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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就转型期的俄罗斯而言,制度变迁的空间与载体是俄罗斯社会,而俄罗斯社会同时也是制度变迁的对象与结果。与政治制度的转型相呼应,转型阶段的俄罗斯社会关系与社会问题,呈现出许多令人关注的特点,也遇到了诸多困惑。本期选编了一组文章,只在从整体到局部、由内而外对纷繁复杂的俄罗斯社会转型及其进程中的问题与矛盾进行分析解读。

　　【内容提要】　针对俄罗斯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学术界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视角进行了诸多的分析。而能否把这场变迁作为革命来研究,也就是说俄罗斯的转型能否被称为一次革命,则存在着很多争议。因为俄罗斯的转型不具有经典革命的特征,如暴力、新意识形态的萌发等。一些革命理论专家对新时代的革命进行了重新定义。通过对革命的发生、过程、后革命时期的权利集中等现象的分析,可以认为俄罗斯的这场变迁能够被归于革命的范畴之内。

　　【关键词】　革命理论　革命发生　后革命时期

　　【中图分类号】　D5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08)01-0010-(06)

　　关于俄罗斯90年代的变迁,已经有大量的论述、专著,但是把俄罗斯的制度转型看成是一场革命的人并不多,专门从革命的视角加以研究的就更微乎其微了。

　　一个原因在于,俄罗斯本国人避讳把90年代的转型看成“革命”。法学博士M.A克拉斯诺夫认为,现代俄罗斯革命的悲剧在于:处于革命漩涡中心的叶利钦及其阵营,从来都没有光明正大的承认,或者说没有认识到在俄罗斯所发生的是一场革命。哲学博士M.O.丘达科娃认为,俄罗斯人最近十年,或许在数十年以前,就对“革命”这个词不寒而栗。老一辈的人对革命的态度相当消极、失望,因为曾经的革命,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自由,反而是伤心的回忆。她的观点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俄罗斯人为什么身处革命、却又不愿意承认的原因。俄罗斯前经济部长、俄高等经济学校学术 带头人亚辛则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这个问题的积极意义。亚辛认为俄罗斯所发生的是某种特别的革命,但是这场革命的深度不是俄罗斯人立刻就可以感受得到的,而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他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俄罗斯避免了其他大革命中司空见惯的灾难和血腥。亚辛指出,改革派将俄罗斯的事件反复地称为“改革”,就。是为了避免革命的混乱和暴力的使用,这一点至关重要。[1]另外,俄罗斯社会转型发生与发展的特点与传统的革命理论不完全相符。但随着革命理论研究的不断演化,现代的一些革命理论专家也开始重新对革命进行定义。在西方的学术界,迄今对革命的研究已经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有关革命的历史实证研究;第二阶段是针对革命作为政治暴力现象的规律的研究;第三个阶段是关于革命的结构主义理论;目前的革命研究是集中于革命的代理人、意识形态、具体过程和结果的研究。[2]这种转换本身也说明对革命的认识和研究都在发生着变化。

一、传统革命理论与弗拉基米尔·马乌的革命思想

　　根据传统理论,革命的发生基本上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拥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反对派;对国家形成挑战的新精英层;原有意识形态的瓦解;危机导致政府能力控制下降。[3]革命的进程中要有如下特点:暴力手段;国家精英层的大规模更换;全新意识形态的指引。[4]另外,一些革命理论专家,其中不乏著名学者,他们对苏联制度稳定性的论证,也对人们判断俄罗斯事件的性质产生了很大影响。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在能够扩大权力并在其内部放宽参与的政治体系中,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正因为如此,革命就不可能发生在高度制度化的现代政治体系中———立宪的或共产主义的。之所以如此,道理十分简单,他们已经形成了同化新的社会集团和意欲参与政治的精英分子的一套程 序”[5]。这也是为什么当苏联后期的改革已经明显具有革命特性的时候,革命理论专家还是坚持认为苏联制度稳定的传统观念。当代著名的革命理论专家唐纳(Dunn)直至1989年还撰文称,“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和苏联都没有发生革命的可能。”6]

　　苏联的解体以及后来的俄罗斯社会转型,对传统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理论家提出了考验:虽然没有大规模的民众暴动、流血冲突,没有国家领导人的彻底更换,也没有那种具有社会凝聚力的指导思想,但是政治体制的巨变,大规模、系统性的转型,都表明俄罗斯经历着革命式的震荡。在这种背景下,开始有人对革命理论进行重新思考,并认同俄罗斯事件是一场革命。权威的革命理论专家高斯顿(Goldstone)指出,在学术界会越来越多地把俄罗斯的后共产主义转型作为革命来研究。另一位革命理论专家弗·哈利迪指出,“1989年挑战了研究革命的学术理论家。”[7]

　　俄罗斯学者弗拉基米尔·马乌和斯塔罗杜波罗夫斯卡娅通过对传统革命理论的深入研究,以及对历史上“伟大革命”的对比分析,提出了自己的革命思想。马乌首先纠正了传统革命理论和人们观念中对革命先入为主的看法。指出革命虽然是剧烈的、制度性的变迁,但是暴力手段、精英更换以及意识形 态等,都不应该被绝对化。(1)马乌首先承认暴力在革命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认为当主要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发展到没有回旋余地时,使用武力就是最后的解决办法了。但是,量化暴力的程度几乎是不可能的。到底暴力达到什么程度,才能算作是“革命级”的呢?恐怕没有人敢赞同“越伟大的革命越是血腥”。暴力只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如果从一个长时段来看,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特别是经济和文化教育水准的提高,暴力的作用和使用频率都大大下降。(2)革命过程中无疑会出现精英层的更换,但不意味着旧的精英一定要被送上断头台,或者被流放、移民与解职等。这种观念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历史学家往往把精英层更迭的程度人为夸大了许多。但从与革命同时代的一些人物的传记中,总能够看到他们抱怨新政权中保留了大量遗老。在以剧烈程度著称的法国大革命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二是传统的观念把精英层的转换往往理解为原班人马的下台以及全新面孔的出现。实际上,新精英所指的应该是那些在新的条件下,准备按照新的规则和逻辑来行动的精英。因此,新的精英可能是新人,也可能是原来的精英层成员。切尔诺梅尔金曾经是 苏共高层领导,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用新的逻辑行事,也没有影响他在俄罗斯新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中的地位。重要的是他所起到的作用,而不是出身。马乌认为,对革命中财产所有者的转换也应该做如此分析。财产拥有者的转变是革命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更为重要的是所有权形式的改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英国17世纪的大革命。通常认为这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理由是在革命中没有实现财产拥有者的根本转换:贵族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的财产保留了下来,另外革命领袖还把没收到的土地转售给原主。但是人们忽略了一点,即在转售之后,所有权的形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制,这也为英国未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3)马乌指出,意识形态的作用也不能过于夸大。革命无疑与意识形态的转换有关,但是这种关联性要比通常所认为的复杂得多。很重要的一点是:不是革命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而是新的意识形态引发了革命。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就有了“自然秩序”,“法的精神”了。后共产主义社会转型也是受到了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深刻影响。

　　在排除了这些对革命先入为主的一些偏见之后,马乌进一步阐述了引发革命的深层原因。其一,革命的发生通常与经济增长有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新问题也随之产生,但国家内部的机制设置与民众的思维方式,不能马上作出自我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社会上的矛盾日积月累,到了一定的程度,革命就无可避免了。一种制度的灵活与否是个复杂、内隐的问题,很难据此对革命的发生做出判断。马乌强调,革命前社会的一个共同的外显特征是社会上的分化严重,存在着诸多相互冲突的阶层和团体,而且同一阶层和团体内部也存在着矛盾。弗拉基米尔·马乌认为,革命前经济的迅猛发展是造成社会分化的直接原因。几乎所有经历过大革命的国家,在革命爆发之前,都曾有过经济迅速发展的纪录。法国在1750-1770年以及1760-1790年间分别进行了农业和工业的改革,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19-20世纪之交、1905-1914年,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势头也很迅猛。英国实际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至于非欧洲大陆国家,这一点在革命之前表现得就更为明显:墨西哥在1884-19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8%的速度递增;伊朗在1960-1970年的发展也很快。由于世界石油市场价格的上涨,苏联后期经济也曾一度发展迅速。但是这些革命前的经济发展通常都是不稳定的,会因为一些突发的事件而终止,如农业的大幅度歉收,国家贸易环境的恶化,错误的国内外政策等,并且迅速陷入到激烈的经济危机与生产下降之中。法国和墨西哥革命前甚至还有饥荒的危险。那么,革命前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如何造成社会分化加剧的呢?首先,财富逐渐流向新兴的经济活跃阶层手中,但是他们没有相应的政治发言权;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传统显贵经历着严重的经济困境。一部分成功踏入社会上层的新精英,与原来的精英之间很可能会产生直接的利益冲突。而剩下的、游离于权力中心之外的新兴精英,则可能成为助长并导演社会动荡的主力。同时,在社会的农民、工人阶层中间也会发生贫富 的分化。整个社会的利益变得多元化,并且彼此之间带有相互冲突的特点,是一床“用布角拼凑起来的被”。在如此的背景下,国家权力的衰落无可避免,这也为革命发生创造了一个必要的条件。其二,政权的衰落。马乌认为,“国家政权的衰落,才是革命发生的充要条件。”政权衰落的表现为:政治上,精英层或是主要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加剧,社会的凝聚力下降,在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上难于达成共识;经济上,政府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危机,甚至不能征收税款,收支达不到平衡。历史上几次公认的大革命都是发生在国家政权衰落的背景之下的。由于政权的衰落是由诸多因素导 致的,而不是某些人和某个集团所能导演的,弗拉基米尔·马乌因而认为,革命的发生具有很大的不定性和自发性,预测革命是非常困难的。[8]

　　最后,马乌对革命做出了一个的定义:“革命是发生在国家权力衰落的条件下的、系统性的社会转型,是一种特定的社会转型机制,是一种跨越系统性的社会危机到适应新时代挑战的机制。”马乌认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除了革命以外,还有其他的适应新挑战的机制:渐进式的改革或外国的武装占领等。但是这些转型机制与革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民族政权或 占领当局)作为依托,改革的性质和进程能够得到控制。

　　根据马乌对革命内涵的重新阐发,我们可以看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与历史上的大革命有极强的可比性。一方面,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俄罗斯与历史上大革命发生之前的特征一样:由于石油价格的上涨,有过一段经济的增长期,随着经济的增长,出现了各种新的利益集团,他们与原有的社会结构不能完全相容,社会上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现象。但是,苏联经济的增长并不稳固,严重依赖石油的价格,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的下跌使苏联陷入了困境,极大地限制了国家的回旋余地。[9]实际上,苏联的国家权 力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稳固,到了80年代中后期,已经相当衰弱了。另一方面,对俄罗斯社会变革的系统性、深刻性上基本没有什么争议。俄罗斯所有制的转换、宪政制度的改革等等,在当代社会中,恐怕很难找到一个同时发生如此变革的国家。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大背景,是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信息化的过渡,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把俄罗斯的转型看成应对新时代挑战的一种特殊机制。马乌对俄罗斯事件的结论是,“无论是从俄罗斯自1985年以来所发生的事件的本身,还是将其与历史上的大革命进行比较,都有理由认为,俄罗斯的转型就是一场伟大的革命。”

　　但是也有许多俄罗斯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弗拉基米尔·马乌与斯塔罗杜波罗夫斯卡娅合著的《从克伦威尔到普京的大革命》一书,在俄罗斯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围绕着该书的出版,由亚辛任主席的“自由使命”基金会在2002年专门组织了一次研讨会。[10]哲学博士M.克莱姆金认同关于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是一场革命的说法,但不认为这是一场大革命,不能与其他大革命并列。因为历史上的大革命(英国,法国,1917年的俄国),都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为整个世界,或是本地区树立了楷模。英国革命带来了自由经济的原则;法国大革命传出了自由政治的理念;十月革命则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从这个层面上,他认为,俄罗斯90年代的革命是第二等级的,因为它所体现、运用的都是已经存在的理念,所建立的也不是什么新的制度。另外,其他的大革命都会面临着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因为大革命实现了在一国之内的飞跃,是对当时国际格局的一个挑战,所以这些革命都要抵制来自生活在其他范式下国家的压力。但是俄罗斯革命的国际背景却完全不同。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出于种种原因,都支持和帮助俄罗斯的革命。第三,其他大革命的极端阶段都会出现极端的国家专政,国内没有自由可言,而俄罗 斯在革命的关键阶段却充满了自由主义的趋势。而历史学博士B. C.列里丘克则认为,应该对1991年进行重新思考,在俄罗斯确实发生了一场大革命。

二、俄罗斯的“和平革命”以及革命的结束

　　即便是对于那些认同俄罗斯转型革命性的专家而言,他们还有一个难题:如何把俄罗斯革命归类?毕竟历史上还没有这么大规模的“非暴力革命”。一些学者针对“革命就是暴力行动”的流行看法,认为有必要对革命的类型进行划分,并提出了“和平革命”的概念。他们认为,俄罗斯90年代的事件就属于“和平革命”的范畴。

　　实际上,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一些专家质疑把暴力作为革命属性的合理性。科汉 (Cohan)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科汉认为,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一定要通过剧烈的暴力手段来实现,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是可以分立而存在的。在他看来,随着非暴力哲学的传播,和平的革命在20世纪是可能的。(典型的例子是在印度由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抵抗运动,以及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争取民权的运动)。科汉指出,重要的是以什么坐标系来看待革命现象。如果把革命看成是各式各样的暴力行动,把革命与城市起义、暴动、独立战争以及其他对抗政权的过激行动联系在一起,那么暴力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标准,而社会变迁的程度在这个坐标系下就无关紧要了。但是,如果把社会转型的深度与广度当成坐标圆点的话,那么在坐标平面内没有暴力点也无关要紧。

　　实际上,暴力只是革命者实现凝聚社会、打击内外敌人的方法之一。另外还有其他别的办法,如向社会强加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以及在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斡旋、建立拥护革命联盟等。在俄罗斯90年代的革命中,采用的是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协调的做法。俄罗斯能够避免暴力流血并非偶然。首先,在革命的过程中,对革命成果的真正威胁实际上只出现过两次:1991年的“8月风暴”,以及1993年9月至10月总统与最高苏维埃的府院之争。在其余的时间内,特别是1993年宪法通过以后,革命的进程都相当和平,因此,俄罗斯的革命者即使不采用暴力手段也能保证革命成果。其次,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人已经有了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准,后现代化、人道主义、非暴力等都已经潜移默化到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心中。而且在这一阶段的俄罗斯人,大都对所面临的困难有较为清醒的认识,能够理解政府的困境,承认为要克服危机难免有“生活水平的暂时下降”。[11]他们也不寄希望能在短期内通过极端方式解决所有的问题。第三,二战以后俄罗斯人对生命的观念有了根本性转变。这一点从俄民众对1993年“10月事件”的激烈反应上就可以看出。俄罗斯社会已经很难容忍流血的发生了。国家的领导人也从历史中吸取了经验和教训。他们明白,过于激烈的转型一定会带来大规模的冲突。如果说雅各宾派和布尔什维克是有意识地把恐怖作为达到目标的一个工具,那么在现代的俄罗斯革命中,避免暴力的使用,避免“革命”的提法则是明确的政治方针。

　　但是不采取暴力手段,不等于俄罗斯社会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苏共执政党地位的丧失,苏联的解体,激进的市场改革。经过这些深刻的变化,俄罗斯实际上已经基本没有回到原有制度的可能了。另外,虽然在俄罗斯事件中直接的暴力特色不明显,但是很多评论家却从俄罗斯所推行的政策中感受到了“革命性”和“暴力性”。

　　俄罗斯的革命充满了争论:起点不明确,过程又是“和平”的,对于俄罗斯的革命结束与否,以及何时结束也没有共识。有些人认为,这场革命数年前就结束了。但弗拉基米尔·马乌认为,直到1999年底,俄罗斯都没能克服革命社会的基本特征,即国家权力的衰落,表现为政策变动剧烈,难于预料;总理更换频繁;家族成员干预政治;俄罗斯国际地位下降,与西方关系冷淡;1998年的金融危机等等。但是在此以后,特别是普京的当政,可以说俄罗斯社会迈入了克服革命动荡、巩固国家政权的进程。

　　首先,精英层内部的整合脚步加快。许多观察家注意到,不同的、甚至是彼此竞争的社会上层集团之间出现了明显相互接近的迹象。极端反对派逐渐淡出了政治舞台,剩下的反对派大多数都积极寻求与政府进行对话与合作。政党之间的纲领、立场也逐渐交融。虽然在商业领域内,精英之间的冲突仍然尖锐,但他们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影响越来越小。其次,1998年的危机虽然给俄罗斯造成了极其消极的影响,但却使俄罗斯因祸得福,其财政运作开始步入正常化的轨道,政府的支出也有周密计算,与税收水平相吻合。这场危机还结束了俄政府对内对外大举借贷的冒险政策,在总体上为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健康的金融环境。1998年以后,俄罗斯经济开始走上了复兴之路。第三,历经磨难的民众已经疲惫不堪,他们渴求稳定,恐惧动荡,并寄希望于强势人物的身上。普京的适时登场和优异表现极大满足了俄罗斯民众的期盼。在车臣战争中,俄罗斯的国家观念上扬,意识分歧下降,政治权力开始集中和巩固。

　　马乌认为,这一切表明了俄罗斯革命周期的结束,以及新的后革命发展阶段的开始。高斯顿(Gold-stone)同样认为,普京当政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强权政治的抬头和派别纷争的结束,是俄罗斯后革命时期开始的标志。[12]

　　斯塔罗杜波罗夫斯卡娅则从历史的角度,对普京现象作了分析。她指出,在所有革命的完成阶段,都会出现“革命的权力集中”现象。“革命的权力集中”不会需用太长的时间,但是此后将会是一个相当复杂、漫长的“后革命不稳定期”,也有将其称为“二次革命”的。在“后革命不稳定期”中,社会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动荡,然而,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国家政治与经济政策施加影响,使得国家政策不连贯、不稳定。出现“后革命不稳定期”的原因主要在于,任何革命都会留下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而要完全克服则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加之革命前制约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通常不会在革命以后完全消失,有时甚至还会加强。因此,“二次革命”的发生几率是很大的。直到1830年,法国资本主义道路的障碍才被真正的消除;英国1788-1789年的光荣革命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可以推测,俄罗斯未来的社会变迁也会十分复杂。

　　半个世纪以来,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就是,革命对国家未来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经济前进的动力,革命把国家经济从原有社会制度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另一种看法是,革命不会起到特别的影响。因为社会的基本发展趋势早在革命之前的社会中就已经孕育了。第三种是保守派的观点,即革命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尽管各种理论争论不休,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后革命社会的走向与革命中的事态演化密切相关。因为新的利益集团、精英层以及新的所有制关系都是在革命之中形成的。马乌认为,主要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是后革命社会动荡、经济政策难于推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同时指出,并不是说利益 集团之间的冲突越小,社会发展得就越快。英、法的后革命发展或许能给人们一些启发和思考。在英国大革命中,贵族地主被保留了下来;而法国大革命使法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转型。但是法国的后革命时期却出现了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所有主要的利益集团(农民,工商业界以及金融家)都支持保护主义。而英国的后革命社会中,正是由于存在着一定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才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马乌认为,国家走出革命的条件是社会各界在基本价值观上共识的形成;但是,在经济政策上缺少冲突和博弈将会是经济停滞、保守的一个祸根。

简要结论

　　我们可以看出,90年代发生在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与历史上的大革命有许多可比性。虽然这些革命发生在不同的时期内,但是革命发生的条件是吻合的:首先是这些国家在革命之前都经历了一段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的发展把国家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也由此带来了许多问题,整个社会必须要做出较大的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但是原有社会中还有很多制约因素,使得社会很难做出及时灵活的调整。随着新的社会力量的上升,社会旧有的结构会逐渐被打破,以往严整的社会体系会逐渐分化代表着不同利益的集团。新旧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将最终导致国家权力的衰落,并会由此引发革命。历史上的大革命之前,社会都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在俄罗斯也是同样。随着石油风暴以及随之而来的石油美元的流入,在80年代中期,苏联也经历了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原有的社会结构也因此发生改变。在取得政权以后,所有革命政府都要对所有权进行改造(没收,或者是私有化)以建立自己的财政基础和获取社会上对自己的支持力量。新的所有权结构催生了新的精英阶层,对他们而言,革命的继续进行已经不符合自己的利益了,所以接下来的就是后革命时期的权力集中,同时也伴随着一段相当长时期的不稳定期。所有经历过大革命的社会都有着这个循环过程,现代的俄罗斯也几乎重演了这个循环。值得指出的是,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社会转型是一个纷繁宏大的进程,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引发了巨大的连锁反应。在前苏联东欧地区中,以转型本身的复杂性及其所包括的深刻内容,以及由转型产生的相互影响而言,自然是作为前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转型为最。正因如此,对于这一进程的解释应是多维度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马乌等人的运用革命理论范畴解释当代俄罗斯社会转型也许有待成熟,也许有诸多不足,但仍是大有可鉴的学术成果与理论见解。 (责任编辑　常　喆)

　*关于弗拉基米尔·马乌的革命理论思想,参见,МауВ.А.Экономикаиреволюция:урокиистории,Вопросыэкономики, 2001,№1.;ИринаСтародубровская,ВладимирМау.ВеликиереволюцииотКромвелядоПутина,Москва,2001.

　　**肖辉忠,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1]Итогииперспективысовременнойроссийскойреволюции(“круглыйстол”ученых),Общественныенаукии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02,№2. ,С. 5-27.

　　[2]朱毓朝:“革命与改革:对社会、政治变革的研究”,华世平主编:《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7页。

　　[3]James Defronzo, Revolution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Third Edition), Westview Press, 2007, p.26.

　　[4]参见:[英]彼得·卡尔佛特,张长东等译:《革命与反革命》,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5][美]塞缪尔·亨廷顿,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251页。

　　[6]Dunn J. ,Modern Revolution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alysis of a Political Phenomenon, 2nd ed.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89.转引自ИринаСтародубровская,ВладимирМау.ВеликиереволюцииотКромвелядоПутина,Москва, 2001.с.12.

　　[7][英]弗·哈利迪:《革命与世界政治》,张帆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48页。

　　[8]没能预测到苏联的解体似乎是对苏联问题专家的一个嘲弄,但实际上在英国大革命和俄国1917年革命的前夕,也有记录表明很多人,其中不乏时代的精英也对即将到来的革命没有察觉。马乌提到,在1638年,即英国革命的前两年,英国政府的一位资深代表称“在大英帝国没有人知道何为造反者和叛徒”。众所周知,列宁就在1917年革命的前一年,还说自己不指望活到俄国革命的那一天。

　　[9]参见ГайдарЕ.Т.Гибельимпери.УрокидлясовременнойРоссии.РОССПЭН.2006.

　　[10]Итогииперспективысовременнойроссийскойреволюции(“круглыйстол”ученых),Общественныенаукии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02,№2.С. 5-27.

　　[11]ИринаСтародубровская,ВладимирМау,ВеликиереволюцииотКромвелядоПутина,Москва, 2001, c.172.

　　[12]Jack Goldstone, Theories of Revolution, the Revolutions of 1989-1991, and the Trajectory of the Anew Rus-sia,Пост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Россиявконтекстемирового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развития?, 1-2декабря2000,Москв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