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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黑龙江哈尔滨150018)

　　[摘　要]   40余年的苏联经济改革历程中,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为引人注目。他的“加速战略”未能改善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而原苏联短缺性生产危机反而愈演愈烈。这是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失败的机理。

　　[关键词]   加速战略;新制度经济学;戈尔巴乔夫

　　[中图分类号]   K51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961(2006)04-0080-03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经济改革问题受到了国内外学者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这不仅是因为他以“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改革理论和思想为基础,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采取了一些有别于先前的“大刀阔斧”的举措,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苏联在戈氏执政期间解体。

　　戈氏的改革无疑是失败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在这方面有丰富和卓越的研究成果,简单梳理后发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探讨戈尔巴乔夫对改革失败和苏联解体应承担的责任,其二是剖析改革失败的原因。但这些论述大多集中在宏观层面,本文尝试从微观企业层面解析“加速战略”,并试图证明“加速战略”未能改善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而原苏联短缺性生产危机反而愈演愈烈,这是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失败的机理。

　　一、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概观

　　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多次强调要对苏联现行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并陆续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和措施。这一时期的改革以1988年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1]。第一阶段的核心是1985年推出的“加速社会与经济发展”战略。实现“加速战略”的手段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集约化(后来又加入了“民主化”、“公开性”等内容),而要实现“加速战略”目标,根本出路则是彻底而非局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但仍旨在“完善社会主义”。与“加速战略”相适应,1987年戈氏推出了一套改革方案:改变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之成为具有经济独立性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改变集中管理的职能和方法,运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进行经济管理结构的改革,明确划分职能、权力和责任,寻找集中管理和下级自主经营的最佳结合点,推动企业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制和自筹资金制以及宏观领域的经济体制改革。“加速战略”执行的情况很不理想:加速科技进步和生产集约化没有出现预期的转折;新建和改造的企业新技术设备不多,继续生产大量过时的、无人用的机器设备;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同样继续呈下降的趋势。

　　“加速战略”受挫之后,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经济改革受阻的原因不在经济体制,而在于政治体制。他用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改革来为经济改革开道。最后,在“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旗帜下,苏联解体。

　　二、“加速战略”失败的原因

　　在探讨“加速战略”失败的原因之前,首先来了解后苏联时期的经济以及经济体制的特点是必要的。

　　(一)苏联时期的价值消耗型企业[2]

　　所谓价值消耗,是指产品的市场价格低于生产投入要素的价格。在苏联时期,计划制定、经济结算中并非没有生产成本的概念,但却不是经济学上的成本概念。决策无需考虑机会成本以及任意定价[3],实际上掩盖了企业的真实市场活力。后苏联时期,由于外部自由化引发的相对价格变动,许多在苏联时期一度创造价值的企业成为价值消耗者。

　　价值消耗型的生产若能够长期存在显然需要以下条件。首先,经济主体不需要对支付实际生产成本承担责任;其次,价值从别的活动中转移过来支持这一活动。第一个条件由于企业经理只负责实施计划,不负责抵消真正的成本而自动满足。第二个条件可以由苏联的定价体制予以满足。在苏联经济中,一方面投入的原材料仅考虑了其获取的经营成本,忽略了租金的存在,因而定价偏低;另一方面由于不收利息,资本的使用者也实际上得到了补贴;再则,苏联体制还对资源用于重工业还是轻工业给予不同的待遇。总之,生产成本的计算是不完全的,少报了成本而多报了产出。这种价值消耗型的生产原先只是被掩盖了,但在戈尔巴乔夫进行市场化改革、向世界价格看齐的过程中被暴露出来,大量企业成了价值消耗型企业。

　　(二)苏联时期的非正式制度

　　有一种观点认为,戈氏的失败源于其在新的制度建立之前匆忙对旧制度进行了无情的破坏,混乱产生于制度的真空。这显然是一种解释,但仍然存在可供选择的另一种表述。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并不是人类理性的直接对象,而是个人有限理性行为的意外社会结果。诺斯认为,许多非正式规则有着深层次的文化习惯背景,尽管一些非正式的规则可能随正式制度的大规模改变而改变,但同时也存在许多生存能力非常顽强的非正式规则。

　　非正式的机制限制对理解俄的发展至关重要。美籍南斯拉夫比较经济学家希维特(Hewett)认为,非正式的机制在苏联体制中有着相当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非正式的机制增加了苏联体制的灵活性。众所周知,苏联经济是一种过于中央集权和呆板地组织起来的经济,官僚组织的特点 决定了整个体制普遍缺乏灵活性。这种正式的计划体制还不能应对一种复杂经济的种种经济问题。大量的经济决策往往是依据一些非正式规则进行,通过非正式协商形成的。协商的结果反映了参与政策博弈过程的个人的利益,这种博弈过程常常无法置于正式规则的监督之下[4]。这也不可避免地造成腐败的制度化。另一方面,在高度扭曲的中央计划体制下,供给不足是经济生活的常态,企业经理们不得不发展同官员的非正常关系来获得稀缺资源以确保生存。到了80年代苏联的晚期,由于戈氏的政经改革进一步削弱了正式制度的效率,非正式机制的重要性得到加强。

　　 (三)“加速战略”的改革理念

　　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苏联的改革实践持续了40余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宏观经济效率不断下滑和微观经济活力不断丧失,这是苏联持续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重要原因[5]。微观经济主体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是企业,经济改革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企业,破除束缚企业的种种桎梏,释放企业的活力成为所有改革措施的目标指向,“加速战略”也不例外。这点显而易见,有了生机勃勃的企业,经济体制的非效率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因此,用经济学的眼光来审视改革,经济改革的中心理念就是通过预算约束来影响企业行为,市场改革的目标是确立企业成本核算的底线;迫使企业增加收入达到限制预算的目的。预算约束可以充分反映企业行为的特点,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司将以适当的方式对预算约束做出反应,要么降低成本,要么增加收入。

　　企业可用几种方式来减轻预算约束的压力。首先,它可以提高效率,从一定投入中获得更多的产出。其次,企业可以通过改善营销来增加销售额。另外,它还可以通过借贷或者减少投入要素的数量或者放弃投资来实现。总之,如果企业能够自我改造,提高自身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它就能减轻预算约束。当然,这也是改革者所期望的。(四)改革失败的机理分析减少补贴能够强化预算约束。补贴制度是苏联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它使得企业无需考虑成本。纵观“加速战略”的各项政策和措施,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剑实实在在地砍向补贴制度,并从各方面来强化预算约束,迫使企业采用市场的方法去适应预算约束的要求。事实上,戈氏的改革事与愿违。

　　问题在于,进行预算硬化的经济改革是以这样的假设为前提的,即获取利润是企业生存的惟一途径。这种政策的逻辑是,改革对不同的企业的冲击是不同的,较强的企业受到的冲击会较小,而效率低下的企业要么改善自身、要么被淘汰。 但显然,苏联的改革并非一维的,企业还有更大的选择集,那就是投资于非正式规则和非正常关系。正如前面所述,非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常的关系是苏联体制内生的,在戈尔巴乔夫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的时候,正式制度受到严重侵蚀,但这些非正式的规则和关系却毫发无损,反而变得重要起来。非正常的关系被资本化,关系资本的储备有助于企业的生存。于是,企业的策略将视提高自身效率与增加关系资本两方面进行投资所获取的相对收益而决定。但企业利用关系资本来规避预算约束的能力的大小,有赖于其他企业使用的策略。关系资本使用的增加会导致经济体透明度的降低,这反而会降低利用关系资本的成本,提高投资关系资本的收益;反之也亦然。显然前一种情况更符合苏联经济实际情况。当越来越多的企业按照非正式规则行事的时候,那些效率高的、企图依靠市场的企业反而会付出巨大成本。于是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加速战略”事实上打击了高效率的企业,效率低下的企业反而得到了保护。至此,我们只是论证了低效率企业生存下来的可能性,能否生存还有赖于企业经理是否存在保存这类企业的激励。我们知道,在苏联时期,个人关系、社会关系和影响力对体制的运行度有重要价值。这些关系能够增强经理完成计划的能力。在苏联改革后期,经济改革削弱了计划力量,扩大了经理们的自主权,昔日的关系就被私有化了,也即经理能够侵占他们培育起来的关系的收益———租金。若这些租金不能够完全被兑换成现金,那么,为了占有这些租金,维持这些低效率企业的运转就成为最优选择。而企业的职工为了不让企业倒闭而失业,默许经理的行为也是最好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经理会千方百计地运用关系,使得没有市场前景的企业继续生存的原因了。最后,再看看构成非正式关系的另一个群体———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由于供应短缺和经济决策权的集中式计划经济的两大基本特征,也是官僚利益的源泉。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认为:官员———从前的计划者,现在的“改革实施者”没有激励来推动市场化,相反有全部理由保证正的过量需求,这能够增加计划者的权力并为他们带来大量有形、无形的利益。

　　三、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非正式制度和规则内生于苏联的经济体制,这些非正式制度和规则在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到了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严重侵蚀了原有的正式制度,新的正式制度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反而更加提升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改革不再是一元的,也即简单的强化企业预算约束的改革措施已不能实现改革的初衷,因为非正式的制度的存在使得低效率的企业可以规避预算约束。因此,“加速战略”的实施非但没能激发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反而事实上打击了效率更高的企业,促进生产的改革初衷就此落空。企业经理们在利益动机下,通过关系私有化大量侵吞关系租金,并竭力维持没有市场前景的企业的运行。政府官员在利益动机下并未成为改革的推动者。在这样的形势下,戈氏的以“加速战略”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宣告失败。

[参考文献]

　　[1]吴恩远.论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J].中国社会科学,2000,(5).

　　[2]Clifford G.Gaddy and Barry W.Ickes. Russia’s VirtualEconomy[J].M.Foreign Affairs,vol.77,no.5,1998.

　　[3]Ericson,Richard E.The Classical Soviet-type Economy:Na-ture of the System and Implications for Reform[J].J.Journal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5.No.4,1991.

　　[4]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5]徐坡岭.俄罗斯经济转型轨迹研究:论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经济政治过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初　祥]

　　[作者简介]梅国柱(1978-),男,江苏东台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