见一斑。放弃反导条约,意味着增加了俄美双方军事的脆弱性,且使双方达成一种“可怕”的均衡。普京似乎一心致力于真诚地发展同美国的双边关系,任何事情都不可能阻挠俄“亲西方”的外交立场,而普京也的确履行了这一点。

　　尽管,普京政府将美置于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位置,但美却并未“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表现实在差强人意。这也严重影响俄同西方国家之间早已建立起来的经济纽带。普京原本指望借助于“9·11”事件后的“亲美”立场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从而推动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促美废除禁止同前苏联国家发展正常经贸关系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最终未能如愿。值普京第一任期将满之际,先前俄政治精英们的“亲美”立场也就土崩瓦解了。

　　自此,从1993至1994年沿用至今的亲西方外交框架开始发生根本的转变,这一时期俄罗斯的经济也出现持续好转的迹象,于是,面对北约在前苏联地盘上的蚕食与扩张,普京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公开给予抨击。2007年5月9日,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2年的庆典上,普京通过援引纳粹德国,含沙射影来谴责在当代还有“肆意践踏人权”的国家,很明显他指的就是美国。更具体的说,俄外交政策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使其成为维持欧亚地区经济与安全秩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是将自己置身于全球自由市场和民主秩序中去考虑。这是一种典型的后苏联“门罗主义”。根据这一想法,俄应该扩展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包括排除外国势力,正如过去的美试图在拉丁美洲施加影响一样。

　　同时,俄外交决策者意识到在全球体系中,俄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必须最大限度地寻求与西方国家之间保持和平友好的关系;俄的经济复苏与发展并不是短短几年内就可以实现的,而是需要数十年的艰苦努力;鉴于此,普京政府必须同西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以促进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尽量减少俄的内部事务和边境争端,避免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桎梏。最终在美欧的推动下,俄得以如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也反映出当前俄仍然以发展同强大的自由市场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最主要的外交取向。正如俄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问题研究所所长谢·罗戈夫所言:“俄罗斯必须避免被孤立和受挤压的 双重困境”。

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中享有的地位

　　俄领导人已敏感地意识到北约的扩大已经延伸至波罗的海国家,而其邻国———独联体国家自身又有难以克服的脆弱性。鉴于此,俄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加强和维持在这一地区的传统优势地位。2006年1月,俄中断了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这严重影响了俄与欧盟的关系。在其他领域,俄则努力发展同欧盟的几个重要大国,例如同德国的友好关系,以最大限度地平衡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俄拟修建一条通过波罗的海,途径波兰和乌克兰,从俄直接将天然气输送给德国的油气线路。在不远的将来,俄很可能会在不影响对德国等西欧国家能源供应的情况下,中止对波兰等东欧国家的天然气输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俄外交的主要任务是力图避免面临以下艰难选择:要么在前苏联地区保持传统优势地位,要么与欧美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这也反映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对外政策领域存在的“实用民族主义”。从政治层面来讲,就是力图避免俄在国际上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同前苏联不同,后共产主义时期的俄力求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更为重要的是,普京之所以能够与法德一道反对美2002和2003年的对伊拉克政策,就是为了避免重蹈前苏联被孤立的覆辙。尽管如此,普京也并不认为欧洲就是俄发展对美关系最理想的替代品。因为,在俄的战略棋盘上,欧洲也并不是一个安全因素。在更为复杂的国际体系中,其实也只有美能够与俄并驾齐驱。

　　总而言之,在独联体境内,俄雄厚的资源(能源、军队、基地和代理人),以及在这一地区享有的传统优势地位,都促使其在这块广袤的欧亚大陆腹地建立一个以俄为中心的国际新秩序。在建立这个新秩序的过程中,俄需要优先考虑的因素包括:中亚地区尽管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讲,俄乐于看到美打击阿富汗的塔利班武装分子,然而自始至终,俄都一心要维持在中亚地区的传统优势地位。同时,这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即美俄两国都有这种战略意图。鉴于此,俄才保留其在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基地。近几年来俄又同这些国家的政府签署了继续保留俄罗斯驻军的协议。2005年,美从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基地汗阿巴德撤军,由此引发了一轮耗时许久的美国与塔什干之间的外交争端。同时,这一事件也使俄有理由声称其在中亚地区一直享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南高加索地区俄一直希望在这一地区占有一席之位,尽管名义上美在这一地区享有影响力,可是又有哪个国家可以像俄一样,借领土接壤之便将势力渗入这一地区,不管俄在这一地区是否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俄之所以会对南高加索地区感兴趣,还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因为其边境与南高加索接壤。以格鲁吉亚为例,俄一旦介入这一地区,就可轻而易举地干涉其内政,包括干预格与已经分离出去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之间的武装冲突。尽管俄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在2008年底关闭设在上述两个分离地区的军事基地,也已经从格首府撤走了驻扎的司令部和武装部队,但却在暗中资助这两地的分离主义运动。此外,俄也凭借中断能源供应和实行物品禁运的方式向格施加经济压力,以迫使其就范。格则致力于发展同邻国阿塞拜疆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尽量减少对俄的能源依赖。一旦两国都不再依靠俄的能源供给,俄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必定会大为下降,其如意算盘也必将落空。

　　乌克兰在俄外交领域面临的所有挑战中,最重要而又最复杂的莫过于乌克兰了。俄决策者们始终坚信,至少乌克兰不会接受“西方替代战略”,即用北约和欧盟来代替俄,并将其视为发展对外关系的核心内容。然而,乌的邻国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都无一例外的是北约和欧盟的成员国,这就意味着乌不可避免地要同欧洲国家打交道。

　　话虽如此,乌对俄的能源依赖似乎也注定了它不会与俄在根本立场上发生冲突。例如,亲西方的总统候选人尤先科在2004年的秋季大选中胜出,消息一传出,克里姆林宫为之一震。因为俄已经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与金钱,一心要挫败其当选的意图。尽管普京的随从都已经觉察到尤先科的外交立场已经完全倒向西方,然而乌对俄的能源依赖(乌主要的几家天然气公司都由俄能源公司掌控,它们都与俄政府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注定会限制其在对外关系中采取公开反俄立场。实际上,俄乌之间的关系还是十分脆弱的,仅从2006年1月俄中断对乌天然气供应这一点上就可见一斑。最终,乌以高于以往两倍的价格向俄支付天然气费用,尽管与俄先前索要的四倍于以往的价格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由此而引发的连锁反应就是,乌向其欧盟的“老主顾们”也中断了天然气运输,欧盟的外交问题也因此被提上台面。这个典型事例也证明俄乌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像俄所想像的那样,纯粹是双边关系主导一切,其实当中也必须考虑欧洲的因素。

对俄外交政策的前景展望

　　俄很可能试图在独联体占据更多优势的同时,又努力维持同欧美发展友好关系。目前,俄还是有许多优势的:其一,俄的外交政策是防御性的,不具有进攻性,即俄只是希望在其边境地区与西方国家达成一种互不侵犯、互不干扰的局面而已,并不带有任何敌意;其二,与欧美相比,俄在独联体地区的战略利益要更为重要且意义深远;其三,俄在这一地区享有更广泛而充裕的资源优势,这也是西方国家所望尘莫及的。俄的军事存在,以及独联体国家对俄能源的依赖和俄对这一地区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等领域的渗透足以使其在独联体国家中享有独一无二的影响力和优势地位。

　　同时,俄之所以能够在将势力渗入这一地区的同时,还可以维持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得益于以下三个因素:首先,尽管俄国家安全机构的“反西方”,尤其是反美倾向日益显著,然而普京个人在处理外交事务时,仍然表现出谨言慎行的特点;其次,美国内压力集团激进的“反俄”举动大幅减少;最后,尽管当今国际油价居高不下,舆论对此抨击不断,但俄以能源为导向的经济还是使其成为最大的赢家。

　　的确,一旦油价跌落,且长期不反弹,上述的假设也许就都不成立了。因为俄有将近一半的经济增长是靠自然资源部门拉动的。即使是每桶石油下跌几美元,都可能影响俄的经济增长,从而给国家预算带来压力。例如,1986年和1998年国际石油价格的大幅下跌就给当时在任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两位领导人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对于前者,这意味着在没有资源的情况下推行改革,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后者,干脆就打了“退堂鼓”,放任自由,不再过问。倘若油价再次暴跌,俄总统和那些务实的民族主义者的势力就会被削弱,而那些极度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力量则会得到加强,这样一来,俄长期以来维持的既与欧美达成友好关系又可以在独联体享有优势的“天平”必然倾覆。截至2007年11月,国际上每桶石油的价格为95美元,似乎俄政府目前还有足够的财力来履行其各种国内外义务,而无须承受严重的制度性压力。(张品、潘登、公安　译)(责任编辑　常　喆)

*本文原发表在Great Decisions 2008(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pp41-52,原文题为“Russia and Putinism”,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

**艾伦·林奇,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