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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沈阳110136)

　　摘　要: 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变迁有其特殊性,其当代的政治体制用“委任民主”、“可控民主”来界定有其合理性。目前,中国的转型是转型国家中成功的特例之一。虽然中国与俄罗斯在整体社会变迁的前提上具有同质性,但转型采取的路径不同,因而表现也有差异。中国应在汲取俄的教训及吸收自己阶段性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尝试。

　　关键词: 俄罗斯;政治制度变迁;路径选择;中国转型

　　中图分类号: D751.2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0961(2006)06-0052-04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2005180)

　　发生在俄罗斯的制度变迁,就其一般意义而言,乃是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和一党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体制的转换。政治领域的变化应该是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制度变迁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内容。俄罗斯政治制度变迁表现出了一种权威主义的现象,这一现象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即现端倪,叶利钦时代则确立了“超级总统制”,而普京建立“强有力”政府的执政理念和行为更是被视为俄罗斯国内政治向权威主义回归的重要表现。因此,有学者用“委任式民主”来评判俄罗斯当代的政治。委任民主是代议民主和权威主义的某种混合,既从前者继承了自由竞选的形式,又从后者承袭了巩固权力的非民主方式。还有学者用“可管理的民主”描述俄罗斯转型政治发展的逻辑及其演进趋势。

　　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国际政治经济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却是中国正在进行着三种转型:即从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向城市化的工业社会转型;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导向型经济转型;从一个非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家向世贸组织成员国家转型。与原苏联东欧国家不同的是,这种转型既没有带来大规模的社会混乱,也没有导致国家的解体。相反,中国的宏观经济在20世纪80~90年代的表现被认为是“这一地区鲜有的亮点之一”。中国的顺利转型和经济的强劲增长,不仅是旨在对内在制度的改革和调整以实现“正常市场”或“标准市场”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自然结果,而且是一种独特的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尽管这一过程并不具有明确并连贯的目标、发展顺序和节奏,但却有着缜密的制度设计,或者说有着某种程度的制度改革。

　　一、中国与俄罗斯在制度变迁出发点上具有相同的内在规定性

　　首先,苏联的一党制和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都具有经济与政治集中管理的权力格局,从结构上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如果说权力与利益格局的转换是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中最为关键的问题,那么,苏联与中国的制度转型无疑具有相似的背景。

　　其次,从社会转型的目标来说,无论是戈尔巴乔夫式的对民主化发展前景的内在需求与主观推动,还是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与人民群众对民主化目标的普遍吁求,客观上都构成两国民主化进程的目标模式。虽然目标意向的主观性并不能证明复杂多样的实质进程的客观同一性,但是从上而下来自广泛阶层普遍的政治民主化意向与实际行动,无疑对转型的实际进程形成了政治约束,这在俄、中的民主化进程中都有非常鲜明的体现。

　　第三,从转型的具体内容而言,转型基本上包含了经济自由化(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政治民主化(中国的党内民主、乡村基层自治组织选举改革)以及对外开放(加入世贸组织或准备加入世贸组织)的制度变迁及相应的社会转型。

　　第四,从转型的方式来看,俄罗斯的经济政治与社会转型基本上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不像以前,民主化进程或经济制度变更(比如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制度更替与转型)相当大程度上都是在战争与暴力的推动下进行的。而中国的经济与社会转型同样以“渐进式”改革为主要方式。

　　第五,就转型的动因而言,俄罗斯出现的社会经济政治趋势表明,这一场大转型是在所难免的。原因有几个方面:(1)威权体制的合法性问题日益加深。(2)20世纪60年代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经济成长。这种成长在许多国家大大地扩展了城市的中产阶级。(3)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会的活动和信条表现出惊人的变化,国家教会从现状的维护者变成威权主义的反对者和改革的拥护者。(4)外部行动者在政治上的变化,包括20世纪60年代末欧共体对扩展其成员态度上的变化、美国的政策自1974年起开始转向促进其他国家的人权和民主化、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末为维持苏维埃帝国对苏联政策所做的戏剧性变革等。(5)“滚雪球”或示范效应[1]。

　　亨廷顿所指出的并非一定是原苏联体制与社会变迁的广泛动因。然而,亨廷顿上述论述中关于威权主义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普遍陷于合法性危机的观点,显然具有重要意义。比如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进入危机状态,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也未能摆脱;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下,传统的政治经济管理模式的合法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个短时期中也未能立即摆脱这种危机状态。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执政时的晚期苏联与“文革”后最初阶段的中国可以列入威权主义国家范畴[2]。这种观点为进行上述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进行思考与分析的前提。

　　第六,就转型的深层背景而言,需要提出的是发生在苏联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过程是一次几乎同步地发生于非欧美国家(除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之外的)、非西方文明地区的现代化过程。强势的西方文明、工业国家与处于边缘、半边缘状态的转型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发展理念、权力结构、实力差距、外部环境等诸方面的张力,使得这一次转型进程既具有某种相似性,但又大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现代化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转型:首先,以“文明的冲突”、“历史的终结”诸如此类的强势意识形态君临天下的咄咄逼人的气势为以往所罕见;其次,挟全球化之便利所形成并扩大中的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发展水平的整体差异已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再次,在本次转型过程中形成并进而又对转型过程反施影响的当今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的超强国际地位是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现象;最后,“华盛顿共识”之类的政策理念在原苏联广泛推行之后所激起的争论和产生的后果具有普遍性的影响。上述势态与趋势对于构成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发生于苏联与中国的转型的关联性无疑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上述几个方面从转型所内含的结构性变化、目标模式、具体内容与方式、内在动因以及转型作为现代化过程的深层背景等不同方面初步显示出,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原苏联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与中国的转型初衷具有同质性。

　　二、俄罗斯政治制度变迁与中国转型路径表现的差异性

　　第一,在制度变迁中,与政治转型紧密相联的是经济转轨。

　　通常认为的“民主政治”有利于推进市场化,同时市场化改革也有助于稳定民主政治的理论在俄罗斯转型过程中并不适用。虽然经济改革的确加强了倾向于民主政治的某种力量,私有部门的 崛起导致了利益格局的多样性,但是在转型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动荡与社会分化也往往会激发起社会的不安定与反民主因素。近年来,俄罗斯政商关系的紧张和重新中央集权化的出现,就反映了这一问题。亨廷顿认为,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并非呈线性的直接的相互关系,经济发展所提供的新的更加多样复杂和相互依赖的经济对于威权主义政权来说是难以驾驭的;同时,经济成长所造成的中产阶级的崛起是政治民主化与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主要动力。尽管对原苏联地区是否存在中产阶级仍有争议,但是,一个经济条件较为殷实、知识素养较高并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仍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对于改革制度弊端以推动民主与开放显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库尔·奥尔森在其《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一书中指出:“应该实行比较自由的贸易政策,并允许生产要素和企业毫无阻碍地自由流动。”[3]自由贸易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需要改革现行的经济体制和贸易规则,这里最根本的就是经济体制问题,因为经济体制涉及政治体制的结构。如果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能有所突破,经济体制的改革仍无从谈起。因此,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应从建立能使生产要素和企业毫无阻碍地自由流动的机制,公有制或者说国家垄断逐步放开其他经济制度准入,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才能稳步前进。

　　第二,在制度变迁中,渐进式与激进式又是各自不同的转型路径。

学者们对俄罗斯转型过程所发生的问题进行考察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对转型范式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转换。俄罗斯采用的是激进式“休克疗法”进行改革,其实质是希望通过与苏联的历史一刀两断获得其政治的合法性。但现实上并未达到这一目的,改革所经历的路径正好与其背道而驰。自由派人士斯蒂格利茨、“休克疗法”的主要倡导者杰弗里·萨克斯和对转型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等人都公开地、程度不等地承认当年激进转型中确实发生过错误。因此,转型过程可以是在各国具体条件下按照各自方式、速率和政策组合来推进转型,而不必机械地照搬以新自由主义为灵魂的“华盛顿共识”这个政策导向模式。

与此同时,中国的稳定与崛起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中国按照自己的国情,推行稳健的转型战略,运用渐进式的转型路径取得改革的阶段性成功,其意义超出了一般经济业绩所蕴含的物质性意义。

　　第三,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是否相容的问题。

　　因此,在“移植制 度”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关联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政治制度是选择采借的还是培育生长的?自人类历史进入全球化时期后,选择、采借和移植制度的问题,就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俄罗斯国内政治的演变历程,尽管从总的发展脉络来看,表现为一个以西方政治模式取代苏联传统政治模式的过程,但在俄罗斯传统的政治文化和特定的历史发展水平背景下,这个过程表现出相当大的复杂性,西方化与本土化、现代性与传统性,既相互融合、共生,又相互拒斥、博弈。政治文化传统几近恒久的特征一直对俄罗斯的政治 发展进程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而俄罗斯在转型时期政治上的失范和无序状态又对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向传统的进一步偏转和回归起了推动作用。因此,俄罗斯的政治转型表现出了一种权威主义的现象。这种趋势某种程度上正是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政治领域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的产物。俄罗斯的制度转型始于1985—1991年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这是从苏联时期一党执政、党政一体、议行合一等为特征的传统政治模式向西方式的多党政治、议会民主、权力制衡、自由选举等为特征的政治模式的转变阶段。因此,当旧的、以苏共一党专政为主要特征的政治体制瓦解后,朝着以分权与制衡为基本特征、同时又具有行政效率及能力的新的政治制度的转型一直步履维艰。当前,俄罗斯制度变迁的原则是民主原则+市场经济+俄罗斯现实。在此指导下,俄罗斯的制度选择是:在坚持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政治上走具有权威主义色彩的发展道路,经济上走充分发挥国家作用的社会市场经济道路。这是一条既不盲目信奉自由主义,也不重新推行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这是在坚持现存的根本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政治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完善并巩固新制度的一种现实主义选择。中国在转型过程中,不简单地照搬西方模式,力求构建符合自己文明与历史条件的民主政治。当然,任何制度的创制,都是一种既定于社会现实条件下的“有限”创造行为。同时,制度的变迁、选择、设计、创新有着一种“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的特性。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必须顾及到文化传统、信仰体系等这些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总之,从俄罗斯与中国转型的比较中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非欧美文明背景的国家经过制度变迁能够成长为欧美型市场经济与民主国家的这一简单论断是缺乏根据的。体制转型过程要远比任何非社会系统的输入或输出复杂得多,更多地关注模式选择与本土环境的互动与相互适应也许才是体制转型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结论:中国转型是功能性制度设计的过程

　　首先,政治制度变迁应结合本国国情进行,外国先进的经验搬到本国并非都能取得理想的效果。从中国转型的简短历史以及对在这种转型过程中本土环境的约束条件和国外制度的经验所具有的关联性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渐进式转型既非完全通过国内制度调整来适应国际力量,也非事先有着非常缜密的制度设计、完全是国内制度设计所致,而是更贴近于“摸着石头过河”。

　　其次,政治制度变迁应当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即使制度变迁是根本性的改造,也不应将过去的经验全盘否定。中国的制度变迁路径选择应认真总结历史上适合自己国情的优秀经验,在现有基础上稳步推行,将改革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化。再次,政治制度变迁应做到全面、协调进行,避免片面性。政治制度变迁是社会全面变革的一部分,应结合社会变革的步伐协调推进。制度变迁应精心设计、统筹兼顾、全面安排,防止片面性和顾此失彼。改革应结合现有经济、财政水平进行,不应过分超前。制度变迁并不是单纯靠制度设计和命令、措施所能完成的,它需要实在的经济条件。中国的制度变迁也应看到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基本国情,有步骤、重成效地稳步组织和实施,防止盲目冒进。

　　党和政府作为制度变迁的主体,对于制度供给有着极大的影响。具体地说,它对于转型为何种形式的制度形式以及何时转型该制度形式都有着最后的决策权。虽然中国目前政治制度的演进是初步的,但只要沿着民主政治实践这一初始的制度路径,通过党、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终将会形成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依赖。当然,这一过程是渐进的、长期的政治制度变迁是一个要求全体人民参与的进程,也是一个对整个社会进行调控的政治。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中国这样的超大社会,严格地说世界上没有现存的模式可供选择,一定要在自己的社会文化中发展出一种模式。不仅是体制的设置,而且主要的是操作性的安排。中国政治体制模式的形成是一个过程,而且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4]。

　　参考文献:

　　[1][美]S.亨廷顿.第三波[M].上海:三联书店,1998:54.

　　[2]Russell Bova.Political Dymanics of the Post-CommunistTransition: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World Politics,1992,(10).

　　[3]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65.

　　[4]王沪宁.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J].望,1994,(20).

Political System changes in Russia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in China

XIE Xiao-guan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iaoning University,Jilin 110136,China)[Abstract] The change of Russian political system has its peculiarity;it is reasonable to delimit its modern political system as“mandateddemocracy”and“controllable democracy”.At present,China’s transition is a special example among the successful transited countries.Although China and Russia share the same property under the precondition of total social change, they move on different roads of transi-tion and have a different expression.China should make a newtry on the basis of learning Russia’s lessons and taking in its own success-ful staged experience.[Key words] Russia;change of political system;choice of roads;China’s transition

　　[责任编辑:张　梅]

　　作者简介:谢晓光(1972-),男,辽宁沈阳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