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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所,哈尔滨150018)

　　[ 摘　要]  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曾就国内战争特殊环境下形成的政治体制弊端提出一系列改革思想,但是在实践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经济改革迈出了很大步伐,政治体制改革却没有进行,基本上沿用战争年代那一套做法,权力集中现象越来越严重,党内民主生活越来越不健全,党内争论的方法越来越极端化。从这个角度讲,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改革深化的需要,导致了20世纪20年代末新经济政策的终结。

　　[ 关键词]  新经济政策;列宁;政治体制;苏俄 　

　　[ 中图分类号]  D751.221　　　[ 文献标志码]  A　　　[ 文章编号] 1008-0961(2006)06-0071-03

　　国内战争结束后,苏俄大地满目疮痍,国民经济已面临崩溃,政治上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战斗命令型体制。在经济危机的形势下,1920年底列宁开始酝酿调整经济政策,经过广泛听取民意和认真研究,于1921年3月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推行任何新的经济政策都依赖于政治上的支持和配合,经济改革要求有相应的政治改革作保障。

　　一、新的经济形势下列宁在政治体制方面所做的探索

　　在1921年之前的战争期间,苏维埃国家的政治体制是适应战争需要而建立起来的。这种党政 领导体制不能适应和平时期经济建设的需要,所以战争结束后,列宁在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同时,也酝酿进行领导体制改革和发展党内民主。“1921年以后,在经济方面,俄共的方针是全面推行和完善以粮食税为中心的新经济政策,在政治方面则是逐渐建立和完善法制,使各部门的工作有章可循,同时加强党的建设,纯洁党的队伍,到1922年底前后,列宁更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改善国家机关,加强对党和国家机关的监督,反对官僚主义,发展文化……等一系列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上。”[1]党的十大后,列宁为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做了一定努力,曾以主要精力进行苏维埃国家政治体制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设想和措施。

　　(一)划分党政职能,实行党政分工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处理好同国家政权的关系,这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面临的现实问题。巴黎公社之所以很快失败,其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一个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领导。针对国内战争时期党政职能不清,以党代政的现象严重的情况,早在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关于党和苏维埃间相互关系》的决议就曾指出:“无论如何不应当把党组织的职能与国家机关即苏维埃的职能混淆起来,这种混淆会带来极危险的后果”,“党组织绝不应 当对苏维埃进行琐碎的监督,应当教导自己的党员:参加俄国共产党并不给予任何特权,而只是使党员担负更沉重的责任。”[2]但在实践中,党政职能不分的问题并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八大关于党政关系的决议也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落实。列宁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党同苏维埃机关之间形成了一种不正确的关系”,“一切问题都从人民委员会搬到政治局来了”。俄共(布)十一大根据列宁的提议,专门为此做出决议,明确指出:“应当明确得多地把党的日常工作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党的机构和苏维埃的机构划分开来”,“当前极重要的任务是规定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 关之间的正确分工、明确地划清两者在权力和职责方面的界限”[3]181-182。

　　(二)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改革党的组织体制

　　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特别重视执政党的建设。一方面,他主张严格入党条件,提高党员素质。“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4]76另一方面,他要求采取切实办法,把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官僚化分子和其他一切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人清洗出党。从1919年3月至1921年,先后进行了两次清党。 发扬党内民主,调动广大党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执政党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国内战争时期,整个共和国成了一个大军营,党的组织也随之军事化,实行了极端集中的体制,使党内民主受到一定的限制,由此“引起了党内危机”[3]52。在1921年党的十大上制定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决定改革党的组织体制和领导方法。其具体措施是:第一,强调党内实行工人民主制,把民主集中制的重心由集中制改为民主制。第二,要求排除干部委任制,“从上至下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的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3]54第三,建立有效的监察体制,决定建立党的监察委员会。明确规定监察委员会和党委会平行地行使职权,并向本级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监察委员有权出席本级党和政府的一切会议。第四,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未经通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并允许让党内的少数派在专门的文集和争论专页上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第五,把党的领导机关置于全党的监督之下,必须使召开党的领导机关的公开会议成为一种制度,“中央委员会要按月向党报告自己的工作”,各级党委“不仅要向上级组织,而且要向下级组织经常报告工作”,同时还要发挥党报党刊的监督作用,使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经常监督”[3]57-60。(三)改革和完善国家机关,反对官僚主义列宁认为苏维埃国家机关存在的最主要弊端是官僚主义,因此他把反对官僚主义当作改善国家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针对国家机关中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以下几项改革措施。其一,有计划有目的地把大量的优秀工人派到国家机关工作。其二,从严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密切干群关系。其三,精减已经庞大臃肿的机构,减去那些不必要的东西,清除那些为追求官位而混进国家机关的人。其四,建立个人负责制。要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实行集体领导都要明确地规定每一个人对一定事情所负的责任”[4]24。其五,整顿和改组肃反机关,明确其职能,防范他们滥用职权侵犯人民权利。其六,建立和健全苏维埃国家的监察制度。一方面注重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健全,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国家监察机关的组建及其工作的正常开展。列宁的这些改革的想法可以说都是切中时弊的,对国内战争之后的苏俄来说,不仅需要新经济政策,而且还需要新的政治体制。新的政治体制 必须体现出分权的要求,从而为经济的市场化提供保障。然而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政治体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官僚主义等弊病愈演愈烈,与经济改革的节奏很不协调。

　　二、新经济政策时期政治体制进一步集中

　　(一)在政党体制上,一党专政被强化,取消政治自由

　　在十月革命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布尔什维克党逐步实行了一党专政,但严格意义上的一党制并没有确立起来。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等党派在宣布放弃武力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后,又被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合法活动。然而,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他们的处境形势急剧恶化了,布尔什维克党把他们的存在看成是对自己的巨大威胁。“经济让步中包含的危险,要用政治上的保护措施加以抵消。”[5]因而尽管其他政党并没有直接参与喀琅施塔得叛乱,也没有号召武力推翻政府,布尔什维克党还是以他们的宣传鼓动了叛乱为名对他们进行了镇压。1922年2月,列宁专门指示司法人民委员部“加紧惩治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敌人和资产阶级代理人(特别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由革命法庭和人民法院采取最迅速、最符合革命要求的方式加以惩治”[6]424-425。同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十一大宣布,“剥夺一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集团的自由”,“俄国共产党是国内惟一合法政党”[7],这样到1922年底,一党制在苏维埃俄国就最终确立起来了。此后,“苏维埃制度成了一种没有苏维埃的共产党的制度”[8],党的专政成了不可动摇的政治准则。本应从经济的、管理的合理性角度考虑的问题现在都要看同党的专政是否相容。

　　对其他政党进行镇压和取缔,意味着在苏俄取消了政治自由。当国内外舆论均对此表示谴责时,列宁表示了坚决不妥协的态度:“在国外各种政党出版几十种日报,用世上所有的曲调来赞美政治自由,这一切都是废话、空话。我们必须善于抛弃这些东西。”[6]186到1922年上半年,原来存在的出版自由也没有了。1922年8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行政驱逐的法令》,对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和前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成员采取行政措施,有的被驱逐出国,有的被流放。社会上逐渐没有了不同声音。

　　(二)党内禁止派别存在,民主受到严格限制

　　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执政党拥有健全的体制和充分的民主就成为国家政策具有稳定性、连续性的关键。然而新经济政策实行后,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内民主不断呈萎缩之势。由于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巨大的危险,列宁认为此时特别要加强党的纪律:“我们必须记住,内部的危险在某种意义上比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的危险还要大,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团结,而且需要非常坚固的团结,为了建立这种团结,我们就非有这样一个决议不可。”[9]这样,布尔什维克就在自己的历史上首次公开禁止派别活动和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党员采取组织措施。尽管列宁指出这一措施是迫不得已的,待情况好转后就要改变,但决议很快就被神圣化了,成了党的领导人进行政治斗争的手段。

　　同时,党的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党中央的权力有向最高领导核心,直至领导核心个人集中的趋势。当时党的领导系统出现了一个不正常的顺序:即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成为最高领导核心,它领导中央全会,中央全会领导代表大会,而书记处又由原来的政治局的秘书机构一跃变成最高领导核心的“核心”。总书记在这个“核心”中又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三)苏维埃国家政权机关官僚主义严重,仍然没有摆脱旧式国家机关的残余

　　1922年底到1923年初,国家机关存在着许多弊端,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工作效率差,优秀人才缺乏等等现象。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致滥用权力和违法乱纪的现象相当严重。

　　政治体制的集权化使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失去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强力干预,使经济运行时常脱离正常轨道,不断发生危机。经济危机反过来又威胁着政权的稳定性,促使当局不断收紧经济政策。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各阶层必然提出政治上的要求,这种要求对执政党权力的垄断也构成了威胁,为了消除危险,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就是彻底取消新经济政策,使国家重新回到“战时共产主义”的轨道上去。从这个角度讲,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改革深化的需要,导致了20年代末新经济政策的终结。

　　参考文献:

　　[1]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G].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42.

　　[2]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苏联共产党代表大 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G].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571.

　　[3]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G].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4]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美]斯蒂芬·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83.

　　[6]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42卷[M].中文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7]苏联和苏俄刑事诉讼及法院和检察院组织立法史料汇编(1917-1954):上册[G].北京:法律出版社,1958:68.

　　[8][美]路易斯·费希尔.神奇的伟人———列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738.

　　[9]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41卷[M].中文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92.

　　[责任编辑:邹秀婷]·73·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的政治体制

　　作者简介:王超(1980-),女,黑龙江兰西人。研究实习员,硕士,主要从事俄罗斯政治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